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合辑：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130周年
策划人 / 魏文一
梁漱溟先生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他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口号，探究中国民族精神，投入社会改造运动，寻求“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答案。梁先生一生“变化极多”“俨若两人”，但他又是“知行合一”“表里如一”之人。正因如此，要走进梁先生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最关键的就是“真”。梁先生尝言“我为人的真挚，有似于先父。在事情上认真，对待人也真诚。……诸君能了然于此后，请进而言事实”。当然，理解和感受梁先生的“真”，也需要我们读者自己要“真”。适值梁先生诞辰130周年，我们谨从梁先生浩瀚深邃的作品中，拣选只言片语，追慕梁先生之“真”。
梁先生曾说，自己非“学问中人”，是“误打误撞”进入学术研究。“因为我能认真，乃会有人生问题，乃会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学”。因此，我们以梁先生所作“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为开端，先感受梁先生是如何“真做学问”“做真学问”的，而学问与人生又是真正合一的。
为人真挚，一生不孤，始终有朋友相伴梁先生左右。因此，了解梁先生之人和作品，绝对不能离开“朋友”的视角。梁先生认为，寻找朋友，扩大“朋友团”，是为自己的精神找一活路，是众青年共同找一出路，是为乡村、为中国，乃至人类找一道路。梁先生的学问从不是为个人而做，我们越是从文字表面理解梁先生，越是将之视为梁先生“本人”的作品，甚至构建一套梁先生的“思想体系”，那么离梁先生的“真实意思”就越远。因此，我们选择梁先生“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及“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续）”两篇回忆师友的文章，一是对前文“如何成为今天的我”的补充，梁先生成为他自己，是有朋友相互砥砺的。二是开启理解梁先生学术著作的一个角度，感悟文字背后的真实。
1921年，梁先生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在新文化运动和东西文化论战的喧嚣中，这部“不讨好”的作品，却又一鸣惊人。出版前，《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内容，梁先生曾在北大课堂和济南做过讲演。在梁先生的写作计划中，《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开路先锋，是《孔家哲学》和《唯识述义》的“引子”。梁先生任教北大之初，“誓为孔家释迦打抱不平”，但把这些“旧古董”拿出来给世人，需要“打通一条路”，以免引起新旧双方的误解。旧派以为自己是帮他们摇旗呐喊，新派批评自己是抱残守缺（见《唯识述义》初版序言）。梁先生坚决反对将孔家学说当作礼教、国教，也痛斥好言佛法者鼓吹佛化则天下太平，他又不轻言中西调和，甚至提出现在就应“全盘西化”，不过他所说的全盘西化，并不是新派那种连根拔起的做法。
“与众不同”的梁先生提出以“人生态度”来理解文化，将文化划分为西中印三种路向。文化不是抽象的，它是人们生活的样子。因而，文化不能折断为体用之别，不能分割为物质、精神两端；文化也不是独立的“类型”，文化是演进中的“系”。面对西方化的巨大压力，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先生提出中国文化是早熟的，但这不是鼓吹东方文化优越论。因为无论西方文化，还是儒家、佛家，都是世界性的，一个文化的生命力也在于此。梁先生甚至认为，最自然的就是西方文化，因为它在解决了人与物的关系后，会自然过渡到人与人、人与己的关系，而中国文化要复兴，得首先承受“全盘西化”。当然，“全盘西化”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抛弃第二路向（儒家所呈现的意欲自为）的人生态度，毕竟它代表了人类文化进入第二期后（主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世界性文化该有的样子。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最后，梁先生提出了“刚”的人生态度，它既能承受西方化意欲向前的力量，但不陷于人我、物我之别的对立之中。
因此，我们选择《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我们现在应持的态度”及“我提出的态度”部分，以阐明梁先生“三路向”“三期说”以及“刚”的人生态度等重要文化论点。而且梁先生说过，“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这是我二三十年来没有改变之根本观念。”这对于我们理解梁先生后续作品有重要启发。
1924年，梁先生正式从北大辞职，赴山东曹州办学。1925年返京后，则与朋友在什刹海东煤厂、万寿山大有庄等地“同处共学”。不过，梁先生并未停止对“中国问题”的思索。国民革命爆发后，梁先生看到了革命之外的“乡治”之路。1931年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落地邹平，梁先生有机会全力推行乡村建设，改造中国社会。
邹平实验表明，在“中国问题”上，梁先生把“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贯通起来，得到了一个圆融的答案，内心诸多的道理暂时合到了一起。乡村建设不独为解决乡村问题、中国问题，也为人类问题、文明问题。可是这样宏大的主旨，为何要从乡村开始呢，我们节选了《乡村建设理论》中“从乡村入手之义”，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梁先生为何将乡村建设与文化再造视为一体。
七年的乡村建设，因日寇入侵而暂告一段落，不过即便没有外敌破坏，乡村建设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梁先生叮嘱乡村建设者们，要以出家的精神来做乡村工作，也感慨“我们的两大难处”，甚至怀疑过乡村建设是否真正受到乡村民众之欢迎。
在发布《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后，梁先生一边为抗战和国内和平奔波劳碌，一边重新回到“认识问题”上去。梁先生一直主张，认识当下中国问题，就必须认识近百年社会之变化，而欲明此变化，还须探究此前未变之中国，遂有《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从梁先生的著述历程看，《中国文化要义》是衔接《乡村建设理论》而作，它深化了《乡村建设理论》“甲部 认识问题”的讨论，是对“老中国社会的特征之放大，或加详”。《中国文化要义》回答的还是中国文化之早熟问题，“旧书已发其端，本书正图完成其说”。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理解中国文化如何开启人的“理性”，而这也是中国文化有益于世界文明的地方。因此，在专题最后，我们选择了《中国文化要义》之“中国民族精神所在”一节，它也呈现了梁先生真诚面对自我、面对朋友，面对问题、面对世界的气象与风骨。
飞鸿踏雪泥，吉光留片羽，但“镜镜相照，影影相传”。梁先生那句“我不是一个书生，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振聋发聩！
梁漱溟《为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题记》，1978年
图源：《梁漱溟先生手迹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
“我是怎样一个人？”梁漱溟先生曾特意撰文回答，如《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主编本刊之自白》《自述》等等。为什么要解释这一问题，一是社会上的朋友对己有误解，二是关心自己的朋友，“替我可惜或担心”。“误解”指的是被认定为哲学家、国学家，而“可惜或担心”则是有朋友看到梁先生放弃前途光明的学者生涯，竟义无反顾地卷入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浊流”之中（见《主编本刊之自白》）。这些误解或者担心，梁先生也早有自觉，比如幼年没读过四书五经，却要讲孔家哲学；生长于城市，却要做乡村工作等。怎样理解梁先生身上的这些“矛盾”之处呢？
其实，之所以觉得矛盾，是因我们习惯于用一固定观念、意见去行事，看似所有行为都有明确的意义，处处彰显自己的主张，做到了“言行一致”。不过，这一套行为方式是僵死的、静止的，当事之人非一活泼畅通之生命也。而梁先生的“矛盾”却是再自然不过的，这并非“善变”，而是生命绵延中，“一问一答”相续不断。
梁先生说过，自己无心走上了一条学问之路，起点是“好用心思”“爱留心问题”。有了疑问，就要“找出路子，解决烦闷”。梁先生孜孜以求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问题”（现实问题）。国家倾危，政客无耻，士人堕落，军阀混战，生灵涂炭，梁先生高呼“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也是梁父巨川先生诀别之际的发问，“这个世界会好吗？”因而，对认真的人来说，中国问题同时也是一“人生问题”，如果“中国问题”无解，则“人生问题”亦无解。
由此，我们看到梁先生追问中的变与不变。不变的是，梁先生毕生致力于回答“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而从未动摇。对问题的每一次探索都是极其认真坦率的，所获的见解，也是真诚信服而不怀疑的，且有了答案就立即付诸行动。因为没有瞻前顾后，从不计较得失，所以追问与行动是合一的，知即行，行即知。“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二者“彼此牵引”“相资为用”，也是知行合一之表现。如梁先生早年抱有“事功”及“实用”的人生态度，这与“请练学生军”，迷恋英国议会制，乃至转向暴力革命、“投掷炸弹”是一致的。变的是，对于“中国问题”“人生问题”的每一次回答，都会因为新的质疑，而不断向前探求。如对“中国问题”，梁先生曾有立宪、革命、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村治、乡村建设等不同主张，这些看法绝非见风使舵，而是因对“中国问题”有更深入地思考，如梁先生所言“眼前若有了两个道理或多的道理，心中便没了道理，很是不安，却又丢不开，如是就占住了脑海”。其实，这些理性的思考背后，不变的还有梁先生的慈悲之心，“我的问题背后多半有较强厚的感情相督迫，亦可说我的问题多偏乎实际”（几个故事，可见《槐坛讲演之一段》）。
本次所选文章《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为1928年梁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演讲。此前，梁先生受李济深等人之邀赶赴广东，“想试着去作我的乡治的主张”。在粤期间，梁先生还短暂接办过省立一中。
《如何成为今天的我》有助于我们了解梁先生“我是怎样一个人”，而且梁先生也将自己治学的方法倾心相授，“我的一生正是一自学的极好实例”。梁先生强调做研究要有问题，“思想或云一种道理，原是对于问题的解答。他之没有思想正为其没有问题”（见于《我的自学小史》）。有了问题就要用心思，才有自己的“主见”，尽管主见可能是浅薄偏狭的，但这是自己真正用心思考之后的一个看法。当然，仅有主见远远不够，梁先生以“八层”解读学问之路，最终达到说的话“每一句都非常的晶亮透辟，因为这时心里没有一点不透的了”。梁先生还特别提醒，研究最初易受现实问题刺激，这无不妥，但学问更进一步，还需要对人生问题有所感悟。“尽受逼于现实问题之下，劳攘于现实问题之中，是产生不出什么深刻见解思想的；还要能超出其外，静心以观之，才行。”人生问题，比现实问题（中国问题）更为“广泛、根本、清澈”（见于《中国文化要义》之“自序”）。
今天我们关注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探讨邹平乡村建设运动的方案等，离不开精研梁先生的著作。不过，即便我们能完全领悟梁先生文字的意思而无任何曲解，那么由此而成的“见解”乃至“答案”，恐怕仅是表面的“真实”。因为梁先生的学问从来就不是只为自己做的，他对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的思考，以及改造社会的行动，都是与朋友在一起。忽视朋友这一视角，我们对梁先生作品的理解越是逻辑化、个人化，就越可能陷入某种自圆其说的误区。因为这种严丝合缝的理性，丢掉了文字中的“情”，特别是“朋友之情”，这种“情”是更高、更深，也更动人的“真实”。梁先生一生信任朋友，也有朋友追随相伴一生，他的生活、思想、行动，都与朋友和友情息息相关。下面，我们仅在分析的意义上，从个人、家庭、团体三个层面展开说明，因为对梁先生来说，这是浑然一体而不可分的。
个人层面，“调整自己必亲师取友”。朋友，其实皆亦师亦友，师友间相互砥砺，学业之进步，精神之陶冶，品格之淬炼，都依赖朋友。一是个人易“忽忘”自己。自觉与反省的工夫，亦因之而松懈怠惰。此时，师友相伴，“珠玉在侧，觉我形秽”；良药忠言，怵然自惕。更进一步，师友相处，“融化感应自己的短缺而得其养”，以友之长补己之短，“彼此帮忙”、共同向上。因此，师友间以“同情爱护”为根本，“痛责刺激”之外，应给予他“一种调治”（见梁先生所著《朝话》）。
比如，梁先生早年间信奉实用主义，不喜空洞议论，崇尚“有用之学”，“自负要救国救世，建功立业，论胸襟气度极其不凡；实则在人生思想上，是很浅陋的。”促使其打破功利见解，转向哲学深思的，正是中学同学郭人麟，郭君“于老、庄、易经、佛典皆有心得”，“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亦足以笼罩我。……我崇拜之极，尊为郭师”（见梁先生所著《我的自学小史》）。
家庭层面，近代思想解放、社会革命往往是从家庭革命开始的，旧式家庭可谓“孔家店”之“分店”。不过，新青年冲破旧家庭关系的束缚，激进者甚至可以不要家庭之名、不组建家庭，但他们能够完全放弃类似家庭中的亲近情感吗。有研究者指出，革命与爱情的结合，或许是一种替代与升华。不过，志趣与友情的结合，或许是另一种路径。梁先生曾言，“朋友聚处即是我的家”。梁先生为办学、乡建、抗战、和谈等奔走，“殊少宁息”，自己“时时与诸友相依而处”，“两儿”也“大抵依靠诸友为我照顾之”。
团体层面，朋友不仅是一种关系，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团体”。同处共学的“朋友团体”是办学和乡村建设的主体，也是构建未来中国社会的组织单位，它的原型是“书院”。以往我们认为邹平实验中乡学村学效仿的是“乡约”，但加入“朋友团体”的理解后，“书院”一说，似乎更为得当。这也契合梁先生“再倡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的社会运动合一的主张”。
下面所选文字，源自梁先生所作“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及“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续）”两篇文章。梁先生早年的朋友多年长于他，如林宰平、梁启超、章士钊等诸先生，待其任教于北大，并到曹州办学之后，慢慢地就以梁先生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朋友团体。那么，这个朋友团体具体是如何形成的，两篇文章会详细讲述。
所选章节源自梁漱溟先生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本书是梁先生“闷不住”“不自禁”的作品。因文化问题已经“直逼得刀临头顶，火灼肌肤”，然而“大家还是不顾，或敷衍搪塞过去便了”。旧派对“西方化”的反应类似一种被动的“反射运动”，参与论战的时候，也多有心虚。能够积极阐发“东方化”的旧派，更是少之又少。至于新派，他们感受到了“西方化”的潮流，见识了它的强势和“美点”。他们对“西方化”的宣扬，似乎也只是将“西体”作为“用”，至于“西体”为何，西方化之“体用合一”，相对缺少自觉。因此，究竟何为“西方化”，迷离朦胧难看破。纵有不偏不倚者，提倡“东西调和”，但“和稀泥”的做法，还是让大家手足无措（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导言”）。三派的观点看似不同，但救国救民的心理是相通的，他们都是在“用”的意义上进行文化比较。
梁先生“自鸣一说”，突破“体用论”之窠臼，而以人生态度为本，区别文化的三种路向。即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意欲自为的中国文化，以及意欲反身向后的印度文化（佛家）。任何一路向的文化，都涉及物、人、己三个方面的问题，都包含物质文化、社会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尽管这三个层面在三路向中的发展是不均衡的，但它们均统一于各自的人生态度。比如，西方的民主是科学的民主，西方的科学则是民主的科学，它们都内在于意欲向前的人生态度之中。
如果说“三路向”只是静态地将文化分作了三种，那么“三期说”则是动态地演绎了文化演进的历程。所谓“三期说”，文化的主体不再是各国家、民族，而是人类整体。就人类而言，有一个自然的文化发展分期，第一期的主要问题是“物”，第二期是“人”，第三期是“己”。由此反观“三路向”，那么中西印文化就不是三种“类型”，而是三大“系”，每一系都是世界性的人类文明。比如，西洋文化突出表现了人类在第一期对物的成绩，“并发展到世界上去”；相对而言，中印文化在第一期注重对人、己的问题，就属于早熟的文化，但在第二、三期，它们就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而且作为文化系，可以“汇流”而不失其“异彩”，具体表现为某一文化可以根据本期人类须应对的主要问题，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有所调适，焕发新的生命力。这样人类文化才不会相互隔绝，渐行渐远。
基于“三期说”，梁先生断定中国文化必将复兴，必然成为世界性文化，而不是“在西方化的太阳没有晒到的幽暗所在去偷生”，因为人类整体处于从第一期向第二期转变的预备阶段。当然，此刻提出第三种人生态度，倡导佛化，也是不合时宜的，“祸害人且糟蹋佛教”。
只是对于中国文化，它第一期的路还没有走完，又不能走回头路，只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且能“全盘承受”西方文化才行。这种人生态度，就是孔子所说的“刚”。从浅的方面说，“‘刚’就是里面力气极充实的一种活动”；从深的方面说，“‘刚’也是一路向”，它向前动作，类似西方文化中的意欲向前，但不同之处在于，它“发于直接的情感，而非出自欲望的计虑”，向前而不向外，合于孔家“任直觉”“不功利”“无分别”的第二种人生态度。“刚”的动，随感而应，无所为而为，适宜第一期向第二期的过渡时代。
所选章节源自梁漱溟先生所著《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首版于1937年，由邹平乡村书店发行）。在本书“甲部 认识问题”部分，梁先生抽丝剥茧一般，细述乡村建设运动之缘起，探讨中国旧社会组织的构造与“治道”，辨析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的旧社会崩溃之原因。梁先生特别强调，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应“本着历史的眼光去观察认识”社会，不能急切地、直接地将问题的反面作为应然的答案，就立即付诸行动。
在梁先生看来，不少救济乡村的行动，初衷都是好的，但社会不同于一般的物。首先，社会是“动的”，有自己演进的历程和方向，不完全听命于人的摆布。无论知识分子还是行动者，追求立竿见影的变革，是将社会视作静态的“物”，而终究还是把人当成了工具。面对内外交困的危局，先知先觉者更应审慎应对，责无旁贷的道德感有时也是一种自命不凡的致幻剂。其次，人是社会中的人，人无法超越于社会以置身事外的身份，为社会指点迷津。梁先生叮嘱，“千万要记着一句话”，那就是“社会大过我们”。否则，“用力愈勤而为害愈大”。
因此，应本着历史的眼光认识社会。“眼前社会事实固须知道，而单看眼前事实是不能发现他的意义的；要从其来历背景而有以测其前途将要如何才行”。那么，乡村问题就不独是乡村之事，农民之事；也不只是城乡关系、工商业与农业关系；乡村破坏的原因，也不单是政权不立、经济侵略、文化式微。
“历史的眼光”打开了认识问题的格局。千头万绪归结为中国历久不变的社会构造，为何在近百年失去了其“妥当性调和性”。梁先生回到历史，从个人、家庭、团体、国家、天下等方面比较了中西社会构造的不同，而这种差异背后，又与礼乐、宗教两种文明的分野有关。换言之，两种路向的文化，在近代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碰撞。碰撞出来的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不是哪个似乎没有能力应对内忧外患的文化体能否再次复兴的问题，而是以人类为主体，整个人类文明要走向何方。转换视角，从中国的立场看，就当置于这个大格局中思考自身。落实到行动上，如果“不从根底上为整个社会重建一新机构”，而单方面解决乡村问题、军阀问题、帝国主义之压迫等，都只是暂时缓解痛感而已。
因为有“历史的眼光”，梁先生没有“悲观叹息”。当下的“败丧”，“亦是其历史必然的事”，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要符合“必然”。这一“必然”，还是立足于梁先生对“文化三路向”和“文化三期说”的解释。即人类整体正处于第一期文化向第二期文化迈进的阶段，而中国文化所走的第二路向是适应这一必然性的。具体表现为，伦理本位化解了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之间的紧张对立。
因此，在“乙部 解决问题”，梁先生提出，构造新社会应基于伦理本位的团体组织，相对于旧组织，“团体性”是它的新属性，而且新组织应从乡村着手。“乡村建设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此“乃乡村建设真意义所在”。
下面节选的文字，即梁先生对“为何从乡村入手”的解释。所谓伦理，其本质是“情谊”，而“这种意味，在乡村里还有一点”，这是从乡村入手的关键。因此，梁先生虽然也讨论了乡土工业引发都市工业的次序，“农业是巩固家庭，工商业则是破坏家庭”，以及都市教育的弊病等诸多缘由，但这些都是次要的。从实践上看，情谊的载体，除了家庭外，更在于“乡”，“乡村人很有一种乡土观念”，乡土观念适于“情谊化的组织”，也是一种“地方公共观念”。这是“乡”不同于城、都、市、镇的地方，也是乡村建设不同于以“县”为单位的“县政实验”的地方。
当然，梁先生并不赞同中国文化等同于乡土文化，乡村也不是中国文化的庇护所。他真正寻求的是一种人类文明的正常形态，而身处其中的人，过的是一种“自然”的生活。这种“自然”顺应中国人的“理性”，即“情理”。从乡村入手，也只是尝试培育新社会组织的“苗芽”而已，待这株苗芽枝繁叶茂之后，无论是农人，还是都市中人，大家都“咀嚼领略”“一种艺术味道的文化、艺术味道的人生”。
所选章节源自梁漱溟先生所著《中国文化要义》。原书初版于1949年11月，写作“计首尾历时九年”。此间，梁先生被迫中止乡村建设实验，除了全力为抗战和国内和平奔走外，梁先生再次回到“认识老中国”的问题上，“根追其历史，其文化”。因此，《中国文化要义》承接的是《乡村建设理论》“甲部 认识问题”部分；至于“乙部 解决问题”，梁先生打算通过《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一书来推进相关讨论，“新中国之建设，必自其政治上有办法始。此无可疑也”。
梁先生认为，文化无所不包，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经济、政治、文字、文学、思想、宗教、道德、习惯等等，皆为文化。不过，中国文化特指“中国人夙昔生活所依靠之一切”，且“其个性殊强”，而个性尤其表现在“意义或精神”上。
那么，如何探求文化的“意义或精神”呢。方法论上，梁先生更偏向历史主义的态度，反对独系演进论。他主张客观、实证、批评的方法，反对主观、演绎、猜谜的做法。具体操作中，梁先生提出先通过文化比较，罗列中国文化外在特征，找到诸多“特异处”。继而，将某点与某点“归并”，所得条目必减少许多。然后，选择某一点做深入的研究，“设法解释它的由来”，这是历史的考察。同时进行“推阐印证”，此前所列之点，或也“因之而亦得解答”。最后找到这些“特异处”的“唯一之总特征”，即文化的“意义或精神”。有了它，全部中国文化就是“一个整体”。
梁先生综合各方，罗列了中国文化的十四个特征，之后选择哪一点切入呢？“从中国人的家说起。”家庭生活和团体生活的差异，表明中西社会构造的不同，而社会构造是文化的“骨干”，其他则是附着之上的“皮肉”。从源头上看，“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因周孔教化，“中国遂渐以转进于伦理本位，而家庭家族生活乃延续于后。西洋则由基督教转向大团体生活，而家庭以轻，家族以裂，此其大较也”。之后，中古社会、近代工商业社会，西洋人都生活于团体之中，如教会、庄园、同业公会、城市自治体、国家组织等等。中国社会以伦理本位来构造，而伦理统摄家庭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伦理生活还有替代宗教生活的效果。
既然我们循着家庭找到周孔教化这一根本差异，那么再进一步，周孔教化的精神是什么。梁先生认为周孔教化是一种风教，其精神是“理性”。理性与理智不同，理智所言的“理”是物理，而理性所讲的“理”，是“情理”。人有此理性，便自知“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理性是“无私的”，无对立的，是“吾人平静通达的心理”，是“清明安和之心”。
在梁先生看来，理性的发达，首先意味着人的自由和解放。人心不再被禁忌、迷信、习俗所遮蔽，也突破了宗教和其他权威的宰制。理性赋予人生以意义，人类不仅没有陷入自大或者虚无，反而能“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即“人生向上之心强”。此外，理性之“无私”，所以人能做到“人类生命廓然与物同体，其情无所不到”。故“相与之情厚”。诚如梁先生所言，“理性实为人类的特征，同时亦是中国文化特征之所寄。它将是本书一最重要的观念”。
注：封面为梁漱溟在山东乡建院时期与工作人员合影。图源：“文景”公众号
编辑 | 张喆
审核 | 杨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