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某些公共民主派的矛盾和虚伪早两天聊天中，有一位网友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思想实验：有一位船家，祖祖辈辈都在家门口的河道里行船，后来，河道两岸居民想修桥，但限于技术水平，此桥必定使船家无法行船。那么，应该如何决策？我们指出，如果坚持私有财产原则，则该船家的行船权属于先占权利，未经其允许，他人不得影响其行船。这位网友以功利主义思维推论，如果船家仅只是占据了门前的1公里河道，则影响甚微，居民选择到1公里外的河道上修桥即可，但如果船家占有了100公里、1000公里、10000公里呢？我们还要尊重他的私有产权吗？两岸无数居民的生活和生产不便怎么办？他的意见是，“公域讲民主”，即此事涉及公共利益，应由包括船家在内的所有人投票解决。当然，鉴于投票结果自然是要修桥，他认为应该给予船家公允赔偿。但如果要彻底坚持私有产权制度，则此事无如之奈何，公共利益总是要受损的。他的结论是，不应该坚持绝对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只会影响所有人的利益。有意思的是，这位网友一直声称赞成私有财产制度，只是认为私有产权应该服从民主与法治，法外无私产。据称，这是一般开明的现代公民的共识。这个思想实验的核心是冲突，冲突的含义是利益不可调和，一方或双方无论如何都要坚持本方的主张，因而需要引入外界的裁定。然而，裁定的标准无论是财产权（即自由主义），民主（即多数决），还是“法治”，都需要证明其本身的合理性。这种证明当然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然而，在证明之前，我们可以先很快推定，这位赞成“公域民主”的网友，必须放弃其所谓的赞成私有产权的立场，并同意“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更确切地说，假如要彻底坚持民主以及所谓的“法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私有财产制度，反之就必须摒弃民主，并准确界定“法治”。如前所述，随着船家占有的河道步步延长，对两岸欲修桥居民的影响也步步增大（无论是人数还是不便的程度）。我们将这种影响命名为“公共利益”，将船家占有的河道设为“私有财产”，那么就可以得出，随着船家私有财产增多，公共利益受损越大。有人会问，不是所有私有财产都会有这种负效应吧，答案是，很遗憾，根据该思想实验以及私有财产的本质，答案是肯定的。人们占有资源并发生冲突的原因，以及人们分工合作努力生产的原因来自于一个共同的根源：稀缺。一种资源会被私有化，即被人们占有为财产，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稀缺的。甲拥有了A物，其他所有人所可能拥有的财物就少了一样A。随着甲拥有的财物越多，其他所有人可能拥有的财物就越少，后者所受的负面影响就越大。仅从物质财富和繁荣角度而言，稀缺是困扰人类福祉的根本原因，因此个体私有财产越多，公共利益就越贫乏，反之则公共利益就越大。从而得出结论：私有财产制度是万恶之源。实验中，如果船家或居民拒不接受任何妥协，则船家占有的河道越多，公共利益受损越大。所以，根据网友提出的功利主义论据，他本人不应该支持私有财产制度。相反，如果在意所谓的公共利益或大多数人的利益，他应该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虚伪赞成私有产权的立场，转而赞成平均主义，以实现最大的公共之善。02自发秩序的含混和漏洞说完这些，我要求他放弃赞成私有财产的立场，转而赞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或者放弃公共利益理论或民主立场。他为之语塞，翩然下线，不见踪影。然而，对于原则上不赞成平均主义，又欣赏民主制度的朋友来说，问题并没有结束。他们不会满意于“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这个结论，也不会轻率地转向社会主义。问题出在思想实验的建构上。它的要害是假定双方的立场绝不妥协，且将利益冲突推到了极端，即非但是零和博弈，且简直是生死冲突。利用极端假设来反对产权原则，是反市场派数百年来常见不衰的策略。但是，现实绝非如此。以船桥冲突为例，在讨论过程中，多位有商业经验的群友提出了很多市场化的合理可能，比如将船家利益折合成大桥股份等等，均被以思想实验为由粗暴拒绝。这种拒绝，从逻辑上推到底，似乎可以从反面得出一个观点：个体私有财产所有者应该主动积极参与社会合作，否则，财产的丰盈程度与他所面临的风险成正比。从经验上和直觉上看，这貌似很合理。然而，为什么要求船家必须妥协，而不是居民妥协呢？假如认定多数人的利益是正当的，从而不必向个体妥协，那么结论又转回来了——除了压服一切可能的少数，直至实行平均主义之外，别无选择。所以，合作和妥协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要求，而不是单方要求。并且不能否认，不作为的不合作本身也是一种自由选择。为了避免这种困境，人们又会提出一个更和稀泥的意见，既然这个思想实验如此极端，如此不现实，那么根本就不必考虑它。回到现实中，人们总会想出出什么办法来解决船桥冲突，有的地方不搭理船家，直接强行修桥（如果船家反抗，也会博弈出某种结果）；有的地方说服船家参与合作；有的地方既强行修桥又补偿船家；有的地方居民自我克制，尊重船家等等，总之，会演化出某种秩序，你生在何处，遵循这种自发秩序就好了，不必去人为建构什么原则或制度。但是，这种意见等于什么也没说，并且更加自相矛盾，它一方面承认人们可能主动创造出某种秩序，另一方面又要求人们袖手旁观，随遇而安。其实，这里面存在着一种不易察觉的概念偷换。抛开“自发”或“演化”秩序概念本身的含混性，在肯定“演化秩序”时，代入的是事件中有行动力，有创造性——即有理性——的个体，在拒绝人为建构时，又代入为事件之外，资讯不足的旁观者，但又开了神奇的上帝视角，了解诸多演化可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比较一下各种可能的优劣呢？为什么不问问自己最愿意生活在哪种秩序中呢？是因为知道了很多道理，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活着了么？03辨别是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略有知识背景的朋友都知道，自发秩序论主要来自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哈耶克，尽管哈耶克版本的自发秩序，与我所概述的部分网友的意见不完全一样。自发秩序说本身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面对类似的处境，不同的人确实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并形成不同的秩序，例如船桥冲突的和平解决方案确实可能有无数种，每一种都无需从外部强力改变，只要是和平解决，根据自愿合作双赢原理，各方都至少没有受损，而且通常都是双赢。并且，不需要了解什么财产权理论或经济学原理，人们通过经验直觉就知道，和平的方案总是较优的。这是对的，人不是无知的傻子。然而，这不同的秩序中，也可能存在强制的成分，比如强行修桥的单方强制方案，或强行修桥、单方决定补偿的强买强卖方案。这时候我们不该问一问，这是对的吗？对错真的不重要吗？有人在空谈的时候，会梗着脖子说，对错不重要，关键的是现实。然而，真正的现实是，如果你是处境中的人，不论船家还是居民，在动手（采用暴力手段）之前，总是会努力向对方证明，我的意见是对的，你最好自愿听从。因为只要论证成功而不用武力，自己就能减少成本。所以，论证才是比暴力更现实的，排序更靠前的手段。对错十分重要。哪怕你自认为是武力占优的一方，对错对你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更何况，由于人是智慧生物，武力不只是某种可比较客观条件，它往往会随着人的意愿、意志和策略发生各种动态变化，武力，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赢面不大的策略。不过，人们会愿意接受何种主张，看上去是一个无解之谜。但是，它可以从原则上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人们总是认为某主张符合自己的（主观）利益，才会接受它；第二，论证分析越是逻辑自洽，前后一致，它一旦为人们所接受，就越容易产生强大的信念感。当论证的结论与自己的主观预期合拍时，尤其如此。而更理性、更聪明的人，甚至会根据逻辑思考的结果，改变自己的某些预期。因为对手段与目的的准确因果逻辑分析，本身会使人们更清楚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所在。例如，假如对现有医疗知识有充分的了解，理性的人会放弃不现实的医疗需求（从而节省成本，满足其他的偏好）。而更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例子是，假如有了充分的经济学知识，一个边际生产者（通俗地说，劳动力市场上的弱者），是会放弃索取最低工资的预期的。04私产原则的先验性质与简单说明上一段有点过于抽象了，我本来补充一些利用情绪和情境打动他人的言说技术，这样会更好看，但我对这些技术没有什么兴趣了。在长期和重大决策中，纠结情绪和情境常常是碍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家将就一下吧。（当然，理解他人的情绪和处境往往能带来收益，这是一种重要的能力，以后再谈。）回到船桥冲突上来，如果假定摒弃任何自愿合作，且每一方都不放弃自己的欲求，那么这种冲突最终是要诉诸某种暴力的。这在逻辑上是一句废话，它等于说，人们不想要和平，于是他们发生了冲突。或者更简单地说，他们想动武，于是就动了武。与糊涂的相对主义者、演化主义者相比，我们的看法是：哪怕是这种场景，仍然有是非对错可言。对祖辈行船的船家来说，如果居民不修桥，一切冲突都不会发生，他不是冲突的挑起者。但反过来居民修桥时，要求船家不采取行动，则是不合理的。因为居民首先采取新的行动，干预了船家既有的行船自由。那么，船家的行船自由是从哪里来的呢？首先，如果假定一个人需要征得他人同意才能行动，那么他将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任何行动都可能是非法的和被镇压的。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有合法的自由和合法的财产（财产是行动创造的）。所以，我们必须先确定，一个人总是存在着某种不应该被视为非法的，或者直接说，某种合法的，不受干预的行动自由，且这种自由是先验存在的，不需要征得他人认可的。这里的先验，不是指现实中先天自然存在的，而是指“合法、正当、权利”等概念之逻辑前提。任何后验的多数意见，如果企图否定这种先验的权利和自由，首先就是自相矛盾的，同时也指向了赞成镇压和侵犯。尽管这种镇压和侵犯，在人类历史中屡见不鲜。接着说，目前人类本身的现实和外部物理现实是，人们最原初的行动手段总是他的身体，而行动总是要占据一定的排他的物理空间。（假如未来生命形态发生了改变，那么原初财产的对象也会改变。）所以，我们必须假定人的身体及其行动所占据的空间，无需征得他人同意，即是合法的，正当的，或者说，是属于个人的财产。否则的话，任何人都不存在合法的行动自由和财产。由于物理现实对人而言是稀缺的，且行动总是有时序，当人们运用身体行动，以占据稀缺资源时，只有先占原则本身不会发生矛盾，因为假设后来者有权将已被先占的资源纳为私有财产，那么任何财产权都是悬而未定的，随时可能后来者推翻。这样的结果，就是丛林法则。所以，船家第一次先占河道行船，就拥有了行船权（注意，不是河道的任意处置和利用权），亦即，他的行船自由无需征得任何他人，包括后来者的同意，这种自由也不接受后来的物理干预。这才是私有产权制度的根基之一。企图以任何所谓的思想实验推翻这一原则，就是在否定私有财产权制度本身，逻辑上必然导致肯定一切对包括人身权在内的私有财产权的侵犯。05私有财产与文明的秘密现在剩下的问题是，就算你说得对，我们为什么要遵循这个原则呢？历史上很多时候很多领域都不遵循，人类不也活下来了，人类文明发展得还不错咧。这个得分三个方面来回答：第一，遵循这个原则，能够无矛盾地为人类的自愿和平合作奠定扎实的基础。且自愿和平合作本身，即使人们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该原则，也实际上遵循了该原则——至少承认了，人们用自己的身体（比如声带）来表达自愿意志，以及在这种合作中，各方投入的资源是各自正当合法的财产，同意不予强制侵犯。第二，人类历史上诸多反私有财产的经验现实，本身无法否定这个原则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回忆一下行动学关于理论与历史之区分，以及经验不能证伪理论原则的知识。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举个例子，社会上总是有杀人偷盗等犯罪，这个现象本身不能否定“杀人偷盗有罪”这个原则。第三，反私有财产的历史事实，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因，而是阻力。如果没有这些事实，如果更早地，更彻底地坚持私产原则，人类文明会更繁荣。也可以反过来说，人类文明有所发展，原因之一恰恰是因为有意或无意中建立了私产制度，奉行了私产原则。最后收个尾，哪怕是船桥冲突这样极端不现实的假设场景，坚持私产原则仍然是正确的，保护船主的行船自由，从根本上讲，就是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和自由。即使船主拒绝合作，减少了其他社会成员的主观利益，但是，只要其他社会成员需要为这种主观利益本身辩护，提出合理理由，并建立一种正当合理的社会秩序，就必须先承认船主的自由权利，并采用非暴力的市场手段来实现他们的主观利益。任何否定船主行船自由的主张，都将遭遇理性的合逻辑的彻底驳斥，真诚的论辩者能够理解到，所有这些主张，不管多么好听，都应被判定为强制和侵犯。当然，我们也承认，在经验中，人们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深入到社会合作网络之中，为他人提供服务获取收益，自己的财产和价值也会得到更多自发尊重，而无需依赖这么坚硬枯燥的推理来实现。并且，事实上，如果没有其他种种赞成强制和干预的意识形态和政府机制之干扰，在一种自发和自然状态下，绝大部分人都会这么做，人类文明本身也是这么逐渐进步的。所谓的多数意见对少数的压服（注意，不是说服和赎买），在具体情境中时有发生，而在文明落后的地区和领域最常见。不过，这种意见在现代舆论空间中也常常大行其道，并且直接带来了许多干预和管制（也就是通过政府强制和侵犯民间的各类个体）。这里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割裂，即公共舆论中长期系统地赞成多数统治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太会主张强行压服少数，反而常常通情达理，有很多社会合作的智慧和技巧。但是昧于错误的意识形态，在远离个人真实具体处境的宏大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和立场却构成了镇压、侵犯和强制政策的权力基础。因此，真诚的民主-公共主义者的任务之一，从根本上梳理自己的主张及其理据，而不是沉迷于意识形态站队和自己的各种一己情绪和直觉。系统的推理，只是为了夯实文明的理性根基。正如顶尖的物理学家们，始终想建立一种能够统一解释各种物理现象的万物理论一样，顶尖的经济-社会学家们也在始终探索一种统一解释人类文明秘密的理论，而这其中，经济学与私有财产伦理学的证成和结合，是其中最迷人也最具挑战的议题之一。本文当然不敢奢谈解决了其中某个问题，核心观点也非原创，只是借一个例子介绍一下我理解的私有财产理论之底层逻辑的一个侧面。文/可二2024.04.26

今年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十四周年，当年事件的主角，河北三鹿集团老总田文华（女）被判处无期徒刑，网传经过三次减刑，即将出狱。不出意料，昨天的文章《海天酱油启示录：老百姓讲常识，才不容易被坑》后面，有年长的读者非常愤怒地指出，国产奶粉行业是不是市场竞争充分的行业？为什么曾经出现过大面积的毒奶粉？他就差直接飙出“市场失灵”这四个字了。“市场失灵”是个大问题，对此我自然有系统完整的理解。但我今天不打算讨论学理，只谈谈十四年前，我是怎么给嗷嗷待哺的女儿买奶粉的，以及十四年后回首往事，我是怎么看待三聚氰胺毒奶事件的。三聚氰胺事件在媒体上爆出来的时候，我大女儿两岁，正是必须喝奶的时候。当时被爆出含有三聚氰胺的问题国产奶粉有22家，除了三鹿，还有蒙牛、伊利、雅士利等著名品牌。我不懂奶粉，当年收入也不高，但恰好当时初入传媒，而且早有上网的习惯——早在买不起电脑的上世纪末，我就经常泡网吧，那时候我工资400多，网费一个小时3块钱，完全是小镇青年的无脑奢侈消费——有了一定的信息便利。2004年安徽大头娃娃事件，我就知道了三鹿这个品牌，而且知道它以价格低廉占领了很大市场份额，还知道这个事件当年被官方压下去了。所以，2006年孩子出世时，我第一排除的就是三鹿。当时，我的考虑是，如果有渠道，咬牙也要买原装进口奶粉，如果买不到，就买非原装的进口品牌奶粉，如果价格还受不了，就选择牌子比较好的中外合资奶粉，最差最差，也不能购买北方奶企的产品，而要选择珠三角、长三角的知名品牌。这就是我昨天的文章里提到的，牢牢记住一分钱一分货的老理，寻找市场最发达地区的品牌，能够减少被坑的概率。当年，一个熟人的孩子跟我的差不多大，他打工的收入比我还高，我劝过他别用三鹿，但他的理由是，这也是个牌子货，很多人都买，应该没问题，能省一点是一点。他的理由也是我们的生活常识，但是，这个常识却没能帮助他避坑。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是一个不假思索的从众策略，有效程度不足。只有在我们完全不掌握任何其他信息，而又必须做决定时，才可以当做作决定的主要依据。最后，我的孩子用了一个非原装进口品牌奶粉。事发时，这个牌子不在22个品牌之列，而且同产品价格也不是那22个品牌中最高的，当然，比三鹿要高多了。这22家中，广东三家，上海两家，深圳一家，剩下的都是北方和中西部奶企。上海两家是老派国企。当然，我还是侥幸。因为我考虑过广东三家中的两家品牌。事情说完，回应一下文章开头提到的读者质疑：难道奶粉不是跟酱油一样，属于历史悠久、竞争充分的日用品行业吗？为什么一样会出现大面积的问题？这是不是“市场失灵”？分几个方面谈谈当年的三聚氰胺问题，供大家参考。（以下篇幅较长，没有耐心的朋友可直接跳到下一部分，但可能错过有意思的信息。）一、奶粉生产标准过高奶粉属于二十世纪中后期的新型普世产品，1969年世界上才第一次出现奶粉生产标准。中国在改革开放（1978年）后，才开始生产面向民众的奶粉。在我小时候，麦乳精才是主要的婴儿营养母乳代用产品，奶粉这种东西我见都没见过。除了少部分特供和富裕家庭，中国第一代奶粉婴儿是90后。我们国家1985年参照国外制定奶粉生产标准和检测方法。2008年出问题的奶粉，执行的是1997年的产标，该产标严格比照了欧美标准。此外，与西方不同，我们的饮食传统中，主食是农业碳水而不是肉蛋奶，大规模集约化奶牛养殖传统，从养牛到成品，我们几乎都是零起步。这就造成两种现象，第一，在十多二十年前，民众普遍视奶粉为高奢和轻奢产品，从而不太会预先怀疑其安全性。第二，中小奶农生产的牛奶，营养成分（主要是蛋白质）比不上国外的牛奶。但我们的食品标准又非常高（为了避免冗长繁琐，这里不引用过多数据，这些数据都可以在知乎、知网上搜索到），完全遵照该标准生产，企业成本将急剧上升，丧失市场竞争力。本来，如果没有强制的营养国标，那么，奶企可以生产价格与成分不同的安全产品，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而一刀切的营养国标，假如执行到底，那么边际上的企业只能退出奶业生产，市场上有低品质需求的用户，也买不到低价的安全奶品。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然而，中国当年虽然经济高速发展，市场化急剧推进，但我们一直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介入和保护过度，国企就不用说了，直接就是政府的面子和里子，民企或改制中的企业也一样受到地方政府的百般呵护，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力保护落后或不合格的产能，这种产能要是能带来利润和税收，那就更明显了。由于当年测定蛋白质含量的方法存在缺陷，添加低毒和无毒含氮化合物（三聚氰胺就是其中之一），以抬高蛋白质检测含量，达到上市标准，几乎成为全行业，尤其急于低价占领市场和水平相对落后的奶企的通行做法，并且常常被当地监管部门放任和默许。事实上，如各行各业的潜规则一样，奶企的种种乱象，从新世纪初开始，一直慢慢地在坊间流传，因为从业人员是知道这种违规做法的。然而，由于没有骇人听闻的事故发生或者被确证存在因果关系，这些私下流传的信息，并没有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强烈关注。而且，一有公开传播的迹象，企业和当地政府就会迅速介入，压制信息传播。甚至出现了“大头娃娃”这种案例，也很快就被公关了。甚至是三鹿奶粉事发后，河北当地政府和三鹿公司，也极力隐瞒、欺骗公众，并威胁或收买曝光个案的网友和记者。简光洲曝光三鹿奶粉的英雄是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他于2008年9月11日在供职的报纸发出题为《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的报道，震动全国。四年后，简光洲离开了新闻界。关于这些情况，事发当时和后来都有连篇累牍的报道。例如大家搜索三鹿老总田文华的相关报道，可以找到很多方面的内容。而这种保护主义，又以中西部和北方改革相对滞后的地区，以及纯粹的老牌国企为重灾之地。三、无知和侥幸酿成恶果如果一个商家在自己卖的产品加入砒霜、氰化钾等剧毒物质，那么他的生意一天也做不下去，别说挣钱，老命都会没了。所以，任何想多挣钱，哪怕挣快钱的商家，都不会想把客户迅速毒死。以次充好，添加低毒和无毒，但能增加卖相和销量的东西，才是奸商的常态。然而，三鹿奶粉就非常诡异，出事的娃娃往往只吃几个月就出大问题。这显然不是商家预料中的结果。造成这种情况，只是因为商家无知。各奶企是明知奶站和奶农会往牛奶中掺尿素、三聚氰胺等含氮物的。三聚氰胺甚至被行内称为“蛋白精”，被认为比尿素的毒性还低。尿素本身就是代谢毒物，达到一定剂量，必然损害人体健康。相比直接把农用尿素倒进牛奶，添加额外购买的“蛋白精”，在奶农看来，甚至是更有良心的做法。事实也确实如此，三聚氰胺虽然不溶于水，但也不会自动沉积体内，而是会随代谢排出。三聚氰胺只有在人体内跟三聚氰酸发生反应，才会形成沉积物，并且需要食用者代谢功能不足或代谢量不够大，才能在人体内形成无法排出的肾结石。然而，这一切本来不可能完全凑齐的因素，恰好在三鹿奶粉的用户中全部出现了。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含量最高，而且由于三鹿奶粉粗放扩张、收购价低、农户品质低，添加的三聚氰胺本身不够纯，越纯价格越高，价格越低的越是工业下脚料，含有大量的三聚氰酸。其次，婴儿的代谢能力更差。最后，三鹿奶粉主要受众是中低端普通用户，尤其是农村用户，喂养中，有不少人往往忘记或者根本不会另外给孩子大量喝水。也就是说，如果是添加纯三聚氰胺，即使剂量大，代谢差的婴儿吃了也不会有大问题；即使吃了胺酸都有的奶粉，只要饮水量足够，绝大部分孩子也不会有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是奶企所没有预料到的。然而，现实中墨菲定理总是会起作用，你所没有虑及的后果，无论概率多小，总是会发生。事实也是，只有三鹿低端产品才爆出了大量问题，而这些个案也大多数出现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引爆三鹿问题的，是甘肃数十个婴儿病例，而甘肃正是缺水的西北贫困省份。另外21家被爆添加了三聚氰胺的奶企，并没有发现大量确诊受害病例。而前文提到的熟人的孩子，喝了很多三鹿奶粉，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这一段描述可能会引来部分网友的愤怒，认为我在给奶企洗地，但这些都是有根有据的事实。感情无法扭曲事实。同时，陈述这些事实，也不是赞成奶企弄虚作假糊弄产标和消费者。四、价格限制加速了奶企疯狂造假为什么三聚氰胺事件会在2008年集中爆发？2008年是一个当代经济史上极为特殊的年份。这一年8月份，美国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价暴跌，引发全球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暴雷之前，是疯狂的通货膨胀。中国也不例外。其中一种解释是，当年中国的汇率紧盯美元，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美元膨胀，我们积累了大量外汇，因此被动通货膨胀，人民币大量超发。2006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从2006年的1.5%快速飙升到2007年的4.8%，发改委于2008年1月15日启动对粮食、食用油、牛奶等商品的价格干预。在此之前，由于物价上涨过快，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了地方性价格干预政策。而2008年中国通胀形式更为严峻，全年CPI涨幅5.9%。对当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养殖户调查显示，2007年8月与2006年8月相比，饲料价格上涨了30%，玉米价格上涨了40%，燃料价格、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而牛奶限价，使食品产业利润大幅缩水，如果不选择退出（奶农杀牛、奶站歇业、乳企停产），而是继续经营，乳业供应量必然百般“创新”来应对成本上升。有研究论文指出，正是这一限价措施结合超高的上市营养国标，造成大量奶企要么退出（消费者需求得不到满足），要么弄虚作假的两难困境，这其实就是“既要，又要”的矛盾要求带来的恶果。再加上无知和侥幸心理，以及有地方保护主义的护航，形成了这一场多家奶企疯狂造假，数百名儿童直接饱受病痛折磨，甚至影响终生的历史性灾难。也就是说，即使是疯狂的三鹿公司，出大问题的奶粉，也是以2007-2008年批次的低价奶粉为主。然而，以上原因都不能归结为“市场失灵”，恰恰相反，它是多种干预市场的措施共同作用的结果。插一句，由于知识背景差异和日常语言的局限，这里要说明一点，我反对“市场失灵”这个说法，指出干预市场的不良后果，并不是赞成对现实的市场上的任何现象都放任自流，完全不要监管。对于市场上出现的欺诈、违约、赖账等现象，当然应该大力打击，这些现象本身并不是“市场”属性的，而是对市场的破坏。最后，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如今中国的奶粉行业的情况如何如何呢？我不是专业人士，没有掌握一手现场资料，无法深谈。但我的小女儿马上一周岁了，正好也要喝奶粉，也要选择品牌。我了解到的情况是，2010年奶粉国标降低了强制标准中的蛋白质和菌落指标，同时增加了多个推荐性高标。这反证了正是当年强制国标太高，造成奶企大面积弄虚作假。而如今大部分市面上可见品牌的推荐标准，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和CAC指标相同、相近甚至更高（美国标准上下限更为宽泛，不好参照）。国产品牌奶粉所占市场份额已经达到75%，与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进口品牌几乎一统天下的情况已经有了天壤之别。最新的奶粉国标也马上出台了，不出意外，它将成为世界上标准最高的产标之一。我给自己的女儿挑选奶粉的标准，也从过去简单的是不是进口原装，改为查看标注的各种新型营养成分（这些在十多年前的一般奶粉中都是没有的）含量，以及奶源是否全部来自澳新或荷兰。并且考虑到婴儿先天体质的种族差异和喂养习惯差异，我放弃了完全海淘这个选项，最终我给孩子挑选了一款老牌的，全荷兰奶源的，中外皆有售的进口品牌奶粉。之所以看重奶源，还是对我国可能不太成熟，商誉不够的奶牛养殖业不太不放心，我感觉国外的奶源天生基质也高于中国牧场。这一点欢迎行内人士批评指正，毕竟这只是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的刻板印象。有意思的是，选定之后，我又去查看了这个品牌背后公司的情况，发现这家公司已经被中国资本控股了，它的荷兰养殖基地也被中资收购了。我哑然失笑，然后愉快地下了订单。无论是正向的还是逆向的民族主义情结，在我这里都根本不存在，尤其是跟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更是如此。只要我觉得放心，性价比合适，谁的产品我都会买。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耐心看完。文/可二2022年10月12日参考资料：罗丙能、周德翼、张国昀、王宏波《通货膨胀、价格管制与中国食品安全——基于“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案例分析》，《制度经济学研究》（2014年辑刊）黄含其、张婵《从“三鹿奶粉”事件看我国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1月）。黄杰、赵向阳《乳业新国标：奶往低处流？》，《东北之窗》（2010年第15期）《三聚氰胺事件22家不合格名单》，《北京晨报》2008年9月17日《三聚氰胺与三聚氰酸》，分析测试百科网，2008年10月27日，博客“恐龙家园”转载https://m2.antpedia.com/blog/23043.html邢造宇，杨乾《WTO视野下的我国食品安全标准》，《行政与法》2009年第7期简光洲《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

海天酱油疑似中外双标写下这个题目，感觉自己站在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仿佛在说老百姓不懂常识似的。但是掂量一下自己花十几块钱刚买的一大桶（1.5升）海天酱油，又觉得自己很人民，很群众，想想还是斗胆说几句。PS：海天你别嘚瑟，李锦记我也常买，其他牌子也试过。海天酱油的事，想必各位多少都知道了。一是说它添加剂多，害人；二是说它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它负责起草的酱油行业标准可能有问题；三是它双标，卖给国内的添加剂就多，国外的就没有。身为人民群众，对这三点我都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说三道四。但是，我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在酱油这个事情上，我们中国的产品不会差，因为酱油这种东西卖家很多，竞争激烈，又是历史悠久的常态产品，而且也不受特别保护，一直有充分的舆论监督，骂他们不会被删稿、禁言和封号。在中国，这种产品你都不信，你还能信啥。当然，我也不是说什么酱油都绝对没问题，既然牌子多，价格又各不相同，自然有高下之分，也难免有很低劣的产品。但是作为消费者，我们只要瞅准头部几个著名品牌，怎么买都不至于被立刻或慢慢毒死。如果真的有这个后果，早就爆出来了，品牌也早就臭大街了。感谢市场竞争，大品牌的价格也没那么吓人，基本款还是吃得起的。插一句，关于痛恨中外双标这种事，我觉得有一些网友很奇怪，他们嘴里嚷嚷着，中国经济实力、中国制造越来越牛逼，外国一天天烂下去。而一到自己要消费的产品，立刻就变身精美、精日、精欧分子，拿着这些国家的产品和产品标准当爹供着，或者当成棍子，拎起来到处找国产厂商胡抡。所以啊，好斗公鸡式的民族主义，与奴颜婢膝、不自信的媚外心态，往往是一体两面。这些笑话且不多说。没什么意思。身为人民群众的一分子，我想借海天酱油这个事聊聊，我们怎么才能让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少吃亏。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诚实地承认一个事实：我们人民群众，总体上是很无知的。如果你是个外卖小哥，你自然更知道你配送范围内商家的品质、服务水平、卫生状况等等，你自己点外卖，不容易吃亏。在这方面你是精英，不是人民群众。但是你买衣服、买电动车、买手机、买房子、上医院看病……懂得的东西就不多了，很容易被坑。同理，你卖衣服，是卖衣服的精英；你卖早餐，是早餐精英；你搬砖做房子，可能是小半个房产质量专家；你在手机厂打工，至少是小半个手机精英；你当老师，可以自诩是教育精英；你在医院混饭吃，自然可以算是医疗精英；你炒股赚钱了，也不妨幻觉自己是金融精英……但是，在你不专精的领域，你就跟我一样，只是一个普普通通、懵懵懂懂的人民群众。现在有搜索引擎，有各种资讯推送，我们会感觉自己随时随地都在学习，长见识，一天比一天更聪明。错了，这完全是幻觉！不管时代怎么变化，网络怎么翻新，在自己日复一日从事的领域之外，我们永远都是小白。如果靠其他领域吃饭的人就是要揪着你来坑，你再怎么会搜索，也一样能坑到你。甚至人家专业人士不坑你，你也会被自己搜索的或被推送的信息坑死。理由很简单，我们搜到的东西，要么行内人炮制的，要么是外行的一知半解。假如我们本来就是小白，那么连搜到东西是对是错，我们也区分不了啊。还记得那个被百度医疗坑死的大学生魏则西吧。假如不承认这一点，而是觉得我比早餐店主更会炸油条，比老师更会教书，比医生更会开方子，能靠百度来怼医院、怼老师、怼卖给你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必要服务的人，那么，我只会更容易被自己的自大坑死。任何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都可能利用我们的无知来赚（keng）我们的钱，但是如果我们无知又自大，那么结果只有两个：被坑得更惨，或者干脆就不做又傻又横的二愣子的生意。不“自学”，被坑；“自学”了，更惨。那怎么办呢？我们活该倒霉吗？不，我们蠢人有蠢人的办法。办法在前面已经说了。第一个原则就是相信市场。哪个领域市场竞争激烈，管制没有那么严格，那么该领域公认的品牌及其产品，可信度就高一点。聪明的人很快就能想到，如果我们呼吁这也管管，那也管管，竞争就会受限，市场就会弱化，我们可以相信的东西就少了。只会给自己添堵。那有人要问了，盲目相信市场就够了吗？能行吗？你是不是拿了商人的钱为唯利是图的商人洗地哦？相信市场，不是指市场给我们什么产品，或者丢给我们什么价格，我们就乖乖掏钱。相信市场，只是说，只要存在比较充分的竞争，那么市场上就容易出现符合我们心意的产品，而不是满眼都是要坑你、毒你、害你的坏人和坏东西。相信市场，当然也不是盲目相信，买东西是要花钱的，对老百姓来说，掏钱是很肉痛的事，肉痛总是会让提醒我们理智一点。但怎么才是理智呢？这就要说到第二个减少被坑的要点：记住“一分钱一分货”这个老理。换成书面一点的话，就是找到自己需求和预算的妥善结合点。怎么找，是不用我来多嘴的，大家在生活中都是这样做的。把这一个大家都懂的道理提出来，是为了提醒大家多想一步。那就是，我们对市场提更高的要求时，要想想自己愿意为这更高的要求掏多少钱。光提要求，不想代价，肯定会吃大亏。因为代价这种东西，不是你不想，它就会凭空消失的。我们一味地利用舆论和权力的力量强迫商家就范，那么结果只有两个：一是商家拼命改进，来满足更高的要求，但价格也越来越高；二是如果价格人们也接受不起，那么这种东西会直接从市场上消失。总之一句话，要求高了，便宜货就没有了，口袋也越来越空了。有些人会问，为什么有的产品——例如手机——就越来越物美价廉呢？朋友，这不是我们靠舆论和权力逼出来的，而是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当然，由于我们是小白，仅仅靠价格信号来指引我们做决定，心里总是会不踏实。我们还得借助一些别的信息来帮助我们挑选产品。也就是说，先相信这些信息的有效性，再根据它来判断市场产品。那怎么选择权威信息给自己提供帮助呢？这就是第三个原则：依赖真实可靠的人际关系做选择。在线下的真实生活中，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办法。要去医院看病，先问问医疗系统的熟人，了解一下附近医院和医生的情况；孩子的教育，问问当老师的朋友，等等。这些也不用我多说。但是，这种请教，线上和线下有一个微妙的区别，我们很容易忽略。我们在线下接触的，都是熟人、朋友。这些人当中，谁的话可信，谁的话不可信，我们心里大致是有谱的。但我们对熟人给的信息的判断，不是来源于知识，而是来源于交往。熟人关系是有交情的，交情就是一种粗糙的市场交换。我们帮的人越多，交情就越多，愿意对你说实话的人就越多。但是线上就不是这样了。如果我们不是互联网生物（在网上深度生存的人），而只是互联网用户（只从网上获取信息的人），那么一般来讲，我们不太容易在网上获得可信的朋友式的信息。于是，尽管信息唾手可得，又丰富又全面，但我们还是又回到无知的状态了。很多我们不认识的互联网生物，会在网上教给我们很多辨别信息的办法，什么专业性、权威性、中立测评、媒体监督等等。但是，无知的我们仍然有一个信任问题：凭什么相信这些标准或信息就是靠谱的呢？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结合今天的主题，这里只说两个关节：首先，仍然要用线下的办法。去请教身边的值得你相信，愿意对你说实话的相关专业人士，让他们提供可靠的网上信息来源。比如有求医需求，那就请教医生朋友，网上哪个医疗媒体，哪个可搜到的名医相对靠谱。这样也节省了朋友的精力。这个大家都好理解，但反面的情况人们常常忽略：大家容易被流量、名声和头衔，或者网络信息的恐吓性内容唬住，而盲目相信网上的信息。比如，这一次海天的问题，就是一个叫辛吉飞的人跳出来吓唬大家的。他恐吓大家，海天酱油对老百姓居心不良，用了很多添加剂，而卖给外国人的就没有，这是要毒害国民啊！网友一查，还真是的呢，标签上就很多添加剂，外国确实也有海天的无添加产品。怒火一攻心，就跟着他骂起来了。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添加剂和食品标准背后还有多少专业的信息啊。我们连辛吉飞这个人也不了解啊。怎么就一下子上头信了他的话呢？如果你刷到某音上长着一张狰狞丑脸的辛吉飞，摇头晃脑吓唬我们，而你立刻转头问问食品行业的朋友，他说的到底对不对啊，从什么渠道查阅的信息更确切呀，马上就能得到更可信的信息。事实上是，并不存在国内有添加剂，国外就没有添加剂，而是有的产品有添加，有的产品无添加。其次，添加剂是安全无毒，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如果多年的朋友说的话你还不信，却信这么一个来路不明的玩意儿（辛吉飞最早是做劣质烧烤，而且没赚到钱的一个卢瑟儿），那么就不仅仅是无知，而是真正地蠢到家了。如果你觉得我的意见可靠，就可以马上想到另一个生活常识：多条朋友多条路。在生活中，尽可能结识，尤其是运用自己的知识/行业优势、时间和精力，去结识和帮助各行各业的人，这比天天泡网，幻觉自己在学习各种新知，天天幻觉自己在进步有用得多。或者换句话说，在市场，或在社会中生存，要求我们去友善地对待每一个与我们不同的人，这不仅仅是空洞的道德教条，而是实实在在对自己有利的事情。然而，如果我就是没有这种朋友怎么办？没有的话，我们往往会依赖舆论监督，但是，对于网上批评信息和舆论监督，要多一个心眼。这是第四个原则。舆论监督，大白话就是批评。一个行业或领域，如果不允许公开批评，那么里面肯定很多猫腻，我们不能太信它说的每句话。这个道理也不难理解。但是大家还是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简单地反过来盲目相信所谓的舆论监督，跟着它的大喇叭指引的方向乱骂。然而，如果面对我们自己无知的领域，我们怎么判断媒体的批评是对还是错呢？老实承认，我们不知道怎么判断。别忘了，媒体跟商家一样，也是要赚钱的。媒体批评商家，某种意义上，是另一种竞争，都在竞争我们口袋里的钱。盲目地信一家去踩另一家，很可能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并被别人当枪使了。我有多年媒体从业经历，我知道媒体所谓的监督，里面有多少猫腻，而自媒体泛滥的今天，这种监督更是问题多多，绝对不是凡是批评一定揭露了真相。但这里我不展开讲，只说一个对普通人非常实用的方法。那就是，如果某商家某产品遭遇了舆论危机，而且紧接着有法律跟进，然后商家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问题，并作出了改正，那么至少在短期内，该商家的新批次产品的那个被批评的问题是不用太担心的。这有点反直觉，但是相对靠谱。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看到媒体监督，不该着急拉调门去骂，而是等一等，看看各方反应，最后结果出来了，再选择相对信任商家和产品。为什么结果出来，要再次信任商家和产品呢？因为商家在舆论和权力面前是相对弱势的。如果消费者和舆论没有注意到商家的问题，那么商家有可能偷偷摸摸干坏事，以次充好、质量低劣等等，就好像小偷一样。只要一曝光，那商家是好人还是坏人，在专业力量和法律面前就一目了然了。曝光了，发现没有问题，就是好人；有了问题，改正了，也是好人。有人会说，那企业也可能收买媒体啊。对，完全有可能，而且天天都在收买。（这也是媒体不可全信的理由之一）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企业能够收买整个媒体行业，因为媒体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以上对背靠权力，具有行政垄断地位，或被政府过度保护的企业不适用，对一般的竞争激烈的常态民营企业是适用的。如果要升华一下，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市场上本没有什么好人，但是，参与竞争的人多了，就有了好人。有必要杠一句：那些市场竞争不足，甚至完全没有竞争的领域的商品和服务怎么办？凉拌。坐等被坑，只能享受价高质次的商品和服务，还没处说理。然后，我再回答一个可能的问题：你也是一个自媒体啊（还是一个没几个人看的，来路不明的自媒体），我凭什么相信你的意见呢？答案是，这里没有什么我的意见，我说的都是大多数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日常生活里的做法。用一个简单的词概括，就是常识。没错，今天写了这么多，都是常识，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我理解的常识，就是那种几乎每个人都懂得，但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东西；那种每天都能用到的，不会今天一个样子，明天一个样子的东西；那种不认真理解，一不小心忽略了，就容易让我们自己掉坑里的东西；也是那种不需要我们长期系统学习和实践，就能理解和掌握的原则性的东西。至于我说得对不对，各位不用拿各种宏大理论和脱离生活的理由来抬杠，回到生活中去理解和用用就知道了。也许有人还会问：你说了这么多，也不能保证我买到安全可靠物美价廉十分划算的产品啊。抱歉，朋友，你（以及我们）是无知的啊，一个无知的人，凭什么地上一赖，就能得到想要的全部满足呢？我讲的办法，只是帮助我们这些无知的普通人减少被坑的概率和程度。没有人是全知的上帝，现实也不是天堂。不要做白日梦。如果自己不清醒一点，现实会一泡尿把你滋醒的。好了，本文到这里就该结束了。但是，我还是不放心，担心有人指责我：你这是主张愚民吗？这不是反智吗？我的回答是：第一，承认我们无知这个事实，不等于赞成让大家无知；第二，在专业知识不够的情况下，给出有效的常识办法，不是反智。如果有人非要抬杠，说，我谁也不信，一个朋友也没有，就要而且只能靠自己自学来让自己更不无知，怎么办？答案是，你给我滚。你既不信任何人，那你问条毛，我纵有千般自学的办法，你也不会信。当然，如果你愿意足足打赏，那也可以滚回来，万事好商量，我慢慢讲给你听。文/可二2022/10/11

然而，美国人炮制的制度，之所以没有像之前的军国主义和天皇主义一样，给民间带来这么大的危害，只不过是因为它是外生的和新生的，它的膨胀速度和管制效率，在很长时间内都落后于日本经济的发展速度罢了。

因此，干预主义战争的发起国中，所有被迫纳税的人都受到了侵犯，那些反对干预战争的自愿纳税人也受到了侵犯，而所有自愿纳税且支持国家发动干预主义战争的人都是罪犯。前两类人不但没有责任，而且有权向政府索赔。

这里我们要引入一个公认的条件：现代国家的军队职能，是保卫本国普通人的生命与财产不受外来侵犯。扩展一点，某些国家还可能或明或暗地宣布，它的目的是保卫全世界一切普通人。没有关系，我们姑且承认这一点。

对此，我写过一篇文章《战争这等大事，我们也要听妈妈的话》，对这种观点进行过全面和无情的彻底批驳。但是，文章对于高中生还是略微高深一些，因为涉及到一些经济学分析，需要耐心才能看完和看懂。

自己打粉调羹完全不考虑。我们小时候都是吃自磨米粉，当然，绝大部分小孩都没吃死。但很显然，自磨粉至少铁含量是不能保证的，其他营养元素也无法保证，更重要的是自磨粉的洁净程度不可控。我选择信任科技和商业。

所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看清楚自己是什么人，有时候比自认为看清了某一个新闻热点更重要。而如果能慢慢更多地接纳一点不同人生经历和性格导致的意见不一，那就更比自以为搞懂了某个新闻热点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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