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郭琦口述史：一个大学校长的反思（连载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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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琦晚年生活照

编

者

按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曾先后主政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受到两校师生的爱戴。在去世前一年（1989年），留下一千两百七十分钟的口述史录音，最近由其外孙郭彤彤整理成书。《郭琦口述史》分上下两篇，上篇《琐记》回顾了他的童年和革命历程，下篇《大学》回顾和反思了他在大学当领导的经历。经郭彤彤先生授权，辛庄课堂公号摘录下篇的部分内容发表，以飨读者。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

根深叶茂，大器晚成

　　高等院校对学生，对青年教师存在着一个业务培养问题。我认为八个字可以概括：根深叶茂，大器晚成。

　　首先谈对学生的培养。

　　我的考虑，特别是师范大学，刚开始，适应面要宽，基础要踏实。就是学生毕业到中学工作之后，对文科学生来说，教书不是只能教古代不能教现代，或者只能教中国史不能教外国史，或者只能教语法不能教文学。因为师范大学培养的学生到一个中学去，他不一定只是上一门课，因此适应面要宽。

陕西师范大学校门旧貌 

　　专的方面倒不一定这样很专，因为大学是基础，专应该在教学工作当中进一步的加强。

　　这是一个考虑。

　　另一个考虑是在特殊情况出现的前提下产生的。

　　啥子特殊情况呢？

　　众所周知1957年之后，特别是到了1958年学校整个空气都表现出来一种很浮躁的现象，全国都浮躁，社会主义建设步伐上的盲目乐观和急躁的“左”倾情绪开始发酵和膨胀，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毛主席倡导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两个口号鼓动下，全国所有行业都“大跃进”了，教育战线也即刻掀起了一场旨在去除苏联教育模式的教育革命热潮，要走我们自己的路，校园里沸腾一片。从这年年初的“除四害，讲卫生”爱国卫生运动起，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教师干部的下放劳动运动、红专大辩论、“人人献策，个个亮宝”的教学改革、交心运动、“拔白旗”、进行学术思想批判、“高指标，放卫星”的大跃进、大办工厂、大办农场、大炼钢铁、大搞科研等等，可以说，天天有运动，时时掀高潮。为这些接连不断的运动鸣锣开道、推波助澜的就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犹如层层浪潮，在校园里汹涌。

　　我嘛，当然的也要去看这些大字报，一看呀，先不讲内容咋个样，仅从表面上看，逻辑混乱，错别字满篇，半文不白的一些表达，哪里像个大学生的写作，简直就是笑话。

　　师大学生的（写大字报）水平出去太丢人了。所以我当时决定，要加强在师大学生中间的写作训练。回头看呀，抓的那几级学生后来在写作方面表现的不错，还有效。

　　都知道担任写作教学的老师，他除了讲写作，最主要的是要批改学生的作文，这可是个苦差事。但是呢，写作教师一天到晚给学生批改作文，在评职称上科研成果看起来就没有了，吃亏。不像其它专业，有深度，可以搞科研，出论文、出成果。

　　所以我考虑第一，如果不在政策上给写作教师倾斜的话，调动不起来积极性。我在全校大会上说，写作教师只要把学生写作提高了，以后职称评定不受限制。这个话我一讲，反对的声音来了，风凉话吧，说批改作文能当教授，那还搞啥子科研？写论文有时意思吗？物理系有个教师和几个人在办公院门口，可能是碰到了，在说闲话，他们不知道我过来。我就听见这个教师给其他两个人说，哎呀！郭琦说了咱以后不用搞科研了，论文都没用咧，给学生改作业也能当教授咧，郭琦是说一套做一套……他突然不说话了，显然是看见我过来了。

郭琦

　　被人议论，又刚好听到了，我内心里也是有些尴尬，但看起来议论我的教师，脸色都表现出来尴尬了。我就停下来，笑笑，给他说是不是他开会没有听清楚，你只改物理作业，恐怕评不上教授。写作教学和改物理作业是两回事，你研究物理，人家写作教师是研究写作规律呢。你说研究写作规律算不算科研？和你研究物理世界的规律区别大吗？

　　你猜他咋个子说？他说作文和物理作业有啥子区别吗？为啥我改物理作业不算是科研成果？

　　所以说，我抓学生的写作，阻力也不能说没有。我那一段大会小会讲抓学生的写作能力，讲重要性。

右派不影响你教书嘛

　　当然了，我光讲话不行，在高等学校工作不像在机关，有些事情得亲自干，不能只限于做个决定、下个命令、发个号召，身体力行才有可能的落实下去。我在常委会上说，我自己到中文系，抓。

　　去到中文系我领着写作教师买工具书，和写作教研组的教师们一起制定教学计划，进到课堂，听教师们的写作课。同时呢，为了加强写作教师的力量，我把一些当时所谓有问题的老教师请出来教写作。比如高斌，他是个右派，我记不大清楚当时他的右派帽子是摘了，还是戴着，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有问题。

　　本来我是先给丁淑元说了，丁淑元把请他出来带写作课的事情讲了，过了两天高斌也没有个反应。我自己跑去高斌的宿舍找他。

　　根据我对高斌的了解，他这个人性格不大好，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年龄大了，家里很乱，我进去，他就慌张，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让我坐他却不坐。搞得我也很难堪。

　　我说你也坐嘛。

　　他说他给我倒杯水。

　　倒完水，他还是不坐。

　　我坐着他站着，工作没法谈了。

　　我就说，前两天我翻了一下夏丏尊的书。

　　高斌一听夏丏尊，坐下来了。他问我是啥书？我说是我兄弟前一阵从成都老家来，带来一本我刚上大学时读的《平屋杂文》，那时候我爱看，比看鲁迅的杂文还爱看。还是年轻，觉得鲁迅的文章在语言上有些不如夏丏尊。

夏丏尊

　　高斌一听我说了两句夏丏尊，马上兴头来了。他像是考我，问《怯弱者》、问《知识阶级的运命》、问《我之于书》、问《中年人的寂寞》、问《早老者的忏悔》……一连问了八、九篇《平屋杂文》里的文章，我还有没有印象。我还没有来得及给他说两句夏丏尊的文章，他自己就有讲起来了，说夏丏尊的文章里的短句是他最欣赏的，正是因为有这些短句才显得夏丏尊文章的畅顺自然气……

　　我听高斌讲的差不多了，我说，今天来拜访你，就是来听你分析文章的，但是你不能只给我讲呀，你去给学生讲。

　　刚才我说了，高斌性格不好，想的太多、太小心了。

　　我说你那个右派不影响你教书嘛。摘帽子的事情是我的事情，我努力。我后来去找过多次刘端棻、赵守一，当然还有其他几个右派的摘帽子问题，虽说办的不是太顺，主要是舒同不大配合，但最终高斌的帽子还是摘了。

　　我当时劝慰他，让他心里不能戴一辈子帽子。

　　请高斌带写作课，他其实还是顾忌右派身份。我能看出来，他顾忌右派身份，得不到学生的尊重。高斌的心思给我说了，我说你去讲，你讲课我去听课。

　　高斌代课之后，我跑去听，生动的很，引人入胜，根本没有那个学生不尊重他，有一年我到延安去开会，碰到高斌一个学生，和我说起他，这学生还说在师大他最佩服高斌，还保存着高斌给他改的作文，高斌这个学生当了中学校长，经常在报上还能看到他写的散文，文笔还行。我见过高斌给学生批改的作文，每一篇学生作文都有眉批、总评，都是用毛笔小楷写的，严谨、一丝不苟。我印象深的是高斌批改的学生作文，总评写的长一点，有些稍微加工一下都能成为一篇独立的文艺评论文章，他的文艺理论水平还是很可以的。

　　说到底我还是想说一下高斌的性格，比如说他是怎么被订了右派。他被定为右派，我该负主要的责任。起因是高斌和朱宝昌、李珍焕、霍松林来往比较频密。他不像朱宝昌，还发表个文章啥的，他没有文章，鸣放的时候，说过两句并不算特别出格的话。在课堂上讲过胡风的作品，给人说过他和胡风是朋友的话。这么个情况定右派的话，我认为不行。那他的右派言论又是从那里来的呢？是被和他经常在一起的那三个人里的一位揭发了。开始揭发的材料我看了，详细了一些，讲了他对胡风的评价，也没有啥吹捧，纯粹学术方面的。但即便如此，按当时那个政策，最多定为中右，李绵也说能够的上中右，刘泽如说把揭发的材料核实一下。核实的结果是高斌也没承认，也没不承认，沉默。过了两天，那个人又来了一份揭发材料，根据材料上情况，算得上向党疯狂进攻了，说替胡风鸣不平，说共产党专制，搞胡风说冤枉了胡风，并且对胡风的评价很高，说胡风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我说还说慎重，得落实材料。没有想到高斌面对落实揭发材料的人，啥子话都不讲，继续沉默。他的行为让人很不解。这时候就有同志说他这个态度比他说了攻击党的话还坏，是死硬到底，本身就是右派行为。我在会上说，还是再落实一下，李绵支持我，其他人呢？就不那么支持了。然后王荣有一天下午天都快黑了，跑到学校来找我，说学校有同志告我的状，写信告我，告到他那里了，说我包庇右派。王荣把告状信给我看了，是学校党委里的一个同志。

　　王荣说，你才到学校几天，告状信就到宣传部了，你可得小心，赶紧自己处理了，说出去的话收回来，再不干摇摆不定、犹犹豫豫了。

　　我说，那你怎么看，老赵（赵守一）知道不知道？

　　王荣说，告你的信写的清楚的很，高斌本身不说话，就是对抗。

　　我说，那就不落实揭发他的材料了？

　　王荣说，落实？怎么落实？他不说话，怎么落实。

　　我又问王荣赵守一怎么看。王荣说，就是赵守一让他来的，给我捎一句话，让我管住嘴。别搞得又像在中宣部一样，没地方去，再犯错误谁也救不了你，看谁还能收留你。

　　这样我没有再坚持落实揭发高斌材料里的事情，我已经是少数派了。

　　高斌被定了右派之后，我曾经找过他两次，他还是话少。到1964年我从长安社教回来，他好像结婚不久，星期天我进城在东亚饭店碰到了。他一个人跑来吃饭，王荣是约了石鲁和我吃饭。

　　我见他一个正等菜，我俩叫他一起。高斌坐到我俩桌子上，说今天他请我俩吃。

　　一起吃着饭时，他突然冒出来一句，说那个人为啥揭发他？

　　我没搭理高斌的话。

　　高斌又问我，是不是那个人揭发他了，就没有戴右派帽子。

　　我能说啥呢？石鲁在旁边说，赶紧吃，响油鳝丝味道硬是好。说着，给高斌夹了一筷子。

　　高斌也不理石鲁，他不吃菜，自顾说，那个人揭发他之后，这几年只要说开会，对他就是冷嘲热讽，还骂他是英国走狗。说他从来都没有还过嘴。最后问我，你知道我为啥不说话？他说，因为辩解或者和这个人说话了，会把自己搞定的像那个人一样肮脏。以前怎么就能把这个人当了朋友呢？

　　王荣见高斌说完话，就问高斌对奥赛罗这个人怎么看？

　　高斌一听奥赛罗，兴奋的很，和王荣说起奥赛罗，俩个人谈了好多英国小说。高斌最后说，他真没想到王荣这种从延安来的干部对英国文学这么了解。

　　我给高斌说，王荣现在没啥子事情干，干脆到师大教外国文学算了。

　　高斌好像没有听出来我在开玩笑，居然认真的给王荣说，他戴帽子以前教俄罗斯文学，现在代写作课，就是给学生批改作文分析范文。说我人好，他和朱宝昌认为我说共产党里唯一的好人。没有想到王部长也是好人呀！希望以后王部长能来师大教书。

　　王荣听了也不客气，他给高斌说，他才是真正唯一的好人呢。共产党就爱乱整人，他代表共产党向高斌道歉。

　　我说，你能代表个啥，你自己都犯错误了，还代表？

　　这是我和高斌唯一的在一起吃饭，也是他被定为右派之后，我听到他说的最多的一次话。没过两年政治空气更加的紧张了，他终于撑不下去上吊自杀了，实在是可惜的很，不在的时候才50岁，娃儿也小。那时候我也自顾不暇，被打倒了，只是听说他自杀之前跑到郑州看了老婆和娃儿。

　　我当时得到他自杀的讯息，也想过，如果我1957年坚持着要落实揭发他的材料，说不定就没有他的自杀。但王荣当时找我，说我要犯错，赵守一叫我管住嘴，也是客观存在，我倒了，是不是能保证他不被戴帽子？还是两可。

　　除了请有问题的高斌之外，老教师里赵怀德、郝子俊也请出来，教写作。

　　从后来的效果来看，抓了一段时间写作课，特别是对于师大1961年、1962年入学的学生还是很有帮助的。

三基训练

　　另外，我当时提出了加强“三基训练”，就是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

　　比如物理系毕业的学生，在一所偏僻的中学当老师，他马上会碰见许多具体问题：这个电灯坏了，请老师解决一下，或者广播不响了，当时还没有电视，是广播，广播有问题了，请你解决一下，生产队的那种小水泵坏了，农民请你去看看，解决一下。不会这些基本的东西，没有动手能力不行。所以呢，师大物理系的训练，就要把这些基本技能包括进去。

　　我提出来在师大搞“三基训练”是有个好的形势，1961年9月“高教60条”颁布了，就是那个《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案）》。

　　“高教60条”颁布的很是时候。假设如果没有“60条”我在师大搞的“三基训练”也不可能实施，是大势所趋。1961年上半学期之前的几年时间里，整体上学校的教学可以说一团糟，乱七八糟的搞些事情，各种运动占了大量的教学时间，学生学不到个啥子东西，掌握的知识少的可怜，就毕业跑去当中学教师了。不应讳言，我在“60条”颁布的前一年，已经意识到这个客观事实了。所以我在学校也提出过改进基础课教学的问题，在中文系和数学系有过部分的落实。到1962年我主持起草，学校专门公布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提高教学质量的初步意见》。

　　这个初步意见呀，实质上基本反应了我对高等师范教育的一个认识，那就是在高等师范教育中，“既面向中学，又面向生产建设实际”，当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即“既面向农业生产，又面向科研。”

　　师大的“初步意见书”颁布之后，要求各个系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制定各自的“三基训练”教育计划，比如数学系主要抓习题课，加强学生的基本训练；物理、化学、生物重点抓改进实验课，培养学生的基本操作技能；地理系重点抓学生的野外实习，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文科各系主抓学生阅读，讲授与写作能力的训练，如政教系，尤其要抓学生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能力。

　　我选中文系，亲自抓“三基训练”。

　　那时候，我和中文系的教师一起商量、确定“三基训练”的具体指标，比如四年内要求每个中文系学生背诵古文一百七十六篇，精读二百一十七篇，背诵诗词三百首，阅读中外名著一百部等。低年级学生要掌握三千个常用词，消灭错别字，写出明白通顺的文章。高年级学生能正确掌握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基本知识分析评价作家作品，并能标点注解、翻译古典文学作品。为了确保“三基训练”的贯彻落实，针对性地提出了“三词六字”纲领，即阅读、写作、讲说。各教研室、各课程教师都根据自身课程特点，订立实施计划，确定什么是本课程的基本知识、理论和技能，学生每学期阅读多少作品，应写多少文章，怎样提高讲说能力等。

　　搞起来之后，我感觉到学校在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是上下同心，师生一致，教和学的水平迅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现在还有当时的学生和教师说起那一段时间，甚为感慨。可以说1960年代上半期，是师大建校以来到1960年后期之前十几年中，学风最盛之时。因此呀，这一个时期，对我来讲，可以说是我在高等学校工作中关涉到学生培养方面的一段难忘岁月，心情舒畅。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1957年3月，任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60年，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陕西师范大学，他仍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主持学校工作。"文革"中遭受迫害。1977年夏，被派来到西北大学，1978年6月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3月辞去校长职务专任党委书记(1978.6-1984.7.19)，1983年12月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兼任陕西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国唐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共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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