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荟萃 | 张俊森——教育视角下共同富裕的一些挑战：教育资源分配与政策干预

张俊森浙大共享与发展研究院 2022-06-09

、编者按：

2022年3月26日至27日，第一届“发展·共享”论坛在线上召开。会议由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会议邀请了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俊森教授做主旨演讲。

张俊森教授认为：推动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要缩小城乡差距，其中最关键的要缩小城乡间教育机会、教育资源分配上的差距。并给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张俊森，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

一、城乡收入差距是推动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最关键来源

虽然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总体收入不平等的贡献从90年代的近60%降至2010年后的约40%，但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是推动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最关键来源。而城乡收入不平等的一个主要来源可能是城乡人力资本水平的显著差距。人力资本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源和生产力增长的核心推动力；随着教育回报率的不断上升，城乡人力资本水平的不均匀增长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主要是因为富裕的家庭可以投资更多的人力资本，进而从上升的教育回报中获得更大受益。而相比于城市，农村富裕家庭更少，贫困家庭更多，所以教育回报的上升以及教育资源的不平等给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共同富裕由“共同”和“富裕”两个关键词组成。“共同”要求把蛋糕分好,“富裕”需要把蛋糕做大。过多地干预蛋糕分配(即收入再分配),会降低生产积极性与效率；通过“家庭与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将“蛋糕做大”对于社会结构以及共同富裕的影响更为积极。全球经验显示，教育不平等会通过代际传递造成持续的代际不平等即社会固化问题。中国的盖茨比曲线（反映收入不平等跟代际流动的关系）也显示，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省份代际流动性也较差。因此，在教育视角下，我认为实现中国共同富裕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是消除城乡之间的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二、中国城乡教育的机会与结果不平等体现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

教育数量方面，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尤其是高中和幼儿园教育阶段）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虽然农村入学率在2000年后显著增长(这是中国教育取得的突出成就)，但农村的入学率依然显著低于城市（尤其是高中以及大学入学率）。同时，农村有更大比例的孩子在高中毕业前选择辍学；在高等教育的学位取得上,城乡差距尤其大;在维持高等教育高回报前提下,如果城乡孩子的高等教育结果维持如此大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几乎不可能缩小。教育质量方面，城市小学的本科学历和研究生学历教师比例显著高于农村小学；城市初中和高中的本科学历教师比例逐渐与农村持平,研究生学历教师比例显著高于农村初中。

城乡教育的机会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小学和中学的基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上,学龄前教育资源的城乡差距也很明显且这些差距更容易被忽视。农村幼儿园园数和班数总量增长很快,但每万名孩子的幼儿园数量和班级数量依然很低。城市幼儿园专任教师以专科及以上学历为主,农村幼儿园专任教师以高中毕业及以下学历为主。几乎在各个指标维度上,农村幼儿园的生均支出费用都显著低于城镇与农村的总体生均支出，这突显了学龄前教育资源分配上的显著的城乡差距。

三、教育资源分配是确保教育公平的关键环节

教育资源分配是确保教育公平的关键环节。尽管中国设计了严格的考试制度（如高考制度）以强化教育的机会公平(分数引致的绝对公平)，但基础教育阶段的机会不平等依然显著存在；这些基础教育阶段的机会不平等是造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家庭环境是影响教育的重要因素(创造不平等)，政府对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会强化机会不平等。因此，政府在教育资源分配时尤为需要兼顾公平，政策干预的复杂性可能造成无法预期的后果。

中共中央2021年7月底公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意在纠正"输在起跑线上"理论，遏制天价学区房、打击高昂辅导班和高价择校费等极端现象。这一政策的本质是削减教育资源的供给。过往的研究和事实经验表明，如果需求是刚性的,打击需求会导致更多的地下经济以及家长辅导子女的时间的增长，即通过改变供给并不能控制刚性需求。因此，双减政策的收益主要是通过打击过度的课外培训为学生减负，从而缓解社会教育焦虑；成本则是中低收入家庭的教培机会的极大削减。这可能会伤害中低收入与高收入家庭子女在教育上的机会平等，进而将上一代的收入不平等通过教育渠道传递到下一代。

教育培训的强劲需求的来源是高等教育的唯分数论选拔机制和高等教育的高回报率(如本科学历在婚姻市场等场景下的潜在非货币收益)。给学生减负并缓解中国家庭教育焦虑的政策干预核心在于思考教培产生及存在的根本原因,而非简单的削减教育供给。只有改革作为教育风向标的高等教育选拔机制以及降低劳动力市场(如公务员招聘)中对非本科学历劳动者的歧视等等，才能真正给学生减负。

四、教育早年干预的重要性

尽管中国在推进基础教育方面取得了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幼儿教育仍有一定差距。发达国家如此重视青少年的健康与发展，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早年形成的认知与非认知技能对于成年后的社会经济结果有重要影响。6岁前被视为非认知技能形成的关键时期（3岁前尤为关键）。越早干预，收益越高。来自美国ABC/CARE项目的终生收益证明了早年人力资本投资干预的巨大收益：该项目的收益/成本比为7.3，这意味着若为5岁以下弱势儿童每花费一美元,收益达到7美元。

研究显示，中国城乡孩子的认知发展差距从四岁开始便已经显现。贫困农村或欠发达农村的儿童食物仍以米饭、面条、馒头为主,肉类、水果和新鲜蔬菜摄取不足;在农村有27%的孩子贫血,体质虚弱、认知能力下降,学习的时候无法集中注意;大量的农村家庭由年长者照顾学龄前儿童(父母长期进城打工)，而父母参与（相对于更年长者）对于孩子的认知发展至关重要。

综上，最优的政策干预是学前与早期干预,这种干预是少有的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干预。在基因禀赋不可能平等的情况下,确保教育机会的平等尤为重要。建议推动新增教育经费适度向农村、边远、欠发达和民族地区倾斜，用于提高落后地区的教师收入等；采取类似“服兵役”(新加坡、台湾、韩国但更为灵活的)的行政干预方式让一些专业的大学生或研究生毕业时硬性要去农村工作一年；也可以比较柔性地鼓励义务支持农村教育，即通过设立实践课学分的方式,让大学生(真实且有效地)参与农村支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