西安记忆｜郭琦口述史：一个大学校长的反思（连载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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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琦晚年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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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曾先后主政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受到两校师生的爱戴。在去世前一年（1989年），留下一千两百七十分钟的口述史录音，最近由其外孙郭彤彤整理成书。《郭琦口述史》分上下两篇，上篇《琐记》回顾了他的童年和革命历程，下篇《大学》回顾和反思了他在大学当领导的经历。经郭彤彤先生授权，辛庄课堂公号摘录下篇的部分内容发表，以飨读者。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

争取全国发言权

　　我认为办任何一个学校，就要使这个学校的师生凝聚起来。对一所大学来说，靠啥子凝聚呢？我想应该是科研。科研很重要，学校的科研工作起来了，自然就有凝聚力了。

　　学校的科研说到底就是大家的一个目标，是个共同的目标，它从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凝聚力的作用。

　　我到师大去的时候，一个什么问题呢？大家没有信心。当然，应该指出来，我到师大去是五七年，学校成立四、五年了，当时刘泽如、李绵已经把学校的一个基础打了下来。教师队伍，系科布局，还有就是基建那些，基本上初具规模。但是这个时候的师大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没有信心。

　　师大不重视学术工作。师大要办好不容易，一个新的学校，老师里面信心不足，这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我当时就提出来师大要争取全国的发言权。师大的科研要搞上去，在全国有发言权，把陕西师大办成一个全国有名的大学。

　　有地位了，那么学校的凝聚力也自然起来了。

　　今天看来，这个目标基本达到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当然不是我个人的努力，是师生们的努力。

　　我觉得我当时提出来争取全国发言权，是给学校定了一个奋斗方向，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根据师大当时的情况，我和王荣、赵守一先沟通了，我说，我到学校工作，我不能满足于当秦穆公，不能满足于面向西方。学校没有必要面对西方“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西方有啥？青海？宁夏？新疆？没有啥大学嘛。兰州倒是有个西北师院，确实比师大（西安师院）还要强一些。但师大主要还是要面对东方，出潼关，上北京，争取全国发言权。师大把目标定到东方，兰州的西北师院自然也就比它强了。

　　前年我有一次和王荣说起我刚到师大工作的事，他还批评我，说我也“左”，提“出潼关，上北京”，也属头脑发热，当然，这里头有“左”的东西，我赶潮流，要把师院搞成共主义大学。反思王荣话，我觉得他说的不无道理，还是他了解我，老朋友了。我的这个目标里，有“左”的成分。但是把师大办成一个第一流的知名的学校，我认为不“左”，就是大家力争全国的发言权。

　　什么叫全国发言权？就是师大的科研成果要有全国水平，国外人知道，国内人知道，这就是争取全国的发言权。

　　我开玩笑，给学校的教师们讲，咱们的科研不能争取联合教室的发言权，联合教室的发言权那容易。联合教室是当时师大开大会、作学术报告的地方。我的意思是指不能只满足在学校圈圈里的发言权。

　　我认为这个口号或者叫目标提出来之后，对学校的教师、干部还是起到了鼓舞、激励的作用。

　　其时，师大的科研，实际上只有几个人出东西，聂树人、郑哲民、王廷正、刘胤汉、史念海、霍松林，中年以高海夫为代表，马家骏、刘学林，还有孙达人，何清谷、牛致功他们在1960年代的时候，还都是年轻人。

　　说起来，出科研成果的也就这几个人。孙达人1960年代有几篇文章，特别是他的那个《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在《光明日报》上发了，很有些名气，毛主席同意他的观点。中年？霍松林也算是吧，比较突出，我来的那一年，他出版了两本书，后来我感觉他年年都有专著问世，论文也有，很刻苦，刻苦就出成果，我去外地开会，碰到何其芳，他就问我霍松林的情况，评价还高。高海夫也有文章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有一定的影响，外校的不少人知道高海夫，西南师院吴宓来，我和高元白请他吃烧鸡喝丹凤葡萄酒。那时候是三年困难时期，很高级的招待了，陈梦家来师大讲课，也是这个水平，两荤一素，很高级的招待了。吃饭的时候，吴宓就给我讲他看到高海夫的文章，认为不错，推荐给我看。马家俊的苏俄文学也有起色，《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万卡>》我读过，印象蛮深，1965年我到北京开会，遇到西南师范的方敬见我，还给我推荐马家骏，讲他有关陕南民歌的文章，夸说好。寇效信的《论风骨》我印象也深，但他当时文章少，好像就这一篇。真正老教师里，科研成果能站得住脚，经得起时间沉淀，在全国产生大影响的还是属史念海，1963他的《河山集一集》三联出版社出了。

　　我认为，我1957年到师大，截至1966年被打到之后，近十年，虽然一直还没有大的科研成果，但是经过积累，进入八十年代，老教师里的史念海、霍松林，当时年轻的教师，大的科研成果都陆续的出来了，包括当时年轻的刘学林都出了不少有分量的东西。他的那个《文言虚词辞典》分量不轻。前两年刘学林搞《十三经辞典》，大工程，现在还在进行着。何清谷、牛致功的专著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也是有目共睹。

　　总归，我认为学校里面如果不重视学术水平，科研水平的话，那就行不通。在全国势必没有地位，你这个学校里的人呀，就是灰溜溜的。要压任务，要给大家压任务，要求学校争取全国发言权。

恢复西大的青春期

　　而我到了西大，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西大是个老校，都知道师大就是西大的师范学院分出去的嘛。西大曾经在全国有名，必须看到它有一个黄金时代——西北联大。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就是原来的北洋大学，三所高等学校迁到西安，组成临时大学。太原失陷后，又迁往陕南。不久，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7月，西北联大改称为国立西北大学。后来师范学院和医学院又相继分别独立为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抗战胜利后，迁回西安，西北师范学院部分师生返回北平复校，称北平师范学院，再后恢复北平师范大学校名。

　　西北联大的牌子硬是厉害啊。为啥呢？当时，全国的精华大部分集中到西南联大，再一部分人集中在成都，一个昆明，一个成都，还有一个就是西北联大了。这三块是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心。至于安徽那些地方虽然也有些敌后，浙江也有敌后，实际上都迁到西部了。

　　但是呢，等到我去西大的这个时候，西大不行了，它遇到一个客观问题：原来，也可以说1960年之前，1949年之后，西大在全国的地位还算可以，还是全国的部属重点大学，1960年教育部对全国部署重点大学进行调整，西北大学下调为省属大学。如此以来，很多新学校就发展起来了。例如当时比西大落后的学校，像兰州大学不如西大；吉林大学，开始也不如西大；还有山东大学，从历史上来看，它也不一定比西北大学强。但是，后来这些学校都赶上去了，超过西大了。

　　那么我们是个老校，不是有没有信心的问题了，而是紧迫感，忧患意识的问题。

　　我当时讲，我们西大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我们要看到当时西北联大在全中国的地位和今天西北大学在全国的地位，两相比较，现在的西大在全国地位，和它应有的地位是不是相适应？

　　我当时提出来，西大必须要再来一个少年西大、青春西大，恢复它的青春时期。这是解决一个紧迫感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西大就要被淘汰。

　　拿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恢复西大的青春，就是西大首先是如何发扬像西北联大那时候在全国的作用。

　　当然啰，就我个人来说，在西大和师大应该说是两个时代了，相隔二十年。我初到师大是1957年，我四十岁，我到师大是一个历史的偶然性，本来我从中宣部调回陕西，是说好去西大，在回陕西的火车上，我碰到当时西大的副教务长梅一芹，他一见我，说这么巧呀，学校都传开了，说你要到西大来。我是1956年10月回到陕西，在雍村招待所住了小半年，一直都等待着组织上分配具体的工作，定不下来，是去西大，还是去师院，最后觉得师大的人事好处理一些，才决定去的师大。但是呢，到1963年又决定我到西大去，当时主要是我不愿意，和赵守一谈了，觉得在师大工作起来还顺手，没有去。终于到了1977年给我重新分配工作，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去西大。先是章泽和我谈，后来李瑞山（注：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和我谈，我讲了我的意思，不太愿意到西大。我给他俩表示，我留在师大也好，在历史系或者中文系当教师，搞点自己的东西。

　　章泽说我有情绪。我说我没有情绪。

　　其实我不想出来工作，也是个真实的想法，1969年之后我被宣布解放后，七八年时间，也没有个啥事情，在师大中文系、泾阳农场有点工作，给师大学报看看稿子，剩下多数的时间，我看了些书，还是想着以后把精力放在学问上，我给张安民说，工作干的越多，挨整越多。

　　我主要是考虑西大太复杂，都知道西大的摊子太烂，这不是什么秘密。真的到西大工作起来，我能预计到不好搞。但最终组织上还是决定了，我也就来了，这时候我六十岁，和我当年去师大整整相差二十年。

　　我到西大，是以工作组组长的身份去了，搞清查，看看情况。一去我就发现，西大的干部和教师很满足于现状。谈不上有没有自信，表露出来的就是对西大的现状大家还满意。我认为这就是个问题。你西大的教师、干部有啥子满意的？大家好像很满足于现状，不知道满足当时那个现状，就会被淘汰了。和师大比，来个对抗赛，可能单打，比如说名教授这些，西大还能有点优势，但团体赛，恐怕连师大也比过了嘛。所以我来了不久，在座谈会上说，西大不是要争取全国发言权的问题，而是西大要恢复西北联大那种在全国高等学校的地位的问题。

　　我提的西大恢复西北联大这种地位的话之后，西大有些教师、干部说我胡搞。甚至在党委里面，还有人讲我这个功利心太重，咱们是社会主义大学，西北联大是啥？国民党的大学。当然这些同志算不上给我扣帽子，是开玩笑吧，说我跑到西大来复辟资产阶级办学方向了。西北大学好好一个社会主义大学，要让我搞乱了。

　　但既然组织上派我来西大，工作我还得做下去，有些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都姑且留存吧。

　　我抓西大的工作，先是强调了一下学报。

　　我认为，学报是一个学校的窗口，是科研水平的展现。人们了解你，首先第一步是通过学报来了解，最直接了解你这个学校的水平。所以学报我是亲自抓的。师大的时候，我四十岁，精力也好，还有当时的科研成果也不多，所以，基本上老师们的科研成果我都看。像朱宝昌的翻译我全部都看了，甚至江弘基搞的鲁迅语录我都全看了。1958年到1963年，我做《人文杂志》主编，杂志编辑部移设到师大，作为师大的学报，稿子我每期都认真地看，我认为学报必须抓，科研成果要通过学报争取扩大到全国去，按今天的说法，是提高知名度。

　　我觉得，到了西大以后呢，对学报，比在师大的时候，就更进一步了。通过学报，做了一些事情，后面我专门谈学报和唐代文学学会的事情。

文科发挥地理优势靠“土特产”

　　在西大，我对科研的布局是这样考虑的。全国的重点大学已经有许多了，我们如果全面地拼，就人才全面的数量、质量要和全国性的一些大学，比方北大、清华，或者是复旦、北师大这一批大学拼，根本不可能，没有优势，西大弱得很。

　　那么，到底我们抓什么？

　　就是要找一个人无我有的“土特产”，就是这个研究只有我这儿可以发挥优势，要抓这样一个突破口。

　　文科我考虑当时是这样来提，就是文科怎么发挥地理优势。

　　地理优势是什么？

　　秦汉史研究，全国学者向往的地方是西安，是陕西，那么西大是不是应该发挥一下？

　　其实秦汉史研究方面，我们的力量在全国并不是很强，老的有陈直，中年里林剑明，更年轻的还没有培养出来。林剑明当时倒是招了几个研究生，但那也要假以时日。这些是困难。但是困难并不可怕，我们还有优势，是北京、上海比不了的优势，我们可以办到独此一家，你别人不可能占了西安的研究地理之利。所以我提出来是不是在秦汉、隋唐的研究上下些功夫。

　　当时西大的力量不够，力量不够，就西大、师大两个学校合作，分别成立了三个全国性学会：

　　一个是秦汉史学会。

　　一个是唐史学会。

　　一个是唐代文学学会。

　　你要研究秦汉史那只能在西安。

　　唐代社会是封建社会最兴旺的时候，唐十八陵都在西安，博物馆、书法家的精华，颜、柳、欧、褚诸家都在西安。

　　这样一来，就把全国这方面的老一辈精华人物都请到了西安来。

　　比如唐代文学学会成立的时候，哪个来了？那个权威萧涤非来了，是最老的了。施存蛰也来了，是不是年龄最大，我记得他和萧涤非年龄差不多吧。萧涤非最后被选为唐代文学学会会长。

　　唐史学会成立，武汉大学唐长孺来了。

　　秦汉史学会呢？因为当时西大老的一批不多了，社科院历史所来了些人。

　　最后大家决定把秦汉史的办事机构设在西安。

　　这样，三个学会一创立，就给学校压了任务，既然摆在这，你就必须从培养研究生开始，来走出自己的特点。通过学会组织，提高了西大和师大的知名度，而且，可以交流经验，这对提高我们师资队伍，鼓舞我们士气有好处。

　　当时，张岂之是历史系主任，如何发挥陕西历史研究的优势，我们历史研究走什么路，他提出应该跟考古结合起来，这样就走出了个新路子。

　　因为，其一，陕西有丰富的考古文物资料；

　　其二，陕西有一支队伍，一支强大的考古队伍。地方考古队伍西安最强，特别是西北大学有考古专业，这里有最老的秦汉史专家。

　　这样，历史研究就不会一般化了。

　　这个思路，包括后来所取得的成绩是张岂之的，张岂之还是很有一套办法。

　　秦汉史研究培养了几个研究生，周天游是当时的研究生，前两年他出了一本《八家后汉书辑注》，我翻了翻，很扎实，他在学术界还有影响，其他几个秦汉史的研究生，这几年也都有成果出来，在学术界产生了些影响，我看呀，这几个人以后在秦汉史研究领域还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总归秦汉史学会的成了，给西大的历史研究，蹚出了一条路子，是自己的路子。

　　唐史学会、唐代文学学会在西安成立后，学校里面培养了一批研究生，有几个研究生，还是以前师大1960年代毕业来的，考上了西大。他们都走出了自己的路子。这几个年轻人的成绩，在全国都是走在了前头，也很有影响。

教学面要宽，科研题目要窄

　　我对科研有个指导思想，在大学里教书，基础一定要宽，教学面也要宽，什么课都能上。但是，在搞科研方面，一定要窄，题目一定要窄，要在这个议题，这个领域，这个人的研究上，搞好多年，成为一个专家。

　　当时，我请安旗来西大，反对她来的人也不少，我给大家做工作，介绍安旗。现在看来请她到西大，是正确的。安旗肯下功夫，也智慧，能力也强。

　　还有个韩理洲，年轻人，以前师大毕业的。他跑来找我，我叫他研究陈子昂，说你要把陈子昂研究好了，你就成为了全国研究陈子昂的权威，你可以搞陈子昂年谱、陈子昂评传、陈子昂诗的注释，把陈子昂的研究综合起来，搞几年，搞下去，不要转向。

　　过了几年之后，韩理洲告诉我，说其他地方研究陈子昂的人来信，认为他是个老先生。

　　我说你研究题目不能太多，不要今天打一枪，明天打一枪，就把这个问题搞透。

　　唐史学会，唐代文学学会，这几个研究生都不错，阎琦、李云逸，他们在学术上的成果都还有成绩。

　　秦汉史研究学会，结合考古，结合考古新发现，结合当时的文化，结合当时的一些生产，开拓一些新的课题，不停留在现有的史学当中。所以，研究生一搞起来了，我就提出了天时地利，地灵人杰，利用地灵地利，利用你的“土特产”的优势，利用这个地方特色来培养人，人自然可以培养出来，这才能争取到全国的发言权，不然人云亦云，你要跟上海、跟北京比，拼不过人家。我们用什么来拼？发挥我们地方优势，这是西大科研方面，我去了之后的一个思路。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1957年3月，任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60年，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陕西师范大学，他仍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主持学校工作。"文革"中遭受迫害。1977年夏，被派来到西北大学，1978年6月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3月辞去校长职务专任党委书记(1978.6-1984.7.19)，1983年12月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兼任陕西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国唐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共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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