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作者简介胡小鹏胡小鹏，男，1958年3月生，山东省济南市人。1978年-1985年在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学士、硕士学位。199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元史研究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理事，甘肃省丝绸之路研究会副会长，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在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受到学界的好评。在民族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等出版了《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东汉三国卷》、《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元明西北史论》等著作，先后主编《中华大典·工业典·造纸与印刷工业分典》、《西北少数民族史教程》、《西北边疆民族史：政策与法律》、《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等。在《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社会科学战线》、《西北师大学报》、《中国史研究动态》等刊物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其中《元代“色目人”与二等人制》一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5项，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融史研究”（17ZDA17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中亚五国多元文化教育与西北地区民族教育比较研究”（2014JJD880014）、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高层次人才自主选题项目（2019）。获得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次、二等奖1次、三等奖4次，获得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奖一等奖4次、二等奖2次。入选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摘要蒙古国前四汗时期，用蒙古语“合里”（qariirgen）指称蒙古帝国治下的所有非蒙古人，反映的是蒙古人我族与他者两分的族群认知。在汉地，该词被译写为“色目”。元世祖至元以后，由于“各依本俗”治理原则下的统治对象主要是汉地的汉语人群，需要将土著汉语人群与外来族群相区别，“合里”（色目）中遂排除了汉语人群，逐渐演化为西域诸国人的专称。在这一过程中，在原有的蒙古人对“合里”（色目）的他者认知之外，又产生了汉语人群对“色目”的他者认知。两种认知既有重迭，又有区别，元朝中期以后，后一种认知成为主流认知。关键词元代；色目人，族群认知正文随着历史研究的进展，时代思潮的变化，元朝是否存在“四等人制”遭到质疑，其切入点之一就是分析“色目人”分类模糊不清的原因，进而指出元代族群分类的非压迫性。笔者曾对“色目人”概念作出全新界定，认为蒙元时期的族群划分，是蒙古人／国人与“合里（qariirgen）”／非国人的“二等人制”，后来细分为“四等人制”，蒙古语“合里”可用汉语“色目”对译。由于论文比较简短，没有批判性地思考“四等人制”问题，对影响族群认知因素的分析有些简单，特别是没有述及蒙元时期族群认知的演变过程，不够完善。现结合近年来元史学界“四等人制”研究的新进展，仍以“色目人”为中心，重新探讨元代族群划分及相关问题。一所谓“四等人制”中的蒙古、汉人、南人所指明确，只有“色目人”所指、语源一直存在模糊之处。据箭内亘、蒙思明、周良霄等学者研究，“色目”一词，至少从初唐以来已累见于官私文献，意为“各色名目”、“各等种类”之意，延及宋元，“色目”一词作为形容词使用相当普遍。宋初以来，“色目人”已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出现，指的是姓氏生僻的所谓“杂姓”人物。忽必烈时期，“色目人”开始作为中亚胡人之专名。以前的学者多采用“四等人制”框架分析元代政治与社会，认为“色目”并非一个民族，而是为政治需要而设定的一个族群，用以协助蒙古人统治，牵制汉族。“色目”泛指蒙古、汉族以外的各族人士，包括汪古、唐兀、吐蕃、畏兀、回回、哈剌鲁、康里、阿速、钦察等族。徙居中原之“色目”大约有三四十万户。近年来一些日本学者质疑“四等人制”的存在，在他们的努力下，日本学术界已经摒弃了“四等人制”的观点。其中，舩田善之的贡献很大。舩田善之质疑“四等人制”的切入点，是重新定义了“色目人”。根据他的研究，在同时代的蒙古语史料中是找不到相当于“色目人”的词汇或概念的。舩田善之指出，在《事林广记》《至正译语》等元明文献中提供的蒙汉对照词汇表中可以找到蒙古（达达）、汉人（汉儿）、南人（蛮子）和与之相对的蒙古词语，却找不到“色目人”和与之相对的蒙古词语。在蒙古史料中可见到畏兀儿、钦察等各个族群、部族名，但还未见到把这些广泛的诸族总括起来的记述。拉施特《史集》、《马可波罗游记》等非汉语史料也是如此。他还特别分析了元代江南的户籍分类方式———色目人户大类下包括蒙古人户、畏吾户、契丹人户、回回人户、河西人户，并不存在人们心目中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并列的分类方式。因此他认为，不但“色目人”一词源于汉语，而且这个概念也只存在于汉语中。“色目人”的词语及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划分只存在于汉语世界即通用在汉族之中，“色目人”就是汉族认知世界的产物。台湾大学的杜冠颖支持舩田善之的观点，也主张“色目”的概念源于汉人，后来传入蒙古人中，实际上是一个外来词。舩田善之的见解极具震撼力，亦富有启发性。然而他并未深究蒙古人的族群认知方式，对蒙古史料的搜检也有遗漏之处，未曾留意到《蒙古秘史》中的“qari（n）irgen”一词，这是理解蒙古人族群认知方式的关键概念。笔者从《蒙古秘史》中翻检到“合里（qari）”、“合邻（qarin）”、“合里合里（qariqari）”、“合里·亦儿坚（qariirgen）”等词汇，分析了其在各种场合下的各种用法，认为以上词汇被蒙古人用来指称外人、异部落、异族、外国人等。这种用法在明清时期的蒙古文献《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纲》、《黄史》、《蒙古政教史》中仍能见到。在现代蒙古语中，该词读作“xari”或“xεr”，表示“陌生人”“外国人”“外国的”。由此推论，元代文献中的“色目人”一词虽然是汉语，但在用于族群划分时是相应的蒙古语词汇“合里·亦儿坚（qariirgen）”的译语，所以，“色目人”一词及其所涵盖的对象并非如舩田君所言仅仅是汉语世界的产物。笔者还进一步主张，蒙元时期的族群划分，是蒙古人（国人）与“合里（非国人）”的“二等人制”，后来细分为“四等人制”。北京大学张帆教授同意笔者将“合里（qari）”比定为“色目”的说法，指出蒙元时期的诏书或公文，都是从蒙古语翻译成汉文的，所以“色目人”一词应是从蒙古语公文中翻译过来的，蒙古语中肯定有汉语“色目人”的对应词汇，并提出了新的“四圈人制”的说法。2019年，在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元史研究会年会上，舩田善之在发言中对笔者的论文进行了评价，一方面，他肯定了有共识性的内容：“第一，所有族群皆有自我和他者的区别认知，蒙古人也不例外，‘qariirgen’的概念就是他们的自、他区别认知的体现，今后可以此概念展开蒙元时期的族群研究。第二，他关于‘二等人制’的崭新解释与我看法大体相同，若要理解蒙元帝国的统治制度，最重要的区别乃是蒙古人与非蒙古人的区别。第三，他准确地指出了色目人与汉人的边界以及色目人与蒙古人之间的边界均存在模糊。就此点而言，我们彼此的看法亦相同，这或许也可成为学界的共识，并以此成为蒙元时期族群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对蒙古语“合里（qariirgen）”被汉语译作“色目”一词的说法，持保留态度，因为笔者也承认蒙汉两词所指的范畴并不一致，“qari（n）irgen”是指蒙古人之外的人，而“色目人”原指汉人之外的人，而且，目前尚未见到“qari（n）irgen”与“色目人”对应的蒙汉、汉蒙对译史料。之后，舩田善之又发文综述了色目人的讨论，在此基础上，重申了“四等人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色目人这一类，继续强调“色目”分类是汉人从汉人习俗出发创造的分类，而且“色目”一词的范畴与四类人的界限往往因历史记载与时期的不同而相异，甚至出现过蒙古人被归入“色目”的情况。因此，四类人的划分不太可能是整个蒙元时期的政治和法律等级制度或社会阶层、地位。同时，对笔者论文的评价也进行了一些修正，批评笔者关于元朝民族政策的实质是蒙古人（国人）和非蒙古人（qari）的“二等人制度”，“二等人制度”被细化为“四等人制”的观点，是在保留“四等人制”观点的同时，将“蒙古人至上主义”再次推向了高潮。他认为，属于统治阶级的蒙古人确实较非蒙古人优越，但不能说它适用于一般蒙古人，简单的二分法理解会导致对事实的误解。杜冠颖则认为，舩田善之和笔者对“色目”的诠释都有值得商榷之处，舩田善之对“色目”解释的主要问题，是在发现非汉文史料和蒙古辞书中都找不到“色目”的对译词后，过快地认为“色目”一词和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这样的四类划分只存在于汉人之中。其实，只要考虑到科举的参与者包括蒙古人和色目人，就可以得知蒙古、色目人也一定知道这样的划分存在。而元代帝王的诏令和根据元代实录辑成的《元史》中，也屡见元代帝王使用“色目”一词，也可以推估蒙古统治者势必知道且使用“色目”一词。正如张帆所言，“色目人就是汉族的认知世界的产物”一语可能有些矫枉过正。笔者对“色目”的解释，则缺乏明确的史料根据，而且假若“色目”一词的词源是蒙古语中的“外人”，殊难想象蒙古人会将自己划入“外人”的范畴中。他认同蒙思明和舩田善之的观点，认为可能是出于非汉族群种类繁多，难以一一列举，因此以旧有的“色目”（各种各类）一词来概括这些人，即“色目”是出于治理多民族国家的需要而产生的区分“各从本俗”诸族群的分类概念，目的是与为数众多的汉人相区别。“色目”一词的概念，应是在汉语世界先形成，之后辗转传入蒙古语的世界中，并且在传入蒙古语的世界后，“蒙古”开始与“色目”产生断裂，因此在若干文献中，“蒙古”与“色目”是独立并列的。以上综述表明，元代“色目人”问题与“四等人制”或“四类人划分”关系密不可分，笔者对“四等人制”尚没有考虑成熟，欲留待以后讨论，但对“色目人”划分问题，想结合“四等人制”研究的最新进展，继续做一番探讨，重点分析影响元代族群认知与分类的背景因素及其演变过程。二蒙元时期的族群认知，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族群认知，主要是前四汗时期，蒙古人与“合里”（qariirgen）两分的族群认知。首先，我们必须先确认，蒙元时期在族群认知方面，特别是在蒙古人意识中，存在蒙古人与“合里”（qariirgen），即我族与他者两分的认知。明确“合里”（qariirgen）指蒙古帝国统治范围内除蒙古人之外的一切被征服或联合的对象。在此基础上，再讨论一下在汉地“合里”与“色目”对译的可能性。笔者在提出“色目”是蒙古语“qariirgen”的对译主张时，也承认尚未见到“qariirgen”与“色目人”的蒙汉或汉蒙对译史料。舩田善之主要是以这一点质疑笔者的主张。张帆则肯定笔者的意见，指出在元朝有大量的高层文件，包括皇帝下发圣旨，以及向皇帝汇报工作后形成决议，都是用蒙古语交流、蒙古文记载，向汉族社会公布的时候再译为汉语，翻译过程中会大量保留蒙古语的语法特征，形成所谓“蒙文直译体”文件。今天能见到的这类文件中，“色目”一词多次出现，照常理判断，它不可能是翻译时凭空杜撰并添入的，在蒙古文原稿中一定有一个对应的词汇。他还引用《元史·乌古孙良桢传》中的一段话进行了补充论证。乌古孙良桢在元顺帝时上疏批评蒙古、色目人收继婚和不丁忧的习俗说：“纲常皆出于天而不可变，议法之吏，乃言国人不拘此例，诸国人各从本俗。是汉、南人当守纲常，国人、诸国人不必守纲常也。”认为文中的“国人”“诸国人”，分别是蒙古、色目人的同义词，“诸国人”显然又能与qari（n）irgen对应。因此，qari（n）irgen＝诸国人＝色目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从现有的蒙汉、汉蒙对译词汇表中，虽然找不到两者对译的直接证据，但是在已知的“蒙文直译体”公文中，还是有一些两者可以替换的蛛丝马迹。例1.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作者简介冯建军冯建军，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教材委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标修订组核心成员、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育工作专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分会理事长、全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建设中所形成的重要理论见解、判断和主张。其源头是马克思教育理论，经过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毛泽东教育思想，定型于邓小平教育理论，发展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教育理论，创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既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要求，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结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新发展。关键词马克思教育理论；毛泽东教育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正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科学论断，特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也特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关于教育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认识、基本判断和基本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不等同于中国特色教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代表国家和人民意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它通常表现为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加以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是中国特色教育学的思想核心，中国特色教育学必须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是中国特色教育理论的学科化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产生了不同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逻辑，它旨在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哪里来，经过了什么，到哪里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成果，源头是马克思教育理论。严格说来，马克思教育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不完全等同。马克思教育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关于教育的思想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是教育学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专门的教育理论论述，教育理论蕴含在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之中。马克思教育理论当然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但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对马克思教育理论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教育理论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体现和组成部分，源头是马克思教育理论，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酝酿，成型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创新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一、马克思教育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思想源泉(一)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作者简介李娟李娟，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兰州大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系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主要从事媒体人类学、传播与社会发展、民族地区跨文化传播、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下的国际传播等方面的研究。出版学术专著1部，在《现代传播》、《甘肃社会科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电化教育研究》、《中国电化教育》、《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项，科技部引智项目2项，甘肃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子课题1项，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4项，其它各类项目10余项。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就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置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深入剖析，从而在本质上理解中华民族共有的思想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大致经历了“朴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构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个历史发展阶段。滋养和锻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进程可从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认识，一是思想上的“两化”，即中国传统哲学的涵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构；二是实践上的“两个基本经验”，即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大一统”政治实践的基本经验和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经验。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文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疫情，世界范围内极端民族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不时涌现，不同国家和民族基于各自重大关切角逐激烈。处于伟大复兴征途中的中华民族必须持续加强自身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不变应万变。基于此，我们首先要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即其出现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哲学整体论视域下，就是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置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深入剖析，总结归纳其生发流变的内在逻辑，以求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基础。本文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出现和发展的两条历史主线进行论证：一是哲学思想，自先秦诸子百家“中和”、“道法自然”、“以法治国”等思想萌发，经历代中国哲学家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二是政治实践，自公元前1000年左右，共享“泛华夏”地区若干族群互动融合，商周两代始发，秦始皇统一六国，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隋、唐、元、清等各朝持续巩固，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和形成阶段在探索现代国家政治体制进程中，宗教影响力逐步下降至非主导地位，国家出于统合管辖领土范围内人们的忠诚，民族这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应运而生。18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如火如荼，西欧新兴资产阶级为推翻制约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王权体制，创造了民族概念，谋求建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理论认为，建构现代国家的路径是由单一民族凝聚民族意识，通过国家制度化，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可以看出，上述理论源于欧洲国家特定的历史基础和社会发展需要，却并不符合中国的文化基因和实际情况。在我国，“民族”一词“历来不仅适用于发展水平不同的民族集团，而且适用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民族集团。这是一个涵义广泛的名词。这一点和欧洲各国的传统是不同的。”综上所述，“56个民族”的“民族”，涵义与族群接近，即以体质或文化为区分“你”“我”标准的群体。中华民族是近代理论先驱基于中国现实、超越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建构的国族概念。考古研究发现，我国在黄河上游，长江、黄河中下游，珠江三角洲和北方游牧地区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新石器文化；三星堆遗址也揭示出，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存在中西不同族群在血缘和文化方面进行深度交流和交融的情况，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起源和组成的多样性。公元前1000年左右，若干族群在我国黄河中游地区汇聚成“华夏民族”，经年累月，在吸引、融合周边族群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加速成长于秦的领土一统、经济一统、政治一统，和汉武帝的文化一统、思想一统，经历代中央政权巩固，大体定型于清末，近代以来，在抵御外来侵略的图强奋斗中成长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可以说，血缘、文化、共同记忆和亲密情感等是中华民族的自在形态，主权、领土、法制、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等是中华民族的自觉形态。共同体是“社会中存在的、就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文化、政治和经济共同体，本质上以全体成员共创共享独特中华文化为其规定性，但在表现形式上强调政治属性。全面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可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一是地理和生态，独特的生存空间培育出独特的文明；二是历史和传承，数千年未间断的文明沉淀，形成了彼此认可、有别“他者”的实践经验、记忆情感和心理结构；三是文化和价值，追求幸福的人们共约共建共守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其成员不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而是扩展至认同、传承中华文化的所有人；四是政治和法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范围内每个中国公民有义务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完整、和谐、发展，强调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建构主义视域下，文化认同或集体认同是一个群体向心力、凝聚力、驱动力的底层逻辑，是可以建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认同并以此为指导生活实践的根本宗旨，是体认中华民族并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精神力量。“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地理生态、历史记忆、文化价值、政治法规等历史和现实条件下认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意识形态，是表达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普遍性形式，充分体现在中华文明的不同维度。集体认同的要素有三，依次为“标签有其承担者”、被标签化的人将标签“内化为个体认同的一部分”、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集体认同，因此也可将它的结构要素大致划分为身份归属、价值认同、行动策略三个部分。身份归属回答“我们是谁？”表现为生物、文化或两者兼有的同一性、延续性，指向中华民族每个成员的身份辨识、认同和成员之间的内在统一；价值认同回答“我们为了什么？我们要成为什么？”表现为是非对错理念形成的底层逻辑和追问存在意义的历史性、稳定性，指向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核心价值；行动策略回答“我们如何做？”表现为能动意愿和行为特征的主观性、建构性，指向特定思想形态规约下的社会生活实践。具体到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身份归属要素是对中华优秀文化继承发扬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认知和内化；价值认同要素是对中华优秀文化核心价值的辨识和信仰；行动策略要素是中华民族团结和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愿和行动。整体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大致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朴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阶段，该阶段又可细分为“朴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发和解构阶段。前者自先秦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其内涵可概括为以下三者：“天人观”，始发于先秦，在宋明时期发展至巅峰的儒释道相结合，认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人为天地之心”。“中和观”，中，不偏不倚，知敬畏慎不足；和，人与人，为共同福祉，合运生合作、合作生合心、合心生和谐；人与宇宙，天仁为人、互依共存、自然和谐。“一统观”，不同历史时期广大政治及文化精英的政治共识和政治实践，持续打造中华民族，保障中华文明延续不断。后者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身陷内忧外患的中华民族努力在实践和思想上探索图存自强之路。第二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构，在扬弃朴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再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其中本质性的东西是反思，以及其中的‘自我’、‘我们’、‘自身’”。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客观实在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对立统一，朴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凸显客观实在性，更多反映中华民族过往岁月的记忆感情和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构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主观能动性，更多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伟蓝图和未来计划，它一方面要超越资本主义狭隘的民族国家理论，另一方面要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合力”。二、中国哲学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滋养朴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基础主要来自于“中和”、“道法自然”、“以法治国”等思想，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思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构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朴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解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构，是对“中华民族往何处去？如何去？”等重大问题的理论解答和实践指引。长久以来，中国先贤们不断从多个方向探索宇宙、生命本质和事物存在、运行、发展规律，始终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产生了大量深刻的哲学思想，成为建构朴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养分和动力。考古研究发现，中华文明完整地包含了人类起源、食物生产、文明发始和发展的各个阶段，有“上万年的文明起步”和可考证的、五千年未曾间断的文明演进。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始创了众多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影响后世至深至远，但聚焦在朴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度，可以说，儒家、道家、法家思想对其出现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作者简介孟凡丽孟凡丽，新疆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国家督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自治区第九批有突出贡献专家，自治区教学名师，自治区天山领军人才。先后多次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承担包括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在内的科研课题14项，科研总经费160万元。在《红旗文稿》《高等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教师教育研究》《民族教育研究》等专业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省级以上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主编各类教材6部。9篇研究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全文转载。多项研究成果被自治区教育部门采纳和使用。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性，这主要表现为：文化底蕴的同质性、内容体系的共生性、价值导引的契合性、实践延展的同向性。因此，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国家层面的独特精神标识指引各民族意识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层面的公共价值追求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亲近感，个人层面的具象化行为导向形塑各民族内个体成员积极的自我认同。目前，要坚持整体推进的培育理念，建立健全制度保障体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根基。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是当前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大原创性理论，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鲜明主线和实践指南。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是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再次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人”。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和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牢牢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时代坚定信仰信念信心的基石，凸显其理论阐释、政治引领、民心感召等功能，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认同，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联系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范畴，根植于深厚的中华文化积淀，萌生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继续探索中，形成于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实践中，深化于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伟大进程中，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具有内在的逻辑自洽联系。(一)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作者简介陈克恭陈克恭，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围绕生态哲学、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开展融理论与实践为一体的探索研究，对人之思维、自然和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有着系统思考，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党建研究》《地理科学》《中国地理科学（英文版）》《冰川冻土》《中国沙漠》《人民黄河》《农业经济问题》《解放军理论学习》等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文章多篇，出版专著二部。摘要通过对天地系统中日地关系的科学实证，和对圆方关系的数学推演，进一步证明了太极定理的存在，证明了“阴阳”概念不仅具有科学属性，而且“勾股定理”也完全可以称之为“阴阳定理”，杠杆原理也完全可以称之为“阴阳消长，偶对平衡”原理，太极图也完全可以称之为“地球晨昏模型图”和“地球冷暖模型图”。更令人惊奇的是太极图的峰值和谷值与黄赤交角之间的统一性和可理解性，刻画了世界的统一性和可知性以及事物的普遍联系性。同时，也发现日地关系中阴阳概念的科学属性强烈昭示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而这应将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关键词阴阳；日地关系；勾股定理；太极定理；科学属性；终极关怀正文为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2016年4月，科技部、中宣部印发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在第2条基准“知道用系统的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中，列出了“知道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观念，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整体系统的方法论，并具有现实意义”的基准点。有科学家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阴阳”可以称之为文化，但不可以称之为科学。为此，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专门组织社科界和自然科学界的学者同台对话辨析，结果是彼此都难以说服对方。同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虽将“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遗憾的是其申报书中并未提及“阴阳”二字。可见，阴阳概念在科学殿堂里仍处于“蒙尘”状态。《光明日报》国学版高级编辑梁枢认为，“阴阳是否是科学”，已经不是“阴阳”二字本身的问题了，而是事关我们的传统文化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是否有关联的问题，“古今问题”实则也包含有“中西问题”。而这个问题按照恩格斯“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的话来理解，兹事体大，真可谓“国之大者”。若无关联，不仅意味着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完全是一个无根的舶来品，是魂魄相分离的，更意味着“两个结合”的命题在学理上是否是科学的问题。若有关联，从何开始，如何关联，须得从哲理、学理、事理三个方面统一考察。当然，最好是按恩格斯所说的，以大自然为考察对象，用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这一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去承认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是日地关系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人类的一切文明，不分古今中外，如同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都跳不出日地关系的统摄。正是基于此，本文拟从日地关系的科学实证入手，从我国先秦时期就有，目前尚存的《周髀算经》中的阴阳关系开始，以我们仍使用的24节气为实例，考察中国人眼里和脑海里的日地关系，尝试还“阴阳”二字的科学属性，力图跨越“传统文化的学理体系与现今的科学体系”之间的鸿沟，以证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是魂魄一体的，中华民族这棵参天大树是因根深而叶茂的。“阴阳”最初是就日光向背而言的，即太阳照射的地方叫做“阳”，太阳照不到的叫做“阴”。《说文》：“阴，暗也。”“阳，明也。”故而，阴阳本质上就是日地关系。一般而言，“科学”特指以自然为研究对象，以数理实验为主要手段，实证自然现象。为此，本文通过对日地关系的科学实证，借助于圆方关系的数学推演，应用太极定理证明“阴阳”概念不仅具有科学属性，而且“勾股定理”也完全可以称之为“阴阳定理”，杠杆原理也完全可以称之为“阴阳消长，偶对平衡”原理，太极图也完全可以称之为“地球晨昏模型图”和“地球冷暖模型图”。一、天地系统中的日地关系《礼记·中庸》中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的和生消亡都是日地关系中的位置所生、所育。可以说，日地关系是万物生灵之父母，是人类一切文明之摇篮。而日地关系有两个基本关系，一是因地球的自转，地球在一日内自然有向阳和背阴之分，即昼夜之分；又因这种自转是相对匀速渐进的，故而，北半球的人每天看到的是太阳从地平线东升，渐进向南，最后日落西边，第二天又东升西落，日复一日循环往复。二是地球绕太阳公转。地球的赤道与公转轨道之间有一个夹角，即黄赤交角，其变化范围在22°00＇到24°30＇之间，变化周期约为4．1×104年。目前这个交角约为23°26＇，略大于直角的四分之一。因黄赤交角的存在，导致太阳在地球上的直射点也相应地在南北回归线之间，近乎匀速地往返渐进变化，如图1所示。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作者简介郝志军郝志军，1969年8月生，山西左权人。现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教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教材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修订组成员兼劳动教育专题组组长、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综合实践分会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河南省首批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教育特邀专家、山西省教学名师培养计划专家顾问、《当代教育与文化》《当代教育科学》《课程教学研究》杂志编委等职。主要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实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劳动教育等。多次牵头和参与国家、教育部相关教育政策文件的研制和起草工作。在《教育研究》《课程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作者简介王兆璟王兆璟，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甘肃省领军人才，甘肃省飞天学者，“甘肃省新闻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主要从事比较教育、外国教育史研究。在《教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10余篇，出版《西方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等专著5部。《民族心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民族出版社，2019,7）等著作7部。先后获得甘肃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二项，三等奖四项。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一项。1942年3月，在抗战的烽火中，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西迁兰州不久，《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术季刊》（以下简称为《学术季刊》）随之问世，时至今日，已历经80载。80年来，刊名随时代的变迁及校名的变化几经变更，但蕴含于其中的坚韧、厚实、严谨、纯朴和积极向上的人文传统与文化情怀始终未失，由此形成了这本杂志独特的学术传统。初到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经费拮据，处境万分艰难。然而，携抗战精神而来的创建者与教职员工，并未因时局困境退缩，而是克服重重困难，以另一种形式进行抗战。《学术季刊》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诞生的。据考证，早在1940年西迁陕南城固时期，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即成立了出版委员会，并于1941年10月就《学术季刊》的创刊发行召开专门会议，确定了刊期、印数以及所刊稿件的内容，从中足以看出期刊对于彰显大学精神与文化的重要性，也可以看出大学的学术期刊文化。由于前期准备工作充足，来年3月，《学术季刊》正式创刊，刊名由出版委员会主席黎锦熙先生题写。在学术期刊的发展中，办刊理念与宗旨居于关键地位，而理念与宗旨也是形成大学学术期刊文化的重要指向。为此，《学术季刊》的创建者们精思熟虑，在出版委员会的决议中表达了一种独特的理念与宗旨：“为发挥教育最高学府之效能起见，编印《学术季刊》一种……稿件内容……凡关于学术性质之著述，如，（１）西北地区特殊文化，（２）我国固有学术文化与近代科学，（３）中等师资与专业训练，（４）与过去抗战有关之文学作品等，均所欢迎。”可以看出，师范性、地域性、传统性、学术性、民族性构成了《学术季刊》的主要取向。这5个方面是学校既有研究力量的表征，也准确地指引了当时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学术研究，更彰显了《学术季刊》的文化担当、教育担当和民族大义担当。应该说，学报此后的发展基本遵循了开创者们所立之规矩。作为一种文脉，她始终绵延于此后80年的办刊路程中。《学术季刊》创办伊始，原拟定每季度出刊1期，每期约10万字，印数500册。但因战时学校经费奇缺，屡屡断期，从创刊至1949年7月仅出3期，刊发论文45篇（另有4篇诗作），涉及文史、教育、艺术等学科。作为学者办刊的重要表征，《学术季刊》刊载有出版委员会主席，我国著名的汉语言文字学家、词典编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黎锦熙先生的多篇文章，其中《中等学校国文讲读教学改革案述要》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作为教育研究的重镇，《学术季刊》刊发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教育研究论文，如李蒸先生的《今后教育建设之路》，金澍荣、杨少松先生的《西北中等学校师资问题之一斑》，郭鸣鹤先生的《中等学校的课外活动之原理与实施》，陈毓瓒先生的《体育活动对于心理卫生的贡献》等。在今天看来，其中的诸多认知诸如教师教育、课外活动之原理、体育之意义仍需我们认真汲取。而这些论文也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学术研究特色，显现出大学学报的特质。《学术季刊》从创刊到停刊历时８年。这本诞生于抗日救亡大潮中的学术刊物，传递出抗战时期西北学人的文化坚守以及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结合时代的要求，西北师范学院于1956年创办了《争鸣》月刊。1957年6月，《西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和社会科学版）》正式复刊，1958年1月，《西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独立发刊。此后，随校名的变化而改为《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因国家遭遇经济困难，休刊一年。自1962年开始，又继续出版。从复刊到文革前，文科学报出版24期。1965年，学报再次被迫停刊，直至1973年10月，经国务院科教组批准复刊，刊名改为《甘肃师大学报》。从第二次复刊到文革结束，学报出版9期。这一时期的学报刊登的均是中央文件、社论及批判性文章，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轨道和发展方向。1978年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学报建设也迎来了新气象。1981年学校恢复原校名西北师范学院，学报也相应地从1981年第２期恢复《西北师范学院学报》刊名。《西北师范学院学报》从1989年第１期起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刊名也随校名改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新时期的学报建设秉持《学术季刊》的理念，确立了新的办刊理念与宗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二为”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突出刊物的学术性、师范性、地域性特色，弘扬民族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学报的质量与影响力不断提升。截至2022年１月，文科学报出版至第59卷第281期。经过80年的发展与沉淀，《西北师大学报》形成了独特的办刊文化，学报历任主编都由学识赅博、视野开阔的学者担任，较早确立了编辑学者化的办刊理念，形成了由文学、历史、教育、社会、经济等学科研究者构成的编辑团队，在这一编辑学术共同体的不懈努力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在接续与新变中砥砺前行，屡获殊荣：入选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教育部第一批名栏建设期刊，先后被评为甘肃省一级名牌期刊、甘肃省品牌期刊、甘肃省优秀期刊一等奖。在新时代新征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将坚持传统与现代、人文与社会兼具的办刊方针，立足学术前沿和办刊宗旨，关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力求刊发的论文具备思想性、先进性、学术性，以高品质学术期刊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引领学术创新，传播先进文化，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助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作者简介王金元王金元，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多篇。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厅级项目1项。摘要[摘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作者简介彭茜彭茜，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问学者，台湾屏东大学访问学者。兼任中国教育学会教学论专业委员会理事、广东省继续教育学会幼儿教育专业委员会监事、广东省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广州市教育学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广州市学前教育评估员等社会兼职。主要从事游戏与课程、文化认同、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发表学术论著50篇（部），其中近10篇发表在Frontiers

【魁与塊】《汉书·东方朔传》：“魁然无徒。”颜注：“魁读曰塊。”○《淮南子·俶真》：“塊阜之山无丈之材。”《太平御览》引塊阜作魁父。○《潜夫论·五德志》：“魁隗。”《隶释·帝尧碑》作“塊隗”。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作者简介刘旭东刘旭东，现任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师专业发展委员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甘肃省教育学会普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甘肃省“飞天学者”；甘肃省教学名师；入选甘肃省“领军人才”工程和甘肃省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课程与教学理论、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出版主编专著教材多部，发表论文近200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等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以及省级科研项目多项。曾获全国教育科学成果奖、两次获甘肃省社科成果二等奖、多次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一等奖。摘要[摘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作者简介万明钢万明钢，原西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现任西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教育部民族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研究成果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奖、国家民委全国民族研究优秀成果奖。荣获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和“全国模范教师”称号。王婕王婕，女，1988年10月生，甘肃天水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民族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摘要[摘

(1967—),男,山东沂南人,教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课程与教学基本理论研究。摘要[摘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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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意义，规定了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实施途径，把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