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的儿子也成了“反革命”
来自老白调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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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一会，她便放下纸笔，深深的吐出一口浊气，眼神却变得更加刚毅坚定，而她写的东西正是留给她在家中还未满七岁儿子陈掖贤的“遗书”。
她正是革命烈士赵一曼，这份遗书是她对这世界最后的牵挂。
只是这封寄托了她殷切希望的家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被儿子看到。
1936年，陈掖贤不过七岁，赵一曼自从参加革命之后，就将孩子放在丈夫大哥陈岳云的家中，一直以来陈掖贤都将伯父伯母视为自己的亲生父母。
年幼的陈掖贤哪里知道，他的亲生母亲早已为了革命英勇就义。
陈掖贤从小的性格就比较敏感内向，虽然大伯父将他视为己出，但是他清楚自己也只是寄人篱下，这种自卑、敏感的性格造就了陈掖贤的人生悲剧走向。
陈掖贤与亲生父亲的相遇是在1942年，一直在国外负责《救国时报》印刷业务的陈邦达因为报刊停办回到中国。
回到大哥家的陈邦达见到了13岁的陈掖贤，觉得儿子跟他母亲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时之间，陈邦达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这相隔13年的见面太久太久，以至于两人抱头痛哭了好一阵才稍稍缓解了彼此的思念之情。
在父亲的口中，陈掖贤得知了母亲是为国牺牲的革命烈士身份，但他以为只是一名普通的烈士，因为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不会有人去一一核对尸体的身份。
知道母亲是为国牺牲的，陈掖贤的心中五味杂陈，他既佩服母亲英勇的精神，又责怪母亲狠心将他寄养在大伯家，但他最终还是原谅了母亲，对母亲的样子也越发好奇。
1950年，《赵一曼》大电影横空出世，这个电影或许是陈掖贤可以接触母亲生前事迹的唯一机会。
看完电影后的陈掖贤，内心久久无法平静，他的母亲原来是这样的伟大、刚毅，在日本人那样残暴的酷刑下都没有屈服。
泪水充满了陈掖贤的眼眶，他得知母亲还曾给自己留有遗书的时候，立马动身前往东北烈士纪念馆寻找。
看到遗书的那一刻，陈掖贤崩溃大哭，他在渴望母爱的时候，也曾怨恨母亲的“薄情寡义”。
可当看到这份遗言的时候，这些年来所有寄人篱下的委屈全都烟消云散，原来母亲一直记挂着他，在英勇就义的前一刻都在思念他。
带着骄傲与自责的心情，他在自己的手臂上刻下了母亲的名字“赵一曼”，这是他对母亲的尊敬与思念。
只是，父母的缺席让他的童年有着无法弥补的缺失，他的性格和生活作风也已经定型，并没有长成母亲希望的那样。
大伯父尽力抚养他，但伯父家本身也有很多子女，难免照顾不过来，而陈掖贤13岁才见亲生父亲第一面，20多岁才看到母亲的遗书，他早已长成了懒惰、邋遢的性子。
好在他学习成绩还不错，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只是因为性格极度内向，与平常人说话都不超过三句，最后姑姑帮他安排了教师工作，没能去外交部分发光发热。
按理来说，成为老师后的陈掖贤，应该会一改青少年时期的内向、邋遢的习惯，毕竟教师要注意师德师风。
但据陈掖贤的同事回忆，他的个人卫生情况极其堪忧，经常蓬头垢面的，家里到处都是垃圾，不打扫也不整理。
睡觉的床上，被子和被单都是融为一体的，只等着回去睡觉拉上来，早上起来的时候推下去就可以了，这样的生活作风是令周围人极其嫌弃的。
而且陈掖贤在生活上也是大手大脚，没有节制；如果当时有“月光族”的说法，那他肯定是其中的典型。
每次都是月初发工资，还不到月中他就已经口袋空空了，每当这个时候他就饱一顿饥一顿，再加上蓬头垢面的样子，感觉跟流浪汉一样，完全不像是当老师的。
但是当时的学校组织秉持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政策，在校老师有困难就应该给予帮助，学校还曾找来一名同事，专门负责控制陈掖贤的开销。
这位同事对待这个工作非常上心，为陈掖贤的工资做了极为详细的分类整理，一部分用来吃饭，另一部分用来当零花钱，还剩下一部分就用来攒着，以免日后有不时之需。
同事制定的计划非常合理，陈掖贤前一段时间还蛮配合，你给多少我花多少，可时间一长，他既想吃这个，又想喝那个，慢慢的零花钱越来越不够花。
他就想到了借钱，每个同事也不多借，大家也就不好意思拒绝他；等到下个月发零花钱的时候再还。他零花钱很快不够用了又再借。
就这样，这位帮助陈掖贤管理财务的同事发现他已无药可救，索性再也不管他，陈掖贤大手大脚的毛病也一直陪他到离世前一刻。
眼看着人要到中年了，小伙子还没成家，周围的人又开始给他张罗起婚事来。
在别人的撮合下，陈掖贤与自己的学生张友莲相恋，只是婚后他还是毫无节制地花钱，张友莲经常为钱跟他争吵，但他依然没法改变自己，两人共同成为“月光族”。
1958年2月，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劳动锻炼，作为大学讲师的陈掖贤，自然也无法避免，三月份就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
第二年，陈掖贤被重新召回学校当老师，这个时候张友莲也怀了身孕，但是两人之前一直住在陈掖贤的大学宿舍，空间非常狭窄。还是学校看在他是烈士子女的份上，格外体恤他，拆迁一间农民房用来给两人居住。
本以为两人会因为这个孩子而让关系有所缓解，和平恩爱的过完余生，但是因为两人谈恋爱时间太短，对彼此的了解也不够深入，导致婚后问题越来越严重，两人经常发生矛盾。
于是不过短短三年，二人便从新婚走向了离婚，大女儿由陈掖贤在四川的姨妈帮忙抚养。
这段失败的婚姻让张友莲极度抑郁，一时竟然精神失常，需要照顾。陈掖贤还是善良的，主动担起了照顾前妻的责任。
张友莲的病需要的治疗费用很高，她又失去了工作，陈掖贤就开始打两份工，但经济压力仍然让他喘不过来气。
每当他觉得生活无望的时候，他就能想起自己的母亲赵一曼，想到自己母亲之前面对的酷刑，看着手腕上的刺青，他就会重新鼓起勇气，继续坚持下去。
此时中国的经济正处于低潮时期，物品供应非常短缺，导致很多人无法吃上饭菜，路上行人的衣衫都很单薄。
虽然他当时的工资已经上涨到了77元，但是除了日常必需开支之外，还要给远在四川的大女儿寄生活费，还有前妻的医药费，基本每个月工资下来刚月初就会所剩无几。
那段时间，他过得十分困难，还是父亲心疼他，请他去政协礼堂的食堂用餐券吃了一顿红烧狮子头。
父亲是好心，而且也只是偶尔这样做；但陈掖贤吃完却有些罪恶感，他觉得自己享受了父亲的特权。
在他看来，党和人民应该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如果人民在吃苦，党内干部却在吃香喝辣，这样的党还有什么可信仰的。
看到路上行人单薄的衣衫，陈掖贤陷入深深的自责中，他不该因为嘴馋吃那一顿红烧狮子头，他可是英雄烈士赵一曼的儿子。
感觉自己没有与人民共渡难关的陈掖贤，一直因为这个事情困扰着，吃不下饭也睡不着。
最终，从自责转移成了对组织的不满，于是陈掖贤就洋洋洒洒写了几万字控诉“恶行”。
本来像他这样的普通人是无法将信送到最高层面前的，但是靠着姑姑陈琮英的关系，1960年的一天，这封信还是交到了领袖的手中。
领袖看完信后虽然很愤怒，在得知陈掖贤的真实身份后，又不由得叹息，最终还是没有因为他的“无知”而怪罪他。
毕竟对于一个幼年丧母的人来说，小时候的教育是极为重要的，赵一曼如果不是为了国家也不会放弃对儿子的教诲抚养。
为了表现对烈士家属的关心，领袖还曾亲自拨款给烈士家属们使用。
只不过陈掖贤以自己是赵一曼的儿子、不能用母亲鲜血换来的钱为由，拒绝了这笔钱款的申领，可见他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
张友莲病情好转后，为了避免周围人说闲话，两人选择了复婚，又生下了第二个女儿。
于是，陈掖贤的工资要养活四个人，日子过得更加紧巴，经济条件更差，他又因为是烈士子女还受到了不少针对，生活百般不如意。
文革中，当父亲陈达邦被人诬陷打倒时，陈掖贤百思不得其解，多次提笔向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写信，为父亲申辩。
因为对文革的不满，加之在信中提及天安门为什么只挂毛主席像等问题，陈掖贤一夜之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他翻墙而逃，在京城远郊荒野躲了10天，饥饿和思念女儿使他回到单位，随后在牛棚里隔离审查。
一个极度内向的人被迫到大庭广众去抛头露脸挨批评，这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打击。
1969年，北京工业学校被迫解散，陈掖贤被下放到第六机床厂当工人。
工人的工资当然要比教职工少得多，而且工人需要大量的体力，可陈掖贤瘦得跟排骨一样，哪有力气劳作。
此间陈掖贤的心情更加郁闷，每天低头上下班，很少与人交谈。
因陈掖贤的爱人经常住院，造成经济更加拮据。
1974年秋，陈掖贤好几天没去上班，同事到他家看时，发现他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原来他因没钱吃饭已经饿了四、五天，同事们赶快把他送医院抢救。
即便是这样，他都没有想过去领烈士子女的抚恤金。
1982年，张友莲再次因为病情恶化住院。顶不住生活压力的陈掖贤，万般无奈下，于8月15日选择了自杀。
陈掖贤作为烈士子女最终却自杀收场，的确令人惋惜，但他活得还算有骨气，至少是靠自己的本事挣钱，也算是遵循了母亲一半的遗言。
陈掖贤对母亲的尊重体现得面面俱到，就连在死后的遗书都跟女儿说，不要依靠奶奶的名气，要独立，要靠自己。
陈掖贤的一生确实是个悲剧，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历史的悲剧。
如何终结这种悲剧，尤其不要再制造类似的悲剧，是时代交给我们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