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石榴梁蓉容：拼装的时尚

Original 跨文化艺术史跨文化艺术史 2022-11-22

# 引

2022年7月2日晚7时，跨文化艺术史四季学堂·夏季讲座第二场《拼装的时尚》在雅昌讲堂、在艺直播等多个线上平台同步播出。本次讲座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刘爽老师主持，人文学院博士石榴和硕士梁蓉容主讲，并针对跨文化美术史的研究方法和自身研究经验展开对谈。

主讲人

石榴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

梁蓉容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硕士

主持人

刘爽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讲座综述

壹

石榴 | 神圣衣冠：本笃十一世法衣与14世纪鞑靼布

讲座围绕一件14世纪教皇本笃十一世的法衣（图1）展开，这件蓝白相间的织金法衣，其主体面料是生产于蒙古帝国的“鞑靼布”（图2），前胸后背则缀有意大利卢卡生产的东方风格的织金锦（图3）。

图1

图2

图3

主讲人首先介绍了何为“鞑靼布”，以及它在欧洲的使用情况。接着，石榴博士聚焦研究对象本身，分别从纹样、颜色、形制几方面展开讨论。借助实物（图4）与绘画（图5）材料，分析了细密花卉的鞑靼布在14世纪意大利的流行。由于这类布料的稀有与昂贵，只有教会和世俗统治者等极少数人群才能够使用，因此成为地位与权利的象征。

图4

图5

接着，主讲人围绕法衣的蓝白两种颜色，跨越地域展开讨论。首先联系了元代尚蓝尚白的传统，其次结合西亚与埃及地区的蓝色织锦（图6）的使用情况，最后指出13世纪后，蓝色在西欧教会和皇室贵族中（图7）的地位得到提升，认为这一时期西欧教会的服饰色彩的搭配方案，极有可能受到来自西亚伊利汗国的色彩潮流的渗透。

图6

图7

在此基础上，主讲人进一步梳理了西欧教会法衣形制的来源与发展（图8）（图9），认为这一时期拼合的法衣很可能受到元代胸背（图10）视觉形式的启发。

图 8

图9

图10

最后，主讲人结合教会这一时期的权利野心与政治实践，指出鞑靼布与卢卡布在教会法衣上的拼合，不仅仅是审美品位的融合，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教会对鞑靼政权的宗教和政治态度，教皇希望将鞑靼人纳入教会的领导。

“

刘爽：

石榴博士的问题意识很强，整个研究也很有叙事性。从一件法衣开始，然后进入到对鞑靼布和卢卡布的拼合的讨论，给我们勾画出这一现象背后的权利运作。可以看到图像的传播并不是直接地对接东方和西方，而是有很多西亚的中介地区，为我们展示了一条图像传播的路径。很多身临其境的介绍很有亮点，我自己也很感兴趣。

内容上，不论瓷器还是织物，它和具体的艺术作品之间的互动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某种纹样可能很常见，但真的要去找证据来证明联系，或者找到一条图像的传播路径，还是非常不容易的。不过这次案例石榴博士是不是还没有完全展开讨论这部分内容？我看只是提到了一些图像的对比。

石榴：

是的，今天主要是为大家展示这种现象与联系，省略了其中一些论证的细节。实际上论证过程是挺难的，比如细密花卉的鞑靼布在西亚与埃及也有类似的发现与变体，我其实有推测和论证它在亚欧之间的传播路径，但是今天没有讲述这一部分。

刘爽：

可以看到很多直接的图像对应关系，图像的证据还是很直观的。要去证实这样的互动，不能只是堆砌材料，需要有很多自己的思考和归纳。比如，石榴博士讲到蓝色和白色布料拼合的逻辑，可以看到是综合了很多图像之后做出的归纳和整理。不仅仅让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也能从中产生很多联想。

贰

梁蓉容 |珠光璀璨：奥斯曼帝国珠宝镶嵌与中国明代瓷器

讲座围绕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图1）收藏的珠宝镶嵌瓷器（图2）（图3）展开，集中讨论了三个问题：珠宝镶嵌瓷器是什么？为什么发生在奥斯曼帝国？以及珠宝如何镶嵌在瓷器上？

图1 托普卡比宫全貌

图2 托普卡比宫博物馆展出的珠宝镶嵌瓷器

图3 珠宝镶嵌瓷器，托普卡比宫博物馆藏

首先，主讲人梁蓉容硕士分别从19世纪参观托普卡比宫的游人和保存在博物馆的宫廷档案视角，分析了在奥斯曼苏丹心中，珠宝镶嵌瓷器不仅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还代表着帝国的镶嵌美学。

接着，主讲人将目光转向奥斯曼帝国以外的珠宝镶嵌工艺品（图4），对比了在金属与瓷器上镶嵌珠宝的工艺区别。结合苏莱曼大帝对珠宝工艺的热爱，尝试回答“为何珠宝镶嵌瓷器唯独发生在奥斯曼帝国”。

图4 孔雀蓝釉玻璃碗, 圣马可大教堂宝物室藏

图5

在此基础上，主讲人进一步探讨了珠宝镶嵌工艺在奥斯曼帝国的起源与发展（图6）。

图6

接着，主讲人围绕珠宝如何被镶嵌在瓷器上，介绍了凹槽嵌合法和点状插入法两种镶嵌工艺的优缺点。并进一步结合具体器物，概括梳理出“移植”“冲突”“适应”“超越”四种镶嵌风格的发展变化（图7）。

图7

最后，兼论了珠宝镶嵌瓷器淡出历史舞台，与奥斯曼帝国政治之间的联系。

讲座对谈

刘爽

谢谢梁蓉容同学！讲得非常清晰，因为讨论的对象本身比较特别，所以梁蓉容同学对珠宝镶嵌的工艺、生产环境等细节都做了讲述。听完之后，确实觉得是非常难得一见的研究。好像有提到这类珠宝镶嵌瓷器即使在最高峰的时期，数量也不到400件，而且只流行了一个多世纪，是一个很短暂的现象，但器物本身确实非常漂亮，经过多次塑造。虽然瓷器和丝绸都是都是很热门的话题，国内外学界都有很多研究，但是两位讨论的对象本身比较独特，还是很少见的，目前国内学界研究也不多。请简单谈一下是怎么在众多材料中关注到这些对象的？又是如何在材料有限的情况下进行研究的？

石榴

谢谢主持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怎么会选择这样一批材料来进行研究。这个话题目前国内的关注确实比较少，我在硕士期间参与了李军老师策划的“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的展览，其中有一个部分叫做“马可·波罗的行囊”，就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去了什么？以及在意大利产生了什么后续影响？其中展示了约20件从欧洲借展的丝绸，我那时候就对鞑靼布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但一直以为这类材料数量不多。出国考察的时候才发现，欧美博物馆保存下来的鞑靼布相关的实物材料相当多，我整理出来的大概有300多件，是一个很庞大的材料。其中有很多跟中国有关的线索，但是目前国内学者关注的比较少。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很难接触到实物，需要提前联系博物馆，过程非常繁琐，中间也可能会出现各种状况；第二个就是它要求研究人员具备纺织品相关的专业知识，能够对欧亚范围内纺织品的产地、材料和技术来源进行判断；第三就是语言的问题，除了英语之外，还要掌握意大利、德语、拉丁语等。对一位中国的艺术史学者来说，阅读多种语言材料，然后在欧洲的博物馆里把这些材料都找出来，并且跨越这么大的地理区域去讨论联系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选择这个领域，是比较冒险的行为。我最开始的时候不太自信，因为欧美的艺术史学家、历史学家、纺织学家对这些材料有了一定的研究，感觉很难在他们的基础上有贡献。但是在逐渐进入这个领域之后，我发现了作为一位中国的艺术史从业者的一些优势，从中国的视角，我可以看到很多欧美前辈同行们没有注意到的联系和细节。在和其他学者交流的时候，他们也鼓励和建议我多从中国的视角去提出自己的问题。我现在认为中国的丝绸实物以及文献材料还有非常大的研究潜力。

刘爽

我记得石榴博士之前在国外看到了非常多的实物材料，但常常是混在西方当地的织物里的。比如说，这件法衣其实混合了很多不同的布料。那么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如何来梳理视觉材料也是很重要的。我也非常认同你刚刚说的，从东方的立场沉淀下来审视这些材料，可能会以更清晰的眼光来看待它们，有时候比处在繁杂的西方视觉材料当中，思路会更清晰。比如我之前在托普卡比宫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因为地毯、瓷器、金银器都在一起展示，身处其中让人眼花缭乱，完全没有注意到珠宝镶嵌瓷器，不知道梁蓉容同学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

梁蓉容

我最初把研究对象锁定到珠宝镶嵌瓷器，其实有一个契机。记得大四的时候，我曾经在湖南省博物馆看过一个展览，在策展人书写的序言中有一句话，直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他说：“在这世间，有一种使我们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即在最遥远、最陌生的地方，发现一个故乡，并且对那些极隐秘以及难以接近的东西，产生热爱和喜欢。”这句话非常打动我，因为我不论去哪里，都会惊喜地发现故乡景德镇的瓷器。在看展览时，每当观众贴着玻璃看向展柜，听着他们念到这件瓷器出自景德镇，我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十分巧合的是，这位策展人如今是我的导师：李军教授。作为跨文化的考生，我刚进入艺术史的研究领域，其实是想从事绘画研究的。但李老师建议我结合自身的优势，因为我本科是学陶瓷考古的，对瓷器的装饰工艺以及技法比较熟悉。其实当时李老师建议我做瓷器的的时候，我的想法是，又是瓷器啊，似乎我已经与瓷器绑定在了一起。但我很庆幸当时听了李老师的建议，在研究珠宝镶嵌瓷器的时候，我可以综合中国瓷器的生产技艺和土耳其的文献、图像资料两个视角，对器物进行跨文化的双重视角的研究。当我以一种跨文化的视角重新看待这批瓷器时，发现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并且时刻给我带来惊喜的崭新的世界。

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最困难的其实是收集材料的过程。刘爽老师也提到，去托普卡比宫博物馆参观的时候，珠宝镶嵌瓷器其实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批东西实在太少了，大部分都放在库房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在博物馆中展览，也不经常更换展品。疫情期间无法去考察，我那段时间非常苦恼。珠宝镶嵌瓷器的图片很难获得，给博物馆工作人员和之前研究过这批材料的学者写了多封邮件都无功而返。但我真的非常幸运，在北京遇到了在大使馆工作的Köksal Berberk一家人，他们非常热心地帮助我。我们都学过朱自清的《背影》，相信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难忘的背影。令朱自清难忘的是他父亲的背影，令我难忘的是Köksal拿着书籍走在我前面为我领路的背影，直到现在回想起来都非常感动。我觉得这也是做研究的过程中，十分有意思的点，尽管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与土耳其的缘分，因为我的研究对象而有了交集。包括亦师亦友的雷传翼老师，也是在做研究的过程当中逐渐相识相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刘爽

其实很多研究和兴趣都不是突然出现，而是不断积累起来的。但首先。我们的一个契机都是看到了某种东西，比如说梁同学在湖南的展览上看到了景德镇的瓷器，然后再往前追溯。我记得李老师之前有提到过，我们的讨论其实是一种倒叙式，从当代的面貌出发，再去和之前的叙事交融起来，来讨论这些交融是怎么样发生的。

那今天两位在一块儿来讨论，是因为虽然媒介不同，但都是在讨论装饰逻辑或者说是一种“拼装的时尚”。而且你们都谈到了，统治者在使用东方的奢侈品的时候所进行的一些改造。当然两位的讨论不仅仅停留在装饰层面，还包括它所牵连的权力系统，一个王朝的故事。所以，想请你们进一步谈谈这些奢侈品是怎样来体现权力的观念？

梁蓉容

对奢侈装饰品的需求，其实一直都是历史上特权阶级的乐趣所在。我认为奢侈品至少有两个条件：稀有和价值，也就是少和贵。珠宝与瓷器这两种材质的艺术品十分具有代表性，为了达到对这种特殊供应的垄断，珠宝镶嵌瓷器全都是由宫廷内的机构，相当于清宫的造办处，去负责生产的。就好像在我国的夏商周时期，鼎作为青铜时代的国之重器，是最能代表至高无上权力的器物。中国最早一统天下的权力观念，就与鼎的诞生具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有“问鼎中原，以九鼎为传国重器，为得天下者所具有”的说法。实际上珠宝镶嵌瓷器镶嵌风格的变化，其实已经暗含了奥斯曼帝国工匠，以及背后所代表的镶嵌美学，为艺术品注入权力的过程。镶嵌的过程，我认为也是奥斯曼帝国一步一步试图将中国元素抹去的过程，似乎来自东方的昂贵的中国瓷器，仅仅只是奥斯曼帝国镶嵌宝石的一个平台，也是对中国文明的一种想象性的征服。而当帝国将目光转向西方，模仿法国凡尔赛建筑时，又成为了奥斯曼帝国另一种对权力、时尚的追求和表达。所以我觉得，不论是我研究的珠宝镶嵌瓷器，还是石榴师姐的那件法衣，都曾经作为一种关系与权力的枢纽，作为很强的权力欲望的表达，被送给当时的大使、宫廷、权贵人物，以及统治者苏丹或教皇。

石榴

我刚才听蓉容说的时候，就觉得我们俩在一个组分享特别合适。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有很多的共性，比如她对奢侈品的定义，稀有性和高价值，其实都在当时的鞑靼布上有所体现。14世纪价值最高的就是鞑靼布，所以它被用来表现教会与统治者的权利。蓉容提到的另一点，器物作为礼物。除了展示以外，礼物的流转其实也是权力体现的另一种方式。最高统治者们将奢侈品作为礼物赠送的行为有很多的共性，比如说我所关注的西欧教会与蒙古宫廷，教皇把织金鞑靼布赠送给下辖教区，来表示他与教区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从属的等级观念。在蒙古宫廷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比如质孙服的赏赐。但教会与蒙古宫廷对待奢侈织金锦的一个大的差异在于获取方式的不同。蒙元帝国有自己官方的生产系统，可以保证织金锦的持续供应。但在欧洲，即便是具备最高权力的教皇，他能获得的奢侈布料也较为有限，与蒙古宫廷获得的奢侈布料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刘爽

两位的研究有很多的共性，包括背后的权力赞助，都是围绕着最高统治者来谈的。我们一般讨论瓷器和织物的时候会有一个商品化的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和商品其实是相互对抗的。但是像石榴博士的研究好像不太涉及这方面，因为不论是法衣还是元代胸背，都不是普通人能穿的。那蓉容的研究好像也都是皇室用品，但两位刚刚都提到了赠予和流动的过程，会不会有市场因素，或是世俗趣味的影响呢？

石榴

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也是我想和蓉容交流的。因为我今天讨论的对象是教会的一件奢侈品，只有很少人使用。但是鞑靼布除了教会的使用和赠予外，还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比如一些贵族看到教皇的华丽服装会产生向往，从这个方面来说，它也可以刺激需求和生产。这一时期也正好是意大利丝绸业起步并快速发展的阶段，意大利的工匠会学习和模仿鞑靼布的设计、降低生产成本，丝绸商人会采用一些销售策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只是冰山一角，鞑靼布其实还涉及到更大范围的仿制和时尚。也想问一下蓉容，你关注的研究对象是否涉及更大范围的流行，因为宝石和瓷器都很贵重，那除了统治阶层以外，贵族或平民有没有可能接触到？会不会受到这种风尚的影响，或者当时市场上有没有出现平价的替代物？

梁蓉容

我一开始接触这个器物的时候，实际也带着这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只有奥斯曼帝国才会有珠宝镶件瓷器，在其他比如印度、伊朗这样拥有很多珠宝镶嵌工艺品的国家，完全没有出现。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是瓷器的风靡，还有苏丹作为赞助人，他对珠宝的喜爱，投射到了瓷器当中。除此之外，还可能是因为当时宫廷对珠宝和瓷器这类难得的器物的严格控制。其实从生产至今，珠宝镶嵌瓷器除了被作为礼物赠送外，只有极少数被出售，或是作为公主王子的婚礼礼物带出了宫廷。也就是说，在这几百年间，珠宝镶嵌瓷器极少流出宫外，即便是在今天，它们也依然被保存在博物馆的库房中。从古到今对于珠宝镶嵌瓷器的的控制都是很严格的，这可能也是导致市场或其他国家没有出现类似器物的一个原因。但其实这种镶嵌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瓷器生产国中国，也是我接下来想要继续延伸讨论的问题。在16世纪的中国，出现了珠宝镶嵌玉器和金属器，正好是珠宝镶嵌工艺品流行的时期，之后我也想进一步去搜集与中国的珠宝镶嵌相关的材料。

刘爽

蓉容的研究对象在传播的渠道上可能稍微受限一点，但是两位的讨论都有可能从源头上影响到这类物品商品化的过程，因为它的受众等级非常高，所以会有辐射的作用。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艺术作品中，出现类似趣味的原因，由此延伸出来的图像变异也很有意思，可以让研究不断地推进下去。

石榴

在我看来，其实是有不同的受众群体的，包括统治阶层，以及市民阶层。比如你刚才提到的视觉资源，宗教绘画中所表现的这类织金服装，信众们是可以在教堂看到的，这会对他们产生吸引。一些人买不了这么贵的，但可以在市场上找到替代产品，比如织银布料，或是更小件的物品。这也很像今天的奢侈品，如果买不起香奈儿的包，可以买一个钱包或者一条丝巾，我觉得还是挺有启发意义的。

刘爽

一种趣味不一定会局限于一件器物的流传，它可能会通过很多媒介来传播，形成一种很有意思的辐射作用。也是跨文化研究十分有趣的一点，可以从一个对象延伸出来很多。虽然我们讨论的是内容上的问题，但其实也延伸出了两位做跨文化研究的经验。两位的研究对象和我的研究在具体内容上交集不是很多，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还是会面对很多一样的问题。比如，怎样把复杂的现象通过一条路径组织起来，最后想请两位分享一下做跨文化研究的经历。

梁蓉容

我的初心就是跟着器物走，这也是李老师一直教导我们的方法。跟着器物一路向前追索，包括珠宝镶嵌瓷器在中国景德镇的诞生、经由商人在大航海时代前往奥斯曼帝国的旅程，以及到达异地后，随着当地审美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由工匠做出的异域化改造。这是最朴素，也是最基本的方法，跟随着器物的脚步，一步步从前向后追索，包括当时发生的时间、我们现在的时间，以及这两个时间点中间的时间。在这些时间里，器物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被转换到何种文化语境？这些都是在跟随器物的足迹向前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冒出的各种问题，也正是这些问题，引领着我不断向前。

石榴

我很赞同蓉容说的，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有相似的受教育背景，所以在视野和方法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我认为从作品出发，可以带给我们一个广阔的世界。包括物的生命史、微观史，也都是这样的做法。在我和纺织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话的过程中，会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就是作为艺术史的从业者，我们在看待作品的时候，会有一些灵性的观察，我觉得这是艺术史特别可贵的一个方面。但与此同时，艺术史也常因想象力过多而受诟病，似乎不那么可信。我觉得这也是未来要努力的方向，就是我们讨论的对象如何回应普适性的历史问题和现有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运用我们擅长的工具、材料方法与讲述方式，给出自己的回答。

刘爽

跨文化研究是和人类的学习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人的智慧是不断的学习，在此过程中发明技术和工具，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研究会涉及到技术上的东西，也是跨文化研究不可避免的环节。在一个地方突破之后，就会在已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产生新的技术。每一个时段的艺术现象都是和当下的生产力、技术水平联系在一起的，能反映出很多不同的面相。

观众提问

梁蓉容同学展示的一件莫卧儿细密画（图8）上的珠宝镶嵌，可以简单讲一下背景情况吗？

图8

梁蓉容

那幅细密画上出现的不是瓷器，是珠宝镶嵌的金银器。荷里路德宫女王画廊（The Queen's Gallery, The Palace of Holyroodhouse）收藏有一系列印度细密画，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去网站上浏览与下载。这幅细密画描绘的是达官显贵们为莫卧儿宫廷沙贾汗王的儿子达拉希科王子献上婚礼贺礼的场景，众多的礼物被置于华贵的地毯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画面中段偏左边的珠宝镶嵌的金属器皿，十分耀眼、十分美丽，器型和珠宝镶嵌的工艺都是印度伊斯兰地区的典型风格。印度的镶嵌方式跟奥斯曼帝国并不一样，印度的镶嵌更注重珠宝与器表的贴合，而奥斯曼帝国是三维的、可触的、视觉的感受。当我在思考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珠宝镶嵌瓷器时，看见了这幅图。世界上其他国家有许许多多珠宝镶嵌的现象，每个国家的特权阶级都会用珠宝去镶嵌精美的艺术品，但是没有像奥斯曼帝国那样，在瓷器上镶嵌珠宝的。我觉得这也凸显了奥斯曼帝国镶嵌的独特性，在一种特殊的媒介——瓷器之上镶嵌珠宝，由此与中国发生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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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纪要 | 柴奕

编辑推送 | 董文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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