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化建构与时代化表达
从1883年马克思逝世到1895年恩格斯与世长辞，学术界称之为恩格斯的晚年时期。这一时期，第二次科技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垄断组织开始出现，并开始慢慢取代自由竞争。与此同时，马克思逝世后“所形成的空白”对他与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理论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危机。恩格斯在晚年密切注视和研究这些新变化，将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化建构与时代化表达这一工作之中。通过对马克思诸多未完成和未面世之作文本的整理、出版，亲自撰写大量理论著作，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歪曲化的马克思主义等思潮做论战与斗争，对马克思原有著作再版、作序、注释以及书信交往等形式，坚定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完整性、时代性、纯洁性、严谨性和科学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在革命实践中，恩格斯成为了这一历史时期“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1。
一、在整理、传播与新著中搭起体系化建构与时代化表达的“骨架”
恩格斯晚年的中心工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并结合时代的发展作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基于论战需要，恩格斯在稍早前著作《反杜林论》中建构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三大板块，无意之间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化建构。在此基础上，通过大量的接续研究，实现了对唯物史观新的重大发现，进一步加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骨架”。
(一)完成了对马克思遗作的整理以及出版和传播
马克思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著作与通信，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但马克思还来不及对这些著作系统整理、对理论体系进行系统建构就匆匆离世，还有大量著作被尘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承、传播与发展造成巨大危机。恩格斯敏锐感受到了“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晚年将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对马克思著作的抢救性整理、出版和传播之中。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建构以《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整理、编辑及出版为核心。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毅然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耗费将近十年的时间对《资本论》进行梳理、架构以及补写。同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恩格斯还在正文的相应地方添加注释、附件进行补充，使正文的论证更加严谨和完整，实现了理论体系的系统化。同时，恩格斯也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与新趋势，保证理论体系与时俱进。恩格斯还花费巨大精力整理马克思留下的手稿、书信、笔记、文件和书报杂志，并通过他的老朋友和老同志从巴黎、柏林等地的图书馆、档案馆、旧报刊以及马克思朋友的家中搜集马克思的遗作、手稿尤其是早期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文献来源。
19世纪90年代初，《资本论》的整理与编辑工作基本结束后，恩格斯就开始着手筹备出版马克思的全集和他自己的著作。在近乎苛刻的保持马克思著作原汁原味，强调“要么完整无损、一字不改，要么根本不印”2的同时，恩格斯指出：“我倒是有一个计划：把马克思和我的小文章以全集形式重新献给读者，并且不是陆续分册出版，而是一下子出齐若干卷。”3在这里，恩格斯尤为强调要以全集的形式，完整性、系统性、一次性出版，全景式将他和马克思的理论成果呈现给人们，否则他认为“这样读书不能使读者有任何收获，这种支离破碎的阅读只会使人莫名其妙”4。在保持马克思著作尽快出版、完整出版的同时，也竭力保证原生性，注重“所出的书应当是马克思的真正著作”5,为人们整体性、原汁原味认识马克思主义提供文本基础与文化基石。这是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系统化建构与时代化表达的第一步，也是根本前提。
(二)实现了对唯物史观新的重大发现
在整理和出版马克思著作文本的同时，恩格斯晚年也继续从事理论创作。通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若干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通信和书信，极大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具体表现为三大理论创新。第一，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概括了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他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6围绕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唯物与唯心主义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社会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体系与动力机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社会发展原理、经济基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等一系列规律也就无比明确的展现在人们面前。因此，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补充、充实和独创性的发展。第二，恩格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原始社会发生、发展、消亡的进程以及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开展了详尽描绘和严谨论证，并就人类社会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这两种生产模式进行了研究与阐释，认为这两种生产构成统一的社会生产过程。深刻地揭示出家庭发展的客观规律，阐明婚姻、家庭如何受约于它所存在的社会，同时又给予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以巨大影响。第三，恩格斯提出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观点。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力量，是伴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7。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恩格斯强调“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8。这里强调“决定性作用”但排除唯一性。他认为经济因素并非仅有因素，“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9。据此，恩格斯不仅有力回击了“经济决定论”“经济唯物主义”“历史自动论”等论调，还藉此对唯物史观进行了进一步细化与深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时代感与系统化更为彰显。
二、在补充、阐释与论战中丰富体系化建构与时代化表达的“肌体”
阐释和论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强大生命力的两大基因，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的基本理论品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阴险歪曲，处心积虑地掀起一股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浊浪10,恩格斯坚决的拿起补充、阐释与论战三大武器，同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对马克思的恶意中伤、污蔑、诽谤，以及无产阶级内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等做了大量的斗争，并通过再版序言、注释以及大量的书信对马克思早期的理论进行时代化解读和补充，对部分概念进行明晰、重释和修订，丰富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肌体”。
(一)在对马克思遗作的补充阐释中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性
恩格斯在晚年以序言、注释以及大量书信等形式修补、重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力图使体系化建构与时代化表达更加严谨和完备。围绕《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重要著作，晚年恩格斯与其他学者进行了大量书信和通讯往来，与欧美各国的同志和朋友用十余种语言沟通和交流，开展深入的理论探讨。当中既包括他们对部分著作结构和阐释表述方法的构思及解释，也含括了他们对一些具体问题及观点的阐发、修改和补充，有关《资本论》的书信甚至描述了其创作、编辑和出版过程的一些重要史实，因而成为认识、理解和运用相关理论的重要参考。威·李卜克内西就曾经称赞到：“恩格斯的书信往往都是科学论文，是政治和经济学方面的指南。”11
恩格斯同时还加快校订他和马克思著作的译本。根据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以序言、跋等形式对以前的观点进行修补。例如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对无产阶级的注解中指出，“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12,成为至今人们定义无产阶级概念的主要理论依据。又比如恩格斯晚年根据《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新结论，将《共产党宣言》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补充为“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使得这一表述更加严谨。这些补充和完善已经与马克思原来的论著融为一体，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断自我调适、自我完善、自我深化的最好见证，更直观的体现了恩格斯所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深刻变化，由此带来学术和理论上认识的新调整，体现着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严谨、细致至近乎苛刻的态度，成为今天我们研究时完整、准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文献资料。
(二)在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论战中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性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趋势已然势不可挡、愈发明显，随之而来的是欧美各国政治经济生活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当时马克思显然已经没有办法进行研究和解释。与此同时，马克思逝世后留下大量著作，尽管他有过将这些著作整理出版的计划，但最终未能实现。因此这些著作散见于他和恩格斯在不同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论文、书评和报刊文摘中，没有留下一个概念清晰、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这给各式各样的非、歪、假、半、伪马克思主义通过钻营取巧粉墨登场留下了空间。一方面，资产阶级所豢养的“文丐”们认为马克思的逝世让锐利的论战笔锋成为历史，于是开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恶意中伤、诽谤、歪曲，一时间“剽窃论”“捏造论”等论调，以及歪曲、伪造马克思的文章和断章取义等各种手段悉数登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原意本意造成危害。例如，资产阶级理论派造谣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抄袭了约翰·卡贝·洛贝尔图斯的理论。英国资产阶级教授塞德莱·泰勒还出版《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诽谤马克思在起草第一国际成立宣言中捏造引文，妄图玷污马克思的形象和声望。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内部“右倾”机会主义、“议会迷”“改良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歪曲化等思潮也不断涌现。包括拉萨尔主义影响下“反动的一帮”理论、“青年派”相关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教条化的倾向等思潮先后出现出没，他们借口出现新情况，否定和歪曲马克思的理论。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恩格斯紧密结合各国工人政党和工人运动的斗争实际，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其他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先后撰写了《卡尔·马克思的逝世》《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法兰西内战〉导言》《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等著作，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生前著作，在有力回击各种对马克思的谣言、污蔑和攻击的同时，集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国家理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提出了“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3的重要论断，生动形象的诠释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品质中最为突出的特色——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引导后继者们不断根据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时代化表达。
三、在检验、发展与超越中活化体系化建构与时代化表达的“形象”
恩格斯晚年面对的是一个剧烈变化的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剧变表现在生产力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稳定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力逐渐向垄断阶段过渡三个方面。他以深邃的目光密切关注和研究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和他创立的思想体系，并创立了一些新的理论，交织成为逻辑严密、触及面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活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化建构与时代化表达的“形象”。
(一)检验：垄断理论的提出与“两个决不会”理论的再解读再运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阶段过渡。恩格斯敏锐的观察和注意到这一情况，广泛而深刻的分析了这一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新现象以及新问题，进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恩格斯认为，首先自由竞争将被垄断所代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完全合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过程”14。其次，垄断组织在工业部门中出现与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发生的重大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金融垄断资本的出现是帝国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货币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货币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货币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15。再次，恩格斯在对股份公司与垄断组织进行认真考察分析之后，发现那些原本自己亲自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资本家逐渐转至幕后，通过资本对企业进行控制；企业的董事和股东们则演变为食利者，通过剪息票获取利益；企业的日常运营与维持则逐渐转到领工资的职业经理人手中。整体而言，资本家对社会来说已然成为“多余的社会阶级”,已经从一个进步的阶级变成反动的阶级。最后，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演变过程中，英国和法国的工业发展速度逐渐减慢，美国、德国、日本发展迅速，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比过去更加突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将不可避免的到来。
尽管如此，恩格斯也清醒的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命线可能会因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到来而大为延长，从而改变了资本主义会迅速崩溃的观点。恩格斯认为：“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还可以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直到外来的冲击使这座腐朽的大厦倒塌为止。这样一座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即使它实际上已经坏掉，但如果风平浪静，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16恩格斯认为，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因生产力的进步、物质条件的改善以及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一方面表现在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带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原始积累中的野蛮掠夺也成为历史，工人极端贫困的状态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过去因为大批量的农民与小手工业者破产、失去生产资料，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引发剧烈动荡的局面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再出现。人们甚至对周期性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逐渐习以为常并无奈接受。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长期以来的反抗和革命活动也让资产阶级更加清晰的认识到了他们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正在不断壮大的事实，资产阶级“日益清楚地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17资产阶级逐渐开始认可、遵守并自愿推广工厂法。工联因为能够成为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学说的有用工具，因此而得到格外“宠爱”和保护。甚至罢工活动也成为向政府要价的工具而被资产阶级加以利用。“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质上已经成了那些直到最近还在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选举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法律。”18尤其是垄断阶段到来后资本和企业规模的集中，企业雇佣工人数量大大增加，提高了无产阶级反抗时资产阶级的对抗成本和镇压成本，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得不偿失，因此在不改变资本主义本质的前提下作了一定的让步，对普选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作了不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妥协和让渡。“几天以前结束的议会选举向两个官方的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清楚地表明，今后他们对第三个政党即工人政党不能置之不理了。”19恩格斯认为，正是工业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繁荣和进步，提高了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活力进一步提高，这种现象正好应验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0的“两个决不会”理论。
除此之外，恩格斯根据“两个决不会”理论的分析，认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过了社会动荡而进入相对稳定、和平发展的时期，短时期内爆发大规模革命的可能性正在减小，新的革命需要更加强大的、新的推动力，“在这里，只有发生重大事变，才能有所帮助”21。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则正经受资本主义初期阶段资本家、工厂主用欺诈哄骗、额外勒索、琐细偷窃，连一文钱都要捞的那种低劣手段进行压榨而处于极端贫困化的时期，极有可能重演1848年欧洲革命的场景，因此恩格斯论断无产阶级革命将向落后国家转移，这是根据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生产关系的适应和调整。由此，恩格斯运用发展着的实践验证了“两个决不会”理论的科学性，又用这一理论阐释了发展着的实践，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体系认识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二)发展：国家与阶级理论的系统化完整化
恩格斯在建构、丰富、完善、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对一些理论进行进一步发展，其中对国家与阶级理论的新观点与新论断，让人们拨开迷雾，更加清晰透彻的认识到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这些理论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自我修复、自我进化、自我完善的理论。
一方面，恩格斯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其一，恩格斯在晚年第一次历史地考察和概括了国家发生、发展和不可避免要消亡的历史，前所未有的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国家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几个特点，从经济发展上阐明了国家的起源，具体分析和阐述了怎样从以氏族制度为纽带的原始社会一步一步发展到以阶级分化与阶级对立为基本特征的国家制度，从而开创性的探明了私有制、阶级与国家产生的规律，首开先河的联系到国家的产生和消亡来全面地、系统地论述国家“从生到灭、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全过程，有事实、有分析、有结论的论述了国家问题理论。其二，恩格斯晚年还借鉴资产阶级国家的一些新发展，对无产阶级未来的政治统治和国家形式、国家结构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尤其是他提出“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22“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23对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做了图景式的理论描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另一方面，恩格斯也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做出了重要思考与创新。恩格斯首先阐明了阶级产生的本质，指出“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24。恩格斯在这里把阶级产生的根源归结为经济因素，认为阶级的产生、发展与消亡始终植根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之中。阶级从本质上讲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产物，随着二者的调整而调整。而一定的阶级又必须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否则只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恩格斯阐明了阶级产生的两条道路：一条是从社会共同利益同个别公社利益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每个公社都存在公社共同利益同个别成员利益的矛盾，需要有代表共同利益的人来承担这样的工作。另一条道路是农业家族内形成的分工。当农业家族富足到一定程度时，拥有更多的生产资料与生产任务因而无法自己完成生产目标或生产愿景时，有可能吸收一个或几个劳动力到家族之中。再次，恩格斯阐明了统治阶级形成的道路和步骤，指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25。恩格斯认为，由于必要劳动占用了实际从事劳动的居民的大部分时间，导致他们无法从事社会公共事务，因此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便“脱颖而出”代替执行社会公共职能，这是统治阶级形成的第一步；第二步，为了维持这种统治，统治阶级会将更加沉重的劳动负担增加到劳动人群肩上，从而使他们更加远离社会公共职能。在这一过程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就逐渐走向更加分化与对立。消灭统治阶级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工业化大生产实现生产力的极大提高，让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成为多余的存在。最后，恩格斯在阐明人类社会的三次大分工的同时，把从私有制到阶级再到国家的起源作了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阐述。
(三)超越：阶级斗争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恩格斯在晚年敏锐、冷静的关注和分析着资本主义世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形势、新变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详尽的考察和分析，对无产阶级如何开展阶级斗争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见解，在马克思未来得及作深入思考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等领域中提出了一些新思考，以实际行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反映时代、阐释时代、推动时代发展的理论品质。
其一，恩格斯创新了阶级斗争理论，析清了阶级斗争形势，更新了斗争方针策略。首先，在阶级斗争产生的根源方面，恩格斯肯定了阶级斗争作为推动历史发展伟大动力的重要价值。恩格斯认为经济利益的冲突是阶级斗争的发生根源，唯有阶级消失才有可能使得阶级斗争因之而消失。他指出“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26,这些阶级斗争无论采用政治、经济或者其他形式，只要以解放为目的，“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27与此同时，恩格斯也指出，原始公社解体以来，在所有社会形态中，阶级之间永远开展着或大或小、或急或缓、或隐或显的斗争，这些斗争构成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同时，“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28其次，在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方面，恩格斯系统总结了1848年以来欧洲革命斗争的成功与失败经验，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日益完善，新式杀伤武器的发现和使用，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随着形势的变化，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我们的策略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制定的”29,“对每一个国家来说，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30。恩格斯一方面认为“新的选举权赋予工人的力量，相当于德国的普选权所赋予的力量——在目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好的杠杆，在这里它也将起同样作用”31,强调无产阶级可以通过普选权开展阶级斗争；另一方面，恩格斯也强调“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32,要坚守暴力革命这一阶级斗争的根本。恩格斯在这里实际强调了“两手抓”的思想，即在绝不能放弃暴力革命的同时，充分利用和平的、合法斗争的具体斗争策略。再次，恩格斯在研究时局、分析形势的同时，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对战争的基本方针和策略，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利益统一起来，把利用战争造成的形势同夺取政权联系起来考虑了，同时还第一次由社会主义者向全世界、向各军国主义大国提出了裁军的建议。
其二，恩格斯创新了农民阶级理论，提出了以“工农联盟”开展阶级斗争的方案。恩格斯晚年通过广泛地考察东欧、南欧、法国和俄国的农民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和研究农村中的经济关系，站在无产阶级吸引、争取农民阶级成为革命力量和改造农民的视角，第一次集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农民阶级理论。一是他对农民的具体成分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对对待各个不同成分农民的不同策略进行了分析。恩格斯认为，农村居民可以根据其对生产资料的掌控以及对地主阶级的依附情况，分为小农、中农和大农等不同组成成分，实际上不同成分的农民差别很大，需要作具体分析才能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政策以区别对待。无产阶级应当尽量争取中间阶层的支持，在自身的周围形成一个团结的大多数，并推动这个大多数成为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二是把争取农民和中间阶层形成大多数的问题，同夺取政权的现实斗争联系起来了。恩格斯提出，作为革命领导核心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想获得国家政权，就“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33。在上述认识基础上，恩格斯提出，“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34,意在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吸收小农等作为党员，从而壮大自身的阶级基础，扩大自己的力量开展阶级斗争。三是强调不同成分的农民，应当以不同的策略予以精准施策改造。恩格斯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35,强调了对小农改造的关键内容与基本方法。恩格斯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深刻的体现着工农联盟的思想，阐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以合作化的方式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途径和方法，36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得到实践和成功检验。
其三，恩格斯创新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力主将党打造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坚强核心。恩格斯早就与马克思一道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获得自身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帮助和指导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提出“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37,这个政党必须以坚持真正的、完整的、准确的、纯粹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为根本原则立场。根据这一理念，恩格斯在党的建设总体思想、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等问题上都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思想。恩格斯首先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从工人斗争中产生的，工人运动就是生命线，因此参加与领导工人运动也就成为与生俱来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要在工人运动实践中不断总结斗争经验，在实践活动中、在与工人阶级并肩作战中壮大自己。一旦无产阶级政党脱离工人群众与工人斗争，最终只能沦落为一个小宗派。其次，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恩格斯既主张通过争论实现党的思想的统一，又反对为了统一而消除党的思想争鸣，他指出：“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的温和派和极端派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加思索地开除极端派，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增长。”38再次，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恩格斯提出了“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39他认为组织上的巩固和团结是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坚持必要的集中和严格的纪律、又充分实行民主的组织原则。第四，在党的纪律建设方面，恩格斯始终认为党的领导机关是需要监督的，主张设立具有决定权的独立委员会(类似纪检监察部门)来履行这一职能。第五，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恩格斯指出“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40“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41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将“批评——自我批评”的作风作为作风建设的根本一以贯之，坚决抵制和反对个人崇拜。恩格斯的政党理论创新，为无产阶级开展阶级斗争提供了科学的策略，更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提供了有力指导，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斗争理论与政党理论的重要基石。
结 语
列宁指出：“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42恩格斯晚年的体系化建构与时代化表达，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无产阶级中传播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力奠定了文化、理论与思想基础。一方面，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化建构，是其得以延续发展的基础，更是人们完整、准确、系统认识、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前提。另一方面，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化表达，又是对其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创新、在群众中深化的理论品质的生动诠释与现实映照，及时回答与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时代难题，拓展了其发展空间与应用范围，赋予了其新的活力和生命力，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与完善画上圆满句点。
注释略
作者简介：李彦晶，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赵洋，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四川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创新研究团队”建设计划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 2023(02)
终审：“守正创新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