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郭琦口述史：一个大学校长的反思（连载之四）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欢迎关注 xinzhuangketang

郭琦晚年生活照

编

者

按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曾先后主政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受到两校师生的爱戴。在去世前一年（1989年），留下一千两百七十分钟的口述史录音，最近由其外孙郭彤彤整理成书。《郭琦口述史》分上下两篇，上篇《琐记》回顾了他的童年和革命历程，下篇《大学》回顾和反思了他在大学当领导的经历。经郭彤彤先生授权，辛庄课堂公号摘录下篇的部分内容发表，以飨读者。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

对学生，要理解，要宽容

　　总而言之，我感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要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人才，学生工作就要做得细，你不身体力行都不行。

　　再一个，在学校搞形势报告这个东西还是有效的。1954年之前，我在西北局工作的时候，就经常到学校做形势报告，后来在师大工作时也是经常搞做形势报告。但那时候做形势报告，特别是针对学生做的时候，有文普华抓学生工作，在作报告的准备工作方面，我的精力花的少。到西北大学之后，和过去的形势不一样了，报告要做的有的放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平等地讲道理，而不是扣帽子，讲一套空头理论。所以就要具体的研究学生的思想，要听汇报，了解具体的情况。

　　这样才能在给学生作报告的时候不落空。

　　咋个子才能知道学生想些啥呢？就是他的那个思想动态你怎么才能知道呢？重要的一点是，要多听汇报。过去听汇报，有个误会，认为汇报就是整人。谁来把谁汇报一下，就是谁要整谁。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不着重于张三说了什么话，李四说了什么话。但是我认为我们做思想工作，就要研究学生到底想些什么，他对某些问题有些什么看法，问题不在于追究个人责任。

　　有一次中文系的领导跑来我这里汇报，说有个叫杨乐生的学生，逃课，一天到晚的逃课。

　　学生不上课也来跑来找我？

　　该不该来找我汇报呢？

　　我认为该来。但是逃课的学生多了，我总不能天天处理学生逃课嘛。我也可以推一下，让系上或者学生处处理。但是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了解一下学生为啥子要逃课。学生的情况尽量的全面一些，有啥不好呢。

　　我就把杨乐生同学找来，问他为啥子逃课。

　　杨乐生说老师讲课讲得不好，听着没有意思，浪费时间。我问他，那你不上课，跑到哪里去了？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不上课，一天到晚干些啥呢？

　　杨乐生说他去图书馆看书。

　　谈下来，我发现杨乐生这个同学呀，还真是跑到图书馆看了些书，是个有想法的学生。至于他逃课的事情，我也不回避，批评了。但对他逃课的批评是建立在了解了情况、理解的基础上，所以呢，到最后我和他也没有个什么对立的情绪产生。当然，杨乐生不喜欢上课，觉得老师讲的没有意思，我心里头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教师教学质量的问题。当然，我不能当着杨乐生说教师的教学质量不好，这也是一个原则。后来碰到方杰（注：时任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我是在离开西大，到社科院工作的时候，听陈孝英说杨乐生毕业分配在方杰那个单位工作，我见到方杰，问他认识不认识杨乐生，方杰说杨乐生是个人才，有性格、有才华，文字好，是你的好学生。

杨乐生

　　和同学单独谈话对了解学生普遍的思想境况，特别是对思想偏激的学生人，请他来谈谈有好处。比方我同一个年龄比较大的有过知青经历的同学谈话——我请他到我办公室，这个同学来了，也不客气，一坐下就滔滔不绝，容不得我插话，一个人差不多谈了两个多钟头。确实有些偏激。

　　整个过程，我也就不去打断他的话，耐心地听他讲完了。我谈了我的意见，我也看出来了，他不一定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但起码他感情上没有抵触。

　　通过和个别谈话，我发现了一个普遍问题，1970年代末之后入学的学生对中国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信心。

　　还是77级有个班级，同学们的学习都抓得紧，很拔尖。班里有多数的学生是从陕北考来的，都是北京到陕北插队的知青。往往他们和我谈话，有以偏概全，局限于他们所看到的，或者他们听到的，而且听到的也是夸大的，就把我们的党和干部说得一团漆黑的情况，然后又把外国说的一片光明。

　　同学们给我说他们看到在陕北公社里、县里的黑暗，我相信它们说的这些话呀，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是不是主流，是不是全部如此呢？

　　恐怕有些夸大。

　　我就给大家开玩笑，我讲，不管咋说，外国搞得再好，我们设想能不能请尼克松来，请勃列日涅夫来呢？让他们来中国搞行不行？这个恐怕行不通吧。中国人的事情，还是要中国人来干。你说我们现在搞的不行，那么我就寄希望于你们这一代，你们说怎么搞好？发牢骚总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以针对同学们对社会风气、党的风气中的黑暗面的认识问题，对我们搞建设信心不足的问题，我考虑到要在同学当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族自尊心。采取这个措施，好像还可以——就是在理科学生里头，讲点历史知识，讲点爱国诗词，学生还很感兴趣。岳飞的《满江红》啊，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啊，像这些东西，在我们文科看来好像是常识，理科同学听见了，还是很新鲜。这是民族自尊心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当时发现对西方的许多事物出现了一种迷信的态度。比如他们说，我们之所以对学校的措施还提出异议，不完全赞成，也不是完全真心地不赞成，而是表明我们的民主权利，就给我们讲美国，像总统提出什么，议会从来都不是一致通过，是议员们考虑到他作为议员的责任感，他要投反对票，表示对政策不是全部的一致。

　　我就给同学们说，这就是明显的形式主义嘛。你如果真的不同意，当然可以投反对票；如果基本同意，你又投个反对票，表示为民主而民主，这有啥好的呢？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的。所以，对西方民主有些东西，说老实话，作为程序来说，我们国家不能长期地这样在那儿清谈啊。所谓议论未定，兵已渡河。那么好了，我们现在为啥要守着宋人的议论之风呢？学问、经术、时事、政治，乃至文学艺术无不争辩成习，连宋诗它都有个议论特点，是有些好处，但坏处也显而易见，所以宋史说“世谓儒者议论多于事功。”宋人空议论多于干实事的弊端，今天我们的大学生难道要继承下来？我希望同学们不要空头议论美国的民主，要看他的实际效果。明明我们同意，一定要在那儿投个反对票，没有必要。总而言之，个别谈话，特别是面对偏激的同学，要舍得时间，特别是搞高等学校的管理工作，校长书记，你得把时间舍得给学生，让他们多谈，让他先谈，谈了过后，甚至他还谈些出格的话，然后你再去谈，起码就取消了他思想的抵触情绪，感情上能够接受你的意见。

　　我感到改革开放以后，研究学生的思想动向不够，这是高等学校针对学生思想工作上一个不足的环节。

和学生的对话路子要畅通

　　还有一个就是和学生的对话路子要畅通。

　　关于对话，我不是因为今天刚刚过去的“风波”来赶时髦讲这个对话的问题。

　　我在西大经常和同学对话。而且，不管学生多么激烈，我都去对话，我觉得多少是收到了效果。不能把和学生对话的路子堵住，且不说堵住，你慢了都会出大乱子。

　　总归，学生有事，你作为领导要反应快，迅速对话。

　　比如说，有一次历史系学生一个班，闹得比较厉害，那次我跟张岂之同志一起处理的，也没多带人。我是有意的不能多带人，你跑去和学生对话，身边一堆人，像啥子样子？我认为，当领导的，尤其是作为领导和学生对话，身边人越少越好，前呼后拥一大堆人，你和学生对话？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张岂之那时候是历史系系主任，他给我来电话说学生宣布罢课了，提出来要和学校领导对话。

　　张岂之在电话里也表示，如果我不方便去呢，他继续做学生的工作。

　　张岂之他在大事情上有担当。

　　我没有方便不方便之说，学生都罢课了，我能不方便？有事工作忙？没有躲的必要。

　　我给张岂之说，你给同学们转达，就讲，我一定来。

　　我按张岂之说的时间，一个人跑到大教室，历史系几个领导都在，我们简单打个招呼。我请张岂之和同学们先来个开场白。

　　张岂之的开场白很简短，就是请同学们先讲话，有什么提什么。

　　同学们的发言当然多数都是给学校提意见了，各种各样、合理的不合理的都有。要是那个同学提的意见比较尖锐的话，同学们还鼓掌，就是那种热烈的掌声。最后，大家把意见提完了，同学们归根结底到一件事情上，就是——他们之所以罢课，缘于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有个同学被炊事员打了。炊事员把学生打了，学校没有及时处理。

　　学生们提出来说，如果学校不尽快处理，他们将继续罢课。

　　学生们大声呼叫我回答他们刚才提出的问题。

　　我站起来，我讲第一句话就是，我今天来参加这个座谈会，我来讲话不要求你们给我鼓掌。

　　实际上我心头也有底，他们也不可能给我鼓掌，我首先态度是很明确的，我先不提学生罢课的对错，我也搞个定性吧，和同学们搞个座谈会。这么一讲，同学们从一开始，就能慢慢地消弭一些对立的情绪。

　　我说，我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是信仰正确的马列主义者，我用这个身份来讲我的一些看法，希望同学们耐心地听。

　　那天晚上，我记得教室坐满了人，而且窗子上都站满了人。但是我是讲道理，和大家讲道理，讲我个人的看法和同学们看法的分歧在哪些地方。

　　我想我们和同学感情上头没有什么隔膜。如此呢，和同学们的对话渠道畅通了，有个好的对话气氛了。

　　我给学生们回答了一点，讲纪律，一定按校纪处理打人者，如果没有按校纪处理，那么同学们可以来我办公室，随时，随时来找我。

　　我刚一说完，学生们给我鼓掌。

　　我一直强调，要用理性的态度去对待学生的情绪。其实我当时说的“理性”，也就是今天常常说的不要热处理。

　　我在西北大学那几年呀，学生动不动就罢课，动不动就要求惩办凶手，到处贴大字报，上街游行。

　　我记得有一次，又是因为学生在食堂和工作人员起了冲突，把学生打了。但是打的也不是多么严重。

　　学生因此又罢课了，全校性的，一下子两千来人罢课，拥到操场上，提要求，要开会。当时我就抓（找）到巩重起，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操场，一看学生在操场上也没有个秩序，三五成群，乱七八糟的挤成一堆，把我和老巩挤在中间。

　　我喊了两句话，学生秩序很乱，人家也听不到我说啥。这时候不知道是谁，搬了个桌子来，我上到桌子上，我就站到桌子上说，同学们要求开会，那我们就开会吧。既然开会，总不能这样子待在操场上吧？开会嘛，大家排好队，好不好？

　　我话音刚落，同学们就大声的喊，我们不排队，不排队，我们就要这样子，就要这样子。

　　我说，大家不排队也行。但是呢，开会要说话，谁先说话，谁后说话，总得有个办法吧。我看这样好不好，大家就地坐下，你们给我递条子，我请学校办公室主任念大家的条子，我来答复条子上的内容，好不好？

　　学生一听我这样说，那肯定觉得这也是个办法了，就坐下，开始递条子，办公室主任念，我答复。

　　学生递上来的条子，也都是给学校提的意见，我一一答复完了，最后我讲了几句话，我说，同学们提的这些意见，我和巩重起一个作为校长、一个作为书记，感到惭愧。惭愧在两个方面。

　　1.我没有把学校的工作做好，官僚主义了。

　　2.即使同学们有一点过火的行为，也是我们教育不够。今天的问题，初步听来，炊事员不对，是管理工作当中有问题。你们要求惩办凶手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调查研究后，严肃处理。我们决不会拖拖下去，哄你们。但我们必须调查清楚，落实事实，落实了就必须严肃处理。总之不管咋说，打人总是不对的。

　　我当时还举了个例子，后来学校的有些行政干部不完全同意，也有讲我对学生的态度是绥靖，我不这样认为。比如说，商店的营业员、开饭馆的总不能打顾客，从来就没有这回事，不能打人，有再大的纠纷，食堂的师傅不能去打学生。

　　我接着给学生讲，你们这种行动，我是理解的。但是今天，我的意见，我们就说到这个地方了，然后这个事情发生在哪个系，下来我们再联系，是不是这个系的同学，下午我亲自来听你们的意见，亲自来谈。就这样，把全校性的罢课，转化成一个系、一个年级的罢课了。

　　回答完学生们的提问，我请学生们推选代表，到会议室具体解决问题。

　　学生们又喊了，说，我这是引蛇出洞，要学生推举代表，就是要抓尾巴，秋后算账。

　　我说，我以学校党委书记的身份向大家保证，一，我不问学生代表是那个系、那个班、叫什么名字；二，如果那个同学因为罢课这件事情，在毕业分配上遭到学校的打击报复，直接来找我。我负责解决到底。

　　我讲完之后，学生有代表就到了学校会议室。

　　我和他们讲，我完全同意同学的这种情绪，我还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第二句话，你们的行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学生见我这样说，就要求我支持他们罢课。

　　我说，我再多说一句话就对你们不利了，我刚才的两句话，是我说到顶点的话了，我不能多说。还有没有话呢？还可以有话，以后再说。你们可以回去了。

　　有学生代表提出来，既然我理解他们，就取消原来他们商定的罢课三日的决定。马上复课。

　　我说，那不好，学校尊重你们的商定，罢课三日，刚好，同学们和老师都趁此休息上三天。

　　学生代表们呢，我看出来了，没有想到我会这样说，他们甚至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说，你们好好复课，放心，我们一定惩办肇事者，同时，既然我对你们的罢课行为理解，绝不会给你们算账的。

　　三天之后，学生复课了，我去找学生，又给他们谈了一次。

　　这次找他们，我就批评了学生。

　　我说今天就讲那天没有说出来的第三句话了，当时不能讲第三句话——我今天仍然不翻案，学校有问题，肯定存在问题。你们这个行为，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不能处罚你们。但是，你们这个做法是不好的，无益于解决问题。这个做法不好，当时我说了，你们接受不了的。但是今天你们平静下来了，我给你们讲，你们这个做法，可以引以为戒。抗议一下，也不是不可以，催促一下我们解决问题。但是，何必动这样大的声势，对你们也不好，耽误时间，把学校的秩序打乱了。

　　设想一下，如果当时我把第三句话说了，那这个复课就复不了。但是，第三句话如果不说，就没有原则了。

　　所以我认为我到西大工作之后，在处理学生工作方面，我是总结了经验，可以说比较成熟。

中文系学生办了个《希望》杂志

　　我是相信毛泽东思想那一套的，但问题是毛主席在实践方面，他自己并没有执行——就是毛主席“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思想。

　　我在师大反右斗争中，我的调子是高了点，但在右派的处理上，我还是坚持了处理从宽。1957年的时候，师大和西大在右派处理上，一比就看出来了：师大的教师除了定性反革命的，就是公安局抓的那些人，右派没有一个开除的。当然那时候我对学生没有保护好，太多了，各个系就给你搞了，也不可能保护得完。

　　但是我到西大去了以后，碰见几次大的斗争，我都坚决保护学生。我不是无原则的，我跟学生们讲，我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是站在共产党员的立场上看人处世的。比方当时出了个《希望》刊物。办这个杂志的几个学生的名字我都还记得，像方兢、王晓安、陈学超、吴予敏……，他们办《希望》，我认为是个好事情，在学校经费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我给批了两万块钱，当时不少了。这几个学生把杂志办出来，送给我看，我也都看了。从我个人来说讲，杂志办的不错，里面的文章还好。据说杂志在社会上也有影响，是好的影响。我碰到周培源、韩天石，他俩都知道西大有个《希望》杂志。

　　但是问题还是出来了，《希望》这个杂志没有刊号，算是非法刊物，公安局跑来学校，要插手。

　　我就拒绝了。

　　我给公安局的人说，这个问题呀，你们不要管，我们学校来管，你们来管就把问题复杂化了。你们作为管理市容，不让他们到街上乱卖是可以的。但怎么处理学生跑到街上卖杂志，还是要由学校来处理。

　　这边公安局来找，那边学生就跑来找我，说，啊——？这个雁塔区、碑林区都给我们列了专案了。

　　我说，胡说八道，什么专案？什么专案组？他立专案搞专案组，必须要经过我，我去给你们列专案，你们每个人都列专案了，我不去给你们列专案，别的地方列也没用，像这件事我就顶住了。

　　只是学生们怀疑，所以后来在办《希望》杂志的同学毕业的时候，我在全校的分配工作会上，专门讲了，不能因为他们办《希望》杂志而影响到他们的毕业分配，还要特别的分配好。我这个意见，学校的干部、教师也不是都支持，反对的不少。但最后，我看他们的毕业分配还都不错。

　　……

　　总归呀，我觉得做学生工作，尤其是在坚定了“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前提下，和学生在对待同一个问题时，发生分歧，我们首先要找些和他们的共同点。要先予以肯定。同时，也要认识到，和同学之间关于许多问题的看法有不同之处，是客观存在，没得啥子大惊小怪，没有必要急于给学生定性、扣帽子。我认为眼光应该放的远一些。

　　在西大，在处理学校工作上和巩重起、张宣，我们都是有分歧的。我们分歧归分歧，朋友归朋友，我们的关系还是很好的。比方张宣，西大学生一罢课，他往往就跑来，给我讲，现在这个学生倒是值得我们学习。

　　我说，我们学习他啥？他们的行动值得我们哪点学习？我们过去也不像他们这样搞法。过去我们上大学时，搞罢课，啥子目的？哪一次罢课是因为咱们和学校发生了什么具体的摩擦？真的解决和学校具体的摩擦，那一次不是和学校具体对话解决的？你我从延安回川大复学，也没见咱们拢起些同学宣布罢课嘛。咱们罢课是为啥？但是我同时也认为现在学生的这些行为，我们应该理解。

　　我前面讲了，同学们有些对社会主义建设信心不足，你猜咋个子？张宣也跑来和我谈，他说社会主义谁说得清？苏联是社会主义？中国是社会主义？东欧是社会主义？

　　我说，张宣啊，你这观点我不同意，按你的说法，世界压根没有社会主义，那你还谈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的东西，还有什么优越性？你敢不敢说没有优越性？

　　张宣说不敢说。

　　张宣这个话本身就是不合逻辑的，是不是？

　　我的思想大概如此。

　　所以，有一次在省顾委的会上，章泽让我讲一讲。

　　我发牢骚——我说我不讲话，我讲话呢，老的认为我是异端，年轻的认为我是“两个凡是”，我朋友里头也有认为我是“两个凡是”的。我说我不讲。

　　与会的有些同志说，你讲嘛，我们有些人还是同意你的观点的。

　　我是这样来考虑的，我自己走上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经过了一个时期的摸索，我自认为我没有冒失。其实过去认为我大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今天比我走得更远。这个问题，关键是什么？我认为我是科学的态度，他是盲目地对待，用盲目来反盲目，过去盲目地树立毛主席，今天又盲目地崇拜西方，把西方自由主义那一套搬来，搞我们的高等教育事业怎么行？如果行的话，五十年前，任叔永在川大恐怕就不会被赶走了，毕竟还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四川的省情。当然我在上编《琐忆》中，对任叔永说过一些话，他那个治校方略，也有可借鉴的地方。

　　总归盲目怎么行呢？尤其是在高等学校工作，在面对首要的人才观念方面，“又红又专”、德才兼备是我们追求的培养目标，“红透专深”或者不讲任何“红”与“德”都要不得。对此，还是要有两个字的态度——科学。尊重教育规律，秉持科学的态度，坚持科学的人才观念。科学了，才能尊重基本的、常识的教育规律，也才能把我们的高等教育事业进行下去。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1957年3月，任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60年，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陕西师范大学，他仍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主持学校工作。"文革"中遭受迫害。1977年夏，被派来到西北大学，1978年6月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3月辞去校长职务专任党委书记(1978.6-1984.7.19)，1983年12月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兼任陕西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国唐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共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

（点击下方蓝字，阅读更多文章）

关注辛庄课堂公众号

领略更多“西安记忆”篇章

BOOK

往期精彩文章

感谢您关注“辛庄课堂”。本公众号由“辛庄课堂”制作并享有版权；转载、摘录、引用、改编、阐释本号原创文章的部分或全部须获得授权并注明出处；若未经本号许可，将追究其相应责任。该平台引用的部分内容、图片、音/视频属于相关权利人所有，请相关权利人与我们联系协商相关授权事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