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学会复杂

一个透明而单纯的化学家

© 徐敏｜文

他是中共建政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在美国获化学博士学位。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用一年时间搜集、翻印和整理出他认为国内建设需要的资料，将其带回大陆。他对中国石油工业的基础建设，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功不可没。文革中，他被诬陷关押，遭遇日以继夜的残酷殴打，愤而自杀。三天后，妻子征得15岁女儿同意，母女双双服毒身亡。这一家三口，丈夫叫萧光琰，妻子叫甄素辉，女儿叫洛洛。

萧光琰，1920年出生于日本东京，祖籍中国福州。9岁时就掌握了中、日、英三种语言，是一个神童级的学霸。12岁考入日本顶级中学，名列第一。因抗战动乱，没有读过一天高中，仍然以最高分考入美国波莫纳大学。后经导师推荐，就读芝加哥大学化学系，24岁获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后任芝加哥大学研究员，美孚石油公司化学师。由于在石油领域作出的持续贡献，他连续4年获得美国石油金质奖章，不到30岁即已成为美国知名的石油化学专家。

当时的萧光琰，在美国拥有别墅和高档轿车，身边有美丽的妻子，人生就如同广阔的坦途，大道两旁，绿树成荫，天空蔚蓝，阳光明媚。而此时国内，硝烟弥漫，激战正酣。

1949年，新政权建立，在海外广招人才。萧光琰所在的美孚石油公司，这一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套催化重整装置。萧光琰参与了此项工作，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正是英雄想找用武之地的时候。恰好国内的“留美科技工作者协会”，正在动员留美人才回国参加建设，萧光琰顿时热血沸腾，决定回国投身其中。

那时候的萧光琰，刚与妻子甄素辉结婚。萧光琰父亲是国民政府官员，甄素辉的父亲给孙中山当过秘书，两人的家庭背景大体相似。门当户对的两人，结婚后感情融洽，但在回国的问题上，甄素辉并不赞同。

对此两人曾有过争论。甄素辉说：我连中文也不会讲，回中国干什么呢？现在是共产党当政，我们没有为共产党做过贡献，谁欢迎我们回去？萧光琰坚持认为，自己虽然不参与政治，但能把美国最先进的技术带回国内，就是贡献。

一门心思想要回国的萧光琰，甚至对妻子说，如果她不想去中国，自己就一个人回去。最终，甄素辉让步了。萧光琰是那种值得依附的男人，她不想开他。

1950年12月，这对夫妇满怀憧憬，带着对中国石油事业有用的资料和大批图书，回到了没有朋友，没有亲人的祖国。当年，萧光琰所带资料之多，光是用翻印机翻印出来，就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这些资料，就是日后奠定了中国石油工业最宝贵的那部分资料。

踏上陌生的土地，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却又感觉生疏。在天安门广场，看到巨大的毛泽东画像挂在城楼正中，左右是两条万岁的口号，这口号几乎遍布各个角落。与美国强调个性、尊重个体的氛围，有很大差异。对贫穷、落后，萧光琰有思想准备，但口号覆盖的气氛，令萧光琰不免有些隔膜，他需要时间来适应这个了解甚少的社会。

他被分配到石油部（最初叫燃料部）。当时石油部还没有能力成立自己的研究所，只能招聘一些科技人才，先送到外地代培。萧光琰在北京短暂停留后，就来到了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石油部鉴定了他所带回来的资料，认为对发展中国还很落后的石油工业有重大价值，这让他甚感欣慰。

刚回国时，看到各方面百废待兴，萧光琰感觉大有所为，精神振奋。他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也很注意生活的情趣。从小在优越环境长大的他，觉得生活中不能少了音乐、绘画和体育活动。他特地花了很多时间，与妻子甄素辉一道，精心地布置他们的小家。甄素辉想买幅装饰画挂在墙上，可到处都是卖领袖像的，她不明白政治人物怎么能挂在家里，美国没人把总统作为装饰挂在家里的。

最初的一段日子，萧光琰心情愉快，觉得自己受到了在美国不曾有过的重视，生活待遇也相当不错。在美国，他就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在中国却是专家级别，可以参与技术上的决策。

当时对炼制石油采用什么催化剂有很多争论，有人主张用钼做催化剂，钼要比铂便宜，不用进口。从最终效果看，铂虽然贵，但催化效率高，收益率高。最后是按萧光琰的方案，采用了铂重整技术。北京石油炼制所成立后，进行铂重整放大试验，也很成功，到六十年代，用这个技术建成了大型的工业生产装置，成为当时工业战线上"五朵金花"的新技术之一，是萧光琰对我国石油工业的一项重大贡献。

然而，就在他认为自己会大有作为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1951年11月，新政权开始了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运动的目的，是要用马列主义的新思想，置换掉原有的旧思想。为此大量知识精英，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被要求站出来解剖自己，在全国人民面前“脱裤子割尾巴”，检讨自己的过去，甚至不惜放下尊严，自我羞辱。

对于这样一种形式的改造，很多知识分子不知所措。萧光琰回国才九个月，对此更是始料未及。

又因为发生抗美援朝战争，从美国回来的人士都成了怀疑对象。运动一开始，萧光琰便隐约感到别人在疏远他。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始从疏远发展到怀疑他的回国动机。普通群众最不理解的就是，“你在美国生活条件那么好，为什么选择回国？”就连他平时偶尔提及自己在美国的工作或者生活，也成了崇洋媚外的罪证。

面对这种无中生有、胡乱指责的批判，从小就生活在西方社会的萧光琰无法理解，他希望领导能出面说句公道话，但领导要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非但不纠正过左的错误，反而常常给予表扬支持。

这让30来岁年纪，正处在血气方刚时期的萧光琰无法忍受。实在憋不下去了，他就罢工，接连几天不去上班，关在家里闹情绪。那些日子，他忧心忡忡，焦躁不安，彻夜难眠。他想不通，自己千辛万苦回到祖国，得到的竟然是怀疑。

有段时间，他无法安心科研，人静不下来，书读不进去。最痛苦时，他会头撞暖气片，发泄自己无法排解的愤怒。为了睡觉，他只能大剂量服用安眠药。有人甚至担心，他会产生自杀倾向。

终于，折腾了一年的运动过去了，生活又渐渐恢复了平静。但细心的人发现，原本就没有多少朋友的萧光琰，变得更加形单影只，少言寡语。

幸好，研究所的领导后来认识到，思想改造运动中对萧光琰的怀疑是毫无根据的，给他造成了很大伤害，向他表示歉意。萧光琰是个非常单纯的人，立刻不计前嫌，又重新恢复活力，努力投入工作。不久，女儿降生，起名萧洛莲，小名洛洛，给这个家庭增添了很多的欢乐。

1956年，萧光琰曾有一次回北京的机会，他当初就是北京派到大连培训的。现在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成立，希望他回北京工作。但萧光琰经过考察权衡之后，觉得大连石油所更适合自己科研，决定留在大连。

大连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白介夫，是个延安来的干部，谦虚好学，没有架子，萧光琰和他很合得来，两人成了好朋友。萧光琰不但教白介夫化学，给他讲什么是催化剂，还鼓动白介夫学网球，当他的网球教练。

1957年，上面提倡大鸣大放，号召知识分子给各级领导提意见。萧光琰有过去思想改造运动的教训，虽然也响应号召，但发言时都格外谨慎，不越雷池。

很快，形势大变，被引诱出洞的蛇纷纷中枪。与研究所相邻的几所大学，都抓出了不少右派，唯独研究所无声无息。有人警告白介夫，再不紧跟形势，他自己就成右派了。无奈之下，白介夫这才干了一生中最大的违心事，和几个人一道决定了右派名单。

名单中没有萧光琰的名字。

第二年，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到处都刷上了“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白介夫家的院子和大连工学院化工楼后院相通，大学生们用耐火砖在院子里盖了个小高炉，小高炉比农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连把铁化掉都不可能。

萧光琰来到白介夫家，看着前院的小高炉就问：“炼铁、炼钢不是工厂的事吗？要有专业知识，要有预算，要建厂，炼钢的温度很高，要有特殊设备，怎么能挖个坑就搞全民炼钢呢？”

白介夫不敢给他讲道理，只好唯唯诺诺敷衍他。

有一天萧光琰回家，发现院子门上的门闩没有了，问保姆怎么回事？保姆说，来了一群学生，要找铁锅、铁铲子去炼铁，保姆说锅还要用来做饭，学生们就把门闩拆走了。

这天，阿姨买了一副新枕套，萧光琰累了一天，刚要躺下休息，一看枕头套上印着醒目的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吓了一跳，说：这是枕头啊，是让人休息睡觉的，要是躺在枕头上都要鼓足干劲，那也太紧张了！能不失眠吗？

萧光琰把这件事讲给白介夫听了，白介夫劝他说，你视而不见不就行了吗？

很快，大跃进的浪潮也波及到了科学界。原计划三年完成的任务，现在要缩短到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来完成。于是接二连三出“成果”，敲锣打鼓报喜讯。面对这些假成果，白介夫还不能说，怕犯政治错误，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

于是群众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争先恐后跑来报喜。有个苏联专家看不下去了，找到白介夫说：“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们要把中国的科学事业引向何处。”

萧光琰也忍不住了，对白介夫说：科研工作怎么能这么搞？这简直就是儿戏嘛，科研怎么可能三天两头出成果？

白介夫其实也知道。但问题是，自从反右运动后，做事情只能根据政治需要，不讲科学成了最大特点。有人是真不懂科学，有人懂却不敢讲反面意见。每场运动，都有一些知识分子紧跟形势，推波助澜。甚至很多著名科学家也出来论证，为什么亩产可以万斤，为什么要消灭麻雀。

运动结束，这些人不但不承担责任，还会受到重用升迁，于是千人一腔，万人一面，阿谀奉承趋炎附势逐渐成为潮流。

大跃进之后，原以为会安定一段时间，谁知新的一轮政治运动又开始了，叫“拔白旗，插红旗”。

反右斗争萧光琰没被打成右派，这次运动他却成了靶子，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他的学阀作风，指责他在研究工作中不能平等待人，要求苛刻，经常训斥助理人员；批判他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爱跳舞，喜欢音乐，醉心于贵族运动的网球。有的大字报说他：你拿着高额工资，几年来没有任何成果，你执行的是挂羊头卖狗肉、唯有理论高的白旗路线。

群众这样批他自然是有原因的。他对下面科技人员的要求十分严格，他不能容忍有人做反应，连温度都不记录，这种试验将来不要说别人，就是自己都重复不了。他要求他领导下的任何试验，都必须有可重复性，有明确的误差范围。

他发现有些人做实验像炒菜一样，大概地加点酸加点碱，没有严格的定量概念。他给实验室建立了很多清规戒律，像瓶子要用蒸馏水冲洗，反应加试剂后要充分搅拌等等。结果搞得组里有些人看到他就紧张，他那双金睛火眼几乎总能发现别人操作不规范的问题，一发现就毫不留情，严厉批评。这种做法让很多人很不舒服。

在同事眼里，他的另一个毛病是生活方式，同样令人很不舒服。

那些年，倡导艰苦朴素，男女不讲修饰。萧光琰因从小受到的教养，十分注重个人形象，总是服装整洁，头发吹得一丝不乱，戴着副金丝眼镜，斯文儒雅，文质彬彬。他还把美国的工作习惯也搬到了中国，工作时要求高效严谨，劳逸结合，专门制定了喝咖啡的休息时间。他觉得这样做是为了养精蓄锐，能高效率地投入工作。结果不被理解，被批判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作风。他就没想过，你120元的工资可以喝咖啡，别人行吗？

萧光琰那时候的生活水准远远高于一般人。夫人甄素辉在大连海运学院教授英文，两人的工资合在一块，是一笔丰厚的收入，因为只有一个女儿，日子过得绰绰有余。夫妇俩待人热情大方，家里招待客人，常常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橙汁、巧克力。那年头，吃水果是很奢侈的事情，萧光琰不但经常吃，还要对水果进行消毒。在革命群众眼中，这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萧光琰还喜欢跳舞，这也让群众看不顺眼。60年代初期，每到周末，大连市的一些领导干部、民主人士都会集中在中苏友谊宾馆，看电影、打乒乓球、跳舞，小礼堂里还有文艺节目。萧光琰和夫人是这儿的常客，两人是一对绝佳的舞伴。当年舞池中不乏跳舞高手，但能像萧光琰夫妇跳得那样好的，寥寥可数。每当他们夫妇下场，很多人都会停下来驻足欣赏。

平常年间，像萧光琰这样活得滋润，已经让人羡慕妒忌恨了。可惜萧光琰并不懂得韬光养晦。有些科技人员，为了入团入党，拼命表现，非常注意搞好群众关系，争着打扫卫生，主动上开水房灌热水。可萧光琰非但不做，还说这应该是清洁工做的事情。

既是朋友又是领导的白介夫提醒他要随大流，不能轻易得罪人，凡事要注意群众影响，多和工人打成一片，主动招呼，笑脸相迎。他听完之后，百思不解，很困惑地问：为什么？在他认知中，人是有分工的，“我的工资比工人高很多，让我和工人打成一片，去干工人的活，那不是浪费吗？”

他的这些观念，搁在平时，领导宽容一点，也就归类为思想问题。等到文革一来，上纲上线，他立刻就成了罪人。除了反动学术权威，黑专家这类罪名，他再次被推断为美国特务。

原本宽敞的家，不由分说就突然挤进来几户人家，一起共用厨房、厕所。就连最基本的隐私，也不复存在，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

刚开始，萧光琰还能咬着牙承受。女儿也很懂事，因为父亲的原因，她被学校划分为黑五类，但她从不埋怨父亲。妻子是一如既往的贤惠，坚定地守护着自己的丈夫。一家人相互安慰，彼此支撑，期盼着情况能起变化。他们挺过了第一年，又挺过了第二年。

第三年，工宣队进驻研究所，形势开始恶化，萧光琰意识到，自己恐怕在劫难逃。

工宣队里有个人物，总是头戴八角帽，八角帽是大连电磁场的工人，粗野蛮横，动不动就动手打人。1968年10月5日，工宣队派人抄了萧光琰的家，将所有值钱的财物席卷一空，其中就包括一枚孙中山送给甄素辉父亲的戒指。同时还把萧光琰抓进牛棚，与其他牛鬼蛇神集中关在一起。

工宣队要萧光琰承认自己是特务，遭到拒绝，为了迫使萧光琰尽快承认，有人开始动武。其中八角帽打得最狠，不但拳打脚踢，而且还用了三角带这种特制的刑具严加拷打。

有几句拷问，在审讯中反复提及：你在美国生活优裕，为什么还要回到中国？你能把美国的资料弄到中国来，也能把中国的资料弄到美国去，你为美帝国主义搞了多少情报？

面对这些无中生有的问题，遍体鳞伤的萧光琰，一遍又一遍地写检查，一遍又一遍地作交待，直到被逼到心如死灰。他无法理解这种莫名其妙的荒诞，分明是满腔热忱地归来，却总是受到怀疑，五年，十年还在怀疑，眼看就快二十年了，还在怀疑！

屈指算来，萧光琰已经在牛棚中关了整整两个月了，无休无止的刑讯逼供，正在一步步将他折磨得了无生趣。

1968年12月11日晨，当专政队员像往日一样走进牛棚，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时，萧光琰却没有任何反应。他以这种永远沉默的方式，表达了对于暴力的不服从。验尸的结果：证明是服了过量安眠药巴比妥自杀。他就这样走了，带着满身的伤痕，把自己结束在了四十八岁的年龄。

3天后，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洛洛一起自杀。死前，洛洛曾把自己的一张照片赠送同学，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永久的纪念。有人据此分析，母女俩死前，一定有过一次关于生死的对话。

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萧光琰》

《萧光琰：石油化学奠基人，一年半写出15篇论文，带领中国赶超世界》

白介夫《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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