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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说：“听名字，曹寇就不可能是一个正经的家伙，可我愿意正经地推荐他的小说。如果你正空洞、正无聊，恰好又赶上了一本曹寇的书，我还能对你说什么呢，我只能恭喜你。”曹寇原名赵昌西，1977年出生于南京城郊八卦洲，笔名“曹寇”是互联网野蛮生长时代某网络论坛初级会员“草寇”的谐音。从南京晓庄学院毕业后，曹寇被定向分配到南京八卦洲中桥中学当语文老师。可惜他志不在教学。2002年左右，受到当时新兴的各种文学论坛的鼓舞，曹寇开始写小说，自此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在“70”一代的小说家里，曹寇算得上高产。迄今为止，他已出版了小说集《金链汉子之歌》《在县城》《鸭镇夜色：王奎张亮故事集》，长篇小说《十七年表》、随笔集《生活片》《我的骷髅》等。他的小说天然地带有一股草莽气，集精灵古怪、泼皮无聊、悲悯庄严于一体，因此曹寇又被圈内人称为“南京八卦洲的卡佛”“作家界的五条人”……。2019年，不惑之年的曹寇从南京城搬回老家乡下，在村里的宅基地起屋建房、种菜养花、野塘垂钓、结婚生子。新作《鸭镇往事》正是这两年“村居”生活的产物。《鸭镇往事》由一组关于少年时代的同学、离乡打拼的女青年、迷恋钓鱼的中年人、往返于乡镇和市区之间的打工者的中短篇小说构成，讲述返乡浪子遭遇的莫名尴尬，相互依赖又彼此厌弃的亲朋好友，以及对于日常生活的忧郁沉思。“城乡关系”是《鸭镇往事》这本小说集集中探讨的议题，乡村教师渴望通过爱情跻身省城，城里的大学生又返回乡村寻找灵魂知己……结局难免悲怆而荒诞。而在“城乡关系”的背后，曹寇更关心的似乎是人如何面对自身的困境，如何在与生活的交战中不失体面地败下阵来。他写的都是些逃不脱宿命的小人物：杜鹃的悲剧锥心刺骨，顾益群的“神隐”又令人感怀嗟叹。曹寇把他的角色称为“中华田园人”，虽然“生动形象不失幽默”，内里多多少少也有几许无奈的自嘲意味。“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日子是否足够浪漫？孔乙己的长衫到底脱还是不脱？早已归园田居的曹寇有自己的答案。一方面，他认为在等级制不复重要的时候，孔乙己不妨“赤膊上阵”。但另一方面，“孔乙己的长衫涉及到一个人在既有现实世界的体面和尊严。我们没必要为了果腹放下这些人之为人的重要内容。”读懂了这句话，也就读懂了曹寇小说的全部内涵。今天，小艺君给大家带来《南方都市报》对曹寇的专访，让我们从作者的叙述之中去理解《鸭镇往事》。我没有故土情怀，也杜绝温情对视南都：1997年你从师范毕业后，被定向分配回了南京八卦洲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这段经历也写入了中篇小说《鸭镇往事》当中。关于在中学当语文老师这段过往，你现在还能回忆起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吗？你觉得乡村教师是一个怎样的群体，他们有什么特点？曹寇：印象最深的是我教过的一位品学俱劣的差生在作文中写出了这样的句子：父亲穿着绿色的雨衣，挽着裤腿，赤脚走在田埂上，扛着一袋雪白的化肥（大意）。这里也许需要解释一下，雨天给庄稼撒化肥便于化肥溶解进入根系。我教过的所有的好学生都没有写过这么好的句子，但好学生仍然是好学生，这位差生仍然是差生。当年我对后者作文中这句不吝赞美也无法改变这一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位所谓的差生初中没念完就辍学了。乡村教师群体我无法置喙。我所了解的乡村教师在学识和品质上其实也不逊色于城里某所名校的同行。南都：《鸭镇往事》里杜鹃和她父亲的结局特别触目惊心。刚开始条件相差不多的四个年轻人（罗东昶、刘利民、钱晓华、杜鹃），为什么后来人生的道路如此不同？你认为，从根本上来讲是什么导致了杜鹃的悲剧？曹寇：杜鹃的悲剧显然起源于她命运的悲惨和卑微，若其安之若素，稳步前进，大概不至于那么结局凄惨。她对自己在权力格局中的低端处境的怨愤，她的“非分之想”显然加速了悲剧的发生。她的上进心或奋斗心恰恰是置其于死地的推力。一如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悲剧的成因逃不脱外因，但自古希腊悲剧以来，我们基本可以获得一个共识：悲剧不仅主角是我们自己，编剧和导演也往往由我们自己担任。南都：有评论家说杜鹃这个人物可以被看作90年代女版的高加林，杜鹃的故事是高加林进城叙事在90年代末的变形，你怎么看这种评价？城乡关系是你在写《鸭镇往事》时考虑的议题之一吗？曹寇：对此我不敢苟同。《人生》集中描述的是城乡二元结构中一个小人物的扑腾，高加林就是一个钻营无望最后被打回原形的混子。杜鹃不是，杜鹃更为刚烈，她不留后手，全力以赴，敢爱敢恨，抱着自我毁灭的热情在导演和演出她的悲剧。高加林被打回原形后重新赞美巧珍，扼腕长叹。杜鹃岂会如此委琐？她至死也要披着彭飞那件夹克，即便惨绝人寰，她也绝不会因此高看刘利民一眼。刘利民倒更接近高加林。城乡关系，包括城乡变迁，不仅是小说《鸭镇往事》我所考虑的议题，也几乎是我整本小说集所要表述的话题。南都：你在创作谈里说自己描写的是“中华田园人”——听起来是个贬义词——他们是由权力腐蚀或锻造而成的。同时你说《鸭镇往事》的关键词就是权力。但这个小说中并没有传统意义上被权力腐蚀的人或因为权力而扭曲的关系。所以，用“中华田园人”来称呼《鸭镇往事》里的人物是否太严苛了呢？你的其他小说中的人物，是否也可以归为“中华田园人”一类？曹寇：这涉及到对权力的理解。我的理解是广义的，或者说是全方位的。有上和下，有上下流动，就遍布着权力水位。朝田暮堂是权力主导的奋斗教材，隆鼻削腮的背后仍然是权力，以至于空荡荡的公交车驶来男女老幼一拥而上也是权力的扩张表现。不仅我的小说，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作品在我看来都在描述这些。《红楼梦》的诱人之处就是通过宝黛的认知和觉悟试图跳出中华田园人的宿命。是的，“中华田园人”确有贬义，但戏谑更多，生动形象不失幽默嘛。若大家接受不了，我可以撤回该说法。南都：在《鸭镇往事》这本小说集里，出现了许许多多鲜活饱满、个性独特的人物，比如张亮、顾益群、魏明、刘晓华、李瑞强等等。你个人觉得塑造得最成功的角色是哪一个或哪几个，为什么？曹寇：成功与否我不便自吹自擂。相对而言，我喜欢顾益群这个人物。他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傻子，傻子的存在给我们号称正常人的世界增添了可喜可贺的新维度。因为顾益群在小说中神隐而去，结局未作任何交代，所以堪称“完人”。南都：鸭镇本身也是《鸭镇往事》里的一个隐秘的主角，在你的想象中或在你的设定中，鸭镇是一个怎样的所在？它有原型吗？它和全国千千万万乡镇相比有何不同？曹寇：谢谢你，你这个说法很棒。鸭镇确实是这本小说集的第一主角。鸭镇是基于我对乡村生活的有限了解虚构的一个所在，原型就是我现在的居住地。老实说，我无意于构造自己的“小说地理”，诸如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以及莫言的高密，我更倾向于鲁迅的鲁镇。我没有任何故土情怀，也努力杜绝温情对视。南都：小说集《鸭镇往事》里收录的5000字左右的短篇是你在《第一财经杂志》开设的小说专栏里的作品。写这种长度的短篇小说对作家而言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个人更偏爱写短篇、中篇还是长篇？曹寇：对我的挑战就是必须一气呵成，不能隔夜。有过隔夜的情况，结果想接着写，我就写不下去了，最后都放弃了。就我的写作履历来看，短篇因为写得多，似乎拿手些。南都：你的笔名曹寇谐音“草寇”，据说最早来自于某论坛。你的朋友韩东、朱文、刘立杆等，在20世纪90年代末曾经发起“断裂”问卷，张扬“民间”立场的写作。在你看来，这种“草寇”或者民间的写作者身份有何意义？曹寇：我不止一次表示过自己后悔使用这个网络ID作为自己的笔名，因为它太有“意义”了，太有所指了。但现在后悔，好像为时已晚。诚如杜鹃，已然成为本人的命运。为了避免像杜鹃那么惨，我就听之任之了。“断裂”对我的影响很大，它不至于指明方向，但有益于过滤写作中不必要的冗余考量，诸如蝇营狗苟及相关的虚名小利。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没有民间和庙堂的二元认知，无论什么作品，无论它来自民间、庙堂或体制内外，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它到底是好东西还是烂东西。南都：你一直被称为先锋小说家，能否谈谈你对“先锋”的认识？曹寇：如上一个问题，先锋与否我也不觉得重要。不过，先锋不是一个恶称，如果我真的堪称先锋，与有荣焉。先锋应该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品质。我认为它对应于庸俗不堪的写作观念和文学诉求。它根本不要勇为天下先，古人许由洗耳、割席而坐的故事就很先锋。南都：哪些前辈作家曾经深刻地启发或影响过你的写作？曹寇：太多了。我阅读过许多作家都影响过我，而且不仅包括古人，也包括同代人，诸如你前面提到的邹世奇，她是80后小说新秀。虽然我并不是很喜欢她的《牧马河之夏》，但该小说启发了我。一定要说的话，鲁迅、胡安·鲁尔福和《聊斋志异》是我百读不厌的。南都：你在《鸭镇往事》自序里写到自己现在搬回农村居住，起房造屋、种花钓鱼、娶妻生子。请讲讲你现在每天的生活和写作状况。乡村生活是否给人以很大的幸福感和安宁感？目前看来有没有美中不足之处？曹寇：我现在主要住在村里，有事才进城。呵呵，幸福感和安宁感肯定不能拜乡村生活所赐吧？幸福安宁不能取决于居住环境，布考斯基怎会“烂”得那样彻底？没有美中不足，作为中华田园人，唯一的不足就是老觉得自己穷。南都：中国当代文学中有乡土文学的悠久传统，你觉得《鸭镇往事》算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吗？你打算为读者书写和展现一个怎样的乡土世界？曹寇：乡土小说的标准如果是描述农村，我写的就是乡村小说。如果另有标准，可以再议。老实说，我很怀疑自己是一名地道的乡土作家。韩东也写过大量的农村（下放）题材的小说，但没人说他是乡土作家，对此我曾经赞美过他“乡而不土”。我试图展现的就是“我知”的乡土世界。不寻求典型化，不奢望乡土层级的共鸣。（本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记者黄茜）《鸭镇往事》曹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