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哈特穆特·罗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社会加速理论作者刘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袁健红，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7

潘宇峰4·149中华传统文化的法价值之维陈亚飞4·154招商引资行政纠纷的司法审查困境与法院角色转型——基于536份行政诉讼裁判文书的分析胡若溟4·162从预测心智理论看社会认知的文化建构何

关键词：工资集体协商；政府偏向；劳动报酬占比；共同富裕作者寿菊萍，经济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讲师；罗春玲（通讯作者），管理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教授。19

2·169南宋朝野对蒙古国家及北方社会的文化认知——蒙古政权的“文化威胁”促进了南宋理学官学化么？周思成

提要：小三线建设研究是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1981年,小三线建设进入调整。自此到2021年,笔者将其称之为后小三线建设时期。凤凰涅槃的后小三线建设曾经遭遇不同的命运,呈现出多种结局。通过档案资料、口述史料、民间文献、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以及新编地方志等资料的运用,可以梳理、分析和探讨后小三线建设的命运。这一研究对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将成为国史研究的新领域。关键词：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后小三线建设;“四史”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做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小三线建设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在全国除台湾以外的所有省区市逐步展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得以调整。随着时代进步和相关研究的持续深入,包括小三线建设在内的三线建设,其历史价值得以正本清源,赢得了恰如其分的地位。近十年来,有关三线建设和小三线建设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史研究领域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特别重要的是在当下大力提倡“四史”教育的新语境中,三线建设和小三线建设研究也获得了新的拓展空间。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三线建设和小三线建设进入“调整改造、发挥作用”时期,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调整工作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范围内方得以大致完成。小三线建设企业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或破产、或重组、或改制、或转型,其历史真相和价值数十年来被误读误解误传。据笔者长期研究和实地调查,发现全国范围内部分有着小三线建设背景的企业,今日仍活跃在各行各业之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应该引起国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本文所述的后小三线建设,指从1981年直至2021年前后40年的时间内发端于原小三线建设的企业,在改革开放时代大潮的调整改造、兴衰成败、经验教训和价值启示,及其对相关区域经济社会乃至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多方面影响。下文将从后小三线建设的企业现状、研究资料、研究意义和价值三个层面,试论开展和深化此项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企业现状据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关于调整各省、市、自治区小三线军工厂的报告》所载:小三线建设决策于1964年,始建于1965年,旨在生产团级以下轻兵器,武装民兵和地方部队,战时支援野战军作战。截至1981年,在全国28个省区市已经建立了268个军工企事业单位,其中255家已投产,在建工厂9家、仓库3家、研究所1家;小三线全体职工28万人,设备37000台,累计投资31.5亿元,累计上缴利润12.6亿元。1978年,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将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并提出以“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的国防工业发展方针。1981年4月,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正式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交报告,提出小三线建设调整的基本原则为“着重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适当保留军品生产线,变单一军品生产为军民结合的生产结构;对于要调整的工厂,应贯彻少关停、多并转的方针”。这一调整原则得到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复准,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小三线企事业单位调整的序幕,全国小三线企事业单位也进入了后小三线建设时期。如上所述,所谓后小三线建设的研究,指1981年直至2021年期间,针对这批发端于原小三线建设企业的研究。全国小三线建设调整始于1981年,全面推动于1984年。截至1985年底,全国小三线企事业单位已减少到229家。各省区市开展小三线调整工作的过程非常复杂,各地完成调整的具体时间亦不统一,其基本情况至今难以全面准确地掌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第五机械工业部作为小三线建设业务最高领导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已经机构改革,各省区市小三线建设的主管机关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亦随之经过了多轮机构改革;第二,小三线企事业单位的档案资料或存于地方政府档案馆不方便查阅,或在调整时遗失,或被人为所毁,或分散存放在原单位档案室不为人知;第三,调整后的小三线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搬离企业原址,分居各地,绝大部分难以联系调查。虽有诸多困难,但基于笔者2013年至今的实地调查和口述访谈,结合已查阅到的各地政府档案和企业档案,同时获助于全国各地小三线建设领导者、亲历者和研究者的倾情帮助,以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所编的《地方军事工业》“附录二”《企事业单位一览表》为依据,统计出下表所示的全国部分省区市调整后的小三线企业现状不完整信息。▲说明:本表系作者自制。表内13个省区市小三线建设企业单位原有数据,见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编《地方军事工业》(1992年,自印本,第148-158页)。如上表所示,截至2021年底,笔者已经采集到13个省区市的173家小三线企业信息。其现状为:尚存48家,存活率为28%;倒闭93家,占总数的54%;被兼并3家,占总数的2%;情况不详30家,占总数的17%。上述企事业单位在近三四十年中,历经关、停、并、转、迁、换等极大幅度的改造改革改制,现存企业大致有如下三种情况。第一,依旧从事军工生产。安徽现在至少有4家小三线军工企业直接归属安徽军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安徽军工集团”)旗下,其中由安徽军工集团控股的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青海青乐化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原青海小三线企业青海化工厂)、江西新明机械有限公司(原江西小三线企业新民机械厂)、安徽新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原上海小三线企业跃进机械厂)、江苏永丰机械有限公司(原江苏小三线企业永丰机械厂)和江苏永康机械有限公司(原江苏小三线企业永康机械厂)等一批原小三线企业仍坚持军工特色,为中国军事工业发展继续做着轰轰烈烈又默默无闻的贡献。第二,依旧运营生产原小三线建设的军工企业配套项目。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上海小三线企业胜利水泥厂)分别在香港联合交易所(1997年)和上海证券交易所(2002年)上市,成为亚洲最大的水泥供应商,创造出“世界水泥看中国,中国水泥看海螺”的美誉。安徽海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原上海小三线企业海峰印刷厂)、安徽安东集团龙江供水公司(原上海小三线企业龙江水厂)、安徽325发电有限公司(原上海小三线企业325电厂)、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上海小三线企业自强化工厂)、湖北卫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湖北小三线企业卫东机械厂)、淮河化工有限公司(原江苏小三线企业淮河化工厂)、江苏红光化工有限公司(原江苏小三线企业红光化工厂)、天明化工有限公司(原江苏小三线企业天明化工厂)和河南省前进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河南小三线企业前进化工厂和工农机械厂合并而成)等,均原为小三线军事工业配套的项目,现已经在各自所属行业中发展成为知名企业。2021年9月29日,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由此成为安徽省池州市首家主板上市的工业企业,而这家企业的前身就是原上海小三线企业胜利化工厂。第三,原小三线建设军工企业军转民,转产民品,后经历重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而形成新的现代化企业。安徽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系原生产高射机枪的安徽小三线企业淮海机械厂发展而来,如今已是安徽省重点骨干企业。2016年以来,该公司抓住消费转型趋势,加强产业升级,实现了生产、制造、研发基地全链落地。2019年7月,其二期项目投产,具备年产40万—50万辆汽车的规模。此外,安徽江南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原安徽省小三线企业江南机械厂)也属于此类企业。另外还有一批有小三线建设背景的亲历者创业而产生的企业。小三线建设从城市来到农村,有意无意间,给各地的农村民众打开了一扇看外部世界的窗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工业新气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获得了这股新气息熏陶的农村民众,抓住点滴机会,投身创业而成功。2016年在深圳股票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余春明,曾经是原上海小三线企业东风机械厂一名安徽当地的征地工。在上海小三线调整之后,经过多年的奋斗,开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成为后小三线建设的创业典型。二、研究资料基于上述统计和分析,原小三线建设企业在后小三线建设时期得以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并在市场化改革大潮中经历浮沉取得巨大成就。因此,开展后小三线建设的研究非常有价值。因其距当下间隔时间较短,后小三线建设研究的资料丰富立体多元,笔者认为此领域研究资料至少应该包括档案资料、民间文献、口述史、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以及新编地方志等。第一,档案资料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根据档案保存地点的不同,可分为政府档案和企业档案。首先应受重视的必然是政府档案。在全国各省区市小三线建设中,上海小三线建设是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个以军工生产为主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上海市档案馆由此收藏了数量巨大的后小三线建设方面的档案资料,在全国同类档案馆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在各省区市以下的地级市档案馆中,同样也收藏着数量众多的政府档案。江苏有九家小三线企业,其中9395厂(淮河化工厂)、9489厂(滨淮机械厂)、9305厂(天明化工厂)、925厂(永丰机械厂)、5315厂(红光化工厂)五家曾下属于江苏省淮阴市国防工业办公室,其部分档案目前收藏于江苏省淮安市档案馆。根据江苏省淮安市档案馆已开放的《淮阴市国防工业办公室1984—2000年目录》显示,该馆共藏各类后小三线建设的企业档案资料7975卷、计21804页纸质文件。按照发文单位划分,既有国防科工办文件(包括江苏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淮阴市国防工业办公室收发文),也有政府类文件(包括江苏省、淮阴市、盱眙县人民政府及其下属各机关收发文)。此外,该馆还藏有935厂等的相关资料。这些档案对于研究江苏省的后小三线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如果说内容丰富的政府档案存放在官方档案馆中不易访得,那么保存在原小三线企业的企业档案,则相对比较容易寻找和利用。位于皖南的上海小三线企业八五钢厂是上海81家小三线企事业单位中规模最大的企业,同时也名列全国所有小三线企事业单位之首。八五钢厂不但在昔日为小三线建设做出令人敬佩的贡献,而且在保存档案方面同样走在前列。八五钢厂的档案资料现完整保存于上海中国宝武钢铁集团上海五钢有限公司档案室,其内容涵盖八五钢厂的建设、产品生产、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和工人生活等各个方面。管一斑可以知全豹,这些档案资料对于全面研究上海乃至全国后小三线建设弥足珍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八五钢厂档案中存有1976—1986年间《八五团讯》和《八五通讯》这两种八五钢厂自办的企业报,这在全国小三线企事业单位中可谓绝无仅有。这二份企业报有幸得到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目前已经正式出版。其中1981年之后的内容,在《八五通讯》中约占88%,在《八五团讯》也有将近48%的篇幅。这些将为后小三线建设的研究开展提供丰富素材。第二,档案多反映官方意志,而民间文献则能发现更多的基层和个人视角。笔者认为,凡是记述与后小三线建设有关的并且保存在民间的文献,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称之为后小三线建设的民间文献。在此范围内,包含厂志、日记、工作笔记和亲历者的自印本回忆录等,都是研究后小三线建设不可多得的文献史料。截至2019年底,笔者已收集到后小三线建设的厂志22种,涉及8个省区市不同类型的企业。这些厂志全面记载了该企业的整体情况、生产情况、经营管理、党群组织、文化和技术教育、职工生活与福利保障等。例如浙江德清有着原小三线建设背景的浙江解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主编的《浙江解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志,1964-2014》(2014年自印本),完整记载了该公司从20世纪60年代小三线建设时期直到2014年后小三线建设时期的完整发展过程。以上海小三线企业的海峰印刷厂为基础的皖南海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在2006年纪念企业成立20周年之际,出版了《纪念皖南海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成立十周年暨“三线企业”交接二十周年》,详细记载了该公司在后小三线建设时期的发展历程。日记和工作笔记也是后小三线建设资料来源中的一大特色。目前,学界对于日记的利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名人名家,但是从后小三线建设的视角来看,由于其覆盖地域广泛、涉及人员众多,其中必然有部分来自普通干部群众的日记和工作笔记,同样值得关注和挖掘。笔者几年前在走访辽宁小三线企业原新风机械厂(965厂)时,偶得《冯贵芳日记》10册。作为新风机械厂基层干部的冯贵芳在其工作之余所写的日记,时间从1967年1月至2000年5月,跨度长达33年,大致与新风机械厂的存续时间相同。在这10册日记中,从第6册到第10册完全和后小三线建设时代吻合,由此可以肯定,《冯贵芳日记》对于研究全国后小三线建设肯定有所助益。根据笔者的研究经历可以断定,只要假以时日并具有足够的耐心,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这类资料的数量一定会与日俱增。此外,后小三线建设亲历者的自印本回忆录内容也丰富多彩。柳波主编《卫东记忆》(自印本,2014年)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此书是曾在湖北襄阳小三线企业原卫东机械厂(846厂)从事工会宣传工作的杨克芝(笔名柳波)主编的一本以回忆文章汇编为主,同时包含部分史料汇编的著作,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其本人和企业诸多同事在后小三线建设的亲历亲见亲闻,值得关注。第三,口述史资料是后小三线建设研究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口述史资料的价值在以往的小三线建设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反复印证。例如2020年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张胜提交的博士论文《安徽小三线企业调整与地方社会经济建设研究》,以安徽后小三线建设为时空主题,采访了60多位当事人,这些口述史资料成为其博士论文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因为后小三线建设距今较近,相比于岁月相对久远的小三线时代,这类口述史资料相对容易采集。第四,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从1981年至今的后小三线建设,因为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其报刊资料和网络资料相较于小三线建设时期,其内容丰富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仍以安徽芜湖的海螺集团为例,对于这个诞生于后小三线建设的国内外水泥行业领头羊,全国报刊予以了热情的关注。除全国级主流纸媒《人民日报》等和省级主流纸媒《安徽日报》的相关报道之外,芜湖的地方纸媒《芜湖日报》在数十年中连续不断地进行跟踪式报道,素材内涵之丰富足以撰写一份后小三线建设时期海螺集团发展历程的大事记。另外,以上海出版界为例,具有优良历史传统的上海传统纸媒有关小三线建设的报道文章,和全国同时期的各省区市对比,也是一种难得的资料。近年来,新媒体越来越成为后小三线建设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进入自媒体时代后,上述的安徽芜湖的海螺集团官方自媒体以及相应的网络资料,就是一座极为丰富的亟待开发的新资料宝库。人民网、新华网、澎湃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主流新媒体平台对三线建设研究的各类文章,从质量和数量上,已有赶超传统媒体的势头。同时有关三线建设的微信公众号,也已经有令人瞩目的成绩。最后,各地的新编地方志,多少都有后小三线建设的信息,也是研究后小三线建设的资料来源之一,值得关注。三、意义和价值小三线建设是当前国史研究领域中的热点话题。近年来,小三线建设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而后小三线建设这一概念的提出,则为国史研究进一步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笔者对后小三线建设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充满期待。这一研究新领域,将至少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意义和价值。第一,作为高质量的个案必将全面推动和深化国史的研究与教育。后小三线建设是国史领域中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个案,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小三线建设,历经“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和全程,随后迎来了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初,又进入了调整时期直到当下。小三线建设和后小三线建设可以说几乎完整地横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激荡的半个多世纪。透过后小三线建设的研究,特别是无数从业人员激动人心奋斗史的阐述,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国史的内涵和实质,从而推动“四史”研究与教育持续深入开展。第二,后小三线建设研究对改革开放史具有独特价值。纵观后小三线建设众多企业的兴衰,无不和改革开放息息相关。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和落实,特别是外资的引进和利用,全方位影响了这些企业的盛衰,在它们的成长史上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痕迹。首先,后小三线建设研究所关注的原小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和发展,与中国外交战略转变、国家军工管理体制和国防工业经济的改革等多方面紧密相连。其次,后小三线建设研究是观察1981-2021年这40年间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的独特视角。小三线建设的军工体制是最具计划经济韧性的领域之一,在国企改革过程中颇具典型性和困难性,不仅可以通过比较全国各地原小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与发展,直接提供较为全面的国企改革实践案例以及全国范围内进行地域比较的维度,还可以分析全国各地小三线企业在调整、改造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路径,构建出改革开放视野下全国国企总体改革进程中立体多元的历史面相。再次,日下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已经影响也必将进一步影响这些后小三线建设企业新的发展轨迹。第三,有助于全面、客观、准确地评价小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是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在新中国工业化道路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小三线建设的评价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重大议题。有学者认为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出发点是符合当时国情的,改善了我国的国防工业布局,推动了地方工业经济的发展。也有学者在肯定三线建设决策的基础上,认为三线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家资源的浪费。由此可见,目前学界的视线仅短时段地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如果将研究视野进一步延伸至1981—2021年的后小三线建设这一更加宽广的长时段,就可以看到在时代大潮中转型成功的这些原小三线企业依然在为国民经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重要力量。

提要：《协议解释》中“订立”一词包含四种语义,分别为作为单方行为的订立行为、行政协议订立纠纷、合意订立过程和行政协议的成立。在行政协议诉讼中,订立行为可根据不同情形分别被界定为行政法律行为或行政事实行为,因订立行为产生的纠纷和因行政协议本身产生的纠纷共同构成行政协议订立纠纷。在行政过程的视角下,行政协议的合意订立过程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合同法上有关成立地点、成立时间的规定可适用于行政协议的成立。行政协议订立的行政性面向主要体现于对订立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协议性面向主要体现于合意订立过程,需溯源至民事合同订立的相关规则。关键词：订立行为;行政协议订立纠纷;合意订立过程;行政协议的成立

提要：非人类动物在人类社会的处境与福柯所关注的边缘人群相似。在福柯对人类社会权力技术运行机制的考古学考察中,可以看到现有动物伦理的反思困境:以心智和道德地位差别为基础的物种主义动物福利论主张具有优越性的人以支配性的权力关照非人类动物的痛苦与福利,这体现出等级制度下提高生产力的考量;通过诉求动物人格化所表现出来的人本主义动物权利论主张人与非人类动物平等,而这正是规训机制的基础,这种人性情感的相通式平等所导致的本质危险并不是极端情况下的“捕食问题”或“永恒的特雷布林卡”问题,而是在将动物纳入人类惩罚性社会的同时为规训动物提供了普遍性依据;试图超越以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论主张人与非人类动物各自作为共有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而共存,动物伦理应建立在维持共有生存空间的前提之下,这与自由主义生命政治不谋而合,人与动物通过相互成全和限制来达到生态系统健康和生物多样性并保障对人类后代的“环境公平”,但当人与非人类动物都被纳入一个超出个体掌控范围的人口效应时,非人类动物与人一样都面临被外在物性俘获为生产性工具的危险。关键词：物种主义;人本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权力技术;动物伦理一、引言诸多动物伦理思考者推崇或回应的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小说《动物生活》挑明了当今动物伦理反思的几个主要问题:许多主张动物伦理的人就像旁观集中营大屠杀的无辜邻居那样对肉食工厂的残酷视而不见,用粗陋和问错了问题的科学实验判定人比非人动物高级,从而认为非人动物(至少像鸡和鱼那样的低智商动物)无自我意识、不能像人那样理解生死,因此只要使用适当的屠宰技术迅速和无痛地杀死动物就是道德的;更进一步,因为人与许多非人动物(如蝙蝠)很少有共同点,所以非人动物不能成为人的朋友。《动物生活》的作者约翰·库切(J.

健康满分提要：人类既有的经验证明,一切理性化的行动都必然要首先设立目标,而且行动的科学性、合理性也需要建立在目标分析的基础上。只有目标是清晰的,通向目标的道路选择才有依据。但是,在具体的组织实践中,如何处理目标与目的的关系,却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工业社会的现实来看,总是存在着目标脱离目的问题,目标异化是经常可见的一种现象。特别是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目标的确立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实施的问题。因而,以目标为行动导向的做法也变得不再可行了。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的合作制组织将会在没有目标的情况下开展行动,即直接地根据目的而行动。合作制组织应当是任务导向的,是将对任务的承担作为目标的。由于任务具有易变性和不确定性,目标也应随着任务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关键词：风险社会;行动目标;合作行动;官僚制组织;合作制组织一切行动都应有目标,对于组织这一行动体而言,其行动目标还需要实现理性化。人们往往把没有目标的行动比喻为“无头苍蝇乱撞”,也就是说没有目标的盲目行动是不可取的。作为行动者的组织,不仅有行动目标,而且其目标还应反映科学理性,是得到精心设计而制定的。所以,从工业社会中的组织来看,“模糊的目标无法为正式组织提供坚实的基础。”正是因为目标对于作为行动体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致使所有组织都把大量精力放在了厘清组织目标上来。随着科学管理理念的引入,组织往往通过计划的手段去确定目标。政府亦如此,也通过定期制定计划、规划等去确立目标。不过我们也看到,到了20世纪后期,政府所制定的计划、规划等开始呈现出模糊化的趋势,许多条款都是原则性的,得到描述的往往都是大致的方向。这说明,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条件下,像政府这类巨型组织已经无法确立明确的目标了。同样,私人领域中的一些巨型组织也不得不在目标上保持模糊化。行动目标的模糊化也许是一个具有趋势意义的社会现象。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不仅如政府之类的巨型组织,一切承担着多样性、复杂性和较高变动性任务的组织,都无法确立明确的和相对稳定的组织目标。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陷入了风险社会,任务的模糊性以及前景的不确定性都意味着无法确立明确的行动目标。我们说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者将以合作制组织的形式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指出合作制组织的目标将是模糊化、弹性化和不确定的,是处在变动之中的,会在行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变化和进行调整,甚至会表现出放弃将目标作为行动导向的状况。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倾向于认为,合作制组织不会刻意关注行动目标的问题,更不会把确立组织目标作为组织管理的一项必要内容。假如在风险社会中的人们还注重组织目标在管理中的价值,就必然会遭遇目标模糊化、目标异位、目标置换等对组织构成挑战的问题,就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组织的目标不能更加具体和有限,其结构就会变得不稳定和混乱。”如果合作制组织放弃了对目标的关注而选择了任务导向的话,这种问题就不会出现。合作制组织的结构是非常简单的,组织自身就是处在不断变动之中的,即便存在着组织目标,也不会像斯科特等人所说的那样受到组织目标的影响,更不会有什么稳定或混乱等问题。一、目标之于行动我们通常说的成果,是包含在行动之中的,而行动却在取得了成果的时候消失了。所以,一切预谋的行动都会先设定某个成果,并将那个观念中的成果作为目标而加予行动,使行动朝着目标展开。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目标又不是仅仅存在于行动指向的某个未来时刻,而是与行动相伴的。这是因为,行动会时时根据目标而调整自身,不仅是根据目标而校准方向,而且也包含着对行动的各构成要素以及它们的关系进行调整。可见,目标与成果又是不同的。对成果可以做物理意义上的理解,而对目标则需要识别出其观念的属性。与具有物理属性的存在相比,观念性的存在更加受到场境的影响。某种观念对于一种场境是必要的,而对于另一场境则是可有可无的。显而易见,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行动目标的建构对于取得某项成果是非常必要的,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行动也必然会取得成果,但它却不是预先设定的成果。如果说成果一词包含着预期的内容或者是与预期相一致的结果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改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必然会达致某个结果,但这个结果中并不包含着预期的内容。事实上,在目标缺席的情况下,所谓成果其实也就只能被作为结果。在思考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时,我们是极力淡化行动目标的问题的。应该承认,人的主动性是反映在为一切行动确立目标上的,没有目标的行动往往被归入盲目行动的范畴。关键问题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我们无法去为行动确立目标。所以,我们要求人们在观念中强化目的意识,并指出这种目的的最高形态是人的共生共在。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概地否定行动目标。相反,我们认为一切行动在具体性的意义上仍然是需要有目标的,只不过这种目标在时间的意义上是短期的,应当尽可能避免长期目标对行动形成束缚和误导。与目标不同,目的包含着巨大的可供行动者领会和诠释的空间,容许行动者在每一种场境和承担每一项任务时做出自主的领会和诠释。模糊性是一种对实践有益的观念,可以为行动提供更大的空间。显然,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条件下,如果强行地确立行动目标,很快就会发现目标与现实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冲突的。所以,当我们的注意力投向了行动目标,所带来的反而是对行动的干扰,我们更倾向于在较为模糊的意义上去谈论目的的问题。与外在于行动的、主观设定的和作为对未来预期的目标相比,目的在形式上的模糊却意味着其内容更加充盈,质性更加厚实,而且更具有弹性,会随着行动者而渗入到整个行动过程中的每一个细微的方面。当我们指出目的包含在行动中而不是在行动的终点时,也就淡化了行动目标的问题。事实上,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为行动制定任何计划目标都是不可能的,即便在行动者那里存在着某种心理预期上的目标,也是需要根据行动的情况而随时调整的。所以,合作行动就在于行动本身,所应关注的是当下行动的所有相关项,关注使行动各相关项成为支持行动和促使行动优化的因素,而不是为了达到某个目标去安排当下的行动相关项。即使对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而言,目的也是不同于目标的。具体地说,与目的不同,目标没有性质。如果把目标看作是与目的相关的,那么应当将目标视为目的的形式,而目的则是目标的本质。一种目的可以有多种显现形式,这就意味着目标的多样性、具体性和易变性。其实,这种情况只是在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才呈现出在分析视界中的目标与目的的关系。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如果我们将视线放在目标上的话,就会发现目标的多样性、具体性和易变性都会达到不可捉摸的程度,以至于我们无法在将目的转化为目标方面有所作为。因此,我们在谈论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时,更加关注的是行动与目的间的直接性关系。“行动”与“行为”是人们很少加以区分的两个概念。在工业社会的个人主义语境下,的确没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严格区分。不过,它们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一般说来,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上,使用行动的概念主要是指组织的活动,意指组织是行动者,而在使用行为的概念时,主要是把个人作为行为主体的。当然,个人的行为流也构成了行动,但那只是理论上的一种想象,实践中是不存在个人的行动的。工业社会个人主义语境下的组织及其管理所持有的主要是个人的视角,所看到的是个人的行为,所要控制和规范的也是作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组织目标的实现也要落实到个人行为上,即通过对组织成员个人行为的规范、控制、引导而汇聚成组织的行动,并通过这种行动去实现组织目标。总之,组织的管理活动是围绕着个人的行为展开的。然而,在风险社会条件下,如果说还存在着组织管理的话,那么管理者与其说斤斤计较于组织成员的行为目标,倒不如把精力用于帮助组织成员确立正确的理念和价值观。所以,我们认为合作制组织将会致力于组织成员的理念和价值观的建构。合作制组织目标本身是模糊的,组织所拥有的是人的共生共在的目的。在承担具体任务时,这一目的会表现为任务目标,即以具体目标的形式出现,但任务的不确定性又意味着目标是变动着的,是行动者需要随时加以调整的。具体说来,官僚制组织如何协调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目标与组织的行动目标的关系,这本身就是最为繁重的管理工作。与官僚制组织不同,在合作制组织这里,在围绕着任务而开展行动时,合作行动的性质决定了对任务的承担本身就是行动的目标。特别是在组织成员个人这里,是把对任务的承担内化为目标的。对于作为行动者的合作制组织而言,并不会为承担任务的行动确立一个目标,而是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如何承担任务上来。事实上,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确立目标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行动所面对的就是当下的任务,至于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情况,则是不得而知的。如果在这种条件下确立了某个目标并达成了那个目标,那只能说是运气好而已,并不意味着行动路线以及方式方法是正确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模式化并具有推广价值。合作制组织是直接在任务的前提下开展行动的,它不会刻意地设立组织目标,更不是根据组织目标去选择任务,因而不会遇到组织目标的科学性、合理性缺失带来的那些问题。合作制组织即便在具体的行动中确立起了某项目标,也会随时得到价值审查,而且组织以及组织成员所拥有的价值也能够保证随时随地对行动目标做出价值判断。在合作制组织这里,是任务引起了行动目标,而不是因为组织目标而去寻找任务和选择任务。这意味着行动目标紧随任务而变化,因而不会出现目标与任务间的裂隙。从事团队研究的贝尔雷等人提出了“合作型组织”的概念,认为他们所研究的团队属于这类组织。其实,就20世纪后期得到广泛应用的团队这一组织现象来看,完全是发生在官僚制组织内部的,所以他们才会说,“上层管理者通过战略性计划文化和结构的进化引导着合作型组织的发展,支持企业目标并建构资源来源。”尽管如此,团队的行动已经表现出某些进步的迹象。从团队的计划目标确立的实际情况看,往往是根源于对历史以及现实的认识,而不是按照所确立的目标去搜肠刮肚地制作实施方案,尽管会受到团队归属的组织目标的影响和限制。毋宁说团队的行动目标本身反映了当前的客观实际,而不像官僚制组织那样基于组织本位主义制定目标和保证组织目标长期稳定。所以,团队行动虽然在总体上从属于它所归属的组织目标,但就团队的设立来看,说明组织目标与现实的冲突已经显现了出来,是为了解决那些现实问题而设立了团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团队的行动目标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它所归属的组织目标的具体化。二、行动目标的异化在组织行为学中,用组织目标代替组织成员个人目标的做法是能够营造出“组织认同”的。组织认同首先表现为组织成员的组织忠诚,会反映到组织凝聚力的增强上来。从官僚制组织的管理实践来看,组织认同、组织忠诚以及组织凝聚力都是处在较低水平的,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才显得较高。如果组织的领导者、管理者通过“洗脑”、意识形态控制等方式去将这些方面维持在较高水平上的话,那么在公共部门的任期制条件下是可以尝试的,但它也必然会将认同和忠诚疲劳留给下一任。合作制组织将彻底改变这一点,它任何时候都不谋求组织认同、组织忠诚等,反而时刻提防组织认同、组织忠诚迹象的出现,将其作为腐蚀合作的有害因素看待。这是因为,组织认同、组织忠诚的另一面就是排斥性,会倾向于使组织面向合作场域而封闭自我。即使表现出自我孤立化或进行有选择性的合作,那么在组织内部也会排斥差异,会最终使组织背弃其应有的合作性质。这种情况是可以解读为组织目标的异化的,即相对于目的的异化,表现为组织忘记了其应有的目的,或者,目标与目的陷入了相冲突的状态中。就工业社会的组织存在形式来看,尽管“所有的组织都是开放系统,都由各种不同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利益团体归属,但是不同组织认识和认可这些差异并在组织过程中给予考虑的程度却相差极大。”在一般意义上,我们说所有组织都包含着官僚制组织的基线,但在表现上却是千差万别的,组织所在的领域、为了实现组织目标而承担的任务、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等,决定了组织会以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出现。不过,我们在组织形式差异化的背后所看到唯一不变的灵魂却是“组织本位主义”。正因为所有组织都秉持组织本位主义这一根本性的要求,才会努力在多样化的条件下去选择属于自己的存在和发展道路。组织本位主义是近代以来个人主义文化的殊相,是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中生成了组织本位主义,或者说个人主义文化在组织这里表现为组织本位主义。因为,在近代以来的这个社会中,组织是拟人化的,一个作为整体的组织也在人的观念中被假定为个人。由于组织所持有的是组织本位主义文化,也就必然会与作为组织成员的个体的人之间产生矛盾。在组织本位主义的影响下,即使组织的社会功能为其确立起了适切的社会地位,使其在社会大分工中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但它在获得了组织成员的组织认同时,也必然会面对着组织成员个人要求与社会价值的关系问题。如果组织成员的个人要求与社会价值不一致甚至相冲突的话,组织以向其成员妥协的方式去谋求组织认同,就会立即使组织的社会角色发生偏离。因此,西蒙指出:“建立对社会有利的组织,需要公正地评价所有相关价值。如果评价者的判断被他的认同感歪曲了,就必然会出现偏见。因此,个人对组织目标的忠诚,一般对组织行为有利,但在创造性和创建工作方面,也就是在高级管理者的个人风格方面,却有相应的害处。”事实上,因为组织认同、组织忠诚引发的组织社会功能偏离和异化等问题,都是俯拾皆是的。霍耐特认为,在认识和实践过程中,由于注意力弱化的缘故,的确会出现似乎“承认遗忘”的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话,就能够看到,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就客观方面的原因来看,“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太过偏狭地专注于一个单一目标,以至于我们不再注意到其他的、或许更原初的动机与目标。”实践中出现的这种现象应当说是非常普遍的,几乎所有行动者都经历过或感受到过目标异位的问题,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走着走着就忘记了”。所以,有一句相应的箴言就叫“不忘初心”。目标异位就是目标发生了变化,或者不自觉地用一种目标置换了原先的目标,或者不自觉地对原先的目标做出了限定而使目标变得狭窄了。按照霍耐特的思路,这两种情况都可以看作是作为前提的承认遭受遗忘而显现出来的状态。应当说目标具有主观性,但霍耐特是把这种情况归类到“承认遗忘”的客观原因中的。“之所以我们会不再注意到承认先在这一事实,是因为在实践的过程中,观察及认识周遭这一目的被过分地单独强化,使得既与情境中所有的其他要素皆退出了视线之外。”关于“承认遗忘”的主观原因,霍耐特认为是不能看作行动者的内在条件的,反而是那些外在于行动者的条件构成了“承认遗忘”的主观原因。具体地说,就是行动者的思考范式出现了僵化,而这种思考范式则是由理论、思想等给予行动者的。由于“这些思考范式对社会事实有某种选择性的诠释倾向,它们会导致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对某一处境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失去关注……我们之所以会在实践的过程中失去承认先在这一事实的关注,是因为我们受到僵化的思考范式跟偏见所影响,其认知内容与承认优位之事实互不相容。在此种意义上,或许我们用‘否认’或‘抗拒’会比‘遗忘’更为贴切。”这两个方面导致的“承认遗忘”实际上就是卢卡奇所说的“物化”。也就是说,霍耐特认为物化是由承认遗忘引起的,而承认遗忘既可能由客观原因也可能由主观原因引起。当组织失去了目的而仅仅为了组织自身的存在而行动时,就会出现一些怪异的现象。我们看到一些综合性组织为了维护内部平衡的许多做法都会使组织陷入一种内部的全面失衡境地。因为,所有关于维护平衡的做法都会倾向于抑制组织的核心部门及其人群,即增强辅助部门及其人群的话语权和其他各项权益。比如,在拥有规模庞大辅助职能部门及其人群的高等学校中,出于平衡各部门、各群体的考虑,在收益分配上就必须剥夺教学群体的收益。这样的话,教学人员就会将此感知为他们是大学里可有可无的人。的确,对于拥有高科技支持的高等学校来说,大学生的知识获取也主要是通过自习和相互讨论、交流等途径,只要有了良好的行政管理和后勤服务,就能够达成培养人才的目标,至于教学人员,确实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们基于现有的观念又似乎无法接受,因为我们无法理解没有教授的大学何以称作大学。虽然我们在观念上无法接受这一点,但大学的管理者往往是一些讲求实际的人,他们深深地感受到行政管理和后勤服务对于他办好这所大学的重要性。只是在他认为教师也是一群需要养起来证明他所办的是一所大学的情况下,才保留了教师这个符号、标签,而且出于社会公平的考虑,也让教师有着相对于行政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相对等的地位和权益。从上述关于中国大学的例子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大学的管理者往往是基于目标而平衡这个组织中的各个群体的,而大学的目的却消失不见了。这也说明,组织本位主义要求把组织的生存和存续放在首位,很多时候,组织目标可能就会异化为组织的生存。那样的话,所有的组织构成要素都是被作为组织生存下去的手段对待的,会为了组织生存的需要而对其构成要素进行排位,分出轻重缓急。因而,组织的辅助部门也许被认为比核心部门更加重要,它们在组织资源的消耗上无论占了多大的数量比重,都会被认为是合理的。相应地,面向环境输出的产品、服务等所需的资源则被挤占,受到压缩再压缩。扩大而言,工业社会中的几乎所有组织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也就是说,由于组织的管理者关注的是组织目标实现的问题,因而会将大量的组织资源用于指向组织目标的行动所需要的辅助和保障方面,而组织的核心部门得到分配的资源可能会变得很少,因为根据组织目的而定的所谓核心部门已经被置换。比如,在中国的大学中,哪个部分或群体是核心部门,就是一个无法分辨清楚的问题。目标是组织自身建设的准则,也是行动的指南,没有目标也就意味着没有方向。但是,在风险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动性又如何让组织在一个静态坐标中去确立目标呢?所以,当我们把合作制组织当作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者时,是将其看作一个动态系统的,它的环境也处在迅速变动中,以至于无法确立起静态的组织目标。因而,我们认为合作制组织是直接基于任务要求而开展行动的。对于合作行动而言,由于行动者处在合作场域的网络结构中,合作行动的意向性是明确的,不会发生变异,所有涉入合作行动之中的人,都会明确地意识到行动意向的重要性所在。这种意向是指向目的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目的。三、以任务代替目标一般说来,公共组织的目标都具有模糊性的特征,特别是政府,更是如此。在政府组织中,只有极少的部门,而且往往是内部的服务部门,可以使用一些量化指标来确定它的工作内容。对于一切需要向社会提供服务的部门来说,所能确立的可能就是“让公众满意”这样一种极其模糊的目标。事实上,不做事,公众肯定不满意;做了事,公众也许更不满意。也许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或就某一具体事项,公众表达了满意的意见,但就政府直接为社会服务的部门而言,或就政府整体上的行动来看,永远都无法达到公众满意的目标。如果报纸以及其他新闻媒体提供了公众满意的报道的话,在很多情况下,都可能属于假新闻。显然,“让公众满意”这样一种不能再模糊的目标都无法勉强实现,又如何对政府以及几乎所有公共组织目标进行量化并通过定量化标准而进行管理呢?自泰勒、韦伯以来,整个20世纪都陷入管理科学化运动的鼓噪之中,政府也被这场运动所席卷。在20世纪中成长起来的几代人,一旦进入管理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就会被管理科学化的思维定势所征服。产生于20世纪后期的绩效管理成了最受追捧、最流行的管理方式。然而,正是这一管理方式,完全用目标置换了目的,让包括组织领导在内的所有组织成员都忘记的组织的目的是什么。而且,事先确立起来的量化指标也让组织成员乃至整个组织都拒绝任何没有列入计划之中的任务。当然,我们并不一概地否定绩效管理这一新的管理方式,但当我们在宏观历史的视野中去观察人的行动目标与目的间的关系时,则清晰地看到确立目标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容许做出多重解读的事项。一般说来,如果人们对于生活或活动于其中的群体所拥有的目标确立、实现等过程参与程度越低,就越会承受更多的强制;相反,当一个人总能参与到群体目标确立的过程中,就越少受到强制。如果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他的群体的目标中去,则不受任何强制,或者说会拥有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如果绩效管理中所应用的全部指标都是在全体组织成员参与的过程中制定的,那么在逻辑上也就不可能有绩效管理这种管理方式了。全体组织成员参与到绩效指标的确立过程中来本身,就是一个无法用绩效指标来衡量的事件。一旦考虑到绩效指标的制定问题,其实是把组织管理的问题转化成了政治问题,还会引发组织中是否存在着“上帝”的问题。如果由个人拍板确立绩效指标,尽管那个指标体系是由专家设计的,那么他在拍板的时候无疑是扮演了组织中的“上帝”角色了。当他成了“上帝”时,他在管理组织的时候还会讲求管理方式的科学性吗?姑且不论用指标来控制组织成员以及整个组织的方式属于什么性质,单就绩效指标的制定这个问题来看,就存在着逻辑上的自我否定问题。所以,当组织目标转化为指标,并用指标来进行组织管理,就在管理上走到了一个极其荒唐的地步。如果不是出于组织本位主义的要求,如果不是将关注重心放在组织的自身的存在上来,也就无法设计出绩效指标,也就无法进行绩效管理。我们所构想的组织属于任务关注的组织,所关注的是变动中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任务,因而无法对任务进行分析、分解而获得指标项。当然,一切组织都承担着任务,就任务与组织目标的关系来看,大致有三种情况:其一,组织的任务即目标,它是客观的,平等地施加于每一个组织成员的;其二,组织任务是可选择的,必须将其中的某项任务确立为组织目标,组织成员在选择的过程中平等地参与其中;其三,组织有着不受任务决定的目标,组织任务只是组织用以实现目标的工具,组织成员在组织目标确立和变动中都能够充分地参与其中。原则上讲,这三种情况都意味着组织管理中的强制性控制的消除。但是,这三种情况的具体表现又是有所不同的。第一种情况是纯粹客观性的因素迫使组织不可能或不需要对其成员施予强制。第二种情况需要通过组织的制度和体制来提供保障,本身具有弱强制和隐蔽强制的内涵,但在组织目标实现过程中则不会使强制得到增强,反而有可能呈现出减弱强制的趋势。第三种情况因为存在着组织目标与组织任务的分离的问题,进而也必然会表现为组织目标与组织成员个人目标的分离,虽然可以通过充分的参与去尽可能地弥合组织目标与组织个人目标间的裂痕,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那些裂隙,而且组织成员的参与必然会更多地流于形式,以至于需要通过强制来巩固组织目标,防止组织成员个人目标对组织目标造成冲击。经过这一分析,我们也就可以确认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制组织目标确立的过程了,那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避免组织目标与任务的分离。也就是说,任何时候,合作制组织都是以所承担的任务为目标的。这样的话,合作制组织就能够成为不施予组织成员以强制的组织,即使存在着弱强制和隐蔽性强制,一旦发现,也会得到及时纠正。由于任务不是由组织选择的,更不是由组织创造出来的,而是来自社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遭遇,也就使组织承担任务的过程成为实现社会目标的过程。因而,也就是组织目标与社会目标的统一。但是,在风险社会条件下,社会所有的只是人的共生共在这一目的,任何形式的所谓社会目标都不可能得以确立。另外,就工业社会已经实现了社会组织化而言,意味着社会是存在于组织之中的。风险社会继承了工业社会的这一成果,因而意味着对这个社会的认识和把握也需要到合作制组织中去找其踪迹。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合作制组织中存在着风险社会,而是说作为风险社会中的人的共生共在这一社会主题是存在于合作制之中的,是由合作行动去加以诠释的。对于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而言,是无法预先确立起明确目标的。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确立行动目标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即便有了目标,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也无法保证它能够得到实现,或者说实现那个确立起来的目标的概率是很低的。而且,如果存在着某个(些)事先设立的目标的话,也必然会对行动造成制约,致使行动无法根据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因而使行动脱离所承担的任务,即无法满足承担任务的要求。总之,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是任务导向的,承担任务并完成任务本身就是目标。在此之外,并无目标。由于任务也是处于变动之中的,就任务是合作行动的目标而言,也是变动的。在此意义上,其实是很难将其认定为目标的。在哲学上,我们关于组织目标与目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是与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哲学直接相关的,无非是认识论哲学观念在组织实践中的应用和体现。如果我们不是单就组织来看目标,而是扩大到人的认识这一普遍性的行为、行动去看目标的话,也会看到认识论以及在认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都是把达致真理作为目标的。然而,真理之于人的价值则成了另一个问题,是认识论不再考虑的问题。或者说,真理的价值是一个实践论的问题。但是,认识如果脱离了实践的话,也就失去了意义。从实践的角度看,直指意义会显得更有意义,而真理在实践中的价值其实也是一个意义的问题。所以,如果实践论不是作为认识论的一个部分,或者说不是从属于认识论的,就会把对真理的陈述转化为对意义的关注。这在工业社会的认识论语境下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而在人类告别了工业社会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时,却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事实上,社会发展已经将行动的问题推到了前台,基于行动的要求去直接地把捉意义,已经成为一项合理的要求。这样一来,也许就需要绕开认识论经行的路径。一旦我们有了绕开认识论所指示的路径的要求,就会发现,胡塞尔的现象学探索是富有启发意义的。胡塞尔所开辟的是一条体验“所与物”的路径,这种体验既是直观本质的又是包含着意向性的,因为意向性而在直观本质时所获得的是意义。胡塞尔说,意向性体验的“本质正在于在自身内包含某种像‘意义’或多重意义的东西,并依据此意义给予作用以及与此一致地实行其他功能,这些功能正因此意义给予作用而成为‘充满意义的’。”在这样一条不同于认识论的路线上,胡塞尔希望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直接把捉意义的运行方式:“纯粹自我的目光指向针对着由于意义给予作用而被自我‘意指的’对象,针对着对自我来说‘内在于意义’的对象;还有,把握此对象,当目光转向在‘意指过程’出现的其他对象时紧握住它;同样的情况是有关说明、相关、包含、多重信念态度的采取、猜测、评价等等行为的功能。”②在这里,主客体都模糊了,都因为对方的参与、嵌入而不再是主体或客体。所以,这个过程也就不再是认识过程,或者说,无法纳入认识论的认识图式之中了。显然,认识论的认识路径在逻辑的理解中被认为是能够达致真理的,但对于意义的把握却无能为力。与之不同,胡塞尔的现象学体验路径并不关注真理的问题,而是直接地指向意义的。也许胡塞尔的体验路径包含着一个未及明言的判断,那就是相对真理包含在对意义的把捉的过程中,因为其价值微不足道而不值得给予关注。的确,在今天这样一个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达致真理的可能性日渐减弱的情况下,在行动所表达出的对意义关切中,废弃认识论模式而寻求意义把握的路径,是一项必须认真对待的科学事业。因之缘故,是需要对胡塞尔所做出的工作以足够重视的,尽可能到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去寻找那些可能对我们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和见解等。也许从胡塞尔那里出发,可以找到一条认识已经变得不再可能这种极端情况下的一种替代方案。什么样的行动才是最有意义的,显然,那就是承担任务的行动。在承担任务的行动中,也许会制定一个目标,但那个目标只是临时性的,是用来激发合作力量和协调合作关系的。虽然它具有相对于任务的意义,而对于行动者通过合作而达成作为社会主题的目的而言,并不是必要的。当我们回到组织实践的话题上来,不得不说,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行为一致性追求不同,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合作制组织将会表现新的趋势。我们就会提出一个问题:什么因素可以保障组织成员的内在力量促进他们行为上的一致性呢?显然是目的。风险社会中的目的不是由人单方面确立的,而是在人与风险社会的交感中生成的。所以,只有当他们拥有了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目的而开展行动时,才会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保证他们在合作行动中达致行为的一致性。虽然他们的专业技能以及角色扮演都是具有差异性的,但在合作行动中却是协调的,相互配合而表现出某种默契的一致性。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每一项承担任务的行动都会对行动者提出这样的要求:行动者需要具有较高的聚焦能力。显然,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行动在任务聚集方面是通过计划等管理手段实现的,但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任务聚焦则更多地取决于行动者。虽然任务聚焦在时间上是非常短暂的和在空间上是不断移动的,但行动者的聚焦能力和注意力状况,则对任务的承担产生重要影响。在行动有着任务聚焦的要求时,从任务中派生出目标并对目标进行分解而制定指标都是多余的。事实上,一切被投向合作制组织的任务都是与人的共生共在相关联的,只要承担了这些任务,也就将人的共生共在的目的贯穿于行动之中了。这就是一种直接依据目的而行动的状况。参考文献1.

提要：福柯的生命权力与其生命政治、治理术一同成为当今政治哲学的重要主题。所谓生命权力就是运用于人口、生命、活人的权力,渐渐取代了生杀予夺的君主权力,它必然与死亡权力相结合。权力分析的对象“肉体”与“生命”在技术与机制中呈现出来,用于肉体(人体)的惩戒技术与用于生命(人类)的非惩戒技术(调节技术)构成权力技术的两个向度。实际上,这生成了“解剖政治”与“生命政治”(两种权力技术学)的分水岭,而惩戒机制与调节机制成为权力技术学的两个向度,彼此叠合,互相碰撞。然而,作为对其他民族施行杀人权的极端种族主义,失控而极恶的生命权力与保障生命的生命权力格格不入。关键词：福柯;生命权力;死亡权力;权力技术;惩戒;调节一、“生命权力”概念的诞生“生命权力”是福柯在《性经验史》第一卷《知识意志》(又译《认知的意志》《认知的意愿》,1976)、《必须保卫社会》(1975-1976)与《安全、领土与人口》(1977-1978)中提及并使用的政治哲学概念,表明生命与权力密切相关,进而生成一个汇合场或内在领域。“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治理术”形成福柯后期哲学一个三位一体式的纽结或转折点,密不可分,其中,“治理术”及其“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的展开,构成了其中心主题。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治理术一样,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新概念。通过管理公共卫生、性欲、出生率等,权力以治理个人—身体和人口—生命为目的,这就是权力的个人维度与人口维度。我们将系统考察以“个人—身体”为轴心的身体权力(或解剖政治)和以“人口—生命”为轴心的生命权力(或生命政治),进一步区分生命权力观与传统权力观。总之,所谓生命权力就是运用于人口、生命、活人的权力,渐渐取代了生杀予夺的君主权力或君主所掌握的生死权力,而君主曾经就是生死予夺者,即生死掌管者(bio⁃thanatothètes),成为臣民的生死代理人。1976年1月7日,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开讲年度课程“必须保卫社会”,在3月17日最后一讲提出“生命权力的诞生”(naissance

提要:要想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必须突破西方选举式代表的理论范式,建构一种具有广泛解释力的普遍性政治代表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把握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角色与功能。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具有鲜明的特点:在代表的产生规则上,属于自我授权;在代表的理论依据上,强调历史规律;在代表的功能定位上,凸显初心使命;在代表的运行机制上,坚持群众路线;在代表的监督约束上,发挥党民合力。中国共产党展示的政治代表类型已经并将继续深刻改变中国,引领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将对整个世界政治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逐步引领、塑造当代世界政治代表理论乃至整个政治话语。关键词:使命型政党;代表性;自我授权;历史规律;功能

提要：政治视觉修辞是指政治主体运用图像激发受众产生特定的修辞反应,从而实现某种政治诉求的传播活动,内涵是隐含的意识形态观念或特定的政治诉求,外延是指政治视觉修辞文本的构成形式。明确的政治意图、象征性的图像、面向特定的受众是政治视觉修辞的基本特征。政治视觉修辞的构成要素包括句子与词法、文字、正统语言与地方语言。政治视觉修辞的阐释框架可以借鉴生产者视角的费尔克拉夫的三维分析框架和传受交互视角的接受美学理论分析框架,将孤立的政治性和视觉性藉由修辞而得以统一。关键词：政治视觉修辞;概念维度;阐释框架在图像化的世界里,政治修辞的视觉转型引起了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在5G视频时代,传统的政治宣传面临极大的挑战,政治修辞日益转向视觉化(如可视化数据、视频直播、VR等),相关研究随之兴起。政治修辞与视觉修辞的关系源远流长。西方社会利用视觉修辞开展政治竞选和政治说服的传统由来已久,我国日益关注到视觉修辞在政治传播中的重要作用,由之前的零散使用逐渐上升为一种重在体系化、规模化运作的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陆续发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等号召已经为中国政治传播的视觉修辞化拉开了序幕。当下政治传播中的修辞现象已经不再仅仅是诉诸于语言的政治修辞,也并非只关注图像的视觉修辞文本,而是呈现出政治性与视觉性的融合性修辞。政治修辞与视觉修辞如何打破由来已久的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状态,实现协同化的说服功能,亟需提出复合型的政治视觉修辞概念,建构政治视觉修辞的理论分析框架,才能更好地指导政治视觉修辞的表征实践。因此,寻找政治视觉修辞概念的合法性,阐明其理论维度成为关键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需要概念驱动的基础理论研究,爱因斯坦说,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概念更是理论形成的基础。本文创新性地提出政治视觉修辞的概念,将政治修辞与视觉修辞融合而成的经验现象上升为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界定其清晰的概念内涵,揭示其学术视域,促进其常态化、规范化和系统化地发展,进而指导政治视觉修辞的实践。由于政治视觉修辞是全新的学术概念,尽管目前已有大量相关的个案研究,然而对于政治视觉修辞的内涵与外延、基本特征、构成要素、功能和理论分析框架都处于理论研究的空白状态。本文为政治视觉修辞勾勒出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所具有的基本理论维度,这是未来政治视觉修辞研究发展微观理论和中观理论的根基。其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研究的起点,基本特征是对概念的质性廓清。构成要素的阐析是对概念意义的内在探究,理论分析框架则是对概念文本提供一般性的理论研究路径。

关键词：智慧警务；授权基础理论；任务概括条款；标准授权；概括授权

有关这句话最初的来源，一般认为它来自鲁迅。所以，首先我们请鲁迅研究专家吴俊先生，从原典的角度谈一下，鲁迅与之相关的这句话到底是在什么语境下提出的，以及对鲁

提要：彼特拉克的《歌集》主要叙述他对爱人劳拉（Laura）的爱欲和悲伤，但最后一首Alla

1、*基金项目：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573088）、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7AZD009）、华东师范大学“幸福之花”基金先导项目（2019ECNU-XFZH003）的资助。

work）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全球趋势。技术介入工作，导致“员工非正式化”：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加入移动技术，让需求方可以更简单、更高效地获得并使用“临时工”和“独立承包人”（independ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