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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浪费每一次危机”。与其被动应对个案困境,不如勇敢革新自我,并且推动行业新风的形成。如此,互联网大厂才能行稳致远,成为现代化中国的进步力量,并重新赢得民意的尊重最近的互联网行业很可能迎来了“至暗时刻”。先是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然后是滴滴上市涉及数据安全问题,接着是在线教育企业被“团灭”,最近阿里又出现女员工被性侵事件。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说2021年之前的十年是互联网企业“野蛮生长”的春天,那么此刻就是互联网企业的漫长寒冬。中国网民数量已经接近饱和,此谓“天时”已尽;中美之间的互联网技术鸿沟已经缩小,此谓“地利”已失;互联网巨头的资本收割惹得民意沸腾,此谓“人和”已去。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互联网企业,何去何从?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互联网技术开始引入中国以来,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快速发展。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底层数字技术的结合,催生了数字经济的崛起。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报告,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从2005年的2.6万亿元一直增长到2020年的39.2万亿元,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5年的14.2%一直增加到2020年的38.6%。互联网行业或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天时地利人和”。一是人口基数大,消费群体广,同时应用场景丰富;二是政府管制松,并且互联网企业与国企没有什么正面竞争;三是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实现了“弯道超车”。尤其是,以腾讯、阿里、华为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在线支付等先进技术领域,已经占据了世界第一梯队,俨然成为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先锋。但是,互联网大厂不能在国运带来的功劳簿上“躺平”,从此享受垄断红利。当野蛮生长带来的暴利和乱象引起口诛笔伐时,对互联网行业的规范管理必然要跟上。这一点,欧洲的数字企业已经见证了历史,中国互联网大厂应该清醒地看到监管拐点已经来临。在这种大背景下,不管是互联网大佬们“退隐山林”,还是互联网大厂低调行事,抑或是涉事大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只是迷失在个案的应对和公关之中,无法规避一系列监管风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必然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实现数字化治理,这已经是“制度优势”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应该放长历史的视界,展示更大的格局。要走出当下的困境,互联网大厂应该勇敢地担当起时代的重要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从单纯的追求技术先锋,转变为引领行业新风;从传统的劳资关系,转变为敬畏契约精神,重塑商业伦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是从农耕文明进化到商业文明,从人情社会进化到契约社会。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文明和契约社会。它们背后的支撑力量是契约精神。商业文明中的契约精神,至少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契约关系是平等自愿的。在商业交往和工作关系中,大家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第二,契约关系是一种非人格化的交易机制。规则重于人情,制度胜过关系。第三,契约关系是有边界的,理应权责对等、公私分明。单位不是领导自己的“地盘”,员工不是领导的“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