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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家是人类历史选择的决定者,是前代文明的传承者,是当代历史的记录者,是人类文明的书写者。出版家要把既有的文明传承下去,把当代的历史记录在书,把科学真理和知识传给后人,要为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青年成长提供精神营养和力量。出版家应具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情怀,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大情怀,敬畏生命、热爱人生的人文关爱的大情怀,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大情怀。做一代有大情怀的出版家,应当从具体的出版实践中磨炼自己的政治品格、思想定力,提升知识修养、学术造诣和职业能力,坚守职业操守。作者简介:柳斌杰,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本文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出版是人类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留存集体记忆的基本方式,是能使意识、观念、语言、构思、设计、表达得以物质化且远距离、隔时空传播的一种创造发明。最早创造图形、文字的文明古国都有不同的出版探索和发现。中国是历史文化悠久的东方文明大国,在记录祖先历史活动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早在五帝时期,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说,所以就有“皇帝问道”的记录、《尧典》和《舜典》之传说。从考古发现甲骨文开始,中国出版就有了实物见证。如果说此前的岩画、洞窟、石刻是出版的史前形态的话,那么甲骨文则具备了出版的基本形态。在造纸术、印刷术发明之前,金石、布帛、贝叶、竹筒、木牍都曾作为出版的载体,供书写传播。不过这些材料稀缺,价格昂贵,非一般人能用,且不易传播。即使这样,我们的祖先还是千方百计地记录历史,保存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化记忆。从文献可考的历史看,周公是我国出版的始祖,他组织记录了口传的上古历史故事;他组织收集官颂、士雅、民风唱词;他制礼作乐并精编细审颁布《周礼》,使孔子顶礼膜拜并为此奋斗一生。由此足见其在中华文化原典出版上的贡献。孔子曾言:“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周公作为出版家的影响力。因为周公早孔子五百多年,两人并无交集,孔子只是读过周公留下的书而已。再说孔子,为传周公礼仪,编写《春秋》,编订《诗经》,复传《周礼》,留下了历经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话题。荀子领导的稷下学宫则大量整理、编辑了从周公到孔、孟、老、庄及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经典,包括五经及《老子》《管子》《田子》《蜗子》《捷子》《司马法》等等。这些书的问世保留了先秦文化的原典,为西汉刘向、刘韵父子讲六艺、举诸子、核五经、编《七略》、推《周礼》、扬《左传》、传《毛诗》、列《古文尚书》于学官,创造了文献基础,成就了西汉末年的出版盛景。这些出版活动传承了上古以来的文明成果,记录了夏、商、周的历史,确立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抵御了外域宗教文化的冲击,形成了我们赖以自信的文化基因。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出版影响其后两千多年中国文化的走向,即使元、清两朝非汉族政权运行近四百年,也未撼动汉代文化根基,反而把其游牧草原文化融入中原的汉文化,这足以说明中原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先进性。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也是完全靠出版开路。西方文化输出主要靠传教士,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则靠“书香之路”。例如张骞、玄奘、鉴真、杜环、郑和等人出使海外都携带了中国的经卷、书画作品,使外国人逐渐了解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例如,马克思著作提到的中国例证都是从俄国翻译的中文书中看到的,拿破仑、黑格尔等西方人提到中国,也是从书上知道的。早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