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 徐敏｜文

电影剧照

有一首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几十年来传唱不衰。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小船儿轻轻

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

这是电影《祖国的花朵》中的歌曲。电影的内容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但歌曲的旋律和歌词，却伴随着岁月的流逝，一路走来，唱到现在。而当年那些参与演出的小演员们，年龄最小的，如今都差不多快80岁了。

1954年，吕大渝11岁，这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选中参加了儿童故事片《祖国的花朵》的拍摄。她在影片中扮演小队长刘菊，那段令人难忘的经历，虽然只有半年时间，却对她一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部电影的编剧是林蓝，但最早的文学剧本叫《祖国的明天》，后来征求小演员的意见，才改成了《祖国的花朵》。影片说的是北京小学一个少先队中队，帮助班上两个同学入队的故事。

这一年，长影决定拍摄儿童片《祖国的花朵》，由严恭和苏里担任正副导演，并开始四处物色儿童演员。

7月里的一个星期天，在北海公园的北京市少年之家，吕大渝和同学正在院子里打羽毛球，一个体型微胖的大人背着照相机在旁边看了半天，然后过来跟大家聊天。他问吕大渝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学校的，还说想给她照张相。吕大渝看他面貌和善，不像坏人，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叫严恭，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以前曾导演过王隆基主演的《三毛流浪记》。

很快，副导演苏里带着那张在少年之家拍摄的照片，来到学校教导处找到了吕大渝，约她星期天去中国电影艺术委员会玩玩。

到了星期天，吕大渝去了在西城的艺委会。那天去的有四五十个孩子，都被照了相，还吃了一顿午餐。临走的时候，苏里让吕大渝下个星期天还去玩玩。

再去的时候，就只剩下十九个孩子了，基本上只有十岁到十一岁。

《祖国的花朵》是建国后的第一部儿童片，中央电影局和长影的领导，都对这部影片的拍摄给予了全力支持。因为片子的外景地在北京，太平胡同三号那座灰砖砌成的新楼便提供给了《祖国的花朵》摄制组首先使用，成了摄制组的外景驻地。

摄制组给挑选来的十九个“花朵”，准备了全新的被褥。大多数女孩子住在二楼的一间大屋子里，吕大渝和柳青、高光住在她们左边的小房间。男孩子少于女孩子，就分配在女生大房间右边的一间大屋子里。

集中到太平胡同三号以后，摄制组开始了选外景，以及忙于服装、化妆、道具、美工、置景、照明等拍摄前的准备工作。

《祖国的花朵》电影分镜头剧本完成后，要开拍了，这时才宣布了角色的分配。分配完角色，试了化妆和服装，便开机了。为了赶在秋凉之前完成外景工作，摄制组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张。

在北海过队日划船的那场戏，按照导演的要求，大家应该把小船划到五龙亭后欢快地上岸。为此，从没划过船的吕大渝和小伙伴们一起，在水上苦练了好一阵子。但实拍那天，风浪很大，小船几乎完全失控，加上已经入秋，穿着单薄夏装的小演员不胜寒意，现场拍摄几乎无法进行。

这时，摄制组里的小伙子，二话不说就脱了衣服，纷纷跳进水里。他们藏在船尾，把游船推向前进，船上的小演员则作出划桨的姿态。实拍时，一不留神，露出了船尾的人头，穿帮了，还得重来一遍。

当拍摄完成，那些推船的年轻人上岸时，个个浑身发抖，嘴唇发紫。导演感动不已，一个劲地叫他们大口喝“二锅头”。坐在船上的小演员们却只觉得真是好玩，个个兴高采烈。

11岁的吕大渝在《祖国的花朵》中扮演刘菊。刘菊家的外景地，选在北京灯市东口演乐胡同63号旁门。那个小院的房主王伯母，她儿子就是后来扮演周恩来的王铁成。那时候，王铁成还是个高中生。

到了深秋季节，摄制组结束了在北京的外景拍摄，包了一节车厢，把全体演职人员拉往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内景。

有一场戏是在长影的摄影棚里拍的。其中有个细节，导演要求小演员梁玉章，面对同学的任性非常生气，一拍桌子站起来说：“吓！脾气可不小啊！”

第一次实拍时，梁玉章把“脾气”念成了“派气”，听起来就成了：“吓！派气可不小啊！”因为是同期录音，只得重来一遍。

第二次实拍，梁玉章一拍桌子站起来又说：“吓！派气可不小啊！”导演眉头一皱，只好大声喊停。

第三次实拍，只见梁玉章一拍桌子站起来，表情到位，大声说道：“吓！派气可不小啊！”等不得导演叫停，周围人都再也憋不住了，一起哄堂大笑起来。

梁玉章实在太紧张了。好在他终于在第四次一拍桌子，准确无误地叫了出来：“吓！脾气可不小啊！”

值得一提的，是《祖国的花朵》的电影音乐，是作曲家刘炽创作的。影片在1955年“六·一”儿童节上映后，由他作曲、乔羽作词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就深受大众喜爱，流传至今。

后来，这两位杰出的词、曲作者合作的另一部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也被海内外的中国人传唱了四十多年仍还常唱常新。

几代人都熟悉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刘炽曾写过两个版本。当年，导演严恭把几个孩子叫到二楼西南角刘炽住的那间小屋，刘炽把两个不同的版本分别唱几个孩子听。他的嗓子有点哑，但很有乐感。严恭和刘炽非常认真地征求意见，最后几个孩子一致选中了目前流传下来的这首歌曲，理由是“像小孩唱的歌”。

参加拍片的十九个孩子，除了陈克然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职业儿童演员外，其余的都是在校学生。半年拍片结束后，大多数都要升考初中。导演严恭非常担心，他最大的噩梦是小演员们拍完了电影，都跟不上学习进度，毕不了业，考不上中学。

为了不影响学业，摄制组请来了上海的顾老师，帮助小演员们“半工半读”。后来，大家也很争气，几乎都考上了第一志愿的学校。女孩子一窝蜂地选择报考了早年的“贝满”女中，也就是北京女十二中。

摄制组还请来了第四十中学的柳兰老师当小演员们的辅导员。但谁都没有想到，拍片结束才一年多，年轻的柳兰老师，就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

电影《祖国的花朵》上映后，要给小演员们发稿费。副导演苏里和剧务主任杨文浩开着车子挨家挨户跑了一圈，把稿费送到十九个小演员家中。稿费分为350元、300元和250元三个等级。吕大渝是300元那一档的。

文革结束，距拍电影已经有二十二、三年了，导演苏里到北京来，吕大渝去探望他。闲聊中，吕大渝才知道自己在11岁的时候，就挣过一次为数不少的演出费，多到和她做电视台播音员第一年的总收入差不多。当时吕大渝的母亲执意不肯收下那笔演出费。她说：电影厂给了大渝一次锻炼机会，自己感谢都来不及，怎么还能要钱呢？

此后几十年，吕大渝的母亲从没跟女儿提起过演出费的事情；吕大渝至今也不知道那笔演出费究竟派了什么用场。

资料来源：吕大渝《走进往事》（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