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谁说经济学家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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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Justin Fox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于当地时间10月9日上午11点45分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长约兰·汉森宣布，将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以表彰“他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 。
宣布获奖后，瑞典皇家科学院这样描述泰勒的研究：理查德·泰勒将心理上的现实假设纳入到经济决策分析中。通过探索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和缺乏自我控制的后果，他展示了这些人格特质如何系统地影响个人决策以及市场成果……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理查德·泰勒的贡献在于：在个人决策的经济和心理分析之间建立了桥梁。
即便在2017年10月9日膺诺贝尔奖之前，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主流经济学家。首先，他是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此外，正如他的芝加哥大学同事约翰·科克伦(John Cochrane)在一篇刻薄的博客文章中所言，他也是“一位从事多组低层次教学任务的杰出服务教授。”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件很酷的事情。他在公共政策方面的观点——详见他与《彭博视点》专栏作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合著的2008年畅销书《助推》(Nudge)——对英国的保守党和华盛顿的民主党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与昔日弟子、现执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什洛莫•贝纳茨(Shlomo Benartzi)合作的一项研究，已经推动大批美国公司改变了401(k)退休计划的设计。哦，差点忘了，他还执掌着一家价值30亿美元的资产管理公司。
Nudge的原意是"用手肘轻推"之意，与 push（推动）和 force（强迫）不同，作者认为，Nudge 的重点在于，设计者就像是选择设计师(choice architect)，透过情境打造与物质安排──就像建筑师设计房屋一样──可以促进使用者做出正确的决定与举动
但事情并非总是这样。塞勒最早服膺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就人们其实是如何思考概率和风险，现实是如何偏离经济学家所演绎的模型等课题进行的研究。于塞勒而言，认为经济学家将严肃对待这类研究成果，是一个极具冒险性的低概率赌博。在他的2015年著作《乱来：行为经济学的诞生》(Misbehaving: The Making of Behavioral Economics)中，塞勒讲述了他如何投下这一赌注，以及它如何演变的故事。2015年6月他访问彭博社总部时，我当面请教了几个关于经济学家思考方式的问题。以下是经过深度编辑的专访实录：
问：在研究生院学习经济学时，你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理查德·泰勒：在研究生院学习，或说应该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其他的都是数学。你学习一堆模型，你学习计量经济学——这些都是工具。有些人一心想获得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锐利的工具，但我的工具有点钝。所以，主要内容是，“经济学家如何思考问题？”而我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这真的是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吗？”
问：所以对你而言，这段学习经历的价值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供你反抗的模式？
理查德·泰勒：我当时不知道。在研究生院，我的确有这些异常的想法，但很久之后，我才逐渐认为，我能够以一位麻烦制造者的身份谋生。我不会向任何人推荐这样一种职业路径。你不能仅仅以一位批评者的形象示人。你还得生产一些东西，我不知道生产什么。
问：一个不同寻常，被卡尼曼称为“理论诱导型失明”的事情是，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论，即使有人抛出证据证明这种理论站不住脚，你很可能倾向于对这些证据一笑置之，甚至不屑于提出反证。
理查德·泰勒：因为他们知道你错了。这种事也在我身上发生过，而且仍在发生，只不过没那么频繁。但人们都有经济学家所称的“强先验性”(strong priors)。就以我们的橄榄球论文为例——这或许是我最喜欢的一篇论文——我们费了好长时间才得以发表，因为——
问：是橄榄球系列的第四篇吗？
理查德·泰勒：不，不。我说的是那篇谈论全美橄榄球联盟(NFL)选秀的论文。我希望第四篇也是我写的——真正的执笔者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罗默(David Romer)。罗默遇到同样的问题——人们说，“这不可能，公司不会白花那么多冤枉钱。”经济学家或许是这样想的，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在公司工作过。任何供职于大型组织的人都会意识到，“最优化”并不是一个经常用来描述任何大型组织的词。原因是，大型组织是由许许多多的人组成的，而人是非常复杂的。
问：过去几年来，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经济学家已将我们引入歧途。当你听到这种说法时，你站在哪一边？貌似你现在还是经济学家。
理查德·泰勒：还没有人准备填补空缺。是的，我一直批评经济学家戴着眼罩看世界，我们或许想把它称为理论诱导的眼罩。但丹尼尔·卡尼曼肯定不想成为美联储主席，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或财政部长。
很早以前，我就决定，“好的，这是我要做的事情。”这是我和几位朋友，以及我们的少数支持者之一，赛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的埃里克·万纳(Eric Wanner)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们并无意创建一门新学科。
首先，我们仍然需要基本理论。你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我们不想抛弃有效市场假说。我们只是不想相信它是真实的。
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是如此。就以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搭便车”问题上所做的突破性理论贡献为例。显然，这是一个大问题，它其实正是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但如果你认为，“哦，这意味着，倘若某事不符合自身利益，任何人都不会做，”你真的就搞错了。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类似“搭便车”这类问题，但我们也需要明白，幸运的是，人类要比经济学家给他们塑造的形象更加友善一些。一些人真的会故意把钱留在路边水果摊上。一些人捐钱给国家公共电台(NPR)，以鼓励它传播讯息。
事实上，我现在对经济学界很乐观。我觉得40年来我不曾改变过哪怕一个人的想法。
问：那么，为什么你对经济学的前景更加乐观？
理查德·泰勒：因为新人不断涌入，人们喜欢拉吉·切迪(Raj Chetty)这样的青年才俊。他是经济学的未来。
问：你喜欢他的哪一点呢？
理查德·泰勒：嗯，我的意思是，我喜欢他这个人，他的一切。但我如此看重他，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位极其出色的年轻经济学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位行为经济学家——当数据显示他应该是行为经济学家的时候。在我的书末尾，我谈到我们需要的是“循证经济学”。我知道，这种说法多少有些无耻，但像拉吉这样的经济学家正在收集各种各样的证据。
问：你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粉丝。他写道，经济学家的不切实际的假设其实并不重要。不过，其论点的第二部分是，一个模型的预测是否有用处——如果有数据支持的话——真的很重要。第二部分似乎被扔掉了。
理查德·泰勒：如果你回过头来重新阅读弗里德曼，你会发现，他的消费函数模型其实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模型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凯恩斯的简单版本是，消费等于收入的0.95倍。然后弗里德曼说，这里的收入应该是永久性收入。他是如何定义永久性收入的？数据告诉他，三年移动平均数是个很好的指标。但这个模型很快就被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取代了。后者使用的是终身收入。终身是一个荒谬的概念。一个20岁的年轻人会考虑一辈子的事？
问：我很喜欢你在书中谈论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的那句话。你说，他假定每个人都像他一样聪明，而你假设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愚蠢。他当然同意了。
理查德·泰勒：是的，就是这样。经济学不能基于巴罗这样的聪明人建立模型。这给401(k)退休计划的设计造成了巨大伤害。我们正在修复这种伤害，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最近告诉两个大型退休计划的发起人，“如果你的计划参与者不能为退休生活攒下足够多的钱，那就是你的错。”因为我们知道如何做：自动登记，不是薪酬的3%，而是从6%开始。自动将其升级到一个明智的数字，创造一个良好的默认投资工具，将其重新平衡，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像往常那样高买低卖了。并摆脱公司股票。
问：就行为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干预措施来看，你是否认为401(k)退休计划是最重要的成果？
理查德·泰勒：到目前为止，超过一半大型退休计划使用自动登记和自动升级机制。
问：你认为还有哪些领域拥有相同的干预前景？
理查德·泰勒：还没有到我知道答案、所要做的只是说服他们这样做的程度。有一些领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医疗保健和气候变化。我想补充的是，一些国家还面临守法纳税问题。为什么希腊会沦落到如今这般田地？要我说，那是因为希腊人认为，如果你按章纳税，你就是个白痴。嗯，这是一个行为问题。
问：总体来说，“助推”这个想法现在很受欢迎，但有一小群人对此反应过敏。
理查德·泰勒：我认为至少大部分批评来自右派。这些是保留选择的政策。现在你会认为他们会喜欢这些政策。我还没有看到一篇批评文章真的理解我们在这本书第四页阐述的观点，即“助推”是不可避免的。就好像在自助餐厅，你必须以某种方式安排食物，不能随意安排，那样餐厅就乱套了。
有些人会说：“呃，如果你创造了默认选择，那已经非常粗暴了。”现在，你不能这样说，并认为人是理性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好吧，你可以要求人们进行选择，但这只是一个不同的选择架构而已。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政策选项。但对于401(k)退休计划来说，这样做真的很糟糕。
（本文内容不代表彭博编辑委员会、彭博有限合伙企业、《商业周刊/中文版》及其所有者的观点。）
编辑：黄琬钧
翻译：任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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