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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
“阎王殿”的大阎王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二阎王是周扬；老阎王还有张子意、张磐石、李卓然、许立群、林默涵，姚臻是刚刚提拔的副部长，也是阎王；童大林是小阎王，因为他是刚刚提拔的秘书长；其他的处长副处长是判官；还有一些特殊一点的处员是小判官。这就是中宣部阎王殿领导班子的阵容。
我与别的判官不同，在中宣部，我只是个处长，但我是“副部级”，所以，有一个特别的头衔，叫做“大判官”。在内部开斗争会时，我终究只是判官，地位不算高，但是阎王殿名声在外，大判官的地位也算高的了，特别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和经济研究所，我也算是一个显赫的人物。
第一次使我认识自己具有这种重要地位的事件，是经济研究所的一个斗争会。那次批斗的题目是阎王殿在经济所搞“假四清”，包庇孙冶方。这事跟我本来没有关系，那时我在通县农村搞社教，不在部里。所以一开始斗的时候，他们没找我。但我英明地预料到，他们是不会饶了我的。那时家中的电话还没有拆掉，我就坐在家里，等候“传斗”。果然，电话来了。我去了。
斗争会上，我成了与那件事完全无关的主要斗争对象。那天，站在第一排戴着高帽子挨斗的是三个人，按顺序排第一的是张闻天，第二是我，第三是孙冶方。直接有关的其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包括中宣部的、学部的和经济所的反而站在后排。
大概是因为第一次挨斗没有多少经验，我抱着考验一下自己耐力的心情，一丝不苟地参加了斗争会。我那时候还不懂得怎样找机会伸伸腿，直直腰，而是硬碰硬地弯着腰听长篇大论的罪行控诉。我居然坚持了下来，而站在后排的人，斗到半截，就有两个坚持不住了。只听见“嘭嗵”一声，人倒了下来，紧接着便是一片骚动，可斗争会还得继续。当时，我对自己的体力和意志力颇为得意。斗争会上讲的话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只是用全部注意力在作一种体力上的磨练，而且成功了。当有人对我们喊“滚吧”的时候，我拔腿就走。大家发现我突然不见了的时候，我已经跳上回家的公共汽车了。
大概是因为走得太快了，中宣部的同事还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情，急急忙忙赶到了我家。而那时，我已经坐进洗澡盆，浑身泡在一池满满的冷水里了。
当时，因为天气热得要命，加上斗了半天……
个人的尊严，大概与一个人的头是很有关系的，而一个人的头上，除了五官以外，就是头发了。如果穿一身好的衣服，没有一头好的头发，总觉得有些遗憾；买一个假发套，如果与身份气质不符合，也会使人倒胃口。可见头发确是很重要的。 有一次，学部的人到中宣部来造反。其中一个女的看见我的头发依然完好，于是对我大喝一声： 当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她已经上来，“咔嚓！咔嘹！”对我的头“开刀”了。原来，这也算革命的一个项目。她的手里早已预备好一把很大很大的剪刀，逢“牛鬼蛇神”便要“剃度”一番，然后对着你喊一通口号，再扬长而去。 我看自己的头实在不好看，就到中宣部的理发室请他们重新理一理，没想到他们好像也有气，把我的头发理得乱七八糟。 没有办法，我只好回到家里。我夫人从外面买回一把理发推子，把我剃成了平头。从此以后，我的头发都是我夫人帮我理的，几十年下来，倒省了一笔洗理费。后来我跟她开玩笑说：“多少年了，我该付你多少款呀？” 这事使我想起清朝有一首“流行歌曲”，不过可能有词无调，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剃头歌》，“歌词”是这样的： 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
有头皆须剃，不剃不成头。
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
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淸朝统治者实行“留发不留头”的专制政策，太平天国的造反者为了表示反抗，依明朝习俗留发，所以谓之“长毛”，这在满清统治下是要杀头的。这也是说明头发的重要性的一个例子。 有意思的是，后来夏衍将这几句话改了，用来形容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点，很有新意： 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
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
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
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文化革命中的两派竞争是很激烈的，抢人，是这种竞争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内容。 有一天，北京对立的两派同时各要开一个批斗大会。一个是全北京的“地派”批斗大“走资派”的一个联合行动，属于地派的学部的“联队”，是这次大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还有一个，是属于“天派”的学部的“总队”，以批判学部的第四次扩大会议为由头斗争走资派。为要使批斗会开得有声势，被揪到会的人物的级别和知名度，是体现“革命”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不过，他们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我们这些“革命对象”事先并不知道。 大会的前两天上午，我听说学部哲学所要斗我，就跟着一个前来押送的人，到学部去了。学部当时是有名的“斗人”的机关，这次主要是斗我，我以为总要给我点颜色看看。可是，没想到批斗会开得很稀松，精神也涣散，发言缺少内容，说话也没有什么力量，陪斗的只有一个“小判官”龚育之。斗完了，我们就回家了。过一天又通知我，哲学所还要斗我。我告诉他们，你们别押送我了，从沙滩到建国门，走起来花的时间太多了，我自己骑自行车去吧。也许是我这人有守信用的信誉，他们也乐得轻松，也就同意不来押送了。我骑车去了之后，发现这一回连陪斗的龚育之也没有了，心中不免有几分寂寞。斗争会开得比头一天还稀松，我心里犯起了嘀咕：这是怎么回事？ 开过斗争会后，还不让我走，中午还要留我吃饭。吃完饭也不让走，说是要我写检讨，交代问题。 我被带到一间会议室里，刘、关、张、杨（即刘导生、关山复、张友渔、杨述，当时都是学部的领导）都在，加上我，一共五个。我们一人一张桌子。一个红卫兵跷着“二郎腿”命令我们： 写什么呢？我们都不清楚。杨述便去问监视的造反派。那人一听，勃然大怒： 大概是杨述提了问题，那个红卫兵就走到他跟前看他都写些什么。没想到，他写的竟是自己和号称“独立王国”的北京市委进行斗争的光荣经历。那人一看，又火了： “你还有斗争？这不行。检讨就是检讨，不能往自己脸上贴金。” 到了晚上，还不让我回家。说是明天另一派要斗我，会狠狠地整我的，他们自称有责任“保护”我。我有点着急了，于是说，出来时没有给家里打电话，问“可不可以打个电话回家？”“可以”，网开一面！ 我被送到王府井北大街的历史所、考古所那个地点，被安置在一个人的宿舍里。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但不久我就发现，好看的东西不少。比如像首长讲话之类的东西，那时我们这样的人都是看不到的，于是我一个人大饱眼福。 后来，我又被紧急转移了好几个地方，好容易挨到了天色擦黑。这时，被捕获的其他“猎物”也一个一个地来了。来人中有张闻天、李维汉、杨献珍、孙冶方、刘导生、关山复、张友渔……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大房间里过夜，睡统铺，一张木板床。李维汉、杨献珍就睡在我旁边。天气冷极了，穿上了大衣，上面压了棉被，我们还冻得直发抖。 第二天早上也没人管，只不准我们出院子的大门，我也就看了看院子里的大字报。吃了早饭以后，我们又被押上了轿车，只知道是继续接受批斗，但不知道会送到哪里去。 马达一响，我们所有人的情绪都莫名其妙地被调动起来，有的是紧张，有的是兴奋。我感到，电影中的情景出现了，我们的汽车一开动，立即，后面就有汽车跟了上来，我们加快，它们也紧追不舍，绕来绕去，最后跑到了工人体育馆。我们的汽车刚刚停下，后面的汽车已“咬”住了我们的尾巴。车门开后，大家一跳下车都使劲地往体育馆里跑。我的腿脚比较灵便，三步两步就跑进了门去。可惜张友渔动作太慢，后面车里冲下来的人将他一把抓住。我回头看时，我的这位“难友”虽说不上是被五马分尸，但已被两边的人各持一端，“抢”开了！ 最后，大概是“抢方”的人力不足，张友渔终于被夺了回来。我虽没有帮上“难友”的忙，但还是舒了一口气，暗自庆幸自己免遭抢夺之苦。到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头一天斗我们、写检查都是假的，目的是把我们都垄断起来，用以显示他们这一派斗争的实力。 进到体育馆屮，果然感到斗争的气势不凡。这是全北京“地派”的一次联合行动，把当时最著名的“黑帮”都揪来了。打头的是彭、罗、陆、杨（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后面还有李维汉、张闻天以及一些大一点的人物。我排在差不多中间，排在我前头的是蒋南翔，后边的是杜润生，我们后面还有不少人。每一个黑帮配三个押送的红卫兵，服装一律草灰色，人都是棒小伙子。在他们把自己分管的那个黑帮押送到位之后，三个人中，左右各一人把黑帮的手往后尽量抬起，中间的那个人使劲地把黑帮的头往下按，这就是当时盛行的“坐喷气式飞机”的姿势。我在文革中坐过许多次这样的飞机，比较起来，这是最正规的一次。这时，一个人会感到腿上与颈上的筋受力最重。 斗争会开始后，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叫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就上去，全场这时高呼口号，烘托气氛。等那人站定以后，便有人批判发言，发完言又是口号结尾。他完了以后，就是下一个。下一个进行时，前面的都不能走。直开到最后，五十多个人把场子都站满了。斗争结束，后上来的人先退，也是口号不断。如此下来，官越大，到得越早的，坐“喷气式飞机”的时间越长。“问题”越轻的人受的惩罚也越小，从中也体现了一种“公平”。 当时室内温度很高，我被押着，眼镜、笔记本掉到了地上，前面汗水湿了一滩。但走的时候，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了我，倒有一点一丝不苟的味道。 那一次挨斗真累！当斗完我，我回到海军大院去取自行车时，几乎骑不上去了，还是站在马路边的台阶上，跨上车子，我才得以把车骑回家去。 后来我们了解到，被他们的对立面抢去斗争的人，并没有像我们听说的那样被狠狠地整，还没有我们吃的苦头多，但我觉得，我还是不亏，因为说良心话，那差不多是我经历的文革的无数次批斗会中，组织得最好的一次。
本文选自《文革中的我》，于光远／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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