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郭琦口述史：一个大学校长的反思（连载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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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琦晚年生活照

编

者

按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曾先后主政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受到两校师生的爱戴。在去世前一年（1989年），留下一千两百七十分钟的口述史录音，最近由其外孙郭彤彤整理成书。《郭琦口述史》分上下两篇，上篇《琐记》回顾了他的童年和革命历程，下篇《大学》回顾和反思了他在大学当领导的经历。经郭彤彤先生授权，辛庄课堂公号摘录下篇的部分内容发表，以飨读者。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

高等学校工作到底依靠谁？

　　我在师大工作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反复说过——学校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建立尊师爱生，新老合作的教学新秩序。

　　明显的这句话的针对性比较强。那就是——

　　到底教师在高等学校里面，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高等学校工作到底依靠谁？

　　这个问题始终有争论。

　　当时我提出来，学校里面就依靠教师这个问题，有人跟我争论，而且一些党委委员跟我争论得很厉害。他们说我不能这样说话，这样说话，只能证明我的右倾。我这是右倾言论。

　　他们为什么这样指出我的话右倾呢？人家是有根据的——说农村里头依靠贫下中农，工业里面依靠工人阶级，你提出来依靠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大量的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你这岂不是右倾言论，比右派还坏？

　　而我之所以提出来“学校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建立尊师爱生，新老合作的教学新秩序”的话，一切都缘于1958年教育革命中对教师作用的否定。

　　师大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中，各系积极组织成立了领导干部、教师和学生的三结合小组，进行讨论、修订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大纲以及编写教材等工作。这种在“左”的思想支配下，所组成的领导干部、教师、学生三结合小组，虽然主观上是想把工作做好，却因要求脱离实际，效果不佳，编的那些教材根本不能用；而且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中又不适当地批判了所谓“资产阶级学者”“学术权威”的学术思想等，把教师的主导作用贬损的一无是处。啥子结果呢？造成了教师和学生间的对立情绪，挫伤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当时是学生批判老师，青年教师批判老教师，教师之间相互批判、自我批判，乱哄哄的不成样子，对在高等院校工作中应该以谁为主导，依靠谁的问题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当然，师大混乱的根源所在，我认为还是由于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和认识引起的。前面我谈过这个问题，再说一说，过去党认为知识分子队伍基本上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对待老知识分子的基本策略是个啥？

　　——利用和改造。

　　知识分子不是依靠对象，整个50年代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斗争，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都基于这一基本认识和基本策略。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委员们在讨论思想改造的学习计划

　　有人会说我这样说话，不尽然，比如1956年初，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高度评价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1962年初，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周总理和陈毅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宣布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加以“革命的知识分子”称号……等等，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其实不是党的主流意识，更不是毛主席的态度。
　　党要造就一支属于自己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1958年把大量的工农子弟和干部送进大学，让这批人迅速占领科研阵地、文化阵地就是这种努力的显著证明。我没有先知先觉，我也想跟上毛主席的调子，我前面说过的那个我提出的 “五年一小成，十年一中成，十五年一大成”的成才之路，也是想尽快在高校培养一支属于无产阶级的青年教师队伍。

　　但培养一个知识分子，尤其是培养一个可以在大学教书、搞科研能出成果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培养出来了，还得实事求是、尊重教育规律。高等院校是育人的地方，那个子来育人？它的主体当然是教师了。所以高等院校工作前进发展，能依靠对象只有教师，依靠知识分子。

　　1959年初，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我在关于本年度工作安排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发挥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建立民主团结的新型师生关系”，但是师大在把这个话贯彻下去，执行下去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大的分歧和争论。

　　说我是右倾言论也好，是右派言论也罢，我给他们解释，我说，师大是不是党领导下的学校？

　　人家说当然是了。

　　我就说，这不就行了，师大既然是党领导下的大学，那么我们师大的党员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是不是领导地位？你总不能说，比方我们搞好农村工作，依靠党员不能提吧？在农村，在工业战线应该是党领导下依靠贫下中农，党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

　　那么，在学校里面就应该是党领导下依靠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作为依靠力量，并不等于说我们放弃党的领导，党领导下依靠知识分子这不右。

　　我给大家解释，学校里面能不能依靠工人阶级？学校工作不能。能不能说依靠学生，也不能。学校工作的主体对象是学生，但不能说办好教学要依靠学生。当然发挥学生的积极作用是必要的，没有学和教的配合，那是搞不好的，但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依靠工人？学校的工人能不能抓好教学？能不能培养合格的人才？何以见得？所以只能依靠教师。当时批判我的特别是包括一部分老干部，就觉得没有把他们当作依靠力量。我说你依靠了的话，就是降低了你的作用了，你是党委委员。

　　这是一个当时学校里的背景，我提出了这句话。

　　还有一个背景。

我对张春桥的提法表示了疑问

　　1959年的教育会议，开了两次，春节前开一次，春节后开一次，一共大概开了五十天。本来会议内容主要是针对1958年教育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陆定一提出了“巩固、调整和提高”的方针，强调贯彻以教学为主的原则，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等。对陆定一的提法，大家都表示拥护，可以说心情较为振奋。但是呢，也有不同的声音。上海组的副组长张春桥发言，他不同意陆定一的提法，他讲，知识分子是斗争对象。只有斗争，才能把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臭架子打掉。他举例子，说复旦的陈建功，一级教授、学部委员，气焰嚣张至极，口出狂言说他放一个屁，革命师生就要给他贴二十张大字报。对这种人，就要斗争，要准备各种斗争的手段，比如让和他长期共事的苏步青检讨同他的关系；复旦党委组织人，找他老婆儿子谈心，做他老婆儿子的工作。在陈建功回家后，对他展开批判。同时鼓励儿子揭发他，儿子果然揭发了，把揭发的内容写成大字报贴出来……经过这么一番斗争，陈建功收起了他的嚣张气焰，在教师大会上做了深刻的检讨。张春桥说，对这种知识分子，你不斗争他，他会一直嚣张下去。从这个简单的事例中，就能得出知识分子就是我们斗争的对象。

　　上海的复旦、同济、华师大那些学校在教育大革命时期的表现比起西安的高校来，“左”的出奇。

　　我在西北组上发言，对张春桥的提法表示了疑问，提了反对意见。我发言之后，别人也发言，说张春桥介绍的经验有可借鉴指出。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和我一个组的江隆基、赵守一给我说，他俩支持我的发言，下午和我一个调子，也发言，反对把知识分子当作斗争的对象。

　　这次会议最后搞得就我们三个人的发言是反对了张春桥，成了少数派，虽然会下也有不少人也对张春桥的提法不认可。

　　总之，知识分子到底是团结的对象，还是斗争的对象，会上争论很大。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首要前提要弄清知识分子是什么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取代了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然升级了，知识分子是不是斗争对象？上海组提出这个问题。上海啊，一直是“左”，大家以为1960年代中期之后上海才 “左”，其实它1950年代，在教育上也是“左”，他们不仅提出来知识分子是斗争对象，而且到了后期，在研究生和导师的关系上，在衡量研究生怎么算是学好的标准方面？张春桥提出的口号是：什么时候你把你的导师推翻打倒了，你就是学好了。

老上海

　　其实，张春桥这一推翻导师的提法是和毛主席1958年初在成都会议上提到创办《红旗》杂志时的讲话十分相似的。张春桥跟毛主席一直跟的紧，领会的也深。就像一提到教授，毛主席在讲创办红旗杂志的话中，用的也是“推翻”“打倒”这样的词。毛主席说“怕教授，进城一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现在我们要办刊物，是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几十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

　　这恐怕不行。

　　有批判的一面，也有继承的一面，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有个批判和继承的关系，不能说把人家批判倒了，你的业务就学好了，未必如此。

　　回到学校我给大家传达时，把上海组张春桥的话没有传达，就是主要强调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学为主，教师起主导作用。

　　协调新老教师的关系，这个问题责任不在青年教师，责任在我们党委的指导思想，我的指导思想。

　　你既然要批判老教师，要依靠青年学生，依靠青年教师去批判他，当然这个关系就搞紧张了。

　　搞紧张了，你怎么学得好？学不好嘛。

　　当然这是全国性的，师大也是这样的。

我没有右倾

　　我们党委，我作为主要负责人，还是或多或少地执行了“左”的东西，依靠青年学生占领阵地。

　　对老教师呢，就是有些地方不尊重。寄希望于青年，那是可以的，今天也可以这样说。但是新老关系应该是协调的，所以，建立新老协调新秩序是针对“左”的一套来的。尊师爱生这一点，指导思想是一直坚持的。

　　我一方面传达会议精神，另一方面，我组织全校师生学习韩愈《师说》，无产阶级教师队伍占领教学科研阵地，依靠的不是学生斗争老师，不是青年教师斗争老教师，那样一搞，非搞乱不行，而且当时，我是强调要认真学习。

　　学生向老师学习，青年教师向老教师学习，通过学习达到一个承传的目的。

　　我不仅在学生和教师中强调认真学习，而且还针对当时把实践强调到非理性程度而贬斥书本知识的情况，有针对性的写了《认真读书》一文，批驳了“实际知识胜过书本知识”的片面看法，澄清了“只承认直接经验，否认学习间接经验”的糊涂认识，和“提倡认真读书，是否会脱离政治”，走上“白专道路”的担心。我在《认真读书》这篇文章里谈到，如果不要间接经验，只要直接经验，那么，吃饭就得先从“茹毛饮血”开始，居住就得先从“穴居野处”开始，治病就得先从“尝百草”开始。这是不可能的，我说，“一个人走白专道路”主要是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而不是认真读书的结果。……一个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必然有高度的学习热情，不断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一个人不愿意认真读书，往往是政治热情衰退的开始，长此下去，即使已经“红”了，也会慢慢褪色。我在文章的最后，专门又讲了该怎么读书，我认为要有计划、有重点、有选择地读书，不能开卷有益式地盲目地读。有计划、有选择、有重点地读，还应该和正确地处理古今中外的关系联系起来考虑……现在是过去的发展，不能割断历史；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外国的经济政治情况我们需要了解，外国的科学技术成就更要吸收，总之，对于古代的、外国的东西，都要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去学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外国的、古人的知识，某些部分不能直接运用于现在，某些部分甚至是不可靠的知识，可是如果我们不首先去学习，怎样能够谈得到批判吸收呢？

　　我这篇《认真读书》的文章开始发表在1959年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后来在1960年收入《青年共产主义》丛书。

　　1960年代后期，批判我，说我写这篇文章是大毒草，只提认真读书，没有说认真读毛泽东的书。

　　我说不是这样的，那样我成林彪了。

　　我的文章意思是必须要有广博的文化知识，共产主义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轨道，也就是列宁讲的，青年团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那么在高等学校，具体向谁学习，学生向老师学习，青年教师向老教师学习，是学习的关系，不是斗争的关系。对立起来有啥子好处？进一步说，形成了这种关系之后，才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建立尊师爱生新老协调的新秩序，学校才能办好，毕竟，办好学校要依靠教师，依靠知识分子。

　　所以，我在那个年代提出的学校的依靠对象是知识分子，对师大的发展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没有右倾。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1957年3月，任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60年，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陕西师范大学，他仍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主持学校工作。"文革"中遭受迫害。1977年夏，被派来到西北大学，1978年6月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3月辞去校长职务专任党委书记(1978.6-1984.7.19)，1983年12月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兼任陕西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国唐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共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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