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斌：谈论巴以冲突的四个底线
一、不可以对自己不了解的宗教传统妄加评论
这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都踊跃发言，仿佛这个问题具有人人都可以品头论足的公共性。这种态度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事实上，华语知识圈中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哪怕自以为饱读诗书，都仍然对犹太教、锡安主义（Zionism）、沙里亚法等陌生话题毫无知识，因而不具备有效讨论巴以冲突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巴以冲突往往被这些隔岸观火的所谓“观察家”漫画式地化约为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问题，而完全忽略了这个问题背后深刻的宗教背景。换言之，想当然地将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当成被政治利益操纵的提线木偶，或是脸谱式的“侵略者”“恐怖分子”“反殖民斗士”，其实是对这两个民族的极大侮辱。
很多华人观察家认为只要多看一些政治新闻、搜集一些相关数据，就能站在“事实”的高地上对巴以冲突放言高论，这无疑是忽视了巴以问题作为宗教问题的巨大特殊性。我们作为外部观察者，可能难以共情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对“圣城”耶路撒冷的执念，难以理解什么是“锡安”（Zion）、“锡安”又为什么重要，不明白犹太人为什么要去“哭墙”、穆斯林为什么要去“岩石圆顶”（Dome of the Rock）。但是尽管存在着深刻的宗教隔阂，我们也必须尽力去共情。毕竟其他民族的苦难不是我们用来过嘴瘾、宣示意识形态的工具。而这种共情能力的生成，只能依靠长期、艰苦的学习；对于经过学习仍然难以理解的宗教观念，我们也绝不能轻下褒贬，而是应该尽量抱持同情的理解。
二、不可以将一般性的政治苦难与犹太人经历的“大屠杀”（Holocaust）相提并论
现在很有一种观点，认为犹太人垄断了关于希特勒“大屠杀”的悲情叙事，将其变成了某种不能被触碰的“政治正确”。这种极度无知、对犹太人具有极度冒犯性的言论，仿佛外国人嘲讽中国人纪念南京大屠杀。
西方政治哲学界普遍将“大屠杀”当成现代政治苦难的一个特殊符号，拒绝将其他的苦难事件与“大屠杀”相提并论。这不是因为西方人漠视其他民族的苦难，而是因为“大屠杀”的惨烈与暴虐确实代表了人性中空前绝后的极恶。德国政治哲学家Theodor Adorno认为“大屠杀”几乎是当代政治生活的“公元元年”，在“大屠杀”之后人类的道德观念必须全部重写。这种观点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也是国际学界的主流观点。最近豆瓣网上骇人听闻的“给《辛德勒的名单》打低分”运动，说明中国很多人对这段历史惊人得无知。
巴勒斯坦方面的很多政治活动家，热衷于将巴勒斯坦人的种种不幸遭遇（比如1948年被犹太人驱离家园，在他们的民族语言中称作Nakba）拔高到与“大屠杀”同样的高度，这在事实层面上完全不能成立，而且只能引起犹太人的强烈反感。毕竟以色列政府没有将巴勒斯坦人推进毒气室，然后将他们的尸体炼制成脂肪肥皂。
我们如果希望负责任地谈论巴以冲突，就应该尽量避开“大屠杀”这个敏感话题。千万不要将哈马斯或者内塔尼亚胡说成是“当代希特勒”。这种影射也许很爽、很解气，但是只能制造激烈的噪音。
三、对于外部力量扭曲“巴以冲突”的做法必须高度警惕
如今鼓噪“巴勒斯坦解放”最力的外部力量，习惯于将巴以冲突和其他的族群问题（比如黑人问题、性少数群体的人权问题）强行捆绑。这种捆绑是毫无道理的。一个美国城市贫民窟中的黑人青年，其面临的问题与加沙平民也许有某些抽象维度上的相似性，但是这两个问题的语境与解决思路都所异胜于所同。至于很多性少数人群热心为巴勒斯坦站台，就是“我本一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了，因为巴勒斯坦地区对性少数人群的残酷迫害是人所共知的。
又有一些人热衷于将巴以冲突描绘成某种被美国遥控的代理人战争。这种观点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忽略了这场冲突的主体永远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我还是拿中国自己的历史举例子：抗日战争和之后的国共内战都有美国与苏联的影子，但是有几个中国人认为自己是苏联和美国的“代理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我们希望保全本民族在历史叙事中的主体性，就不应该自作聪明地将其他民族贬损为大国角力的傀儡工具。
犹太人因为惨痛的流散历史，其内部呈现出奇异的分裂状态。生活在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在英语中被称作diaspora jew，这些人中有不少因为对所在国认同疏离、又不愿意前往以色列，所以形成了强烈的国际主义政治观点，往往以超越民族国家的俯就姿态猛烈批评以色列政府。对于此类批评的对错此处姑且不论，但是我必须强调：diaspora jew的观点对今天的以色列来说无疑具有深刻的“他者性”；这些人或许自诩为以色列的诤友、人类的良心，但实际上对以色列的情形往往隔膜，陈义虽高，却常常不着边际。很多同情巴勒斯坦的华人观察家不假思索地采信这些犹太人的观点，其实还是源自对犹太民族流散史的无知。
四、“种族灭绝”（genocide）、“种族隔离”（apartheid）一类的词不能乱用
对于以色列政府的某些做法，我们不妨持强烈批判态度，但是不能将其夸大为“种族灭绝”（genocide）。虽然一些国际组织（比如Human Rights Watch）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某些做法近似于当年南非白人政府的“种族隔离”（apartheid），但是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仍然是要极端谨慎的。毕竟以色列是一个成熟的现代民主政权，在其国境内也基本保障了阿拉伯裔公民的各项人权，在这些方面它和当年的南非白人政权都有本质的不同。
另一方面，很多人讳言穆斯林世界中广泛存在的近似于精神疾病的反犹狂热，这无异于病笃而讳医。很多穆斯林（当然也包括巴勒斯坦人）认为犹太人是猪狗、魔鬼，必须将他们杀得一个不剩。我们很难说以色列政府希望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但很多穆斯林则是实打实地希望“灭绝”犹太人。在伊拉克、伊朗等地都曾经存在过繁荣的犹太人社区，但是经过二十世纪一轮又一轮的反犹迫害，这些社区早已灭绝了。穆斯林世界对犹太人的仇恨与迫害有大量史实为证，这些言论与行为无疑更接近“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的定义。阿拉伯国家对犹太人屡次发动的战争，也都毫不讳言其“灭绝”以色列的目标，只不过每次都被以色列军队反客为主攻城略地，从而为下一轮冲突埋下了导火索。
我无意粉饰以色列政权，但是我恳请读者正视房间里的大象：如果冲突的一方将另一方视作某种必须被彻底摧毁的邪恶力量，以一种原教旨主义狂热否认对方的人性与生存权，那么冲突是永远不可能解决的。在这种语境下对以色列政府求全责备，难免避重就轻、拉偏架的嫌疑。
笔者在2019年夏天密集学习过希伯来语，并曾前后三次前往穆斯林国家生活，在当地密集阅读了《古兰经》和沙里亚法的相关文献。对于巴以冲突的双方，我都有一些了解，所以在这次冲突爆发后，我对于很多观察家的反智倾向感到极度诧异。这些人频频借助这场惨痛的冲突抒发自己反殖民、反美的观点，却毫不顾忌自己的无知与意识形态偏见。更加吊诡的是，中文舆论圈多年来一直弥漫着强烈的恐穆、仇穆氛围，以“绿教”一类的侮辱性词汇指代伊斯兰。不知何故这次巴勒斯坦却成了“香饽饽”，之前标榜自己反对宗教、尤其反对“绿教”的民族主义网民和对宗教一向漠不关心、对民族主义视如仇雠的自由主义公知联起手来，夸示自己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盟友”。这种诡异的意识形态错位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圣经》上说：“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但愿我们都能见到医治与建造的日子。
【作者简介】高文斌，现居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聆听良知，坦鸣心声。
我手写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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