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黄昌勇对话：开放、多元的大戏剧观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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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学

周星、黄昌勇对话：开放、多元的大戏剧观探索

/ 周星（特邀主持）  黄昌勇

本期《问学》的访谈对象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上海戏剧学院坐落于开放的大城市上海，毫无疑问具有开放的性质。作为中国专业艺术院校中的佼佼者，上海戏剧学院有戏剧、戏曲、舞蹈、影视、管理等多个学科，脱离了传统的以戏剧与影视专业为主的限制，成为了一所多样兼容的高端艺术专业院校。某种程度上说，从上海戏剧学院的构建和发展，可以更好地看到中国艺术教育发展状貌的线索。

聚力：自有准备而顺势而行的开拓者

周星：黄昌勇院长一直在管理职业岗位上忙碌不已，所以很是感谢您能接受访谈。首先，还是要从您的阅历说起。我在2017年乌镇戏剧节观赏田沁鑫导演的话剧《狂飙》，散场时看到黄院长在和年轻的演员聚谈指点，才知晓该剧有很多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参与。那情景体现了一个戏剧学院的院长发自内心的对戏剧、对学院，以及对学生的爱。黄院长可否介绍下自身的经历、兴趣？

黄昌勇：非常感谢周星教授，您在《艺术教育》杂志聚焦于中国高等艺术院校教育领域系列高端访谈，每一期我都认真学习，从中获得很多教益，尤其是对治理学校也有直接和间接的启发。其实，我与上海戏剧学院（以下简称“上戏”）结缘，也是人生中的一次偶然。当时，上戏要公开招聘一位副院长，朋友和单位（同济大学）领导几次三番地动员我报名参加公开选拔。盛情难却，我在截止时间前几分钟上网报了名，没想到因为没有压力，面试发挥得比较好。就这样，在2010年初，我到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6年后的2016年10月，出任院长至今。

我的经历其实很简单，从本科一口气读到博士，学的都是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复旦大学博士毕业后就到了以土木建筑工程著称的同济大学工作了15年。恰值当时吴启迪校长要恢复同济大学上世纪40年代的综合性样貌，提出要办艺术和传媒专业，我有幸来筹建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那时我有一腔热血，想把这一块办好，就先在国内大学四处取经。2000年我来过北京师范大学，还听过周星教授等人的学术演讲。

同济大学有很悠久的戏曲传统，是园林艺术家陈从周一直倡导的京昆传统，同济京昆社团至今仍然非常知名，我也有幸参与其中。所以，我到上戏来，对上海戏剧界、艺术界并不陌生，这也许是组织选我来上戏的一些缘由吧。只是一些不了解我和同济大学的人，可能对我出身同济大学这所工科院校而到上戏这样一所专业艺术院校执掌校务感到很疑惑。

参加工作前，我的研究领域集中在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只不过对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文学多有关注。到了同济大学，我的研究领域有所扩展，较早地关注刚刚兴起的文化产业。因为同济大学的城市研究有很深的底蕴，所以我对城市文化尤其是上海城市文化研究也多有关注。我至今还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也是从那时就有了一些积累。

记得到上戏后，戏曲研究家、教授叶长海几次动员我以中国话剧为对象展开研究，他认为我有很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功底，一定能够在这个领域取得成就。我始终没有接受这一建议，因为在我看来，那时上戏不缺一位戏剧研究专家，缺的是拓展新兴学科的领头人，因而我对建设创意与艺术管理专业有了很大兴趣，觉得这是艺术领域人才培养重要的方向。所以，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2016年，教育部把“艺术管理”作为特批本科专业，在上戏和中央美术学院设置了两个本科点。现在，艺术管理已经成为新文科专业增长最快的专业之一了，因为其顺应了我国繁荣发展的文化和艺术的需要。上戏的艺术管理本科专业也成为国家首个艺术管理一流本科专业，我们也创办了国内唯一的《艺术管理（中英文）》期刊。应当说，上戏的艺术管理专业和学科目前已经形成旗舰态势，与上戏的传统优势专业相辅相成、相映生辉。实事求是地讲，我自己忙于行政事务，在艺术管理领域也没有什么大的学术成就，只是希望我召集的团队能够有大作为。外界常常把我称为这一领域领军人物，实在是名不副实的。

周星教授提到乌镇戏剧节上戏的剧目《狂飙》，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值得回忆的故事。2016年，我任院长后，想在教学上作些改革。大家知道，上戏和中央戏剧学院（下文简称“中戏”）、中国戏曲学院等专业艺术院校的毕业展览展映非常重要，是检验培养人才质量的重要准绳，全校上下都非常重视，如中国美术学院和南京艺术学院每年的毕业展都成为整个城市和业界的盛事。上戏每年5月艺术季也会集中举办展示毕业大戏、毕业展览展映的综合性艺术活动。上戏历史上不少毕业大戏都轰动一时，影响深远，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留影。可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影响力的作品似乎少了，当然原因很多：一是戏剧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受到电影特别是电视的冲击开始沉寂；二是学校内部有影响力的导演名家也少了。所以，我就提出，毕业大戏请国内最知名的导演来导。这个动议当然不那么容易得到支持，因为按照惯例，每一届毕业生主课教师就是毕业大戏导演，这是长期形成的不成文的规定，但我坚持将其推行下去。

经历了很多曲折，最后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来给表演系毕业班排毕业大戏。还记得当时我到国家话剧院拜访时任院长周予援时，提出邀请他们最有名的几位导演，他说不可能，我说我想请田沁鑫导演，他说更不可能。但是，我们还是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由于种种原因，这台大戏最后变成了集合优秀校友和毕业班甚至是表演系几个年级学生共同打造的面向社会商演的一部作品。

青春版《狂飙》成为2017年戏剧舞台上的一阵旋风。首演时，上戏实验剧院门前的观众排了长长的队伍，蜿蜒到了校门外的华山路。大家惊呼，这是多年没有见到的盛况了。《狂飙》顺利入选当年的乌镇戏剧节，也成为当年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的开幕大戏。

因为《狂飙》，田沁鑫导演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复排录制期间，她突发疾病，经过上海瑞金医院重症监护室近50天的全力抢救和治疗，才得以脱险。她也因此与上海结缘，与上戏结缘。她常说，上海是她生命的第二故乡，就在今年“五一”劳动节，上海处于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困守校园，她在给我的短信中说：时刻关注着生命中的第二故乡上海，时刻揪心。

恢复后的田导带领《狂飙》登上乌镇戏剧节的舞台，上戏一批年轻的学子也乘着《狂飙》的风各自奔向自己的戏剧理想。当年不少参演的学生今天都有不错的发展。那次，我也一起到乌镇，和学生们共同分享戏剧的饕餮盛宴。我与周星教授就是在那场演出结束时见面，至今记忆犹新。

《狂飙》的成功坚定了我聘请业界知名艺术家来校任教的办学举措。我们在与西方国家包括俄罗斯高水平艺术院校交流时发现，他们在师资构成上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有业界高水平艺术家的参与，有的甚至占师资的50%。我们国家高等院校经历1952年和上世纪90年代的两次调整，人们关注的是院系整合（比如同济大学从一个文史哲医都很强的综合性大学调整成土木建筑为主的工科大学）和合并，但是忽视了行业办学归口教育的巨大裂变，以及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的影响。上戏、中戏等国内至今仍然代表中国专业艺术教育第一方阵的高校从原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划归教育口的转变，导致其行业特征逐渐消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弊端逐渐显现。2016年，我在上戏正式提出实施“PT计划”，就是“Part Time”的概念，即聘请大批高水平艺术家非全日制来学校任教。

这项计划得到文化和旅游部、上海市教委的高度关注，计划所使用的经费也得到财政的支持。目前，有60多位高水平艺术家活跃在上戏的课堂和舞台。这里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值得分享。

2018年，我们招收了一个西藏表演本科班。上戏培养少数民族表演人才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始于1959年），我提出聘请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表演艺术家濮存昕来任教，对此，《南方周末》在长篇报道中说我是“三顾茅庐”，的确如此。濮存昕接手了西藏班，就越来越热爱西藏班的学生，越来越喜欢上戏的教学舞台。他主动提出给西藏表演班排毕业大戏《哈姆雷特》，几乎把非全日制工作变成了全日制。2021年上戏西藏班毕业大戏、汉藏双语两个版本的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从上海出发，回到拉萨，再到北京献演首都剧场，像一股奇异的风，一路演出一路收获，引起业界高度关注和观众的特别喜爱。上戏艺术人才培养的实践特征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学生经过四年左右的培养，基本达到专业戏剧人才的水平，部分毕业生甚至达到业界较高的水准。

我是文学专业出身，又经过在同济大学办艺术专业的磨炼，加上对文化的宏观研究，可能在管理和办学思路上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开放的心态、多元的选择。这一点恰好与上海文化的海纳百川非常匹配，实际上也承袭了上戏自1945年创办以来形成的办学特色。

2000年，上戏由原文化部管理划归上海市人民政府管理，实现从行业办学到教育行政部门归口办学的转变，这种转变有优势和不足。但是从上戏办学历史长河来看，怎样顺势而为，发扬优势、补足短板，还不能简单进行评判，比如行业优势减损后，我们通过“Part Time”计划来补充；归口教育行政部门和地方，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办学资源等。比如，学科和专业的扩展，划归上海市人民政府管理后，上海市舞蹈学校和上海市戏曲学校划入上戏管。这两所创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等专业名校，为中国舞蹈戏曲人才培养作出卓越的贡献，上戏在这个基础上组建了舞蹈学院、戏曲学院，形成南方的戏曲和舞蹈教育中心，“大戏剧观”在学科和专业设计上得以实现。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影视、管理、设计等学科专业也不断开拓，形成了戏剧、戏曲、舞蹈、电影、管理等综合学科专业群，与“大戏剧观”相呼应。上戏已经形成“大表演”的优势，横跨话剧、戏曲、影视、木偶、音乐剧、舞蹈，为国内高校稀有，相互交融或会产生独特的表演气质。虽然学科专业领域扩展了，仍然没有打破小规模精英办学的传统。也有人建议学校改名，我们坚持不改，因为戏剧是这所学校与生俱来的基因，经过70多年的发展，戏剧始终是这棵参天大树上的主干，戏剧概论课、表演课是我校的必修或选修的课程。

1955年，上戏从虹口区的横浜桥创校校址迁至华山路630号校区，陈毅市长亲自选定这块靠近静安寺的市中心地块。这块只有50亩的弹丸之地，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为中国戏剧影视领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至今，学院已经形成了四个校区、四个中心的发展新格局：华山路是戏剧教育中心；戏曲学校和戏曲学院在一个校区，大中专一体化，目标是建成中华戏曲教育中心；舞蹈学校和舞蹈学院坐落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与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歌舞团共建共享，目的是成为舞蹈教育中心；浦东新校区2019年落成，定位为影视新媒体中心。我经常说，四个校区、四个中心都不大，但像四颗珍珠一样镶嵌在黄浦江两岸，成为上海文化闪耀的地标。

周星：第一次通过黄校长的叙述，知道了您的职业变动过程，特别是您内心对艺术独特的理解。同时，您对于上戏变与不变的辩证认知，也给上戏带来一些新鲜的举措，并且显示出独特的成果。

海派：开放，占据学术研究的高地

周星：上海戏剧学院近年发展迅猛，无论在创作、多样的人才培养还是学科建制的拓展上，特别是在学术研究的整体状貌呈现，在业界都有很好的反响。请简要介绍上海戏剧学院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在学院整体的学科构成、专业特色，以及在人才培养上有哪些突出之处，学院包括戏剧为核心的创作景观、在学术学理方面的状态，以及承担国家重大课题方面有什么样的进展，还有，学院多学科的发展对于国家艺术教育如何起到理论引领和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上戏对于上海市的艺术发展有怎样的参与和奉献？

黄昌勇：国内两所重要的戏剧院校，中戏雄踞北京、上戏傲立上海，南北呼应与对峙，构成中国戏剧人才输出的重要源头。两所学校源头不同，办学历史各异。中戏的红色血脉和上戏的海派多元，各自呈现多彩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互补。上戏是1945年创办于上海，由时任国民政府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顾毓琇提议创立，名为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参与的创始人还有李健吾、黄佐临、顾仲彝、熊佛西，五人中除了顾仲彝外，顾毓琇、熊佛西留学美国，李健吾留学法国，黄佐临留学英国，欧美戏剧的传统由此扎下根脉，开放办学的国际化特征一开始就成为基因。

1952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学校改名为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独立建制，与中戏没有隶属关系），成为原文化部直属的重点院校。1956年12月，改名为上海戏剧学院至今。

上世纪50年代开始，苏联的教育模式全面影响中国，上戏也不例外，一批苏联戏剧专家来到中国，到中戏、上戏包括北京电影学院传授斯坦尼体系，特别是表导演和舞台美术训练体系。如果说中戏上戏在此前办学上有不少分野，那么苏联戏剧教育模式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又使两所戏剧院校人才培养趋同。但是，上戏从建校开始，哪怕是50年代苏联方法统摄下，依然没有放弃多元的探索。

这种多元探索大致从两个方向介入，一是向民族艺术传统学习，延聘京昆艺术大师来讲学、邀请戏曲院团交流演出；二是拓展戏剧观念空间，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现代戏剧观念和探索戏剧的译介和引入，创校人之一黄佐临60年代在广州会议上石破天惊提出的“大戏剧观”，融汇中西戏剧传统，一直影响到上戏80年代之后的戏剧教育观念，这是一种打破故步自封、勇于探索、善于接纳的观念，与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气质高度融合。行业办学往往带有很强的职业特性，比如国家在戏剧人才培养上，在现代学校形成之前，可能更多的是师徒制度，如戏曲的京剧、昆曲等，就是师徒传艺的模式。我于2010年到上戏分管教学和招生，提出招生考试能否把考题用书面的方式写下来，这一再平常不过的要求，我得到的回答是为什么要写，教授们说这些题目都在他们大脑里了，考试时问就是了。这是典型的师徒制。我们很重视教学，但其为建立于师徒制传统模式的教学；我们很重视训练和演出，这些仍然都建立在感受和感觉基础之上，是一代代人靠口传心授来承袭的。上世纪50年代，我们学习了苏联斯坦尼体系，但是在具体方法上仍然保留了传统戏曲人才培养的固化模式。上戏主管部门从文化部门转到教育行政部门，一些外在指标性的要求慢慢地影响着这个学校的传统。也可能是历史的巧合，从综合性大学来的我也许冥冥之中就有承担这样一个转型的历史重任。

虽然很长一段时间，上戏注重的是训练和创作，不太重视学科和科研，但建校以来一直有不少学者默默无闻地在学术园地耕耘且成就卓著。学校在戏剧戏曲研究、舞台美术研究等领域都有不少在全国引领风气的大家，比如叶长海、余秋雨等。所以，早在1979年6月，上戏就经过教育部批准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8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就是因为有一批知名学者支撑起上戏的学术大厦。目前，我们的戏剧与影视学、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设计学四个一级学科根据学校办学的资源和特色，在“十四五”时期将进一步向前发展。

近些年，我们在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上表现出色。我统计了一下，从2010年至今，我们总共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艺术学重大项目共12项，这在国内艺术院校乃至整个戏剧影视学科中都是令人瞩目的。这些项目有中华戏剧通史（叶长海，2010），戏曲剧本创作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陆军，2016），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孙惠柱，2017），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戏曲史（黑龙江卷）（张福海，2018），戏曲现代戏创作研究（李伟，2018），中国话剧接受史（陈军，2018），中国特色戏剧学学科建设研究（叶长海，2019），当代欧美戏剧研究（宫宝荣，2019），中国电影表演美学思潮史（厉震林，2019），中国戏曲服饰研究（潘建华，2021），中国戏曲班社通史（刘水云，2021）等。当然，我们希望这一强劲势头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之所以形成这样引人瞩目的成绩，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深厚的学术传统，集聚了一批学养深厚的学者；二是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已成为自觉意识、自然追求，从自发的学术阶段进入了自觉的阶段。2010年7月，我当时分管教学，知道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有一个重大项目“中华戏剧通史”，认为上戏应该主动争取，而且有其他综合性大学没有的优势。因为我们的戏剧史以前基本上是剧本或文本史，而戏剧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学科，如戏剧舞台设计、表导演、剧场、观众等研究对象，如果不能纳入，就是一部不完整的戏剧史。当我得知学校没有教授申报这个项目后，就主动找到叶长海教授，动员他申报，答应与他一起谋划、准备预答辩，并陪同课题组一起到教育部参与答辩。这是上戏第一次重大突破，影响了一批知名教授积极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的设计和申报，形成一个又一个学科研究团队，把学校的学术研究推向新高度。

作为现代大学，上戏当然要积极有为，自觉地为上海城市文化和国家文化发展建设服务。我们充分发挥智库建设的作用，与国家大剧院合作，建设中国剧院发展研究中心，成为文化和旅游部第一批国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国家大剧院首任院长、北京市文联主席陈平担任基地首席专家，在国家剧院建设和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立了世界城市文化协同创新中心，被列入上海高校智库，在城市文化发展评估中发挥独特作用；引进联合国教科委文组织国际剧协落户上海，有力推动戏剧表演的国际交流和中国戏剧艺术的世界传播。早在上海世博会前，上戏就关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学校设有上海市多媒体演艺虚拟空间合成重点实验室和数字演艺集成创新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从2017年开始，学校与英国国家创新署（Innovate UK）、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HRC）举办年度中英创意产业研讨会，目前正积极筹备在上海成立中英创意产业研究与创新中心并向长三角扩展。学校积极参与上海国际艺术节，联合举办青年创想周，与静安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静安现代戏剧谷等高端艺术节庆。“走进社区、融入城市”成为学校介入城市、社会的重要平台，我们以此深度参与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也以此奉献这座城市和国家文化艺术的建设。

周星：2022年5月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入选公示名单中，上戏教授陆军的《中国话剧编剧学理论研究》又一次入选，再次印证上戏的海派传统、开放的姿态，尤其是对学术研究的高度重视。这与您的努力、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创作：集腋成裘、厚积薄发的收获

周星：您从文学的学习一直到执掌上戏的经历，似为跨界，是不是与上戏的新文科建设有某种暗合关系？上戏包含了众多艺术领域，都呈现出暗合于国家所提出的新文科建设发展要求，即综合融通和多样性的发展。那么从个体感受的角度，您如何看待新文科建设？同时，我也知道黄院长自身也创作了戏剧作品并且已经搬上戏剧舞台。黄院长持续做文学研究颇有成绩；又作为管理者操持着《艺术管理》杂志和相关艺术管理学会的工作，而且在戏剧创作上和倡导戏剧理论的研究又齐头并进，您是如何协调几者之间的关系的？

黄昌勇：对我来说，可以看做是跨界，但也有很多必然的联系。文学专业与戏剧本来是有天然的联系，戏剧文本某种程度上也有其独立的价值，特别是历史上一些经典戏剧作品都在文本上有着独立的意义，只不过对于专业戏剧院校来说，舞台表现的意义更加彰显。我们看到一个世界性的共同现象：一些综合性大学的文学系或者戏剧系，对戏剧的研究更多的是文本研究，一定程度忽视了表演和舞台研究；而专业戏剧院校对文本研究有所轻视。我到上戏就作出要“补习”表演和舞台的计划，抓住更多的观摩机会，发挥自己对戏剧文本熟悉的优势，变被动为主动。因此我更重视通识教育，尤其是对文学重要性的强调。

2019年，我们一起参加了在山东大学召开的新文科建设会议。我理解的新文科之于艺术院校，有其特别的意义。新文科之新，首先在于观念的更新，着力培养创新型的人才。我国的人文学科，可能大体上面临一个西方话语体系优势的问题，概念、理论和方法过于依赖西方，艺术教育包括戏剧教育一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怎样开创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曾经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话剧是舶来品，戏曲是中国的，可是中戏、上戏两所最高戏剧教育学府恰好都以话剧人才培养为主。而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戏曲在西方就产生重大影响，西方不少戏剧理论体系是吸收了中国的戏曲理论精髓而形成的。新文科之新，还要注意到网络时代、智能时代或者用一个时髦的概念就是元宇宙时代下艺术的变迁，这当然包括了学科和专业之间的交叉和融合，但更多的还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和创造。上戏历史上有一个一直为人津津乐道的“上戏现象”——上戏舞台美术专业历史上曾经培养出一大批知名画家和艺术家，至今还活跃于当代艺术舞台，比如代表人物蔡国强。这就是一种融合的能力和天马行空的创造性的培养。我一直认为，好的大学就要有一批顶尖的富有创造力的师资，这样才能有一批富有潜力的学生被培养出来，学生更需要的是打开眼界和想象的翅膀，能经常触摸到大师级人物的精神，体验到醒悟的魔力，这样才能不拘泥于传统，才能有冲破模仿、创新创造的胆识。

我到上戏后，曾经用很长一段时间考虑如何处理自己专业发展和行政管理的关系。上戏的老同志经常给我讲上戏校友徐翔的故事。校友徐翔毕业于舞台美术系，现任中戏党委书记，之前长期担任中戏院长，他是知名舞台美术设计家，但上任院长后就宣布不再从事专业设计，专心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真的要向徐翔书记致敬，在中国大学中能够这样做的领导凤毛麟角；相反，大多数校领导可能利用更多资源和平台把自己的研究和专业做得更好。我也考虑过放弃自己的专业，一心一意抓管理，后来在实践中的确体会到如果把专业放掉，行政工作可以更加专注。但是，自己始终没有能够做到，也很难说是什么原因。当然，在专业研究和行政工作冲突时，我还是知道先后的选择。在繁重的行政管理工作间隙，从事一些学术研究和学术性组织工作，就要吃得苦中苦，把别人休闲娱乐的时间换成静心的阅读和研究，把应酬的时间尽可能地压缩。

我这几年也开始了创作。其实，上世纪80年代的学子选择中文系，心中大都有一个作家梦。来到上戏，朋友们鼓励我可以做编剧了，但我还是觉得不是那么简单，但看得多接触多了，以前神秘的舞台变得清晰起来，心中慢慢燃起了希望，觉得自己有可能行。我首先想到可以从自己年轻时的一些研究课题、熟悉的领域来选材。

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左联五烈士牺牲90周年，是否能把我熟悉的研究领域——左联五烈士搬上舞台？2020年初，我有了较多时间，开始创作。2021年2月7日，大型原创话剧《前哨》在烈士祭日当天，首演于上戏实验剧院，这是一次全景式的对五位烈士作家的舞台呈现。牛刀初试，没想到得到业界的好评，自己还算满意。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上戏与五烈士有着不解之缘。早在1979年，上戏副院长、知名导演吴仞之在上戏执导了以五烈士为题材的大型话剧《霜天晓角》；1983年的上海戏剧节上，上戏创始人之一、大戏剧家黄佐临以五烈士之一殷夫为题材，执导了七场话剧《生命爱情自由》。想来这或许有历史巧合吧，如果30年前我没有把左联、左联五烈士作为自己青年时代的研究对象，倾情投入，也许不会选择这一题材作为自己首部话剧作品。接下来，我肯定还会不断创作出新的剧本。管理、研究、创作，有时的确分身乏术，但是时间也许就是像海绵里的水一样，只要用力用心，总会挤出来的。

周星：无论是黄院长观念上坚持学生要打开眼界和想象的翅膀的认识、打开创作接受视野，还是坚持夜以继日花费超常精力兼顾处理艺术管理和创作，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学校的更上一层台阶，虽辛苦异常却也实效显著。

格局：自信、无需与人较高低的品格

周星：上海戏剧学院已经成为多学科、综合性的艺术类重要院校，作为管理者，您如何看待上戏目前的成绩？作为校长，您有什么样的设想，以及期望上海戏剧学院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呢？

黄昌勇：中戏和上戏还有北京电影学院代表着我国表演艺术最高学府，大体构成了中国表演艺术院校的三驾马车。十年前，有国际大学排名机构联系我，然而我们始终对参加国际院校排名抱着慎重态度。我也曾被人追问上戏与世界那几所一流院校对标，有什么距离。我最初是不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被穷追不舍之下，我这样回答：我们不需要与国外一流大学对标，我认为上戏在表演艺术领域早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了。当然，我们也有清醒的认识，以前全中国就只有中戏和上戏两所专业戏剧院校，我们占有的是垄断优势；后来，戏剧专业开发，我们仍然有先发优势，如何保持优势是需要我们认真面对的。

我们只希望抱定追求卓越姿态，一步步扎扎实实地前行。这些年，我非常重视自己在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的致辞，每次都当做一篇重要的文章，自己构思、自己撰稿。我认为，开学典礼讲话代表一所大学对学生、对社会的承诺；毕业典礼代表教师对毕业生的一次知心的谈话和殷殷寄托。我们大部分本科专业都被评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命名，做到名实相符；没有进入这个名单或者与一流本科距离比较大的专业可以考虑下马。我希望学校大师云集，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和火热的艺术气息，师生能够平等地切磋，共同成长；我也希望高水平大学能够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比如自主设置学科和专业，包括学科的命名和专业的名称，不必遵循一个统一的标准和固定的目录。

这些也许是我所希望的未来上戏的模样。

周星：这就是我所认识的黄院长，直率、真实也朴质的对话，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认知袒露。您自有方寸地审视外界询问，“我们只希望抱定追求卓越姿态，一步步扎扎实实地前行”的意识值得尊重；而“开学典礼讲话时代表一所大学对学生、对社会的承诺；毕业典礼代表教师对毕业生的一次知心的谈话和殷殷寄托”的认识，也正是我们期望的艺术院校自有个性，且校长也自有信念的体现。

END

｜本文刊于《艺术教育》2022年7月刊｜｜微信编辑：M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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