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郭琦口述史：一个大学校长的反思（连载之二）

Original 郭琦辛庄课堂 2023-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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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琦晚年生活照

编

者

按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曾先后主政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受到两校师生的爱戴。在去世前一年（1989年），留下一千两百七十分钟的口述史录音，最近由其外孙郭彤彤整理成书。《郭琦口述史》分上下两篇，上篇《琐记》回顾了他的童年和革命历程，下篇《大学》回顾和反思了他在大学当领导的经历。经郭彤彤先生授权，辛庄课堂公号摘录下篇的部分内容发表，以飨读者。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

历史系办了个化肥厂

　　历史系学生要办化肥厂，我是听史念海（注：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找我反映时说的。

　　史念海说完，我看着他，半天都没说话。为啥子我突然不吭气了？按我的思路，还正在想着具体怎么落实毛主席天津大学的讲话精神呢，正想着学校的文科咋个子办工厂呢，史念海突然跑来给我说历史系学生要办化肥厂，说老实话，我没有思想准备。　　其实学生办不办化肥厂，史念海没有决定权，我有没有？恐怕也没有这个权利。反对了，落下个打击学生的积极性，人家要“红透专深”，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我能反对？

晚年时期史念海

　　第二天下午上班，我刚坐到办公室，历史系的张安民跑来，他当时是系里的秘书还是政治辅导员，具体我记不得了。反正是张安民跑来，说请我去看看历史系办的化肥厂。　　说完，张安民就笑了。我问张安民笑啥子？张安民却说他没有笑。　　我就问，昨天史念海才来说你们历史系要办个化肥厂，咋现在办好了？　　张安民说，办好了，昨天学生们计划了一下，今天中午，利用午休时间，学生们把尿素都生产出来了，还要再生产其它几十种化肥呢。　　我不懂化学，对尿素的生产程序更是门外汉，但我也知道这个尿素呀，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能生产出来。　　张安民领着我去历史系化肥厂的路上，我问张安民，化肥咋个样子？　　张安民人老实，说他不知道。　　到了历史系的化肥厂一看，原来厂址就在院子里，生产化肥的设备是几个锅，就是学校隔壁瓦胡同农民家里用的那种锅，用四、五块砖头垒着，支在地上。历史系的学生还真有办法，居然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几个大缸，比四川腌泡菜的缸还大。　　学生见我和张安民来了，高兴得很，指着大缸里辨不清颜色的一堆东西介绍说，这是尿素，这是硝酸铵，这是……他们还有生产计划，准备再生产十几种化肥。哎呀，这些历史系的学生比我知道的化肥名字还多，值得我学习。他们说，等到明天把剩下的十几种化肥都生产出来了，就要去省委献宝呢。　　有个同学还邀请我和他们一块去献宝。　　张安民说，郭书记明天还要布置学校其它系办工厂的事情，你们先自己去。　　其实张安民这是替我解了围。从这个小事上，张安民给我留下了遇事稳妥、机智的印象。　　最后，我得有所表态。我说，刚才同学们说的那些化肥的名字，我都还不知道，一会儿我就去图书馆，借两本有关化肥方面的书看一看。你们办这个化肥厂，我看都是用柴火在加热、烧制，校内柴火少，前几天我路过东三爻村，看见有不少干树枝，你们可以去那儿捡一些。总归烧火的时候，注意个人安全，注意防火。　　临走了，牛致功好像也是听说化肥厂办起来了，跑来看，他找了个硬纸板，从缸里舀了一点尿素，说给我拿到办公院，给花和树先试一下。　　张安民说，试一下，反正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把尿素施到办公院的树根里之后，我还是注意观察了几天，怕树死了，万幸，树还好，没有什么变化，但也没有见有啥子喜人的长势。　　又过了两三天吧，我在办公室接到了赵伯平给我打来电话，他当时在省委工作，他说我到学校之后呀，听说了我工作开展得还好，这一回西安师院走到全省高等学校的前面了，比交大好，比西大用五天搞的那个人民公社更有实际意义。　　我就纳闷，赵伯平平时不是和我这么说话的，张稼夫调走以后，他来当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我们之间很熟，他用不着这么给我说话呀。末了我才听明白，他说省委要把历史系学生办的化肥厂经验向全省推广，让学校积极配合。　　赵伯平说，你们西安师院这回可是为咱陕西的农业建设立大公了，今年的粮食产量能上去，有你一份功劳。　　果然，赵伯平来电话之后，陕西各个地、市、县都派人跑到学校，找历史系，谈办化肥厂的事情。历史系呢，组织了五、六批学生，先是西安郊区，然后是外县，真的跑去帮着办化肥厂，办了多少个这样的化肥厂？后来《光明日报》发文章统计说，办了八百多个。不仅如此，历史系的学生还给全省培训了将近三千名技术人员。　　《光明日报》报道历史系办厂的事迹，那些化肥厂，农药厂、沼气厂、炼焦厂、硫酸厂，耐火材料厂、电石厂……它到底怎么样？我给当时来视察的国务院文办主任张际春谈过我的想法，我说，能不能不报道了。这么些厂，报道出去恐怕……？　　张际春批评我，说我糊涂。糊涂在跟不上形势，做高等学校的领导，领会不了中央的精神。他说，郭琦呀，你小心自己右倾，后果严重。　　我没有再说什么。　　至于推广到全省的学校历史系办的化肥厂，是否给陕西这一年的农业生产起到了啥作用——我看没有啥子作用。但《光明日报》对学校历史系的报道，还是让学校出了名，连我都出了名。年底我到北京开会，像西南师院的方敬、广东农学院的杜雷这些老战友见了我，开我的玩笑，杜雷说我比他在延安办骡马运输队强多了，能办那么多厂。我也开玩笑，说，哎呀我不行，比不上复旦，比不上。　　1958年学校停课闹革命，大办工厂是个潮流，我阻挡不了，没有那个能力，只能是看着，多数情况下，还得去配合，荒唐的很。实际上，“赶英超美”、停课闹革命、大办工厂和我们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目标，无论是“又红又专”还是德才兼备都背道而驰了。它本身违背教育规律，戕害了学生，给学生教会了啥？说假话、做假事，迎合上级。　　不过呢，在同时展开的批判白专道路的运动中，我看形势，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人，如此一来，我能说上话，说两句，能做点啥子，做一点，尽量把批“白专”道路的打击面缩小一点。
　　啥子是“白专”道路嘛，人家就是不愿意开会，或者对社会服务工作不那么热心，而对于专业学习很努力的同志，统统都扣上“白专”道路的大帽子，打倒人家。不应该嘛。业务抓的紧一些有啥子错？比如说学校的吕秉义，他人在莫斯科正进修，运动开始了，所在的留学生支部给学校党委转来一个材料，说吕秉义走“白专”道路，要停了吕秉义党员预备期，不让入党了。我把这个材料给李绵看。之后，我俩就有个意见：对吕秉义的要求不能那么高，不能像对待一般的年轻人一样，不能够说他业务上抓的紧一点，对集体活动参加的少一点，就认为他是白专道路。难道要他在莫斯科整天不搞业务，跑去参加各种劳动，就不是白专道路了？国家花着钱，派他到莫斯科，不是去参加集体劳动的，是去进修、深造的，没有必要那么要求人家整天热心开会、劳动嘛。最后因为我和李绵的坚持，吕秉义还是按时转正了，但也给我扣了帽子，说我推行党内和平论，漠视党内斗争。那时候，党内的好些人，就知道斗争，搞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个幌子，搞什么斗争？斗争来斗争去，念歪了经，一天到晚斗争，斗知识分子、斗学生，怎么脚踏实地的搞社会主义建设？　　张岂之是个年轻人，也是这个情况，开会少，业务抓的紧一些。其实呢，我认为张岂之这个人从大的方面来说，还是很可以的。但截止到现在恐怕有些人还是这样看他，而且认为我在西北大学用人不当，也是说他这些。

晚年时期张岂之

　　固然，我们要提倡热心公益、热心服务，这是提倡，只要他不妨害公益，不妨害他人，或者开会不是那么积极，这种人的这种现象，属于教育的问题，起码不应该受到批斗。　　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提倡大家不热心公益。　　总体上讲“文革”前十七年我们党在高等教育方面关于“红专”的问题，“德才”的问题，方向上走得偏了，甚至无限上纲，大大地伤害了一些同学。这方面的具体事例很多。我在师大工作，对一些普通学生，他们的思想尚未定型，做了处理，主要责任在我，应该向被处理的学生道歉。

炊事员突出政治，要落实到炒瓢上头

　　接下来，在林彪上台以后，到了1965年又提出来所谓“突出政治”的大讨论。

　　自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当国防部长之后，不断强化党在军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并以编选《毛主席语录》作为在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中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手段。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做法，能看出来，持的是欣赏的态度。甚至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和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也被看作是林彪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突出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掀起了全国向解放军学习的群众运动。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突出政治的口号、突出毛泽东思想的经验，迅速推广到了全国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部门。　　当时解放军报一论突出政治，二论突出政治，三论突出政治。林彪那个突出政治，当时我就感到，和我们培养社会主义的人才不相适应，比如他最为荒谬地提出来说，只要政治突出了，战士打枪打不准，还可以打第二枪。反过来看，如果政治不突出，你尽管枪打得好，那可能打向另外一个方面。

宣传画

　　这后者嘛，也不能说它没有一点道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一个战士，不仅要求你瞄准、射击非常准确，而且要看你的枪口对的谁，毫无疑问，这是合理的。但再反过来讲，又不合理，是否专就不重要了？不重要的结果呢，按林彪的逻辑就是，在战场上，只要你政治上是坚强的，打不准，不要紧，还有第二枪。那么，从现代战争的角度上看，打不准，一瞬间就会被别人打倒了。所以，当时谈到突出政治这一点，我就不赞成。
　　谁不赞成突出政治？　　所谓政治工作是党的生命线，政治要统帅一切，这些我赞成。但是林彪的突出政治，我思想上就是不通，我认为不能搞空头政治嘛。　　什么是空头政治呢？　　就是我们培养的人，业务上根本不行，成天只突出政治，这本身按我们对大学生的培养任务和目标来说，很不应该。　　我们高等学校培养的是什么人呢？是干部预备队伍。干部预备队伍，你出去业务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请问你这个突出政治表现在哪里呢？　　所以，在讨论当中，我就公开地赞成突出政治要落实在业务上头。　　当时，小平同志被批判，也在这个问题上。到1960年后期，批判小平同志业务挂帅，就是指突出政治要落实在哪里的问题。

邓小平
　　

　　业务挂帅，政治落实到业务上头，这个问题我在林彪提出来之后，说了一些话——我说林彪那个说法，突出政治要落实到提高思想革命化上，这个东西我根本想不通。我公开地在师大大操场全校大会上讲了，我说突出政治是上层建筑，思想革命化也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落实在上层建筑上头，理论上首先讲不通。

　　落实在业务上，就是说上层建筑落实在物质基础上，我认为这样才符合毛泽东思想。　　1960年代中后期，批判我的时候，轰动了全校的我的罪行之一就是说我讲过这么个话：我说炊事员突出政治，要落实到炒瓢上头。　　他们把我这个话，当成我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当中最重要的一条罪行。　　批判我的人，把我当时的讲话简单化了。　　我形象化地这样提，有什么不对？而且说老实话，我讲炊事员、炒瓢、政治挂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我的创造。我也是根据了毛主席在知识分子会议上头讲话说的。就是1956年的那次，具体时间为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会上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主席在闭幕式上讲了话。

1962年3月2日，周恩来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资料图片)

　　毛主席就讲了一条，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北京烤鸭还不如过去好吃，我们的火腿还不如过去好吃，那不等于是反映不出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我就体会毛主席这个话，体会他的这个提法，就是说，突出政治，要使学生学得更好，当然不是什么专而深。要学得更好，要学到本事，具体到毕业以后，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因此学生的任务，突出政治归根结底还应该是学习好业务。　　问题是，要解决一个正确方向——为什么而学习？　　我们是为了更好地学到本事，更出色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样，“又红又专”就统一起来了。　　既不是空头政治，也不是脱离政治方向的业务观点，我讲了很多例子，其中就讲到我们炊事员，如果我们讲突出政治，最后我们饭做得不好，我们突出政治就失败了。那么突出政治，对炊事员要求应该是什么呢？饭要比过去好，花色要比过去多，味道要好，美味可餐，以此来作为炊事员具体地对社会主义的贡献，对人民的贡献，对培养学生的贡献。对于干部来说，工人来说，突出政治都应该要有具体表现，否则就成了空头政治，群众其实也是很反感空头政治，群众说啥呢？说政治工作就是卖狗皮膏药。　　所以突出政治要落实在炒瓢上。　　我经常强调一个观点，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空学空喊，比如篮球队员光学马列而不刻苦练习投篮，是成不了好队员的；做菜的厨师光空谈马列主义，而不在如何切好菜、炒好菜的刀把子、勺把子上狠下功夫，是成不了名厨师的。我讲这些，看师大教师、学生的反应，多数人还是认同我的话，我觉得我这是深入浅出，总不能给教师、学生整天背语录，讲那些革命理论的大道理嘛。我讲的炊事员、炒瓢、政治之间的关系，对师大的工作客观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记得黎风对我当时的这些讲话，就很赞同，他还专门给我过夸奖。1960年后期，却把我这些话割裂开来，他们抹杀了我的根本原则和前提嘛，只在所谓功夫要下在“投篮上”“刀把上”“勺把上”大作批判文章，加以歪曲和引申，从而给我制造出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罪名来。　　反正那时候呀，斗我的人想给我罗织罪名，他们根本不管什么逻辑。荒谬得很！　　逻辑混乱、荒谬也是极“左”思维的一个特征。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1957年3月，任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60年，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陕西师范大学，他仍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主持学校工作。"文革"中遭受迫害。1977年夏，被派来到西北大学，1978年6月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3月辞去校长职务专任党委书记(1978.6-1984.7.19)，1983年12月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兼任陕西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国唐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共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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