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郭琦口述史：一个大学校长的反思（连载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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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琦晚年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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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曾先后主政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受到两校师生的爱戴。在去世前一年（1989年），留下一千两百七十分钟的口述史录音，最近由其外孙郭彤彤整理成书。《郭琦口述史》分上下两篇，上篇《琐记》回顾了他的童年和革命历程，下篇《大学》回顾和反思了他在大学当领导的经历。经郭彤彤先生授权，辛庄课堂公号摘录下篇的部分内容发表，以飨读者。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

教学受到了冲击，学校成了“运动场”

　　我希望今后在高等学校从事管理工作的同志们不再谈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

　　因为这是我这一代从事高等教育管理者独有的一段经历。有多独有？恐怕空前绝后了。

　　本来办学校，不管你是办小学还是办中学、大学，学校的主要工作就是教学。学校不教学，还能干些啥？但我一进入高等学校，却不是以教学为主。运动为主。搞起运动来，没有教学的时间了。而且运动不断，一个接一个。我到学校之前，算一下咱们那个运动的频率，从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运动和农村土地运动；1951～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和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镇反运动；1953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4年的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斗争以及学术界开展对俞平伯《红楼梦》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直到1956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6年上半年开始的学术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六、七年时间有多少运动？大的就来了七、八次。平均下来一年一次还要多。1957我来学校，反右运动开始，然后大跃进，接着反右倾，期间那些小运动没有断过，有时候一年里好多运动同时进行。这么的运动师生都参加，那有时间搞教学。教学受到了冲击，学校成了“运动场”。

　　本来应有的教学秩序得不到保障。

　　要说运动冲击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我看还不是主要的，还有一个劳动。

　　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使以教学为主的教学秩序遭到了更为严重的冲击。1958年秋季，体力劳动和工作实践被列入教学计划，比如师大政教系采取“上二下二制”，即大学四年中，在校学习二年，下乡下厂下中学参加体力劳动和实践二年。中文系采用“三三制”，单是体力劳动即占总时间的三分之一。物理系甚至实行“一二制”，即三分之二时间用于下乡劳动和实践等。劳动成了教学的主导内容。

　　运动的冲击对学生有影响，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生产劳动过多，学生一进来就要先参加生产劳动一年。生产劳动这么多，学生那有时间学习呢。

　　我不是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本来就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教育实践。在咱们中国传统的民间教育观念中，就有这个，后来被延安时代发展成为带实用性的半工半读式的教育形式和苏联教育模式的结合。

大家太疯狂了

　　从延安时代起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代，延安经验这一旨在实用能尽快提高大众文化水平的民办的半工半读教育一直都在时起时伏的进行中，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教育革命把这一普及教育的形式推到顶峰——村村社社都在办教育，民办大学、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大学遍布全国。

　　1950年代中期苏联教育提出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此类问题同时在中国也引起了争论。所以，当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滚滚而来的时候，便必然促成了延安经验和苏联模式的结合，生产劳动不再是民办学校和半工半读学校的特色，而成为整个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全国的每一所高校，高校的每一个系科，都在大办工厂、大办农场，大搞勤工俭学活动。我在的西安师范学院亦概莫能属，我记得是大跃进运动来临之前的1958年1月共青团中央发布了一个《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要求要一面劳动，一面读书，接着教育部发出通知，支持团中央的决定。教育部文件下来，全国高校的勤工俭学活动迅速开展起来。

　　学校党委和各行政部门立即召开会议，讨论贯彻落实“勤俭办学、勤俭生产、勤工俭学”方针，把“三勤”作为办学的根本方向，成立“三勤”办公室，对全院学生掀起的“三勤”办学热潮加以“组织和引导”。

　　搞“三勤”办公室，我有个想法，看能不能“组织和引导”一下。但很困难，那是一种政治浪潮，一个文件接着一个文件，更大的狂潮涌来了，“大办工厂”“大办农场”“大炼钢铁”“大搞科研”的群众运动接踵而至，齐头并进。学校相继办了化肥、制砖、水泥、硫酸、炼焦、耐火材料等十八个工厂和灞桥、校内两个农场，后来又办的泾阳农场，直到文革后期还依然存在。这是瞎搞，比如说所谓“大搞科研”，它啥子科研？实际上也是下乡进厂，政教系，一些师生下到大荔县许庄、石槽两个人民公社，调研人民公社问题；数学系部分师生到国棉四厂、六厂、金属结构厂、陶瓷厂等，调查研究生产中数学应用问题；历史系到渭南、华县，调查“渭华起义”，到大华纱厂、新秦纱厂、陕棉二厂、中南火柴厂编写厂史；中文系到陕南老区为老革命写回忆录，收集红色民歌，到烽火大队编写《烽火春秋》等等，即使这样，也还是要一边调查，一边劳动，而且大炼钢铁的那一段是专门放假来炼铁的，生产劳动被强调到了至上的地位，可以说1958～1959年，生产劳动是学校最重要的内容，对以教学为主的教学秩序已不是干扰，而是几近取缔了。

　　这样一种情况，正是我说的“运动的冲击对学生有影响，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劳动过多”的原因所在。

　　后来批判我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说我否定劳动，其实我是赞成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

　　大家太疯狂了。

　　我和赵守一说，学校这么搞下去，毕业的学生不要说去中学教书，恐怕教个小学都成问题。

　　赵守一劝我先少说，说我在学校又不主管“三勤”，先看看再说。

　　1959年元月，在新侨饭店开教育工作会议，我和赵守一、甘一飞他们几个人去开会，会上虽有争论，但有个主要的精神，尽可能的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就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八个字，修订了《关于全日制学校的教学、劳动和生活安排的规定》文件。有这个精神，我一回学校，赶紧主持制订了《关于教学生产劳动和生活时间的暂行安排意见》，规定了教学和劳动的具体时间，本科生每年放假一个月，劳动三个月，学习八个月，此即“一三八”制度；专科生规定每年放假一个月，劳动一个半月，学习九个半月，此即“一二九”制度。这样，便从时间上保证了以教学为主的教学秩序的恢复和运行。

　　我这一阶段不能在公开场合讲大炼钢铁、大办工厂不好的话，但我尽量躲的远一点，少说话了。高等学校有高等学校的工作特点，教学是第一位的，我抓教学就是顺应教育规律，抓劳动，本末倒置。

　　当然今天的大学生又反过来了，一点劳动没有，四体不勤也不是办法，教育和劳动结合起来，比例掌握好。

　　影响教学秩序的还有就是社会活动的干扰。像师大六四级碰到这种情况，前期劳动多，后期干脆当社教工作组了。

　　我看就这三个因素，一个运动的冲击，一个劳动过多，一个社会活动干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师大就提出了一个“教学为主，质量第一”的口号。

我不承认这是修正主义

　　我记得解放初期，还是很注意这个问题。当时土改运动，我在西北局就和江隆基，他当时在西北教育部，我们商量，确定了这几个原则，今天看来还是对的：一个，对学生正面教育，可以参观土改，参观斗争地主，是参观学习，不是参加运动，以正面教育为主。第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贫雇农斗争地主不能够照搬到学校。第三，学校内部不能按土改划分阶级成份。学校内部咋个去划哩？要把家庭和个人分开嘛。我认为这还是稳妥的。

　　所以我在师大提出来“教学为主，质量第一”这个口号是有针对性的，是积极的。本来办学校就应该“教学为主，质量第一”，这有什么？但实际上能不能做到，还是很困难了……实际说起来“以教学为主”，只是强调一个方向，一种意愿而已。而且呢，提出“以教学为主，质量第一”的口号之后，没有过多长时间，最多一年吧，毛主席就发出来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毛主席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我有一段时间还假装反应慢，在学校的党代会上，我继续号召师大的师生，同心同德，深入贯彻执行“高教60条”，为提高教学质量而努力。甚至到了1964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中，我在全校大会上，反复强调要坚持系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我是尽力的想些办法，排除那种“走捷径”、“背警句”、“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这些当时解放军学毛选成功经验的庸俗化、简单化的干扰，尽一切可能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将政治落实到业务上去，后来说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那些话，什么“政治落实到炒瓢上”之类的，都是对我这一时期讲话的断章取义。

　　在这一个时期，我再三强调“教学为主，质量第一”的意思，只得换了个说法，但一时半会也想不出来怎么提，总的一个认识是，无论怎么样，学校还是要保证教学工作能正常进行。到了1965年那个《解放军报》三论“突出政治”出来之后，所形成的巨大压力，逼的人不能再提 “教学为主、质量第一”的口号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愈来愈险恶，我这时候在学校提出来了一个新的口号 “政治第一，教学为主”。我在学校给大家解释我这个提法，我说按重要性来说，政治是第一。但是第一不是唯一，不是占过多的时间就是第一。“第一”是说重要性，“为主”是指时间分配。要把这两个关系搞好，把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搞好。我说，要保证六分之五，保证六分之五用于业务学习。实际上，六分之五都没有办到。你算，当时政治学习规定，我记得每周两个下午。所以业务时间确实少。

　　从提出“教学为主，质量第一”，到后来提出“政治第一，教学为主”，我每一次提出都是有针对性的。目的只有一个，尽最大可能的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我对师大教学工作的态度，被党内一些同志误解，或者说批判，说我是老狐狸，1960年代初提“教学为主，质量第一”，1965年提“政治第一，教学为主”是换汤不换药，是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具体表现。

　　我不承认这是修正主义，尽可能维护一下正常的教学秩序没有错，所以我理所当然的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时候要打到你，何患无辞。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1957年3月，任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60年，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陕西师范大学，他仍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主持学校工作。"文革"中遭受迫害。1977年夏，被派来到西北大学，1978年6月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3月辞去校长职务专任党委书记(1978.6-1984.7.19)，1983年12月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兼任陕西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国唐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共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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