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郭琦口述史：一个大学校长的反思（连载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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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琦晚年生活照

编

者

按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曾先后主政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受到两校师生的爱戴。在去世前一年（1989年），留下一千两百七十分钟的口述史录音，最近由其外孙郭彤彤整理成书。《郭琦口述史》分上下两篇，上篇《琐记》回顾了他的童年和革命历程，下篇《大学》回顾和反思了他在大学当领导的经历。经郭彤彤先生授权，辛庄课堂公号摘录下篇的部分内容发表，以飨读者。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

毛主席语录进课堂

　　再一个就是毛主席语录进课堂的问题。当时我也是抵制了的。

　　现在来看，当时在学校提出语录进课堂，极端的形式主义，极“左”至极。　　1965年《解放军报》接连发表突出政治社论的同时，又早在此前头版报眼处，每天刊登一条毛主席语录，此举一出，全国的报纸均起而效之。毛主席语录俨然成了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无处不在。在此形势下，学校里毛主席语录进课堂已是顺理成章了。　　后来我那个所谓的“三反罪行”之一，反毛泽东思想，就是说我在师大反对毛主席语录。
　　我说，我反对语录进课堂，我不是反对语录。我自己写文章还有教条主义，还爱引用马恩列斯毛，这怎么个讲？　　我给批判我的人说，你们牵强附会。我说，比如讲数学要引段语录，而这个语录跟数学教师讲的完全不搭边，有啥意义？没有意义。我不主张把语录进课堂当作一个方向，我不同意把这种荒唐的形式主义贯穿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中去。　　1965年，在咸阳开了个语录进课堂的教育现场会。就是教师每讲一个问题以前，先引一段语录。我当时就说，教师按他的本来面目，他就是讲他的一套，何必要打扮一下？　　再比如说朱宝昌。朱宝昌讲他的虚无主义，讲他的相对论、不可知论，还引一段毛主席语录，那不是开玩笑吗？　　讲资产阶级那一套，还要毛主席语录进课堂，这值得提倡还是不值得提倡？　　再有就是理科，也是无阶级性，讲知识讲科学的，也要语录进课堂？　　我当时强调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教学，当作一个科学世界观、方法论，那是可以的。　　总的来说，1965年以前，我个人在思想上对于“红与专”的问题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在大的政治背景和气候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某些对同学过高要求的现象。　　回头看，政治态度属于中间状况的同学还是比较多，其实任何社会都是中间状况的人占大多数，而我们都把它归入是不红。这个标准值得我们研究和深思。　　大学、中学、小学都是“又红又专”，要有不同的要求。同样是学生，党员、非党员、团员、非团员，都各有不同的要求。　　当然，都红更好，红有啥不好呢？　　但是设想一下，我们把所有的群众都要求用党员的标准去对待，这现实不现实呢？何况我们的党员，他本身理应是先进队伍、工人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但他的表现未必都好啊！从本质上说，从多数上说，党员都是好的，但是也很难说个别的党员，或者少数的党员，他的表现未必就比群众好。你对党员都不能普遍要求。如果党员碰见这种情况，他表现还不如群众，我认为这就是在糟蹋我们党。但少数人如此，你能开除他的党籍？能处分他？是不是？如果你能提出要求，让党员严格要求自己，不要损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荣誉，这就不错了。　　我甚至认为有些地方确实如此，就是入党以前要求很高，到转正以后，本人也不要求了，组织上也不要求了。是个党风问题，一直都存在。　　那些年搞的那些运动，那些空头政治、形式主义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起到了破坏作用，今天讲，就是希望以后在我们的高等教育工作不可再犯，少犯类似的错误。　　再一个，我深感到我们的人事工作，不能适应形势，用“左”的一套思想对待学生，也是直接破坏了我们培养德才兼备“又红又专”人才的目标。　　像学生成份不好，存在什么问题呀，这个不仅学生，受害的连干部、连我们党的优秀干部都要挨整、受害。　　所以，我在当时特别强调了一条，我说我们人事工作要注意，我们不仅要发现这个人有些什么问题，我们还要发现取消这个人的问题，这同样重要。跟肃反一样，对待反革命不纵不枉，不放纵一个真的反革命，也不冤枉一个好人。　　比如人事工作中。我们就要考虑这个干部在学校几十年，毕业或者没有毕业就留在学校了，表现一直还不错。是好的，无可非议的，而且是当作优秀分子使用的。但是他的档案里有一个什么毛病，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来对待他？　　应该查明。　　材料上揭发他有个什么问题，但揭发不一定都是事实，把事实查明，把档案里的不实之词否定了，这是不是人事工作的成绩？应该是成绩。这个成绩保证了我们培养人才的目标，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从学生成材的角度来看，学校的人事工作问题很大。　　同样的道理，怎么对待干部，也很关键。比如说文普华，他在学校工作中很重要，是个兢兢业业、能力很强的同志。他抓学生工作，天天住到宿舍区了解学生情况，没有几个人能做得来。这么一位同志，他出事了，咋个子使用出事同志的问题，要处理好。文普华同志的事情，我在第07节《管理》中详尽的谈一下。　　学校人事工作中，“左”的东西一直都存在。比方拿苏成全这个干部来说，当时也受打击。苏成全是一个啥人哩？他是中文系57级留校的学生，他对外国文学有研究，留校以后在我身边做工作，后来调出师大，到陕西教育学院搞管理工作，当院长。当时我被打到，批斗我的人问我，你为啥重用苏成全。我说有两条：

　　1. 苏成全文字干净，条理清楚，他写材料比许多人材料写得好。

　　2. 苏成全这个人政策观念比较强，稳妥，就这两条，我欣赏。

　　我上次讲过，苏成全母亲去世的事，我认为他显然是怕了。　　苏成全因为我挨整，被整到啥子地步？苏成全出身不好，成分是地主。1970年代他母亲去世了，苏成全跑回家奔丧。在农村有些丧事的规矩，丧母，最少作为儿子应该服孝嘛！但苏成全不敢守规矩，没有服孝，全村人对他都有诟病。　　苏成全够委屈了，但是呢，当时中文系的领导认为他回去给他母亲奔丧，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行为，竟然派人到村上调查他的问题。

　　“左”到了这种程度，简直是胡闹。

法律是底线，还有道德要求

　　高等学校在1950年代、1960年代的政治工作有好多问题，具体到学生和教师的人事工作方面，问题更不少，但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左”。高等学校的政治工作，说到底，要围绕着我们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人才目标来搞。把政治工作孤立起来搞，没有前途，而且很危险。

　　另一方面，我1977年6月到西北大学工作以后，就我个人接触，我觉得大学对专的要求还可以，对红的要求不太强调了。“又红又专”中的“红”，也就是德的要求有降得太低的趋势，出现了许多问题。太过于强调“红”、强调“德”，要出问题，要犯错误，不强调或者降低，同样出现问题。
　　我举个例子，1977年恢复高考，招的第一届学生。由于各种原因，同学们的思想相当活跃，不可避免地也相当混乱。有些同学提出来，说高等学校的政治工作，比如对学生的要求，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个宪法标准，他只要符合宪法，你就少管他。

1978年，全国610万考生步入高考考场

　　听到这种言论后，我感觉到这个说法不合理。　　固然，宪法是根本大法，人人都要遵守，今天来说我们仍然要强调，党员在宪法面前不能有例外。　　但宪法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对党员的要求，要更严格、更高。另外仅仅用宪法来要求一个高等学校的学生也不够。　　我在会上面对同学们，我讲了一番话，同学们听了过后，起码在我个人看来，还没有那位同学对我的话表示出反感。　　我说——同学们考虑一下，我们高等学校是干啥的？是培养后备干部，未来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你们就是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未来的干部。那么，我们对你的要求，能不能降低到只要不违反宪法就行了？那不就等于说我们培养的学生只要不犯法，这就是我们高等学校政治上对同学们的要求了？　　我认为这不妥当。不妥当在哪里呢？——不犯法，要遵守宪法是对十亿人的要求。我们今天的10亿人当中，能够进入大学的有多少？不到30万人，27万人吧。同学们知道你们1977级有多少人报名吗？570万人。27万比570万，录取率是多少？还不到5%。所以说，1977级的大学生是啥？是十年荒芜了高等教育恢复之后选拔出来的精华，是精英。

　　国家对于培养一个大学生，一年需要花费多少呢？我当时给同学们算了一个账：大体上，国家要投资2500元。当然，每个学生谈起来，就会想我一个学生怎么用得了这么多钱？因为我要培养学生，我们才要办大学，才有工人，才有干部，才有教课的教员。从当时的西北大学的状况来说，大约2500人这样的规模，一年的经费大概是500万，差不多相当于一人2000元。当然，还有其他投资——图书、基建，大体上就是这样的。国家花了这样多钱来培养一个大学生，而大学生又在人民当中占极少数，我们不能辜负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不能辜负祖国对我们的期望，我们除了要遵守宪法，和十亿人口一样，毫无例外地遵守宪法以外，是不是还应该要有政治上的要求？要有道德上的规范？

　　我们设想一下，你比如说，我们有些行为大家看不惯，但并不一定违反宪法，我们就能这样简单地降低要求？因此，除了遵守宪法以外，还应有政治上的要求，应有道德的规范，因为你们出去是干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是带头的人，你们不是普通人，是精英，对精英就不能不提出这种要求。　　况且宪法允许是一回事，我们提倡的东西又是一回事，我们不能满足于允许。比方说，宪法上离婚是合法的，离婚是允许的，但是我们提不提倡离婚？显然我们不能提倡离婚。　　当然也不是说两个人毫无感情基础了，还要拴在一起，我不是这个意思。　　至于说学校办得不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同学们采取罢课这种形式来表达，当然不违反宪法，但这决不是我们提倡的。因为如果成天学校闹罢课、动乱啊，这样一个不安定的形势下，怎么学得到好多本事呢？也就达不到我们培养德才兼备、“又红又专”人才的目标了。　　所以，仅仅用宪法来要求、来规范学生，我认为降低了学生的规格，这是一个大问题。　　当时，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文革前过分了的一些东西，对“红”的要求，现在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如果说过去我在师大的时候，精力花在学生上不是这样多的话，文革以后，学校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学生工作。　　为搞这个学生工作，我和学生工作处处长、团委书记霍绍亮同志整天交换意见，很频繁。频繁到了在一定的程度上干扰了学校的正常工作。我的精力，在对学校怎么提高教学质量，出点主意啊，花在科研上头的精力啊，就不如过去在师大的时候花费的多。都花到学生身上了。

处理《为钱正名》风波

　　整天要碰到和学生有关的新的问题和矛盾，等着解决。就比如我们经济系有个叫张维迎的同学。

　　我是咋个子知道张维迎的大名呢？　　我当时住在学校办公室，一周回家两次去拿饭。这天我早上起来之后，还没吃早饭，电话来了。我一听赵长河（注：时任陕西省委科教部部长）打来的，他开门见山给我说，学校有个叫张维迎的学生，发了篇文章，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必须开除。赵长河这样说，我也是没有雅量，在电话里也吼他，我说，你下什么命令？发一篇文章就开除学生？我什么都不知道，恶劣影响是你的判断，还是组织上的判断？　　赵长河见我这么说，把电话摔了。　　我正要去找人，问问张维迎是那个系的学生时，姜秉正来了。拿着一张《中国青年报》给我看。我大概看了一下，文章的题目叫《为钱正名》。姜秉正给我介绍说张维迎是个陕北娃，平时表现还好，学习方面也冒尖。

　　张维迎这个文章的主题是讲钱是个好东西，过去我们采取清教徒的态度对待钱，这是错误的。他甚至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的意思，说那个钱就是勋章，就是功勋。

　　我给姜秉正说，他写这个文章，说明他还是看了些书，爱学习，有自己的想法。　　这是我对张维迎这篇文章大致看了一下之后，最初的判断。　　我坐下来，也在想赵长河为啥子那么判断，要开除他。简单粗暴是肯定了，但背后也不是没有原因。小平同志刚讲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张维迎的文章是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是不是精神污染？需要不需要清除？我需要有个判断。针对一个学生，针对一篇文章来处理一个学生，我在师大工作的时候，在那样一种五六十年代“左”的大环境下，还没有遇到过。然而在西大遇到了。假如我考虑了赵长河的说法，开除了事，倒是不会费大力气。　　张维迎的文章在发酵，北京好几家报纸发文章，连续发文，基本上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角度来批判张维迎的文章，火药味不小。这时候呢，章泽（注：时任陕西省委书记）喊我去他那里，说谈一下张维迎文章的问题。　　见了章泽，我问章泽是啥意思？　　章泽说我怎么搞得，反应太慢了，动作慢，人家北京都动起来了，一周一次的发文章，咱们不能没有反应嘛。　　我给章泽讲，啥子叫动作慢？跟北京的风，咱们也组织批判文章？我看不妥吧。他这个文章有错误的地方，我又不是看不出来，但也不是一点道理都不没有嘛。《为钱正名》也有积极的地方，你要让我写文章，我就写他文章里积极的地方。　　章泽说，我不和你争，我叫你来是商量事情呢，咱把赵长河也喊来，一起商量。赵长河来了，直接说文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是精神污染，这样的学生必须开除，开除了他，也是表明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方面和中央保持一致。　　我反问赵长河，你说《为钱正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问你，你对资产阶级了解多少？我又了解多少？咱俩不敢说了解的全面了，透彻了吧。张维迎是个啥？一个学生，还是正在学习的阶段，他又能对资产阶级那一套了解多少？大家都没有个啥子了解，你给人家扣帽子，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精神污染？你觉得说得通说不通？　　赵长河说我不看报，北京报纸上那些批判文章都不对？我说，那些批判文章，我确实都没有完整的看完过，但有一点，我清楚，你不能说我开除一个学生，把这个学生认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开除了，来表示学校和中央保持一致。　　章泽、赵长河和我没有商量个结果出来，不欢而散。　　回到学校和党委、常委几个人商量怎么个搞法。老巩，巩重起（注：时任西北大学校长）他们几个人都支持我的两点想法：　　第一，不搞批判，但展开讨论。一批判性质变了，整人嘛。我讲，咱们整人还整的少了？不能再整人了。　　第二，不要让学生做检讨。人家有些想法，写出文章发表了。检讨啥子，有啥可检讨的。他一检讨，是不是表示我们以后要把年轻学生的嘴堵上，不让人家思想了，不要人家说话了？不能要求学生检讨，这是原则。

张维迎研究生毕业前与巩重起校长合影（1984年12月）

　　张维迎的文章有问题，大家可以讨论。人家在报上发文章批判，学校也组织个几版的文章来，摆事实讲道理，把问题讨论讨论，没有啥子不好嘛。　　当时在学校也展开了讨论，首先在经济系的老师里头展开了讨论。到底张维迎的这个观点对不对。　　当然了，经济系好几位老师都认为不对，也写了文章，有个别老师还是比较偏激，说，以后像张维迎这种学生写文章，学校要审核，不能让学生乱写文章。老师的话说到我面前，我就笑了，给他说，学生写文章咱们作为老师，作为学校方面来说，应该鼓励，鼓励他们多写文章，多投稿多发表，咋个还能设置障碍嘛。学生写了文章，想给你看，请你看，可以，不愿意给你看，把稿子投出去了，那是人家的自由，咱不能限制人家的自由。　　我也不是批评这些个别老师。“左”的思想是建国后的一个长期存在，有些“左”的思想还停留在思维中，要理解他们，不可能一下子把“左”的思想就都能清除完。　　总归呀，我当时坚持一点——既然把这篇文章中存在的问题在学校公开了，那大家就把讨论继续下去。　　继续一讨论，张维迎同学就来找我。他那个意思我能理解，问我是不是要批判他，是不是需要他检讨。　　我告诉他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既然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就我个人来说，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们可以评论它。　　当时我个别和他谈，我在学校党委会上的发言也是这样谈的——我说你理解列宁讲的那个所谓钱、勋章，他指的是什么呢？是不是突击手？劳动英雄？指那些我们给他优厚的奖励？是指这个意思，而不是我们今天社会上存在的一切向钱看。　　我认为要把这两个问题分开。　　当然在“左”的情况之下，割资本主义尾巴，吃大锅饭，我是持反对态势，这一点我们意见一致。　　现在我们要区别两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讲经济效益。讲经济效益，你就要讲钱的价值问题。　　第二点，要强调按劳付酬，不能吃大锅饭。劳动好的，工资就要高，技术好的，贡献大的，都应该给奖金，这我都赞成。当时，我们已经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呢，我也赞成。我们还要讲究经济效益，要讲究产值，要讲究减轻损毫，要主张资金流动快一点，这都讲钱的问题，公家的钱，集体的钱。我们也讲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优劳得优奖。但是，我们社会上现在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什么事都说钱，没有钱就不行，按劳付酬成为按酬付劳，你说多少钱，我给你做多少事，这就不对了。　　学校党委的态度很明确，起码张维迎的“为钱来正名”只正了一半，有一半不应该正的——个人的私欲上头，不能提倡，也还要提倡共产主义劳动，这和“左”是两回事。　　这样一种讨论，不管《为钱正名》的张维迎同学本人如何，对多数的同志，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好处。所以这个讨论的方式，我认为还比较稳妥，我们既旗帜鲜明，又使同学们受到了一定的教育。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1957年3月，任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60年，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陕西师范大学，他仍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主持学校工作。"文革"中遭受迫害。1977年夏，被派来到西北大学，1978年6月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3月辞去校长职务专任党委书记(1978.6-1984.7.19)，1983年12月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兼任陕西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国唐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共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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