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 ​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差异性及其学科化路径

裘援平主任有关区域国别学是应用型基础研究的阐发高屋建瓴，富有洞见，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区域国别学成为新的一级学科的根本动力在于国家的战略需求。我曾在外交部工作七年，本科期间学过两年俄语，后又被外交部提前录用而公派赴中亚学习非通用语种吉尔吉斯语，入部后主要从事的工作也是调研。裘援平主任提到的地区处、综合处、研究室等岗位我也都经历过。作为一个从外交一线转战学术机构的“跨界人”，我对裘援平主任提到的很多方面都有同样的感受，尤其对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供给和国家战略需求的不匹配，“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认同。

随着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中国的利益也日益全球化，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在从过去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逐步向“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转化，全球发展赤字、全球安全赤字、全球治理赤字都期待中国做出更大贡献。国际失序需要中国有针对性地提出各种分众化、具体化的双边、地区和全球议程，而没有恰切、准确、客观和可靠的区域国别知识做支撑是不可想象的。换而言之，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稳稳从“走近”到“走进”世界舞台中央、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关键节点上的中国，特别需要通过有效的外交运筹营造有利的国际大气候和地区小气候，而这又需要我们克服以往的区域国别研究常见的重大国、轻小国，重政治和安全、轻经济和社会，重双边、轻多边，重浅层知识、轻深层结构等不足。

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是落后于现实的，陈寅恪先生等前辈学人所追求的“预流的学问”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高质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缺失或远远不足，有可能导致中国在面临“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重大考验时无法安稳应对或至少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和代价。如何建设优质的区域国别学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提供国别区域全球知识体系，理应成为我们的自觉意识。

2016年5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曾经联合举办过一次“中国的区域国别政治研究:历史、理论、方法”学术研讨会，我记得当时几乎所有与会者都对自己所从事的领域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令人印象最深的是美国问题专家提到的中国的美国研究存在两种“异化”现象，即国内学术界对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异化为美国外交研究，而对美国外交研究又进一步异化为中美关系研究。当时中美关系尚未恶化。国内从事中美关系研究的专家上万人，对于国家应对特朗普入主白宫以后的阻遏政策又有多少政策建言抓住了关键呢?甚至几乎所有专家都没有对特朗普执政做好预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牛新春研究员对我国学术界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分析中类似的预测和判断不准现象做过详尽的分析，我自己对国内有关“颜色革命”的知识生产的相关研究也有同样体验。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使乌克兰危机再次爆发，更是让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俄罗斯问题专家更像是“砖家”。也就是说，不光是美国研究，而是更广义上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迄今始终存在着将区域国别研究异化为具体研究对象的外交研究并进而异化为中外关系研究的两种“异化”现象，以致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差。

所以，今天利用在这么重要的讨论国际关系学和区域国别学如何融通发展的机会，我恰恰想不合时宜地提出一个看法，即区域国别学一定要避免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化、绝对化。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关系当然有高度的紧密关联，但两者的差异又是巨大的。前者更为广谱，是将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当作本体来研究，包含着有关它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法律、军事等多重领域，一般而言更关注理解该国或该地区的结构性因素，透过这些深层知识可以更好地认识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后者则更为聚焦，主要探讨的是一国或特定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对外政策，而区域国别研究所关注的核心内容到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那里就变成了可以忽略不计的“黑箱”。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经历了几波浪潮，但除了2012年以来的最近一波外，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云南、四川、东北等边疆地区部署的东南亚研究、南亚研究、东北亚研究等重点领域研究，还是1964年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指示在北大、人大、复旦建立的亚非拉、苏联东欧和资本主义世界研究，抑或是“文化大革命”后在中国社科院系统和全国高校部署的特定区域国别研究，包括1999年和2000年世纪之交在教育部社科司主导的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际研究，无一例外都是在中国实力跃升为全球第二之前部署建立的。因而，那时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相对更多的是对大国外交的研究，一来没有“全覆盖”的布局而只能保重点，二来则是形成了重国际关系、轻内部结构的研究传统。这一点在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后还有着强大的历史惯性。

问题是，时代变了，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必须适应国家的战略需求重新出发，既要沿袭传统重视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研究，又要将区域国别研究重内部结构的本质属性带回现场，以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意识驱动区域国别研究，以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增强国际关系研究。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偏废。如果区域国别研究在学科化的过程中只能以国际关系理论做支撑并且主要关注国际关系研究的话，多年前学界自我批评的两种“异化”将势必依然作为常态长期存在，裘援平主任今天反复强调和呼吁的实现区域国别研究支撑外交决策这一国家战略需求的理想状态就将继续可望而不可即。区域国别的广谱研究当然要服务于国家间关系建构的终极需要，但“区域国别研究为体、国际关系为用”的逻辑和结构不能颠倒，不能搞错。我们可能要有这样的意识。

除了避免两种异化，我还想建议各位同行要注意克服两条鄙视链。第一条鄙视链指的是做学科研究的看不上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区域国别研究一经在美国创生，哪怕是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美国国内也一直存在学科和区域国别之争，前者指责后者只能供给特殊知识，无法供给更具价值的一般性理论，因而只能做理论的“搬运工”;后者则嘲弄前者沉醉于“象牙塔”的幻象中无法自拔，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只能空谈“主义”。中国在此问题上并不例外，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的门槛似乎如此之低，以致未经学科训练的普通人都可以嘲笑我们“论深度比不上历史研究，论速度比不上媒体报道，论内部消息比不上出租车司机”。

实际上，区域国别研究和理论研究有不同的内在逻辑，不同的介入路径，不同的成果产出，不同的评价机制。一个是个案导向，一个是变量导向;一个重应用重对策，一个重系统化的知识构建;一个突出学科互涉，一个突出自我门户;一个强调特殊性，一个强调普遍性;一个务实，一个务虚。做区域国别研究的说搞理论的不接地气，搞理论的觉得做区域国别研究的不仰望星空。这样说起来，确实很容易出现法国学者形容的“聋子的对话”场景，互相瞧不上成为常态不足为奇。实际上，理论和实证研究不应该是各说各话的状态。理论需要从实践中发现、总结、凝练、升华，实践需要理论的引导、规范、扶持、支撑。现在我们的问题恐怕更多是理论贫困，这在区域国别研究中不算少见。

第二条鄙视链则颇有点中国特色，主要涉及资源的配置和影响因子的影响，即做大国研究看不上做小国研究的。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国内几乎所有国际问题类期刊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内控机制，即尽量少发甚至完全不发小国研究方面的成果。如果小国研究成果非发不可，最好是在大国博弈的框架内加以审视和阐发。在大国研究领域，同样有鄙视链，做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研究的人，要比做俄罗斯—欧亚研究等资源相对更少的人，更有学术地位。甚至同样在欧亚研究领域也有更细化的鄙视链，做俄罗斯研究的人总体地位要高一些，弱一点做乌克兰研究，再次一点做中亚研究。实际上对于全球中国而言，区域国别研究的“全覆盖”已经是内在需求，主要大国、重点地区、关键小国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都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国际权力转移、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秩序重组同步加速的情况下。

在相当程度上，两种“异化”和两条“鄙视链”的长期存在给当下我国积极推进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带来了较大干扰。上海外国语大学从2020年起，就积极参加由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倡议、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钱乘旦先生牵头，并由山东大学、云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共同参与的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论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传统学科，包括将区域国别研究设为第五大方向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对新设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都有广泛的异议。甚至在国务院新版学科目录2022年9月正式公布后，仍有不少专家坚持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只能是一个研究领域，而无法成为学科。而赞同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的高校在设计自身的学科建设方案时，又对二级学科设置满是纠结。且不说本身就充满争议的区域国别研究理论与方法，单就二级学科而言，到底是划分为发达国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研究，还是大国研究、中等国家研究、小国研究，以及综合研究还是专门性研究，一直缺乏共识。而在评价指挥棒尚以大国研究优先的情况下，新的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构建如何能促进对中国战略布局而言同样重要的小国研究获得增长动力，克服第二条“鄙视链”的负面影响恐怕也是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在区域国别学已经由顶层设计获得了一级学科地位的情况下，区域国别研究能否成为一个学科的问题已经无须再做过多讨论了，当前最迫切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是区域国别学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完成学科化的历史进程。我想强调的是，在区域国别研究院遍地开花、区域国别学建构热火朝天的情境中，我们尤其需要严肃的冷思考，需要静下心来认真推敲，需要防止区域国别学过于顶天而不立地、并因过热发展而徒有表面繁荣，从而无法克服历史的路径依赖。区域国别学在发展过程中如果还是满足于宏大视角，动辄以某国某地区之名做所谓战略判断，缺乏精细的在地知识，必然无法承担起为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及地区治理、服务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知识支撑的战略功能。我觉得，当下学术界最迫切的是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建构。区域国别研究是天然的交叉学科，这一点已经没有争议。问题在于，是不是所有学科对区域国别研究都同等重要?如果不是，哪些学科更不可或缺?如果存在一个黄金组合，怎样的学科组合对区域国别学而言是最优范式?区域国别学和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主要大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有何独到之处?是否都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传统并基于此构建了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是基于特殊主义还是普遍主义原则来建设?它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区域国别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应该是什么?区域国别学在理论与方法论方面是否只能采用“拿来主义”?还有很多具体问题，现在尚未得到充分讨论。

第二，区域国别学的基础设施保障。这里所指的基础设施主要指的是相应的图书文献和系统化的具有较高连续性的数据库。国内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机构不少，仅教育部所属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就有近500家，用中宣部和教育部的共同定性来说已经基本实现了“全覆盖”，问题是又有多少家真正拥有足够的图书资料和数据库做支撑。2009年到2010年我在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当时最让我震撼的就是他们丰富的专业性藏书。其中仅关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的图书，请注意与此无关的国际关系等理论或实证资料不计算在内，当时就有26.5万册。中心还收藏了上千篇的博士论文，几百种专业期刊，相当数量储存在缩微胶卷上的档案资料。毫不夸张地讲，在那里做任何欧亚问题研究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资料。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可能要解决的不光是有大楼无大师的问题，恐怕更迫切的是扎实的资料供给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也设了国际访问学者项目，一般来说他们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图书配置。我们刚刚拥有专业的亚洲特藏和斯拉夫—欧亚特藏近3万册，和国际同行比还处于起步阶段，加速发展迫在眉睫。

第三，“会语言”“通国别”“精领域”的区域国别人才的储备问题。这其中又包含着四个需要重点考虑的维度。

一是师资。人才培养，师资为要。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要求我们提供主要大国、重点地区、关键小国研究“全覆盖”的区域国别人才支撑，而卓越人才的培养需要一流师资的配套。在现有的考评体系下，区域国别研究从业者往往面临发表难，进而自然关联到拿课题难、晋升难的尴尬局面。对接我国发展的战略需求要求，无论国家、区域大小在研究面前应该一律平等，但目前的考核指挥棒实际上又是导致此前所说两个“异化”、两条“鄙视链”的根源所在。解决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如何“破五维”、如何建构起更科学的多元评价标准、国家如何支持高质量成果发表等难题已经迫在眉睫，否则，在摆脱不了传统路径依赖的情况下培养出适应时代需求的区域国别人才十分困难。

二是时间。区域国别学如何学科化?各高校可以继续尝试走特色化之路，但国际形势加速发展已经等不得，偏偏人才培养是特别需要时间的。学硕三年博士至少四年，就算现在起步到真要能用上还要好久。而且在学科建设缺乏共识的情况下，我们又怎么保障培养出的就是国家需要的?因此，干中学、学中干可能是必然选择。此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到20世纪60年代，在几波区域国别研究浪潮中国家发挥了绝对的主导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研究领域和人才培养的分工合作都是类似计划经济一样自上而下设计好、分配好的。我们承认不同高校有区域国别研究的不同传统，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国内区域国别研究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区域国别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也有自身规律，不少机构出现起起落落也很正常，在人才流动已成常态的情况下，新兴高校是否就一定不如传统强校恐怕不能一概而论。教育部门最好是进行一次认真摸底，尤其是要充分发挥小同行评价的作用，从量和质两个维度考量，进行全国范围的资源配置并建立动态调整的评估机制。可以有一些定向指定建设的重点人才培养基地，但也要给高校自主建设留足空间。一方面，时间不等人;另一方面，做大做强需要精心设计周到安排，时间上又急不得。统筹平衡好是一门艺术。

三是规模。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之后，按照通行做法，势必要有本科教育。欧美国家近年来的流行做法是“学科教育+区域国别”项目，后者通常是辅修或荣誉学位。俄罗斯在域外区域学一级学科下开设了本科学历教育，但一是规模有限，只有40多个高校开设;二是从就业市场的反馈看，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区域国别学有很强的应用性，学科交叉的本质属性很容易导致每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学生掌握得都一般般，所谓“门门懂样样瘟”。这样一来，区域国别学的本科教育如何保质保量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价值。北京大学钱乘旦先生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区域国别学现阶段不宜开设本科专业，对此我特别认同。目前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做法是本科荣誉学位制，即将在全校范围内开设本科的区域国别学微专业及慕课体系，学历教育我们的重心还是放在硕士博士层面。也就是说，区域国别人才作为国家急需的特殊战略人才，我们的理解是在初始发展阶段还不能走量，要控制规模，以质取胜。其实，即便是研究生教育，恐怕也要考虑人才培养规模的问题，既要小班化、特色化的精英教育，又要考虑一定的规模效应。具有语言基础、区位优势、国际化程度较高、海外研修和实践资源保障充足的条件相对成熟的高校可以先行先试，以学科评估和学科目录调整周期为边界不断调适和优化，建立健全交叉学科门类下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全链条，加大新生代研究力量培养力度，尽快形成可借鉴、可复制、可持续的新型区域国别研究卓越人才培养模式。

四是出口。区域国别学是应用型基础研究，所以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既要以学为支撑，更要以术为导向。学为体，术为用，二者一体两面，但最终检验成效的还是在应用层面上。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全球化了，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理所当然地要像美国在1947—1952年在“区域研究”(AreaStudies)创生期所提出的战略目标一样“全覆盖”。问题是，“全覆盖”旨趣指引下培养的区域国别人才往哪儿用?就业市场有这么大的需求吗?对新鲜出炉的区域国别人才接受度又会怎么样?在没有像传统学科一样的口碑积累的情况下，如何让有志于从事区域国别研究或相关工作的学生打消疑虑投身于这一新兴学科的训练之中?又如何避免招生与就业可能的恶性循环问题?考虑到区域国别学的战略之学属性，仅仅靠市场化来解决上述关键问题可能不是最优选择。既然服务国家的战略需求是最核心的人才培养目的，至少在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初级阶段，“国家订货”加市场消化两条腿走路很有必要。很多在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方面先行先试的高校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包括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招录的学科目录中并没有将各方自设的区域国别研究纳入，我们精心培养的学生报考国家部委的时候没有办法以交叉学科而只能拿本科的外语专业报名。一级学科的设置会加速这一问题的解决，但这里也有个时间问题。就算今年年内各高校成功申报交叉学科门类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明年招生，第一批次硕士研究生毕业也要到2027年了，博士研究生正常四年学制毕业要2028年。而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开始了5年的硕士生和9年的博士生培养(即便以自设交叉学科算也有2年)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依然无法以区域国别学专业的研究生身份进入就业市场。在此情况下，国家公务员局可能要有一些变通的认定，确保建构起有利于区域国别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小气候。

此外，我想报告一下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区域国别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的理念和实践尝试。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起步早，有传统。早在1980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就成立了苏联研究所、中东文化研究所，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内最早从事国别区域研究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随后，上海外国语大学又于1983年率先启动了“外语+涉外复合型”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型。2000年，中东研究所获批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国别区域研究重镇。2012年，教育部首批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获批三家。201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提出要重视国别区域课程建设和学术研究并在政治学框架内设立区域国别研究二级学科，启动硕博研究生培养。2016年，学校第14次党代会正式设定建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的办学愿景，是国内较早将区域国别研究定为学校整体发展战略的高校。此后，上海外国语大学不断强化这一战略方向，2017年获批14家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2018年，在教育部、上海市等大力支持下正式成立省部共建、由上海外国语大学运营、协同上海市高校所属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及备案中心的全新平台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同年创办欧亚文明研究等特色研究生班;2019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研究特色研究生项目入选上海市一流研究生教育引领计划;2020年，新亚欧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获批国家级“111”计划;2021年，上海外国语大学第15次党代会再次强化发展区域国别研究的既定战略，教育部明确指示要加大对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支持力度，“使其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2022和2023年，相关教学成果先后获得上海市高等教育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国家级二等奖。

对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而言，2020年是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关键之年。当时，上海外国语大学经过反复论证，提出了以“多语种+”和基于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为中心的“多学科+”叠合发展的自设国别与区域研究交叉学科建设方案并成功在教育部备案。根据教育部相关统计，目前国内有10余所高校在政治学、历史学等一级学科下增设了国别和区域研究二级学科，多数高校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框架内开设了区域国别研究方向，45%的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备案中心确认推进了交叉学科建设，中山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少数有自主设置和调整一级学科权力的高校已经通过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方案。应该说，上海外国语大学于2020年7月成功将国别和区域研究在教育部备案为交叉学科并于当年招收研究生，成为国内首家正式推进区域国别研究交叉学科建设的高校，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从上海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学的发展看，我们是先在政治学框架内设置区域国别研究二级学科，后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强化区域国别研究第五大方向建设，在此进程中我们慢慢意识到必须走学科交叉融合的新文科路径，而不可能走传统学科在研究对象、学科边界、核心概念、主要理论、关键方法都相对清晰基础上的学科化之路。

在2018年至2020年初的欧亚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实践过程中，我们从政治学所属二级学科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构中受到了启发。既然本质上属于政治学领域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比较政治学可以用方法来界定学科，那么区域国别研究沿袭这一思路似乎也有可行性。彼时，英国已经推行100多年的现代经典学，即所谓的PPE项目给了我们第二重启发。大家都知道，PPE被誉为人文社科类最顶尖的专业之一，涵盖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大现代文科学术领域。PPE课程的设计扎根于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要完整认识社会现象，必须通过几个不同角度而互补的学术方向和分析框架去达成。而政治、经济和哲学，正是被视为理解现代人类社会最为重要的几个角度。

这样一来，在明确超越单一学科、建设交叉学科的目标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构的核心问题就转换为确定哪些学科对区域国别学更重要、更不可或缺的学理讨论。2020年4月，在完成校内、校外不同学科的专家多轮论证后，我们最终确定了现有的建设方案，即将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作为交叉的核心学科。这并不是否定其他学科在参与区域国别学建构中的重要性。事实上，不同学科都和区域国别研究可以发生关联，都包含着对特定区域或国家的某一类特定问题的研究。

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2018年在论及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基础时曾提出了空间维度、历史维度、文化维度和社会维度的分类法，显然前两者对应的学科就是地理学与历史学，而后两者所指正是以人为中心的深层结构及具象活动。任晓教授也强调，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首先是一个时空体，具有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而人的活动呈现为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多个形态。2020年，在做学科论证时，我恰恰是首先受王缉思教授有关洞见的启发，从而决定将人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视为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的基础。前段时间和北京大学王铭铭等教授交流人类学与区域国别学相互关系时，我说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建设时对人类学这么友好甚至是偏爱，尤其是在人类学尚且没有获得一级学科，而只能依附于社会学、民族学的情况下对人类学这么偏爱，是基于我们的一个问题意识:一方面，现有区域国别研究范式都在很大程度上聚焦到抽象的国家而对具体的人有所忽视，但实际上是人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整合到统一场域内。涉及对具体问题的理解时，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政治、外交，抑或是安全、文化，最终都要回到人的本体上来，是人而不是其他因素，理应成为我们研究特定对象国或地区的焦点。另一方面，人类学在理解作为他者的异文化时通常发挥着“读心术”的功能，尤其是它所秉持的文化相对主义理念、将研究对象与本我平等相对的意识以及具体的田野调查等方法都可以为区域国别学提供重要的分析工具。

裘援平主任在主旨报告中提到，她在国外有关地区调研过程中注意到，对当时的哥伦比亚政党政治研究除了建构起时间上连贯、空间上全覆盖的系统知识，还关注对30岁左右的可能成长为重量级政治家的哥伦比亚精英的跟踪研究。这实际上似乎可以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近年来不断强调的“一切区域国别学本质上都是人学”的一个旁证。我记得王逸舟老师在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简讯中两次评述暨南大学已故东南亚问题专家庄礼伟教授的贡献时，也特别强调庄氏及其所代表的区域国别研究岭南学派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人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从2020年起就把人类学这样的二级学科在学理上纳入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学科并且将其放置在比历史学、地理学这样的传统学科更靠前的位置上，主要的考量就是想把人带回区域国别研究的现场和中心，想部分对冲现有主流范式过于重视冷冰冰的硬实力的现状。在这一点上，我十分认同王逸舟老师提出的观点，即把人的因素纳入，尤其是把普通人的情感与看法，不同阶层族群尤其是下层阶级和边缘族群的感受考虑在内，是今后一段时间外交与国际关系需要改进的方向，是中国从粗放式大国向精致大国转型、从单纯力量型目标朝向品质型目标前进的新阶段。

我们的一个重要考量是，相对于经济学这样的“硬学科”，人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都属于边界具有较高开放性的“软学科”，甚至都可以被视为交叉学科。交叉学科再交叉产生新的交叉学科，从学理上似乎更具有可行性。也就是说，这三个学科自身的开放特质，可能会使其相对于那些边界更稳定、开放性较低的学科而言更容易交叉融合。

如前所述，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区域国别学建构方案是基于任何区域国别研究都绕不开时间、空间、人间三个场域的认识论。这就像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从人类动机的角度提出需求层次理论一样，要想维持人的生存就离不开空气、水、食物、睡眠等必备条件;而要从事区域国别研究，时间、空间和人就是所有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必须关注的入门要素，而相对应的人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知识体系则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在我们看来，在此基础上再叠加更相关的学科将是区域国别研究的理想状态。也就是说，人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提供了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学的问题意识，研究者可以以问题为导向再增补其他必备的学科理论、方法等，需要政治学就加政治学，需要经济学再加经济学，缺什么补什么。在此意义上，区域国别研究者一定是“杂家”，但不是“万金油”式的，而是建立在人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三个核心学科交叉基础上的。这又进一步验证了区域国别研究的难度。要想打破外界的鄙视链，先得自己建构起足以值得尊敬的新身份。

沿着多语种、多学科叠加的思路，上海外国语大学提出了“政治定力、多语能力、学科能力、话语能力”四力一体的区域国别人才综合素养指标体系，其中政治定力突出培养学生对国家、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主体认同”与世界眼光互构，以及对文化差异的自觉意识、批判意识与创新意识;多语能力将语言视为知识、观念、思想、情感载体，谋求借助多语承载的多元知识体系获得客观认知;学科能力瞄准区域国别特殊知识，提升“一国一策”“一事一策”处置素养;话语能力涵盖全球理解力、全球表达力和跨文化沟通力，重在塑造破解有话说不出、有理说不清、即便说了外部世界也不理解的常见困局的国际传播能力。

为此，上海外国语大学开始全面推进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创新改革，借助第一课堂(课程育人)、第二课堂(田野育人)、第三课堂(智库育人)三管齐下培育国别通、区域通、领域通兼顾的紧缺战略人才。从过去几年的实践看，这些尝试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2022年11月，我们师生一行9人去哈萨克斯坦观摩哈总统大选并进行为期两周的田野调查，对比2018年12月类似的田野调查，同学们已经超越了政治学或国际关系的单一视角，真正基于在交叉学科方法论指引下的问题意识进行很多将区域国别作为本体的“真”研究。

总而言之，中国正处于民族伟大复兴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关键节点上，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因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区域国别研究从业者的历史使命。避免前述两种异化，克服两条鄙视链，解决区域国别学发展的三大问题，探索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新范式，理应成为我们的政治自觉、学理自觉、实践自觉和文化自觉。

THE END

作者 | 杨成，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出处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第87-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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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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