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申城独特的方言，沪语承载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时代回音、文化基因和历史记忆，是海派文化的重要根基。为了让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了解乡土历史和海派文化，近日，由上海市档案馆与花木街道合作，携手浦东新区福山证大外国语小学、竹园小学（龙阳校区）共同举办的“一路繁花

许多老上海人或许还有这样的记忆：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天还没亮，就要早早出门去小菜场排队“摆砖头”“扣篮头”，“一只砖头算一个人，一只篮头算一个人，扣篮头2点多钟就要去了，篮头扣好再回去睡觉，到5、6点钟再出来。”20世纪80年代，居民们清晨在菜市场门口排队等着5点开秤铃声响起如今，家家户户的餐桌上每天都能见到新鲜可口的饭菜。但回首过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买菜还不是一件容易事，不仅蔬菜在淡季供应紧张，肉、蛋、奶等还都要凭票限量供应。这样的情形从1988年上海实施“菜篮子工程”后，就得以逐步改善，并一去不复返了。30多年来，上海早已实现了副食品种类的丰富和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也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小菜篮子里装着大民生一张一年期的牛奶票和一张电视机票选哪个？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这竟会成为一道艰难的选择题。根据当时的统计，1979年，上海的恩格尔系数达到了56.4%，即如果一个人的收入是100元，其中有56.4元用在了“吃”上。可见，“吃”是当时上海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20世纪80年代，凌晨5点开秤的菜场里灯火通明当时有着一千多万人口的上海，农副产品98%以上靠自给，市民对食品的需求主要是肉、禽、蛋、奶、菜、水产品等副食品，这些副食品大多数要凭证限量供应。有人回忆，她的儿子1984年参加高考前发烧，凭医生开具病历卡，才能买到一只西瓜。这足以见得副食品供应之紧张。当时有句话，“一天不吃青，肚里冒火星”，人们对优质丰富的副食品的要求日益迫切。1988年度上海市蔬菜公司豆制品票样张。那时候，上海市民购买副食品仍需要凭票限量供应那时副食品供应的主要问题，是数量不足、品种单调、营养价值不高、上市不均匀等。旺季的时候菜很多，但到了淡季，尤其是大热天，问题就凸显出来。比如蔬菜生产就是“靠天吃饭”，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20世纪80年代，有一年青菜大丰收，产量供大于求，宽阔的中山西路上甚至堆满了一筐筐青菜，一度影响公交车通行，需要公安部门特地派交警来维持秩序。反过来，在1985年7月，一场特大暴雨淹掉了两万亩蔬菜，青菜供应马上紧张了起来。因此，蔬菜的供销矛盾一直都十分突出。1975年，上海城郊的菜农将各式蔬菜装筐待运（图源：长宁区新泾镇镇志办）“菜篮子里看形势”，为了更好满足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历届上海市委、市政府都把改善市民生活、抓好副食品工作列入为民办实事计划，作为“民心工程”来抓。1982年，时任市长汪道涵担任蔬菜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系统抓副食品尤其是蔬菜产销。上海还专门成立蔬菜办，从农田被征用后的收益中专门抽出资金，用作菜篮子基金。20世纪80年代，上海市民在菜市场购买副食品1985年，江泽民担任市长后，很快就到菜区、牧场、菜场等进行了实地考察，先后到嘉定、上海、金山、松江、南汇、青浦、川沙、奉贤等郊县开展了调研。在充分掌握一手资料后，提出“要在上海的全部工作中，在整个的改革过程中，始终把菜篮子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认真研究、经常关注、切实解决”。有着一千多万人口的上海，每天对副食品的需求数量都颇为庞大：蔬菜3120吨，肉685吨，蛋37.6万公斤，鱼150吨，奶548吨，禽17.3万只……为从根本上解决上海的副食品供应问题，到了1988年，市委、市政府召开区县局干部大会，宣布《关于建设郊区副食品生产基地，改革产销管理体制的决定》，上海“菜篮子工程”从此正式全面、系统地展开了。随着“菜篮子工程”的全面、系统展开，上海市场上的副食品供应逐渐丰富充足。图为20世纪80年代末，市民在菜市场为端午节采购副食品深化改革走出一条新路子1988年，在经过充分调研后，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将“菜篮子工程”建设作为新一届政府工作的突破口。“在上海取得民心主要靠‘菜篮子’。”在一次会议上，他曾这样强调。“菜篮子工程”，就是用系统工程的办法，通过逐步实现生产区域化、专业化、现代化和产供销的一体化，来解决菜、肉、禽、蛋、奶、鱼等副食品生产供应问题。上海市“菜篮子工程”专用车（上海市档案馆藏）按计划，上海“菜篮子工程”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基础工程、配套工程、软件工程和终端工程四个部分，即建立稳定可靠的副食品基地，建立良种、饲料、防疫、加工等社会服务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副食品产销体制改革，引进竞争机制增强零售菜场造血功能等。首先要落实的，就是在沪郊建立一批蔬菜生产基地和养殖业畜牧业基地，投入充足资金，保障基本副产品生产供应，而更加根本的，则是要彻底改革旧的产销体制。东海农场蔬菜基地的员工们正在装运番茄供应上海市场（周元生

中医收西医当徒弟？这事要放到解放前说，沪上知名老中医夏仲方怎么也不会相信。他更没想到，自己的西医徒弟有一天还能“出师”，在自己忙不过来时搭把手、救个急，帮忙处理了许多工作。事实上，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并不稀奇。当时，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上海掀起了一股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结合的风潮，显著提高了医疗质量，受到广大患者的称颂。​从“不了解”到“钻劲大”作为国内最早接触西方医学的地区之一，上海曾涌现出周雪樵、丁福保、恽铁樵、陆渊雷等一批中西医结合先驱。1904年，周雪樵于沪南创办《医学报》，介绍西医，研究中西医学，主张“熔铸中外，保存国粹，中西医结合”，临诊应用体温表、听诊器，用药中西并施，不拘一格，务求实效。1904年，周雪樵在上海创办《医学报》半月刊，介绍西医、研究中西医学结合，这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医学期刊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医多、西医少。如何处理好中西医二者的关系，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50年8月7日至19日，新中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为会议的题词中，明确提出了团结中西医的要求：“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据此确立了“团结中西医”方针，将之与“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并列，同为新中国的三大卫生工作原则。1950年8月，新中国第一届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

解放初期的上海，曾发生过这样一起不太起眼的安全事故：在国营亚细亚炼钢车间，工人张高铁在值夜班时发现炼钢用的贝氏炉急需冷泵机应用，按下开关后，却不慎引发上下保险丝全部爆断。调查原因才发现，原来张高铁并不识字，到了炼钢车间“什么都不敢碰”，值班遇到突发状况手足无措，只看到开关上面有一张纸条，也不清楚上面写了什么，就把开关向下一按，不料引发了事故。张高铁的窘况，在当时上海广大工人群体中并不少见。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普遍面临着一个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努力恢复经济生产，需要一大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人来操作机器，然而当时上海工人的文化程度却整体偏低。放眼全国，5.5亿民众有超过4亿是文盲、半文盲，文化水平的低下严重制约着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为改变这一局面，一场识字扫盲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1952年国棉六厂工人在学习速成识字法（上海市档案馆藏）路牌都不认识，工人怎么当领导阶级？在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1950年9月，上海曾开展了一次调研，相关部门发现，上海第三棉纺厂职工中文盲、半文盲占80%，申新九厂5825名职工中，有文盲、半文盲3691人，占63.4％。美惠五金厂职工49人，其中45人是文盲和半文盲。那时，全市工人队伍中的文盲、半文盲约占75%，总人数高达70万，其中手工、纺织、铸造、码头装卸等行业最为集中。工人文盲、半文盲率居高不下，合格工人短缺，部分工人连基础的机器操作都无法完成，更不用说在工业生产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作效率。这不仅阻碍了生产技术在工人阶级中的普及，影响了正常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发展，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人阶级在新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工人在午间休息时互助学习（上海市档案馆藏）“一些纺织工人、码头搬运工人都不识字的。那就碰到一个问题了，解放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了，工人走到马路上连路牌都不认识，那怎么领导呀？”上世纪50年代曾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的李家齐曾这样回忆，“工人有这个强烈的要求，我们总工会就感到这件事要抓起来，就搞起了扫盲运动。”1950年4月，上海工会文教干部会议召开，会上作了关于开展识字运动的报告，动员全市的工人阶级积极开展识字学文化运动，拉开了全市扫盲运动的序幕，提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目标。那时中央政府规定，扫盲运动由政府统管，政府制定教育制度，工会负责具体工作。工会在工矿企业积极组织办学，成立教育机构、招聘人员、培训师资、安排场地、编写教材，激发工人群众的学习积极性。扫盲班上，老师在上课（上海市档案馆藏）扫盲的具体方针是：先工人后一般群众，先产业工人后一般工人及劳动人民，先国营厂后私营厂，先大厂后小厂，先有条件的厂后难的厂。最终希望工人群众经过250小时左右的学习后，能认识2000字上下，并能阅读通俗读物。当时，有条件的工厂可以开办夜校，小厂则可以联合起来开办联合夜校，扫盲工作还从工厂发展到菜场、里弄等各种场所，逐步发展为全民扫盲。1950年后，上海市便有市立工人夜校49所，学生1.7万余人，80％以上都是18岁到30多岁的青年产业工人。7所市立业余补习学校也兼收职工，各业工会主办的106所学校共有学生1.59万名。国棉十七厂工人下班后在饭堂间学习文化（上海市档案馆藏）当年的扫盲学习高潮中，还涌现了上海国棉一厂老工人施小妹这样的典型。已经60多岁的施小妹克服眼疾，努力学习文化，在学习到半文盲的程度后就开始写字、写信，还怀着一个老工人的朴素感情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今年国庆节我向您报告了学习成绩，很快就收到您的回信。您指示我继续努力工作，好好学习，永远做群众的模范。所以我每天清早起来写字，每天工作的时候就在想，怎样才能做群众的模范，我把我自己参加速成识字班的体会，告诉给老年工人和青年工人，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后来，施小妹收到了毛主席办公室寄来的回信，鼓励她积极学习文化，为建设新中国做更多的贡献。这封信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扫盲识字运动。​​及时调研整顿避免轻率冒进为了加快扫盲进程，1952年，上海市响应中央号召，在全市有重点地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教学实验。然而，由于忽视了教育长期性的客观规律，夸大了文盲、半文盲工人的主观学习愿望和学习能力，片面追求扫盲速度，这样的扫盲计划脱离了文盲、半文盲工人学习的客观实际情况。1950年的《上海市职工业余教育暂行实施方案（草案）》曾设想：“争取在3到5年内使职工中现有的文盲能识1000字上下，能读通俗的书报，能写简单的书信和报告等。”结果到1953年时，职工文盲、半文盲还有66.25万人，占职工总人数47％，完成全部工人扫盲的目标也并未达成。工人下班后在食堂学习文化（上海市档案馆藏）当时的主管部门在调研中发现，由于各厂文教领导机关对扫盲教育本身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轻率冒进，造成扫盲教育盲目发展。在速成识字法的推行中，巩固和“回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于是，上海及时调整策略，贯彻中央规定的“整顿、巩固、稳步发展”方针，开始对实行速成识字法实验的工厂进行整顿工作。1953年2月，上海市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首先派工作组对有1008人参加速成识字法学习的国棉十九厂进行重点整顿。随后，上海开始对实行速成识字法实验的工厂进行全面整顿工作，将扫盲方式由速成识字转变为通用学习，当年共有67608人毕业。市民参加识字讲座（上海市档案馆藏）像这样在调研中不断调整工作方法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在1956年，为了实事求是制定郊区全面扫盲计划，上海市郊工委宣传部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还针对老农民、妇女、青年民师等不同群体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进行个别访谈，并与乡镇干部一起研究。调研发现，那时农村扫盲存在教学力量不足、民师质量普遍较差的问题，对于教育局提出的每年240小时学习时间的要求也难以贯彻。调研对扫盲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都进行了了解，并提出相应建议。比如，对于扫盲对象的年龄界定，这次调研就做了细致的取证分析。当时，全国不少地方普遍将扫盲对象的年龄范围划定为50岁以下，随着工作不断推进，这一标准引发了一些不同意见，许多人提出应该以40岁为界，因为年龄越大，学习能力、学习意愿、学习时间和身体条件等都有所下降，扫盲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于是，这次调研也结合金桥乡金东社、艾镇乡艾镇社这两个生产队实际情况，从入学率巩固率、学习效果、农民身体条件、生产队全面文化情况等维度进行了论证。调研发现，不管是从入学率还是巩固率来看，40岁以上学员比例都不高，学习效果也不理想。艾镇社10队的46岁农民朱咸妹，曾经读过3次冬学，却仍在学习第一册教材，已经学过的字都忘了。另一位农民朱兰心上半年读了2个月，从不缺课，读到第一册11课，有143个生字，但她只能认合作社的“合”字。从大量类似案例中可以推测，40岁开外的人“即使坚持下来，效果也不大”。1955年上海市郊区农民扫盲课本内页（上海市档案馆藏）学员的身体条件也是一条重要参考因素。受访群众当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40岁的人就要换眼光了，脑筋也昏了。”“做了一天生活，晚上就想早点休息，身体吃不消了。”40岁以上的文盲中，不仅基本都存在眼力衰退情况，还有不少人感到阴天全身酸痛。因此，调研组提出，以40岁以下群体作为扫盲对象是切合实际的，但40岁以上甚至更加年老的，只要有要求也应采取欢迎态度。80多万上海人摘掉文盲帽子随着扫盲运动的不断推进，大量工人群众不仅识字数量大大增加，脱离了文盲、半文盲的行列，更打破了封建迷信的思想，逐步掌握了科学常识，树立了唯物主义观点。比如课文《雷》中就这样写道：“你们如果和乡下老头们谈起来，问他们为什么会打雷，他们一定说天上有雷公，拿着把大旌子等等的神话，我们是不该相信的，可到底打雷是怎么一回事，一定还有很多人不懂。雷是电的作用……以前人们不知道这是因为被闪电电死了，就说这人做了坏事，给雷公用雷劈死了，其实这是完全不对的。”课文通过介绍雷电的产生原理，批驳了迷信观点。上海乡村女教师在教农民们文化课程（上海市档案馆藏）由于工人扫盲教育中普及了科学文化知识，在一些文盲、半文盲群体中曾经存在的封建迷信思想如转世、有病不去医院等等也逐步得到肃清。此外，在扫盲运动中，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政治参与热情也得到极大提升。天原化工厂的工人颜浩元是全国人大代表，他1951年去北京参会时，因为一字不识，每天提心吊胆。后来通过学习，能看能写，到1953年再到北京参会时，大会下发的文件已能大体看懂，小组讨论时也能参照自己写的发言提纲进行发言。在扫盲运动中，一大批工人识字成才，他们之中还涌现了许多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等先进人物。从1950年到1966年，前后共有80多万上海工人参加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摘掉了“文盲”帽子，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也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1956年，上海浦东地区识字班学员在毕业典礼上领到证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整理、撰稿：吴頔海报设计：张看校对：王礼荣新媒体编辑：陈皓、施雨本刊稿件均为原创，未经授权，请勿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档案春秋”微信号欢迎分享至朋友圈好文推荐牢记嘱托，砥砺奋进|上海档案工作这十年系列报道①：牢记嘱托，砥砺奋进牢记嘱托，砥砺奋进|上海档案工作这十年系列报道②：聚合力、惠民生，长三角一体化协作开启新篇章牢记嘱托，砥砺奋进|上海档案工作这十年系列报道③：守初心、重长效，资源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牢记嘱托，砥砺奋进|上海档案工作这十年系列报道④：暖心实践、互融互通，档案服务民生迈上新台阶牢记嘱托，砥砺奋进|上海档案工作这十年系列报道⑤：传承红色基因、讲好中国故事，档案文化传播频现新亮点牢记嘱托，砥砺奋进|上海档案工作这十年系列报道⑥：数字化转型，有“智”更有“质”扫码关注我们聚焦城市记忆、留存城市发展、传承城市历史。我们架起档案为民服务的桥梁，讲述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滋养下生生不息的上海故事。这里是上海市档案局（馆）政务微信平台。我知道你在看哟

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高度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断，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毛泽东本人就是调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他在繁重艰巨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亲自做过或组织过许多次深入细致的调查。早在1927年1月4日，他就开启了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之旅。在32天的时间里，他实地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5县12乡的农民运动，行程700多公里。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开调查会等多种形式，获取了大量基层的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撰写了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代之问毛泽东一生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重视农民运动的领导人。1925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在韶山秘密组建了湖南第一个农民协会。在毛泽东的引领下，湘潭县农协不久发展到20多个。到1926年11月，湖南全省有55个县建立了农协组织，农协会员就超过了130万人。组织起来的千百万农民，同土豪劣绅开展了暴风骤雨式的减租、减息斗争，极大地动摇了封建军阀在农村的统治基础，推动北伐战争不断走向胜利。1925年2月，毛泽东携妻子杨开慧回到韶山，在毛氏宗祠创办农民夜校，建立农民协会。图为韶山农民夜校旧址1926年，毛泽东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有力支持了北伐战争。图为绘画作品《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农民讲习所》（杨之光

1953年，一名22岁的女工以一人照看800个纱锭的全厂最快纪录，从上海30多万名纺纱工人里脱颖而出，被评为新中国第一代劳模。她就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宝妹。如今已经年逾九十的她还记得，当年自己生产完，妈妈和丈夫就包揽了所有家务和小孩的事，特别支持她去工作，对她说，“时代不同了。你追求进步，我们都支持。”时代不同了。这句话，毛泽东也曾说过。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视谋求男女平等、提升妇女地位为奋斗目标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有关“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的讲话，在中华大地上振聋发聩，极大推动了妇女解放和妇女就业。上海是近代最先拥有职业女性且就业妇女人数最多的城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在促进妇女就业方面开展了大量探索，以调查研究为实践探路，引导大批妇女走出家门、自立自强，最终走向全面解放。1951年，上海妇女赶制送往朝鲜前线的军袜（上海市档案馆藏）妇女就业，为什么这么难？解放以前，在上海各行业中，妇女就业比例很低，如就业者也多以轻纺工厂女工等底层劳动者为主。这些纺织女工多数是从农村招来的童工和未成年工，成年以后往往被解雇回乡或留城成为家庭妇女。在此社会背景下，城镇成年妇女经济不能自立，社会地位较低。解放后，为了掌握全市就业形势，上海相关部门曾进行摸底调查。《1949年上海市综合统计》记录：全市市区人口中，15周岁以上的男性人口161.5万人，其中在业人口144.5万人，占89.5%；15周岁以上的女性人口128.8万人，其中在业人口25.9万人(包括家庭佣工6.5万人)，只占20.1%。80%的成年女性依附男性生活。为修建法华镇路，上海的家庭妇女参加义务劳动（上海市档案馆藏）就职业领域来看，当时女性就业主要集中在工业、农业、商业、手工业、家庭佣工、自由职业等行业。在为数不多的就业女性中，就职于国家机关的女性仅占

尊敬的市民朋友们：长期以来，上海市档案馆作为重要的城市文化地标，始终秉持传承历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的宗旨，以自身馆藏为基石，依托馆藏档案查阅平台、“一网通办”大数据平台等，为社会各界人士提供查阅档案、观看展览、读档学史、聆听讲座、文化社交等档案文化体验，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乐于走进档案馆，近距离感受档案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深厚底蕴。受疫情影响，上海市档案馆暂停了周六的对外接待服务，给原本计划利用周末时间来馆的市民带来不便，档案馆的许多老朋友也纷纷表达了希望能重开周六接待的愿望。基于此，为满足广大市民朋友周末来馆参观、查档的需求，提供更优质的档案文化体验，提升公共服务成效，让档案文化进一步走进市民的休闲生活，上海市档案馆将于7月1日起正式恢复周六对外接待服务（即开放时间调整为：周一至周六，观展时间为9:00-17:00，查档时间为9:30-17:00。周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闭馆）。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档案春秋”，在线预约展览参观及自助查档服务，凭预约信息于当日携带身份证件到馆参观或查档。此外，受疫情影响而暂停的港澳台地区及外籍人士的参观、查档服务也将于7月1日起正式恢复。港澳台地区及外籍人士可使用有效身份证件信息在“档案春秋”公众号上进行预约，凭预约信息于当日携带相应有效证件到馆参观或查档。如您有任何疑问，参观咨询请拨打电话：38429688转1101分机；查档咨询请拨打电话：38429688转1205分机。在馆参观或查档期间如需要帮助，可直接咨询服务台工作人员。期待您的到来，预祝在馆期间度过愉快的时光！上海市档案馆

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我们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在掌握实情基础上进行决策。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际，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与上海市档案局（馆）等合作开辟“回眸上海调研”栏目，介绍自1949年以来事关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调研，以飨读者。“有的工人屋内只能放一张床，放工后就全家蹲在床上”“有的祖孙三代同居一室，十八九岁的子女还睡在一张床上”……在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上海市工会联合会1956年关于职工住宅问题的一份调查报告，直观地反映了当时上海市民住房之困难。上海在解放前面临严重的房荒问题，工人阶级的住房条件尤其困难。解放后，上海市委、市政府对广大市民的居住问题十分重视。1951年4月，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市第二届二次人民代表会议上作《1951年上海市的工作任务》报告，明确提出“市政建设必须服务于发展生产，因此市政建设的方针，是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具体要求是有重点地修理和建设工人住宅，修建工厂区域的道路桥梁，改善下水道、饮水供给及环境卫生，改进工厂和工人居住区的条件。此后的十多年间，上海经过多轮调查研究后，组织实施了新建住房、“自建公助”、“两调”、挖掘房屋潜力等应对举措，为改善职工居住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1951年4月11日，陈毅在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工作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房屋少、住得挤、路途远开展调查研究，首先要深入实际、摸清实情。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各部门各单位围绕住房问题做了大量调研。如1956年，市工会联合会在144个国营、老合营工厂的11余万名职工中开展调研，发现住房困难主要表现在“房屋少”“住得挤”“路途远”等几个方面。对此，调查报告中有详细记载：1956年市工会联合会《关于上海职工居住交通方面的问题和改进意见（初稿）》（上海市档案馆藏）“据市房管局对一部分职工住宅的调查材料，居住面积平均每人不到2平方公尺的约占44%，部分职工居住拥挤的情况十分严重，许多工房灶披间、浴室、晒台都住满了人，房间一隔再隔，二层楼改为四层阁”；“国棉十九厂一女工，八口同住一间，她与十九岁的儿子合睡一床，儿子梦中踢球一脚把她踢至床下，受伤至今未好”；曾经许多工人居住在这样的棚屋之中（上海市档案馆藏）“许多工房阴暗潮湿，空气恶劣，工人反映‘又闷、又热、又臭’‘八面不通光线，冬天结冰，热天不通风’，到了热天就全家睡在马路上”；“在居住费用的负担上，还存在种种混乱和不合理的现象，如房租标准不统一，往往同样面积、质量的房屋，公房与私房、私房与私房之间的租金悬殊很大”……昔日上海臭水沟边简陋的住宅。如何改善市民的居住条件是解放初人民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上海市档案馆藏）除此之外，房屋也面临破漏的危险。据调查统计，职工中住草棚的占11.7%，住简屋的占27.9%，住旧舍的占50%。其中61.6%已处于危险状态，许多工房“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不少建筑早已超过保用年限，“动作稍大房间与地板即上下动摇，在这些房屋内还经常发生小孩跌伤、跌死的不幸事故”。类似情况还有很多。有重点地新建工人住宅为了解决市民住房困难问题，新建住房首先被提上日程。1950年至1966年，市政府、市人委共新建住宅累计896.06万平方米。这些住宅主要供给对象是工人。陈毅当年曾强调由于财政上的困难，不能“百废俱兴，全面开展”，而是要“重点建设，一般维持”。这也明确了，因为资金和资源有限，不可能多点开花、将兴建工人住宅的工程在全市铺开，只能有重点地进行。1951年4月《普陀区重点市政建设计划草案》（上海市档案馆藏）在这一背景下，选址工作变得尤为重要。1951年3月，市委组织部组织工作组前往沪西地区的普陀区进行实地调研，并向市委、市政府汇报了当地工人居住条件及周边环境等有关情况。其后又组织了几批代表前往实地进行查看、调研。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最终选定工人集中、居住环境又差的沪西地区作为第一个建设工人新村的区域。1952年，刚刚竣工的曹杨新村（上海市档案馆藏）被誉为“新中国第一座工人住宅城市”的曹杨新村就此诞生。曹杨新村（一期）工人住宅设计，由上海都市计划研究委员会和公共房屋管理处具体负责。关于工人住宅的建筑标准，专家们先后考察了普陀区、杨浦区内的锦绣里、东京里、南英华里的里弄住宅和几家纺织厂的15处老工房，建议既要在原有水平上提高一步，又要使今后工厂企业建设住宅能跟随得上，以简单朴素、实用为原则，附带建筑必需的公共设施，环境要整齐清洁。设计专家们及时提出初步设计模型，由市工务局等单位邀集工人代表座谈，最后确定建筑式样和设备标准。搬入曹杨新村的一户工人家庭（上海市档案馆藏）1951年3月，市政府在曹杨地区首批建造1002套工人住宅，1952年5月竣工。同月，又拨款在杨浦、普陀、长宁等区兴建2万户新工房（“两万户”因此得名），1953年9月竣工，总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解决了职工及其家属约10万人的居住问题。从1953至1958年的6年间，除市政府拨款建造住宅外，企业也出资参加建房，共建成天山、凤城等161个居民新村。1958年以后，随着上海工业布局的调整，住宅建设重点转移至近郊工业区和卫星城。根据“便于职工就地工作，就近居住，避免长途跋涉”的原则，闵行、吴泾、嘉定、安亭、松江、金山、宝山等地区陆续建造大批住宅新村，至1995年共建成129个，总建筑面积达1000余万平方米。这些住宅新村的辟建疏解了市区人口，使市区拥挤状况有所改善。1952年，“两万户”工人住宅开工大会现场（上海市档案馆藏）“自建公助”缓解住宅紧张1956年7月23日，《解放日报》刊登了题为《上海房屋问题为什么难以解决？》的文章。文中建议，“各单位在分配房屋时，照顾居住条件最差的人，用贷款和自建公助等办法帮助职工干部自行修建住宅，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这里说的“自建公助”，是指企业中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职工在自愿的基础上，由所在企业组织起来建造住宅，而政府和企业根据可能条件，在土地、贷款、建筑材料、施工力量、市政设施等方面给予一定帮助的住房建造办法。1952年，上海第一个自建公助新村——搬运新村（位于今中山南一路日晖东路一带，1986年因中山南一路拓宽改造而拆除）开始酝酿。最初，一群搬运工人建立了自主性的委员会。后来工会对他们进行组织，采取“储蓄互助，工会贷款”筹集资金的办法，奠定了自建公助的基础。具体操作是每户先缴纳200元，余额按每户的周收入分为七个档次：最高档次是周收入30元的家庭还款40%；最低档次是周收入10元的家庭还款10%。该新村于1953年7月16日竣工，共建成62幢两层楼房，解决了100多户工人的住房问题。1958年7月，市建设委员会《关于组织职工自建公助的几项原则（三稿）》（上海市档案馆藏）1957

讲述初心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打造“档案IP”用心制作、以情动人让更多档案文化传播产品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讲述初心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2012年，中央档案馆与上海市档案局（馆）联合主办“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档案展。此后，该展览到全国多地巡展，并永久落户中国延安干部学院。2016年，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与上海市档案局（馆）联合主办“信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档案展。展览通过240余件红色珍档及视频资料，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和无畏奋斗、无私奉献、无悔牺牲的家国情怀。2018年，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与上海市档案局（馆）联合主办“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体参观，予以充分肯定。2019年，由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主办，上海市档案局（馆）、中共上海市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协办的“不忘初心

智慧变身，智慧管理智慧提速，智慧探索为档案事业更高质量发展装上数字赋能“加速器”智慧变身从纸质档案向电子档案转变我们应该与雄鹰为邻，与白云做伴，与太阳为友；我们应该像风一样掠过天空。2012年以来，市档案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档案局以及市委、市政府关于信息化、数字化、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部署和工作要求，及时制订规划方案，全面部署工作任务，全力推动本市档案工作数字化转型升级。市档案局聚焦档案数字化转型中的热点、难点，明确了“存量数字化、增量电子化”的档案信息化发展策略，特别将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作为本市档案信息化建设重中之重加以推进。2015年，电子档案单套管理从自贸区保税区管理局起步，开全国之先。如今，电子档案单套管理在包括临港新片区在内的自贸区各片区普遍推行，并复制推广到“一网通办”业务系统和全市法院系统。单套制管理从文书档案扩展到行政审批等业务类档案。2020年，市档案局牵头制订“一网通办”政务服务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规定及技术标准，全市所有41家“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单位全面启动和推进“单套制”档案管理试点工作。全市三级法院电子卷宗单套归档管理试点稳步推进并取得初步成绩，数字档案资源共建共享取得积极进展，形成各类电子档案约70万件。今年下半年，市档案馆归集“一网通办”政务服务电子档案超过12万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电子文件归档试点验收会议一网通办PC版-上海市档案局主页智慧管理打造示范数字档案馆我们应该与雄鹰为邻，与白云做伴，与太阳为友；我们应该像风一样掠过天空。2016年11月，徐汇、奉贤两区档案馆首先通过国家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评，目前，上海已有14家区档案馆建成数字档案馆，其中徐汇、青浦、浦东三区档案馆为全国示范数字档案馆，数字档案馆覆盖率居全国之首。明年，剩余两家区档案馆也将迎接测评，市档案馆也启动了创建全国示范数字档案馆的工作。浦东新区数字档案区块链开放平台上海市档案馆智慧馆库平台智慧提速加快存量档案数“智”化进程我们应该与雄鹰为邻，与白云做伴，与太阳为友；我们应该像风一样掠过天空。十年间，市档案馆纸质档案数字化副本从1.17亿画幅增长到1.7亿画幅，实现了开放档案数字化利用，计算机机读档案文件目录以每年80万条的速度递增，目前已增加到1300万条，大大提升了查找档案的精准性。工作人员对纸质档案进行全文数字化操作档案全文数字化及“知识图谱”等智慧检索功能使档案查阅利用更加便捷智慧应用上线多个数字档案共享资源库我们应该与雄鹰为邻，与白云做伴，与太阳为友；我们应该像风一样掠过天空。2020年，汇集市、区两级档案馆开放档案数据的“数字档案公共查阅平台”上线运行；今年，全市“1+16”国家综合档案馆全部接入全国档案查询平台，档案共享利用形势发展喜人。上海已建起连通市、区17家综合档案馆的智慧档案综合管理平台馆藏“老字号”企业、上海抗战等专题档案目录可在共享查阅平台上向利用者提供在线数字浏览服务智慧探索尝试新技术在档案领域的应用我们应该与雄鹰为邻，与白云做伴，与太阳为友；我们应该像风一样掠过天空。市档案局组织和引导本市各级档案部门开展科技创新研究，不断深入探索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档案领域的应用，积极发挥科技研究在档案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10年间超过百余项研究任务里，涉及信息化内容的占比2/3以上，其中24项获得国家立项；在78个获奖课题中，信息化项目达到50个，其中10项获得国家档案局奖励。特别是《上海市民生档案远程服务机制的研究与应用》《集成式机关数字档案室建设的策略研究》《探索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新模式》《基于BIM

从“能够办”到“更好办”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今日这份民生查档便利蕴含了档案人长久以来的不懈努力探索历程从“能够办”到“更好办”2012年起，全市国家综合档案馆全部实行每周6天接待。同年，全市民生档案开启“就地查档、跨馆出证、馆社联动、全市通办”服务，民生档案“全市通办”从无到有，受理窗口覆盖全市市、区两级档案馆和所有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市民群众可以在任一市、区档案馆利用窗口和全市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服务窗口办理5种民生档案查询利用出证事宜，当年服务市民群众3万多人次。2018年起，全市国家综合档案馆在原有服务机制基础上，加推实行每周7天线上民生档案利用远程审核，档案为民服务开启全年无休“不打烊”模式。崇明区档案馆查档利用窗口暖心实践“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十年间，全市通办档案门类从5种逐年增加，2021年达到22种。如今，全市300多个民生档案“全市通办”查档窗口，不仅可以“即办即取”，可查询档案种类也已涵盖全生命周期的各个领域，可利用目录数据近2000万条。市民从过去的一次次往返、一次次找档案，转变为“只要进一扇门”“只需要跑一次”。青浦区华新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协助市民用手机进行个人事项操作翱翔之旅为档案信息插上大数据“翅膀”2018年，上海档案部门整合民生档案信息资源，第一批整体接入市政府“一网通办”政务平台。2020年底，又登录手机端“随申办”，成为首批“零材料”“零跑动”服务事项。市民只需“点开一个网页”“打开一个小程序”，就能快速提交查档申请，获审核通过后，过一两天档案材料就会寄到市民手上，真正实现“不见面办理”“一次都不用跑”。互融互通见证长三角合力、长三角效率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上海市民熟悉的民生档案“一网通办”，在长三角档案人的协同努力下，打破行政壁垒、共享信息资源，创设为“异地查档、便民服务”，覆盖三省一市345家档案馆，正式走进了面向长三角老百姓的公共服务菜单。截至2022年10月，上海及长三角民生档案查询服务，累计线上线下接待群众超过80万人次。撰稿：张新摄影：孙中钦编辑：小瀛洲、施雨本刊稿件均为原创，未经授权，请勿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档案春秋”微信号欢迎分享至朋友圈好文推荐这座城市，历经岁月风雨，总能淬炼升华！致敬闪闪发光的你们：市档案局（馆）志愿者“战”在“疫”线邓拓之女邓小岚：她在父母游击办报的村庄里，留下了这些故事扫码关注我们聚焦城市记忆、留存城市发展、传承城市历史。我们架起档案为民服务的桥梁，讲述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滋养下生生不息的上海故事。这里是上海市档案局（馆）政务微信平台。我知道你在看哟

聚重点、抓落实守初心、重长效以“早介入、早收集、早归档，确保原始性、完整性”为原则全方位加强“四重”档案等归集工作聚重点“四重”档案接收归集2012年以来，市档案局（馆）围绕中心工作，重点抓重要会议、重要工作、重大活动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等“四重”档案建档和收集进馆工作。继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档案、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档案、上海市亚信峰会保障筹备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档案7500余卷陆续接收进馆后，聚焦“三加一”重点任务，归集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揭牌仪式暨建设动员大会档案，第二、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档案，科创板档案，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档案。全过程参与介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城市服务保障工作，实现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档案全接收，目前已接收第一至第四届进博会档案4.4万余件。抓落实疫情防控档案归集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安排，围绕疫情防控等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市档案局（馆）主动跨前融入疫情防控全局，派出5名业务骨干进驻市防控指挥部开展全天候档案工作，抓紧抓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档案归集。截至目前，已接收市防控办2020年10月前形成的疫情防控档案6800余件，其他相关单位疫情防控档案1.2万余件，档案数字化副本近4.2万幅，档案目录近4.5万条。图为2020年2月21日第9批上海医疗队驰援武汉强举措对口援建档案进馆为贯彻落实国家档案局关于做好脱贫攻坚档案工作的有关要求，市档案局（馆）靠前强化建档和归集举措。继上海援藏干部联络组、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档案1.7万余件陆续接收进馆之后，上海对口支援贵州遵义档案于2022年9月接收进馆，上海援建青海果洛档案同步开始规范化整理，上海援建云南档案归集工作也正式启动。其中，援藏干部日记、工作笔记、会议记录、影像等载体多样、内容丰富的脱贫攻坚档案，见证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程。图为上海援建的独龙族聚集区——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孔当村守初心珍贵红色档案征集进馆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是要把蕴含党的初心使命的红色档案保管好、利用好”的重要批示精神，市档案馆着力加强珍贵红色档案征集工作。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照片档案、“改革先锋”邹碧华的工作笔记、上海市老领导赵行志关于上海解放亲历过程的档案、赵祖康秘书陆槐清日记、新中国第一代劳模裔式娟荣获的各种奖章、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顾玉良信函和工作笔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留苏学生档案、南下干部丹阳集训时的军装和《入城纪律》《外交纪律》手册等……一件件珍贵红色档案征集进馆。上海解放亲历者的笔记、书信、文稿、照片等珍贵档案入藏上海市档案馆重长效进一步明确阶段性归集要求2022年8月，市档案局同时发布《2022年本市重要会议、重要工作、重大活动、重大突发事件档案工作清单的通知》《关于开展2021—2022年脱贫攻坚档案和疫情防控档案移交归集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疫情防控“大上海”保卫战等19项“四重”档案归集重点，以及脱贫攻坚和疫情防控“两类档案”的阶段性归集要求。10年间，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从345万卷件增加至460万卷件，载体更加齐全、门类更加丰富，馆藏量稳居全国省级档案馆前列。撰稿：张新摄影：孙中钦、张亨伟编辑：陈皓、施雨本刊稿件均为原创，未经授权，请勿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档案春秋”微信号欢迎分享至朋友圈好文推荐这座城市，历经岁月风雨，总能淬炼升华！致敬闪闪发光的你们：市档案局（馆）志愿者“战”在“疫”线邓拓之女邓小岚：她在父母游击办报的村庄里，留下了这些故事扫码关注我们聚焦城市记忆、留存城市发展、传承城市历史。我们架起档案为民服务的桥梁，讲述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滋养下生生不息的上海故事。这里是上海市档案局（馆）政务微信平台。我知道你在看哟

开先河、聚合力惠民生、共协作沪苏浙皖档案部门开启长三角一体化协作新篇章开先河首创跨省域档案协作机制2018年3月，原本就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档案部门领导汇聚上海，共同签署《开展民生档案“异地查档、便民服务”工作合作协议》。9月，三省一市345家各级档案馆开始办理异地查档服务，在全国档案部门首开跨省域协作的先河。该项目连续两次纳入《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并被列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如今，三省一市档案部门每年定期会商，共商服务国家战略，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发展举措已形成惯例，并结出了一系列可喜的合作成果。自2018年以来，长三角地区档案部门每年召开联席会议，持续推动长三角档案工作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惠民生共建共享民生档案资源依托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等载体，长三角地区民生档案“异地查档、便民服务”不断成熟，跨区域民生档案资源的共建、共享成为现实。截至今年上半年，上海办理民生档案“异地查档、便民服务”1613件，查准办理成功率高达86.1%。“异地查档、便民服务”已覆盖长三角地区300多家档案馆聚合力发挥红色资源集聚效应2019年10月，“视觉档案——江南老桥影像文献展”在上海市档案馆外滩馆展厅开展，拉开了长三角地区档案部门文化交流的序幕。2020年，“真理之甘

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开创档案事业蓬勃发展新篇章牢记殷殷嘱托砥砺奋进踏上新征程我们应该与雄鹰为邻，与白云做伴，与太阳为友；我们应该像风一样掠过天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档案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档案工作、历史学习与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作出重要指示和重要论述。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是一项利国利民、惠及千秋万代的崇高事业”

上海一座光荣之城也是一座人民之城它曾经历风风雨雨面临过不少艰难时刻但上海和这座城市的人民从不轻言放弃城市的精神城市的担当在历史激荡与风雨磨砺中百折不挠，淬炼升华最终也成就了上海让我们跟随档案重温这一幕幕面对困难、迎接挑战的过程中开创光荣与梦想的历史暗夜“火种”这是一座典型的石库门里弄住宅，推开黑漆实木大门，站在天井内抬头望去，暗红的挂落门窗重现，登上二楼，窗楣边放着一张旧式书桌。一百多年前，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这正式成立，革命的火种在这条不起眼的弄堂里点燃。点击阅读→《乌漆木门里的“星星之火”：一群年轻人在这座房子里，奠定了中国的未来》启航梦想100多年前，一批风华正茂的有志青年为寻求救国救民、中华复兴的道路，从上海北外滩启程，踏上赴法勤工俭学的旅途。这其中有一长串光辉的名字：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向警予、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蔡畅、李立三、李维汉、王若飞……点击阅读→《男儿立志出乡关：上海北外滩与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涅槃重生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中共党员干部人才严重短缺。中共中央从1929年初至1933年初在上海举办的一系列短期培训班，即中央训练班，是我们党历史上最早的中央层级干部培训班，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干部教育的先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点击阅读→《上海的这些地方，曾是最早的中央级干部培训班所在地》特殊较量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于是，中共的“枪杆子”工作，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负责。周恩来在开展军事工作的同时，还秘密创建了情报保卫系统。而其中，赫赫有名的中央特科就创建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以中央特科等的创立与战绩来看，可以说，中共的情报工作、保卫工作，起点颇高。点击阅读→《秘密战线的较量：中共为何比国民党更早一步创建情报保卫机构？》保卫四行内忧外患的抗战时期，淞沪会战中的四行仓库保卫战，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经过四天四夜激战，成功抵住日军多番进攻，重振了中国军民士气。孤军阻击日军的壮举令人唏嘘，激起人们对英雄的敬意。点击阅读→《为什么要保卫四行仓库？》人民之城1949年四五月间，这是一个新旧交替、万物重生的季节，一场围绕大上海的征战由此展开。多年后，让我们在上海市档案馆藏珍贵档案和历史研究者的指引下，重走上海解放之路，看看这些地方留下了哪些可歌可泣的历史？点击阅读→《重走上海解放之路》传递新声1949年5月25日凌晨，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解放。清晨6时05分，“大上海解放了”的声音通过电波回响在上海天空，这是关于上海解放最早的新闻报道。5月27日，上海国民党守城部队投降，上海正式宣告解放。晚上7时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第一次从大西路7号发出。点击阅读→《第一声“大上海解放了”通过电波回响在上海天空》银元之战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在经济建设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有人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党和人民政府采取有力举措，成功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这两场“战役”的胜利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点击阅读→《那场没有硝烟的“人民币保卫战”》英雄儿女1950年，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前线。与此同时，一场抗美援朝运动也在全国各地展开。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用各种方式广泛开展抗美援朝行动，同仇敌忾、同心协力，为抗美援朝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点击阅读→《上海市档案馆珍贵馆藏：上海人民这样支持抗美援朝！》围海造田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解决老百姓的吃饭、吃菜问题，成为当时市委市政府的当务之急。为了增产粮食蔬菜，全市人民被动员起来，大规模地围垦崇明以及南汇、宝山、奉贤等地的滩涂荒地，向大海要土地，让荒滩变良田……点击阅读→《“大海里捞出的土地”：崇明围垦纪事》渴求知识解放之初，上海工人中，文盲、半文盲大约占75%，在纺织工人和搬运工人以及一些小企业中文盲就更多了，全市职工中文盲半文盲的人数超过70万。自1950年开启的“扫盲识字”运动，16年间80多万工人学识字摘掉了“文盲”帽子，这真是一组了不起的数字！点击阅读→《“扫除文盲”运动，80多万上海工人一起学识字》驱逐疫魔从上海市区沿沪青平公路西行，便来到上海西郊著名的鱼米之乡青浦。很难想象当年这里曾是全国10个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县）之一。以任屯村为例，在解放前的20年间，村里有499人被血吸虫病夺去了生命，占全村人口的一半。活下的461人中，97%感染血吸虫病，连续七八年听不到一个婴儿的哭声……点击阅读→《毛主席曾亲自督战，上海这个地方，曾经这样全民动员驱逐“疫魔”》啃硬骨头为落实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需求，1958年7月，上海的一家机器厂接到了国家下达的紧急加工大型设备任务，要求在18天里完成。没有大型车床设备，加工大零件有困难。于是工人们在简陋的生产条件下，以小攻大，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点击阅读→《“咱们工人有力量”——陈毅盛赞的“蚂蚁啃骨头”精神》做拓荒牛交通大学从上海西迁古都西安，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17位交大党委委员中的16位迁到西安，西迁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占到交大教师总数的70%以上，他们舍弃上海优越的生活，义无反顾地成为黄土地上的高教拓荒者。点击阅读→《上海和西安为何各有一所交通大学？那还要从60多年前的“西迁”说起...》无悔青春1949～1985年间，上海是全国排名首位的棉纺织工业基地，棉纺织工业占全国同期棉纱产量的22.7%、棉布产量的21.0%，同时也是上海工业的擎天柱之一，产值约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1/5，以纺织女工为主的50余万纺织职工，成为上海产业大军中的先锋劲旅，书写了她们的“致青春”故事。点击阅读→《纺织女工是怎样炼成的》追回光阴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社会释放了空前的读书热，上海进入一个全民阅读时代。图书馆门前站满了等候开门的读者，新华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公园里随处可见捧着书本的读书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满怀热情参加文化知识补习，力图改变个人命运，重塑人生之路。点击阅读→《告别书荒年代》赶走甲肝1988年初，上海的甲肝疫情来袭。当年1月19日至3月18日，累计发病292301例。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原本预计春节后会出现的第二个流行高峰并未出现，至3月份，疫情基本控制。回顾30多年前的这场防疫大战，有许多有益经验仍可借鉴。点击阅读→《1988：我们这样把甲肝赶出申城》敢为人先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告成立，并于同年12月19日正式开业。创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曲折历程，其中所体现出的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正是新中国证券事业得以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封闭到开放的动力之源。点击阅读→《我所亲历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始末》改革先锋曾经的上海，给全国贡献了1/6的财政，上交后余下的财政收入仅能保证城市最低维护成本，住房拥挤、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愈发显现。1990年初，邓小平同志到上海欢度春节，他在听取了上海领导人汇报后，把眼光投向了与浦西仅一江之隔的浦东，鼓励上海打出这张“我们的王牌”。点击阅读→《“上海是我们的王牌”，回忆浦东开发开放》抗击非典2003年春，突如其来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席卷了包括上海在内的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上海人民紧急行动，团结合作，不畏艰险，守望相助，取得了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全面胜利。“非典”疫情之后，作为市政府“一号工程”，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迁址金山。点击阅读→《关于非典的“人民战争”》改旧换新位于上海城市东北角的辽源新村迎来了好消息：江浦路街道162街坊旧区改造的居民，迎来集中搬场，乔迁新居在望。一溜搬场车齐齐发动，这片"两万户"老房子的居民们，终于要告别煤卫合用的日子了！搬家的车开向新生活，过去的记忆也留在亲历者的心间。点击阅读→《告别“两万户”：亲历者讲述，辽源新村的50年》争创第一浦东改革开放已走入了第32个年头，从全国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到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在全国创造了50多个“第一”。这些“第一”就像种子，播撒在改革的试验田里，收获了丰硕的果实，也印记下先行者敢闯敢试的足迹。点击阅读→《浦东“第一”知多少》“疫”起担当申城迎来疫情大考，“疫”起担当，众志成城，大家同心协力守护一座城。他们坚守在工作、防疫第一线，他们中有许多人毅然变身“大白”，冲在前、不停歇，有人消毒、有人送菜、有人指挥、有人引导……在艰难时刻，承担起维护城市如常运转的重要一环

春暖花开时节一股“倒春寒”不期而至但城市的运转没有“停摆”有这样一群志愿者他们奔走在中心城区的大街小巷走进犹如毛细血管分布着的一家家便利店、餐饮店、配送站为收银员、厨师、快递小哥等分发检测盒、讲解用法、登记信息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给初春的上海带来一股寒流疫情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市档案局（馆）干部职工们纷纷主动参与到志愿抗疫中与社区工作者同心协力、守护家园展现了档案人的别样风采支部书记守一线疫情卷土重来之时，一批党支部书记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冲锋在前，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信息技术部党支部书记夏广平，率先加入志愿者队伍。“知道小区实施48小时封闭管理后，我第一时间报到，申请成为一名防疫志愿者。”封控期间，夏广平配合居委和检测医务工作者维护现场秩序。检测需要逐一登记，他就积极录入被检人员信息；被检测者发牢骚、不理解，他就耐心解释，疏导缓解群众情绪；老年人不知道怎么上“云”预约、亮码登记，他就手把手教老人解决问题；居民行动不便，他就陪同检测人员上门服务。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夏广平新馆办党支部书记吕洪彬，已经在小区出入口坚守了一周。小区3月13号凌晨实施封控，

申城迎来疫情大考“疫”起担当，众志成城大家同心协力守护一座城上海档案人坚守在工作、防疫第一线他们中有许多人毅然变身“大白”成为抗疫志愿者与上海市民共同应对不分彼此他们冲在前、不停歇有人消毒、有人送菜、有人指挥、有人引导……他们在艰难时刻承担起维护城市如常运转的重要一环靠前指挥

本文作者邓小虹是邓小岚的妹妹，邓拓、丁一岚夫妇的次女，她为《档案春秋》撰稿追忆了姐姐邓小岚的人生故事，以及父母在烽火硝烟年代游击办报的传奇往事。马兰的孩子们在北京冬奥会上演唱（视频来源：央视新闻）2022年2月4日夜晚，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来自太行山区大山里的44名孩子用希腊语演唱了一曲奥林匹克会歌，他们稚嫩的童声、纯真的表演征服了所有观众的心，把世人的目光一下聚集到这支马兰花合唱团的发源地——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大家都很好奇，在大山里怎么有一群会唱歌的孩子？故事要从合唱团的前身——马兰小乐队说起，从小乐队的老师，我的姐姐邓小岚说起。姐姐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退休干部，今年79岁。从2004年起，她来到河北阜平县马兰村，义务教村里的孩子们学习音乐，组织建立了马兰小乐队，往返奔波于北京、马兰村之间，迄今已经18个年头了！人们又会奇怪，她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马兰教孩子们学习音乐呢？故事还要从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察冀日报》以及我们的父亲——报社社长邓拓说起……1950年代，父母与我们五个孩子，左上角是姐姐小岚《晋察冀日报》与马兰村抗日战争时期，阜平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边区政府所在地。为了向边区军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报道军民抗战的消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于1937年12月11日在阜平县城创办了《抗敌报》，1940年11月改名为《晋察冀日报》。从创刊到1948年6月14日终刊，它坚强地战斗了10年6个月，出版了2854期报纸，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刊最早、连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马兰村是《晋察冀日报》从创刊到终刊十年游击办报岁月中，驻扎次数最多，累计驻扎时间最长的一个村庄。1939年的春天，报社第一次来到深山中的马兰村，许多村民主动献地、捐木材、出工出力，在山沟里盖起了二十几间厂屋供报社印厂使用。这年10月，日寇发起秋季扫荡，报社在撤离马兰前给村农会写了一纸“公证状”，对马兰村民在报社驻留马兰期间给予的大力支援“表示无限崇高之敬意与谢忱”，并按照人民军队的纪律，偿清民工的劳务费并归还借用村民的财物。《晋察冀日报》社在出报的同时，还编印出版了大量革命书籍，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就是1944年在马兰村印刷出版的。报社与马兰人民团结抗日亲如一家。战争年代，为了保护报社，马兰村19位乡亲惨遭日军杀害。反扫荡中，在报社遭遇日军的战斗里，有7位同志牺牲后埋葬在马兰的山崖下，在此长眠。父亲于1938年4月被派到晋察冀边区《抗敌报》社任报社主任兼总编辑直至《晋察冀日报》终刊。马兰村留下了他和战友们的青春岁月，留下了战火中艰苦奋斗的记忆和军民之间的鱼水情谊，为此，他在发表著名杂文《燕山夜话》时为自己取笔名“马南邨”（父亲是福建人，按照福建口音“南”和“兰”发音相同），以表达自己对马兰村深深的怀念。1964年，他在《忆晋察冀旧事》一诗中这样回忆道：昭昭往史未成烟，

平凡岗位上的坚守是平凡亦是不凡踔厉奋发担使命笃行不怠启新程全力推进上海档案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市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蕴含党的初心使命的红色档案保管好、利用好，把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史记录好、留存好，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人民群众。这为做好新时代档案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上海档案工作得到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李强同志调研指导档案工作，要求档案部门在档案收集、安全保管和开放利用上下更大功夫，充分发挥档案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全市档案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中央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对档案工作重要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管好用好红色档案，全面记录新时代新成就，更好地服务中心大局和人民群众。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李强同志调研指导档案工作壹保管好红色记忆

2022年3月4日，上海市档案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诸葛宇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现场会议指出，2021年全市档案系统切实履行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职责使命，在推进档案事业发展上取得了新的成绩。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档案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落实李强书记在调研市档案馆新馆时的部署要求，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做好档案工作。会议现场会议强调，要紧扣服务党的二十大和市十二次党代会召开这条主线，做好红色档案保护、挖掘和宣传工作，发挥档案资政育人作用。要围绕服务大局、服务群众这个工作中心，积极推进长三角档案工作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大力做好“四重”档案建档指导和归集，持续推进“一网通办”和“异地查档、便民服务”工作，增强群众获得感和感受度。要深化数字赋能这项改革任务，加快数字档案馆建设步伐，加速推进档案数字化转型。要提升依法治档能力，落实新修订的《档案法》《上海市档案条例》。要加强自身建设，夯实创新发展基础。结合“促发展、保安全”大走访、大排查工作，全方位保障档案安全。加强专家库建设和技术人才培养，造就一批技艺精湛的“档案工匠”。各区党委及部分市级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现场交流发言2022年是我国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全市档案部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工作和档案工作指示要求和重要批示论述精神，按照市委书记李强调研市档案馆新馆时的讲话要求和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精神，围绕“四个好”“两个服务”，推动档案工作全面提质增效，抓细抓实档案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实施。一、进一步服务好中心大局1.管好用好红色档案。开展红色档案资源普查工作；启动全市红色珍档名录发布工作和专题数据库建设；开展“人民城市——上海城市发展和治理”档案史料汇编等专题研究。2.加强“四重”档案建档归集。通过发布“四重”档案建档清单，加强建档指导和档案实体、目录和数字化副本的归集。3.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地区档案工作高质量发展。推进长三角“异地查档、便民服务”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电子档案单套管理。4.着力发挥档案资源资政育人作用。围绕“喜迎二十大，档案颂辉煌”主题，组织全市档案部门开展档案历史文化宣传。二、进一步宣传好、贯彻好新修订《档案法》和《上海市档案条例》1.着力形成全社会知法守法用法的良好局面。印发《上海市档案法制宣传教育“八五”普法规划》，落实完善“谁执法谁普法”责任。2.切实提升档案执法的执行力。建立与新修订《档案法》《上海市档案条例》相配套的档案工作规章制度体系。3.加强日常监督指导。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星级档案室培育；开展档案工作服务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示范点建设；在高校档案馆开展业务建设检查评价。三、进一步提升档案服务水平1.持续做好服务民生工作。“全市通办”“一网通办”民生档案再增加1～2个门类；推进国有企业退休职工人事档案管理工作；做好重要“涉民”专业档案的接收进馆工作。2.加快开放利用步伐。各区档案馆在2年内基本完成期满25年档案划控鉴定工作；完善档案开放审核联动机制；开展《档案馆指南》编辑工作。3.大力提升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服务水平。市档案馆新馆将按照“世界一流、国内领先”以及“新时期省级国家综合档案馆标杆”的要求，精雕细琢服务运行，精心打磨亮点特色，努力成为设施一流、管理一流、服务一流的城市文化地标。各区档案馆要不断优化档案利用与公共服务环境，使档案馆成为彰显城市软实力的亮丽名片。四、进一步推进档案数字化转型1.加大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力度。深化自贸区电子档案单套管理并向其他领域复制推广；强化电子档案移交接收工作；推广增值税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试点。2.持续加大数字档案馆（室）建设力度。在全国率先实现省级以下地区数字档案馆全覆盖；启动市档案馆“全国示范”数字档案馆建设；推进实体档案和数字化副本同步移交。3.丰富档案数字化场景应用。推进红色档案、疫情防控档案、对口援建档案和其他“四重”档案目录数据库建设和共享，不断增加开放档案目录数据和数字化全文数量，为社会各界利用档案提供便利。五、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1.坚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要位置。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档案工作全过程、各方面。2.强化党建引领。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四责协同”机制；认真做好巡视巡查和党史学习教育发现问题整改工作。3.加强干部人才培养。深化“上海档案专家库”建设；开展“金手指”高水平档案工匠评选工作。六、坚决守牢档案安全底线红线1.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和阵地管控，确保档案工作政治安全、档案实体安全、档案信息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2.加快档案馆库建设进度。浦东新区、静安区、虹口区年内完成馆库建设工作；重点加强馆库档案、人员出入安全管理；重视研究开发利用新技术、新标准。3.强化安全防控。确保“安可”环境下档案部门信息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全市档案系统平稳有序。撰稿：张新、胡正秋摄影：章永哲、孙中钦、刘颖、方亚琪编辑：陆闻天、施雨本刊稿件均为原创，未经授权，请勿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档案春秋”微信号欢迎分享至朋友圈政务速递虎年开春，我们在上海市档案馆新馆相约再会！位于中山东二路的外滩馆即将闭馆！市档案局（馆）召开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好文推荐勿忘“一•二八”！上海市档案馆珍藏的抗战老照片，见证了90年前中国人的苦难与不屈女儿回忆中的孙道临与王文娟：愿他们天国相会，再写一首“舒伯特和林黛玉的诗”扫码关注我们聚焦城市记忆、留存城市发展、传承城市历史。我们架起档案为民服务的桥梁，讲述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滋养下生生不息的上海故事。这里是上海市档案局（馆）政务微信平台。我知道你在看哟

2022年1月28日是“一•二八”事变爆发90周年。上海市档案馆珍藏有数本“一•二八”事变照片集，记录下了战火硝烟给这座城市带来的苦难和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身影。让我们重温这些珍贵的历史影像，穿越历史烟云，见证那段抗战到底、救亡图存的不屈岁月。//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2年1月28日，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向守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发起进攻，“一•二八”事变（也称“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战火蔓延至上海华界北部地区及周边的宝山、嘉定、太仓等县。日军参战的总兵力达8万余人。中国参战部队除第十九路军外，还有第五军及少量空军，总兵力约5万人。中日两军激战一个多月，至3月4日停战。5月5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一•二八”淞沪抗战，是十四年抗战中中国军队第一次与日军全面对抗和较量。中国军民面对侵略者同仇敌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最终，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中国军队给予了日军沉重的打击，遏制了其嚣张气焰，为全面抗战争取了宝贵的备战时间。上海市档案馆珍藏的“一•二八”事变照片，大多数为原照。内容大致包括：被战火摧毁的城市和乡村，遭受战争磨难的中国平民，在前线战斗厮杀的中国军队，战地医疗救护，毁坏和丢弃的军事装备与设施，人民群众大力支持前线，凶残野蛮的侵华日军官兵……较完整、系统地记录了90年前的那场浴血奋战。

-公告-尊敬的市民朋友：上海市档案馆新馆自2021年9月底正式对外开放以来，各项服务配套设施已逐步完善。自2022年1月30日起，位于中山东二路9号的上海市档案馆外滩馆将停止对公众开放。各位市民朋友如需参观展览、查阅档案、查询政府公开信息等，可前往位于浦东新区白杨路636号（临）的上海市档案馆新馆，由此可能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新馆地址：浦东新区白杨路636号（临）交通路线：靠近地铁2号线、7号线、16号线、18号线龙阳路站17号出口，周边公交线路有581、798、975、976等。如何入馆：参观展览、查阅档案等采取实名预约制，市民朋友可通过关注“档案春秋”微信号进行线上预约。联系电话：工作时间可致电38429688转1101分机（参观），62753313、38429688转1205（查档）观展服务时间：周一至周六9:00~17:00（16:30停止进入展厅），周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闭馆。2022年春节长假期间，年初三至初五（2月3日～5日）可预约参观，因疫情防控需要，仅接受团队参观预约，预约请致电：38429688转1101。查档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1:30，12:30~16:30；双休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闭馆。2022年春节假期暂停开放，年初七（2月7日）起恢复。感谢各位市民朋友一直以来对于上海市档案馆各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将秉持对标一流、追求卓越的态度，更好守护红色档案，留存城市记忆，不断提升资政育人水平，竭诚为您提供更好的服务！恭祝大家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新春佳节！特此公告。上海市档案馆

培根铸魂，传承上海档案工作红色基因知行合一，发挥红色档案资源育人作用奋发有为，推动档案工作高质量新发展久久为功，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1月25日下午，市档案局（馆）召开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局（馆）长徐未晚全面总结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并提出下一步工作要求，市委党史学习教育第二巡回指导组副组长周银娥到会指导，副局（馆）长郑泽青主持会议。局（馆）领导肖林、蔡纪万、王晓岗及各处室、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区档案局（馆）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徐未晚指出，过去一年，市、区档案局（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以及十九届历次中央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和市委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围绕“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贯彻“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要求，在指导组的悉心指导下，各项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呈现“五个有力”：一是党史学习教育与党建工作、业务工作互融互促，一体推进，有力确保党史学习教育扎实开展；二是抓关键少数、抓学习质量、抓联学共建，有力推动党员干部学深悟透；三是聚焦建党百年，深化各级联动，有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四是深化民生档案远程服务，优化查档利用服务，健全联系基层和群众机制，有力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五是紧密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在档案法治建设、资源建设、信息化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突破，有力促进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市、区档案部门党员干部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受到全面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淬炼、精神洗礼，进一步筑牢信仰之基

思念如水，记忆如潮。多么希望时光倒流！“孙道临是一首舒伯特和林黛玉合写的诗。”“月老”宗江伯伯颇为得意的这句话，在坊间传开后，很多人认为这桩婚姻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两人家庭和教育背景、生活习惯都不同，怎么能做到情投意合呢”？其实，世人眼里这些婚姻的必要条件，爸爸孙道临、妈妈王文娟在苦恋4年期间，从来没有想过这是“问题”。妈妈晚年总结道：“婚姻这件事，还是精神上的合拍最要紧。”“精神上的合拍”，源自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致。在我心里，爸爸妈妈不仅以作品留世，还把善良纯正、勤奋进取的品性传给了我们。1962年，孙道临和王文娟结婚照1962年9月庐山蜜月1962年庐山蜜月人工湖留影作者两岁时一家三口合影01一样的情怀爸爸妈妈都是从旧社会的困苦中走来，少年便识愁滋味。一个叹民生多艰，一个为全家生计。孙道临18岁时在北京家中与姐姐一起练唱舒伯特的歌解放军攻占上海的翌晨，蜗居霞飞路的爸爸和借住成都路的妈妈，都看到过带伤的战士们在寒风中露宿街头的情景，惊喜又感动。怀着对新中国的热爱，他们都报名去朝鲜战场参加慰问演出。王文娟在朝鲜战场时身着文艺女兵制服爸妈第一次约会就谈起当年在前线经历枪林弹雨的感受。“说到这些，我和她一下子都被对方深深打动了！”那天，爸爸还赞扬妈妈在舞台上演绎的林黛玉“独见风骨”。深夜回家后，他辗转难眠，起身写了一首小诗：“请给我一缕阳光……”抒发对妈妈的爱慕。写这首诗的纸片他珍藏了几十年。孙道临穿军服在天安门前留影一样的家国情怀，使两人内心的距离感顿时消失了。仿佛早有灵犀，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当爸爸知道自己的薪水比毛主席还高，主动向上级申请减薪；而妈妈参军回来，也把组织上为她保留的高工资全部上交了。他们更把这浓重的家国情怀投入到一生的艺术创作，塑造了许多勇敢坚毅、美丽纯情的艺术形象。他们说：“是时代造就了我们的作品，是观众的挚爱滋养了我们的艺术生命。”上世纪80年代生活照爸爸妈妈的故乡都在浙江，两人的桑梓之情愈到晚年愈如浓酒般醇厚。爸爸为嘉善的经济发展积极引进外资，嘉善的“孙道临电影艺术馆”落成后，爸爸说：这个馆不只是纪念我，希望能为家乡的文化旅游事业做点贡献。所以爸爸去世后，我就把他生前的藏书、用品和家具全部捐给了嘉善。妈妈在20多年前，为解决村民灌溉用水的困难，自己捐了几万元，又积极奔走争取政府拨款，替家乡建了一座水库。1980年代在家中02一世的悲悯爸爸妈妈都有一颗善良包容之心。婚后不久，他们就把奶奶和外婆接过来一起住，对两位老人孝顺至极。有一年妈妈在外地演出时外婆生病了，爸爸像孝子般一勺一勺给外婆喂饭。他七十多岁时还骑着自行车上街，替外婆抓药或是找哪里有她爱吃的金橘饼。那时双方常有外地亲戚住到我家来，他们把卧室让出来给大姑的女儿坐月子，浙江大舅的儿女每年寒暑假都来我家住；即使“文革”时期家里一半房子被“造反派”强占了，他们还是挤出一间房给小舅舅做婚房，至于后来常上门向爸妈请教或学艺的朋友、学生，对之留饭留宿更是寻常小事。1980年代在武康大楼家中妈妈把带她出道的老师、表姐竺素娥奉作自己的“命中贵人”，总是说“没有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老师健在时，妈妈经常去看望她，关心她的生活起居；老师去世后，妈妈年年清明都去陵园给老师扫墓祭拜，直到去年二月她住进华东医院时，还说：“清明不能去墓地看老师了，等出院后再去。”1986年一家三口合影舞台上面对观众的鲜花和掌声，妈妈总会想到编导、作曲、伴奏、舞美等“幕后英雄”。2016年“千里共婵娟”专场演出时，妈妈拉着作曲金良的手说：“对不住你噢！我一忙就顾不周全，你为专场花了这么多心血，却没有请你上台与观众见见，以后一定要让观众知道你对我的帮助。”1987年10月，孙庆原和父亲在虹桥机场爸爸妈妈的悲悯之心，更多放在生存艰难的普通人身上。1996年春，爸妈合作拍摄10集电视剧《孟丽君》时，担任场务的四川打工仔小赵突然病倒，尽管剧组日夜不停在赶进度，但是爸爸听说后立即停下拍摄，派车送小赵去医院。小赵患的是胸腔囊肿，如不尽快治疗会有危险，爸爸当即联系到上海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病，还帮他解决了全部医疗费。病愈后的小赵干不了体力活，爸爸安排他管仓库，让他继续拿一份工资。这年春节，完全恢复健康的小赵回四川探亲，行前来向爸爸告别并表达感激之情，爸爸一边叮嘱他要注意身体少喝酒，一边摸出二百元钱塞进他手里。面对这位慈父般的大导演，小赵哽咽着说不出话来。1989年孙道临电影生涯40周年爸妈收入不多，但常常捐钱给受灾地区。陪伴妈妈十多年的朋友在妈妈去世后说出了一个秘密：她曾经陪妈妈去医院，捐钱救治了两名白血病患儿。妈妈不但不肯留下姓名，还叮嘱她不要告诉任何人。寒冬季节，妈妈怕门房师傅受冻，买了油汀给他们取暖。过年过节，妈妈总会送些油啊、糕点啊给物业员工，送八宝饭她要亲自去杏花楼买。爸爸的类似“小动作”则另有一功。寒冬溽暑，他只要看到挑担在街头卖花生、卖红薯、卖西瓜的小贩，就会多买一点甚至“一锅端”全都买下，好让他们早些回家。03一致的追求从小爸妈就叮嘱我两句话。一句是：“做人要善良真诚，对人要一视同仁。职业是不分贵贱的，只要是凭自己能力吃饭的，就应该得到尊重。”另一句是：“做事要认真勤奋，尽力做到自己的‘最好’，对社会就有贡献。”他们身教言传，始终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以认真专一的态度用心习艺，力求在银幕或舞台上的表演至臻完美。孙道临和女儿孙庆原每天，爸爸黎明即起，掐好时间舞剑、打拳、练声；妈妈也练完早功去上班。我和妈妈一起走在路上，跟她说话她有时毫无反应，不是陷入沉思，就是神神叨叨在背些什么，我就知道她又排新戏了。她还要我学她样，利用走路、乘车时间背单词。多少年来，爸爸和妈妈的演出很多很忙，吃晚饭时妈妈总不在家，演完戏回来我已经睡了；爸爸去外景地拍片刚回来，妈妈又去外地巡演了。节假日两人更忙着参加各种文艺演出，爸爸甚至连续9年没有和家人在一起过春节。在“孤独”中自己长大起来的我，也就很早养成了学习和生活比较自律的习惯。父女合影妈妈虽然没读几年书，但悟性特别高，又很勤奋。她说自己没有多少天分，“侥幸有所成就，无非是肯下笨功夫，一门心思做好一件事”。每演一出戏，她都要做仔细的案头准备，对人物性格的分析和表演技法的拿捏丝丝入扣。1980年代家庭照翻阅她一本本的“演出手记”，《红楼梦》是她花时间和心血最多、“学问”做得最深的一出戏。1959年越剧《红楼梦》进京演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引起首都文艺界轰动，时任文化部领导夏衍因为向他要《红楼梦》戏票的人太多，应接不暇只好躲了起来。后来全国红学家召开学术会议时，邀请“演活林黛玉”的妈妈参加，妈妈对黛玉的人物分析和见解，博得了专家们的交口赞誉。妈妈认为，自己性格与书中林黛玉差异很大，要演好曹公寄情最深的这位才女，光靠外在条件和表演技巧是不够的，必须走进人物内心。在通读三遍原著并看了许多《红楼梦》研究资料、确定林黛玉个性与感情的基调后，她反复咀嚼原著中所有与林黛玉有关的文字，体味黛玉因为“不放心”，在爱情发展不同阶段的心理挣扎和情绪变化。第一场“黛玉进府”，她设计的黛玉坐姿是半边臀部“粘”在凳子上，见人时慢慢起身相迎，以表现这位贵族小姐娴雅持重又忐忑拘谨的性格。1990年代家庭合影妈妈的戏迷有很多是她朋友，她们问她：为什么你在“焚稿”那场戏中没怎么流泪？她说：焚稿在原著里只有几句话，演员要给观众有“戏”可看，需要根据当时的情景“加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黛玉柔弱的身子与激愤的情绪形成强烈的反差，哀莫大于心死，“蜡炬成灰”泪已干。表演时须处理好“形”与“神”的矛盾统一，以浓墨重彩凸显黛玉决绝的心态与风骨，才能给观众心灵的震撼。每场演出之前，她都要看一遍林黛玉在全场戏中的情绪描述，全身心入戏后再化妆、登台。1994年10月，王文娟和女儿在德国上世纪80年代初公演的《孟丽君》也是妈妈喜欢的一出戏。因筹备过程很短，妈妈和剧组人员边演边改进，使这出老戏常演常新，成为越剧舞台上的经典。上海电视台请《孟丽君》剧组日夜赶工，仅用一个星期就完成了3集连续剧的拍摄，播出后收视率很高，许多原来不熟悉越剧的年轻人，就是看了这部电视剧以后爱上了越剧。追求完美的妈妈却不满意，说拍得太匆忙，应该把主要角色的个性“弄得”再丰满一点。对10集电视剧《孟丽君》她也有遗憾，一是由于拍摄经费不够，结尾部分仓促收场；二是为了“扮嫩”，整个脸部皮肤拉得很紧，很难用细微动人的表情揭示人物的情绪变化。1994年10月，王文娟和女儿女婿在德国爸爸对自己的创作也是一丝不苟，严谨得近乎苛刻。他从小饱读诗书，又在燕京汲取了“洋学问”，知识面很广，是妈妈身边的“活辞典”。妈妈笑他是“万宝全书独缺一只角——勿会敲榔头”。有一次妈妈要他修椅子，他拿着榔头狠命敲下去，钉子没有敲进去，椅子却被他砸坏了。正是因为“学问太多”，影片拍摄前他会研读更多的资料，握筹布画更加用心。特别是案头研究，妈妈说他天天“弄纸头”，一坐就是十几个钟头。1997年孙道临在南京路新华书店签名售书执导影片《詹天佑》时爸爸已年近八十。为了再现清末从保路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历史真实，他和编剧一起查阅了上千万字的史料，跑了京、广、川等几个省市请教诸多专家学者，还去成都走访詹天佑的孙辈。剧本创作历时六年、八易其稿；还带着主创人员沿当年詹天佑走过的路，去长城内外勘察，在山岭丘壑爬坡，一路和编剧细磨剧本。在八达岭选景时正逢寒潮袭来，回到住地爸爸几乎冻僵了，他没有马上回房取暖，而是抖抖颤颤在门口拨长途向妈妈报平安，因为回房打电话要花公家钱。在北京，他嫌招待所的早餐太贵，为节约出差开销，每天早起为大家买来路边小摊出炉的烧饼、豆汁。没想到吃了几天，别人没事，爸爸却闹肚子了，一天腹泻十多次，半夜送去医院吊针。腹泻刚止住，他不顾众人反对，立即随组出行。患有严重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耄耋老人，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没有因病耽误过进度，甚至去零下40

1927年，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值得警醒的年份。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让这个红色组织明白：在中国，没有自己的武装，就没有生存权。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于是，中共的“枪杆子”工作，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负责。周恩来在开展军事工作的同时，还秘密创建了情报保卫系统。毛泽东（右一）、周恩来（右三）、朱德（右二）等在陕北初创阶段即侦获重要情报新成立的中央军委机构精干，书记周恩来、秘书长王一飞、参谋长聂荣臻；机关驻地汉口余记里12号，三楼三底两厢的石库门式房子，组织科在楼下西厢，秘书处在楼上西厢，周恩来在楼上客堂办公；1927年5月成立的特务科就在隔壁的东厢，负责人为顾顺章。特务工作科下设四个股：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政治情报，了解敌人活动动向。负责人董醒吾外号董胖子，时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那时的情报工作好做，武汉政府汪精卫还在同共产党合作，连武汉公安局长都是共产党员吴德峰。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负责人李剑如。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被迫回国时，保卫股抽调30人护送，完成任务后就留在苏联学习保卫业务。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特殊工作，负责人李强，成员只有蔡飞、陈连生、王竹樵等几个人。这个行动组织曾经处死一名企图接近苏联顾问团的英国间谍，刺伤苏联顾问团内部的奸细尤金皮克。李强匪运股的任务是收编土匪武装，负责人胡孑。草创阶段的特务工作科工作十分活跃，侦获不少重要情报。小青年杨公素奉命外出侦察，证实夏斗寅部队正在宜昌调集兵力。这样，在5月17日夏斗寅发动宜昌叛变攻打武汉之前，共产党就提前做了准备。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7月14日汪精卫武汉分共，特务工作科都能及时拿到情报。特务工作科还在南昌起义中积极配合部队破坏粤汉铁路，把撤退回国的苏联顾问的枪支秘密送往叶挺任师长的二十四师。还通过商人搞了些金融投机，炒卖国库券、钞票、银元，为中央赚取秘密活动经费。

上海市区最后的古城墙在哪里？很多人可能说不上来。目前，市区仅存的两段古城墙，各不过30余米残垣。一处位于人民路露香园路口，另一处则是位于人民路大境路口的大境阁老城墙。大境阁老城墙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迄今为止已经历了460余年的沧桑，曾是明清“沪城八景”之一的“江皋霁雪”。如今，这里周围高楼林立，“江皋霁雪”之景已难觅影踪了，但老城厢的厚重历史依旧存留在曾经守护了一代又一代上海人的古老城墙潮湿的青苔间，那是上海历史的见证。大境阁老城墙“沪城八景”之“江皋霁雪”建于古城墙上的大境阁是明清“沪城八景”之一的“江皋霁雪”景点。由于城外是空旷田野，遇冬日雪至，放眼望去，是一片银装素裹的白色世界。上海竹枝词中有诗云：“昨夜天公剪鹅毛，北风吹散遍江皋。垆头买得双蒸酒，同上楼头劈蟹螯。”足见当年“江皋霁雪”的景况之盛。清末大境阁上海在元代建县，那时并未筑城，到了明朝，由于遭倭寇侵袭，于1553年仅花了3个月时间，赶筑了一座高达8米、长达4500米的环形城墙，堞（城墙上的齿状矮墙）的数量超过3600个。嗣后又在城墙上建箭台20座，北城有万军、制胜、振武、大境4座。箭台呈方形，凸出于城墙之外，战时供瞭望作战之用。随着倭寇平息，筑城时建在城墙上的箭台也失去了军事作用，逐渐废弃，移作他用。先是利用箭台旁的石阶步上城墙和箭台，登高望远。至明万历年间（1573—1620）废台改建为庙，上海县人集资在大境台上建造了一座关帝庙。初建时只有几间房，以大境阁为主体，内主祀关羽，两侧附设财神殿、月老殿，香火很旺。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和四十六年（1618）重修时，将城墙先后加高1.6米和1.3米。外有5330余米长的城壕（护城河），设有6座城门，东为朝宗，今称大东门；南名跨龙，今大南门；北叫晏海，今老北门；西称仪凤，今老西门；为通往黄浦江沿岸方便，又辟朝阳门，今小南门以及宝带门，今小东门。至嘉庆年间邑人再次集资，将原关帝庙拆除重建，于嘉庆二十年（1815）建造了一座3层庙宇式楼阁。它的东面有一大片空地（今白云观所在地），竹林、荷花池和菜田散落其间，一片田园风光。关帝庙是上海道教的重要宗教场所，因位于大境阁内，故又名大境道观。主建筑为3层关帝大殿，飞檐翘角、花格门窗，是当时上海县城最高和最壮观的建筑。大境道观今景关帝塑像位于2楼中间大殿，面西，朝向城外。2、3层设有供人行走的抱厦，并将一段明代城墙围于楼内。关帝殿前是一座古戏台，俗称打唱台，可演戏酬神。南首是财神殿，西侧是月老殿，故当时的大境道观又称“月下老人庙”。大境道观建成后，因其视野开阔，田园如画，故吸引了游人纷纷前往。王韬在

本文由方铿口述，何真整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指出：“11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的一次伟大而艰辛探索。”“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千秋！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名垂青史！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本文口述者方铿，其家族中有6人追随孙中山、黄兴等参加辛亥革命，被誉为“举族起义”。其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方声洞为方家七子（口述者的七叔），他在就义前写下了“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的绝笔书。从志士后裔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窥见，辛亥革命精神是如何像一粒火种那样，播撒在中华大地，点亮了中国走向民族复兴长路的开端......1933年或1934年，方家人的合影（后排右一为方声涛，前排左一为幼时方铿）我们方家在福州是个很大的家族。曾祖父有3个儿子，我祖父方家湜排行老二，他有4个儿子，7个女儿。这11个孩子及其配偶中有6人东渡日本，追随孙中山、黄兴等人参加革命。他们分别是：我的父亲方声涛、母亲郑孟勤，姑姑方君瑛、伯母曾醒（四叔方声濂遗孀）、七叔方声洞、七婶婶王颖（方声洞之妻）。留学日本的一大家子我的父亲方声涛幼年在天津学海军，17岁考取官费生后到日本去留学，入振武学校学习军事。这是一所专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的预科军事学校，后改名为成城学校，七叔方声洞去日本留学也是在这所学校就读。方声涛其时，沙俄不断增兵中国东北边境，东北的形势十分危急。父亲便呼吁留日中国学生报效祖国，奔赴东北抗御俄寇。此时，学生会派父亲作为代表回国联络，这是父亲留日后第一次回国。满清政府知道他的一些情况，见他回国便想要逮捕他。我祖父在当地有些地位，于是把事情摆平，父亲才得以平安。之后便在福建侯官学校任教，教习军事方面的课程，并且宣传革命思想。侯官学校有100多名学生，这些学生后来基本都参加了辛亥革命，在黄花岗72烈士中间也有这间学校的很多毕业生。1904年，父亲与母亲郑孟勤完婚。第二年，他带母亲返回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骑兵科，与当时留日的李烈钧、唐继尧来往密切。母亲则入东京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刺绣，和何香凝是同学。同年，父亲、母亲及叔叔方声洞、婶婶王颖、姑姑方君瑛、伯母曾醒（方声濂遗孀）等相继入会，成为同盟会的首批会员。方声洞与妻子王颖在日本时合影父亲从日本学成回国，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任教，因暗中发展同盟会会员，宣传革命思想，引起当局注意，为避免被捕而离职。此时，李根源、李烈钧等人正在昆明筹办陆军讲武堂，便邀请父亲赴云南陆军讲武堂任教。1909年8月15日，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成立，父亲出任丙班班主任。父亲在教导学生军事知识的同时，还在学生中广泛宣传反清革命思想，鼓励青年学子反清救国。当时丙班步兵科中有一名学生特别受到父亲的器重，此人便是朱德元帅。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

“江山就是人民

电影《流浪地球》中，为了延续人类的文明，科学家们在领航者号空间站储存了一亿颗基础农作物的种子，试图冲出太阳系寻找新家园。事实上，这样的“种子库”在地球上确实存在着，它们被称为“种质基因库”。在上海，就有这样一个“种质基因库”，各种种子被分装在无数容器中，上面明确标注着它们的“身份编码”。专业人员能够从“种子身份证”中轻松识别各种信息：比如它们来自何方、是何种类、有何特殊之处等等。到目前为止，上海种质基因库收集保存整理种质资源总数已超过22万份。电影《流浪地球》中保存种子的空间站成也“种质”，败也“种质”何谓“种质”？它们就是我们吃的所有农产品的最初源头。这些资源来自植物、畜禽、水生物以及微生物，是一个个物种的遗传信息载体。科学家们从这些资源

身为上海记忆的守护者，我们以不变的诚挚向人们讲述这座城市的点滴春秋，也以同样的热忱将它的今生故事记录存档，见证城市与时代的变迁。这里是上海市档案局（馆）政务新媒体平台。

民生连着民心

1945年9月2日，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现场的一位中国记者，在见证中国及其他反法西斯盟国接受日本投降仪式的全过程后，当即写下了一篇约4000字的新闻报道，并在《大公报》上发表，反响强烈，传颂一时，被称为“状元之作”。这就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知名长篇通讯《落日》，其作者是时年30岁的战地记者朱启平。2021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纪念日，重读《落日》这篇有代表性的“抗战”新闻报道（全文详见文末），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见证“落日”，守望和平，《落日》是值得被铭记的，而它的作者，也同样不会被人们忘却。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密苏里”号军舰上签字投降朱启平撰写并刊发于《大公报》的新闻报道《落日》医学生走上战地记者之路朱启平，原名朱祥麟，1915年11月生于上海。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弃医改读新闻，1940年秋加入重庆《大公报》。在学生时代，战争便给朱启平的生活投下了阴霾。1931年，日本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铁蹄肆虐，侵占我东北三省。他回忆说：“上小学，老师带着上街第一次参加政治游行，就是手执三角小旗，反对日本侵略，抵制日货。一九三一年上高中，劈头就来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亡。”1933年朱启平从南京金陵中学毕业，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医学预科。但日本侵略的魔爪此时已伸向了华北，“寇深矣。国亡无日，华北虽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北平学生以各种形式走出校门，深入民众宣传抗日救亡。朱启平也和同学们一起到包头西公旗宣传起了抗日救亡。1935年，朱启平（前排右三）与燕京同学在包头西公旗旗政府前合影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大游行，作为燕京大学游行队伍的领队之一，朱启平面对城墙上下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察，振臂高呼抗日口号。紧接着，他又作为北平学生代表南下，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抗日救亡，结果被军警押上火车送回了北平。医学预科学业繁重，为争取更多课余时间参加学生运动，激发更多的人们投入抗日斗争，朱启平毅然弃医改读新闻。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辗转流亡到重庆，以燕京大学学生学历借读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1940年大学毕业，任重庆《大公报》编辑和夜班编辑，旋即被派往昆明，采访新建滇缅路通车的新闻。朱启平（摄于1939年）在重庆《大公报》工作时，报社曾屡遭敌机轰炸，一次，一颗炸弹就在《大公报》编辑室外爆炸了。由于各报社都损失惨重，不得不停刊改出联合版，由《时事新报》编印，各报轮流派人编报。第一晚，轮到朱启平在小楼上编稿，楼下的院子里工兵在挖一颗入土而没有爆炸的炸弹。“要说心神安泰那是假的，但是前线将士浴血奋战，我们连承担一定风险也不愿吗？”“谁也没有把握炸弹一定不炸，然而编辑、排字等员工，个个都认真工作，敌机的残暴，不能使重庆无报！”为了抗战，人们同仇敌忾，毫不顾忌个人的安危！重庆《大公报》报社旧址朱启平曾赴鄂西战区采访，他目睹日军洗劫后的广大农村，横尸遍野，百姓无家可归，甚至以“观音土”充饥的悲惨景象。他愤怒地控诉道：“步行数百里内，几无人烟，时值溽暑，尸臭难当，熏人欲呕。沿途没有一所立着的房屋，没有一个水面干净而不残留血色的池塘，敌人杀我同胞往往把尸体往塘里扔。遇见一个活着的男人，撩起上衣，让我看敌人在他背上用刺刀捅的伤痕，诉说他如何死里逃生。他特别提到妇女的惨遇，无论老幼，悉遭强暴……到长江边，一座有城墙围绕的小城，可以看见其他三个城门，城里所有的房屋都已夷为平地。”目睹随处可见的日寇暴行、“三光”政策，朱启平更坚定了要用自己的笔将这一切记录下来、公之于众的决心。在墓穴中报道“血战钢锯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展迅速。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形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战略相持转为战略反攻。这时的朱启平，已从抗日的热血青年迅速成长为优秀的新闻记者。他以前瞻、敏锐的目光一直关注着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主动向报社领导胡政之建议：派记者到各大战区，亲临其境，向中国人民报道反法西斯战争实况以鼓舞广大群众抗战到底的决心。朱启平自荐去美国太平洋舰队当随军记者，临行前，他特地向父母辞行。尽管“去车站的路上，一步一回首，心如刀割，不知能否生还”。他，义无反顾地出发了！从重庆乘美国军用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途经印度的加尔各答、锡兰（今斯里兰卡）、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再经南太平洋诸岛到达关岛，开始了四年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随军记者的工作。抗战时期著名的“驼峰航线”，由于要飞越喜马拉雅山，因此相当危险。朱启平就是由这条航线，前往印度朱启平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重大历史责任，他曾说过，“对日寇的疯狂要有足够的估计，作为一个到美国舰队中当随军记者的中国人，自己的言行无可避免地随时随地被人认为是国家的代表，特别在生死关头上，我决心在采访任何战斗中不落在美国战友的后面。”“到战场采访，工作第一，生命第二。”“读者要知道的是战况，不是个人的洋相。”发自内心的话语，显示的正是前线将士为国家而战斗、为民族而奋勇直前的气魄和胆识。采访生涯中，朱启平曾多次亲历激战，在航空母舰“提康德罗加”号上，他与士兵们一起生活了三个多月，目睹战机从当时的新生事物航空母舰上起飞、出击、返航、降落，以及年轻战士奋不顾身英勇地与日本法西斯作战的情景。在太平洋战争后期，他坚持要“去看看敌人最后挣扎情况”。在冲绳岛遇日本“神风突击队”来袭，“子弹从我们身边一扫而过，着地时泥土腾起”。还有一次，坐吉普车去采访，离最前线只一百多码时，刚起身，右脚才落地，左脚还在车上，忽然听到身后噗哧一声，回头一看，一块比手掌长的炮弹片直插在座位上！“如果我晚起一两秒钟，炮弹片正好直贯胸腹。”冲绳战役期间，日本“神风突击队”驾驶飞机撞击美军战舰的瞬间朱启平同士兵们一起，经受了极其艰苦的战斗考验。夜晚卧伏在野地里，甚至在当地人的墓穴里，伴着罐罐枯骨，写战地通讯。而舍生忘死、深入前沿阵地，撰写的《鹰扬大海》《冲绳激战》《硫磺地狱》《塞班行》《琉球新面目》等多篇优秀战地通讯，篇篇生动写实、亲切感人，讴歌了年轻战士为正义而战的大无畏精神，愤怒控诉了日本法西斯的无比残暴，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士气。一定要写出中国人民的风格长期的战地记者岁月中朱启平目睹日本侵略军肆虐的暴行，经历了战火的洗礼。1945年9月2日，当日本法西斯向盟国投降，在东京湾美国旗舰“密苏里”号举行受降礼之时，各国记者云集，而朱启平作为中国少数有资格登舰现场采访的记者之一，也亲临这个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其心情诚如他在《追忆日本签字投降前后》一文中所说，当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时，“我既是高兴，又是反高潮的感觉。高兴，日本终于投降了，中国人民抗战八年，和盟国合力反攻，日本终以侵略者投降结束。反高潮，强烈的仇恨，使我一心准备也能够在日本本土上，亲眼看到日寇在中国的暴行应得的惩罚，向国内报道。”“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前来签字投降的日本代表。前排拄手杖者为重光葵，穿军装者为梅津美治郎当日本代表前来签字时，朱启平强压心头的愤懑，“重光葵，我认识他，他在上海虹口公园被朝鲜志士炸断一条腿，如今一瘸一拐走上前来。梅津美治郎，我更认识他，他当年不是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吗？和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的就是他。我不可能不分外眼红。你们这批杀害千百万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居然也有今天！”“想到世界各国有那么多记者在场，这篇文章一定要写好，而且要写出中国人民的风格来。受降仪式结束时，我一看手表九点十八分，九一八！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这一灵感使我捕捉住中华民族的感情，写了《落日》。”《落日》一文，刚直率真、文情并茂，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新闻报道中永垂史册的经典之作，被选为大学新闻系和中学语文课的教材。由于在二战中国际大局报道和对日作战报道的成就，朱启平被誉为“《大公报》继范长江之后的又一个杰出记者”。二战结束后，他被《大公报》派往纽约任驻美国及联合国记者，报道战后国际动向。此时他才新婚两个星期，携夫人孙探微乘一艘货轮赴旧金山，接着乘火车去纽约。在那里，他租下一间办公室，白天采访、写稿、发稿。晚上回家做家务，支持孙探微读硕士学位。后来又有了孩子，“夜间抱着孩子在屋里走来走去，度过了纽约多年来最热的夏天”，虽然累得精疲力竭，但一直坚持工作。这期间，他写的不少通讯刊登在《大公报》上，受到读者的欢迎，也得到领导的赞赏。如有关联合国开会、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报道，“观察深入，文字简练，生动，风趣，作为历史报道，数十年后，仍有很大的可读性。”有一次，在访苏的欢迎宴会上，周总理在发言中引用了中国记者的一篇通讯，说：“我们中国记者报道联合国大会开会时写道：西方代表的发言像杯清水，维辛斯基的发言像醇浓的伏特加。”这句话正是出自朱启平所写通讯《记联合国第二届大会》。硝烟中报道“抗美援朝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那时，朱启平和夫人完全可以选择继续在纽约工作，但他们决定：“要回祖国，为深受战争苦难的老百姓做力所能及的一切，在百废待兴的祖国建设中，投入自己的一份力量。”朱启平的两个弟弟在台湾的政界、商界均有一定地位，也曾劝他去台湾或留在香港工作，但他毅然选择了回到大陆，投身新中国的建设。1949年1月，他们一家到香港，朱启平随即被《大公报》派往上海，等待解放。8月，他返回香港，把全家人接到了北平，那时，战争还没结束。他们乘的船并没有正式的航线，沿海北上时还听到隆隆的炮声。船到大沽口，夫妇俩抱着双胞胎婴儿，手牵着两岁多的大儿子，乘骡子拉的平板车，在深夜雨中泥泞的路上艰难地来到塘沽。在北京安家后，朱启平立即投入创办《英文参考消息》的工作，将每天各大通讯社的英文发稿选编成册，以供有关部门及时了解世界大事、世界形势。那时的生活十分艰苦，他和夫人穿着发来的灰布制服，家庭成员每人只有相当于20斤小米价钱的生活费，基本上花费的是前几年的积蓄，“但因为干的是为祖国人民服务的工作”，他“总是全力以赴，以苦为乐”。朱启平在采访朝鲜板门店停战谈判时的留影1951年的一天，朱启平自愿报名，以香港《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赴朝鲜的记者团，采访在板门店举行的和平谈判。那时朝鲜战场“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在硝烟弥漫中采访，时刻都有被炸弹击中或被机枪扫射的危险，记者们都在赴朝时留下了遗嘱。而朱启平的夫人又恰好要生小儿子，他也无法回家，在朝鲜开城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关于停战谈判，朱启平写了三万多字的报道，这些呕心沥血之作，得到了老领导廖承志的夸奖。回京后，朱启平继续担任香港《大公报》驻北京记者，曾去东北、福建侨乡等地采访，以生动活泼、充满诗情画意的报道而著称。他精通英文，经常校阅和翻译外国电讯和评论文章，并在业余时间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如《天方夜谭》《孤筏重洋》《查利•卓别林》等。朱启平翻译的挪威探险家托尔·海雅达尔自述横渡太平洋历程的回忆录《孤筏重洋》真心实意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1978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在一次侨务会议上，廖承志对香港《大公报》负责人说：“把朱启平调回给你们，怎么样？”廖公还同时把朱启平的夫人孙探微调离《中国建设》杂志社，去香港《大公报》英文版工作。朱启平夫妇离京前，前去探望多年来对自己关怀备至的廖公。在病榻前，廖公语重心长地嘱咐道：“你们去香港工作、办报，不能搞极左。”朱启平到香港时已年过六旬，他被安排做夜班编辑，每晚步行至报社，一丝不苟地核对外电的译文，工作认真负责，很快担任了编辑部副主任。身在香港的朱启平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发展，他几乎每年回大陆。他的文章一如既往，期望祖国一天天繁荣富强。《朱启平新闻通讯选》朱启平肺腑坦诚，真心实意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上世纪80年代，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不承认日本的侵略暴行。朱启平亲身经历过艰苦惨烈的民族御侮战争，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他连续发表了三篇随想以及《“中日不再战”?》《血海深仇

在都市的角落里隐藏着许多历史的秘密，它们大隐于市，遮蔽锋芒，悄然躲在那里，只等待一双发现的眼睛，帮它们拂去时间的尘埃。上海就是这样一座充满着秘密的城市，她的一条条小马路、小弄堂，不显山、不露水，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中共地下党通常选择在此布局谋篇，或以创办经济金融实体为掩护集聚革命物资，或与进步银行家结成爱国统一战线，或组织手捧“金饭碗”的青年职员传播真理，激扬文字，留下了几多惊心动魄的红色金融故事。01俭德坊里竟藏着“密使一号”？愚园路1293弄俭德坊，狭长幽深，闹中取静。其中的一栋有围墙院子的三层西式小楼曾是同盟会元老何遂的住处。何遂的五个孩子中，有四个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利用父亲在国民党高层的特殊地位，开展地下工作，截取了国民党的大量秘密情报。愚园路1293弄俭德坊大门俭德坊2号同盟会元老何遂曾经的住处从日本投降到上海解放的五六个年头里，曾经担任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主任的张执一，一直潜伏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当国民党聚集大军企图进攻解放区之时，他领导的情报网络，向敌人提供了伪造的“新四军政治部秘密训令”，扰乱了美国政府的战略部署，为我军争取到大半年的休整时间。他安排情报人员打入敌人的心脏，又策反了国民党机要部门的成员，获取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计划、军事部署等重要军事情报，为共产党赢得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让人未曾想到的是，张执一在上海“隐迹潜踪”的同时，还着手创办了多家企业：大安保险公司、天一保险公司、东方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药房等等，以拓展业务为名，担负联络和掩护任务，并开辟了数条通往东北、胶东、苏北解放区的水路交通秘道，源源不断地向解放区输送干部、技术人员和电讯器材、药材、布匹等物资。1954年，张执一（中）与地下党战友在北京合影经过四处实地勘探，摇身成为“金融界大老板”的张执一看中了愚园路俭德坊的有利地理环境。他和中共上海局的领导人刘晓、刘长胜一起，假座锦江饭店宴请何遂。座上还有一位神秘客人，他就是被毛泽东称为“密使一号”的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其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参加了革命。一顿饭的工夫，众人便商定以吴家宅院为联络点传递机密情报，并作为党内人士会面、暂避之处。抗日时期，何遂曾把两个儿子托付给周恩来、董必武，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而三儿子何康则留在上海，担任党的地下经济机构瑞明企业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处理善后救济总署原本准备运往山东解放区的一批药品——由于内战爆发，数百箱紧缺药品滞留申城，寸步难行。张执一握筹布画，设法将这批物资转到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下，暂存在苏州河畔有“金融城堡”之称的四行仓库，而后将药品中的血浆、盘尼西林、消炎片、Neostin（治黑死病特效药）打成小包，由张执一通过秘密通道运往解放区。其他大宗药品等物资则在市场销售，所得款项兑成黄金，转充中共上海局的经费。抗战胜利时，何遂一家人在重庆的合影1949年3月初，“密使一号”吴石潜入俭德坊，送呈一组绝密情报，其中就有国民党军队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经张执一亲手送出，得到了三野参谋长张震的高度评价：“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及时雨啊！”在解放大军的炮火声中，吴石奉命离开上海，随国民党军队抵达海峡对岸，其间多次与中共华东局派遣的女情报员朱枫会晤，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可是，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保密局逮捕，吴石、朱枫等人喋血台北。临刑前，吴石高亢吟诵在狱中所作的一首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吴石全家合影02曲径通幽的郁家大院有何“玄机”？上海老城厢小南门内，有一条长500多米、富有明清建筑特色的乔家路，清末上海船王、钱业巨头郁泰峰的郁家大院，即在乔家路东端与巡道街交接处。进入大院，沿天井、大厅步入第二进内宅，有一处两层楼两厢房的建筑，就是当年名闻大江南北的“宜稼堂藏书楼”。郁家大院（摄于2019年）宜稼堂丛书郁泰峰是何身价？从其“郁半城”的外号便可知一二。其父郁馥山在申城经营沙船业赚取了“第一桶金”。他继承父业，以沙船业的同业组织——上海商船会馆为核心，大力拓展航线，形成南货北运、北货南运的繁荣局面，又涉足金融、文教、城建、商市以及慈善等领域，长袖善舞，八面玲珑。这时，郁家拥有近200条沙船和100余家钱庄、商号、典当等企业，堪称沪上首富。郁泰峰打理钱业的当口，还做过一件特别厉害的事情，他与同行合作制造机铸银圆，也叫银饼，分一两、半两两种规格，开创中国钱币史上商铸银币之先河。一两银饼实物乔家路77号郁家大院，这栋历经二百年风雨侵蚀的江南大宅，不仅保存了价值连城的古籍善本，还掩护过不少革命志士。郁家后人郁鸿治与民主人士、出版家邹韬奋是南洋大学（今交通大学）的同窗好友。邹韬奋起初在上海居无定所，长期住在郁家大院内。抗日战争前夕，邹韬奋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为躲避搜捕，他和夫人沈粹缜隐居在郁家大院，一边养病，一边为革命工作。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韬奋之子邹家华，也是在郁家大院出生的。走出深宅大院，邹韬奋接过了银行家王志莘传递的接力棒，当起了《生活》周刊的第二任主编。1926年邹韬奋与夫人结婚时留影郁氏钱业家族人丁兴旺，在沪上地位殊异，先后涌现出一批革命人士。“小字辈”中有一位郁鸿来，生于1924年，抗日战争引燃战火后，在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的启发下投身新四军。据《江淮报》记载：叶挺将军很赏识郁鸿来，替他改名郁红。皖南事变时因撤离较早，他免遭一劫，之后担任刘少奇机要秘书，1946年去东北参加土改运动。另一位郁氏后人郁钟瑞，1934年参军，1939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员。为避免牵连家庭，改名孙佃，负责新四军党刊编辑工作。同年，由党组织派往香港，在廖承志的领导下，主编《东江》《东惠》等杂志。当代著名学者、经济学理论家于光远，原名郁钟正，也是郁家后裔，参加革命后改了姓名。“九一八”事变后，于光远参加革命并入党，一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建设殚思竭虑，功绩显赫。上海职妇剧团公演后的全体合影，后排左一为茅丽瑛于光远的大妹郁钟馥，早年参加革命，“八一三”淞沪战争后，她加入由茅丽英任主席的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简称“职妇”）。巾帼志士们走上街头，开展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1939年12月12日，俱乐部在南京路劝业大楼召开音乐义卖活动筹备会，茅丽英遭暗伏的汪伪特务枪击。当时郁钟馥也在大楼内，震惊之余，迅速与同伴把茅丽英送入医院抢救。如今，郁家大院里仍珍藏着茅丽英牺牲时穿的蓝色毛衣。解放战争时期，郁家后人利用大院内部结构复杂、曲径通幽的特点，为中共地下党刻制、印刷红色宣传文件，助“星星之火”遍地燎原。03“范园”为何被称作“金融寒暑表”？“范园”，位于华山路1220弄，集聚着十数栋老洋房，史书记载，此处“树木郁蓊，芳草芊绵，高耸楼台，宛仿泰西风景”。1916年，沪上银行界联合抵制袁世凯的金融政策，“抗兑”斗争获得胜利后，银行家们觥筹交错之余，决计合伙购下这块地皮，共建别墅群，以示庆祝。范园里的老洋房说到这场“抗兑”风波，后来居住在“范园”18号的银行家张嘉璈不得不提。1916年5月12日，北洋政府为了解决自身的财政困难，宣布停止兑现中行、交行两行的纸币，瞬时引发社会恐慌。危急关头，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为确保银行信誉，在同业的配合支持下，坚持开门兑现以稳定民心，逐渐平息了风暴。同住“范园”18号的还有张嘉璈的胞妹张幼仪，她与诗人徐志摩离婚后投身实业，担纲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董事、副总经理十多年。除了金融“兄妹档”，分别居于“范园”2号、6号的则为一对堂兄弟：中孚银行总经理、中孚保险公司董事长孙仲立，上海阜丰面粉公司总经理孙伯群，两人互为参股，可谓当年横跨金融、实业两界的重要人物。抗战后期，孙伯群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交往甚密，地下党员徐明诚以“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名义，将秘密电台设在孙伯群家里。因党组织需要，孙伯群又从美国进口一部电台，捐给了“新亚通讯社”，红色电波从“范园”6号传送至革命根据地。范园6号与中国银行张嘉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并称上海滩银行界“三驾马车”的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住在“范园”8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申城市场萧条，银根骤紧，李铭主持建立上海银行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26家银行加盟，通过汇划拆放稳定并加强银行业之间的资金融通，担负起“银行的银行”的职能，公共租界内参加联合准备委员会的华资银行无一因战乱而倒闭。1940年3月，汪伪政府着手组建中央储备银行，周佛海派人拉拢收买李铭，具有民族气节的李铭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因此他成了日伪“黑名单”上的第一号人物。身处险恶环境，李铭只好秘密转移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李铭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职员证章昔日的“范园”，可谓金融巨头、实业大佬荟萃之地，其一举一动或许会牵动沪上金融行情，故坊间有“金融寒暑表”之谓。04公益坊内钱庄职员拿起“投枪匕首”上海北四川路海宁路附近，有一条远近闻名的弄堂，名叫公益坊。上世纪30年代，弄内16号为左联“水沫书店”所在地，也是“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的诞生地；弄内38号则设有大名鼎鼎的“南强书局”。据记载，中共髙级领导人陈赓与鲁迅先生曾在此地首次会面，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共地下组织成员和左翼作家在弄堂里进进出出，名字可写一长串：冯雪峰，廖沬沙，杜国痒，陈晓峰，冯铿，李达，吴黎平，施蛰存……公益坊大门1933年9月，有过钱庄工作经历的新文化运动骁将楼适夷在根据地下党指示，参加筹备世界反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反战大会期间，因暴露身份，在公益坊16号被捕。鲁迅先生得悉后，立马写信给友人辗转告知党组织：“适兄忽患大病，颇危，不能写信了。”当鲁迅从作家张天翼那里了解到楼适夷已押解南京，赶紧捎信给楼适夷在余姚老家的亲眷。同时，他还动员社会名士柳亚子、蔡元培和英国的马莱爵士向国民党政府抗议，竭尽所能开展营救活动。身陷囹圄，楼适夷傲雪欺霜，不屈不挠，拒绝“自新”“自首”，结果被判无期徒刑。他索性利用漫长的监狱生活，研读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又通过堂弟与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开列了一份书单，想方设法获取“精神食粮”。在狱中，他翻译了苏联作家高尔基的《在人间》《文学的修养》、法国作家斐烈普的《蒙派乃思的葡萄》、日本作家志贺直哉的《篝火》等数部作品，再寻找秘密渠道将译稿送至上海，交给鲁迅或亲友联络出版，直到1937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获释。鲁迅先生曾经“点赞”楼适夷的翻译文笔，称道他“没有翻译腔”。晚年楼适夷说起来，少年楼适夷曾在他父亲楼宗鉴任职的征祥钱庄学过生意。楼适夷出生在浙江余姚的一户耕读之家，清贫清苦不清闲。小学毕业后，14岁的他就被父亲带到上海滩，在钱庄里抄账本、打算盘、擦地板，脏活累活都要干。稍有空暇，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又受到“五四运动”的积极影响，幼小心灵埋下了革命的种子。1922年，楼宗鉴病逝。失去父亲的荫蔽之后，楼适夷连续“跳槽”换了多家钱庄和银行，但他并不甘于做一名按部就班、贪图安逸的银钱业小职员。面对跌宕起伏的时代风云，他展露出了更加远大的志向和抱负。谋生之余，楼适夷以“剑南”为笔名，给《申报自由谈》等媒体投稿，还同朋友一起创办了杂文小报《嫩绿》，针砭时弊，挥斥方遒，为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的狂飙运动鼓与呼。其间，他结识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地下党员陈云，时常受到教导，思想日趋进步。鲁迅与楼适夷分别翻译的高尔基选集中的《俄罗斯的童话》《意大利童话》终于，楼适夷脱去了钱庄职业装，一面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一面办刊物、写文章，还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成为左翼文学团体“太阳社”的重要成员。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受党组织派遣由上海返回余姚传播革命火种。他着手组建了中共余姚支部，并担任书记，以楼家为秘密活动据点，联络诸多革命志士，奔波于上海和余姚之间“蓄势待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过两年日本留学，楼适夷重回黄浦江畔，在“左联”会场、在大陆新村、在内山书店，他同鲁迅先生的交往与日俱增。在鲁迅的积极推荐下，楼适夷担纲《前哨》的“文学导报”和“文艺新闻”两个栏目的编辑，以散文、小说等形式载体揭露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号召百姓联合起来勇于抗争。当郁达夫在印尼被日本宪兵枪杀后，他率先在延安地区的报纸上发表《忆达夫》一文，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前哨》第一卷第一期抗日战争时期，楼适夷在香港、上海等地协助茅盾编辑《文艺阵地》。之后，他往返于余姚实获中学、上海储能中学，以教育工作为掩护，从事抗日斗争。楼适夷在《四明山杂记》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文化方面，报纸归党的区委宣传部直接领导。搞刊物没有条件，我们就搞了地方戏剧，地方戏剧就是越剧，民间叫"的笃班"，影响很大。一个社教队，招了民间艺人演传统戏，自编抗日新戏。文学还谈不上，我在教育方面管了这么件事：那时小学教科书不能用汉奸编的，我们就自己动手编，招刻字匠刻板，我主持了这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楼适夷先后担任几家文学类出版社的负责人，荣获了“彩虹翻译奖”。他忘不了克勤克俭的钱庄岁月，忘不了烽火连天的激荡年华，谦逊地说自己只是一个“大时代的小人物”。杂志编辑：徐烜新媒体编辑：陆闻天排版：安熙坤本刊稿件均为原创，未经授权，请勿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档案春秋”微信号欢迎分享至朋友圈好文推荐天地冷暖、人间烟火：一位“五角场人”的情感记忆“英雄”夫妻：与《觉醒年代》何孟雄共同书写革命传奇的，其实是她...政务速递学深悟透践行：市档案局（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翰墨连中日，抗疫同风雨：村山富市、张国恩书画作品入藏上海市档案馆扫码关注我们聚焦城市记忆、留存城市发展、传承城市历史。我们架起档案为民服务的桥梁，讲述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滋养下生生不息的上海故事。这里是上海市档案局（馆）政务微信平台。我知道你在看哟

身为上海记忆的守护者，我们以不变的诚挚向人们讲述这座城市的点滴春秋，也以同样的热忱将它的今生故事记录存档，见证城市与时代的变迁。这里是上海市档案局（馆）政务新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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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是上海解放纪念日。1949年5月25日凌晨，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解放。清晨6时05分，“大上海解放了”的声音通过电波回响在上海天空，这是关于上海解放最早的新闻报道。5月27日，上海国民党守城部队投降，上海正式宣告解放。晚上7时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第一次从大西路7号发出，向全市人民广播。72年过去了，欣逢建党百年盛事，作者有幸曾拜访三位从解放战争硝烟中走来的广播老前辈，重温上海人民广播诞生的艰辛历程，让人感慨万千，倍觉振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旧址1998年，我被调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持工作后，曾先后拜访过三位从解放战争硝烟中走来的广播老前辈。一位是率先写下宣告“大上海解放了”23字新闻的原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党委书记、局长邹凡扬；另外两位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周新武和他的妻子、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任播音组组长夏之平。谈笑间，三位慈祥的老人显现出一种非凡的气质，他们炯炯的眼神和睿智的言语令我难忘。后来，我在组织老广播人“口述历史”，编辑有关文集时，有幸再次聆听、阅读了他们讲述的“新闻生涯中印象最深刻、最难忘的故事”，深深感动、由衷敬佩。今天，欣逢建党百年盛事，重温上海人民广播诞生的艰辛历程，真是感慨万千，倍觉振奋。#01宣告上海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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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村、五一大楼，劳动街、劳动路……上海这些地名很“五一”……五一小长假即将来临，我们整理了一些上海与“五一劳动节”相关的地名，希望能为大家开启精彩有趣的“红五月”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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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新局”等方面，深入浅出讲解了党的创建历史，诠释了党在创建过程中初心的确立，启迪党员干部准确把握唯物主义史观，深化对党史的理解，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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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会议，在7月23日午后3时。出席者15人，其中各地党组织代表13人，国际代表2人。会议一开始就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诞生，随后商定了会期、日程和工作班子。国际代表马林发表了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