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也看到了这条新闻：几条高铁的票价即将上浮约20%。自2021年京沪高铁提价10.7%以来，这是国内高铁票价调整力度最大的一次。问题是，这意味着什么？耐人寻味的是，上“百度热搜”的不是这一新闻本身，而是“专家称高铁涨价是必要的”：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解读称，如今大规模公共投资已不再可行，因此，“对于已有的公共事业，提高其服务价格是必要的”。去年6月，兴业银行的经济学家鲁政委也曾提出必须及时推动公用事业的改革，特别是，很多地方水电煤气费、公共交通费用，已经10年没涨价了，适度提高价格，至少可以减轻财政负担，只要将涨价“控制在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这样的涨价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你留意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基本生活成本的上涨已经开始了：2023年11月，部分地区宣布峰时电价上涨50-80%；也是在去年底，上海城投集团下属的浦东水务宣布自2024年元旦起，上海各区水价陆续宣布上涨了，以浦东新区为例，三个阶段的水价分别上涨20.17%、22.1%、52.87%。上海水费上涨时，“城事堂堂主”在一篇《澡都洗不起了：上海自来水涨价20%起，背后释放了什么信号？》中就揣测：“既然说了水价、电价，那么燃气价呢？2024年会不会也发生一些变化？”他似乎猜对了：三四个月后，重庆、成都的燃气抄表事件，虽然事后解释说是技术失误，但许多居民确实蹊跷地发现自家的燃气费突然异常飙高了，只不过蹊跷归蹊跷，普通百姓就算不相信官方解释，还能怎样？我猜想，这一切不大可能只是巧合，而是一个已经开始的“温水煮青蛙”过程：水、电、煤气、交通费等居民生活的基本开支，都会逐渐上涨。虽然这看起来东鳞西爪，但将这些碎片拼接起来，就能看到不一样的画面。在解决财政危机时，国家通过垄断生活必需品的定价权，从中隐蔽地抽税，这是中国的传统艺能。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古代的盐政，国家垄断专卖，价格很高，但你不买不行，私自贩卖都是非法行为，只有铤而走险的盐枭才敢。盐是每家每户都要吃的，看着单价也不多贵，但因为消费量巨大，最终还是非常可观。梁庚尧在《南宋盐榷：食盐产销与政府控制》中指出，“政府经由对产销过程的控制，以提高盐价的方式，从盐榷中取得了丰厚的利源，用以支持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这是历代的常规做法：食盐是南宋时期重要的商品，盐利则是南宋政府十分重要的收入。南宋政府取得这项收入，来自对于此一商品的专卖，此即当时所称的“盐榷”，从生产到运销，都由政府控制。在完全掌控产销过程的情况下，政府以高出成本甚多的价格出售食盐，取得了丰厚的利润，成为所倚仗的财源。所以能够如此，在于食盐产地有限，有限的产地却又能产出丰富的产品，而食盐是民生必需品，消费人口众多，政府因而谋求用独占的方式，获取利源。在盐榷制度之下，消费者没多少选择，他们“必须买贵盐食用，或是遭受抑配，甚至在配销的情况下缴钱而无盐可领”，但他们至少还有一项选择，就是购买私盐——虽然那是非法的，但私盐价廉物美，还是能满足一部分需求。当下的水电煤气、公共交通和古代的盐是同一个道理：官方垄断所有环节，又是百姓日常必用。如果说和古代有什么不一样，那或许是：古人还能买私盐或甚至不买盐（辣椒的兴起，最初就是西南山区的穷人代盐的），但你现在更没得选择——你饭可以不吃，却不能不用水、不用电。之所以此时此刻齐刷刷地上调这些生活成本，恐怕也不是偶然的。这方面大概很难找到什么明确的指令，我也只能提供一个思路：三年防疫下来，各地财政已经出现了大窟窿，而楼市的暴雷又摧毁了土地财政这根支柱，且不说原本对公用事业的补贴难以为继，还有什么比公用事业更现成的收入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怪，各地都纷纷在这些上面想办法，或明或暗地这里调一点，那里涨几分。理论上说，要涨价既不需要听证会，更不需要走什么流程，唯一的阻力，不过是顾忌一点老百姓的反应，要尽量将这种不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割肉的时候不能割得太痛了，但割还是要割的。要让人尽量无痛地接受，最好悄悄地进行，但有时则需要有人站出来论证，这种调整是必要的、甚至早该如此了。不管怎样你都得接受，无非是需要一个让自己宽心的理由，是吧？按经济学的常理推断，这些生活基本成本的上涨，会带动物价全面上涨，因为这牵涉到所有人，谁不想把这些赚回来？尽管这难免让一些人承受经济压力，但从大局上来说，温和的通胀却可能带来更漂亮的经济数字。更何况，这还能化解房价问题：如果物价上涨一倍，而房价不变乃至下跌，那么到那时，现在看起来很高的房价也就显得没那么高了。当然，所有这些都只是我的推测，我也并不希望这是真的，毕竟我还想让自己手头的钱更经花一点。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这一天到来，你我做好准备了吗？

莫言日前，因举报、攻击作家莫言而一举成名的网民毛星火，得到正式答复：他对莫言的公益诉讼，将不被受理。他说，尊重相关部门的决定，但会继续起诉莫言。不少人将他视为一个小丑，但是当然，他自我标榜为一个“说真话”并因此遭到不公平对待的人——并不奇怪，这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一：加害者往往自视为受害者，因为这样才能占据更多道德资源。在这件事上，值得重视的当然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莫言的沉默。这位当代著名作家，2012年获得诺贝尔奖时曾被官媒盛赞“以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气魄走向世界”，时隔不过十年，就被无数网民指控“通过写作抹黑中国”，近一年来甚至有很多人制作视频、写文章专门分析为什么他是汉奸，而对此，他一直保持了不同寻常的沉默。固然，但凡了解一点当下的舆论环境就可知，沉默可能是他最恰当的回应了，毕竟在这个问题就像泥淖，做任何挣扎都注定凶险无比。不过，沉默有时是最高的不屑，有时却是无力的象征，他这样又算是什么呢？大概是“为了避免更多麻烦的忍让”？这和自由批评是不一样的。当你的权利有足够坚实保障时，对这些喧嚣确实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因为那威胁不到你。1931年2月9日，福克纳发表《圣殿》。评论家们摆出一副恼怒、憎恶、惊愕的姿态，对写作技巧一笔带过，大评特评福克纳对暴力和性变态的迷恋。不出几周，买《圣殿》的人比《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加在一起的人数还要多。4月底，销售量超过福克纳以前所有小说的总和。在自由选择的市场机制下，这种批评的效果堪比广告。1960年代，美国庸俗色情小说家Jacqueline

农夫山泉“茶Π”的风波，乍看起来相当莫名：这个创立于2016年的茶饮料品牌，日前突然被捕风捉影地指控与日本元素有关。在一波网上舆论轰炸之后，一些原本不关心政治的围观群众，也开始将信将疑“农夫山泉是不是真有点什么问题”。当然，所有这些指控，都是在“反日”的大义名分之下进行的，然而之所以在此时爆出此事，起因却毫无关系。2月25日哇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去世，3月3日农夫山泉官方微博发布了《钟睒睒：我与宗老二三事》这篇悼文，尽管这位农夫山泉创始人在文中再三表达对宗老的崇敬之情，但文中的一些细节在网上却被理解为是在“背刺”对方，招致了广泛的不满。自发的报复就此展开：在诛心的道德审判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寻找罪名，结果就是找到了“茶Π与日本元素有关”这一条，如获至宝。经此一番围剿，农夫山泉销量暴跌。事情到这一步，胡锡进都看不下去，然而他站出来说了几句话，结果就是他也快被打成汉奸了。类似这样的事，之前也有过。2022年10月，李宁推出的新款冬装系列的帽垂设计被指与侵华日军的军帽相似，引发轰动全网的“大佐帽事件”。财经专栏作家关不羽说，这事原本不合常理：其实，帽垂是古今中外很常见的服饰配件，甚至侵华日军的帽垂也是抄欧洲军服的作业。而且，李宁运动服饰是知名的国货品牌，李宁本人更是国民英雄级的体坛明星，有理由刻意模仿侵华日军的服饰吗？刻意模仿日军服饰，仅仅为了极端小众的“精日”，哪有这样做生意的？“大佐帽事件”于情于理都是荒谬异常的无厘头，却在大规模炒作中成了负面舆情的腥风血雨，进而重创了李宁运动品牌。半年间销量大减、门店大量关闭，市值缩水1500亿元，元气大伤。不过，“大佐帽事件”或许还有不少人真心怀疑，现在的“茶Π事件”则是“先射箭再画靶”，是为了批倒搞臭才去罗织罪名。关键的差别就在这里：“反日”已经成为道德审判的一件利器，内心涌动着不满情绪的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可以无所顾忌地释放自己的攻击欲，还占据着道德高地，那实在太爽了。我们这个社会，是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自甲午战争以来，“反日”原本是民族国家成形的一副催化剂，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得以在“救亡图存”的危机感之下凝聚起来，对挫败侵略者的企图也无疑有正面作用。到了和平年代，只要这一历史记忆被唤起，至少一度矛头总是指向日本（更具体地说，通常是日企）在华利益。然而，近些年来，反日已经不是在“反日”，对日本往往谈不上有何实质性的伤害，倒是异化为一种内部清洗、道德审判的手段。也就是说，这和现实中的“日本”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倒不如说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从本质上说，当下的“反日”更接近于猎巫：一些人深信魔鬼的存在，且认定自己所在群体中潜藏着一些坏人，勾结魔鬼，意图不利于“我们”。为此，就得通过蛛丝马迹挖出他们与魔鬼往来的“证据”，加以审讯。从本质上说，这其实是不需要证据的，因为真正重要的是清除异己的那种非理性冲动。固然有的人会对那些“证据”信以为真，但越到后来，人们越是未必真的相信这些证据，只不过以此为名义来打击那些自己讨厌的异类，实在格外好用，以至于很难克制住这种诱惑。当下出现的正是这一幕，不难看出，关键点也不在日本本身，而是一个不断自我净化的社区需要一个外部敌人投射。这个焦虑的道德共同体内部有一种强烈的自发冲动，想要将一切遭到“污染”的杂质都清除出去。在这背后，是一种对“污染”的恐慌：为了保持共同体的纯洁性，保护集体赖以存续的秩序，必须不断挖出隐藏在内部的敌人，当然也包括确保每个人思想的绝对正确性。从根本上来说，这原本是一种人们在感到秩序受威胁时的激进保守反应。正如《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所言，该运动“志向于重建秩序，通过将‘污染’源教堂教民排除出去而使区域社会在空间上得到‘圣化’”。此后，这一幕一再重演，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反对“精神污染”都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然而每一次到最后都会出现这样的异化——“连什么是精神污染都没搞清楚，就在那里清除精神污染”。对这种非理性冲动，有什么应对办法吗？很遗憾，从历史上来看，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理性之光就算能照亮，往往也是在在漫长的时间里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即便如此，最后的转折往往也只是因为这种自我净化过于极端，最终耗尽了自身的能量，走向了反面。在美国民间，长久以来流传一个阴谋论：宝洁标志上老人的卷须隐含着666这一敌基督的数字，怀疑该公司秘密将所获利润交给一个撒旦崇拜的地下组织。虽然这看起来荒诞不经，但足够让宝洁在许多年里深受困扰，最后为了平息争议，不得不更改标志。西方的猎巫和清代的“叫魂”案，也都具有同样的内在动力：一个涌动着诸多不满、被内部撕裂所困扰的社会，在恐慌中试图找出威胁自身的内部敌人，重建秩序，然而这种冲动反过来造成了更大恐慌，直到人们意识到它已经适得其反。这一次恐怕也是如此。仔细看下就会发现，舆论场上最有效的批驳不是正面讨论（因为那种阴谋论是无法被说服的），而是归谬法：将对方的逻辑推到极致，最终你都搞不清楚那是“高级黑”还是“低级红”了。像这样的梗，使得整个事件向着荒谬的方向发展，因为照这样，几乎生活中的任何红点都可以说成跟日本有关，而唯恐避之不及。当然，推到这样的地步，恐怕也没什么人会当真，但仅仅如此，并不足以踩刹车。因为那些相信阴谋论的人，有一个简单的办法维护自己的信念：那是两回事。瓶盖、按钮、红细胞的红点或许和日本无关，但他仍坚信“茶Π”的日本元素并非巧合，而是阴谋的明证。实际上，只要坚持抱有这种信念，他们是不可说服的。到头来，能被归谬法打动的，通常是原本就不相信阴谋论的那部分人。更关键的是，这种归谬法只能是被动反应，而每一次这样的浪潮掀起，都是那些阴谋论的信奉者采取主动：他们设定了议程，占据着道德高地，发起了攻击，即便这一次暂时退潮，下次又会卷土重来。你或许觉得他们是在胡搅蛮缠，但现实中这却能真真切切造成伤害，没办法讲理。李宁在“大佐帽事件”中莫名其妙损失1500亿，就是前车之鉴；而这一次，时过境迁之后，很多围观群众恐怕根本不记得“茶Π事件”的起因是因为对农夫山泉创始人进行道德审判而罗织的罪名，只会觉得“我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但记得这家企业好像和日本有点不清不楚的关系”。可想而知，对企业乃至所有人来说，这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风险。法治化固然重要，但那也无法让人起诉所有网上攻击生事者，如果你惹不起，那就只能强化自我审查，小心翼翼地活着，让自己最好一举一动都正确到挑不出毛病，而这，或许就是他们的目的。是不是看起来令人绝望？如果单就这个问题本身而言，确实很难因应，然而正因此，我们有必要超越这一问题，发现其背后的动力机制：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风波，是因为我们这个转型期的社会涌动着一股狭隘化、封闭化的思潮，那些面对社会变动不知所措的人们，本能将拥抱秩序作为出路，并从道德审判中获得力量感。但那并不是真正的出路，更不能解决个人在现实中的挫败感。我知道那样的自启蒙将是漫长的荆棘路，但这就是必经之路，我们需要有耐心，才能看见希望。相关阅读：对《新华字典》的攻击是个危险的征兆“境外势力”的幻影外面有多危险？狂热认同的社会根源阴谋论的土壤共济会与阴谋论盛世的暗面

江西新余火灾已造成39人遇难、9人受伤，起火原因也已初步查明：地下室冷库装修，施工人员违规动火，保温棉等易燃物品着火，火势迅速通过楼道上涌，波及一楼网吧、二楼培训机构和宾馆，酿成惨剧。问题是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因为着火点恰好把一楼通道堵住，而二楼教培机构出入口的窄门又仅容一人能过，这就使得逃生变得困难重重。死者大多都是在二楼培训机构准备“专升本”考试的学生，他们之所以寒窗苦读，当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绝对想不到自己的生命会以这种方式戛然而止。对于这样没来由降临到头上的厄运，而脆弱的普通人只求避开它。事发后，网上不乏有人说：“突然觉得孩子念不念书、上不上进都无所谓了，只要平平安安的就行！”我能理解这样的反应，多年前，有朋友和我说起一件事：他的一位同事，出身贵州山村，靠着自己努力，一路考入名校、海外留学归来，进入上海外企工作之后也表现优异，谁能想到，有一天过马路时被车撞死。在他的追悼会上，很多人想到他这短暂的一生，都觉“看开了”，什么事业、抱负，都是虚空。然而，这么想，无论怎样，潜意识里其实是将灾难看作是“天灾”，仿佛那是不得不接受的“命运”，而不是一个有待着手应对的“问题”。有的人倒是想到了去解决问题，然而他们仍顺着原有的逻辑，似乎火灾的发生是不可抗力的厄运，需要反思、追责的不是火灾的起因，而是那些不幸遇难的人为什么恰好出现在那里。这样一来，火就烧到了培训机构头上：他们不该“总想着赚孩子们的钱了”，仿佛这些机构如果没学生，也就不会有人葬身火海。那要是二楼碰巧是餐馆呢？叫大家都不要去那吃饭吗？另一种相当主流的意见，则主张要进一步严格落实消防安全措施，“压实一岗双责安全责任制”，消除隐患，让人不敢犯错。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新余市教育局局长曾先锋说，这两天已对全市所有教育机构，尤其是寄宿学校进行消防隐患排查，并要求全市所有校外培训机构暂停培训活动，深入开展消防安全整治。同时，全面加强日常监管，尤其是加强对各级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最大限度消除火灾风险。这有效吗？也许吧。但坦白说，我的第一反应是：早干嘛去了？出事的培训机构确实原本就有消防隐患，但这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了，为什么事先没查出来？现在头痛医头，但有这样隐患的，难道就只是培教培机构吗？总不成下次餐馆失火，再整顿一下餐饮行业？肯定有人说，从严整治总是没错的。然而，这就要谈到另一个问题：国内的消防安全难道还不够严格吗？如果你要开店，消防几乎是最难打交道的部门，只要拿“消防安全”一卡，管你是什么店，你就开不了。早就听人说，只要消防这边不过关，就连政府部门都拿它没办法，因为它属于武警。现在，它已改隶属于应急管理部下设的国家消防局，不再是部队管理。应该说，机构改革之后，消防员的日子也不好过了，以前还有消防员退伍转业，现在离职之后不管了，部门权力也缩小，建设项目的消防审批权和验收划给住建部门了，目前只有消防执法，然而消防应急系统的责任更重了。在2018年之后招进来的消防员，基本上都是没编制的合同工，只有极少数有公务员或事业编制。就算有内部关系，现在进入消防部门也必须参加公务员考试，消防队和城管其实在性质上已经没有本质差别：少数领导干部有编，多数在一线干事的都是没编制的。尽管如此，“高标准立法，选择性执法”在国内是普遍现象，而高标准就能拿捏你，这在卫生、消防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对任何一家想实体经营的店铺来说，理论上来说都必须过消防安全这一关。既然标准如此严格，那应该万无一失，为什么还会出事呢？原因很简单：如果非常严格，那么执行管控的部门就很自然有了巨大的权力，如果你关系不到位，就办不下来消防安全证，拖你三个月，就问你怕不怕？有一位民企老板和我说过，他当初就吃了这个亏，后来被人点拨，按消防队指定的单位采购器材，就“合格”了。金庸小说《鹿鼎记》第十三回所刻画的门道，是中国人向来就懂的：韦小宝脸色一沉，喝道：“老钱，你这太也不成话了！我吩咐你抬几口好猪来，却用这般又瘦又干、生过十七八胎的老母猪来敷衍老子，你……你……他妈的，你这碗饭还想吃不吃哪？”他骂一句，钱老板惶惶恐恐的躬身应一声：“是！”御膳房众太监见钱老板所抬来的，实在是两口肥壮大猪，但挑剔送来的货物不妥，原是御膳房管事太监捞油水的不二法门，任你送来的牛羊鸡鸭绝顶上等，在管事太监口中，也变成了连施舍叫化子也没人要的臭货贱货。只有送货人银子一包包的递上来，臭贱之物才摇身一变，变成了可入皇帝、皇后之口的精品。众太监听韦小宝这等说，心下雪亮，跟着连声吆喝：“撵出去！这两口发臭的烂猪，只好丢在菜地里当肥料。”我当然不是说，这些监管部门都有权力寻租行为，只是指出这么一点：如果没有透明公开的流程和法治，那么“从严监管”的结果就是增加了权力寻租的机会，却并不能避免灾难重演。不仅如此，一旦发生什么事，老百姓的第一反应也很少会想到之前监管不力，而是首先认定遭殃的单位“肯定有问题”——就像这次把气撒在培训机构身上，要么责怪它门太窄了不好逃生，要么觉得它本来就该关掉。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出了事，人们只会吁求更严的监管，监管机构不仅免责，还被赋予更大权力，与它打交道可能会变得更难，但消防隐患却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直到下一次爆出问题。为什么灾难一再重演？你说呢？

1月19日深夜10点，河南南阳一所私立小学砚山铺村英才学校的男生宿舍起火。一小时后，本地消防救援大队在接到火警后出警，38分钟后扑灭现场明火，然而此时，全宿舍总共14个孩子，已有13人葬身火海，1人重伤，年龄都只有9岁左右。火灾的起因，据说是宿舍里电暖器短路引发失火，但起火时孩子们应该也还未沉睡，难道没人能及时发现、组织逃离吗？据一位逃生的女生说，宿舍也有老师同住，考虑到学生起夜上厕所，宿舍不会锁门。《环球时报》根据当地消防队的官方说法，死难学生“在各自床上呈躺睡状态”，似乎走得很平静。然而，正如有人分析质疑的，“13个孩子‘步调一致’，竟然全无察觉和反应，整整齐齐在床上‘躺平’，连短暂的挣扎都似未发生。这更像三流的蹩脚编剧笔下的剧情。”据《扬子晚报》报道，有该校毕业生透露，“在学生晚上睡觉期间，宿舍是被锁起来的”。《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也有知情人士透露，当时“有学生在窗户防盗网下侧打开了一个小口，从此口跳楼逃生”。这意味着孩子们并非在熟睡中毫无知觉。说实话，我更相信后一种说法。如果对这个系统稍有了解，你就会明白，在校生要讲真话，面临的压力比已毕业的学生大多了。不仅如此，火灾发生时，当地商户也说听到孩子们哭喊：“妈妈，救救我……”也就是说，他们察觉到了火情，但受困无法逃离，是被活活烧死的——烧得如此惨烈，以至于他们的父母得做DNA鉴定，才能分辨出哪一个是自家孩子。虽然调查结果尚未出来，但从种种迹象来看，极有可能，那13个孩子之所以葬身火海，是因为起火后无法逃生：窗户防盗网焊死，宿舍门也被反锁，应急通道也就无从谈起，他们无路可逃。此时说什么“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都是不着边际的胡话，对那13个家庭来说，这就是天塌了。他们需要的不是廉价的感叹，而是严厉的追责和深入的反思。我知道，谈到“追责”，人们的思路大抵就是针对这一具体个案的当事人而言，那无疑是直接责任人，但要避免悲剧重演，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因为导致这一悲剧发生的根源，并不只是少数人的一时疏忽，而是社会运行中的一套隐蔽的机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悲剧？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制度安排就是这样：一方面，权力自认对所有这些孩子负有无限责任，不容出任何差池；但另一方面，这又会造成管理上的棘手问题，于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很自然地就想把孩子们都关起来。然而，当内部出现火灾时，保护人的铁屋顿时就成了致人死命的牢笼。乍看起来，这只要管理者稍具责任心，就完全能够避免，然而这实际上却很难，理由很简单：在这里，权力和责任完全不对等。孩子们没有逃生通道，窗户是铁栅栏，宿舍门就算没被锁也很窄小……这些在事后看来都显而易见地致命，但这不是疏忽，而是管理上的必然结果，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方便管理——只要堵住一扇窄门、一把锁，就足以让十几个好动的孩子不至于晚上出去闹事、玩耍、夜不归宿。多年前，我有一次去郑州，走了一路，有点内急，旁边刚好有间公厕，但过去一看，却被挡在门外。因为那是晚饭时间，公厕管理员把门一锁，自己去吃饭了。这是我头一回遇到这样的事，但一问本地朋友，他们好像见多不怪了。细想来，这倒也是个公共管理上的有趣问题：对这个公厕管理者来说，似乎压根没想到公共服务最重要的是开放性和便利性，而是把这看作一个不可损坏的公共财物，在管理上他只图自己方便——既然离开了，就把它锁起来。这当然也不仅河南如此。有一位建筑设计师曾不无沮丧地跟我说，他们团队在上海设计建造的一座新潮建筑，规划好的是八个门，然而落成使用后，就被堵得只剩一个门出入，哪怕他们再三致函去抗议，都石沉大海。她抱怨这是“土包子式管理”，但为什么？因为这样“方便管理”。确切地说，这并不只是“土包子”的做法，而深植于中国文化的基底之中。在我们的文化意象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理想型就是“壶型宇宙”，想想看，桃花源的入口也是“初极狭，才通人”。别说是村落，就是国家也一样，在洋人的大炮轰开国门之前，就只有广州一口与外界交流，因为这样最有利于掌控。不管怎样，这套秩序安排，哪怕经历了风吹雨打，至今仍牢不可破，即便不算多欢迎，至少也被无数人默默接受——有些人甚至意识不到这是限制，而欣然接受为一种保护。然而，正如火灾的悲剧所表明的，这样“方便管理”并不伴随着相应的高度责任心。那个权力只是随随便便交给了一个敷衍了事的宿舍管理员，而宿舍管理员恐怕没想过那么多孩子是把性命交托在自己手里，他拥有了那个权力，然后把钥匙往腰间一挂，自己呼呼大睡去了。你以为他们会认真对待，但他们其实是个草台班子。现在死了13个孩子，势必有人会追问：“出了事谁负责？”此时就会出现一个我们熟悉的场景：此前拥有无限权力的人，真有事了却不肯承担无限责任。可想而知，所有人都会想办法淡化、撇清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仅仅在个案中追责不能真正有所改变，因为类似的戏码已经上演太多次了，然而每次只是惩处了几个人了事，结构本身丝毫不受触动。实际上，这次也已经看到了类似的迹象：火灾之后当地首先做的，是消防知识演练。当然，接下来电暖器是肯定会被严禁带入宿舍了。然后呢？管理模式会有所改变吗？这我不敢乐观。如果这一次我们能真正有所反思，那这13个孩子就没有白死。

对《新华字典》的攻击，在网上已热炒了一段时间，这两天逼得《中国传媒商报》都出来表态，撰文说“混淆是非、歪曲事实，对《新华字典》的攻击该停了！”然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攻击？这一波风潮始于有人在自媒体上发的视频，宣称新版《新华字典》中的释义“玩弄女性”、“腰里别着一支手枪”、“孩子小成了累赘”涉嫌违反出版管理条例。收录的词条有问题，不收录也有问题：该网民认为，《新华字典》12版没有“倭寇”一词，这是在为侵略者洗白。上述指控一言以蔽之，即不符合当下的政治正确：“玩弄女性”被看作是道德负面的；“腰里别着一支手枪”被理解为性暗示；“孩子小成了累赘”则被认为错误引导年轻人少生不生。更严重的指控是未收录的“倭寇”一词：“第12版《新华字典》第511页，对‘倭’字的解释只有一个‘古代称日本’，将倭寇的历史罪恶就一笔勾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第37条，‘存在宣扬美化否认侵略战争行为和屠杀惨案的内容’。”这个问题之前就曾吵过，但实际上，《新华字典》作为小型字典，从1950年代以来的所有版本都不曾收录“倭寇”这一词条，所谓“新版删除”的说法并不属实，不过由此可见近些年风向的变化，已使得人们对此产生了高度敏感。当然，辩解者可以从技术层面来反驳这些指控，强调不存在任何主观故意，词条释义也没有问题，收录这些词符合辞书编纂规范：编纂字典词典，必须全面客观反映语言现象。负面词语、消极词语是汉语词汇系统的组成部分，任何通用型字典词典都不能回避，必须收录，如“抢劫”“诈骗”“偷盗”“贪污”“腐败”等词语，收入字典词典，是希望使用者懂得这些负面词语的意思，并不代表编写者认可或提倡词语所表示的内容。如“抢劫”这个词，收录目的不是教唆抢劫，而是告诉读者“抢劫”这个词的涵义和使用语境。这些辩解当然有道理，但是能阻止这样的攻击吗？我想是不能的。对《新华字典》提出指控的两位从根源上说，这些攻击所在意的，当然不是辞书编纂学本身，而是旨在塑造一种没有杂质的环境。受这种道德净化的冲动所驱使，自愿的卫道士们拿着正统观念的标尺四处比划，把任何不符合这一苛刻标准的都要敲打一遍，清除任何在他们看来有问题的异质。对这些人来说，字典并不只是兼容并蓄地收录所有字词而已，而更像是一部道德规范法典。尤其《新华字典》是中小学生必备的，一些偏执的家长因而坚称它应当绝对正确而不容有任何“污染”。博尔赫斯在1960年就曾谈到词典编纂背后的不同信念：“最初的词典要比现在的更讲逻辑，收录的都是难懂的词汇。约翰逊的那本词典里收录了所有弥尔顿诗歌里用过的词语。在英国，通过词典来设定语言规范是很奇怪的，他们把词典定义为常用词汇的汇总。而西班牙还在坚持旧传统，认为词典是用来裁定什么词该用什么词不该用的。”不难看出，当下许多国人所恪守的，正是那种旧传统：词典并不只是“常用词汇的汇总”，而是一部“正典”，指导着人们应当如何正确地使用字词，树立道德规范。尽管生活中骂人话比比皆是，但按照这种观念，它们都不该出现在词典里。因此，尽管不少人从词典编纂的角度出发，对相应的指控嗤之以鼻，但这其实无法动摇这样的信条，因为这远不止是词典编纂而已，而深深地根植于一元价值观的社会基底。即便这一波被击退，但攻击者根本没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难道给孩子用的词典不该绝对正确、干净吗？在“观察者网”一篇批驳这类攻击的文章底下，一条高赞留言就不满地质问：我不知道本文作者的具体用意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新华字典》是用于少年儿童的基本工具书典。而《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是成年人的工具书典，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我认为如果按照《出版管理条例》《爱国主义教育法》以及有关青少年的法律法规，这版《新华字典》的确有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为什么近年来会出现这样的争论？这可不止是像有些人挖苦的那样，只是因为“蠢货都上网了”，而是社会价值观保守化的又一风向标。这就是为什么对《新华字典》的攻击是一个危险的征兆，因为这种乍看可笑的吹毛求疵，正表明我们这个社会涌动着一种不断狭隘化的自发冲动。在“高考工厂”毛坦厂中学，近些年来在学校和家长的联合努力下，周围方圆几公里的网吧都被清理一空，目的就是营造一个让孩子专心读书的“清朗”环境。唯一的几台电脑，是一个淘宝代购店，学生们在放学的间隙就去店里摸摸鼠标，搜搜衣服鞋子，只能用这种方式过过瘾。家校控制学生，学生也控制老师。之前我就曾在《学生为何举报老师？》一文中写过，近年来许多学生都无法容忍老师在讲课时偏离正统。连一个我觉平日里颇有想法的朋友，在这个问题上也振振有词地坚称，老师不应该有任何自由发挥，他只应当照本宣科转述那唯一正确的论述就行了，否则都有“带歪”孩子的嫌疑。以“保护孩子”为名，这些狭隘的信条都得到了合理化，这些充满控制欲的家长真诚地相信，自己这么做都是为了孩子好，在这个危险的环境中保护孩子远离那些污染，却未察觉自己的做法才可能是真正危险的。他们寻求的不是让孩子在一个开放多元环境下成为自主的个体，而希望培养一个符合唯一正确道德信条的好孩子。然而，可想而知，这最终极有可能只是鼓励了伪善和两面派：词典不收录“玩弄女性”这一词条，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就不存在相应的现象，只不过让一些人学会如何在表面上应对，而在现实中则有大量潜规则和隐性知识。一个可悲的现实是：我们这个社会有特别多自愿的卫道士，他们非常积极主动地去捍卫自己心目中唯一正确的道德信条，你有时都不理解他们到底图什么。我倒不认为那些攻击者只是太无聊、博眼球，他们为什么不能真诚地相信自己的信念呢？虽然这样就更可怕了。当然，这也不能责怪他们，他们自身也不过是一元价值观社会的产物，又反过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狭隘、封闭（虽然在他们自己看来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净化），恐怕他们无法理解，一个道德上不断净化、完善的社会，怎么可能是个更糟糕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棘手，因为对《新华字典》的攻击只不过是这一波呼啸而来的大浪中一朵微小的浪花，即便它迅速平息，但让这一大浪涌起的深沉动力远未消除。仅仅在技术层面反驳对词条编撰的指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超越这种狭隘的想象力，让更多人意识到，那种不断净化的努力并不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而恰恰是可怕的贫瘠、枯竭和单一。在我们窒息之前，必须要高声喊出异议。

在郑州买到烂尾楼的亮亮、丽君夫妇，在受尽挫败之后，最终决定离开这座让他们伤透心的城市，回老家去。毫无疑问，他们在这一事件中是受害者，很多人都对他们的遭遇抱有深切的共鸣，然而，网上却也有铺天盖地的声音，认为他们不值得同情。有一种声音认为，他们买房的行为就不理智，风险管控没做好，当初房贷竟占了收入的2/3，现在果然爆雷了，那就应该为自己当初的决定埋单，可不就是“苦难配得上认知”？这其实是相当傲慢的。它非但没有对当事人的同情心，相反以一种炫耀的姿态奚落受害者：如果你具备像我一样的认知能力，就不会被生活暴捶，仿佛所谓“认知能力”是什么具有魔力的避雷针。这里的重点甚至都不是指出对方的“错误”，而是跃跃欲试地展现自己有多牛。之所以我说这很傲慢，是因为经历了过去这几年，但凡不抱侥幸的人都能看到，没有什么神奇的“认知能力”能避免某些遭遇降临到我们头上。你之所以没轮到，不是因为这种智商优越感，而很可能不过是运气够好，时候未到而已。回想我自己年轻时买房那会，也是好不容易凑齐了一点钱，期待着有个自己的窝，至于什么爆雷烂尾，压根都没想过，只不过我早了若干年，比他们幸运而已。我完全同意一位读者的看法：“他们不就是我们大多人的写照？唯一的区别只是那个不幸还没有还没有发生在我们头上。而你我都知道，还没发生不代表不会发生，发生了你我跟他们一样，也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如果房子没烂尾，他们有什么错？不过是一对正常人在大城市安家的正常梦想。如果他们早二十年出生，同样的买房生娃行为，今天可能就是中产了。他们努力工作、按时交房贷，但现在房子烂尾是他们造成的吗？更重要的是，“认知能力”的高低，不是他们得到这样遭遇的理由。这就像一个老人毕生积蓄被骗，此时却有人嘲笑：“啊哈，你被骗是因为你太蠢了，聪明点就不会了。”——请问这是人话吗？无论老人是什么认知，这都不意味着他们就活该被骗。与此类似的，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当初就不该买房，例如有一位说：“为啥一定要结婚买房生孩子呢，这对小夫妻可以在一起就行了，别生孩子别买房，也就不会被收割得这么狠。”还有人甚至以一种神秘主义的论调，归咎于他们的行为不当：“一开始就在网上秀恩爱晒幸福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难道不懂得秀恩爱迟早要出事，做人要低调还是太年轻不懂事。”不管说话者的本意如何，这些话都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如果你像我一样，就不会遭遇不幸。”这倒也未必怀有恶意或优越感，但同样是回避了对结构的质疑，否定了他人选择的合理性，转而指责受害者。这对小夫妻当然有权选择结婚、买房、生孩子，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活法。问题不是他们的活法错了，而在于爆雷是一个超出日常预期的事件，是根据他们原有的生活模式无法预见的意外。这甚至不是“聪明”与否的问题，因为历史一再证明，面临这种“范式转换”，聪明人一样猝不及防，而事后看来选择正确的人，往往也只是碰巧选对而已。房价下行之际，入手早的人只是少赚，而买在高位的就得为别人的收益埋单了。问题在于：现有的制度设计对此没有什么托底保障，个人要为这个失败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第三类观点以一种抽象的因果报应来合理化这些遭遇，比如这样的说法：“他们没有任何过错吗？当这个世界的人都对别人遭受的苦难漠视的时候，他们现在拥有的就是他们应得的。”“所有侥幸灾难没有降临到自己身上而沉默的人都值得遭受苦难。”这些乍看起来好像也说得通，但这关涉到一个道德化的宇宙观：如果你之前没有做某件正确的事，那么发生在身上的任何不幸，都是你应受的。不客气地说，这都扯太远了，对现实中的个体来说，这宏大到没有意义，对普通人来说，这事仅仅涉及一个默认的约定：只要努力工作、按时还贷，没有违约，那当事人就应当如约得到自己买的房子。第四类观点与之内在相通，认为他们活该，因为他们持有“不正确”的政治立场。有一位给我留言说：这两个人，遗憾自己的孩子生日不是十一国庆，为安倍遇刺而鼓掌。他们的认知，决定了，也对得起他们的苦难。他们并非没有可怜之处，但他们和多数人一样，是因为认知出现了极大的偏差，所以对许多事情看不透，甚至看错。看错这个国家，看错自己的地位，看错人生的遭际和方向。他们的认知，早已注定他们人生的答卷不及格，只不过他们在还算年轻的时候，提前看到了判决，并被驱离了考场而已。我一些朋友即便同情他们也是“可怜人”，但却也觉得他们是“蒙在鼓里”没清醒的糊涂蛋，而这与他们的遭遇并非完全无关，“因果报应，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肯定的”。我没有核实过他们是否真有过这样的言论，但在我看来，这都无关紧要。我赞同一位朋友秦廿七的看法，这实际上是在要求“完美受害者”：他的观点他过往的言论，不应该成为他遭遇这些事情的原因，这是在责备这两口子不是某些人心目中的完美受害者，如果一个人曾经有过所谓的瑕疵，那么如今施加在他头上的不公正待遇就是合理的了？买房是一个市场行为，这与购房者的身份、道德、政治立场等等统统无关，只要他们付了钱，就应该得到，难道你下单买菜，卖菜者收钱后毁约不卖，还能振振有词地说“因为你道德、政治立场有瑕疵，我不卖给你了，并且那是你活该”？还有一些声音，则认为他们在遭受不公正对待之后，姿态“不好看”或“不正确”，言下之意，不应该在网上声诉，应该默默吞下苦水，而喊冤就是别有用心的博眼球、谋求流量变现。这些几乎不值得认真对待，但它具有和上述看法同样的价值底色：不去质问造成问题的结构性存在，而是严厉地指责个体没能做对、做好。这种“自我责任论”让受害者消化自己的痛苦，承担不应由他们的承担的结果，一如女性上街被骚扰，倒被归咎于她自己穿着暴露一样。本质上说，这就是“成了要感恩，败了怪自己”。不论这么说的人出自什么动机，这都维护了一个超稳定结构，因为这意味着结构是免于被质问、追责的，错只错在个体自身。然而，这是有代价的：这样一种社会心态，不会带来什么真正的改进，悲剧就会不断重演。

《奥本海默》剧照电影《奥本海默》上映后，网上常能看到这样一种说法：“科学在哪都没法摆脱政治，美国也一样。”科学确实很难摆脱政治，但怎样才叫“一样”，这判断就因人而异了。奥本海默所遭受的羞辱固然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好友伊西多·拉比事后说“他的敌人们如愿以偿，他被击垮了”），但考虑到原子弹制造事关最高机密，跟我们国内那些年的状况一对比，他的经历也就是“红红脸，出出汗”罢了。虽然他未能获得安全许可，但他仍能和家人出国，也还是可以在公开场合露面，倒是因其受难而获得了普遍的同情与尊重。政敌斯特劳斯暗中做手脚，试图免去他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一职，但出乎意料的是，院内所有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都在支持奥本海默的公开信上签了名，虽然他多年来曾得罪过其中不少脾气古怪的学者。最终董事会投票决定，继续由奥本海默担任院长。陷害他的人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将他“赶下神坛”的斯特劳斯后来以3票之差，未能被任命为美国商务部长，主要原因就是几位关键的议员怀疑他在奥本海默一案中表现出来的人品。“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作为唯一对他做出不利证词的科学家，在学术圈遭到普遍的反感和抵制，不乏有人当面斥责乃至绝交。那个年代的中国科学家，又是怎样一番人生？《中国植物志编纂史(1950-2004)》胡宗刚

今天这篇写完，发不出来。我也懒得花心思改了，有想读的，请去百家号上读取吧：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hare?preview=1&pageType=1&isBdboxFrom=1&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9859592860972010541%22%2C%22sourceFrom%22%3A%22bjh%22%7D或直接点本文末尾左下角的“阅读原文”，我已设置超链，点击跳转读取。下面是文章的一部分，抱歉凑下字数，因为公众号标记原创需要330字：说到“认知”，那位战狼大V倒是也在文中说：“认知，认识，人最贵的就是这么个东西，而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最缺的，也正是这么个东西。”显然，他并不认为自己欠缺，这就让人好奇，他理解的“认知”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那或许是某种“唯一正确的真理”，且碰巧掌握在他本人手中——这是“一元真理观”的信徒常有的幻觉。他的认知有什么问题？简言之，他是结论先行的，没有推导，所有论述都是基于某个前提展开的，但他从来就不会去质疑那个前提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否则不止他的论述，连他整个生活的根基都会地动山摇。从这一点来说，不得不承认，他更能代表国内大多数人的精神状态。……在历史的洪流中，身为个体的我们，都太渺小了，连我们脚下所站立的礁石，也可能随时被淹没，此时的呐喊，不知道引来的是船队还是鲨鱼，但我想，历史将证明，这并不是无用的坚持。相关阅读：“你写的这些都毫无意义”牛虻的代价希望要放在我们自己身上

昨天，黑龙江齐齐哈尔第三十四中学体育馆屋顶突然坍塌。当时馆内19人，4人自行脱险，15人被困，到今早10点搜救结束时，已有11人不幸遇难。事发后，引爆舆论的还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方式：死难者的家人迟迟没能得知抢救的详情，倒是第一时间被“照看”起来。一位母亲哽咽着说，她8点才被告知“还在抢救”，但事后却得知，其实孩子5点就已告不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现在通报的说法是：有施工单位违规将珍珠岩堆放在体育馆屋顶，结果降雨之后，珍珠岩浸水后增重，引发了屋顶坍塌。根据这种说法，这些孩子之所以不幸遇难，似乎只是被命运的偶然性击中：她们之所以暑假期间还在馆内，是因为刚拿了省级运动会的中学排球比赛亚军，正为另一场比赛集训。当然，你可想而知，如果这一坍塌事故在开学后满屋子学生上体育课时发生，那会更惨烈得多。我发现，即便那些对她们的遇难饱含同情的人，大体上也是把此事视为一次孤立的事件：这是在遥远的地方、一些倒霉的孩子，因为一次愚蠢的疏忽而遭遇的不幸。简言之，它是有着特定原因的特定事故。真的是这样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当然，我并不比你掌握更多内情，所以下面所说的，不算是评论，只不过是一种从事件本身发散出去的联想，一种基于直觉的个人判断。每次这样的悲剧发生，肯定难免有一系列的巧合，珍珠岩的堆置、孩子们碰巧在那里集训，这些都是最直接的因素；然而，在我看来，更关键的是，这一悲剧恐怕是迟早都会发生的。这座体育馆的顶棚是混凝土板的，原本承载力就较低，在使用了20多年后，早已岌岌可危。我无意为施工方的疏忽开脱，但那些珍珠岩，对这座体育馆来说，恐怕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问题在最终发生之时，早已积重难返。从这一意义上说，齐齐哈尔的塌房并不只是发生在远方的一个悲剧，那可能是笼罩在我们每个人头顶上的命运：在这个嘎嘎作响的庞大系统里，我们其实都差不多，这一次只是在某个最薄弱的点爆了出来。在这座体育馆建造的年代，当地经济的衰象尚未完全显露，就像那个泡沫经济的很多产物一样，也许一开始人们都没想过竟然会使用那么多年，毕竟很多按说70年寿命的楼房，没多少年就又被拆迁了。在我们的记忆里，当时这个古老国度的各个角落看上去都是那么新，都还来不及变老。然而，到如今，我们都得面对一个现实：在“大基建”的年代留下的庞大基础设施，其维护成本将高得惊人，如果无法拆旧建新，甚至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力去修缮、维护，那么任何人工建筑，即便只是风吹日晒，都将一点点老化，终有一天轰然倒塌。在东北旅行时，我注意到不少城市都显露出衰败的迹象，有些地方是人去楼空，但更多的地方则是疏于管理和维护——这还不仅仅是财政缺钱，似乎还隐藏着一种心态，那就是人们并不打算在这里过一辈子，而是随时打算看到更好的机会就离开。既然如此，那在这里凑合着过就行了——如果你迟早要把房子卖掉，又何必去花钱花心思装修它？与此同时，许多人都怀想着一个过去那稳定、繁荣、正常的辉煌年代，似乎当下只剩一片废墟，是他们想要逃离的地方，重要的不是它有多破败，而是人们从内心深处就已经丧失了对“未来可以变更好”的信念。电影《危楼愚夫》剧照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认为这只是孤立的个案。那栋危楼只是一个隐喻，任何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人为体系，事实上都需要不断投入资金、人力来维持，当这种运行出现问题时，难免就有不幸随机降临到一些人的头顶上。这是个人的道德努力所无法弥补的。在电影《危楼愚夫》中，那位圣徒般的主角试图以某种悲剧性的自我牺牲去挽救残局，但他得到的更多是误解和伤害。年久失修的整栋大楼，在显露出衰象之际，就已沉疴遍地。如果说这次塌房是一个警讯，那么强化维护有可能避免悲剧再度发生吗？这就要看是什么样的维护了。事实上，在这次悲剧发生三天之前的，齐齐哈尔刚刚宣布“安全生产20万人大培训百日行动”顺利收官、效果显著。这么说吧，如果这些真的管用，那这座体育馆就不会日积月累已成危楼还没被人察觉。真正的棘手的地方也在这里：对一个庞大的体系来说，管理衰落需要高度技巧，尤其当其中隐藏的风险超出人力所能完全掌控的程度时，在捉襟见肘的窘迫中，出现纰漏是迟早的事，问题只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发生，以及轮到谁头上。肯定不乏有人相信，这样的事不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是啊，在事件发生之前，也许谁都是这么想的。也许多年以后，我们会发现，齐齐哈尔的塌房只是个开始，它只是作为木桶里最短的那块木板，率先暴露了出来。当然，我希望自己的直觉是错的。

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云层深处的黑暗啊淹没心底的景观在“万能青年旅店”这首《杀死那个石家庄》风行十多年后，这座被戏称为“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会城市”宣布要打造“摇滚之城”，官方特意为此召开了摇滚乐调研座谈会。许多人都为之错愕，不确定这一招安到底算是喜剧还是悲剧，抑或是新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管这是不是歌手们想要的承认，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事。起初，没什么人关注这些社会边缘的年轻人，大不了也只是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点特立独行；随后渐渐地，他们的放荡不羁被更多人模仿，有些人将他们看作精神开悟的圣徒，也有人把他们看作一群令人不齿的恶棍，对他们作品的看法也因人而异——有的人尊为天才的杰作，也有人视为一堆不知所云的呓语和垃圾。在他们身上，似乎肮脏与圣洁、天才与恶棍之间都只有一线之隔。当然，不仅仅“垮掉的一代”如此，倒不如说，他们体现了现代人物常有的一个特征：总是伴随着各种争议。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尤其如此，因为每一个新的风格和作品，总是要不断挑战原有的社会标准，“反叛”乃是创新者的必备要素；而他们自己也常常不仅蔑视原有的审美，同时还会置社会道德标准于不顾。现代社会创造了一代又一代这样的年轻反叛者，从波希米亚到格林尼治村、到巴黎塞纳河边，战后美国“垮掉的一代”只是这个长长系谱中的又一现象。他们自甘于社会边缘，过着一种放荡不羁的极端生活，也常常受到社会舆论猛烈的抨击；不止无法忍受他们的新创作风格，更在于他们对社会秩序的挑战。正如《巴黎的放荡》中说的，日后知名的艺术家们，都曾在巴黎遭到驱赶，理由是毕加索吸毒、阿波里奈窝藏珍贵文物、莫迪利阿尼在公共场所闹事、桑德拉斯盗窃、苏蒂纳穷困潦倒、到处乞讨……，然而巴黎之所以能在二战前成为世界艺术中心，靠的却正是这同一群人。巴黎左岸的咖啡馆战后美国“垮掉的一代”在某种程度上也相似，他们很多人都放弃了正常的生活方式，在流浪和大麻中疲惫地寻求各种各样的精神渴望。他们无法在战后的主流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几乎从来不考虑家庭责任（这本身就是对美国价值观的极大挑战），用自我摧毁的方式愤怒地谴责“美国企业文化灭绝人性的情感”，为此他们把“真”看作是最高的价值：必须纯粹而直接地表达，用凯鲁亚克《在路上》的名句说，“赤裸是他迎接世界的方式”。“垮掉的一代”的成员，并不是因为什么共同的艺术理念走到一起的，而是因为某种共同的生活态度，正如比尔·摩根在《垮掉》一书中所说的，“他们分享的是他们之间的友谊，而不是共同的文学风格、哲学或是社会理论”。在其核心成员中，金斯伯格质疑一切权威，相信每个人都将被赋予平等权利，对少数民族、妇女、同性恋者都提出解放要求，他还积极地参与反对越战的抗议；加里·施耐德到日本长期潜心于东方佛学思想；凯鲁亚克则倡导“在路上”的精神。但这些都不止是单个人的想法，事实上这些是他们共享的理念。很多人关注到他们，是因为他们构成了某种“社会现象”（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倒还在其次），他们身上那种精神渴望、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叛逆不羁、对身体的重视、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厌倦，都在当时的年轻人中颇能引起共鸣。正因此，仅仅将他们视为一群不知羞耻的少年犯是远远不能说明问题的。他们本身体现着人们对现代社会三个A——anomie,

这篇原本应该在一周前写的，但当时我在旅途中，既没有闲暇，也没有心情——身在国外，难免会有一种奇怪的抽离感，仿佛那些都离自己很遥远了。昨天深夜一回到上海，踏上这片土地，所有的感觉就都回来了。7月10日，好几个人都转给我看《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叮嘱我小心为好。内容不少，对我来说，潜在影响最大的是这几点：“一人一号”；一旦被封，营利权限将被暂停，时长为被封期限的2-3倍；禁言期间不得新增粉丝；对频繁蹭炒社会热点事件博取关注的“自媒体”，永久禁止新增粉丝，情节严重的，清空全量粉丝；照此，像我去年那样被封半年，那将有长达1年至1年半没有任何相关收入。更釜底抽薪的打击则是“清空全量粉丝”，那就多年来的积累都归零了。虽然我向来不算是激烈的自媒体人，很多朋友也只是善意的提醒，但说实话，那一刻真感到深深的疲惫。本来写累了，出去休个假，结果旅途中又听到这么让人心累的消息。我写过各种各样的文章，但给我带来最多风险的当然是时评——也只有时评。然而在我们这里，写时评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容易碰红线，那谁都知道，之前还有读者不满于我把精力放在“追逐热点”上，觉得我应该去写一些“更有价值”的严肃文章，迫使我不得不解释一下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做。其实我也常常怀疑写时评究竟有什么价值——这不是我现在才这么说，多年来我反复说过。时评容易速朽，时过境迁之后，很少还有人愿意去看多年前某个话题的评论。日本曾有一个著名时评人大宅壮一，那时每有什么事发生，人们都想知道他会有什么看法，但现在别说是他当年的文章，连知道他名字的人都不多了。《万象》杂志上曾有人说起他时感叹：与小说家相比，评论家难以摆脱时代的影响和制约，他们的一具具尸骨或可当作历史进程的路标。事过境迁，人们忘掉那个社会，连同批评它的人，这是社会评论家的宿命。梁文道也曾不无讽刺地说过：“眼光奇准的马评家不知有多少粉丝，有时候一个人就能带起一份报纸的销量。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哪一个马评家会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书，再忠实的追随者和赌徒也不至于要看过期的赛马预测吧。”如果投入了很多心力，最终写的东西不过是明日黄花，那投入那么多精力值得吗？虽然我知道互联网上生产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会被时间冲刷殆尽，再有名的文章，十年二十年后也不会有多少人记得，但我总希望自己所写的，能有一些超越时效性的价值。新闻业是现代产物，它从诞生之日起，似乎就不追求永恒，因为现代性就是短暂、转瞬即逝和偶然。大英博物馆的学者吴芳思曾坦率承认：“一般来说我对记者确实有偏见，因为我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报道眼下的事情，他们写的文字可能不一定能存活到下一周。”但是，1964年出任英国首相的Harold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国内有53.7%年轻人存款不足10万，约五分之一的人存款在1万元以内。底下一条高赞评论亮了：“竟然有46%超过了？”实际上，这甚至都算不上是新闻了。去年，中金公司公布的中国家庭人均月收入11个等级数据，人均月收入人民币500元以下（最低等级）的多达2.2亿人，而月入5000元以上的仅占全国总人口的5.13%。想想看，单凭这点收入，在现在的物价之下，你能存下几个钱？当然，也有一种声音抨击这是“月光族的诅咒”，仿佛这些年轻人之所以没存下更多钱，只是因为他们太会花钱了。然而，这种隐含道德谴责的解释与我们看到的现实矛盾：在这个艰难时世，绝大多数人都在尽可能地节衣缩食，现在的问题不是消费太多，而是都没钱消费。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一直以来得到很少正视的现实：大部分人温饱也没多少年，本来也没什么家底，在被迫手停口停之后，顿时就赤身裸体暴露在时代的寒流之中。《岁月神偷》剧照迹象其实早就出现了。三年来，像教培、旅游、航空、酒店、影院这样的行业只是更早感受到了寒意，而随着市场的低迷，工厂订单减少，广告、销售、地产等行业也陆续受到波及。即便是一直被视为“旱涝保丰收”的体制内岗位，断崖式降薪也早就不是秘密了。有些单位虽然还有13薪，但从年终奖到各种绩效都没了。上海的公务员历来的收入结构是工资低、津贴多，但去年不少单位津贴奖金几乎全砍，收入跌去30%不算稀奇。寒冬已至，钱包缩水，如今保持现金流才是王道，以至于这个“6·18”也颇为惨淡。之前就看到数据，电商平台上销售额降幅最大的是服装，想想也可以理解，毕竟经济下行，谁都觉得，都这时候了，能省则省吧。有一次，看到豆瓣上的“喵大妍儿”说起上海萧条的花市：买菜顺路去了田林花市。铺天盖地的年花，但是除了绝望地站在自家门口的老板们以外，没有客人，我是唯一一个客人。所有人都近乎讨好般地殷勤，希望我买点什么。和遇到的老板都聊了聊，实在是太惨太难，本来因为花市要被拆除，很多人后续也没有着落，是想最后一次卖年花屯点本钱应对之后的动荡，结果几乎人人赔到血本无归。身处这一片姹紫嫣红的喜庆花丛里，却特别想哭。街市的萧条在哪里都是肉眼可见的，很多店早就撑不下去了，就连一线城市也不例外。有一位在深圳生活的“王瘦瘦”说：小区楼下关了一排店，十字路口是超市关门了，沙县关门了，汉堡店关门了，快餐店关门了，咖啡店也转让了，奶茶店已经经营不下去了。酒吧关两年了，猪脚饭关门了，还有四五个门头，一直租不出去。现在还能活下去的，就剩四五家店了。30%活着，30%关门，30%就没开过门。有一次，我打车遇到女司机，感觉并不多见，好奇之下多问了一句，她笑了笑说：“要不是日子不好过，女人谁愿意开出租车啊？”听说在北京也是，在顺义这样的郊区，打车遇到女司机的概率都一半一半了，有时，晚上路边甚至还有车主开着后备箱卖东西，卖什么的都有，衣服、鞋子、小玩具。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为了保住饭碗，早已不敢有任何抱怨，毕竟这岁数失业了，出去和年轻人竞争没什么优势可言；而对年轻人来说，赶上了史上最难就业季，早就哭都哭不出来了。至于失业率，服务业的隐性失业原本就难以统计，加上统计口径的门道，在国内原本就是个玄学。知乎上曾有人提问：“现在失业的人真的很多吗？他们都去哪里了？”底下都是一堆阴阳怪气的揶揄：“没有，今天我在单位里问了一下，所有人都有工作。”“今天我去太平间问了一下，没有一个患者对医生表示不满。”“我在高铁车上问过了，每个人都买到了车票。”“形势稳中向好。”失业的人都去哪里了？据说是新增了2亿“灵活就业人员”，此外还有返乡创业的、自主创业的、考研考公的，这都不叫失业，叫“待业”或“自由职业”。问题是，对大部分人来说，这只是一个“找不到工作”时的临时性过渡状态，然而现在却看不到它什么时候到头。我就听说过这样的事例：才30岁，整个部门被砍，面试了十几家，即便条件完全符合、也一再降低要求，仍然没下文，到最后连面试机会也没了，只能天天去送外卖。外卖骑手这个职业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门槛低、灵活自由，收入也还可以。在就业市场上，它充当着蓄水池的兜底作用，有一万人招一万人，有一千万人招一千万人；但到如今，似乎连送外卖的机会都岌岌可危了。前一阵就有这么个新闻：一个23岁的大学生，成功应聘成为美团外卖平台骑手，当天下午，他45岁的父亲接到了平台解聘的通知。以前，“实在不行，还能去开车”，但现在，网约车司机也“满”了，月入过万的传奇渐渐远去，这个行当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中年人灵活就业的退路了。现实是：“灵活就业”一旦实践起来，并没有给人太多灵活，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本身就缺乏弹性，此时“灵活”仅仅意味着你得自己承担所有不可预测的风险，过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且不说人们本来就存不下什么钱，就算能存下点什么，其意义现在也变了：中国人原本之所以储蓄率这么高，既是因为缺乏保障体系之下应对未来风险，也是旨在长远规划，但如今别说是三五年之后了，就连明天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过一天是一天吧。这正是贫穷亚文化的基本特征：人们本能地察觉到有某些强大的无形力量在左右着自己的命运，但他们既不能充分掌控又无能为力，只能乞灵于运气，并以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宿命论态度去面对它，因为那至少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卸下了因为想要掌握自己命运而产生的心理负担。在不同的时代，当人们面对危机四伏的外部环境时，这种内心的恐惧和软弱都会被激发出来。近来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去上香、拜财神、买彩票，其内在的心理动因也在于此。本质上，这是一种对自身力量感的含蓄否定。在有些文化里（例如魏玛德国），年轻人会在幻灭之后选择及时行乐和狂热，但在我们，似乎更多的是默默忍受——换句话说，那种力量不是向外释放，而是向内压抑。除了文化惯性之外，这或许也是因为中国人意识到，向外释放的一地鸡毛，最后仍然得由自己来收拾。但这不见得就是更好的，不仅因为这种苦熬说到底是不可持续的，也是因为这样的日子没有未来。事实上，现在已经很少人有勇气谈“未来”二字了——“今天都难熬，还谈什么明天？”这种心态固然可以理解，但全社会都这样，那就很危险，因为看不到未来就看不到希望。我知道，很多人想的是“熬到看见希望的那一天”，然而，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那一天并不会自动到来。相关阅读：在上班和上学之间，年轻人为何选择了上香？

“鼠头鸭脖”事件日前已查明，深陷舆论漩涡的胡锡进在最新微博上表态说，两次官方通报的前后矛盾，“是低概率事件，这与独立思考不矛盾。否则，就会是混沌与虚无，非常可怕。”在此之前，他先是相信那异物是“鸭脖”，之后又改口说是“鼠头”，遭到广泛的嘲笑，尤其是尖刻地讽刺他“叼盘”——他的说辞总是“随着总路线一起摇摆”，哪怕是180度的转变，他居然也能毫无心理障碍地转过来，身段可说相当柔软。也因此，在看到他最新的这份声明之后，很多人都觉“可笑”、“无耻”——这样一个毫无立场的人，居然还说“这与独立思考不矛盾”？老实说，我的第一反应也是如此，但笑完之后我又想：他为什么这么说？什么样的人会相信这些说辞？更进一步说，这就得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内竟有那么多人赞许“老胡中肯”？这么一想，我就意识到，他所说的“独立思考”并非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基于个体自主、批评自由的，而具有某种特定含义，它实际上指的是“不被那些纷繁复杂的非官方说法带节奏”。试想一下我们生活中的场景：一些人对网上的小道消息难辨真假，既无法判断，还很容易听信，虽然言之凿凿，其实却是在学舌自己道听途说的信息。他们自己缺乏判断力，别人一说好，就都说好；一说坏，就都说坏，很容易受人影响。不少年轻人恐怕都对父母说过这样的话：“网上的假消息满天飞，别信那些。”如果说这种“中国式独立思考”还好理解，那胡锡进自己不也是变来变去，官方说啥就是啥吗，为什么还好意思说？我想这是因为，在老胡眼里，官方消息和非官方消息是不平等的。他说得再明白不过：“绝大多数官方通报的确是真实的”，“应当是舆论场上的航标和锚”，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而后者，往好里说也是半真半假，不可全信。由于个体是缺乏自主性和判断力的，他们如果要想不受骗，最好的办法不是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而是信赖唯一正确的权威。这样，“独立思考”恰恰是引导人们对非官方说法免疫，而去采信权威结论。QED。当然，也正因此，这其中隐含着一种对权威的伦理期待：它必须是实事求是的、永远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鼠头鸭脖”事件中，官方的第一次通报“公然造假”是“危害极大”的——这种危害不是指欺骗了公众，而是因为它损害了公众对权威的无条件信任。这不仅仅是一种诡辩，而有着极其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有太多人都相信，自由只能导致无序和混乱，真假难辨且不论，还会丧失立足的根基，只有紧紧拥抱唯一正确的权威，才不至于堕入深渊，这就是为什么胡锡进断言“混沌与虚无，非常可怕”。秩序，对他们来说是头等大事，这样才能确保一切井井有条，对混乱无序的恐惧压倒了打破约束带来的自由，而李提摩太在其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早就说过：“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根治混乱无序的唯一药方。”《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中有一番话，只要把“日本”替换成“中国”，其实也完全适用：日本对秩序缺失的担心要比西方更加严重。由于没有用普遍且不变的真理对世界进行解释的传统，未来的事件就变得更不可预测，人民也少了一层保护，也根本没有思想上的保护，他们暴露在一种无法理解且反复无常的力量之下。唯一的保证来自严格受控的社会秩序。这种情况的全面影响，对于那些成长过程中被灌输了基本法律意识和原则思想的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对于这些习惯了一元化秩序的人们来说，“自由”只能意味着令人心烦的混乱、喧嚣和危险，更糟糕的是，在失去了一度拥有的确信之后陷入虚无，不知道还有什么能相信的了。在过去这三年多里，我们就见识了国人对秩序和防护的热爱：很多人在适应了管控的“有序生活”后，一下子解封，心理上适应不了，因为他们理解的“秩序”，乃是一种靠礼法或政治权力维系的人为秩序，而认为像市场这样的自发秩序是无序、混乱、可怕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多元、自由、开放，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很多人只觉得这给自己带来危机四伏的糟糕体验，远不如自己以往熟悉的确定性更有安全感。《荒诞的幽灵：现代虚无主义的根源与批判》一书开篇就提到一个年轻基督徒，知识的开放性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丰富和成长，而是偏离正途：他通过拥抱“信仰”来应对这种前景，这是他知道的唯一方式，他通过这种方式把信仰解释为一种唯一的、绝对的真理，以权威为基础，这种真理被神圣地激发和毫不怀疑地接受。正如他所看到的那样，与此相反的，只能是沉溺于各种对立的观点中，它们彼此取消对方，最终导致客观真理和价值的完全毁灭。理性，伴随着它对假定和信仰的无情质疑，只会削弱“信仰”的基础。随着这种削弱，那曾经赋予人们生活意义和方向的信仰就会消弭于无形。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状态注定是依附性的，因为相比起独立运用自身理性的勇气，他们更乐于拥抱唯一所知的绝对价值。只要能避免混沌和虚无的折磨，说实话他们并不在乎付出什么代价。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真正的独立思考是可能的吗？日前，有一位群友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独立思考的。有人会承认自己不是独立思考吗？我觉得，没有独立思考这种事。基本上，我所有的观点都是别人说了，然后我选择性接受了符合我的那部分。观点都是在社会中人与人互动形成的。成年人只能筛选，大部分无法改造。显然，在他看来，所谓“独立思考”只是自我标榜的一种姿态，“独立”更是幻影。在此，他把“独立”绝对化了，似乎只有完全不受他人影响才叫“独立”，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与胡锡进的观点具有同样的思想基底，就是断言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是易受影响的。所谓“独立”，其实是建立在自主性基础上的：你无须刻意和所有人都不一样，重要的是，你是否在明确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的实践。正如我一位朋友所言：“独立思考是一个有门槛的思维模式，掌握这种艺能显然是有好处的，首先是对自己有好处，我甚至觉得都不需要考虑他人是否认同。”正是在这样立足自身的思考中，我们才能运用理性，重新打量现实世界：拥抱那种确定性的秩序是必要的吗？为什么我要对它付以无条件信任？实际上，吊诡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真正的“虚无”并不来自这样的独立思考，而是被自己早先确信的权威欺骗之后，倒向另一个极端，一变而为什么都不敢相信了。独立思考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太多人不敢迈出那一步。

轰动一时的“鼠头鸭脖”事件，现已水落石出。江西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国资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公布调查结果：6月1日，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食堂里，学生吃出的异物，确系鼠头。事实既已认定，我原也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我随即注意到（当然也不意外），有一种声音认为，之所以能得到这个真相，得归功于上级秉公调查。这很契合国人的“青天”情结，然而这真的是问题的关键吗？不妨回头来想一下，这次“指鼠为鸭”为何会失败？它本来有机会成功瞒天过海吗？答案恐怕是：如果不是网络舆论掀起那么大的波澜，它原本确实极有可能不了了之。实际上，这事竟然能引发全国关注，重创公共部门的公信力，这想必是处理此事的学院领导起初万万没想到的。在危机刚爆发时，管理者至少有两种选择：一是承认事实，处理相关责任人；二是否认事实，硬扛到底。乍看起来，前者是理所当然的，不仅因为这本来就是事实，也因为相比起后来的结果，这个损失也小得多了。然而，且不说这里面的利益链条使得校领导难以下手，食堂吃出鼠头，他自己能不用负责吗？前一阵，武汉一位小学生在校内不幸被碾压致死，事发没几天，肇事的老师、正副校长均被免职。我一位朋友很诧异：“开车撞死人，被免职，这我能理解；但校长为什么要被免职？”我想这是因为，国内普遍默认的是一种无限责任制，在这种情况下，校内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校长都得承担责任。诸如河长制这样的制度安排，都是这种“权力承包”的安排：划定责任范围，由某人全权负责，出什么事也唯你是问。这极大地方便了上级进行问责，但却也正因此，使得有关负责人有强大的动机去掩盖真相，理由很简单：就算没什么特别的利益牵扯，只要出事，那负责人也要受牵连，因为这是他没管到位。本来，这种负责制是旨在促使管理者更加尽心，但此时却吊诡地让他尽可能不负责任。现在设想一下，那么万一出事，怎么办？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压制事态，否认存在问题，这样就可以不用担责。这里的逻辑是：承认事实，自己也受牵连，不管是多大的牵连，概率上是100%的；但否认事实，只要能管控好事态，却有可能啥事都没有——虽然这个概率是50%还是80%说不准，但至少有可能。这样，与此事直接相关的负责方，都成了临时的利益共同体，因为出事了他们都跑不了，只能硬扛到底。要做到这一点，最为关键的，就是封锁消息。对学校来说，这似乎也不是难事：校园原本就更为封闭，一个处分就足以让绝大部分学生出于惧怕而闭嘴。只要定调“指鼠为鸭”，谁敢质问？既然都定调了，事情不就这么过去了？他们失算的是：校园固然封闭，但校外的网络却是一个不受他们控制的开放生态。短短几天内，“鼠头鸭脖”就冲上热搜，成为举国上下热议的话题，网上涌现出无数拿这个话题来开涮的段子、漫画，并被广泛看作是一个公然撒谎的恶例。到这一步，事件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它已经不再只是学校食堂内的的一起食品安全问题，而象征着公共机构的公信力危机：在全国人民面前，他们竟然就这么睁眼说瞎话，这里面到底什么水这么深？现在结果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但如果仅仅把这归结为“青天”的明察，那么问题其实仍然没有得到回答：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实认定，要如此大费周折？回头来看，这些校领导在“指鼠为鸭”的时候，其实选择了高风险博弈策略：他们或许有50%的概率能压下去，安然过关，但一旦舆论哗然，事件的严重性大幅升级，那他们最终付出的代价比当初干脆承认食品安全问题还要大得多。然而，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么一种策略，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在这样的权力构造下，很少人能经得起这样的诱惑。他们只是因为失败才曝出，但无数的事不都这么压下去了？晚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直到案发两年多后的1876年，慈禧太后下令将所有人犯、人证、承审官一并提解刑部审讯，才还两人清白：死者葛品连验尸证明并非中毒，而系病死，既然如此，杨乃武与小白菜通奸谋夫的指控就完全站不住脚了。问题是，为何两年多内无人做最基本的验尸？这一案子之所以能翻案，除了浙江籍京官的关切，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上海《申报》等大媒体所形成的公共舆论，在官府判决之外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判断。值得注意的是：以清廉刚正著称的名臣丁宝桢，当时却竭力阻挠平反，强调承办各级官员并无不是，甚至威吓刑部尚书桑春荣说，“如果这个案子要翻，将来没人做地方官了。”反过来，慈禧之所以谕令刑部彻查，除了舆论压力之外，也是借此整顿地方。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事件中，未必是“好人坏人”的问题，甚至也并不只是“正义”的问题，更多的倒不如说是不同层级的权力博弈。或许也正因此，中国社会直到现在也没能摆脱那个历史的循环，因为即便一时败露，但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如果要说有什么教训，那也许是：下次要小心一点。由此也可见，对普通人来说，“青天大老爷”是靠不住的，真正重要的是有一个至少相对独立的发声渠道。这确实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相关阅读：被延误的决策怯懦的暴力中国的无限责任制

恐怕谁都没想到，一首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儿歌，竟让全中国人着了魔。4月28日，抖音用户“音乐老师花开富贵”发布了一条2分钟的视频，一位幼儿园老师坐在黑板前，教幼儿园小朋友唱儿歌《小小花园》：“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样的花？”不到一周时间，这就成了最流行的洗脑神曲，晋升为国民新女神的这位黄老师涨粉300多万，单支视频播放量破亿，总播放量竟高达2345亿次。她近日已开了两轮直播，仅其中一场收到的礼物就折合200多万元，“怒赚一套房”，多家MCN机构都抢着要签约。起初，很多人觉得这是好事，毕竟幼师社会地位偏低（“月薪三千，不受尊重”），这多少能激起一点世人关注。但关注太多了就未必是好事了：很快就有人怀疑黄老师是为了名利，“好的幼师哪有时间搞直播？”还有传闻说她没有教师资格证，“挖呀挖”也涉嫌侵权，不仅如此，据说她在大火之前就是签约网红，现在也已辞职做直播带货……最后，“‘挖呀挖’黄老师被网暴”本身又成了全网流量话题。为什么这样一首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儿歌，竟能火爆全网？很多人都想不通。有人猜测“幕后另有高人”，也有人怀疑“有资本运作”，更多人则讥讽那不过是“靠脸吃饭”的翻版，只不过这回换了个新面孔罢了。然而，所有这些，恐怕都没说到点上。之所以有人愿意把一首儿歌不厌其烦地听上几十上百遍，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这样很“解压”。在喧闹的背后，这其实是个被广泛误解的悲剧：在经历了长久的封控之后，全社会都已疲惫至极，人们本能地感到头顶有一片乌云笼罩，但不知道那是什么——有些压力不知来源，有些知道但不能说，有些能说但说了也没用，就都吞到肚子里。你知道生活总要继续，但又看不见未来，只不过是机械地重复日常生活节奏，“强忍着绝望活在这世上”。虽然看起来街市熙熙攘攘，无数人也在忙忙碌碌，但他们自己心里清楚，那与其说是为了更好的明天，不如说是为了打发剩下的时间——那也许就是自己的余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心态下，一首简简单单的儿歌才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你可以反反复复地听，沉浸在一个无忧无虑的迷境中，暂时地逃避外部世界那巨大无边又难以名状的压力。因此，问题不在于“这么简单居然能红”，而是“正因为简单才红”，因为人们要的就是一种“不用动脑”的状态，任何疲劳过度的人都能迅速理解这一点。有位老同事曾和我说，他一度极为忙碌，想着在辞职后好好享受下生活，但当他真离职后，在去新公司之前的17天里（那是他从未有过的长假），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想干，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除了循环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作为背景，每天就是吃了睡、睡了吃，“感觉就像植物人”。这种麻木感和逃避心，当然也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一定的压力或许可以激发斗志，但过重的负荷只会加速人的解离过程。既然那种压力无法一举消除，只能忍受，那么人的本能反应就是假装它不存在，倾向于逃进内心的安全地带，由此从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中解脱出来。这在心理功用上非常接近于催眠：通过沉入无意识状态，缓解焦虑。这么做，是因为人们别无选择：“人生无乐趣,

这个五一假期的上海外滩人山人海。有人发了一条视频，感叹：“看到这样的外滩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原来那不过是一场梦，现在梦醒了。”底下有人留言不以为然：“噩梦的阴影远没有消失。”他答：“生活还是要继续。”不论如何，他们都认为一年前的上海封城是一个梦，争议只是这个梦醒了没有。但不知怎么的，我的第一反应是：其实当下这转瞬即逝的繁华才是一场梦，而去年那两个月倒是暴露出没有遮掩的现实。我也不是不能理解这些人的心态：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重要是当下的每一天。carpe

这张照片，据说是昨晚南京站的汹涌人流。看到这一幕，很多人都难免涌起一阵复杂的感受：既对这黑压压的人群感到恐怖，又有一种久违了的熟悉感，同时还有一点奇怪难言的欣慰，因为这多少表明“我们的正常生活终于回来了”。这是真正的正常化吗？恐怕并不是。乍看起来，中国人似乎已经完全不记得不久之前的疫情了，曾经笼罩在所有人头上的黑暗，仿佛在有人说了一句“要有光”之后，就神奇般地消失了。尽管这好像也有点奇怪，但既然是好事，又何必去深究？我之前就觉察到，自己已显得有几分不合时宜。有的人说我怎么还在写那些抑郁之类的话题，觉得我还没走出阴霾，劝我不如“积极一点向前看”；也有人惊叹我怎么能在经历了许多挫败之后，还能保持对那么多事物的旺盛好奇心。这两种相反的看法，其实都基于相同的立足点，那就是认为疫情前后的生活应当是断裂而非延续的——我们的语言里对此有一个生动的说法：“翻篇了。”连我一些曾发誓会记一辈子的朋友，现在也深感困惑地发现，自己好像已经没办法想起什么了。原以为那后遗症会伴随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很难伴随一声令下就那么凭空消失，但现实中它好像就没发生过。在中国家庭里，家长道歉的方式通常既不是道歉，也没有沟通，只是跟你说一声：“吃饭了。”通过这种默契的共谋，一家人把看不见的伤痕掩埋在心底里，以此恢复平静，但那与其说是“走出来了”，不如说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往事不要再提了”。昨天那篇《如何面对精神内耗？》发出来后，就有人坦率地和我说：“要是你早半年发出来，我会认真读完，但现在，我甚至都不想点开。抱歉，我想看一点能让自己开心的话题，不想再看这些负面的东西。”确实，很少人还愿意回头去看那些不堪的日子。当然，我并不清楚这种情绪有多普遍。有朋友说，他一早起来对女儿说，不少成年人表面笑嘻嘻但内心很沉重，女儿问：“不少是什么意思？你有数据吗？”我也没有数据，但出于直觉判断，我能理解这种心情。近两个月来，公众号、B站等各大平台的流量都在大幅下降，虽然说法不一，但我猜想原因之一恐怕也是出于这种厌倦情绪：在14亿人的神经都高度紧绷地聚焦于一件事上三年之后，骤然得到解放的人们仿佛劫后余生，对什么都丧失了兴趣。解封时网上流传的一个梗厌倦、回避、麻木，这当然都情有可原，但恰恰表明这种看似“什么也没发生过”的平静是一种伪装和假象。不戳破这一点，日常生活的正常化其实是不可能的。不可否认，当下这样至少避免了痛苦的审视，但那是有代价的。金斯堡曾写过在战后苏联的生活，一次次的打击，让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心理保护机制：苦难只能把人净化到一定程度。如果苦难延续好几十年变成一件例行公事，它就不再具有净化功能；它只是使所有感觉变得迟钝，再次被捕之后，我确实变成了一根木头。如果日常生活就是痛苦的、无法逃离的，那么感觉的钝化多少能让自己好受一些。这也是我们在当下所见到的：诸如“特种兵式旅游”所表现出来的，与其说是亢奋的欢快，不如说是一种宣泄——人们报复性地出游，在密集的行程安排中，达到一种“悬置”的状态，那其实很像一个工作狂，不用多想，但不停地劳作。当下的热火，与其说是对“正常”的回归，不如说本身就是异常的，是一种应激反应。网上有一位“梦宸本沉”曾谈到这种高欲望享乐主义的心理动因：我是唐山人，听老一辈讲，唐山在76年地震以后基本信仰就崩塌了，啥也不信啥也不讲，过年连风俗都没了，就好消费，好吃，觉得必须要享受当下。整个受过创伤的那一代都这样。有东北朋友也曾和我谈起一个似乎很奇怪的现象：绥化市北林区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本省其它市县，但是，这里的餐饮业畸形发展，各种饭店遍布大街小巷，到了晚上，各色人们成群结队。为什么经济萧条的地区，餐饮业还越发达？这固然是因为“民以食为天”，但在他看来，很大的一个原因也在于很多人精神空虚，无所事事，用酒精来麻醉自己成为填补生活和工作空白的必选项。如果是这样，那么娱乐、食物，其实说到底也是人们逃避现实的另一种方式。上海的夜市近几天，上海的夜市也复活了。我问了几个摊贩，得到的回答是不尽如人意：“看的人多，买的人少。”仿佛夜市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仪式：让人有一种“烟火气又回来了”的心理安慰，但其实谁都没有真心投入，因为人们要的是那种感觉本身，却不是为了消费——所谓“报复性消费”，重点在“报复”，不在“消费”。更多的人，连“报复”的欲望也谈不上，他们的平静，倒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维持运转——不如此，生活还能怎样？日本秋田县曾有一起引发争议的案件，当事女性上午遭受了严重的性骚扰，中午又出去和人一起去吃午饭，法官一度认为这种若无其事非常难以置信。最终，律师以“创伤应激综合征”（PTSD）的解释获得了支持：“当一个人的创伤过于严重时，大脑会无法应对。此时，那个人会从现实中逃离，通过重复性的日常行动来支撑自我，避免崩溃。”在谈到创伤后的心理治愈时，心理咨询师简里里曾说过这么一番话：在创伤发生之中，人们需要的是现实的改变和帮助。人往往在环境安全了之后，现实问题得到了安置，心理创伤的症状才会浮现出来。应激之下人的韧性反而会多于平日，还会使用一些奇怪但有用的防御。然而日后的恢复和疗愈是漫长的，很长时间内你甚至都瞧不见伤口。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人们选择了自己掩藏起伤口，就像《癌症传》里所说的：“这些病房里流行集体失忆。如果记忆是生存所必需的，那么遗忘也是。”在面对绝境时，这也是人之常情：面对死亡和黑暗，我们依靠彼此的温暖和这样一种信念支撑下来——“一定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很少人觉察到的是，这意味着我们相信遗忘才是救赎，当一切“过去”之后，平静就将来临。由于这种特殊的理解，遗忘不失为一种轻松的活法，对那些渴求回归正常的心灵具有莫大的诱惑。但遗忘其实并不会带来真正的救赎。常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很健忘，甚至从不使用自己的记忆，以至于经历了很多苦难，却什么也没学会。当然，这原本就很难，但如果我们希望能有个不一样的活法，就得从勇于直面那些潜藏的伤口开始。​​​

天鹅林场4月20日午后，三位来自天南海北不同地方的外地年轻人，在四川省什邡市天鹅林场深处服毒自杀。继4月4日天门山跳崖事件之后，这是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二次陌生人相约自杀事件。和上一次有所不同的是，这次事发后，相关的信息极为匮乏：死者有没有留下遗书、他们生前经历了什么、为何走上绝路，至少目前我们都一无所知。在舆论场上，这几条年轻的生命沉默的最后呐喊，看来很快就会被淹没。最早披露此事的是“网传”，当地公安局的回应是“此事不方便透露”。昨天终于通报此事时，末尾也有一句警方提示：“为尊重逝者隐私，请勿传播相关视频、图片等信息，避免对死者亲属造成二次伤害。”这是国内应对“负面事件”时最常见的做法：不要去谈论它，就让它这么过去，就像从没发生过，尤其是不能让消极情绪传播开来，引发效仿，颠覆现有的日常秩序。此时，死者家属的情绪就成了一个最方便的理由。应该说，这种考虑也不是没道理。1774年，歌德发表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后，德国社会被这个年轻人在觉醒之后苦闷的反抗意志所感动，一时不少人自杀殉情。1903年，日本高中生藤村操在华严瀑布自杀，遗书中诉说对宇宙和人生意义“不可解”的痛苦，虽然警察砍伐了刻有其遗书的树、停发印有其遗言的畅销明信片，仍不能阻止许多人来此朝拜、效仿这一“哲学之自杀”，九年之内竟有多达200余人来当地投潭自尽。这次天鹅林场事件后，我第一反应也怀疑这是对天门山相约跳崖的模仿，但如果是，那行动也太快了，更可能的是：这次的三人原本就有相似的处境和意向，只是别人的举动刺激了他们采取最后的行动。如果是这样，那顺理成章的推论似乎是：新闻报道和公共讨论可能加速了他们的自杀。这是一个让新闻人深受困扰的两难：报道，也许推波助澜；压着不报，又不符合新闻伦理，何况这种不让报的社会更让人压抑。避而不谈就能让事情变好吗？我不这么认为。公共讨论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关的讨论是否激发社会效仿，这是没有人能控制的事态。新闻人没办法承担无限责任，因为社会的反馈链条太长了，不可能预见并控制每一个环节，也就不可能为此负全责。何况，你不报道、封锁消息，难道社会就真没渠道知道了？不会，只是媒体公信力渐渐丧失，人们转而从小道消息来获取谣言。严厉压制的结果，就是使这种行为更进一步地下化，而相约自杀的真正原因更是得不到公开的讨论，遑论解决了。难就难在这里：公开讨论或许引发效仿，但压制又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那究竟应该怎么办？这就催生出这样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应对举措：一边管控公开谈论，秘不示人，另一边设法悄悄去解决问题。每次发生这样的悲剧后，都会有这样一波应对，有些老师说，对学生的要求已经放宽到“不自杀就行”，不少学校加紧排查有抑郁倾向的学生，强化心理干预，甚至要求学生签署“不自杀承诺书”。这么做有效果吗？有，一些学生因此而更抑郁了。有人吐槽，被这么一通干预下来，自己好不容易控制住的抑郁情绪又爆发了。签什么“不自杀承诺书”当然也毫无用处，只不过有了这样一份承诺书，再出事就算是你“违约”了，至少学校可以撇清责任，然而正因此，学生们更意识到这种干预的本质不是在帮助自己，而是冷酷无情的免责，让系统运行排除隐患，这让看清楚这一点的人进一步丧失了希望。在我们社会，还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声音认为，为了阻止悲剧重演，有必要“宣扬正能量”，让年轻人免受消极影响。这次天鹅林场事件发生后的报道里，就有评论断言：“肯定有什么人蛊惑年轻人自杀。”但底下就有人反问：“还需要蛊惑？”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些相约赴死的年轻人既不是一时冲动，也未必是受他人蛊惑而过度悲观，相反，这完全有可能是他们看清社会现实之后自主、自愿之举。他们之所以能激发社会公众的共鸣，原因也就在这里，太多人虽然“强忍着绝望生活在这世上”，但都能理解生存绝望，在天鹅林场自杀事件的视频报道底下，点赞最高的一条留言是：“人间不值得，别来了。”也因此，将自杀者视为行为异常的边缘人加以有针对性干预的做法无法成功，因为他们恰恰是正常人，不正常的是这个社会本身。这个社会不在乎个体的感受，只要求人服役，干好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劳动，你要以任何理由逃避服役，就要锤你。在网传的一段微信对话里，一位老师告诫学生别想不开，谁也不许跳楼，“千万别干傻事！凡是跳楼的，期末考试一律给0分！”不管这是无意识的流露，还是残酷的玩笑，乃至是杜撰的梗，它倒是道出了当下社会荒诞的真相：安排好的人生没有退出机制，谁要退出就得受惩罚。从这一意义上说，自杀是工具人在觉醒之后最决绝的反抗。这两天，也有不少人提到史铁生《我与地坛》里的一段话：“你说，你看穿了死是一件无需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便决定活下去试试。”这当然不失为冷静的“向死而生”，但其实并不能回应当下工具人的处境，甚至截然相反，因为在史铁生这里，“活着”才是对命运的反抗。对卑微的个体来说，生死有着不同的意味。小说《微物之神》就刻画了这样一种小人物的生存：他安静、懂事、不扰人，能融入任何所在之处的背景之中，以至于“对于一个观察者而言，他几乎是不存在的”。可想而知，也没什么人在意其生死，因为“在他生存的社会里，一个人的死可能比他的生存更有利可图，而这一点并不是他的错”，对他来说，死亡是一件很平静的事，因为那“不是死去，只是不再活着”。在这两次的相约赴死事件中，至少有一点似可确定：他们只能找到和自己相同处境的人一起行动，却找不到能理解、支持、帮助他们的人，这样，他们的抱团取暖成了一种不断自我否定的内循环过程。看似奇怪的是，这种绝望的内省能给人带来难得的内心平静，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解脱感：“没救了，突然觉得，人不焦虑了。”问题还不在于他们的处境有多糟，而是这强化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脱节。在这个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是比生存条件的匮乏更加绝望的，此时，可能另一个世界还更显得像是“归宿”。就此而言，这个小团体其实是他们最后的归属，甚至比生命本身更重要。我原本是希望他们哪怕在此世找不到归属，至少能在找到彼此后，从小团体的相互理解中开辟出新路，但看来这对他们来说太难了。自杀也需要行动力、执行力，一个人往往下不了决心，所以有人说，有的人之所以没自杀，不是因为别的，是“懒”，把这事给拖下来了。然而，如果三四个人一起，就能更坚定地执行了下去，并且事先可以做好周密的安排。在天门山事件中，四人在跳崖前还服毒了。一般媒体分析都认为这是为了“双保险”，说明死志已决，但我猜想还有另一重考虑：避免万一跳崖没死，摔成了残疾。最令人遗憾也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这个有归属感的团体反倒是更坚定地去执行自杀，他们把自己仅存的气力都放在了尽力去离开。这些看似是个案，但在我看来，每一个这样的事件都折射出当下社会的精神危机：我们所生存在其中的社会高度世俗化，却缺乏精神寄托，人们难以找到生活的意义感。之前谈到这一问题，有留言说，心里绝望的人，最好自杀前去教堂坐会儿，但底下就有人回复：“没有教堂。”当然，没有哪个社会能杜绝自杀现象，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活得快乐，很多私密的内心黑暗，再能干的公共机构也难以介入，但至少，当人们想要求助时，让他们能有所选择，而当他们愿意讲出来时，也有人能倾听，得到响应、讨论和正视。这就是我想说的：要真正解决相约自杀的问题，他们就首先需要被看见，让他们的处境进入公众视野。真相可能令人不适，搅扰生者的日常生活，影响系统的顺利运转，然而，如果不能看到具体的人，反思隐藏的结构性问题就无从谈起。相关阅读：希望要放在我们自己身上那四个相约赴死的年轻人那些年轻人的孤独活在这个时代，需要一颗强大的心脏你的抑郁并没有问题听话又想做自己的孩子缺爱的孩子死于无家可归孩子求救的声音，你听到了吗？年轻人为何冷漠我们为何如此孤独我们如何寻找自我如何为自己的痛苦寻找一个出路？请关注我的新号：

宝马公司的德国高层恐怕不会想到，几个冰淇淋会让他们付出180亿元人民币的代价。4月20日，宝马Mini在上海车展上免费派送冰淇淋，大受欢迎，很多人排队都没领到，但事后有人赫然发现，有洋人过来时，刚说“没了”的两位工作人员却满脸堆笑给他们送上了冰淇淋。这被普遍声讨为“区别对待，崇洋媚外”，戳中了中国人最敏感的神经，当晚就冲上了热搜。随之而来的舆论海啸，加上史诗级的公关失误，使品牌声誉遭受重创，仅一天多时间，蒸发的市值足够买几亿个冰淇淋了。《中国工人报》在一篇题为《格局迷你只能换来市场迷你》的社评中认定，这不能用疏忽作为托词，就是有意恶心中国人，那中国人当然也不是非得选择宝马不可：送冰淇淋只送给外国人，不送给中国人，如此细致的安排，又怎么能说是“管理不细致”呢？如果真是管理不细致，就不必把人分作三六九等，而是一视同仁地向每个人派送。如果非要说这件事有什么做得“不细致”的话，那就是他们“露馅”了，被人们识破了他们的嘴脸。虽然两名涉事工作人员崇洋媚外，但始作俑者是宝马，此事不能完全甩锅、归咎于工作人员。如果不是宝马事先安排和强调，工作人员又怎么会如此严格地执行区别对待的措施呢？宝马确实有事先安排，但只是因为一个技术性的原因：参与这个活动得上品牌app上领券，以此来换冰淇淋，但考虑到该app只有国内手机账号才能下载，非境内手机用户的那些老外用不了，所以单独给他们留了一点，无需用券就能领到。我一位朋友感叹：“这个操作模式不能说多合理，只能说图省事儿没想太多，设计者最大的失误，就是疏忽了中国人的玻璃心。”说不定这个方案的设计者本身就是中国人，也因此没意识到会被往种族歧视的角度去解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大概都曾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哪怕你根本没那个意思，但架不住对方过度解读后情绪爆发，而这时候你还根本没办法解释。毫无疑问，这次宝马的做法肯定有可议之处，至少处理、回应都有所欠妥，一些人对之抱有疑虑也情有可原，然而反过来说，为什么中国人的反应会这么大？社会情绪又为何是在这个点上引爆？这与其说是宝马具体做了什么，不如说是因为中国人自身的情结。4月19日，德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发表声明，慰问同情北京医院火灾的死难者，除了巴基斯坦外，德国是唯一做出这一表态的国家，却被部分网民攻击辱骂，当然，并不是所有留言都这样，但这种心态恐怕也绝非“一小撮”，有人因此感叹：“一百年了，他们还是义和团。”一年前，东航坠机事件发生后，加拿大大使馆官微也曾发消息哀悼，只因其中用到“遇害者”一词，被许多人揪住不放，认定这是出于恶意，理由是用“遇害者”而非“遇难者”，是想暗中引导舆论，让人相信责任在中国这边。就像“疑人偷斧”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当不信任你的时候，无论你做什么，都会引发猜忌，并要求你自证清白，而这却是你无法做到的。这里的关键并非表面上看起来的行为本身，而是双方缺乏基本的信任感。当然，即便是国内企业，如果像宝马Mini的冰淇淋事件这样被认为是崇洋媚外，也会引发众怒，因为这唤起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创伤性集体记忆。受“国耻”教育的影响，太多中国人早已习惯了什么事都从这一角度出发来看问题。日前SpaceX的“星舰”发射失败，简中网上一片欢呼，有朋友说，他印象最深、冲击力最大的一点是，星舰爆炸时，报道这一新闻的美国主持人居然哈哈大笑，而SpaceX的员工们也都在鼓掌欢呼。毕竟换作是我们这边，那往轻里说也会相当沮丧，谁要敢这么不识趣地欢呼、大笑，非被骂死不可。我有一种感觉：中国人可能比美国人更把“星舰”当回事，对他们来说，那只不过是个商业探险计划，连马斯克本人事前都说只有50%的概率成功，那失败也就失败了，总结教训再来就是，恐怕未必联想到啥国家荣誉，但在我们这边，不少人首先想到的是其成功将巩固“美国的霸权”。不论有意无意，我们所受的教育、接触的信息，都塑造了“中国vs世界”（有时干脆只有“中国vs美国”）的二元对立框架，并且那通常是一种“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在潜意识里，很多人想的仍然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基于这种铁板一块的敌我关系，当然也绝不相信对方对自己怀有什么好意。对这些人来说，这几乎是一种天经地义的“自然状态”，是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和出发点。这几天《灌篮高手》热映，但在主题曲现场演唱会的视频里，我看到不少这样的弹幕：“歌照听，灭照灭。”“灭掉日本和老子听歌有什么关系？”“灭得太晚了，应该早点灭。”“让经典留下，让日本成为过去。”这看起来只是一些中二的嘴炮，某种安全的发泄，毕竟“在安全的时候他们是勇敢的”，但如果这种心态足以构成一种社会现象，那就值得认真对待：在这些人眼里，不存在什么能超越身份和仇恨的东西。到头来，这又像是某种自我辩解：虽然喜欢日本文化，但丝毫没有因此被软化，依旧心如铁石。我知道，很多人会把这看作是坚定和忠贞，但换一面来看，这也是狭隘和自我设限，是家族主义的变体，只不过到了现在，“国”是放大了的“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大断裂》中说过，这种文化“把加强家庭和亲属的纽带关系凌驾于其他社会义务之上”，结果就是“造成一种双重道德，它对所有类型的公共机关的道德义务都不及对亲属的道德义务”，因为“在这种文化中，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更充裕，而存在于亲属关系以外的社会资本则相对不足”。中国人很容易理解这种心态，好比说“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一切道德都要以自家的利益为准绳，那种忠诚说到底，就是一个工具人的执念：他甘愿死心塌地成为这个组织的忠实工具。也因此，在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里，最深的痛苦是“忠而见谤”，那意味着他对身份的忠诚不仅没有得到回报，还被误解了。所谓“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狗窝”，他不愿接受其它可能、外人的好意、欣赏别处的好，因为那不是自家的。这样，他所捍卫的身份成了一个牢笼：先是边界决定了认知，由此塑造出来的认知又决定了他的边界——不是世界放弃了你，而是你主动放弃了世界，因为你根本不相信有什么东西能超越这个身份边界。有一次听老同事说，她老公坚决反对她去国外旅游，理由是：“我们中国什么样的美景没有？非要去国外干嘛？”这都意味着，人们在意的并不是个人的自由与解放，而是对社会角色身份的捍卫。当然，把这种自我身份说成是“牢笼”，可能会触怒很多人，但我的意思是：这种身份并不是可选择的，实际上也就谈不上是“捍卫”了。真正的悲剧就在这里：只有当一个人想要超越这种身份限制时，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放弃了什么，才会意识到这个悲剧本身。相关阅读：中国是普通国家吗？“你国”与“我国”建构起来的中国心不受待见的主体性非国民无法无天的忠诚者谁“抹黑中国”？中国有“忠诚反对派”吗？爱国的两种话语“境外势力”的幻影虚虚实实的敌人​

程十发绘《孔乙己》在被世人遗忘许久之后，孔乙己这个鲁迅笔下的形象突然又活过来了。从表面上看，他仍然是那个穷酸书生，读过书但生活凄惨，但在央媒亲自下场斥责他“下不来的高台”、“脱不下的长衫”之后，其内涵已经大变——谁都知道，这说的哪里是孔乙己？分明就是当下进退两难的大学毕业生，对孔乙己的鞭挞，无非是想说：“你们之所以陷入这样困窘的处境，只能怪你自己放不下身段。”显然，这回避了对结构性问题的批评，转而谴责个体不够努力、不能放低条件，其隐含的意味，一言以蔽之，“点背不能怨社会，命苦不能怪政府”，要怪只能怪你自己。谈到这些，有朋友感慨：“小时候让你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恨不能一心只读圣贤书，长大了却又要让孔乙己脱下长衫。”当形势大变时，似乎别的什么都不用改，只要你能屈能伸就行了，中国人还真是可塑性极强。一如当下国内的很多现象，这既像是一种保守取向的回应，又像是一种后现代的态度：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得为所有过错负全责，压力已经从外部转移到了内部。借用法兰克福学派学者Volkmar

从我记事起，在学校里通常都是学生怕老师，但近些年来似乎出现了一种新趋势：老师正变得越来越怕学生。日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陈赛彬因其课堂教学言论被学生举报，再度激起了这一恐惧感。虽然最终处理结果尚未出来，但校方已明确表态高度重视，并暂停当事教师一切教学工作。从以往同类事件的结果来看，涉事教师重则丢掉工作，轻则调岗，即便涉险过关，也自此噤若寒蝉。既然后果如此严重，那自然人人自危，为防被学生举报，据说网上早就在流传一份上课指南：卸载QQ、微信等聊天工具，若不卸载，也不建学习群；不要参与学生的公开活动；如果有学生学业水平不够，尽量降低考试标准，从源头上杜绝学生举报动机；课堂上不要讲有争议的内容，一定要保护好学生情绪；课堂上不要讲关于思想、思维、方法等内容，以免引起学生情绪低落；数学老师讲微积分的时候一定要强调割圆术是微积分的源头；计算机老师一定要强调计算机的二进制脱胎于易经；化学老师一定要强调炼丹术是化学和物理的祖宗；通讯工程的老师一定要强调“烽火戏诸侯”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讯工程；机械专业的老师一定要讲“木牛流马”是现代机械的鼻祖。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情这位老师。王明远在一篇《《被举报的老师也并不完全是无可指摘的》的文中说，他“极其不赞成举报”，但也注意到那些被举报的老师“明显有很多知识上的硬伤”，在一一辩驳了那位南航教师的观点之后，他认定其在学术和教育上是“不合格的”：我们不仅要尊重老师的学术自由，也要对他们的提出很高的专业水准要求，这是他们职业的重要社会责任使然。如果在言论自由大旗下，就可以对他们的知识浅薄、不学无术视而不见，一切以一个“尊重言论自由”了之，显然这样的知识界也没有希望。这是一种威权倾向的教学伦理观：老师肩负极高的社会责任，差不多就是一个圣人，因此他们必须高标准、严要求，确保自己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以免误导未成年，对其身心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他做不到，那就别怪学生对他不客气。底下的最高赞明确反对他这一看法：我绝对不赞成这些所谓老师的观点，按传统观点，其中很多人根本不配当老师。但观点如果正确才能发表，那世上也许根本不该有观点。“学术自由应该坚定不移地捍卫”，看您也是知书达理之人，怎会乐于说这种正确的废话？随便选个近代或当代史题材，您倒真去捍卫一下试试看。确实，王明远没有意识到自己观点的内在矛盾：他实际上是主张“学术自由是以学术观点的正确性为前提的”，但如果只有正确的观点才能得到容许，那么就根本不会存在什么“学术自由”。别忘了，按照当初教会的信条，哥白尼的日心说也是错误的、乃至大逆不道的。更进一步说，那些学生举报老师，难道是因为学术观点的错误吗？至少，如果老师在台上只是讲“其实是太阳绕着地球转”，恐怕学生也最多就是觉得这是一些蠢话，而不至于要在黑板上写下“张口好似乏走狗”，校方大概也未必会那么高度重视——不是外宾都知道，其言论所引发的争议是政治性的，哪里是学术性的？如果只是学术争鸣，那就公开辩论好了，又何必通过举报这种方式？你讲“木牛流马是现代机械的鼻祖”，或许雷人，但肯定安全。更有甚者，有时正是学术上的正确性才被噤声。苏联时期，李森科的遗传学在学术上是错误的，但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谁倒是敢公开讲西方的孟德尔遗传学试试？这倒也不是说简单颠倒过来就完事了，那样就仍然是“学术自由以观点的正确为前提”，只是谁才正确而已。真正的学术自由，首先应当是允许自由探索的，因而在规则上就不应侧重判定对错，而是确保争鸣、互动、辩驳本身健康有序（例如不得人身攻击、用各种不正当方式阻止对方发言）。就此而言，当下我们所见到的完全与之背道而驰。事情还并不到此为止。在此值得较真的一点是：那些举报的学生真的在意老师观点在学术上正确与否吗？举报陈赛彬言论的一位学生在列举其“暴论”之后，有这么一句话：“我是来水学分的，不是来看《读者》和《意林》的。”言下之意，这位老师讲的只是一些美化西方的过时鸡汤，令人生厌。但问题是，既然你是来“水学分的”，为什么还要管老师讲什么？在这看似玩世不恭的语调背后，隐藏着一种自视为消费者的心态：“我”原本就没打算在课堂上获取新知，而只想知道已知，老师也别想着传道授业解惑、改变年轻一代想法了，照本宣科让大家拿到学分就完了。这样一个“作为消费者的学生”根本就不想听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遑论什么挑战自我认知、深入反思，别开玩笑了，那还不如爽文有娱乐性。和一些年轻人交流过后我就发现，像这么想的决非个案。课堂早已不是学生汲取知识的唯一渠道，不少学生甚至对于老师宣讲“必考”之外的东西很不耐烦，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指望在课堂上学什么真知，老师越是认真讲课，他们还越觉得老师在东拉西扯，浪费自己精力，不如机械地授课+考试，拿分走人。那他们为何要举报老师？是“小粉红”真心认同那些反西方的观点吗？确切地说，他们只是对老师在台上讲的那些非主流观点油盐不进，觉得那不过是过时的说教，一旦嗅出“公知”的气味，就不想再听了。这是一种直觉式的反应，老师所讲的甚至都未能进入意识层面就已经被拒斥了，问题就在这里：他们既蔑视权威（在此是老师），实际上又对其它隐蔽的权威全然缺乏反思，因为默认的前提本能地抗拒反思。他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却也因此提前丧失了这个年纪本应有的好奇心。很多人在下意识中都把“学生举报老师”看作是一种返祖现象，忧心于不久之前的历史又将重现，这印证了历史学者杨念群的论断：“在当代社会中，民众更容易看到过去事情的印记，而不是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所看到的不是正在变化中的事情，而是正在重复发生的事情。”但历史不会只是简单重复，即便有时会押韵。因此，好消息是：当下的现象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再现历史；但坏消息是：老师可能面临政治正确和“作为消费者的学生”，陷入更难措手的逼仄处境，至于像王明远主张的那种“逼人作圣”，则恐怕更是离题万里，因为前提就已不复存在——你还能指望一个自视为消费者的学生，在意什么师道尊严？那接下来还会怎样？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看到的是，师生都受困于一个不尽如人意的教学体制，两败俱伤。乍看起来，学生们似乎手握着举报老师这一核武器，但这么做的结果，最终受损的仍将会是学生，意味着他们更无法在课堂上学到新知了，所有老师出于安全起见，会愈发照本宣科，学校加速成为文凭工厂，到头来，学生提前成为拿文凭的工具人。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本应该通过教育获得一次重塑自我的机会，让许多不同的个体能自由地互动，由此在开放中通往一个新的未来。现在的悲哀是，很多人的“自我”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固化了，不可化约的个体年纪轻轻就老于世故，也不接受异己的观点，相比起以往，这是一种心灵的自我封闭，并且老师对此无能为力。虽然这样的局面并不是学生们造成的，但这一危机迟早将让我们都付出代价。​​​

我低估了胡鑫宇案的争议程度。原本我以为，这已经结案了，真正重要的是青少年心理抑郁问题，然而，这两天有一位读者“菜菜”相当执着地找我讨论此事，认定其中有许多未明的疑点。此前在我写了《孩子求救的声音，你听到了吗？》之后，她就私信给我表达过异议：这篇文章讲的不错，写的也很好，但是我个人觉得不应该用胡鑫宇做例子，因为用他做例子等于就是说他是压力大自杀了。然而，他不是自杀的，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胡鑫宇死亡的问题和疑点那么多，官方没有一个能解释的。编都不肯编，因为没法编得圆。就是硬上。堵嘴加硬官宣，明摆着欺负和羞辱我们所有关心这件事情的人。连欺骗都不需要了。我们反抗不了强权，但是不应该公开去支持附和那些强权的谎言。这是平庸之恶。你不是这种人。一直来你的言论，坚持，头脑和勇气都很让我佩服。看了我新写的《不信任的怪圈》之后，她今早一口气给我发了数十条私信，认为自己无法被“没药花园”那篇对案情的分析所说服，其中疑点极多。虽然素昧平生，但看得出来她是个相当较真的人。原本我建议她不如将自己观点梳理下，写一篇，但她说：“谢谢你的提议。我没有号，而且就算我现注册一个，写了也没人看。”在征得她同意之后，我将她的原话整理一下发到这里，除了顺序稍作调整、更改别字外，不作改动，也不作评论。这不代表我赞成她的观点立场，但我觉得她所说的，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样本，了解很多人是如何看待这一事件的。从她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她对此事的关注点和我非常不一样，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我没有异议：对于大众关心的议题，再怎么追问都不为过。以下是她的原话：感谢你认真地回复我，你推荐的那篇你相信的文章（按，指“没药花园”的文章），我大概看了一下。那个作者好像回答了大家的疑问，说得煞有介事。我就想问一下：警方连横穿的一根树枝倾斜了多少度、长多少都写出来了，那么最重要的鞋带和鞋子为什么不说？这么神奇的鞋子鞋带，我也想买一双，以后吊东西多方便啊。还有眼镜，掉到哪了？胡鑫宇最后的监控镜头是戴着眼镜的。一个近视的人会把他的眼镜掉到哪？那个作者解释：胡鑫宇把衣服反穿了更保暖。请问他背后的扣子怎么扣？后背没扣上，这么穿很暖和吗？还有胡鑫宇身上的白色T恤到哪去了？他既然是因为冷把衣服反穿了，那为什么要把白色T恤脱掉？白色T恤脱掉后，他特地把它藏到哪去了？胡鑫宇失踪以后很快就报了警。警方开始搜寻，直线距离才一两百米，中间又没有经过河流，请问一条训练有素的警犬为什么没有找到他？粮库的员工可能没有每天去仔细巡查，但是一个尸体腐烂发臭了这么多天，他居然一点都没闻到吗？这么大的尸体腐烂，味道很容易扩散，范围会传得很广，肯定会超出粮库的范围。还有警方既然那么认真地开发布会，省市县每级的公安领导都在位了，连教育局局长都拿出来背书，为什么没有出示最重要的尸体鉴定报告、DNA鉴定报告？只是文件而已，黑白纸黑字还有鉴定人的签名，单位公章，这个是不可告人的吗？还是会像腐烂的尸体一样，看了会把人吓着？还有为什么DNA鉴定报告出得那么快？当天就出了。名人宋祖德说，他学过法医，腐烂程度这么高的尸体，血肉是没办法做DNA鉴定的，头发也不可以，因为没有毛囊，只能用骨头来做。骨头DNA需要一个月，加急最快一个星期才能出结果，还必须取得父母的骨头或牙齿作为对比，请问这DNA报告是怎么出来的？胡鑫宇失踪整件事情让人最不能接受和相信的就是：为什么不立案？公安机关为什么不立案？一个人走失，24小时就可以立案了，按照司法程序必须应该立案，为什么不立案？公安机关为什么顶着这么大的压力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100多天，就是不肯立案？官方顶着全国人民的压力一直不肯立案。现在尸体找到了，证明是自杀，不需要立案了。全国的压力都没了。“没药花园”那篇文章的作者说：如果胡鑫宇是被杀害的，那么杀他的人没有必要另外搬弄尸体，制造一个现场，直接离奇失踪是最好的。她找不到伪造自杀的目的。还说，胡新宇这种普通的小孩没有被杀的价值，摘器官完全是臆想。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十几年，中国失踪的青少年太多了？有谣传说：致远中学十几年了，每年至少失踪一个人，最多的一年三个。我不知道真假，但是听了觉得很可怕。从去年铁链女事件开始，我才发现中国失踪人口特别特别多。从去年的年末，我就在群里面看到很多人不断的发失踪青少年的信息。有名有姓，有照片，有地点，有走失时间，有家人的电话。就一个小县，一两个月之内的失踪的少年高达十几二十几人。以前失踪人口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精神有问题的人，妇女儿童可以贩卖。精神有问题的人，能力有问题，走失还能理解，现在大量失踪的这些青少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们身体都很健康，神智健全，精神没问题，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在自己生活的地方走失的，不存在迷路的可能。国内的器官移植案例太多了，大部分没法提供合法供体来源，导致国外的医学杂志拒绝刊登中国移植器官的论文和报告。我还发现，从去年10月开始，国内掀起了一股风潮：打造和建设强大的器官移植医院和器官移植中心，要把中国的器官移植做大做强。今年春节器官移植中心给全国人民拜年了，这是在打形象广告啊。怎么样才能找到真正能治自己病的医院，一直是困扰中国病人的一个问题，现在当他们需要的时候，他们知道去哪里找了，器官移植医疗机构还准备在上市了。证明这是一个可以做大做强，甚至大肆扩张的事业。维舟老师你信息的来源肯定比我多，比我广，鉴定信息真伪的能力也比我强，你可以自己搜寻一下这方面的信息。我能力有限，没有办法一一去核实这些失踪信息是不是真的、有没有掺假，但是我几十年人生经验告诉我大部分是真的。那都是一个张开的、血淋淋的、一直在流血的伤口。防失联，请关注我大号：​​

胡鑫宇死亡的警方复原图昨晚写了那篇《孩子求救的声音，你听到了吗？》，本意是想提请更多人关注青少年自杀背后的心理抑郁问题，至于胡鑫宇之死本身，我既没有掌握什么内幕，更不是刑侦专家，就略过不谈了。此前我看“没药花园”的一篇已经以缜密、清晰的逻辑和细节分析并认定胡鑫宇确属自杀，可说任何疑点都可以在那得到解答，我无法推翻这一结论。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很多读者都给我留言、私信，不仅对胡鑫宇自杀继续存疑，还有人不满我“匆忙接受官方结论，带节奏误导舆论方向”，偏离了继续追查的“正确方向”，是在“洗地”：“这篇文章讲得不错，写得也很好，但是我个人觉得不应该用胡鑫宇做例子。因为用他做例子等于就是说他压力大自杀了，然而他不是自杀的，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还有那么多令人困惑的疑团没有得到清晰有力的解答，就开始大谈特谈青少年心理健康，是不是有点转移注意力之嫌？一向提倡独立思考的维舟如果要讨论此事，是不是也应该看到其中明显需要质疑的地方？合理的质疑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而且渴望一个能符合理性和常识的真相。”“对于这么一个所有人都已经关注的事件，居然有这么多人认定了自杀，说明中国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真是凤毛麟角。”“这文章是在接受官方定调的前提下写的，其实不可能有真相的事不如就不写。”“因不可描述的原因这次原谅你了，言不由衷不如沉默。”我完全尊重每个人对此保持质疑、追问的权利，但请相信我，我也是经过慎重思考才接受胡鑫宇自杀这一结论的，没有什么“言不由衷”或“转移焦点”的动机。在此，我感兴趣的不是辩驳细节（这方面我不可能比“没药花园”写得更好），而是另一个问题：人们为何不愿意接受这一调查结果？一些人之所以不接受，恰是因为对心理问题的认识严重不足。胡鑫宇是因为抑郁而自杀？对此，有人说：“这解释太可笑了，我绝不会相信。”为什么呢？很多人的想法是：“抑郁归抑郁，难道就自杀了？”那潜台词是：“多大个事，至于吗？”这么一来，那这事就应该没那么简单。这一问题已经在网上引发水火不容的激烈争吵，有些人坚称，那些到现在还不接受胡鑫宇自杀这一结论的，只是一些愚昧的阴谋论爱好者，他们幻想有什么黑手导致了这个少年的不幸死亡，然后又操纵了结论，但这只是因为他们抖音看太多了。不难看出，这种态度不免有几分理性的傲慢，当然令人不快，事实上，那些认定疑点尚未澄清的人，反过来认为接受胡鑫宇自杀结论的人，才是轻信、愚昧乃至居心叵测的，自认继续怀疑才是理性、清醒的，是独立思考（意思是“不接受官方结论”）的。平心而论，这种在每个细节上钻牛角尖的较真，固然让事件越想越诡异，但也因此逼迫官方回应质疑。正如我一位朋友所言：在监督缺失的当下，从各种角度对只能由官方披露的“真相和事实”进行刁钻的质疑，甚至捕风捉影的进行猜测和阴谋论，实际上成为了官方所忌惮的一种力量，这个力量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吊诡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官方越是想要“一锤定音”，急于平息事态，可能反倒越难平息质疑。有人说：“没有任何第三方独立的媒体调研的情况下，社会上的任何谣言我都觉得是不可避免的。要想让谣言减少，没有独立的调研者的参与是不可能的。”然而，有独立第三方公开透明地参与，就能让所有人相信了吗？像肯尼迪刺杀案这样的事件，从未能说服所有美国公众，各种阴谋论至今都没有平息。Douglas

所有人应该都知道了昨天午后宣布的消息：对次密接不再管控；取消中风险区，仅设高、低两级风险区，最大限度减少管控人员；高风险区外溢人员由集中隔离7天改为居家隔离7天；取消入境航班熔断，密接管理由7+3天改为5+3天。消息一出，股市应声上涨，机票检索量激增。有人不无感慨地戏谑道：“没想到双十一活动力度最大的竟然是国家卫健委——满7天减5天，全场次密接免单。”大部分普通人的反应恐怕就复杂多了。有些人高兴，毕竟可以提前解封了，次密接或许就可以回家了，三年了，多少人想着能好好出去走走？但也不乏有人怀疑，这样放开能持续多久，何况这似乎仅仅是“开了一条门缝”而已，说不定随时又说变就变了。对这一变化，很多“防疫爱好者”一片沉寂，可能他们还需要时间调整适应。有的人心灰意冷地说“散了吧，躺平了躺平了”；有的人害怕放开后感染人数暴增，“真正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人揶揄：“那你别出门不就得了，让不怕病毒的出门。”“你可以戴一辈子口罩，穿一辈子防护衣。”一位一贯支持强硬清零的微博大V“上帝之鹰”说，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已下单买了一台5L的制氧机，“只是，今后各种卖惨说药费和床位费涨得太厉害了，借钱也等不到床位之类的小作文，麻烦别发给我了，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这些看上去针锋相对的看法，或许都包含着部分正确。这倒不是和稀泥，而是指出一个现实：走向开放的过程，绝不意味着简单轻松，更不是“什么都不做”，恰恰相反，这段航程会遇到很多激流、险滩和暗礁，正需要以坚定的意志和高超的技巧，把握住方向走下去。2020年1月，武汉疫情初起时，我就曾提出过要实现“在流动中管理”，强调一个现代社会不应当退回到在封控中求取绝对安全，而是通过对风险的管理来确保必要的流动性。当时，我还在豆瓣上说过，其实“在流动中管理”才需要更复杂、精细、协同的风险管理能力，兼顾不同的社会需求。没多久，国内渐次平息，欧美却开始了大流行，一时之间，许多人都来留言嘲讽谩骂，无法理解像这样“摆烂”还算是高技能。但这个观点，我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过。一个社会越是现代化，保持流动性就越重要，这是常识。试想一下就明白：小农社会的村庄，可以自给自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甚至被视为理想社会。像桃花源这样的村落，完全与外界隔绝，根本不会对它有什么伤害，甚至外界可能才是麻烦和危险的根源。然而，任何一个现代城市必须维持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任何停顿、阻滞和隔绝，都会造成严重损失。既要承受风险、排除障碍，又要维持常态化运转，这当然是更难以做到的——不然你在飞奔的车上检修轮胎试试？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封控了三年，很多人宁可放弃流动的自由和权利，而换取那种受保护的绝对安全，然而，这种状况归根结底是不可持续的。本来，在病毒的毒性已大大弱化之后，逐步放开势所必然，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们心态要向流动性的风险社会转变，并在医疗资源、管理方式等各方面做好准备。桑斯坦在《最差的情形》中曾写过，面对现实生活中那些“高风险小概率”的事件（诸如地震、恐怖袭击），最容易犯的两种错误，一是过度反应，二是完全忽视。如果你整天担心地震，那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但根本不把它当回事也不行，万一哪天发生呢？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平日就做好防震措施、有避灾救灾演练，即便地震到来也不至于措手不及。我们怎样才能回归正常生活？今年春上海封城时，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想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我坚信上海只是早走了一步，各地迟早也要走上海走了一半被打断的那条道路；但我也清楚地知道，骤然放开可能导致感染人数激增，且不说到时出现的医疗资源挤兑，舆论也可能会反弹。最好的路径，是及早准备，朝着放开的方向稳步推进。这绝对不是“躺平”——这个词在国内已经被污名化，仿佛是完全放任不作为，因为在我们的社会语境下，强调的是“有形之手”的“积极有为”，连尊重规律的“有所不为”，也会被看作是“不作为”。但事实上，减少不必要的“乱作为”，顺应规律地维持好整个体系的运行，恰恰需要高度的协调能力和平衡感，而这是极难做到的。虽然这三年的封控也一言难尽，但不管怎样，它其实是相对简单的：不管怎样，出现了阳性，封就是了，差别只是封多大范围、封多久而已，有些地方还相信，封得越狠越干净。也就是说，它衡量的标准其实是相对单一的，然而现在，挑战才刚刚开始：你得在确保不失控的情况下，兼顾多个目标，所谓“既要又要还要”。像以往一样，国内的做法是某种“行政发包制”：上面确定了大方向的要求，由底下各自解读完成，所谓“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既给出了统一的目标，又允许各地参照本地实际状况发挥一定的灵活性，也因此往往出现五花八门的情形。广州可能是全国最快速予以响应的城市之一，本来它日增的感染人数已逼近上海封城前夕，但现在迅速调整，次密接解除隔离；上海的做法也松动了，原定明天的大筛紧急通告取消。成都的反应颇有些黑色幽默：它确实取消了次密接，但都改成密接了。至于重庆，你可以去微博搜一下“重庆市民自发静默”。现在，压力其实已转移到了执行人员身上：大方向是明确的，至于怎么才能做到，那是你们的事。放开是肯定要放开的，问题只是如何以最小代价，拉平曲线，避免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冲击，这才是对各地治理水平的真正考验。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来说，从现在起的这一年也会很关键。可想而知，在过渡时期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事，其光怪陆离的程度，也许不亚于此前三年。但好在，相比起看不到尽头的封控日子，这总算是有盼头的。经历了这些，我们也应该更明确意识到在一个现代风险社会生存意味着什么，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去捍卫的，代价又会是什么。在此之前，很多人虽然置身于一个现代环境中，心灵其实仍然停留在过去，但这三年足以让人看清楚：在社会意识的现代化完成之前，这个社会就仍然不能说是已经现代化了。

郑州市中原区平安街社区主任刘红英可能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自己怎么就突然出名了，更不明白让自己出名的那番话到底哪里有问题。11月6日的郑州疫情发布会上，刘红英谈到自己忙于防疫工作，“前几天是我女儿的18岁生日，然而我却缺席了她的这场成人礼”。说到动情之处，她甚至当场哽咽了。让她始料未及的是，这番话在网上激起猛烈反弹，微博上无数人揶揄：“她感动了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想起琼瑶那个剧的经典台词：你失去了双腿，她失去的可是爱情。”“大概是想让老百姓觉得，你看我都错过女儿成人礼了，我多辛苦多努力。这种人根本已经脱离群众了。”有人挖苦，既然刘主任遗憾工作太忙错过孩子成人礼，不如干脆辞职去多陪陪家人。一时之间，全网都在群嘲：“郑州人欠刘主任的小公主一个成人礼。”当公众号“河南演艺圈”发了这么一个告示后，底下有人留言问，演艺圈掺和这事干嘛？作者答：“你不觉得这是近期重大娱乐事件吗？”当然，她并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从流出来的朋友圈、微信聊天截图来看，她从社区的颂扬声中获得了自我肯定，根本不在意网上说了什么。不仅如此，她还本地社区用喇叭公开喊话：“我怎么了？都是为人父母，我错了吗？再说，我的稿子怎么说也是他们通过审核的，不是我一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早有人猜到，她的稿子不会事先没人看过，甚至有人挖出来，所谓“错过女儿18岁成人礼”，是个老梗：2020年3月郑州市妇联“最美战疫家书”系列，就有杜岭街道彭公祠社区抗疫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张保红因忙于工作，2月8日错过女儿成人礼的故事。两年前疫情初期，这倒还不失真实，但这几天郑州全城都封得动弹不得，还能去哪里过成人礼？何况这还是个抄来的梗。别说这事的真实性可疑，甚至有人说：“去查查她是不是真有个18岁的女儿。”有一段戏仿的对话还原了这一翻车事故出台的幕后：事后，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一场正式的疫情发布会上，一个社区书记突然间谈起自己女儿的成人礼和猫？但这其实是再常见不过的宣传套路。“错过女儿18岁成人礼”这个桥段，原本是想要“感动中国”的：一个基层干部，为了大众的福祉，胼手胝足，牺牲了和家人的相处，这在我们的传统中一贯被视为是一种打动人的德性。可想而知，按原来的设想，推出这样一个典型，用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小事来刻画一线人员的辛苦，不仅显得“接地气”，还有助于减轻对防疫工作的质疑，因为这两三年来经常出现的一点是：哪怕人们再多不满，但总觉得一线工作人员不可否认地“很辛苦”。然而这一次却严重翻车了，为什么？很多人被这番话激怒了：这是三年来郑州被封得最接近上海封城的一次，不知有多少人经历着惨烈得多的遭遇，而一个基层干部错过女儿成人礼就好像有多惨了似的——何况这还可能是编的！有人不无恶毒地嘲讽：“又不是错过女儿的葬礼。”但问题的重点其实也不是“比惨”——试想下，如果基层干部真的忙到无法参加亲人的葬礼，难道就能感动人了吗？也不会。人们反而会觉得这没有人情味。在以往的宣传话术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套路，就是诉诸超常的道德行为，因为传统的道德观里，正是超出常人的举止才不平凡。然而，到如今，人们更强调的是“人性”，过分突出那种异常，不仅无法引发共鸣，有时甚至令人反感。也许正是考虑到“怀孕九个月坚持上抗疫前线”之类曾翻车过，这次才没有突出得多惨，而精心选取了“错过成人礼”这样似乎看来更真实可感的小事。也就是说，这试图利用中国社会“情胜于理”的心态，让人们对防疫工作者产生共情。在以往，这确实可能奏效，我之前也写过，中国社会广泛存在一种“对权力的共情”，主动地体谅“当家作主”之难，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往往像是一家人，处于彼此利益未清晰分化的含混状态。然而，当人们自身的处境到了相当坏的时候，就没心情再听得进这种话了。重点并不是对方惨不惨，而是她的讲述与自己根本无关，更无助于解决自己当下的困境。简言之，当人们清楚意识到自身利益时，双方话语的错位就引发了翻车。不少人都为此感到奇怪的一点是，为什么一个社区干部竟然也能如此脱离群众？难道她真的不知道人们在经历什么吗？当然，这确实也有可能。这与地位的高低无关，很多人甚至哪怕是同阶层，对他人也漠然视之，那是一种想象力的缺陷：无从代入来体会或想象他人如何感受。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其实他们并非不知道你的处境，只是希望你来共情他们，而不是他们来共情你。就像现在防疫时也常有社区干部说：“别让我为难。”然而，“不为难”的前提应当是双向的体谅，如果只是单方面的要求你“别为难”，那不过是改头换面的非正式强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次事件折射出新的社会变动：我们能做的也许不多，但至少可以不让自己那么容易被感动。

好些天没写什么东西了，倒也不是无可下笔，只是一想到写完了大概率发不出来，也就意兴阑珊了。不过，今天一定得写点什么，因为小毛的生日到了。1家里人都知道，小毛有“选择困难症”——要是问他：“生日这天，你想要什么礼物？”答案多半是：“不知道。”据说这是天秤座的典型特质，似乎也无伤大雅，但有时也真是被他搞得很头痛。我们曾试过很多办法，试图培养一点他的决断力，到头来还是无法对抗他这一天生的倾向。和弟弟不一样，他不太擅长自我表达，说话含糊暧昧，有时就像打哑谜——他说的“嗯”根据语调不同，隐含着很多不同的意味。不知道是因为表达不清，还是不好意思，他偏好曲折的方式来传递信息，一度还自创了一套“小毛语”，仅通行于我们家庭内部。那是在他六岁那年夏天，他刚洗完澡，爸爸正准备进房跟他一起看书，这个光溜溜的小男孩在床上大叫：“Dalan

这两天，许多人都为这样一件事而气愤：9月10日，江西贵溪一名12岁的女孩被52岁的村支书强奸。案子本身并不复杂，甚至当地很多村民都听说了，嫌犯也很快就被抓了，之所以引发网上哗然，一是因为受害者的特殊身份，但更重要的是，网传她之所以遭侵犯，是在“父母被送进方舱隔离期间”。对此，当地的反应可说极为迅速：9月13日下午4点事件开始发酵，17:07，镇政府工作人员就宣布嫌犯“已移交给司法处理”；18:35，贵溪公安发布警方通告，确认此案并称已抓获嫌疑人，并澄清受害人父母从未进过方舱：这则通告没有提到受害女童的年龄（想来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事发地点，也未提及施害者的具体身份，重心倒是放在阻止谣言传播上——也就是说，这不仅被视为一起社会治安案件，更重要的是“影响恶劣”的舆论事件。然而，这并未能让所有争议平息，很多人仍在追问：“她父母不在方舱，那么在哪里？”还有人揶揄：“没有在方舱，但在别处被隔离了——不是所有的隔离点都叫方舱。”也有人觉得其父母当时在哪里是个“很次要的因素”，重要的是“村干部劣质化”：嫌犯刘亮宗是案发所在的刘桥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此前做生意发家，算是当地的“能人”。讽刺的是，疫情之后他才在村里居住较多，2021年5月又出任现职。今年8月10日以来，鹰潭出现新一轮疫情，贵溪则是全市防疫的重点地区。9月4日，微信公众号“鹰潭人大发布”还报道了刘亮宗的事迹：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贵溪市人大代表刘亮宗不等不靠、主动作为，第一时间组织村干部做好核酸检测、通知宣传和消毒消杀等工作，坚持“应检尽检、应管尽管、应隔尽隔”，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序进行。他每天在村组卡口带班值守，排查全村人口流动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以实际行动践行人大代表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当然，这篇如今看来让人尴尬的报道，在案发之后已被悄悄撤下。“鹰潭人大发布”对刘亮宗防疫报道的配图“村干部劣质化”与“受害人父母被隔离”的传闻，乍看起来是两回事，但其实是内在相关的，因为它折射出一种普遍的忧虑：当自己被隔离之后，家人可能就无法得到保障了。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一书在查阅了无数第一手材料后发现，解放战争时农村子弟参军的最大顾虑就是自己走后，家中女眷遭人欺凌。1946年5月，察哈尔省政府调查发现：“由于本人参加部队，老婆被人逼奸、诱奸、改嫁、强霸种种问题是发生了不少。”1947年3月，罗瑞卿在晋察冀土地会议上提到一些贫农曾抱怨：“当兵去？人在人情在，我当兵去了家里没人管，我为什么当兵呢？”并称“这是农民心眼里的话”。同年底，他更明确指出：“使军人最关心最不满的，是有的坏干部诱逼军属改嫁。”贵溪女童事件中的传闻，可能也是出于类似的社会心理：由于这两年来的防疫中，各地都传出屋主被隔离后，家中宠物被消杀、财物遭破坏的种种事例，人们担心是很自然的。女孩父母进方舱的传闻可能不实（如果父母被隔离，为什么她没有？如果是外地归来，那也同样意味着家中无人），但这种心态却是真实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必然导向对当前防疫措施的批评与反思，因为顺着这个逻辑，只要当地工作做到位，消除被隔离人员的担忧，那他们就能安心接受隔离，谣言传播的土壤也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解放战争时动员农民参军，就是在这上面下功夫，确保后方无事，以安定前方的军心。但如今在现实中出现的情况是：官方将此事与防疫分离，在惩处嫌犯的同时，尽力阻止谣言传播。一些更激烈的人警觉地认为，这一波舆情只是有人“借机带节奏攻击方舱和防疫政策”，是为了“搞乱中国”，必须要与这种声音坚决斗争。在微博上，像这样的发言还有很多，多到让人觉得“人性真是不可测”，为什么对这样一个事件受害人朴素、自发的同情，到头来竟会被这么多人排山倒海地攻击？和朋友谈起，他不以为然：“蛆而已，不要在意他们。”但仅仅骂是没用的，如果有很多人这么想，那就构成了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社会心态，就有必要追问，为什么那些人的反应不是去同情那个受害的女孩子，而是质疑有人借此攻击防疫政策？讽刺的是，那些人其实也认为，对方才是不关心受害女童的，只是试图生事，但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在这一点上并无本质差别。确实也有人问：“重点不应该是关注小女孩儿么？就不准备重点关注一下小女孩儿的后期心理治疗？”但得到的回应很少，确切地说，女孩创伤后的心理疗愈也是另一回事了。像这样的事件，一开始的信息极有可能是模糊的、乃至错误的，所谓的“谣言”往往折射出人们内心真实的忧虑与恐惧，这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公开讨论、反思的契机，但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一种情绪化、绝对化的碰撞，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更麻烦的是，这种观点往往一上来就揣测对方的动机，把前期因信息不确定带来的模糊一概视为居心叵测。之前就有过不少这样的事例：有人从A地跑到B地，引发了人群感染，流调公布后，无数人谩骂他们有意投毒，乃至是间谍。这假设了他们已经知道自己阳性，出于反社会的险恶居心，有意造成恐慌；但我想更有可能的是：感染者根本不知道自己阳了，只是事后人们出于恐慌，觉得他们是故意的。很多国人的逻辑是：你阳了，又没乖乖地自我隔离，那就肯定是故意的。遇到这种蛮横的逻辑，最大的麻烦是你没法辩解：你说自己真的不是故意的，但他一口咬定你就是故意的，这都根本没办法讲，因为说到底，这样的断言不需要证据。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听话是理所当然、不需要理由的（即便要他们自己遇到很可能第一反应也是跑），所以就只能往“别有用心”来解释了。实际上，在这些激烈的言论背后，常常潜藏着一种特殊的愤恨：要是都像我这样就好了。这是价值观一元的人在遭遇社会多元化时本能的不适，他们心目中美好的社会只有一种声音（恰好就是他们自己那种），而把其它的都看作是“杂音”。他们可能没有想过，这种不容置疑的信条，才是最值得警惕的。

图源：重庆晨报（周瑄

中国女排队员吴梦洁在比赛中这两天，无数人都在关注一件事：在菲律宾举行的女排亚洲杯小组赛上，此前三连胜的中国女排在对阵伊朗队时，第一局全场戴着口罩，结果以24:26输掉了比赛。幸好从第二局起，她们摘掉了口罩，后面三局以25:19、25:10、25:13轻松拿下，最终以小组第一晋级八强。比分的大幅翻转，愈加给人一种印象：女排姑娘之所以在第一局输给伊朗队这样的弱旅，完全是因为她们呼吸不畅，被束缚住了手脚，进而质疑有何必要这么做——“剧烈运动时不该戴口罩，难道不是常识吗？”一时之间，网上出现了大量段子，不知道这样不顾选手运动状态的做法有何必要，甚至影射这实属“愚昧”，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怪诞行为艺术。在遭受广泛的公众质疑之后，中国排协发表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是今天凌晨03:55才发布的，此时距离比赛结束已有10个小时。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的状况说明，就算加上打电话沟通、写沟通的时间，1小时也足够了。为什么会搞到半夜才发，可想或是兹事体大，领导们需要时间商量，又或是特意找个没人会怎么在意的时间点，免得一发布出来就炸锅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所谓“保护运动员健康”、“临场经验不足”，大抵都是托词，当时真实的想法恐怕是这样：眼下有两个相互冲突的KPI，一是防疫，二是赢球；防疫是当前重中之重，本以为伊朗是弱旅，戴着口罩也能拿下，但没想到输了一局，要真输了比赛可就难堪了，于是发现还是另一个KPI更重要。本以为这是小事，没料到舆论哗然，这时它说，自己最看重的其实是第三个KPI：队员的健康。“张3丰”在《看看排协道歉信是如何推卸责任的》中说，这番说法是在轻描淡写，这一段话叙事的精髓，就是巧妙使用三个主语，“我们”“我们运动员”和“队伍”。当谈到责任时，多使用“队伍”和“我们运动员”（看上去是“我们”，其实是“运动员”）这样范围更大含义也更模糊的词。在“承担”责任的时候，同时甩掉了责任。你们不是打排球，是踢皮球。对于这些责难，胡锡进挖苦：我觉得女排不是比赛临场经验不足，是应对互联网的“临场经验”不足。她们不知道自己在赛场打球，自己的临场判断首先要和互联网的判断接轨，让网友们觉得对。否则的话，他们发现不对劲摘了口罩也白搭，3比1赢了、4战4捷也白搭。有一点他倒是说对了：排协所表现出来的反应，确属“应对互联网的‘临场经验’不足”，它看来既没想到公众会有这么大反应，甚至也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反应。至于胡锡进，虽然对公众的反应敏感多了，但他却讽刺网友吹毛求疵，要让一切都顺自己的意。我在意的既不是这场比赛本身，也不是这份声明所隐含的体育官僚主义（这也都是老话题了），而是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反应：至少从网上来看，人们普遍觉得运动员戴口罩比赛是不必要的，甚至根本就是个笑话。当然，也有人翻出早先巴西队、美国队在比赛中戴口罩的照片，然而很快就有人提醒：那最早也是2021年时的事了，当时确实疫情很严重，可现在都2022年了。这就是问题所在：无论是胡锡进还是“别人也一样”的旧照片，都已经无法证明当下戴口罩比赛的合理性。在疫情初期的2020年3月，我就曾在一篇《日常心态与战时心态》中写过：“欧美社会进入战时状态慢，但一旦结束，摆脱出来快；中国社会却相反，进入很快，摆脱出来却往往很慢，有时，这种被围心态（siege

江滨黄昏今年酷暑。自1873年有气象记录以来，上海40℃以上的极端酷热天气共记录21天，其中19次发生在2000年之后，7次就在今夏。黄梅季草草收场，连年年光顾的台风也没来，感觉所有人都像是蒸笼里的困兽，而这甚至都谈不上往日南方城市那种潮湿暧昧的诗意，倒不如说是酷烈笼罩之下的全盘热情低下。这并不只是我的感觉。虽然解封已久，但上海的地铁客流量仍恢复乏力：整个7月同比下降32.4%，其中工作日达到常态的69%，休息日则仅有52%。有人说，上海人变“宅”了，但我想，这不如说是一种特定的适应进化：在一种劫后余生的氛围下，人们都默契地选择了“非必要不出门”。我也是经历过后才意识到，其实连出门这样日常的事，也是需要某种安心感作为支撑的。不时也有外地朋友问起我在上海生活怎样，说起来可能各地也都差不多，无非是72小时核酸续命，此外就是隔三岔五的“大筛”（近一个多月来固定在每周六），小区居民一起捅喉咙。前一阵的新段子，说流行语“yyds”，在上海的意思是“又要大筛”。每次大筛，按说边门要关起来，因为确保每个人在小区里，但后来发现，其实也常常开着。有邻居问楼组长到底怎么回事，她说，反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你们也别确认了。8月6日起，关闭已近五个月之久的小区北门每天7:00-9:00，17:30-19:30限时开放；第二天，上海宣布全域风险区清零，实施常态化防控措施。问了小区核酸亭里的工作人员，她说原本合同签到7月底，之前延到8月底，但前一阵最新的消息，核酸免费检测服务将延续至9月底。说实话，没人知道将来会不会又有什么变数。7月里的一个新闻是：奥地利有艺术家和经纪人告赢了政府，认为去年Delta疫情严重时，文化场所遭关闭属于歧视。但在我们这里，遇到类似的状况只能是拼个人生存技能：出入任何场所都会被要求出示各种二维码，号称“索多码”，以及一种个人的忍受力、警觉性和逃生本领。Suda月初去云南，她后来说：“每次出入机场地铁都感觉很烦躁。已经完全不追求服务了，只求防疫。”确实，我7月底去杭州，出站时也排队花了整整一小时。后来朋友揶揄：“你已经不满足新情况下的旅游必备条件了，因为其中一条是必须自驾，这样才能给你在封城前及时逃离提供最大的保障。”我们对日常生活的一系列默认的感知，已在无声无息中宣告瓦解。看到网上一个假设：“如果一些人假扮成大白，当街把你拉走，说你是红码，周围的人不敢靠近也不会帮你。你该怎么办？”我认真想了想，确实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之前就有朋友在豆瓣上说，经历了这几个月，想通了很多，很多曾试图去追求的事，现在发现都没多大必要了，是可以放下来，专注于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她这番话引起了广泛的误解，有人反问：“那不正是他们想要的吗？”我理解这种质问：低欲望可能在无意中成为共谋；但我也理解那位朋友的话，实际上，身在其中，我们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很少的，并且无论如何选择，都不可能完美——你克制欲望，显得像是自我压抑；但你坚持和原来一样，哪怕在你自己看来是用拒绝改变来抵抗，在别人眼里也可能觉得你似乎没心没肺。我当然知道，欲望也是健康的，那证明我们活着——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需求和欲望就是自我的根基，而完全的自我消解就意味着死亡。不过，在东方哲学中，那种看似消极的自我抑制，只是想从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中解脱出来，通过将自我悬置，更专注于内心，以达到“无我”的境地。我不清楚，这最终会导向人们克制自我，还是更注重表达自我——或许这也并不矛盾，因为既然未来可能是完全不确定的，那么做计划就没多大意义了，能做的时候就去做，因为下一次你或许就再也不能了，即便可能也要等很久。你应该后悔的不是你做了，而是你没有做。既然如此，那么明智的选择是抛开那些不重要的事物，但坚定不移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意味着，当下最重要的使命是认清自我——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原先我们不需要反思“如何生活”的问题，但现在这却可能持续地困扰我们。从好的一面来说，惟其如此，才构成自觉的行动；但大部分人首先感受到的，也许是它坏的一面，那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仿佛只是过一天是一天。汪天鑫

黄昏下班，到小面馆坐下，点了一份大盘鸡拌面，还没等到面端上来，忽然间手机叮咚一响，接到一条通告：我被禁言365天。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面条端上来了，当然也还是得吃下去。本来前一阵曾想过发个通告，万一本号被封，我会在豆瓣说明的——还好没发，现在豆瓣也被封了。今年1月6日，我就曾被豆瓣禁言了180天，到7月5日才放出来。为此我还写了一篇《远离豆瓣的180天》，现在，刚回到那儿开口说了一个半月，我就又得远离它一年了。老实说，年初第一次被禁半年，起初还是有点难过的，而这一次虽然更长，却并没有激起我内心多大的波澜——如果说有，那主要是觉得很不便，毕竟本来我还有不少书和电影想要标记一下。也不算太意外，今年的大环境有目共睹，我朋友当中被豆瓣永封的也不止一个了。可能也迟早会轮到我。这次回到豆瓣，为时虽短，但能明显感受到豆瓣的凋零，往往一早起来刷一下，没几条就看到了昨晚读过的。虽然我也只关注了300多位友邻，但记忆中早先一整晚他们输出的内容，够我一大早看挺久。被封了半年，我也一度好久不刷豆瓣，以至于现在感觉这反差特别大。很多人或是离开了，或是被迫沉默了，或是不想多说了，这样的结果自也不意外。想想我自己也是如此：虽然解封后无所顾忌，反正这号没了就没了吧，但这些天事实上就是提不起多大兴致，基本上偶尔发一条，就扔在那儿，随它什么时候过审。想想早先，豆瓣是我唯一使用的平台，一度甚至每天可能发10条以上，以至于有友邻发豆邮给我说：“你写得很好。但我只能取关了，因为你发得太勤，感觉每天被你刷屏。”这样的日子应该不会再有了。我上豆瓣整整十五年了。以前从没想过离开，但现在这么长，我或许是时候考虑下去别处看看了。别的就没什么了。请大家安心，我没事。只不过我被封后，请不要给我写豆邮了，我能看到但不能回复。见谅。

今天这篇写完，又发不出来，也不意外。各位想一读的，请照例去本号首页底部输入消息，提取关键词是“滥用”，已设置好自动回复长图。第一步：点到本公众号首页，点右上角的“发消息”：第二步：点左下角，出现对话框，在框内输入“滥用”：虽然这篇是谈河南的事，但我想通过对背后逻辑的分析，旨在说明：这样的事件发生，绝非某个地方偶发的失误，相反，它是结构性的产物。不论如何，这就是我们需要看清的社会现实。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对此悲观，我的兴趣只是分析问题本身。我知道，不止一次有人说，“维舟现在的心态也变了”，又或者说“你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我想这不是问题的重点，我希望的是能帮助大家理解一点当下的现实。疫情已经第三年，感觉所有人也都疲了，又或是习惯了——来来去去不知重复操演了多少回，但却看不到尽头。我想说，如果这些经历让我们更好地看清了周遭的现实，那我们就没有白白受苦。

《隐入尘烟》剧照电影《隐入尘烟》近日来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但争议的原因却不是其艺术水准，而是很多人觉得这部乡土电影所呈现的西北农村面貌，为什么2009年还有这样土气的打扮，“搞得好像是七八十年代还不如”？更进一步，就有人怀疑海清饰演的女主角形象“更像是西方人定义中的中国农村妇女”，“为什么入围国外电影节的影片都是这类型的”？根据这种理解，这部影片就成了迎合西方的偏见的新证：“很符合获奖三要素：苦、丑、穷。”有人据此写了一篇《海清这个形象也“抹黑中国”了？》，在梳理这些论争之后，举出大量实证，认为影片所呈现的都是相当真实的农村面貌，导演李睿珺不仅把镜头对准了自己老家（甘肃高台县罗城镇花墙子村），还经常让村民客串出演。这乍看是在争论真实性，但其实并不是。因为如果你加以美化，即便失真，也不会招来这样的抨击。实际上，即便你呈现真实，也会被视为别有用心，为什么不多看看好的一面？为什么不赞美进步的地方？《隐入尘烟》中海清的剧照对许多人来说，这涉及到“面子”——如何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一面呈现给他人，但把不堪的那一面尽可能地掩藏起来。不难看出，这种意识与真实性恰恰是冲突的，因为“真实”势必意味着不论好坏完整地予以呈现。很多年前，我带Suda（那时还只是女友）回乡，去小姨家小住了会，她歉然说：“我们这乡下没什么可看的，要不你们一会去旁边手帕厂转转吧。”饭后出门，Suda忍不住问我：“好奇怪，你小姨为什么让我们去手帕厂？”我想是这样：在小姨的心目中，乡下实在一无可看，唯一还算拿得出手的“现代”景观，就是这个手帕厂。当然，我们后来也没去，对城里长大的女孩子来说，这种工厂实在再无趣不过，村里随便一间老屋、一道沟渠都比它有意思多了。几年后，我们去婺源，拍了一堆照片回来，但她父亲和姑妈看完后的反应都一样：“你们花了那么多钱、跑那么远，就为了看这些破房子？”事实上，在我们的旅途中，也不时会遇到这样好奇的本地人，“为什么这些游客会喜欢那些没什么可看的东西”，但对我们来说，跑那么远当然也并不只是想看几座最新的水泥楼房。婺源篁岭1934年，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应一群半裸的黑孩子的要求给他们照相完，就被两个便衣警察抓起来，理由是他“刚刚进行了一项对巴西不友好的行动”，当时的巴西精英容不得任何人提起本国内地的原始状况：他们说，我照的那张照片如果拿去欧洲的话，可能会被人认为巴西确实有黑皮肤的人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而且，更可能被用来证明街头儿童的确是没有鞋子穿。他们把我拘留起来……在这种自尊背后，潜藏着一种自卑，事实上，这才是把殖民者的视角内化了，因为它情不自禁地根据“文明”的标尺，将那些令人羞耻的角落掩藏起来。1972年尼克松访问莫斯科时，为了给外宾留下好印象，甚至“整个街区的旧建筑被焚毁拉走，成百的人被迁出去，街道加宽重铺，房子重新油漆，栽上树木，铺上草皮，边上还围以花坛”（《俄国人》）。给外人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布景。后起的民族国家，往往有一种焦虑感，在潜意识中不断地将自己与发达国家作对比，下意识地要掩盖自己见不得人的一面，同时不管对方是否有兴趣，骄傲地炫耀自己新取得的成就。在这一心态下，被人肯定和羡慕是最使他们满足的，而对传统/“落后”事物的兴趣则被视为不受欢迎的阴暗心理。邀请他人前来观察的本意是肯定自我，只是不幸这经常与外人的观察角度构成冲突。梅棹忠夫在1960年代就发现，在中东各国旅行时，“随处都可以遇见阻止你拍摄他们以为羞耻的现象的认真的爱国者们”——镜头前的景象，彼此都看到了，但你呈现这些真实，就已令人不快。安东尼奥《中国》剧照1972年意大利左派电影导演Michelangelo

原本春节后就想继续去各地访谈，但谁也没料到，上海封城折腾了那么久，现在终于可以恢复了，这一次我想就近先去杭州。我下周三（7/27）中午到杭州，停留3天，预计下周五（7/29）午后返程回沪。这些年里，杭州我大概少说也去过二三十次，但大抵是去旅游、访友，并没有找人来对谈过这座城市本身的发展、变迁和未来。除了数据、文献之外，我想在其中生活的普通人的感受是更为重要的，我主要关心如下问题：和其它城市（尤其是长三角城市）相比，你觉得杭州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近十年来本地发生了哪些变化，对你生活有什么实际影响？你为什么选择在杭州？如果有机会，你会想去别处吗？其它的，可以随便聊。我特别想了解的，是那种书本上没有、外地人也很难了解的本地信息，那种作为外来游客单靠自己去看无法得知的信息。比如说，外地人印象最深的杭州通常是西湖风光，又或是近年来的“网红城市”，但对杭州人来说，生活在其中意味着什么？所以，杭州的读者朋友，如果有兴趣对谈，请在下面留言，最好能有2-3句话简短说明下您了解哪些。我会据此来确定对谈者。这个新号现在仅有不到5000关注，其中杭州有147位，虽然肯定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和兴趣过来对谈，但因为我本人停留时间也有限，恐怕难以一一对谈，所以到时不得不有所选择，待我再后续联系确认彼此的时间。谢谢！

余秀华女诗人余秀华和养蜂人杨槠策的爱情，看来已告终结。在余秀华遭家暴的传闻公开化之后，两人的关系已难以继续，何况分手也不是难事，杨槠策说过两人“没有领证，真的爱情不需要结婚证来约束”。他们的爱情，曾是当代传奇：一个因脑瘫而备尝生活艰辛的女诗人、在39岁终结二十年的婚姻之后，遇到一个真正能欣赏她的小伙。虽然也有人觉得难以置信，但当然，无数人都愿意给他们祝福。可能谁也没想到，杨槠策会有一天这样自我辩解：“把一个爱她的人逼到动手打人，真的是我一个人的错吗？”这种话无疑让人寒心，但像这样的“逆向投射”向来是男权文化无师自通的话语，它的潜台词是：都怪你，我才不得不这样做。甚至在谄媚语里，你都能不时看到同样的逻辑：只因你太美了/引诱我，才让我发狂。对当事人来说，这么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完全免除了自己的行为责任，何必呢？要怪也只能怪你。既然如此，可想而知，这样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有必要道歉。在杨储策那封“道歉信”里，他先说“看书没有什么不好，我知道你喜欢看书”，但接下去却又说了这样一番话：“……建议不要老看小说、外国小说，活在童话世界里，也要看看中国的儒家思想书籍、国学书籍，这都是一辈又一辈的先民，在历史的长河中智慧的结晶。”杨储策的“道歉信”他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些？应该说，这在我们社会是尤为常见的一种说辞，连做父母的也常常并不爱那个真实的孩子，但他们会把这种不爱包装成一种有条件的爱：“你现在的样子不好。如果你成为我希望你成为的那个样子，才值得我爱。”这本质上就是一种规训。余秀华是诗人，但在杨储策眼里，她看那些文学作品助长了她脱离实际的倾向，他之所以要抬出那些典籍，是因为在他看来，“读书”本身就应当是“修身”的一部分，是为了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也就是说，只有现实生活才是值得追求的，而对余秀华而言如生命一般珍贵的精神生活，却不过证明了她仍是“生活在童话世界里”，心智还不成熟。你可能会震惊，他自己写的道歉信都满篇错别字，何况也比余秀华小了十来岁，哪来的自信这样老气横秋？但这种家长式的说辞，却正是无数中国人从小到大听惯了的，杨储策可能只不过是把这一套话语早就内化了。可悲的是，有时正是那些看起来“懂事”的孩子，更容易接受这些。他们早早地学会了压抑自己的本真和欲求，尽力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自我，虽然有时他们也被生活一遍遍毒打，但却从不怀疑这才是他们人生价值的唯一来源。作为神农架的养蜂人，杨储策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他可能确实也受过很多磨砺。或许可以说，余秀华那样的纯粹既代表着他失去的另一半自我，但他却又本能地觉得那是“不现实的”。他确实曾背着她爬山、抱着她赏花，甚至租了架飞机带她欣赏神农架的风光，但热恋期这种表面上的诗意浪漫，并不表明他真的欣赏和理解余秀华的内在精神世界。这种分歧恐怕也是他们争吵的根源之一。余秀华在家里爱不是控制，它不是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而首先应是欣赏彼此的独特性，温柔地善待它，让这嫩芽能有机会生长出来。这需要一种真正平等的态度，因为家长制的结构下，这一点很容易被遮蔽——每一个有点自己喜好、但被父母视为“玩物丧志”的孩子，想必都体会过这种痛苦。余秀华因为身体的残疾，对这种体会应该更深得多，诗歌对她而言远不仅仅是“童话”，那应该就是生活的支撑，因为她说过，“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我一位女性朋友“墨涅涅”对这件事颇感难过：我无法预测余秀华在经历过种种风波之后，是否依旧有勇气去追寻属于她的真正意义上的伴侣，还是会选择凭借自己对文学的信仰和造诣孤身远去。在整件事情中，有一种心理被巧妙的遮蔽了：余秀华被当作一件信息时代的“快消品”被大众趋之若鹜地消费着。一个写下2000多首原创诗歌、被誉为“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的有残缺的女诗人，她的不幸、她的婚姻、她的期望、她的爱情，常常被置于媒体的聚光灯与大众的显微镜下，被当作一种“先锋式的奇观”供人们品咂、评价与消遣。我们这个时代还是太荒凉了。怎么说呢，这确实是一个荒凉的时代，但我相信余秀华可以走出来，她曾说过：“从本质上来说，花草树木更惹我爱，然后是文学。男人嘛，只属于锦上添花。”如果真是这样，那她本身就是自足的、不假外求的，这当然也无须否认曾有过的那些美好时光，然而重要的是，没有这些她也可以活下去。爱情并不是两个人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而必先有赖于一个独立的个体，就像她说的：“我从来不指望自己能够吸引别人，我觉得这样很浅薄，我得吸引我自己，让我自己有了热爱，才能完成以后孤单又漫长的日子。”这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6月1日，上海全城正式解封，按下暂停键长达整整两个月的中国经济心脏逐渐复苏。现在很多人的问题是：上海复苏的速度有多快？作为长三角的无可置疑的中心和全国交通枢纽，上海的复苏会对各地之间的流动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严格的防疫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活动的活跃度？市内活动的恢复较为迅速，解封仅一周后的6月8日，上海地铁的客流量就达到了598万人次，反弹至封城前的50%；但上海并不只是“上海人的上海”，而是“全国的上海”，对外交通的恢复更能真实反映出上海与各地经济的联动，让我们更清楚地评估上海对整体经济生态的影响力，并更好地“在流动中管理”。撰

其实不止180天。我是1月6日被封的，按说7月5日就解封了，但这一天真到来时，我甚至都提不起兴致去看一眼豆瓣页面。今天我又活过来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原本在被封之前，我也已有几分意兴阑珊。两年多来，豆瓣上的言论尺度一步步收紧，去年底我还曾拿这开玩笑：自从这两天豆瓣新的审核机制出来后，感觉和豆友的距离拉大了很多，因为现在看到的每一条广播，都可能是po主几个小时前发出来的，就像我们看到的星星，其实是几年前发出来的光，只不过由于隔开了几光年，所以现在才看到。据此推算，大概现在豆友人均拉开了1/365光年的距离。当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先被锁一阵（有时甚至以天计），慢慢地自然也就觉得没意思了。那段时间里，我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几乎都被打回来了，这当然会极大地打击我的表达欲。唯一还能做的，似乎就是默默转发，但即便这有时也不能，因为常常发现被拉黑了。今年元旦那天，我因此说，将会慢慢淡出豆瓣，除了留着标记下书影音、发发书评之外，不再说什么了。我确实没再说什么。然后，多少让人觉得有点诧异的是，1月6日收到了被封180天的处罚。当然也有人拍手叫好，不过更多的似乎是物伤其类的哀伤，“子文阿东”说：1月1日说完这段话后维舟再没说过什么，只是转发一下友邻的广播，然而到底没能幸免。还是有点儿难过的。虽然没关注，也基本没交流，可一直确定维舟在豆瓣的存在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这么多年一直在思考和分享，做出那么多贡献也尽量遵守规则的用户，最后仍然免不了被远远放逐。我们的豆瓣去哪儿了？

6月29日，上海在解封四周后终于开放堂食，今天起又开放美术馆、博物馆、体育馆等室内场所。这一次媒体上倒是没怎么渲染“上海的烟火气正在回来”（大概因为5月里那一波翻车了），但确实有人半是伤感、半是欣慰地觉得，过往的日子一点点回来了。其实并没有。过去的就是过去了，它不会再回来。当然，怀旧是可以理解的，当你对不确定的未来充满恐惧时，要克制住自己不去怀旧，那需要一种无情的清醒。本质上，怀旧是对现实的委婉的否定，因为它潜在的意味是：最好的未来也比不上以往那样。就此而言，所谓“烟火气正在回来”在宣传上是双重失败——不仅是它没能证明往日重现，而且就算重现，也含蓄地承认了当下不如往日。就像做了一场梦，疫情就这样说走就走了，但也没人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卷土重来。如果任何梦想随时可能被打碎，那未来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至少不值得憧憬。经历了这些，我们可以更深地体会到黑格尔的洞见：未来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希望和恐惧的对象。如果说几年前，未来还曾因其不可预知而令人兴奋和期待，那么现在则令人恐惧和畏缩。乐观已经显得不合时宜。我们丧失了过去，现在又没有了未来，只剩下“现在”这个孤岛。用纳博科夫的话说，“现在只是过去的顶点，未来并不存在”。这可能是某种中国式的存在主义困境：由于通往过去和未来的桥梁都断裂了，它们也不再能为当下的生活提供意义，人们被迫要通过当下的行动创造意义，毕竟无意义的生活是不可忍受的。也正因未来毫无意义，只能过好当下每一天，人们反倒从日常的重负中解放出来。6月29日，上海突降暴雨，不少市民雨中当街搓澡，很多人在议论之余，又不知如何理解这种行为。在我看来，这是社会心态变动的征兆：据说唐山大地震后幸存的很多老人都不再储蓄，转而信奉“及时行乐”的哲学。当下也正是如此：既然没什么可期待的了，那还不如过好当下，如果你感觉不错，那就去做吧！这些天来，我时常有一种“从彼岸回望”的感觉：虽然生活在当下，但我忍不住想，数十年后自己（如果能活那么久）将如何回忆这段时光。我在意的并不是彼岸世界本身，而是拉开一段距离审视当下。这就像是从未来穿越回来，卡在这个时代里，除了灵魂出窍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暂时离开。通过这样的回望，至少可以看清一点：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是一条无始无终的长河中的一段。《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一书中说，我们其实都“生活在中间”，因为生死其实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虚构的叙事是闭合的：有开头、中间和结尾，其间出现的各种纠葛在结尾里得到了解决。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总是（或者也许并不经常）有闭合的因素——也就是在死亡之前没有。我们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是“中间”，我们在其中工作、娱乐等等。中世纪的基督徒也曾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看作是基督第一次降临与第二次降临（那就是作为世界末日的“审判日”）之间的一个中间期（所以称之为“中世纪”），一代代人就这样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只是由于世界末日一再延期，对人们来说已无实际意义，最终，思想独立的新人才渐渐生发出来，他们相信人有能力控制和改善自身的处境，进而探索并开创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当然，现代人也早已没了文艺复兴人的那种乐观，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是：现代社会之复杂，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人所能理解的程度，遑论掌控。更有甚者，有时人们赫然发现（并不总能），自己没能控制外部环境，反倒被那个外部环境所控制了。实际上，知识无法解决当下的生活困境，这本身就构成许多人的困境。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已经看清了这一点：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人对事态的把握程度越高，他的思想就越少冲击力。如果一个人知道的越多，灰心失望的情绪也越大，那么，它只能说明知识的权力正在一步步缩小。对能够预见的事情无力进行控制，往往会使人产生孤立无援的感觉。在经历了这两年的疫情之后，想必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一个我们无力控制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理解我们自身的处境，并在短暂的人生中尽可能地活出自我。我理解很多人寄望于“往日重现”的那种不由自主的心愿，因为当人们失去太多时，回忆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自我意识。然而问题在于，这样一种生活是停滞的，归根结底也是缺乏想象力的，这意味着，人们看不到生活的其它可能。当你只剩下现实，而现实却既无聊又缺乏安全感，这样一种心态可能会召唤出不同的行为：及时行乐的解放感、沉湎于回忆的乏力感，又或者，某种“岁月静好”的生命悬置状态。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人们想要从现实生活中解脱出来。很多人都嘲讽“岁静派”只是抬头不看现实的鸵鸟心态，但它仍然构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那就不能不加以正视了。有一点被广泛误解：“岁月静好”看似幸福安稳，但其实基于对现实生活的痛苦认知，只是出于麻木感和逃避痛苦的本能，人们才试图视而不见，专注于营造一个自己能掌控的小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逃避现实的倾向毕竟是有情可原的，人们需要在巨大的外部不确定性和内在焦虑之间找到一个缓冲区，“躲进小楼成一统”，可以让人找到某个“十字街头的象牙塔”，借此远离纷扰，进入一种悬置主体性的平静状态——但那种平静乃是风暴眼中的暂时平静。疫情之后的社会反应让我意识到，绝大部分人的精神都没那么强大，但这种软弱性原本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毕竟人有七情六欲，既不是机器，也不是神。事实上，有时候我也抵制不了诱惑，谁都无法紧盯着现实一眼不眨。只不过我们还是要清楚，没有人能回到过往，而只有当我们摆脱了这种欲望，我们才真正摆脱了这段经历。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不要成为你过往的囚徒。那只是一个教训，不是无期徒刑。”（Never

去年10月20日，包裹着他最喜欢的小毯子1男大十八变。阿福这一年来生长凶猛，不时照镜子，和哥哥那时不同的是，他身上有一种毫不掩饰的小男孩式自恋——这一年来，家里人都被他这样的问句烦透了：“妈妈，勇敢地说出来，世界上最帅的男人是谁？”半真半假说得多了，有时我真担心他会太膨胀了，问他：“你这‘世界上最帅的男人’是谁评选出来的？除了你自己，还有谁投票给你？”他不屑地说：“我的票多得全宇宙都放不下，所以宇宙才膨胀。”不过说完这句，他就自嘲了一下：“世界上最帅的男人，竟然是个神经病。”对他来说，“帅”是一种男子气，是击败哥哥的武器，他那么帅，但哥哥则是最丑的。他也觉察到这里的逻辑矛盾，因此他自问自答：“你会问，为什么兄弟俩，一个最帅，一个最丑？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是一个美一个丑。”尽管这样变相拍妈妈马屁，但让他伤心的是，妈妈并不领情。妈妈不肯承认他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并且当他宣称“最帅的男人可以为所欲为”时，妈妈一声断喝：“就算再帅，我也是你妈！”有一次我问：“你说实话，内心觉得自己跟哥哥谁更帅？”他忸怩了一会答：“干嘛哪壶不开提哪壶？”但他觉得只是说出了隐秘的欲望：“难道爸爸和哥哥就没有一秒钟幻想过自己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吗？我不相信！”他这么说也是有证据的：有时他喃喃自语“世界上最帅的男人”，哥哥就在旁接口：“……的弟弟”或“……的儿子”。那时候爸爸可没有否认。说来似乎有点矛盾的是，这一年来，他一面是在家里经常这样自恋，另一面也比以前会自嘲了——也许他这种自恋本身就是在自嘲。在家里面，反正他再傻的话都可以说，因为按照他的看法，“傻又不用付出代价”。去年夏天，他曾突发奇想，说要“抓住小鸡鸡，给自己来个过肩摔”，说完之后，他深表歉意：“虽然很帅，但这听起来也很变态。”他表达过对世俗眼光的不满和痛苦：“最帅的人，也可能是最悲惨的人——比如我，我本来是最帅的人，但在我出生那一天，人们的审美变了，于是我成了世人眼里长相一般的人了。”这话他还不止一次说过，今年春节里，对着镜子，他搔首弄姿了一番，感叹：“‘哇，他好帅！’这样的赞叹本来是我应得的。可是命运却安排别人的审美和我不一样，在他们看来，我小眼睛、大鼻子、厚嘴唇，无法欣赏我的美。”去年秋天的时候，他就对妈妈说：“我其实是很聪明的。”随后马上就补了一句：“这是自我陶醉。”另一次，他无聊地学妈妈说话，妈妈正待发作，他自嘲“我这是在挑衅”，妈妈啼笑皆非：“你也知道自己是在挑衅啊？”他狡黠地一笑：“有自知之明是最好的。”阿福自画像，今年4月6日，这是美术课作业2就像他的自画像透露的那样，这是一个内心桀骜不驯的小男孩。他说过：“看我的影子就知道，我是外星人。”这一点，在他才3岁多的时候就有苗头了。那时有一次，他笑眯眯地对妈妈说：“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刚一喜，他接下去又说：“你不生气，我就叫你好妈妈；如果你生气，那就不乖了，要打手心。”对他生气是不管用的，常常招来猛烈的反弹。有一次兄弟俩玩具弄了一地也没收拾，妈妈怒了，哥哥知错就改了，他却不吃这一套：“你对我们吼，有什么用啊？这么凶，像疯了一样，谁会喜欢你啊？”那时他不到7岁。说教也很难奏效。告诉他不要挑食，那些食物有营养，他抱怨：“凭什么营养都在这些难吃的食物里面？”实验也让他怀疑大人的说辞：“小时候我听说吃鱼会变聪明，于是我吃完鱼就立刻在脑子里想，几加几等于几，结果发现并没变聪明。”到后来，他也会把家长的威胁用来调侃。去年底得了腮腺炎，医生配得药很苦。吃了两次，到后来看到药汤就皱眉：“太难喝了。除非你威胁我，我才喝。”“好吧，你不喝，我就把你扔下去。”“可信度为0。”“那不喝，就不准看动画片。”“啊……那我喝。”他至少教会了我一点：威胁的可信度比威胁的强度更有效。不过这两年来，他多少确实有所改变了。也是7岁多的时候，有一天都11点半了，兄弟俩还没睡着，我就吼了一声：“都这么晚了，还不快睡？不准说话了！”马上，弟弟就有情绪反应了，但这次他没有大发作，而是刚爆出来就忍住了，居然还说了一句：“我可是很容易被激怒的呀！”他是我们家里的活火山，打球时胜负心也很强，小时候输球了总是归罪于别人：风力不对、边界不明、裁判不公，如此等等。到后来我们也烦了，带他去羽毛球馆，这些抱怨就都难以成立了。在接受了打球规则后，这一年来慢慢地，他看来也更能接受输球、控制自己脾气了。男人孤独的身影，6月初在崇明老家今年春节回外婆家，闲时打球，不知是因为陌生还是看表弟嘉嘉小两岁，他居然很忍让，但当嘉嘉耍无赖，把输的球都算自己嬴时，他终于发飙：“你不守规则，我不跟你玩了！”妈妈说：“其实我们以前觉得你也这样。”他不说话了。一大家子在一起看视频，看完了他耍酷搞笑的片段，一会再看小表妹们的，他有些不满：“为什么不看我英俊的身影了？”妈妈笑：“你也要让妹妹们看她们美丽的身影啊。”他无情地说：“妈妈，你这是在拍马屁。”回城的路上，小表妹妍妍一会要倚靠姐姐，姐姐腿麻了又闹觉，阿福叹气：“我终于明白，不生小孩是多么幸福了。”3作为世界上最帅的男人，他跟女生好像也有点合不来。有一次他鄙夷不屑地说：“女生那么小家子气，课堂上像是好学生，下课后就露出本性了，总是爱跟老师打小报告。”我说：“是不是你们欺负了女孩子吧？”他哼了一声：“一听就知道你不了解小孩子，我们班上的女生才不会打不过男生呢！”不过他自称在班上打架第三名，“第二名其实就只会一招：戳裆，但我挡不住。”我皱眉：“这种打架太不守规则了，你们有没有告诉老师？”他说：“男人打架，不能相互出卖的。”每次送他上学，我发现，他一到校门口，就变得有几分畏畏缩缩；不过放学时，又和一群男生追逐嬉戏、说脏话，这时候他的想象力变得异常丰富：“我的头是一个狼牙棒，你要是敢过来，我就摘下来给你一个头槌。”“带一个屁，在路上放吧。”他肯定不算是好学生，前一阵，他诚实地写：“8岁时，最难忘的是我开始变差了。”虽然我们宽慰他有进步，但他还是固执地要这么填写，写的时候哀叹了一句：“我梦寐以求的建筑，将不可避免地崩塌。”虽然他这么年轻，人生还来日方长，但他偶尔也会想到死亡：“为什么人对死一无所知却那么害怕呢？”就在不到一个月前，他还感叹：“如果人转世了，前世的事却全都忘了，那多可惜啊。”哥哥问：“有什么可惜的？”“因为人临死那一刻领悟到的是最可贵的，但却来不及告诉别人了。”回忆往事，他说：“我活到现在，最快乐的就是5岁那年的暑假，那年不仅去了屋久岛，而且是我没有作业的最后一个暑假，尤其是，看到哥哥被妈妈催作业，对比之下幸福感就更强烈了。”除了可以和同学们一起打架，看来也不觉得上学多么有趣。尤其是今年封城之下，差不多寒假连着暑假，恐怕都快忘了上学是什么滋味。他宣称这是不人道的：“上帝发明学校是一种罪过。”做作业做得苦恼了，他抱怨“为什么小学生这么多作业”，然后突然说：“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是谁？是妈妈。她不用上课，不用上班，如果不是去观鸟，她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不过观鸟也是她自己想做的事。”2月底，还在封城前夕，有一天和他放学后走回来，他忽然感叹说：“我现在感觉生活压力比以前大了。”我笑问他有什么压力，他说：“就是有时候作业好多。”我问，那你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他说：“我就会想去操场上放松一下，或者听听故事。”过了一会，他又叹了口气说：“如果我是富二代就好了。就不用那么努力了。”我说，富二代也会坐吃山空的。他说：“是啊，这我在故事里也看到过，不过有时候还是羡慕。我最羡慕的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又能赚到钱，同时还轻松自在。”“那你如果将来想这样，也可以准备起来啊。”他问：“爸爸，那你是怎么做的？”爸爸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家事：（已设置超链，点击篇名即跳转读取）孩子教我们做父母两个男孩的夏天阿福八岁了小毛这十二年当爹又当妈的日子小学作文的八股化给孩子讲《三国演义》跟孩子们讲《白蛇传》阿茶的绘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