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动向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师教育分会2023年学术年会暨第三届中国教师教育改革与创新发展研讨会综述闫建璋，尚文华（山西师范大学，山西太原

2023年总目录2023年第1期目录2023年第2期目录2023年第3期目录2023年第4期目录2023年第5期目录2023年第6期目录（点击链接可查看当期目录）《教师教育研究》唯一投稿平台：gdsz.cbpt.cnki.net长按关注《教师教育研究》微信公众号

教育实习对师范生职业认同感的双刃剑效应——基于角色压力和职业获益感的双中介模型任永灿1，任永琦2，李丹华3，王晓杰4（1.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北京

组织支持对普通学校教师融合教育态度的影响——教师融合教育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和政策知识的调节作用刘莉莉，徐泽清（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上海

在士道与师道之间：明清科举制下塾师阶层的群体样态苑津山1，程春玉2（1.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浙江杭州310058；2.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强师计划”背景下教师关怀何以缓解学生学业压力？——自我认同和家校合作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付卫东，张钰迪（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湖北武汉

中小学教师从教动机对职业倦怠感的影响研究——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中介作用刘珈宏1，冯剑峰1，秦鑫鑫2,3（1.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与终身教育发展部，上海

网络学习空间中教师集体效能优化模型构建及其要素关系性研究曹宇星1，陈孝然2，谢雯婷3，龚文丽4，胡小勇5（1.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广东广州

2022年总目录1期2期3期4期5期6期《教师教育研究》唯一投稿平台：gdsz.cbpt.cnki.net长按关注《教师教育研究》微信公众号

张蓉菲张蓉菲，江南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教育。田良臣，江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摘要：随着国家“双减”政策的落地，开展学校课后服务作为促进学生全面成长的重要途径和增强教育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成为许多家庭的共同诉求。文章以概念解读为切入口，分析“双减”背景下教师课后服务设计的基本逻辑、实践障碍与保障机制。研究发现，“双减”背景下教师课后服务设计的实践障碍涉及四个方面：一是教师课后服务权益与积极性难以保障；二是教师课后服务协作空间与设计方式亟待优化；三是教师课后服务自由度与秩序缺乏理性规约；四是教师课后服务质量受困于系统配置差异。据此，提出“双减”背景下教师课后服务设计的保障机制：一是完善面向用户本位的教师权益灵活补偿机制；二是顶层设计教师课后服务监管与协助责任体系；三是构建教师课后服务流程监测与持续改进机制；四是开发智能化跨校教师课后服务互助与共享平台。关键词：双减；教师；课后服务设计；实践障碍；保障机制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

熊万曦熊万曦，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201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曾以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身份在美国波士顿学院访学，博士论文获得联校教育社科医学研究论文奖计划一等资助，2017年入选上海市教育法学人才培养计划。高文心，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陈志文，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摘要：《“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吸引优秀人才在县中长期任教，而国家公费师范生教师是县中十分渴求的师资力量。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西部G省的24位国家公费师范生教师、9位县中校长和中层干部、5位教育局人事科干部的访谈，发现人才引进政策的激励和情感牵引是国家公费师范生教师“招得进”的主要原因，系统培养和学校支持是“教得好”的关键要素，职业幸福、发展空间与福利待遇是“留得住”的重要保障。虽然与城市中学存在一定差距，但只要县中和县级政府拿出更多的诚意，落实人才引进政策、优化职后培养体系、打破职称晋升的壁垒，并充分发挥国家公费师范生教师的优势，便有望真正实现优秀人才的“招得进，教得好，留得住”。关键词：县域普通高中；公费师范生；新教师引进；教师专业发展一、研究问题县域普通高中(以下简称“县中”)在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中承担着重要使命，但在“超级中学”挤压和城市虹吸效应的影响下，县中发展普遍面临困境，某些地方甚至出现“县中塌陷”现象。振兴县中，师资力量是关键。2021年九部委联合印发的《“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吸引优秀人才在县中长期任教，努力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相对稳定的县中教师队伍。”[1]从西部G省各县市的教师招聘信息可以发现，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的国家公费师范生和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是各地人才引进的重点。①目前县中入职的新教师多以地方二本院校本科生为主，国家公费师范生和硕士研究生较少。与城市高中教师相比，县中教师的绩效总量偏少；与乡村教师相比，县中教师不能享受乡村教师津贴。由于农村家庭持有知识改变命运的超高期待，县中教师在工作上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因此，如何提升县中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确保这些教师能够“招得进，教得好，留得住”是需要迫切关注的问题。为了使研究更加聚焦，本研究以国家公费师范生教师为例讨论县中优秀人才的引进与培养。从2007年开始实施的免费师范生政策有效实现了教育人才回流，但因“优质”与“稀有”的属性，绝大多数国家公费师范生教师成为了城市学校的骨干力量。近年来，随着城市中学国家公费师范生教师趋近饱和，加上一些顶尖中学更加青睐名校的硕士、博士及海外留学生，在就业压力之下，逐渐有更多国家公费师范生选择到县中工作。而到2025年，第一届“优师计划”②毕业生将进入工作岗位。县中能否抓住劳动力市场的这一新趋势，引进、培养、用好这些优秀人才，考验的是学校的管理水平和县级政府的治理能力。从前期对G省4个市(州)县中的实地调研发现，县域之间差异巨大，有些县亟待引进国家公费师范生，但无人问津；有些县能够成功引进，但忽视后续培养；有些县则长远规划，人才工作效果良好。这说明县中优秀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有研究者通过问卷调查对县中教师队伍的整体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留得住、教得好”在区域层面的关键因素是政府营造的制度环境、教师的社会地位和薪酬待遇，在学校层面则是教师工作负担、人际关系、教师发展支持、校长领导风格。[2]这一研究的贡献在于从区域和学校层面提出了县中教师“留得住、教得好”的因素。但不同年龄的教师在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需进一步细化研究老、中、青不同年龄段教师的特点。另外，这些因素在具体的学校情境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有待通过质性研究来做更深入分析。也有研究者通过对已经从县城中小学离职且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进行访谈，发现成家的牵绊、立业的困窘和县域社交的规限是高素质青年人才逃离的主要原因。[3]这一研究关注到了县城中小学教师的生存状态，但县城的小学教师与县中教师相比要安逸很多，所以还需要针对不同的群体做出分析。与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相比，公费师范生因为教学基本功扎实，专业对口，往往是很多县中更为渴求的师资力量。因此，本研究以国家公费师范生为例，探讨县中在优质师资引进与培养中的有效举措和不足之处。二、研究设计本研究立足县中这一特定情境，调研国家公费师范生进入县中工作后的真实经历和主观感受。通过对其“就业选择-专业发展-未来规划”的看法分析，反思当下县级政府和县中在优秀师资引进和培养中的作用。西部G省88个县区中曾有66个贫困县，虽已全部摘帽，但社会经济发展仍较为滞后。县级财政能力不足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比较容易出现县中困境的状况。因此，以G省为例讨论“县中困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对G省9个市(州)471所高中调查发现，只有54所县中有国家公费师范生教师。③本研究以目的性抽样为原则，借助“守门人”的帮助，选取来自9个市(州)15个县的21位教师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这21位教师均在县中工作且教龄均超过3年，具体个案信息如表1所示。另外，作为三角互证，本研究还访谈了5位负责人才引进的市/县教育局干部和3位在省会城市高中工作的国家公费师范生教师，来研究“招得进”的问题；以及5位县中校长和4位县中中层干部，来探讨“教得好，留得住”的问题。访谈严格遵循研究伦理，征得受访对象同意后进行录音。访谈平均时长为30-60分钟，在不改变语句原意的前提下对转录文本进行局部的段落调整，最终得到总计约13万字的转录文本。完成上述资料搜集后，研究者按照访谈顺序、结合地区分布对原始资料进行整理和编号，例如，SY-1代表SY县县中的第一位受访教师。本研究的资料分析按以下三个步骤进行：首先对资料进行初步的内容分析，进行开放式编码，将访谈对象所使用的“本土概念”作为编码标签。其次对所得的开放式编码进行分类合并，在反复比较中明确这些分类的属性、维度和关系，得到主轴式编码，编码过程如表2所示。国家公费师范生教师在县中如何“招得进，教得好，留得住”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三者互相关联。通过人才引进政策的激励以及多种情感的牵引，国家公费师范生来到了县中任教；作为有潜力的新教师，教育部门以及县中需要以多种方式，进行系统培养，帮助他们教得好；随着专业能力的提升，国家公费师范生教师感受到了职业成长的幸福，形成了自己的专业情意，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和福利待遇，便会对所处的县中环境感到满意，也更愿意留下来。当国家公费师范生将这种感受传递给院系后辈时，县中就更容易“招得进”国家公费师范生，并形成良性循环，如图1所示。三、研究发现(一)“招得进”：理性的政策激励和感性的情感牵引是主要原因“关于如何理解行动者赋予自身行动的意义，韦伯认为需要借助‘理想类型’才能讨论”。[4]一般来说，除了为达成既定目的的理性行动，还存在一些由情感、习俗、道德所代表的非理性行动。公费师范生毕业后的择业行为，可以作为观察、理解其职业动机的出发点。通过对访谈文本的整合分析发现，人才引进政策的激励和本地情感的牵引是“招得进”的主要原因，既包含了理性因素，也涵盖了非理性因素，二者相互补充。1.人才引进政策的激励效应人才引进政策是地方政府使用广泛的政策工具，对中高端劳动力的流动有较大影响。为了促进县中发展，部分县级政府使用人才引进手段，借助工资激励、住房补贴和发展倾斜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县级政府在省-市-县三级优质师资竞争中的劣势，促进了人才回流。“现在的生活状态我挺喜欢的。当初走的人才引进渠道，有安家补助、住房奖励和生活保障等，所以我就回到县中了。”(WA-1T)“我们当初来JS县的时候，有一些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一个是签约10年会给50%的购房补贴。按照县城的房价算下来，差不多20万；另外基本工资会上浮50%。所以一开始确实有这方面的影响，现在发展也比较顺利，已经成家了。”(TZ-1T)劳动力的空间流动普遍受到工资收入、生活成本和城市宜居性特征的影响，[5]当县域能够提供更多安居乐业的机遇，就能显著提高流入人口的效用水平，同时也能发挥出更有效的人才吸引力。[6]有的县级政府虽然实现了国家公费师范生教师的引入，但在保障人才稳定方面后劲不足，激励效应缺失。原因在于，县际之间的经济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了国家公费师范生教师人才引进政策的“执行鸿沟”(Implementation

马建军马建军，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技术教育、教育质性研究方法、课程与教学原理等。杨琴，湖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技术教育。摘要：我国信息技术教师的生存状况一直以来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他们时常游走在坚持与放弃的两难境地。本文首先呈现了一位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信息技术教师的离职故事，接着运用社会学经典的理性选择理论来考察信息技术教师流失的过程和原因，揭示他们在进与退的两难困境中艰难抉择的根源。研究发现，信息技术教师的离职行为符合基本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原理，他们以利益或报酬为中心，结合自身资源的可控性和社会规范的约束，在效用最大化原则的指引下做出合乎个体利益的理性选择。同时我们也看到，个人价值观和教学理想贯穿了信息技术教师的群体故事，它们超越了理性选择理论的框架，成为影响他们选择和行为更重要的因素。关键词：信息技术教师；离职；理性选择理论；叙事探究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研究项目“创新扩散理论视角下中小学教师教育新技术运用能力发展研究”成果(19A314)自诞生以来，信息技术教师这个群体就一直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一方面掌握着校园中新兴的技术工具，担负着国家教育信息化的重任砥砺前行；另一方面却在“应试教育”巨轮的辗压下不断被边缘化，逐渐沦为“计算机维修员”、“勤杂工”[1]，成为校园里独特的“透明人”。这使得这一群体一直在残酷的现实与自我价值的矛盾中徘徊与挣扎。以往关于信息技术教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师专业发展以及现状思考上。以CSSCI数据库为例，张兵认为中学信息技术教师普遍存在职业倦怠，尤其表现在低成就感上，关涉到职业特点、课程性质、教师工作性质和个体人格等因素[2]。王蓉认为学校领导重视与否对信息技术教师的影响巨大，特别是影响其信息技术教学和专业发展[3]。司秋菊等发现，信息技术的师资欠缺、硬件配备不到位是影响新课标各模块开设率的最大因素[4]。张文兰认为信息技术教师的专业认同受地区、学校重视程度和自身职业定位的影响[5]。王静等认为信息技术教师面临着“边缘化”的生存困境[6]。这些研究多以量化的形式，从不同维度阐明了当前信息技术教师所遭遇的实践困境，却没有深入个体丰富而细腻的内心世界去探寻他们的迷茫和困顿，以及这些困境产生的结构性和社会性根源。其次，在教师流失研究方面，国内外研究重点关注农村中小学和高校，从学校环境和管理、经济、政策等维度分析了教师流失的原因、影响及对策；研究方法多采用量化方法，少数辅以质性方法。他们将教师流失主要归因于学校的环境和管理。如刘复兴认为教师选择留下的关键在于学校是否为教师提供一个良好、舒适的环境[7]。Haertel提出工作环境对教师的行为和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8]。殷世东认为教师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管理的不善[9]。这些研究将对象定位为一般教师，考察了整个教师群体的流失现象产生的原因。但极少关注信息技术教师这一类特殊群体的离职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国家教育信息化不断推进的形势下，这类研究的缺失尤为令人困惑。本研究旨在探寻信息技术教师离职行为产生的个体与社会根源。首先我们考虑使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来分析信息技术教师流失问题，构建了基本的分析框架，并依此提出了研究问题。其次，我们运用叙事探究方法，描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教师——陈老师（化名）的跌宕起伏的职业生涯故事，为读者呈现这一边缘群体当下所面临的两难境遇，以及他们在此情境中所做的痛苦挣扎与艰难抉择。最后，我们修改和完善了分析框架，并运用它分析陈老师的故事。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信息技术教师为何离职”，并据此延伸出三个子问题：(1)信息技术教师流失的外部和内部因素有哪些？(2)这些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推动信息技术教师的流失？(3)如何为信息技术教师个体或群体的离职行为找到合乎理性的解释？一、研究设计（一）研究背景早在1984年，邓小平同志就说过：“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义务教育阶段的信息技术课程已开设20多年，2000年由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试行）》[10]中明确指出，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作为必修课列入课程计划。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将信息技术课程作为综合实践活动的一个学习内容[11]，从此信息技术作为一门综合实践课程被开设。在教育信息化的浪潮中，信息技术教师担当着信息技术教学、培养学生信息素养能力、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深化课程改革、推进学校教育信息化等重任，其流失对信息技术教师队伍建设和课程教育教学形成直接阻碍，对学校乃至国家整体的教育信息化进程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加强对信息技术等紧缺薄弱学科教师的补充，但信息技术教师队伍建设情况仍不容乐观。（二）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康奈利和克兰迪宁于1990年提出的叙事探究，讲述了一个信息技术教师跌宕起伏的流失故事，并以这个典型个案为基础，结合社会学的经典理论来探究个体离职的原因及群体的尴尬境遇。采用叙事探究的原因在于，信息技术教师是被“主流教师群体”边缘化的群体，他们迫切期待真正理解其境况的听众，倾听他们曲折生动却鲜有人关注的故事。个体流失所关涉的复杂因素和情境脉络可以在故事的讲述中绵延流淌，激荡起相同遭遇者的强烈共鸣，并激发和唤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刻反思。信息技术教师流失的原因可能潜存于看似平淡无奇也并无相关的事件中[12]，作为观察者和研究者，我们对其保持着极大的热情和普遍的疑惑，适合采用教育叙事的方法展开探究。我们通过收集信息技术教师的离职故事，并对其故事进行呈现和重述的过程中对他的行为和经验获得解释性理解，探究其流失的真正原因，以管窥整个信息技术教师群体遭遇的问题和困境。（三）个案的选择我们确定了一个故事较丰富的陈老师为对象来探究当前信息技术教师所遭遇的两难困境。陈老师，男性，37岁，本科毕业于某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2009到2016年从事信息技术教学工作，目前在广州一家软件开发公司工作，有深厚的技术功底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他三度进出信息技术教师岗位，曾遭遇个人生活、情感与理想的困扰，又经历了人际关系、工作负担等多重压力，几经磨难后最终选择离职。本文讲述了他从2005年高考之后到2016正式离开信息技术教师行业的故事。个人的行动看似是具体的、随机的，并且充斥着复杂的、情境限定的因素，但它却从个体的层面上映射出整个群体所遭遇的问题与困境，引发我们对现象更为一般的、具有普遍性的思考。陈老师的故事是千千万万信息技术教师工作与生活日常的真实写照，其遭遇也是所有信息技术教师的缩影。（四）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受新冠疫情影响，我们辗转见到陈老师，且通过前期多次沟通双方已建立初步的信任关系。正式访谈之前，我们也与陈老师确认了时间和场地，然后根据研究问题和子问题编写初步的访谈提纲，并采用了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来收集他的离职故事。主要事件有：倾听受访者自由回顾受教育和从教经历，找寻过往中重要的生命事件；追问并反复思量受访者在面对关键转折性事件时的思维与决策过程。访谈结束后整理出逐字稿15345字，我们以此为基础重写陈老师的故事，将其职业生涯分为三个阶段，即：工作前、工作期间、离职后，勾勒出他曲折的信息技术教学经历，并尝试用社会学理论中经典的理性选择理论来阐释其离职的个体和社会根源。（五）研究伦理在研究伦理方面，首先，我们向所在单位的伦理审查部门申请并通过了研究计划；其次，我们对被研究者的姓名和学校信息进行了匿名处理，以确保受访者的信息不被泄露；然后，每次访谈都征得了受访者的同意之后才进行录音，之后也将整理好的录音文本返回给受访者确认后再进行分析；成文之后也会返回给被研究者确认。二、分析框架构建信息技术教师的流失不能简单的归因于若干单一的因素，或是一些静态或线性的关联，这样都不足以洞悉现象背后的深层根源，而应该结合个体产生离职行为时所处的情境脉络及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以一种多元的、动态的方式进行整体性考察。在个体层面上，每一个信息技术教师的关注焦点和需求各有不同，因而离职的原因也不尽相同。但如果从一个宏观的社会层面来看待这个群体的离职现象，则可以看到许多一般的、结构性的因素。社会交换理论把社会事件解释为个体或群体与其所在系统之间的一种利益交换。当个体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依从系统并提供自己的劳动时，他也期待从系统获得合理的报酬。处于社会行动结构中的理性个体，其行为也必定是理性的，并遵从一定的理性原则，即“人们在从事某种行动时，越是期望从对方那里得到更多的报酬，就越有可能从事这种活动[13]”。也就是说，在个体从事某个活动时，获取尽可能多的报酬才是理性的。如果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甚至朝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即报酬递减时，理性个体从事这项活动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进而可能产生退出的行为。个体行为的这种理性不仅体现在与所在系统的交换上，也体现在他们对行动的选择上。在面临关键事件或人生转折时，他们往往会参照一定的“理性选择参数”、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做出合乎自身利益的选择。这一点正好符合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思想。在科尔曼看来，理性个体的社会行动必然会依据一定的“理性选择参数”，主要包括：社会规范、行动者、资源和利益[14]。其中，行动者是具有目的性的理性人，处于社会互动之中，具有一定的利益偏好和能动选择的能力。资源包含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是行动者实施行动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行动者所拥有资源的种类和数量，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目的实现，资源种类和数量越丰富，目的实现越容易。基于上述思想，我们尝试构建了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１所示。从框架可以看到，在社会规范的制约下，行动者通过与资源互动（控制和利用）来获取利益或报酬，并在效益最大化原则的指引下做出合乎理性的选择或行动。这个框架较好地呈现了行动者以利益或报酬为中心采取行动或决策的完整链条。在框架中，个体是理性的行动者，其行为是在资源、社会规范的制约下，以利益或报酬为中心，采用最大化效益的原则进行整体性考量的结果。三、在苦苦坚持后学会放弃：陈老师跌宕起伏的职业生涯故事我们把陈老师的经历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工作前（学习经历）、工作期间（从业经历）、离职后（新的起点），重点关注工作期间这一时间段。在从教的七年里，他先后三次进入信息技术教学岗位，最终迫于各种压力，无奈选择离开。（一）学习经历陈老师2005年考入一所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此时他对本专业的理解还停留在中小学信息技术课堂里。大一迷茫而蹉跎，大二醒悟后开始奋发学习专业知识，成为了班级里的“技术大牛”。（二）三次从业经历１、默默地忍耐(2009年月至2011年8月)毕业前，陈老师做过Flash动画师、培训，工资都较低；毕业后，他应聘到一个信息技术教学岗位，正式成为一名信息技术教师。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坚持多久。（学校）给的工资是3500（元），跟之前比就像到达了人生巅峰。后来发现（现实）与理想差距巨大：直属领导像个疯子，骂人根本不讲情面。看在钱的份上，默默忍了2年。那时大部分时间都在修电脑，开发软件，上课基本上没用心。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之后陈老师了解到很多同学在考研，他也想尝试一下。于是2011年他辞职准备考研，报考了哲学方向。

李永智李永智（通讯作者），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研究员，博士。教育部第二届教育信息化专家组成员，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科技司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咨询专家组成员。郭婧（第一作者），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教师教育评价研究部教师，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比较教育。上海师范大学与伦敦大学学院教育研究院联合培养教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创新团队成员。杨洁，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大研发中心主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比较教育。摘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近20年来26个省市自治区主动公开的141份省域层面教师评价政策文本进行高频词分析和语义挖掘,从纵向时间演进､横向平行空间､以及具体类别内涵的角度下对文本关键内容和语义网络进行特征分析｡研究发现,省域层面教师评价政策重中央政策落实､重优秀人才选拔培养､重教育教学效能评价｡建议将提升考核评价机制系统性､突出师德师风考核重要性､扩大考核评价对象覆盖性､探索考核评价内容效能性､丰富考核评价主体参与性等作为在后续教师评价政策完善与改进的策略路径｡关键词：教师评价政策;省域层面;文本分析基金项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委托课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考核评价改革研究》(项目编号:JSSKT2019013);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教育政策专项课题《破除“五唯”与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教育评价机制研究》(2019-Z-R08)阶段性研究成果一､引言教师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智力基础,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关键｡教师评价机制与政策关乎国家教育发展以及未来人才培养的质量,从价值上引领教师专业素养提升方向,为衡量教师质量提供标尺,促进高质量､专业化教师队伍成长,激发教育发展活力｡目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教师的评价形式较为丰富,如资格考核､胜任力考核､绩效考核､职称评审和人才梯队荣誉评审等,充分发挥着鉴定､遴选和储备优秀教育人才的功能｡其中,日常教学任务和基本教学素养等方面的指标所占权重远远超出其他项目,但是“论资排辈”“看帽子”“数论文”“刷公开课”“拼文凭”等现象仍时有发生｡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1]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改革教师评价,推进践行教书育人使命”的重点任务｡[2]国家层面的指导建议与总体方案,强调教师评价政策的引导性地位,并为教师评价政策的改革与创新提供了明确的发展目标｡那么,已有的教师评价政策及其执行与发展情况如何?教师评价政策的改革方向如何?了解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国家层面教师考核评价政策的执行与落实情况,是完善新时期教师评价政策的基础｡从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考察我国省域层面的教师考核评价政策实践,可为未来教师考核评价政策的优化改进提供决策参考｡二､研究设计(一)政策文本基本情况在我国34个省级行政区域教育主管部门官方网站中,检索2000年以来以教师评价､评审､选拔､考核､表彰､管理等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截止到2019年7月30日共检索到26个省市自治区主动公开的相关政策文本141份,从实施内容来看,可以归纳为师德师风考核､职称评审､绩效考核､人才遴选与培养､特级教师评审①和其他等六大类别｡其中,占比最多的是人才遴选与培养相关的政策(58%),其次是职称评审(16%)和师德师风考核(14%)的相关政策(见图1)｡运用罗琳·麦克唐纳尔(Lorraine.

关于教师形象,中外历史上有很多解释或描述,诸如教师是“春蚕”“红烛”“耕牛”“落红”以及教师是“研究者”(Lawrence

［摘要］国际教育研究越来越多地指出教师对于高质量教育系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PISA

【编者按】循证研究在教育决策和实践中的运用日益受到关注，需要基于证据来研究改进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方案、教学实践和评估机制等。本期《教师教育研究》继续特辑四篇稿件，分别从教师教育领域循证实践的价值与挑战、循证教师教育决策的内涵与路径、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循证评估、循证教育博士培养的理论模式建构等各个方面，对有关问题进行探讨。欢迎广大学者继续将相关的高质量创新研究成果惠赐本刊。胡艳题目：教师教育领域的循证实践:价值与挑战作者：胡艳，刘佳，赵兰，王红燕摘要：循证实践是由循证医学肇始，向人文社科领域发展的一种实践形态。本文梳理了循证实践的产生、发展、概念及在教育领域的发展和困惑，探讨了循证教师教育实践的价值和挑战。研究认为，循证教师教育实践，有助于改变目前教师教育研究秉持的哲学和范式，对沟通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提高教师教育研究与实践的科学性与权威性，打破教师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的身份固化现象具有很大的价值。但由于教师教育本身的情境性、复杂性和人文性，循证教师教育实践也面临诸多挑战。关键词：循证实践；循证教育；教师教育全文链接：教师教育领域的循证实践:价值与挑战||胡艳，刘佳，赵兰，王红燕王松丽题目：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循证评估：基于学习结果的视角作者：王松丽，李琼摘要：当前国际教师教育专业认证趋向循证评估，特别是要求教师培养项目提供师范生的学习结果证据。学习结果评估直接指向学生学习状况，具有问责和改进的双重功能，成为保障教师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通过循证评估，收集多层面、多方面、多类型的学习结果证据，建立证据数据库，进行有目的的循证改进，有助于促进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师教育范式改革，提升教师培养的质量。关键词：循证评估；学习结果；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全文链接：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循证评估：基于学习结果的视角||王松丽，李琼宋萑题目：循证教育博士培养的理论模式建构作者：宋萑，王晓阳，赵娜摘要：教育博士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领域职业型和研究型并重的复合式高级专门人才。当前我国教育博士培养或偏重教育理论的学习、或偏重教学实践的训练，培养取向的学术性与职业性之争亟需解决。“循证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为此提供解决路径，它是联系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旨在实现二者双向流通和深度融合。本文在分析目前我国教育博士培养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梳理循证教育理念的基础上提出理论应然层面上循证教育博士培养模式和路径，以期为教育博士的培养提供新的培养思路和策略。关键词:教育博士；循证教育；培养模式全文链接：循证教育博士培养的理论模式建构||宋萑，王晓阳，赵娜闫予沨题目：我国循证教师教育决策：内涵、价值与路径作者：闫予沨，付钰，刘丽莎，廖伟摘要：循证教师教育决策是多方主体以科学方法和程序获取有效研究证据来制定教师教育政策的一系列行动过程。本质上，循证教师教育决策是一种理性精神，一系列行动过程，以及由多方主体在行动过程中的互动所构成的关系系统。教师教育循证决策具有提升教育治理的科学性、连续性和协作性的价值。以循证实践理念为导向，进一步加强我国教师教育决策的路径包括:提升决策者的循证意识，完善证据的“需求-供应”机制，建立多方利益主体的协商机制。关键词：循证教师教育决策；循证决策；教师教育全文链接：我国循证教师教育决策：内涵、价值与路径||闫予沨，付钰，刘丽莎，廖伟《教师教育研究》唯一投稿平台：gdsz.cbpt.cnki.net长按关注《教师教育研究》微信公众号

【编者按】循证研究在医学界被广泛开展，如何运用到教育的决策和实践中是急需讨论的问题，这涉及教育决策和实践质量。本期特辑三篇教师教育的循证研究的专题文章，分别从循证教师教育实践的内涵价值和运行机制、循证教师专业发展之PD&R实践模式、循证课例研究的实践等各个方面，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循证研究在教师教育中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亟待进一步探索。欢迎广大学者继续将相关的高质量创新研究成果惠赐本刊。裴淼题目：循证教师教育实践：内涵、价值和运行机制作者：裴淼，靳伟，李肖艳，刘静，刘乔卉摘要：循证实践是一种改变经验导向、强调基于最佳证据的实践样态，发源于医学，正逐步渗透到各个领域，包括教师教育实践之中，但学术界尚缺乏对循证教师教育实践的全面认识和研究。本文结合循证医学、循证实践、循证教育等相关研究成果，建构循证教师教育实践的内涵，阐明价值，并呈现其运行机制。一方面旨在增强对循证教师教育实践基本原理的理解，另一方面有助于厘清循证教师教育的实践框架。关键词：循证实践；循证教师教育实践；运行机制全文链接：循证教师教育实践：内涵、价值和运行机制||裴淼，靳伟，李肖艳，刘静，刘乔卉廖伟题目：循证教师专业发展之PD&R实践模式——以“北京师范大学APEx卓越教育家培养项目”为个案的研究作者：廖伟摘要：本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APEx卓越教育家培养项目”为个案，提出循证教师专业发展的PD&R

profession)”既相联系又有差别。一项职业成为“专业(profession)”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具有高深科学知识体系与复杂技能，专业人员必须接受正规专业化高等教育(professional

html.[20]韩春梅．浅论教育听证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价值及其完善[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1):92-96.[21]胡仙芝．“听证会”如何才能在中国扎根

descriptions.[21]王文礼．世界一流大学的创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线教育博士的培养模式和启示[J]．现代教育技术，2018,28(2):93-99,53.[2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项目(19JJD880002)阶段性研究成果当前教育领域的“循证实践”主要源于21世纪初美国掀起的“教育实证研究运动”(evidencebased

王松丽王松丽，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职前教师培养与评估。李琼（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教授，青海省人民政府-北京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摘要：当前国际教师教育专业认证趋向循证评估，特别是要求教师培养项目提供师范生的学习结果证据。学习结果评估直接指向学生学习状况，具有问责和改进的双重功能，成为保障教师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通过循证评估，收集多层面、多方面、多类型的学习结果证据，建立证据数据库，进行有目的的循证改进，有助于促进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师教育范式改革，提升教师培养的质量。关键词：循证评估;

黄嘉莉黄嘉莉，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教授，黄冈师范学院黄州学者，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师专业发展、师范专业认证、教育质量评估、教育社会学等。桑国元（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青海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讲座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教育技术学、课程与教学论｡

本文来源于《教师教育研究》2020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教师教育研究》唯一投稿平台：gdsz.cbpt.cnki.net长按关注《教师教育研究》微信公众号

41(4):91-97.[8]杨文登，叶浩生．缩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基于循证教育学的视野[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3):11-17.[9]HARGREAVES

Researcher,2004,33(8):3-15.[20]黄盈盈，潘绥铭．中国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方法论层次的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09(2):149-163.[21]MORSE

从古至今，优秀的领导者总是善于讲故事。未来的教师应当善于讲故事。人类听故事的历史可能伴随了人类进化发展的全程，每一个人类个体也都是从故事中成长。认知科学家Roger

刘翠航教育学博士，人民教育出版社国家教材重点研究基地中小学（中职）道德与法治教材研究基地副主任。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二等秘书。研究方向为比较教育、教师教育、课程教材。曾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点课题，现主持教育部重点课题“美国教师同行评价研究”，在国内外教育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

庞丽娟庞丽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现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教育政策与法律、基础教育政策、教师政策等研究。近年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教育部、财政部等报送了120余份政策建议和咨询报告，多项建议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发表研究论文200余篇，产生了较大的政策、社会和学术影响。金志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教师政策和公共人事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