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斗

瞒产私分

© 徐尔新｜文

一

刚下乡当知青时，接连参加几次实物分配，颇感新鲜。

第一次是分鱼。山边上有块大田，水很深，是生产队的鱼塘。我们刚落户几天，恰逢捕鱼，人人面带喜气，我们三个知青也享受到平等待遇，一人分了一份。

第二次分牛肉，事出意外。队长家的耕牛，替生产队养的。下午吃过饭后，队长他妹妹赶牛到山上吃草。这是条牯牛，当天另外一面坡上也有一条牯牛，是会计家的。两边看牛的小孩都没警惕，结果两条牯牛互不相让，一碰面就打斗起来。赶巧打斗的地点，正好在一面悬崖的坡上。这牯牛干起架来，壮劳力也很难分开，两个小孩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吓得尖叫。会计家的牯牛很快占了上风，一牛角把队长家的牯牛顶下了山崖。

等小孩跑回家来报告，大人们再跑到山上，摔伤的牯牛已经奄奄一息，只有出气少有进气。队长找几个老人商量了几句，决定杀了了事。刘长银会杀牛，一喊就来了。找了几个帮手，就在山坡上干了起来。我这才看出来，乡下啥人都有，杀猪宰牛，样样内行，庖丁解牛不单单只在书上。

分牛肉的时候，男女老少，上上下下，兴高采烈。唯有队长母亲，我喊她程大娘，她丈夫排行三，人称三娘，她来时，看见牯牛躺在地上，两眼朝天，急忙解下衣衫，盖在牛的脸上，她不忍心看它一副惊恐的模样。刘长银操刀杀牛时，她就坐在旁边的山梁上，像死了亲人，眼泪汪汪，不停地数落着自己十来岁的幺女：“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叫你躲开罗家的牯牛，……我的牛耶，你死得好惨哦……”这边会计也拿了自家6岁的娃儿狠狠训斥：“上山就叮咛你，眼睛放尖点，躲着牯牛走！你怎么躲的？”小家伙低着头不敢吭声，一脸苦相。倒是那头打了胜仗的牯牛，站在坡上，昂着头，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在它的思维中，杀死同类是不负责的。

第三次是分花生。生产队在中水碾旁边有块沙地，四五亩大。收花生那天像过节日，家家户户能挣工分的都跑来刨花生。事前开会打过招呼，不准吃不准揣，要吃要揣，分回家再自己吃自己揣。刨开沙子，花生一兜一兜的，好可爱，提起来一抖，沙子就掉了。用小撮箕装满，提到地边，经过分拣，倒进箩筐，过称登记，再倾倒出来堆成一座小山，按人头平均分配。对知青来说，这太新鲜了，在城里买东西都要付钱，在农村不收钱就能分到东西。当然并非不要钱的，只是要等到年底决算才来扣除，感觉上就如同白拿一般。

那天一个人分了8斤花生。后来听人议论，沟边上刘家的小儿子，特贼，他刨花生时，趁大家不注意，将部分花生悄悄埋在深坑中，做上记号。等刨完收工了，允许大家捡漏，别人一鳞半爪地刨出一颗两颗，他却一挖就是一把。

二

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分得一份口粮，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至于如何分，又如何分得公平，这都有种种规矩。

首先是基本口粮，见人一份，不论年龄、性别，平均分配。只有一个情况例外，就是三岁以下的孩子，分半份口粮。四岁以上的小孩，与成人一样享受全份，明摆着是占便宜，所以有的人家，总喜欢多生小孩。我刚下乡时，有户程姓人家，婆婆和媳妇同一个月坐月子，媳妇在前，婆婆在后。两孩子在一起玩耍，大孩子喊小孩子叫幺爸。

另外，生孩子也有讲究，如同上学报名、计算工龄，都有截止日期一样，新生儿什么时候参与分粮也有规定，以每年的12月31日作为分界，在此之前出生的婴儿参加当年分粮，在此之后出生的婴儿参加第二年分配。遇谁家的女人能赶在年末生产孩子，大家谈话时便会调侃一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甚至发生过这样一个笑话，有户人家女人怀孕，到了12月31日，迟迟生不下来，一家人替她着急。憋到半夜，孩子终于呱呱坠地，男人立马狂奔，跑到队长家猛烈捶门，大声吼叫说：“我女人生了！我女人生了！”队长从梦中吓醒，气不打一处来，也吼叫说：“你生就生嘛，叫啥叫！还要不要人睡觉了？”门外这才放低音量说：“队长，你看好时间，我婆娘可是今年生的。”队长一看钟，可不是么，还差5分钟打12点。难怪这么急了。

其次是工分粮，体现多劳多得。工分挣得多，工分粮也多。

第三种是肥料粮。社员向生产队投肥，分人畜粪和草木灰，既要分钱，也要分粮。

这些规定，涉及各家各户，分配时都延续老规矩，免得扯皮。偶尔需要更改，必须经全体社员讨论，获得一致通过。

每到年终分配，会计便要计算，今年产量多少，价值几何，除去开支，提留，再用全年的总工分，除以参加分配的现金，得出每个劳动日（10分）的单价。

但凡账目公开的分配，都列支透明。惟有一种分配，叫瞒产私分，永远都是秘密。到底有多少生产队做过这种手脚，只有各个生产队自己清楚，外人永远问不出真话。一旦抓着，队长要负刑事责任。这种事偶或也有泄露的时候，那只有一种可能，内部有人不满分配，暗地告密。

我刚下乡时，不知道有瞒产私分。等我知道搞瞒产私分时，不理解为什么要瞒产私分，因为它很不公平。它最大的弊端，是瞒产私分的粮食，完全采用平均主义，不和工分挂钩。而且不分年龄，譬如私分200斤原粮，就连刚出生的婴儿也是200斤。再进一步讲，这私分部分的粮食，因为不进入公开分配循环，不计算产值，势必拉低劳动单价。这对于劳动力强，子女少，挣工分多的家庭，钱、粮的分配都明显吃亏。但这样的家庭在一个生产队只占极少数，除非不搞私分，否则只能承受。如果选择告密，那就无异于人民公敌。

三

搞瞒产私分首先是队长、会计要冒巨大风险，搞不好就会坐牢，而且还涉及诸多不公，却一直在坚持，究其根源，其实是生产队与国家在进行一场博弈。按规定，生产队每年必须向国家缴纳公粮统购，公粮是不付钱的，统购则以低价收购。通常，一个生产队的公粮统购数字，一经确定之后，是不会增加或者减少的。但国家常常会以另外一种名义，譬如忠字粮、红心粮、爱国粮等等，要求生产队增加缴纳。生产队上报的产量越高，上级分派缴纳的数量就越多。这就犹如叶圣陶写过的《多收了三五斗》，丰收固然是好事，结果增产不增收。更极端的例子是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盛行，遍地放卫星，号称亩产万斤。政府就根据虚报的产量确定数额，过度征粮，连农民的口粮也征收殆尽，结果导致野有饿莩，有的人家死成绝户。我有次去大队会计处报账，他告诉我，那三年整个大队的出生人口为零。死亡人口他没说，我也没敢深问。总之那三年，一个惨字。

农民绝非傻子，一场博弈下来，他对付上面的最好办法，就是谎报产量。所以瞒产私分，是两层意思：先有瞒产，后有私分。这里面高招多了，上面也不是好骗的，它所委任的公社机构，每年都会派人下来评估产量，但生产队绝对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能骗得公社领导二昏二昏的。

当农民，你得看落户在什么地方。有些生产队号称福地，一年四季不愁吃穿；有些生产队却形同泥淖，二月光光饿得心慌。像车子的老江坝，土地肥沃，相对富裕，每年到了二三月间，常有农民跑到坝子上借粮，讲明借一斤包谷秋后还一斤大米。

我下乡的生产队，属于中等。只要精打细算，粮食足够吃的，就是钱少点。我第一年做过记录，加上瞒产私分部分，我分了七百多斤粮食。其中主要是黄谷，也包括几十斤小麦，少量黄豆、红薯，红薯是4斤折算1斤。黄谷挑到碾坊去碾，100斤谷子可以出米68到70斤。当时电站尚少，乡下普遍是水碾房。像我住的地方，方圆几百米范围，上有安谷公社先进大队的双水碾，下有自己大队的中水碾。碾100斤谷子，收加工费2角。

第二年，由造反上来的程队长辞职不干，队长一职又交回原来的老队长重新主政。老队长姓刘，人很精悍，大家说他能力强。上任后有几个新动作，一是带人去几十里外的轸溪买洋芋种。据说本地的种会退化，只有轸溪大山中秦山梗的洋芋种，产量高，淀粉厚。当时洋芋还比较稀奇，生产队买回来后，队里种一部分，剩余的也分点给社员自种。二是不知听谁鼓动，从外面购买了一批苹果苗，就栽在白岩子旁边的浅山上。当时大家都很欣喜，以为过几年就能吃上苹果。结果这苹果苗长大后始终不结苹果，到我十年后离开农村，也没吃上一个。

更奇怪的，是从此塘里不养鱼了，再无鱼分，中碾子旁边的沙地，也换种成了小麦，要吃花生只有上场去买。我隐约听说，生产队种植庄稼，必须听从上面安排，我们大队是粮食产区，花生、鱼类一概不准生产。甚至连包粽子做醪糟的糯米稻，栽种面积也有限制。前任队长就是因为不听招呼，愤而辞职，才换上来过去的老队长的。

四

但无论谁当队长，瞒产私分的活动，从未中断。有一年甚至差点弄出乱子。二月间，正是农村许多地方缺粮的时候，村头朱家的媳妇儿，赶场天在车子场上卖米，被公社汪书记碰见。问她：“哪个队的？”女人支支吾吾说：“二队的。”汪书记当时忙着去区里开会，也没仔细盘问，黑着一张脸匆匆忙忙走了。几天后公社开大队会，汪书记特别提到这件事说：“有些大队，一叫他多交点忠字粮，他就叫苦，说粮食不够吃。不够吃怎么有拿到场上来卖的！你们回去好好查查。”

大队书记们挨了顿批，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朱书记回到大队传达指示，也只能泛泛而谈，警告生产队不要自捅娄子。说者泛指，听者有心，刘队长已经知道是自己队里的女人干的蠢事。那女人闯了祸，回来后自己摆龙门阵说，她卖米碰到公社书记了，差点逮个正着，幸亏腿快，要不就惨了。这事情刘队长在队里开会时已经训斥过了，看来还得强调。当晚队里开会，传达大队会议精神，刘队长再次痛斥：“你要卖米，上可去安谷，下可走冠英，哪儿卖不好？却偏偏要拿到车子场上去卖，还要摆在公社机关的大门口卖！你是不是脑袋被人踢过？”男人散会回家，又拿这话重复骂了女人一通：“你脑袋有问题是不是！以后卖米，走远点！”

但谁也没想到，这边侥幸没出事，后院却起火了。

刘四爷的老三，小名疙瘩儿，壮壮实实的一个小伙子。说起他的小名，还有一段来历。刘四爷这辈子，命中注定全是儿。当初生第一个是儿，生第二个也是儿，眼看着妻子第三次又怀上了，心想这回总该是姑娘了吧。等到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掰开两腿一看，大失所望，忍不住抱怨了一句：“又是一个疙瘩儿。”

疙瘩儿的后面，还有弟弟。一家子除了老娘，全是男性。这家子别的优越性没有，唯独夏天，热到太难受时，可以毫无顾忌寸丝不挂。四清运动时，工作组到他家访贫问苦，发现除老娘外，所有男性一概不穿衣服裤子，正围着桌子吃饭。但有一利必有一弊，当这些小男孩都长成谈婚论嫁的年龄，住房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耍对象时，人家姑娘只要上门一看，一数这家子几弟兄，几间房，立马再不往来。

终于，好不容易，生产队有个朱姑娘喜欢上疙瘩儿了。开始还秘密着，后来姑娘跟家里人提起此事，全家人一致反对。姑娘血性，就扛上了，说我非他不嫁。家里人也狠，说你要自讨苦吃我们不管，但陪奁一件没有。

正僵持间，疙瘩儿搅事了。他在生产队会上发言说：“瞒产私分部分的粮食，不能不分人头大小一律平分。”他这话不是无理取闹，他家男劳力多，又都没结婚，搞瞒产私分最吃亏。但不搞瞒产私分，是所有人吃亏。这是一个死结。疙瘩儿要求改变，但更多的人坚持维持规矩。双方互不相让，对抗激烈时，疙瘩儿扬言要去公社报告汪书记，情势一度失控。最坏的结果，是队长、会计受到惩罚，弄不好要坐班房；从此瞒产私分的粮食，会被征收为忠字粮，分到每个人手中的口粮，都会大幅减少。

正在剑拔弩张、行将崩溃之时，突然峰回路转，天气转晴，乌云散尽。等到疙瘩儿和大家再见面时，身份已经成了副队长了。刘队长还特别拜托大家，要支持副队长的工作。人大面大，不能再叫疙瘩儿了，和他说话，都先喊一声：“副队长，今天干什么活儿呀？”

真是一通百通，朱姑娘家也不反对了，就顺顺利利把结婚证扯了，把喜事办了，陪奁该抬的也抬过去了。

直到我1978年考上大学，这个生产队的瞒产私分，一直搞得波澜不惊，有条不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