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不写认罪书的老头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Author 徐敏
红卫兵拿他没辙
© 徐敏｜文
文革中，有一群教授被关进牛棚，每天除强迫参加劳动外，还必须写一份认罪书。对于红卫兵的命令，教授们不敢有丝毫怠慢，都顺从地接受了这个安排。唯独有个老头，从一开始就不服从。别人交上去的是认罪书，他却写的是“劳动日记”。为此，红卫兵没少骂他，甚至用藤条抽打他的脊背。骂完了，打完了，他交上去的还是劳动日记。红卫兵发现这是个倔老头，只好认栽，索性不管他了。
这个老头叫赵景深，中国戏曲研究家、文学史家、教育家、作家。
赵景深祖籍四川宜宾，1902年生于浙江丽水。5岁时迁居安徽芜湖，曾祖父赵亮熙是清代翰林。赵景深曾在教会办的圣雅各小学、圣雅各中学读书，有很好的英文功底。1919年，赵景深赴天津投奔在省长公署当秘书的堂叔，进入南开中学。因成绩优异，是“唯一得到五个甲等的人”，校长张伯苓在全校学生大会上，念他的名字，叫他站起来，接受全校同学的鼓掌。
一年后，堂叔家道中落，赵景深转而报考免除学费的棉业专科学校。该校报考者有上千人，招考条件要求考生具备高中学业，许多考试内容赵景深没有学过，考得赵景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等到成绩公布，没想到竟然考了个第四名。
赵景深自小热爱文学创作，还在读中学时，便已翻译、创作了一些童话和小品文。他是我国翻译安徒生作品的第一人，受到过《儿童世界》主编郑振铎的赞赏。1922年，赵景深毕业，受聘于马千里办的《新民意报》担任文学副刊《朝霞》的编辑。最初，副刊编辑的薪资为每月大洋十元，校对五元。此间，赵景深曾单恋过同事徐女士，两人交往半年多后，徐女士突与青岛交涉司司长陈先生订婚，对方月薪400大洋，陈送了徐一只金手表作为定情之物。赵景深这才恍然大悟，徐女士曾写过一首《金手表》的诗，原以为是象征主义，没想到竟是写实主义。赵景深当时的月薪才20元，如何能够竞争。
1923年暑假，徐志摩应梁启超之邀，到天津南开暑期学校讲了两星期的《近代英文文学》，主编马千里派赵景深前去采访报道。赵景深少年时便擅长写诗，在《新民意报》时曾组织“绿波社”，成员有焦菊隐、于赓虞、于毅夫、蹇先艾、万曼、孙席珍等。讲课期间，徐志摩拿出一首英文诗让大家翻译，结果赵景深的译作被评为第一，徐志摩赠以他一张大幅的歌德照片。徐问赵将来有何打算，赵表示愿以文学为业，徐摇头说：“大难，大难！文学是只好作为副业的。”
赵景深编辑副刊《朝霞》时，在版上刊登民间文学，加上新诗排版后空白多，引起股东不满，于是派吴凌云接替他的编辑工作。吴来编辑部后，不但夺了他的职务，还拿竹竿架在赵景深的床上，晾起了衣服和裤子，赵景深不甘屈辱，只好辞职。
1923年，在郑振铎的推荐下，赵景深去了湖南长沙岳云中学任教，不久又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国文课。在这儿赵景深遇到了田汉，两人成了朋友，有时在一起看书，有时去小酒馆喝酒，有时去剧场看戏。那天在一场欢迎会上，田汉等几个人情绪高昂，乘兴演唱了戏曲片段《马前泼水》和《武家坡》。此时适逢五卅惨案的电报发来，这些唱段顿时被大家认为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青年学生们于是叫嚷起来，要求把田汉、赵景深他们赶出学校。
离开长沙后的第二年，赵景深与马芝宝结婚。此后，赵景深在绍兴、海丰等地任教。去海丰任教时路过广州，他特地去中山大学拜访了鲁迅，两人此前曾经有过一次通信。谁知那天去得太早，鲁迅尚未起床，见有客来，只好起床交谈。赵景深后来回忆此事，还感觉十分冒昧。
1928年，出版家李小峰主持北新书局，写信邀请赵景深加盟。两人见面后，相谈甚欢。但最终赵景深还是选择了开明书店。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与鲁迅早有交往，赵景深得以接近鲁迅，并曾同桌吃饭，席终赵景深还表演了单口相声《一个忘了戏词的人》。
隔年，赵景深脱离开明书店，进入北新书局，当时编辑就他一位，实际等同于编辑主任。在赵景深和李小峰的共同主持下，1931年北新书局出版了十四册的《格林童话全集》，其中一册为李小峰所译，其余都是赵景深翻译。1934年赵景深又编了一套儿童图画故事，共出了55册。这期间，李小峰和赵景深相处融洽，合作愉快。
此前，赵景深的妻子马芝宝因心脏病去世，李小峰便将自己的妹妹李希同嫁给了赵景深。因举办婚礼需要用钱，赵景深拿着译稿找到徐志摩，徐二话没说就预付给他40元。结婚当天，许多人都前来祝贺，就连鲁迅也特地赶来参加了婚礼。老舍还清唱了一曲《黄鹤楼》。新郎赵景深也表演了节目，那天，他扮演关公，与他配戏的周仓上场时忘了戴胡子，赵景深随机应变，临时变换戏词，对周仓说：“你乃周仓之子，快叫你父亲上来！”周仓赶紧下台去戴胡子，将原本就要演砸的戏遮掩得天衣无缝。
婚后，赵景深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并兼任北新书局总编，把经营重点从力推新文学作家转向了儿童书籍，虽然赚钱，却引起鲁迅不满。
1931年，文艺界有过一场关于翻译的论争。其中，赵景深主张翻译首先要做到通顺，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位的。如果译得一点不错，而文字却疙里疙瘩，其害处与误译相差无几。他甚至将严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准确、通顺、优美）的次序调整为“达、信、雅”。
这与鲁迅的翻译主张首先必须确保准确不同，双方由此展开论战。鲁迅在批评赵景深的文章中指出，为了追求所谓的“顺”，可以牺牲准确，将Milkyway（银河）误译为“牛奶路”， Entaur（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怪物）误译为“半人半牛怪”。为此鲁迅作诗讽刺说：“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牛奶路”纷争后，赵景深多次给鲁迅去信，承认自己的“疏忽”，说这两处错误是“由于我没有多查字典、工作不严肃的结果，是应该批评的”。鲁迅也给予了谅解，后来还给赵景深主编的《青年界》杂志写过两篇稿子，即《忆刘半农君》和《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1952年，北新书局公私合营，赵景深辞去总编一职，专心在复旦大学任教。
赵景深自小酷爱戏曲，曾师从昆曲名旦尤彩云和张传芳苦学八年，生旦俱工，演唱兼擅。1956年，赵景深一家曾联袂登台，在复旦登辉堂演出过《长生殿》中的一折，赵景深扮唐明皇，夫人李希同饰杨贵妃，女儿赵超林演宫女。有一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和数学系开新生联欢会，赵景深还清唱过《西厢记·酬简》中的一支曲子，“彩云何在，月明如水浸楼台”，“僧居禅室，鸦噪庭槐”，让刚刚入学的新生们耳目一新。
文革中，复旦大学的教授们几乎全都关进了“牛棚”，赵景深也名列其中。牛棚设在复旦大学一幢最小的宿舍楼中，红卫兵每天领着“牛们”早请示晚汇报，强迫他们从事各种劳动，还发给每人一本“汇报簿”，规定每天必须写思想检查，在“晚请罪”时上交。别人都按规定写认罪书，唯独赵景深却千篇一律只写“劳动日记”，从来不写思想汇报。红卫兵训斥了他几次，有一回还用藤条抽他的脊背，但他还是坚持只写“劳动日记”。红卫兵们无法可想，只好随他。
有段时间，为惩罚他，一度将他单独关押在学生宿舍。有天，看管他的学生要去打篮球，怕他逃跑，就把他绑在床上。有个外调的人来找他，在外面敲门，敲了半天无人应答。敲得急了，赵景深才在里边高声回答说：“里面没有人！”来人说：“你不是人吗？”赵景深说：“我不是人，我是牛！”后来牛棚停办，赵景深又才从牛变回了人。
也是在关押期间，工宣队要赵景深交代“里通外国”的问题，他一直不承认。这一天，工宣队态度特别凶，步步紧逼，赵景深就说：“有的，我有里通外国的问题。”工宣队高兴极了，要他马上写交代材料，以为侦破了一桩大案要案。第二天，赵景深上交了交代材料，上面详细列出了给外国友人邮寄过的书籍，结尾总结说：“我是把我们国家里的书流通到外国去了，所以我有严重的里通外国问题。”
赵景深在“里通外国”四个字下面都加了小黑点，表示强调，让工宣队哭笑不得。
赵景深一生，酷爱读书购书，藏书多达三万余册，编有藏书目录九本。这些书籍几乎覆盖了赵家从一楼到三楼包括亭子间的所有墙面。赵景深尽管嗜书如命，但对前来借书的学生、研究者，特别是青年，总是慷慨大方，从不吝啬。有时买书还常买双份，一份专门供人借阅。对真正的研究者，赵景深更是主动热情地借书给他，而且数量不限，时间不限，登记一下就可以借走。王骧教授曾赋诗赞颂道：“文坛巨擘老人星，著作等身至可钦。更有一桩人罕及，藏书肯借见胸襟。”
对于自己的藏书，赵景深的头脑就如同电脑，熟悉每本书的存放位置。如果有研究者向他求教某本书的内容，他可以毫不迟疑地讲出答案，甚至精确到在该书的第几页第几行。
1985年1月，赵景深下楼时不慎跌倒，引发脑溢血，终年82岁，走完了他诙谐幽默多姿多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