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郭琦口述史：一个大学校长的反思（连载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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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琦晚年生活照

编

者

按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曾先后主政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受到两校师生的爱戴。在去世前一年（1989年），留下一千两百七十分钟的口述史录音，最近由其外孙郭彤彤整理成书。《郭琦口述史》分上下两篇，上篇《琐记》回顾了他的童年和革命历程，下篇《大学》回顾和反思了他在大学当领导的经历。经郭彤彤先生授权，辛庄课堂公号摘录下篇的部分内容发表，以飨读者。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

以文促理，走向世界

　　其次，当时面临开放时期，我们深刻知道，搞好科研，还要从事对外的文化交流。

　　这在当时如果按野心来说，已经不是所谓的要争全国发言权了，而是要走向世界了。

　　怎么走这个路子？

　　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我提了个口号——以文促理。

　　用文科来促进理科的发展，里外作用，开展外事，建立兄弟院校的文化交流，来促进我们内部工作的改革。

　　西大要办好，水平要提高，我们自然科学必须要学习外国好多东西，学习外国的先进东西。那么，我们就要派大量的留学生、研究生出国，学习先进的东西，没有这个，学校要被淘汰。

　　可是我们又不是部属学校，靠什么出国？

　　如果我们等省上、等中央给你名额，那名额就太有限了。

　　只有我们自己主动开展活动。

　　丛一平他们西安市和日本的京都搞了一个友好城市。我一得闻，利用友好城市的这个条件，带了个代表团去访问京都，到京都大学去。张岂之、王铁民、候伯宇、杨春霖几个人都去了。去了之后，和京都大学签了一个《西北大学同京都大学关于学术交流的备忘录》。

　　前面我多谈了西大文科，而整体上西北大学格局是啥子情况呢？它是以理科为主，西大确实理科比较强。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和全国比，它的文科规模太小。所以我又提出西大的文科要保持到这样一个格局：三分之一的文科，占学校学科整体布局的三分之一，但当时文科还不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理科，还有个工科，化工系。

　　没有文科不行。

　　我给大家讲，我也知道，咱们西大无论文科、理科，在全国都处于落后状态。如何打开局面？跟外国文化交流，我们如果不出去人，不吸引人家来研究，那么，我们理科的人就派不出去。

　　外国的数理化、生物、地理、地质它不会来中国学习，他认为他比你高明。你要派出去，要和它建立兄弟关系，必须加强文科，用文科来吸引国外学术界。

　　这就是用加强文科的办法，来促进理科的发展。

　　我提出了这个口号。

　　当然了，西大文科的教师们就很鼓舞，但是理科的同志不理解，有意见，认为我这个人不重视理科。

　　记得1977年我刚到西大工作，第一次和大家座谈，我说西大要以文促理的问题，理科的同志们就砸我的锅，说我一个搞师范懂啥子嘛。

　　第二次我又提出这个口号，又有人说了，说我就是个搞文科的，根本不重视理科。

　　我给大家解释，我这个口号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抬高文科，实际上是以文科来促进理科。我们深切知道，我们文科的地位也不如意，这是事实，但是想提高理科，还是要靠文科去和人家交流。

　　怎么交流呢？

　　我们欢迎外国留学生到西安来研究秦汉隋唐，这就可以吸引他们。

　　我们还可以派文科的教师出去讲学，讲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还可以讲其它问题。

　　最后受益的，实际上是派出国的人，文科还到不了三分之一，或者最多达到百分之二十的样子，百分之八十派出去的是理工的，主要是留学生，也有些教师，真正得到实惠的是理科。

　　但这个口号是有一定限度的，不是整个学校办学要用文科来促进理科，是针对西大文科数量太少，不能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这个形势来提出的口号，我认为从今天来看，效果还可以。

　　当时我在西大，还考虑到必须追踪前沿，提高西大知名度，产生全国影响。

请来老三论和新三论的两个开山祖师

　　除了搞几个重点学科以外，追踪前沿，追踪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西大还要及时吸收和学习。

　　当时，老三论、新三论有两个开山祖师。我们西北大学都请进来了。

　　老三论就是1920年代到1960年代的那个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新三轮就是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那个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理论。

　　首先，耗散结构的创始者伊里亚·普里戈金，他是比利时人，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开创了个学派，叫耗散结构理论。伊里亚·普里戈金教授在1969年首先提出，在1977年获诺贝尔化学奖，是用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的方法，研究耗散结构形成的条件、机理和规律的理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科的许多领域如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经济学、哲学等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认为可能代表了一次科学革命。1979年8月西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承办了全国耗散结构理论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丈八沟宾馆举行。8月18日开幕，9月3日结束，共计十六天，出席研讨会的代表来自全国五十五所高校，十九个科研生产部门，一百一十二名代表。该理论创始人，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普里戈金应邀到会做了《耗散结构和不可逆过程》等多次学术报告。这次会后，西大出版了三十余万字的论文集。

　　很多人研究耗散结构，理科、文科都研究。今天仍然有生命力，这次会出了提高了西大的知名度之外，起码也是开拓了我们的眼界。

　　后来钱学森讲了，说耗散结构这个东西啊，还不如协同论，协同论面还宽一些。所以1982年，大概10月份吧，我又邀请德国的搞协同论开山鼻祖的那个专家哈肯，请他来西北大学讲学，给物理系师生讲了十天课。主要讲述协同学说的科学思想、基本理论及其运用领域与广阔远景。

钱学森

　　我在西大这么做，开拓了我们文科、理科的眼界。

　　所以我认为师大当年如果说是出潼关的话，西大呢？我当时的考虑是走向世界。

　　1980年5月，我和张岂之、王铁民、候伯宇、王戍堂、杨春霖几个人到日本去。日本认为我是第一个率中国高等学校代表团访日的，是他们接待的咱们中国当时唯一一个大学代表团。

郭琦（左四）率领学校骨干教师团赴日本开展学术考察

　　美国也是我先去的。1983年5月我又去美国，也是最早去美国的，访问了密执安州立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市立学院，内布拉斯加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对美国高等院校教学、科研及管理情况进行了考察，并与以上四校签订了合作计划。

　　当时去美国，美国《华侨日报》报道了西大代表团访美消息，并以世界的视野热情介绍西北大学，称西北大学是中国重点大学之一，他设在号称“亚洲罗马”的西安。西安是中国十三个朝代的都城，其中包括中国鼎盛时期的周秦汉唐，同时它位于世界最大的黄土高原上，这使西北大学很自然地成为考古、地质和文学的中心地之一。指出研究唐诗离不开李杜，著名的李、杜诗专家傅庚生等教授和一批青年学者，都在西大任教，说西大在数学方面的成就，以点集拓扑、常、偏微分方程为主；激光研究目前在中国中西部占有重要地位。还报道了在地质学方面与日本、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进行合作研究的情况。在石油地质方面，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科技人员，对中国能源业有相当大的贡献。

　　去美国、日本，最少是让人家了解了西大。

因神设庙，聚集人才

　　我在师大和西大两个学校工作，还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就是搞科研关键要有学术带头人。

　　也就是我常常讲的因神设庙，而我的这个观点，常常遭人反对。

　　我认为，没有学术带头人和有学术带头人，成功率和失败率是不一样的。

　　成功率的例子我可以举。

　　比如，当时史念海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居于全国先进，是顾颉刚开创的这个学派，顾颉刚去世以后，他剩下三大弟子，北京一个侯仁之，上海一个谭其骧，西安一个史念海。而史念海本人这点了不起，文化大革命以后，接近七十岁高龄，陕西各县走完了，黄河中下游也走完了。他写了很多东西。关于生态生命保护，就是史先生提出来的。但他搞这个研究，在师范学院好像不适宜，历史地理属于一个综合学科，从历史学来说，它只是一个方面，作为培养中学教师它不是主要的。所以60年代初期，当时争论很大的一点就是在师范大学里面，历史地理要不要？这个学科要不要重视起来？

顾颉刚

　　我提出来，这个学科要保留，而且要配备助手，形成学术队伍。当时还没有资格招研究生，就给史先生配备助手，把这个学科当作重点学科去搞。

　　历史系不同意我的看法，说我们培养中学教师，要什么历史地理？

　　我说，不管。

　　1960年代初，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学生放假，干部下放。

　　我说咱们师大两个研究机构一定要保留，一个是史念海的，再有个赵恒元的声学研究所，把它保留下来。

　　当然，今天这个历史地理研究所，是文革以后成立的。这是由于史念海和后来的老师、后来的校长们都重视的结果，有近十人研究这个课题，里面有教授、研究生好几个，虽不是我在时成立的，它之所以形成，跟我这个思路有关。

　　所以我就开玩笑，我说因神设庙，对不对？

　　按一般常理说来是不对的，但是作为学科来说，要因神设庙，庙里这个神一定要找准，庙才能立得起来，自然香火就兴旺。

　　反过来，如果有庙，这个庙还颇具规模，众所周知，就是缺少一个神啊，大家知道没有菩萨没有神，这个庙就会衰败下去，默默无闻。

　　我再举个失败的例子：

　　西北大学热化学在全国是最早的，全国都知道热化学西北大学最厉害，最早的了。后来不行了，不行的原因就是学术带头人冯师彦去世了。

　　冯师彦是从苏联回来的，全国都知名。

　　西北大学学科哪一样最强？热化学。但是冯师彦死了。后来，他留下来的学生，我到西大的时候，已经有三个人提副教授了，应该说这三个人都可以，但是这三个人谁也不能成为一个学术带头人，因此，热化学在全国相对来说就衰落下去了。所以，关键问题是如何找好学术带头人，就是神和庙的关系。

　　学术带头人的问题极端重要。

　　总括起来，高等院校的科研工作，我有两条经验，一条是发挥地方优势，虽然你今天还不是一个很知名的人，但是你发挥你的优势，最终都会知名的。例如唐史研究，师大、西大都在搞，这在全国都还可以。唐史学会主要在师大，西大唐史研究也可以。秦汉史呢，主要在西大。

　　再一条就是我谈的因神设庙问题，要找好学术带头人。比如中国京剧院配八个龙套，马连良四个龙套。中国京剧院配八个宫女，梅兰芳四个，而且都长得很丑，梅兰芳不要求，但是价钱还是不一样。

牡丹虽好，全靠绿叶扶持

　　一所学校关键是有几个或十几个第一流学者，那么整个学校就提起来了，不一样了。

　　这些第一流的学者和学校的关系，通俗的讲就是牡丹和绿叶的关系问题。牡丹虽好，全靠绿叶扶持。当然，万绿丛中一点红，很重要。一点红就是学术带头人，没有这一点红，整个一片牡丹叶子就提不起来。但是牡丹再好，没有绿叶的扶持，光是一个孤立的学者，没有后续的队伍，没有梯队，这也不行。这也是我们的一条经验。比方西北大学，论学术地位，还是张伯声。

　　张伯声对西北大学贡献很大。他的地位是副校长，也是学部委员，一级教授。但是，他在申报学位点的时候发生了困难。当然，全国都知道他是地质界的学派开创人之一，但他缺少梯队，按规定学术带头人要有三个以上副教授，他没有，所以那次学位点没有报上。

张伯声

　　张伯声这个情况就是没有处理好牡丹与绿叶的关系。学术带头人起决定作用，但是孤立了也不行。

　　我到现在还是认为在处理红花与绿叶的问题上，要舍得下功夫。

　　再比如说侯伯宇。

　　侯伯宇的理论物理有基础，全国有名气，作为这方面的学术带头人，我们就支持他。侯伯宇这个人也很厉害，是有眼光的。他对助手要求很严格，甚至现有的副教授他也觉得不合适。那么我们就由他在社会上，甚至于到外县去吸收了一些人。当时在陇县，这很偏僻的地方，有个一般中学的老师，候伯宇了解他，调了来。来了后，不仅开展工作，还把他送到国外去了，到国外攻读硕士研究生，说明他不错。大家不了解他，但候伯宇了解他。这个以前陇县的中学教师，在国外硕士研究生完了，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有五年了。

候伯宇

　　当时我们也舍得花本钱，就确定要稳定这些人留在西大工作，要给他解决家属问题。但这个做法，也担风险，就是一般的副教授、副系主任，家属都调不来。但是有几个人，作为特调，不调你就把人才搞不进来。调来了，这些博士纷纷回来，回来就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

　　史念海那儿之所以搞得好，他是少而精，大体上有三四个博士研究生和副教授。一般的他都不要，要的是副教授以上，博士研究生。所以这个问题啊，关键是要解决好学术带头人和梯队后续队伍的问题，也就是红花和绿叶的问题。

　　当然搞学术带头人，也还是需要考虑一个现实客观的可能性问题。

　　学校当然需要了学术带头人了，但学校的客观环境，其实有些时候也会有制约，把神请来了，这个庙条件太差了，还是不行。比如说西大生物系的领导，很有战略眼光，他派了大概六、七个分子生物学方面的学科配套的人到纽约去进修，而且成绩都很好。但是陕西经费很少，而分子生物学是花钱很多的，不是说几十万，一个仪器都是上百万。这些学好了本事的人，又形成了一个队伍，却发挥不了作用。

　　原因在哪里？

　　比如西大理科中的有些学科之所以能够发展，有些学科，理论物理也好，数学也好，主要是花钱不多。他们就很形象地说要一支笔、一张纸就能解决问题。当然，也不是这么简单，还要电子计算器呀，毕竟花钱不多，几万，十几万，西大还是可以拿的出。

　　然而生物系在分子生物学方面的投入就不是几十万了，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设备。西大始终满足不了，所以这一部分力量就这样消耗了。

　　西大的经费问题，过去、现在，甚至我认为将来，都是制约它科研发展的一个瓶颈。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不是我悲观，是现实，很难解决，陕西经济不行，穷。

　　说到底，我在师大和西大工作，对学校科研工作的核心就一句话：搞好土特产，因神设庙。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1957年3月，任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60年，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陕西师范大学，他仍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主持学校工作。"文革"中遭受迫害。1977年夏，被派来到西北大学，1978年6月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3月辞去校长职务专任党委书记(1978.6-1984.7.19)，1983年12月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兼任陕西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国唐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共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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