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非马FM一场血淋淋的离婚之战居然，大S和汪小菲（及其背后两家人）之战，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又有了更加drama的续集。一直勉力维持体面的大S，也终于，体面尽失。Instgram上，她被网友嘲讽到关闭评论；而在微博上，一个热搜词条是：汪小菲和大S你相信谁？向上滑动

非非马热剧解读本文首发于FT中文网掀开那层“摇滚”和“个性”的皮囊，“摇滚狂花”彭莱和“人群中的大多数”之间的“共性”，才是她真实的人生“主旋律”。就在中国女性电视观众日渐被各类“都市女性精英剧”投喂得愈来愈乏味之际，一部“另类”的女性剧《摇滚狂花》最近出了圈，尽管，也伴随着不小的争议和两极分化的口碑。目前，这部剧集的豆瓣评分停留在7.4分——不能算很top，但已经是近几年国产女性题材剧中的“佼佼者”。《摇滚狂花》是一部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的剧。而好评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把“星”投给了它的与众不同——女主彭莱（姚晨饰演）是中国荧屏景观中如此鲜见的一枚“摇滚狂妈”；在国产都市女性题材剧里，这部剧又是如此得反套路。近几年，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大众文化思潮里渐成“显学”——尽管是一种伴生着各种内在逻辑冲突与漏洞而流行起来的显学。不论人们关于“女性主义”（英文“feminism”，过去更多被译作“女权主义”）有着怎样的不同意见，至少，人们在“女性独立”这一点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女性独立的“根基”，首先是经济独立。当女性对经济独立的孜孜以求，叠加上社会中蔓延的成功学叙事，这份合力让中国女性剧市场尤其热衷于制造各种关于成功和逆袭的“女性神话”。从前几年火热的《欢乐颂》（2016）到《我的前半生》（2017），再到前两年的热播剧《三十而已》、《流金岁月》，再到今年扎堆出现的女性剧《完美伴侣》、《盛装》、《她们的名字》、《玫瑰之战》等等，荧幕上站满了“已经成功的精英大女主”或者是“即将成功的精英大女主”。“她们”要么已经是“女霸总”，要么正走在“成为女霸总”的路上。不少女性剧的豆瓣评分都低于6。《盛装》5.7，《玫瑰之战》甚至只有4.8分。自袁泉在《我的前半生》中扮演的“唐晶”出圈之后，满屏皆是走路带风、打扮得十分OL的女精英。似乎，一个女人如果不漂亮、不成功、不逆袭，都不配在荧幕上被看见、被讲述。袁泉在《我的前半生》中扮演唐晶，成为中国荧幕上经典的女精英形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摇滚狂花》的出现，就显得非常之难得。本来，摇滚题材在中国的影视市场里就一直处于“边缘”位置，从来都“非主流”；而主要聚焦于母女关系的影视作品也不多，远远无法与爱情主题的相比；关键，它还不是一个所谓咸鱼翻身、逆风翻盘的励志故事——它是一个“失败失意”的摇滚女歌手，无论怎么不认输，也不得不“认命”的故事。不论你是否喜欢这部剧，客观而言，姚晨的确以出色的演技贡献了一个中国荧幕上非常鲜见的女性形象、母亲形象——彭莱。彭莱的人设是中国初代“摇滚女王”，带着原生家庭的伤痛一路倔强。她极富音乐才华，还有着天生适合唱摇滚的好嗓子。而天赋的美丽与才华，通常都会让一位有个性的女生，更敢于坚持个性。19岁那年，彭莱还没红，却未婚先孕。怯懦而平庸的男友，不敢要这个孩子，她却不管不顾地要留下这个生命，哪怕不得不“一人生一人养”。这个孩子，就是庄达菲扮演的女儿白天。而这个带着女儿去各地跑场登台的摇滚女歌手，天赋难掩，很快就红成了当时的“摇滚女王”。可惜，狂傲如她，却迎来了友情与爱情的双重背叛。她的前夫，上午跟她领离婚证，下午就跟她的好队友贝斯手陈月领了结婚证。彭莱愤而动手，在公演时于众目睽睽之下，把成了自己女儿“小妈”的闺蜜打出了脑震荡。她将6岁的女儿留给前夫，只身赴美。人生，就此急转直下。彭莱本想到摇滚乐的发源地来一趟“征服”之旅，却根本不被新市场接纳。加之她个性狂傲，签约的公司毫不犹豫就把她“飞”了：不能赚钱的音乐，没有一点儿价值。她开始沉沦、酗酒，一度自杀。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去唐人街的餐厅给食客唱流行歌，就这也经常被炒鱿鱼。她唯一稳定的职业，是在养老院当看护。脏话和酒，成了她戒不掉的“醉生梦死”。在美国发展摇滚事业受挫的彭莱，不得不到中国餐厅里给食客唱《爱拼才会赢》。她觉得自己混得很惨很丢脸，于是整整12年没有回国。她无法面对自己是个loser的现实，更无法接受以loser的身份去面对自己的女儿白天。在前夫突发心梗去世之后，她才不得不回到北京，去直面已经18岁的女儿白天。一场母女相爱相杀的“好戏”，就此上演。叛逆倔强、跟母亲对着干的“青春期女儿”不鲜见，但以同样的姿态跟女儿对着干的“青春期母亲”，却少有。借网友的形容，就是“一个没有妈样的妈”。回到北京的彭莱，要解决的，不止是和自己女儿的冲突，还有她与自己母亲的纠葛，但更重要的，是她内心一直未灭的事业企图——重拾“摇滚梦”，再度翻盘。故事讲到这里，就在你不断地期待亲情和解、咸鱼翻身的戏码时，你发现这个“彭莱”——总能出人意料，甚至令人啼笑皆非。这个角色身上，体现出了异常丰富的人性层次和冲突感，让“彭莱”成了一朵难以一言蔽之的“狂花”。浏览下各路评论，喜欢彭莱的观众，会说喜欢她的“反叛”、“敢于打破规则”、“又狂又拽”。彭莱的极度自我、任性妄为，让她做了她们想做而不敢做、亦或者不能做的事儿。毕竟，人都有想冲破规则、放肆撒野、快意恩仇的原始欲望，但人自呱呱坠地之刻起，也不得不开始接受“规训与惩罚”，学习在框架和限制中生活。应该说，在有意识地打破社会显性限制层面，彭莱的确是有这个“自觉”的。她剧中很多浑不吝的行为，如果我们参照社会上的通行“准则”，确实显得非常“异于常人”。包括她在处理母女关系时的表现。在这部轻喜剧中，这些“反叛”和“反常”，“调和”出了现代观众十分受用的“爽感”和“喜感”，以至于，它甚至压过了彭莱这个人物身上的“丧感”与“悲剧性”。但是，最打动我、最让我反复回味的地方，却来自于彭莱身上的“悲剧性”。深陷泥潭的她，看似坚定地为自己设置了一个叫作“理想（摇滚）”的人生程序，却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早已不自觉地被“异化”。掀开那层“摇滚”和“个性”的皮囊，彭莱和“人群中的大多数”之间的“共性”，才是她真实的人生“主旋律”。尽管彭莱口中跟女儿说着“摇滚不需要被定义，定义就是摇滚要打破的东西”，但实际上，陷在求生困境中的她，早就“背叛”了摇滚精神。甚至，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忆当年，她津津乐道的并不是自己的音乐曾经多棒，而是当时如何“辉煌”和“成功”，是出场费“高达300”，赚钱多到能在三环买上三室一厅。后来，为了翻红，她真正想要的其实也是“赢”，是在综艺节目中打败对手晋级。甚至，在手术后的幻想中，她憧憬的还是被万人追捧，在欢呼声中以摇滚巨星的姿态坐进加长豪车。这些，都和彭莱自己口中的“摇滚精神”，和音乐、和理想、和热爱，毫无关系。我认为，正是这份“悲剧性”，让这个轻喜剧深刻了起来。她果真是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吗？至少在我看来，并不是。彭莱更像一个“失败版的郑钧”，而郑钧则是“成功版的彭莱”。他们都曾想用“理想”和“理想主义”去抗衡时代，但却在被动与主动之间，被自己所处的时代、被身处的消费社会，给“重构”了。他们的“摇滚理想”，在进入音乐市场那天起，其实就已经被商品化、商业化。不然，彭莱怎么会用“我那会已经300一场，他才200一场”来评判两个摇滚歌手之间的差异？若干年后，荧幕上的彭莱和现实中的郑钧，都不得不去参加音乐综艺，意图“翻身”或“谋生”。彭莱用摇滚理想来包装自己的“想翻红”，郑钧用“我是被老婆逼来的”来包装自己的“想赚钱”。掉价吗？唏嘘吗？可能都有那么一点儿。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彭莱”和“郑钧”的这一面，其实就是这个消费时代里绝大多数人会有的样子。一如《摇滚狂花》中去卖卫生巾的许多、参加流行歌手选秀的陈月，以及那些都纷纷退出“滚圈”的乐手们。所以，彭莱永远无法真正抵达蓬莱。我在她身上体味到的，其实是一种现代人共同要面对的生存处境，以及现代人在面对这份处境时所体现出的“共性”。蓬莱身上体现的其实是现代人共同要面对的生存处境，以及在面对这份处境时所展现的“共性”。彭莱在剧中对女儿说的一句台词令我印象深刻：“我要在美国住上大别墅了，还不带你去享福？”可谁说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就是要住大别墅？那不过是被消费社会所塑造出来的一种关于“幸福生活”的样板。一个母亲能给予女儿最珍贵的东西，也显然不是大别墅。一个摇滚歌手的“成功”，更显然不是靠大别墅来定义。到底，彭莱还是未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不被定义”，未能像自己唱的那样“规则也被她革新”“意识也被她占领”——她，没有成为《摇滚狂花》主题曲里的《她》。她依然还是在以是否被市场接纳肯定、是否赢得了名与利，来界定自己作为摇滚歌手的价值，界定自己“混”得到底怎么样，是不是“有脸”。放眼摇滚圈，大概真正做到无所谓、不在意的，可能也只有窦唯了。那么，到底是穿得很朋克的彭莱更摇滚，还是穿着老头衫的窦唯更摇滚？说到造型，不妨再多说两句。彭莱在剧中的造型，如今在主打女性用户群体的小红书上非常火，眼看要成为一种新的流行。有很多女性用户评论认为彭莱的造型非常之“个性”，但我想说的是，那其实是一种“集合性特质”——即由特定妆容、装扮所构建的某类型“摇滚特征”。当我们说彭莱看着非常“摇滚女歌手”（批评的说辞就是’刻板印象’），其潜台词就是：这是一种拷贝来的造型，并无真正原创的个性。穿得“像”一个摇滚女歌手，恐怕恰恰体现的是“不摇滚”。所以，窦唯只有一个。普遍的现代性困境之下，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活成了“彭莱”。诗人顾城曾写道：“命运不是风，来回吹，命运是大地，走到哪你都在命运中。”消费社会，就是如今现代人的“出厂设置”，是现代人无法摆脱的命运。无论东西。而“彭莱”的反抗，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反抗。她早就被自己的欲望“诱奸”了。当想赢想红的名利欲，被她包装成理想“出镜”时，她就已经“输”了。至于说这种“反叛/反抗精神”的不彻底，大概也源于“摇滚乐”本身的先天局限。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大众流行文化”的一面旗帜。何谓流行，即“被很多人喜欢”，意味着进入大众文化生产制造循环的工业体系，意味着商业化。第一个“反叛”的人，是真反叛；一群人跟着反叛，那就是“流行”。反叛，在流行的过程中被商品化、商业化了。试想，哪个西方的摇滚巨星的诞生不是伴生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他们靠着破坏规则、对抗精英与主流，又“打入”了他们曾经鄙夷的上流“名利场”，成为时代名流中的一员。这是不是也很像曾经的彭莱？也是曾经的郑钧。不过，即便是彭莱这种不彻底的挑战、批判，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借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所言：无休止的指控，是游戏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批判的幻影，为谎言加冕的反谎言。批判的话语，不过是知识阶层的“乡间别墅”。我们的社会，正是通过消费以及对消费的揭示和批判来建立平衡的。终究，我们和“彭莱”一样，都困在命运中。不论你选择了硬币的正面还是反面，都注定逃不开那个宏观的“游戏规则”。彭莱最终也没能对抗命运、摆脱命运，但剧末的她，终于是第一次真正尝试想要看清自己，看清命运。最终，她选择了与命运和解，与自己和解。从“摇滚”出发，最终却走向“和解”，它是一种成熟还是世故？是一种“深刻性”，还是“悲剧性”？这恰是《摇滚狂花》提供给观众的解读开放性与丰富性。谢谢阅读。以上是我自己的个人观感和思考。不知道你看了这部剧没有，最打动你的点又是什么？欢迎文末交流：）

非非马FMFocus人们对章泽天的各色解读，未必能说清章泽天是谁，但却能反映出“解读者”自己是谁。舆论中的章泽天，就像是一张“试纸”，验出了每个评论者自己的三观底色，or一些人口中所谓的“格局”。就在前几天我与新冠病毒搏斗正酣的时候，Liu

非非马FM情感婚姻看到读者小A在微信（feifeima778）上给我的留言后，我用“震惊”答复了她。她长相漂亮，收入是男友几倍，不止资助男友还房贷车贷，甚至担负着男友的生活杂费，帮他还信用卡，可她却常年被男友贬低打击PUA。现在，26岁的她被父母催婚，可男友却提出要一台名车做嫁妆，还得投资他100万用于创业，并且，今后的家庭财权也得归他掌管。她原本写了封长信给我，最后却又希望我不要发它，因为担心男友会遭到网暴。她说：“其实，他对我也挺好。”小A加我，是因为看了上周我和睿问创始人Daisy在腾讯视频号“八点一刻”的直播——“女性如何避免陷入恋爱脑”。显然，“恋爱脑”这个词，戳中了她；而我在直播中提到的渣男PUA，也戳中了她。收到信息后，我和她通了一个电话，她的声音胆怯、犹疑、不安。其实，她并非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和男友身上存在的问题，只是依然彷徨无措，无力独自走出困局。在她写给我的信末，她还在问：“这段感情我还要不要再继续，还要不要跟他谈婚论嫁?

一生50多段恋情却不恋爱脑，“秩序感”成就高产传奇女作家｜HerStory余秀华：涅槃，在爱情被拉下神坛之后《性爱大师》观后：真正的女性觉醒才不是“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先后嫁给总统和世界首富,

非非马FMHerStory本文首发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爱情和婚姻，对于女性而言往往具有双面性，既可能是成全滋养，也可能成为一种拖累消耗。不少女性在陷入爱情后，她们的才华、情绪、精力、时间，会以一种狂热非理性的形态被急剧消耗；不少女性在结婚后，也容易成为丈夫和孩子的附属，以牺牲自己的职业追求，来成全所谓整个家庭的幸福与稳定。我见过不少被恋爱和婚姻耽误了的女性，以她们的才华本可取得更大的个人成就，让自己的人生更独立丰沛茂盛，可最终却亲手埋葬了自己其它的人生“可能性”。有感于此，当我读到英国传奇女作家Vita

非非马FMFocus发酵了一个月的“陈春花事件”，绝不应止于“北大割席”而仓促了事。作为一个曾经的调查记者，我这几日多方查证关于陈春花“博士文凭”的真相，结果是越看越惊异甚至是愤怒。这绝不是陈春花一句“联合办学未获认证”那么轻飘简单，那背后是一条肮脏的“假文凭”产业链，而涉嫌在国内挑头挂牌“兜售”的，正是陈春花的所谓“博导”、复旦大学前首席教授苏东水，以及他的儿子——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的副教授苏宗伟。有意思的是，8月6日，在我试图打开上海外国语大学“师资介绍”栏中的“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链接时，已经无法打开，其它学院的网页仍可正常打开。整个事件了解下来，我认为有太多问题必须被深入调查、追责。陈春花与华为那些事儿“陈春花塌房记”的台前序幕，始于华为7月6日发表的“割席”声明。“华为和陈春花教授没有任何关系，华为不了解她，她也不可能了解华为。”华为会对一个北大的知名网红教授发出如此不顾情面、生冷强硬的声明，让众多网友产生了深入调查陈春花的兴趣。在网络上，除了陈春花的北大教授身份、获得的各种荣誉，还充斥着诸如“华为军师”、“华为海军司令”、“华为幕后大脑”、“任正非为她当司机”之类强蹭华为的IP营造型叙事。陈春花在后来的个人声明中将此类“叙事”的流传责任，统统推给了“盗版商”。但问题是，在华为发公开声明之前，为何从来不见陈春花对此作任何公开澄清？而是在事实上听任流言去“塑造”公众心中的“陈春花印象”。关于陈春花当年所谓访问任正非、所谓在华为讲课，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华为后来为何会发出针对陈春花的声明？推荐阅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赵向阳于8月1日公开发表的文章：《关于陈春花教授危机事件的深度分析和反思》。我个人并无法确认文中所述事实是否准确，但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些参考信息：1，作者在文末特别强调了“文责自负”。2，作者认识陈春花，与之多有交道，并在后续文章里交代自己第一时间就把发出来的文章转给了她。3，这篇文章目前仍在，没有删除。（备注：文章里还涉及了陈春花是如何被“输送”进北大的部分。）老实讲，华为的声明，陈春花与华为之间的story（或者说“过节”），都不是将陈春花彻底推下“神坛”的致命一击，真正具有摧毁性的硬伤，是陈春花的“博士文凭”问题。假博士文凭案引发“连环案”从被质疑“水文凭”到后来被确认为“假文凭”，舆论风暴里的陈春花于8月3日向北大递交了辞呈，辞去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系列职务。北大同日发表声明，收到陈春花辞职申请，已按程序终止与其的聘用合同。这一天，陈春花也在她的公众号“春暖花开”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其中，她解释了自己的“博士”来历。读了她的“解释”，我还以为她遭到质疑的博士学位（2001年获得），是复旦大学和爱尔兰欧洲大学联合办学发出的，只是2003年2月国家出台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她才发现爱尔兰欧洲大学不在名单上，“未获合作办学的认证”而已。不得不说，陈春花在公开信中的story

Power创始人兼CEO

非非马FM热点最近一直在关注余秀华遭家暴的后续。让我惊叹的是什么呢？从7月6日她遭家暴，到7月20日上直播平静开腔发表“伤后感”，再到7月23日发文正式告别这段爱情与生活，这一回的余秀华体现出了一种彪悍迅猛的自我修复力。短短不到20天，她就完成了一次创伤修复“疗程”，而且完成度极高。从痛苦中提炼修复力，这是我特别欣赏的。平静感，是我判断一件事儿尤其是一段感情或者关系，是否真地在一个女人这里“翻篇”了的指标。我在余秀华的身上看到了这种平静感。无论是她直播里感谢杨槠策过去半年对她的照顾和体贴，还是讲述46岁的自己已经不想再为任何一个男人而改变，还是她在《再见，神龙架》里的缓缓告别，情绪里都流淌着“平静”的质感。你看不到一个受伤女子最容易有的愤怒、不甘、哀怨，甚至是仇恨，只有非常体面、平静的告别。这种告别里，还有更加清醒坚定的自我确认，以及对未来的希望。7月25日，余秀华在家暴事件后第二次直播，主题已和情感毫无关系，而是申斥抖音上各种冒名造假文案，她将启动法律维权。我喜欢这种修复力强的女性。因为听到过、看到过很多沉湎于伤痛、尤其是情伤而无法自拔的故事。对于很多女性而言，从一段情感创伤中修复，要远远困难过从其它类型的挫折中复原。爱情，是很多女性身上最大的bug。早先的余秀华，其实也如此。因为余秀华遭家暴的事情曝光，我才真正开始去细致深入地了解她，看她大量的作品、采访、记录片、演讲与对谈，了解她的过往情史、同杨槠策的交往细节等等。46岁的余秀华与32岁的男友杨槠策两人一度拍了婚纱照但没有领证曾经，她也是一个以爱情为生的女人。不只是因为爱情、尤其是爱情中的痛苦，为她提供了主要的创作灵感和创作动力；还因为，她认为“和他在一起”，才是自己活着最重要的意义。因为沦陷在爱而不得的痛苦中，她在2020年接受《新京报》的《出圈》栏目采访时，一上来就说：准备自杀，下午自杀。这日子过得没意思，过不下去了。她终日酗酒、昏睡，找不到生命的其它意义支撑，沉浸在痛苦中无法自拔。再看她早前的采访、对谈，一方面我感佩于她的才华、感念于她对爱情的灼灼渴望；另一方面，听到她说“我只对爱情感兴趣，对现实兴趣不大”，“没有爱情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如果一个女人得不到爱情，一辈子是很失败的”，“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功，就是有一个孩子”，我又实在无法认同她的爱情观与自我价值定义。在她2020年接受《出圈》采访时，我们已经看到她酗酒消沉了一段时间，到2021年10月，杨槠策在直播间初遇她时，她仍陷在情伤中难以自拔，不断将自己的爱情伤口在直播间里一遍遍地“巡回播放”。爱情面前，她永远自卑得犹如一颗“稗子”。爱情之于她，是“一颗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我得说，余秀华令人惊艳的天赋与文学才华，和她的爱情观（本质上是人生观），曾经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但是，这一次，我似乎在余秀华身上看到了涅槃之变。强大的“修复力”背后，我想，首先是余秀华在爱情观上的蜕变。说到底，爱情观的本质还是一种人生观。打个比方，如果我觉得爱情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且唯一的支点——是我确立自我价值最重要的途径和方式，甚至就是“我的生命价值”本身，那失去爱情可不就是天塌了吗？我的“天”都塌了，修复起来当然极难。我觉得杨槠策的出现，是余秀华在爱情观上的转折点。因为，自杨槠策开始，爱情在余秀华这儿终于是从“神坛”上被拉了下来。过去，爱情在余秀华这里是大过她本人的，她在爱情面前是一个“臣服者”，永远是一颗提心吊胆的稗子；但杨槠策之后，余秀华成了“爱情”的主人。应该说，她和杨槠策之间并不纯粹、甚至是充斥交换的情爱关系，是具有两面性的。在我看来，一方面它的确离理想爱情相去甚远，并不值得效仿和追求。另一方面，这种“不纯洁性”对余秀华这个特殊个体而言，在客观上又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它消解了余秀华过去的“爱情洁癖”，消解了“爱情”在她这里的绝对神圣性、纯洁性——这种对爱情神圣性的消解，第一次让余秀华可以从自己的“快乐”、“需求”出发，去看待一段世俗社会里的情爱关系。第一次，余秀华在面对爱情时成为了“主体”；第一次，“爱情”和“爱情对象”在余秀华这里成为“服务于我”的“客体”。这种主客体位置的变化，至少对于这个阶段的余秀华而言，无疑有巨大的进步性、建设性。2018年时，余秀华在《我是演说家》里曾如此表达她的爱情观：爱情发生的时候，你一定要肯定你的爱情是纯粹的，没有功利性的。不能说我为了你的钱，为了你的名，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这样的爱情的不叫爱情，而叫交换。交换一旦形成，世界就会变得非常肮脏。那个时候的她，还在演讲中高度赞奉女人为爱情的“奉献”、“为了爱情舍生忘死”，“为爱情不顾一切”。对比之下，我会觉得余秀华现在的爱情态度，至少对她自己更有益。当爱情被拉下了“神坛”，余秀华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出自主、自信的一面——或者至少说，她越来越乐意于向公众展示对自己的悦纳，展示独立的主体意识，而不是反复讲述身为一颗“稗子”的自卑与提心吊胆。今年5月，余秀华参与了一个女性内衣品牌的广告策划。她在那个广告片中的自白是：“我肯定爱我的身体啊，我的身体性感，我的灵魂更性感。”“性感是不需要展示的，它是一种自然流露的生命状态。我喜欢和男孩谈恋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最纯粹的性感。你看，我不打算以容貌取悦你了，也没有需要被你怜悯的部分，我爱我身体里块块锈斑，胜过爱你。”7月中我刚看到这一段视频时，还疑心余秀华是否只是在“表演”一种自信和对自卑的超越——毕竟5月20日她第一次被杨槠策家暴时，她选择的是隐忍，但是近二十天来，看到余秀华对“不复合”的坚定，对悲伤的快速修复，对告别的平静，我开始相信，Words

非非马FM追剧1999年《牵手》中夏晓雪的女性自我觉醒，建立在它根植的现实土壤里；2022年《梦华录》中三位女性在觉醒之后所遭遇的“突围困境”，同样建立在它根植的现实土壤里。前段时间补课热剧，刚巧看了女导演杨阳在1999年的爆款剧《牵手》，很被触动，没想到时隔23年，今年又遇上杨阳执导的另一部女性题材爆款剧《梦华录》。《牵手》在豆瓣上有6600余观众打出7.8分，《梦华录》目前落在8.3分，打分人次超过了61万——但是，仅看分数对比没有太大意义，毕竟《牵手》首播时，豆瓣尚未创立，而《牵手》当年所引发的轰动绝不亚于今日之《梦华录》。《牵手》在当年的媒体热议点是：中国第一部正面探讨婚外情的电视剧。题外话是，中年翻红的女演员俞飞鸿，当年就是因为在此剧中出演了让观众恨不起来的“小三”王纯，一炮而红。但《牵手》最触动我的点，却并不在于其对“婚外情”的探讨剖析，而是，它的女主人公——由蒋雯丽扮演的失婚主妇夏晓雪，所经历的自我迷失、自我觉醒、自我重建之路。今年的《梦华录》我也追了，剧集所引发的各种争议也都有关注，在聊这些争议之前，我自己更有兴趣拿1999年的《牵手》和今日的《梦华录》做一个比照，看看23年里，我们主流影视创作者在反思、呈现“女性成长议题”时，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而在两部爆款剧的热播背后，我们又能看到哪些时代迁变。先说说《牵手》。在我看来，与其说《牵手》是部婚姻伦理剧，不如说，它是一部女性成长剧。它的剧核，是“寻找”——女性的“自我寻找”。作为一名高知女性，夏晓雪在结婚后放弃了原先很有前途的工作，而转去做了一个相对清闲、可以迟到早退的闲差。她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家庭上，一心相夫教子。家里永远一尘不染，收拾得井井有条，还一个人承担了照顾孩子的所有责任。她的丈夫（吴若甫扮演），在新兴的计算机行业创业，忙得几乎不沾家。夏晓雪那时觉得，妻凭夫贵，丈夫的事业未来，就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未来。又因为自己在婚姻中的全身心付出与投入，她对这段婚姻也有着很高的“回报”预期，重中之重的一点就是——这个婚姻必须确定，稳当。《牵手》剧照：夏晓雪的婚姻，并不似墙上的结婚照一般，尽在她的掌握之中。可是，被困在家庭和家务里的妻子，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和在外创业的丈夫发生了各种分歧与冲突。这时，崇拜丈夫又善解人意的女孩王纯出现了。故事的走向可想而知。《牵手》剧照：青春逼人、善解人意的王纯，成了IT新秀钟锐（夏晓雪丈夫）心里的白月光。无法接受被出轨、被离婚的夏晓雪，拉开了一场可谓惨烈的婚姻保卫战，带着满腹的怨念与仇恨。她无法接受婚姻的“失败”，更不知自己失去了这段婚姻之后还能是谁，该怎么办。与今天《梦华录》里上来就已经喊着“女人贵在自立”，并且一心搞事业的赵盼儿相比，1999年的夏晓雪，还处于自我迷惘与自我追寻的阶段。《牵手》剧照：痛苦、迷惘、纠结、挣扎的夏晓雪正如我前面所言，《牵手》的剧核就是女性的自我寻找、重新出发。女性到底该怎么定义自己的人生？女性的人生价值到底该依托于何处？如果不能寄希望于男人的永远忠诚和婚姻的确定性，是否事业有成、经济独立就是新女性的全部？女性独立与幸福婚姻之间，关系如何平衡？甚至，女性在选择婚姻伴侣时，到底该看重什么？直到剧集结尾，《牵手》也没有给出一个十分明确具体的答案，那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经历了婚姻重挫的夏晓雪，在种种纠缠复仇挣扎之后，虽然走向了自我反思与自我重建之路，但直到最后，她也并未彻底“完成”她的自我寻找与重建之旅，没有完全建设起一个彻底自洽的“新自我”。其实，在破旧立新的时代转折点上，整个大时代的主题，都是“寻找”，是摸着石头过河。身处巨大的社会变革之中，大多数女性，也包括男性，都还手握着社会性别角色的“旧脚本”——比如男主外女主内、妻凭夫贵、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等，那是社会性别意识形态中的“显学”。同时，女性也不得不面对社会中激增的“不确定性”冲击——除了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下岗潮，还有日增的婚姻不确定性。旧未破，新未立，在这样的时代夹角里，女性如何重新认识自我，定义自我，是一个时代的新课题。在这个过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两支截然相反的主要流派在荧幕上“角力”和“博弈”。一派呢，是努力对女性社会角色的“旧脚本”提出质询与反思。而有意思的是，包括《牵手》在内，世纪之交期间的多部现象级爆款剧中，女性成长、女性角色的蜕变都是一场由“失婚”开始的“倒逼式觉醒”。比如《来来往往》（1998）中吕丽萍扮演的段莉娜，《中国式离婚》（2004）中蒋雯丽扮演的林小枫。（我是今年上半年刷的这两部剧，很是精彩，每一部都值得拿出来单写，也推荐给大家～）而直到2017年大火的《我的前半生》，马伊琍扮演的女主角罗子君，也同样是一场由失婚开始的“倒逼式成长”模式。婚姻和老公，不是女性的“结局”，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的“结局”。一边是女性要走向独立，不以婚姻和男人作为确立自身的价值坐标系；而另一边呢，依然是偶像剧里盛产的高富帅爱上傻白甜，是各种式样的霸道总裁爱上我。直到2015年爆红的《何以笙箫默》，“一定听话，我最乖了”，还会出现在何以琛与赵默笙的情话脚本里。放到今天，哪怕是部偶像剧，男主对女主提出“要乖”的要求，女主还忙不迭答应，一定都会被狂喷并引发巨大争议。因为，短短7年时间里，至少明面上来看，女性意识觉醒、女性独立的风潮，已经蔚然成风。即便是商业定位的偶像剧，也从“玛丽苏”模式逐步转型为“大女主”模式，从男强女弱模式转型为双强模式。《梦华录》正是按照“双强”模式打造的“进化版”古偶剧。在这里，女主赵盼儿是全剧在性别意识形态上的“风向标”。赵盼儿固然有她的成长课题要解决，但她已经不再背负夏晓雪式或罗子君式的迷惘，她上来就有“女性贵在自立”的意识，哪怕是和渣男友恋爱时也并不恋爱脑，她也深知搞钱搞事业对于女性人格独立的重要性。走出女性自我认知和定位的迷惘，拿过“接力棒”的赵盼儿，需要继续去完成的“人生课业”是：女性独立的道理我明白了，但之后怎么办？要如何面对原生家庭所导致的阶层困局？要怎么面对前男友的背叛？要怎么击退各种夹枪带棒的小人？要怎么在繁华都市里站稳脚跟？这些荧幕上的“女性生存发展困境”，不乏荧幕下的对应“痛点”——大部分女性，总能在上述各种困局里，找到一个或多个对应的“参照点”。而《梦华录》所引发的问题和争议，也主要出在“怎么办”上。编剧、导演对“女性突围路径”的想象和解决方式，被部分观众批判为“仍是旧式的”，也因此与“女性独立”的立意相矛盾。比如：说是女性独立，但诸多困难的解决，靠的还是男性，而且是有权有势的男性。最要命的是，女性角色们在思考解决路径时，往往首先想到的也是找男性和权力来帮忙。这种质询和诘问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换个角度讲，你也可以辩解为，在故事发生的宋代，女性解决困难的路径也实在狭窄——除了自己发声反抗，除了girls

非非马FM情爱与婚姻大S与具俊晔举办婚礼大S徐熙媛和韩国艺人具俊晔，日前正式举办了婚礼。当年，因大S“高攀”，具俊晔作为正当红的“酷龙”乐队成员迫于各方压力，选择主动结束这段感情。而今，双方再度结合，“强弱地位”调转，大S被认为是“下嫁”。祝福者众，不看好者亦众。近期另一则女明星“下嫁式”择偶，是昔日的“范爷”冰冰。新恋情突遭曝光后，她的所谓“向下择偶”还引发了大面积脱粉——当年因“范爷”人设而入坑的冰粉们，接受不了昔日“女王”竟如此“下嫁”——她的新对象，在“颜值”和“财值”这两大核心指标上，均被她们认为严重“不及格”。人们对女明星“下嫁”持有“惋惜”之情，倒也并不令人意外。毕竟长久以来，全世界的主流婚配“法则”，其实都是“门当户对”，以及在“门当户对”的基础上，男方又比女方强上那么一丢丢。在这样的文化背景里，要求人们完全摒弃“传统”观念去看待女明星或者女性的“下嫁”，也的确是一种很高的要求了。而与这种传统观点相对应的，就看到有观点批判这种女性“向上找”或者“平着找”的思维太过传统：女人凭什么就不能“向下找”？若男人可以找“贤内助”打点后院辅佐自己搞事业，女人为何就不可？并称，这才是变“客体思维”为“主体思维”。这个观点，当然有其观念进步之处。毕竟，过去女人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只有一种角色定位，那就是成为服务于丈夫和家庭需求的“工具人”，是没有主体精神的“客体”。这当然是该被摒弃的糟粕。而鼓励女性把自己当作“主体”，围绕自身的需求去寻找适配伴侣、组建婚姻，这无疑是一种观念上的巨大进步。（此处特别推荐下我们“她书单”的一篇文章，介绍了美国著名的性别研究学者、斯坦福大学教授玛丽莲·亚龙所著的《太太的历史》，有兴趣的朋友请移步今日二条阅读。）而关于上述观点中提到的“向下找”、“贤内助”等说法，我也想聊聊自己的不同视角与思考。先说“向下找”。在我看来，当我们说“向下找”时，就仍是局限在了旧套路中。因为无论是向下找，还是向上找、平着找，本质都是一样的，依旧是把人按照某些既定的世俗标准分成了三六九等。也依然是，在用一种旧式的“强弱”概念，去梳理和定位婚姻中的关系双方——只不过是从“男强女弱”变成了“女强男弱”。而判定所谓“强弱”的标准，也当然主要不是指个性上的强弱，而是整个社会更为看重的那些“硬通货”——比如财富、职权、家世、学识、相貌气质等等。无可否认，在人与人之间，这些差别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把这种标准下的三六九等“强弱模式”代入婚姻关系中——真的是通向婚姻/爱情幸福的“密钥”么？恐怕，真正幸福、和谐、长久的婚姻，真正的“密钥”从不在于“男强女弱”还是“女强男弱”，而是，双方在人格上的平等、人生目标与三观的契合、品行智趣的相投，以及彼此沟通协商处理矛盾的能力。在夫妻关系中，或者说，在任何关系中，生出“强弱”的分别心，就已经离真正的平等关系，相去甚远，因为那里面必然存在着“势利”。没有真正的平等，就没有真正的尊重，没有真正的尊重，就没有真正高质量的关系，包括婚姻关系。在婚姻关系里，一旦有了“强弱”的分别心，最容易生出“婚姻博弈论”的念头，否则那些个分析一方要怎么“拿住”另一方的文章怎会如此受欢迎。可人一旦惦记着强弱角力、博弈“拿住”，就已经和真正的爱与幸福背道而驰了。你说杨绛会惦记着怎么“拿住”钱钟书吗？她对钱钟书的付出、照顾，是基于对他的欣赏、尊重与爱护，而不是基于“拿住”。出发点的方向，直接决定结局的方向。博弈下取得平衡的婚姻，也许会稳定持久，但恐怕并不指向真正的爱与幸福。也许，跳出老旧的三六九等的强弱思维，放弃旧的标准，抛下旧的框架，不再讲“向上找”还是“向下找”，才是新女性真正赢得自由与幸福的路径。杨绛与钱钟书接下来再说“贤内助”。我首先是赞同婚姻/伴侣关系里，应根据各人特长有分工、有合作，完全不必拘泥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但“贤内助”这个词本身，我认为应当摒弃，不再适用于描述现代夫妻中所谓“主内”的一方。一则，“贤内助”的字面意思就是指贤惠能干的妻子，这本身就是一个带有强烈性别色彩的词儿。二则，“贤内助”也是一个包含了“主次秩序”的词，丈夫是主位，妻子为辅次，是为“内助”。如果用主体、客体的关系来形容，就是丈夫为主体，“贤内助”为客体。继续使用这样的词，哪怕是调转性别用，也仍旧带着一主一辅、一主一客的意思。如果我们认可婚姻中的主外、主内只是夫妻的分工不同，双方的地位和权利理应平等，不存在主客体之分，那么，主内的一方就不该被看作为“辅次”的角色，也不该被“主外方”看作为辅助自己的“工具人”。夫妻双方，是权利义务平等的“合伙人”关系。旧式的“贤内助”体现的是“夫为妻纲”，强调的是妻子为丈夫的“服务”，而新式的婚姻关系里，无论性别，哪一方都不是、也不该成为另一方的辅助“工具”，不论是打着何样的名义。今日，我们都在为全职主妇争取婚姻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和权益，主张她们的付出对婚姻同样有巨大的贡献，那么，对于全职“主夫”而言，也应同等视之。夫妻间的通力合作，可以有内外之别，却不应有主次之分。主外的，不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和优越感；主内的，也不应自觉矮人一头。当然，要想真正实现夫妻间的“平等”，其实是非常难的，对夫妻双方都有极高的德性智识要求，需要不时的自行自察自纠。因为，区分强弱，争“权”夺“利”，早已成为社会人的一种“集体人格”，是社会人血液里流淌的“社会基因”，更何况，还有男权中心制的千年遗毒。最后，我想说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婚姻故事。在我心里，那是“理想婚姻”的范本之一。伍尔夫夫妇伍尔夫作为女权主义先锋、“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智力强大但肉身脆弱，生活能力也差，还终生与精神疾病对抗。59岁时，她预感自己另一次精神崩溃即将开始，选择了自尽。但就是这样一个肉身非常fragile，生活能力也欠缺的人，在短短一生里著述颇丰，成就惊人，不得不说，这离不开她丈夫伦纳德·伍尔夫的全力支持。伦纳德不止悉心照顾伍尔夫的生活，更为难得的是，他还由衷欣赏伍尔夫的才华天赋智识，全力支持她的写作——要知道，伍尔夫开始写作的年代，还是女性写作并不被主流社会认可、支持的年代，英国女性获得政治选举权都还要再等上十几年。当时，给伍尔夫看病的精神科医生甚至放言：“写作是女性负担不了的工作。”在这段婚姻里，看上去伦纳德为伍尔夫“牺牲”很多，更像是一个天才女作家的“内助”，但其实，他也从来不曾放弃自己的写作抱负与政治抱负。而对于丈夫的个人追求，伍尔夫也报之以同样的支持，陪他出席各种政治演说活动等等。这两个志同道合的人，互相扶持，各自都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谁也没有为婚姻“牺牲”掉自己的个人追求。他们彼此为对方付出，或许伦纳德付出的要更多，但这里面没有谁为谁“服务”的意思。也会存在“妥协”，但却不是“牺牲”。不受困于才华、知名度、社会影响力的高下强弱之分，两个平等、独立、自由的主体，在这段婚姻关系里互相陪伴、滋养，共同生长。谁都没有丧失自己的主体性，谁也没有沦为对方的“客体”和“辅助工具”。那始终是一棵树和另一棵树的关系。以上。谢谢阅读。PS.

非非马FM她故事6月2日到5日，整个英国都沉浸在庆祝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的欢庆气氛中。铂金禧年的各项庆祝活动可用盛况空前形容。这也是君主立宪政体下的特有“风景”。王位与婚姻都超过70年，伊丽莎白二世所创下的两项历史纪录恐怕要保持很久。5年前，在女王登基65周年庆、金婚70周年庆时，《王冠》第一季播出。我也借此剧写了一篇文，讲述了伊丽莎白二世是如何在短短三年内完成“女王速成之路”。今天就与大家重温一下这篇女王成长记——她的快速升级之路，对普通人也同样有启发。01一个未准备好的女王

非非马FM热点关注最近的关注焦点都在丰县事件，继续写第三篇之前，特别想和大家分享这篇由盛洪教授撰写的文章。他从语义角度入手，认为“买卖人口”是一个伪概念，“买卖”这个语词的使用也成为了“盲山式犯罪”的“乔装”——如今，我们的刑法条款、媒体、大众、乃至包括罗翔教授这样的法律专业人士，都在惯性地使用“拐卖”、“买卖”这样的语词，但这其实是个语言陷阱，也是“重罪轻判”的根本原因之一。盛洪教授这篇文章很长，但它非常值得认真细读，并且值得被广泛传播和探讨。也许，从打破人们的语言使用习惯开始，可重新认识和定罪所谓“人口拐卖”。盲山式犯罪：乔装“买卖”的重罪丰县“八孩母”被栓狗链事件震惊世人。关于人性恶，许多文字已进行了谴责批判。我在这里侧重讲一下制度恶的一面。我们社会中相关的制度，是打击拐卖妇女的法律制度。这个制度是恶的吗？《刑法》不是早已有“拐卖妇女儿童罪”了吗？各地公安系统不是对拐卖妇女儿童进行了多年的打击了吗？《刑法》不是已将“收买”被拐妇女的行为入罪了吗？然而，这个制度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这使得对拐卖妇女的打击一直未见实效，以致还是有如丰县“八孩母”被栓狗链事件的出现，以及还有众多被掩盖的骇人听闻的残害妇女事件。这个缺陷就是，它仍用“买卖”来形容这种犯罪行为。例如在《刑法》中，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将付钱给人贩子以受让控制被拐妇女的行为说成是“收买”，而在《公安部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适用法律和政策有关问题的意见》中，又称“收买”被拐妇女的人是“买主”。这样的说法不仅是政治不正确，而且是“法律不正确”。纯粹的“买卖”定义，是指某人用属于自己的物品，去交换别人的物品或钱币；交换的比率（价格）以双方都同意的为准；而买方确信该物品是属于卖方的，一旦他付出对方满意的交换物，他就拥有占有、使用或处置该物品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买卖没有任何暴力因素，完全是和平的。而拐卖妇女的人，首先不是卖属于自己的物品，妇女不是物品，是人，是不能买卖的；再者被拐卖妇女也不是属于拐卖者的，她们是被用暴力、暴力威胁、欺骗等非法手段胁持而来。而所谓“买主”一定事先已知道，这些妇女是不属于拐卖者的；而且所谓“买卖”这种形式也必定是在妇女本身不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如果她们是自由的，权利得到保护，就不会出现被别人买卖她们自身的情况。一旦有人有“购买”女人的意图，就意味着将会有人使用暴力或类暴力（如欺骗、药迷）去劫持妇女。正是这种意图才构成对非法手段劫持妇女行为的需求，更为接近的描述，就是出钱唆使人进行劫持妇女的行为。这种需求无论是“事先订货”还是“送货上门”，都是“出钱唆使人进行劫持妇女的行为”。因为在后者，这种行为的大量存在，形成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人口市场”，在其中各方都事先默认是进行这种付钱转手妇女的行为，没有人是“善意第三方”，是不知道这些妇女是被非法劫持的无辜者。一旦他们“买”了一个女人，就轮到他们继续暴力强迫了，否则他们的所谓“购买”的“物品”（女人）一分钟也不能由他们占有和“消费”。所以拐卖转手的行为如果不依赖暴力，就根本就无法实现。当对妇女的非法控制从人贩子到所谓“买主”手里以后，仍然要依赖暴力才能实现他与被拐妇女发生性关系的目的，经常是一家几人将妇女按住，实施强奸；在此之后长期占有该妇女，每天进行例行性强奸。这对被拐妇女来说，是比偶然遭到一次强奸更为严重的侵害。被拐妇女要逃脱这种被反复残害的境地，所谓“买主”就用暴力阻止他“买的媳妇”逃跑。为了吓阻被拐妇女逃跑，他们采用各种暴力手段。在这时实行这种暴力行为的不仅是该“买主”，而是整个村子，如此被拐妇女才没有任何机会逃跑。这实际上是一种比单人犯罪严重得多的有组织犯罪。而对于被拐妇女来说，就是陷入了天罗地网。据武勤英披露，在郓城县公安局的报告中，有九名妇女不堪污辱而自杀，她们认为生不如死；有一男青年对不屈服的被拐妇女连砍七刀（2007）。因而，被说成是“收买”或“买主”的行为，实际上是用暴力摧残生命的极端严重的犯罪。所以，当法律条款用“收买”描述有人付钱从人贩子手中获得对妇女的控制，将这些人称为“买主”时，是进行了一个极大的法律概念上的扭曲和混淆。这就是将这种犯罪行为视为与买卖类似的行为。这是对“买卖”一词的亵渎，也是对这种用暴力侵犯妇女权利行为的粉饰。一旦说有人“收买”了妇女，就会使人在观念上有了某种“合法性”，既然是“买主”，就应该有买主的“权利”。他对“被买物品”就可以占有、支配、消费、处置和再转手。例如，一个男人一旦向人贩子付了钱以后，他就认为这个妇女归他所有了，他自己，他的家人，或村里其他人都认为他“买了个媳妇”。一旦是“媳妇”，他就有丈夫的权利，可以对该妇女实行性行为。但从“买卖”的原意讲，他根本就不是在“买卖”，他们关于“买卖”的看法，以及由些而产生的“买主的权利”，就是不存在的，虚妄的。一旦把这种行为说成“买卖”，就将其与其它与这有根本区别的行为混淆起来。例如，卖淫嫖娼。表面看来，这也是有关性行为的买卖呀。但是妓女接客收费，就是她自己出卖自己的身体，她自己同意这样做，钱也装到她自己的兜里。而“收买”被拐妇女的人将钱付给的是人贩子，那个非法劫持妇女的人，而被“买主”强奸的妇女，第一没有收钱，第二不是自愿的，因而这两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只不过卖淫也在许多社会中被人不耻，以致不少人将这两者归为一类，而不加区别。应该说，对被拐妇女的伤害与妓女的境遇而可同日而语。另一种混淆，就是与“买卖婚姻”的混淆。在中国传统中，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有较大的决定权。有些父母贪图更多的彩礼，将女儿嫁给出彩礼多的人家，而不顾女儿愿意不愿意，这经常被斥为“买卖婚姻”。例如《百度汉语》的定义是，“以收取一定钱财作为女儿出嫁条件的婚姻形式。”因而，“买卖婚姻”与劫持妇女以“出售”的行为也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买卖婚姻”中，父母如果不是在观念上“拥有”女儿，也至少可以认为他们在女儿婚姻上有很大决定权；作为女儿，她虽然不愿意父母为自己决定的婚姻，却因传统观念中要服从父母，而屈从于这种安排。而在拐卖妇女行为中，人贩人是在卖他非法劫持来的别人家的女儿；而被拐妇女没有一点理由要屈从于人贩子。虽然我们今天谴责“买卖婚姻”，但是还是要弄清“买卖婚姻”和拐卖妇女的根本区别。还有一种被指“买卖婚姻”的现象，就是今天比较普遍地从较低收入国家“邮购新娘”的现象，如“越南新娘”。然而这些邮购新娘是在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与购买者结婚，对方支付的钱款主要落入她们父母或“养妈”的口袋。这大致上符合买卖的定义。而与“拐卖”根本不同。然而，由于我国的相关法律术语缺乏严谨性，以致用“收买”和“买主”等与买卖相关的概念描述劫持妇女并收钱转手的犯罪行为，混淆了这两者的根本区别。而这样看待拐卖妇女罪行，等于上了这些人贩子和强奸犯的当了。他们搞了一套“买卖”的形式，别人就以为他们真的在买卖，具有了买卖行为带来的权利，并以对买卖的一般理解去理解这种犯罪行为，就或多或少地赋予了这种行为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并在心里看轻这种行为对妇女的严重残害。犯这样的观念错误的人不仅是一般人，而且包括那些专业人士。写出“女研究生如何被拐骗?”的记者武勤英，也在该文结尾处将女研究生被拐骗事件说成是“买卖婚姻”，并因此对相关犯罪人“抱有某种同情”，“流露出一丝悲悯”（2007）。这正是我们社会的可悲之处。这种混淆甚至出现在法律专业人士的文章里。例如车浩教授在“收买被拐妇女罪的刑罚需要提高吗？”一文中，作为一个论据，提到“跨国婚姻买卖市场”，并将它与拐卖妇女现象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模糊地带”。“就是妇女意志在其中的因素。如果认为，拐卖妇女罪是人身犯罪，个人意愿是第一位的法益，那么，在女性自愿非强迫的情况下，就会得出排除犯罪的结论。相反，如果坚持这里的法益，是高于个人意愿的某种‘人格尊严’‘人身不能买卖’‘女性不能被物化’的观念，那么，就会得出无论女性同意与否，都应当禁止人口买卖。”（2022）他在这里想难倒论敌的两难悖论，实际上犯了我在前面指出的错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买卖是交换自己拥有产权的物品，违背妇女的意愿将其劫持、并拿来出售，就根本不是买卖。因而他说的“买卖”的维度包含了“妇女意志”的条件。违背妇女意志就不是买卖。这种混淆还出现在其它文章中。如将买卖妇女和买卖野生动物的量刑作为比较。虽然其动机和目的是对的，是对劫持妇女并转让对其控制的犯罪行为量刑过低的批判，但此“买卖”非彼买卖。后者符合买卖的定义，是用自己拥有的物品交换别人的物品（或货币），而前者根本不是。它的罪恶不是“买卖了妇女”，而是“根本就不是买卖”。更何况把这种犯罪视为一种“买卖”，已经出现在中国大陆现有的法律文本中，这说明法案起草者，他们应该是法学界的顶尖专家，也陷入了这个概念迷团。遑论人大投票人。这让人感慨，这个“买卖”概念偷换得如此巧妙，以致法学界高人竟无人察觉，致使人们在无意中将劫持妇女并转让控制的重罪参照“真正的买卖”去理解，不时地生出一丝“谅解”或“同情”，不仅导致了过轻量刑，而且在执法过程中，也把这一重罪看成是“买卖婚姻”而手下留情，但却造成了成千上万被拐妇女的人间悲剧。究竟有人看出了问题。例如“南洋富商”的文章题目，“拐卖妇女这个罪名的作用，就是为罪犯开脱”就点中了要害。作者指出，“所谓‘拐卖’妇女案，其实就是人贩子对妇女的绑架（也可能包括暴力伤害、强奸），以及买家对妇女的非法拘禁、强奸、暴力人身伤害。”（2022）在现实中，这种犯罪却经常被与“婚姻介绍”如“买个越南老婆”混为一谈。他认为，既然法律里面有现成的罪名：非法拘禁罪，强奸罪，绑架罪，人身伤害罪，“拐卖妇女罪”就可以取消。因为这个罪名是用来混淆视听的。我很赞成他的主张。我要补充的是，之所以造成这种结果，是法案起草者或人大投票人不能区别真正的买卖和所谓“拐卖”之“卖”。如果还要有针对这一罪行的罪名，我建议改成“劫持妇女并转让控制罪”。把“买卖”一词拿掉，我们就会看到，这是一项令人发指的重罪。人贩子和“受让控制”者是同等的犯罪。仅就被视为“收买”的环节中，拆掉“买卖”的伪装，我们看到的是人贩子在“受让控制”者的意志指引下，用暴力（或其它手段）将妇女劫持而来，而这时“受让控制”者非常清楚，该妇女是被人贩子暴力控制之下的，当他履行一个看似“买卖”的形式后，就将暴力控制权转到了自己手里。在这之间，对妇女的暴力控制是连续的，犯罪行为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可以说他们就是同谋犯罪。在“受让控制”者用暴力控制了被拐妇女以后，他要做的就是每天例行性地强奸，这是比一般强奸严重得多的犯罪行为。适用强奸罪，据《刑法》，这属于“情节特别恶劣的”，包括“利用残酷的暴力手段如捆绑、捂嘴、卡脖等强奸妇女的”，和“长期多次对某一妇女进行强奸的”，最高量刑是死刑。而要达到对被拐妇女的长期控制，需要一个村的共同犯罪。他们共同监视被拐妇女，在她们试图逃跑时将其抓回。这是有组织犯罪，是比个人犯罪严重得多的重罪。还有一种伤害似乎被普遍忽略，这就是对被拐妇女原家庭的伤害。女儿或妻子是家庭的重要成员，是在人伦感情上不可或缺的一员。当她们被劫持走以后，该家庭就受到了严重伤害。身为父母或丈夫，谁都能体会亲人被拐走的撕心裂肺的悲痛。有的父母因寻找被拐女儿放弃了原有的工作，用尽余生去寻找亲人，寻找时间有的长达几十年。如报道中有的寻找女儿19年，有的寻找儿子26年，还有终生寻找不到的。因为劫持妇女不仅伤害了该妇女本人，还劫持走的其亲人的余生大部分时间，造成了家庭悲剧。家庭的价值在于完整，人贩子不仅毁掉了被刧妇女的一生，还摧毁了家庭价值。这应该算入这一犯罪带来的伤害之中。一旦我们发现“劫持并转让控制妇女”犯罪是比所谓“买卖”严重得多的重罪，而在原来的法律中，因为误用“收买”、“买主”概念而对这一罪行量刑过轻，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提高量刑。罗翔教授认为，“拐卖与收买属于刑法理论中的“对向犯”，是一种广义上的共同犯罪。”而对拐卖妇女犯罪，“买方和卖方，三年和死刑，刑罚明显不匹配——刑法对前者的打击力度要弱得多。”（2022）对此车浩教授提出有“善意收买”的可能，如果入罪就排除了收买解救她的可能（2022）。桑本谦教授反驳说，这反而“应该受到嘉奖。”取证不难，“受害人的证词就有足够强的证明力”（2022）。车浩教授又说，“被拐女性的被强迫的意志自由，并不是在这个环节上面因交易行为而直接受损害的。”（2022）车浩教授真的被这一乔装的“交易”所迷惑，没有看出这一转让控制场景的狰狞的暴力性质？看来问题不仅仅在于对“受让控制妇女”者（“买主”）是否提高刑罚的问题，而要回过头来再强调对“买卖”概念的误用。这一概念用于法律文本之中，而被专业人士毫无戒备地用来讨论相关问题，使得人们经常有意无意地将“买卖”所包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借用到“劫持并转让控制妇女”犯罪上，带来对这种犯罪的宽容看法和怜悯之心。如贾平凹说，“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北京文艺网》，2016）他这里说的“买媳妇”实际上是指“受让控制妇女”。他担心这个村子没有女人生孩子，因此就认为妇女应该承受被暴力劫持和强奸的命运。他这种看来不能让人接受的看法，实际上是混淆“买卖”和“劫持并转让控制”所至，似乎他把“买卖”一词所包含的善意和合法性用于想象拐卖的情境。然而如果他们真的“买媳妇”，他们既不会犯罪，村子也不会消失。车浩教授认为，“把收买行为在纸面上提升了重刑甚至挂了死刑，……当地执法者面对一个‘居高不下’的起步刑，……立案就意味着把本地人往死里整，结下世仇，可能在当地都混不下去了。”（2022）这似乎说，刑罚越重，越难执行，为了好执行，就要定得轻一些。我猜这不是他的本意。合理的刑罚，是与罪行成比例的。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认为“拐卖妇女”没有那么严重，才出此说。这仍是这种罪行乔装的“买卖”形式在作祟。合理适宜的刑罚不仅要对罪行予以相称的惩罚，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先例，让所有潜在的罪犯觉得得不偿失，从而阻止后来的犯罪，减少和消除众多女性的可能的噩运。从社会的长期角度看，这是值得的。至于执行难则是一个技术问题。可用异地审判，异地服刑来解决。话说回来，为什么惩罚劫持并转让控制妇女的罪行会遭到当地农民的强烈对抗，恰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情有可原，他们是一些“面对有刚需性的买媳妇的农民”，并且还付了钱，有“买主”的权利，而不是犯了什么重罪。而当地执法机关若也将这种罪行混同于“买媳妇”，他们自然也就没有了执法的底气。只有我们揭穿“买卖”的伪装，这一罪行的残暴和邪恶性质才暴露无遗。当人们知道一个人杀了人，谁还会帮助他对抗法律呢？如果有罪犯的抵抗，是值得用正义的暴力去打击。当林肯总统宣布要废除奴隶制时，美国南方各蓄奴州公然武装反叛，结果怎么样？美国人民认为值得一场战争。将劫持并转让控制妇女说成是“买卖妇女”，还暗含着对妇女人格的否定。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将妇女视为被卖物品套进“买卖”的框架中，是因为它意味着妇女没有独立的意志。这在这次“铁链女”事件极为明显。事件一曝出，丰县政府急急忙忙发布四个自相矛盾的公告，说她是某某某。实际上，最权威的说法是该妇女本人。尽管她精神不正常，然而仍会记得她的身世的片段，是证明她真身的重要线索。当地政府似乎无视她本人的存在，认为可以“替”她说话，就像证明一件物品是不是被偷的一样。对在400多起案件中，“绝大部分案件仅判决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刑罚轻缓，为一年左右”的情况，王锡锌教授解释说，“在实践中，对犯罪者的强奸罪和拘禁罪追究难度相对更大；尤其是这些行为如果发生在婚内”（2022）。这种解释似有问题。最重要的证词应出自被害妇女之口。这当然要将被害妇女与加害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隔离开来。比如回到父母家或兄弟姐妹家中，有一定的时间长度让其精神调整过来。由于一些妇女长期受到毒打、虐待，精神上已经完全扭曲，甚至为了心理上适应该环境，表现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某些对加害者的认同或

非非马FM热点关注虽然没有出现在微博热搜榜上，但丰县铁链女事件始终没有退出焦点视线。它依然是近20天来最受关注的舆论焦点之一。随着所谓“爆炸性新证据”的被公布，案件显得愈发扑朔迷离，疑点丛生。持续关注丰县事件这么多天，此前也写过一篇文提出了诸多疑问，今天再写第二篇说说我对几个新疑点的分析和思考。01事件最新进展——从邓飞质疑小花梅真实身份，到邓飞自己因涉嫌性侵旧案被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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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非马FM岳宗显和刘学州。一个是几年来再苦也要寻子的父亲，但他可能再也找不回儿子了；一个是终于寻到了生父生母却又惨遭二次遗弃的绝望赴死少年。对照之下的悲剧，尤显残酷寒凛。这个冬天，太冷了。虽然悲剧之后的反思于当事者而言已然无补，但对社会而言，“反思”依然是对悲剧最有价值的“祭奠”。作为一个学新闻出身的前调查记者，这次我想特别从新闻专业与新闻伦理的角度谈一些值得反思之处。２４日，１５岁的刘学州服药自杀抢救不治的消息上了热搜之后，#新京报#也上了热搜，相关的tag包括#新京报杀人凶手#新京报请给刘学州道歉#等等。事起这篇报道点开＠新京报当日发布的微博，评论区都显示处于“过滤”状态，点进去后看不到。再往前翻，微博评论可见了，但多条微博的评论区都已沦陷于“杀人犯”、“杀人媒体”、“吃人血馒头”的骂声中。那么，那篇如今引发广泛“申讨”的报道，到底有没有问题？问题又在哪？说说我的个人看法。我认为这篇报道是有问题的。虽然从最底线的专业要求来看，这篇报道的确在文末交代了一句“记者多次联系刘学州均未得到回复”，可以看作为记者做出了采访当事双方的“努力”。但这样一种业内通行的“平衡报道”手段，用在这里却是偷懒的、草率的、不负责任的。因为，这种看似“平衡”却实际上“不平衡”也必然会带来相应“影响”的报道，针对的是一名未成年人。而在今天的网络舆论环境之下，尤其要审慎考虑它可能产生的难以挽回的灾难性后果。我曾经做过两年调查记者，通常什么情况下我们会不得不采用这种类似“多次联系但对方电话始终无人接听／采访了但对方没有回复／采访了但对方拒绝置评”等等方式，来完成“平衡报道”这一最底线的要求而让报道出街呢，写批评报道做舆论监督的时候——通常，那些报道里没“发声”的，都是事实上居于“强势”的机构与个人，比如被批评的政府职能部门、公检法机关、违法违规的企业、欠薪的老板等等。可刘学州分明还是个孩子。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9条规定：新闻媒体应当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宣传，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对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涉及未成年人事件应当客观、审慎和适度，不得侵犯未成年人的名誉、隐私和其他合法权益。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一个活跃在微博、抖音上的寻亲少年，联系起来真有那么难吗？这篇报道出炉于１月１９日，就在１月１８日，刘学州还在微博上发了不起诉父母的声明。耐心地等一等，等采访到刘学州再发这篇报道，就那么难吗？毕竟，刘学州生母的单方说法，也本应该向刘去求证，并且给他以回应的机会。让人格外寒冷的是，这其实并不是一个“高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２０１１年发布的《调查性报道记者手册》写道：信息在确信连贯和完整之前不能够被发布。此外，对未成年人多一点责任心和谨慎，对“弱势”群体多一点温度与关怀，这也原本是一个有新闻伦理和新闻操守的媒体／媒体人的起码职业要求。可惜，在所谓“热点”的高关注度与烫手的流量之下，“基本要求”也成了一个奢侈。他们，等不及。结果，这篇事实上的片面报道发布后，网络上掀起了针对刘学州的网暴。而新京报这篇视频报道，还不止片面报道的问题。因为缺乏深究与质疑的精神，这篇报道彻底沦为了事件一方的“发声筒”，却缺少对事件核心关键点以及疑点的深入追问和探究。在刘学州寻亲以及后来与生父母“闹翻”事件中，最核心的重点，并不是少年寻亲后为何被生母拉黑，而是这两个关键点：一、刘学州到底是怎么被卖到养父母手中的？刘学州在最初的寻亲视频中就已经明确说了，自己是被养父母买来的，之后也在微博里展示了聊天记录，当年的这个“中间人”在那一个村子里就经手了七八个孩子，而他也非常希望抓到这个人贩子。这些内容都在新京报的报道出炉之前。在这桩事件中，对贩卖儿童的犯罪问题深追猛揪，远比盯着“要房”“拉黑”这种家庭伦理问题更紧要。结果我们却看到，报道的导语上来就是刘生母对刘的人品质疑——“你跟你父母说个话还长心眼，还要录个音，你如果有这样的孩子，你说你敢招惹他吗？”且不说这个导语本身存在立场上的严重倾向性，就说这聚焦落点，也存在主次不清的严重价值偏差。结果我们就看到，关于人口贩卖的说法已经彻底消失——字幕解说已经变成刘称“三个月大时被抱养”，而刘母张女士的说法则是将孩子“赠予”他人。记者倒也的确问了当时是否存在金钱交易，但当刘母做了如下含混不清的回答后，便就此止步停止了追问。刘母称：“人家也没有说是给我（钱），我们也没有说管对方要钱，因为当时他说是给了我们买个营养品（坐月子）钱”，“彩礼不彩礼这些事情跟送他（刘学州）也没有多大（关系），最关键是我们没有奶粉钱，没有养他的能力。”记者本该追问下去的问题应该是：１，２００６年，刘父母各自多大年龄，当时是否有工作，经济收入具体几何——而如果确认他们有独立经济能力，就应该追究，这是否构成遗弃罪；２，刘母说的“营养品钱”到底是多少？构成贩卖吗３，当时抱走孩子、给她钱的人，具体是谁？通过什么渠道和这个人取得联系的？４，她是否试图了解过，这个人究竟是做什么的，职业和收入情况？抱走孩子到底是要自己养还是再“转送”给别人？如果是“转送”，是否问过ｔａ又会转送给谁？（毕竟，即便是一个所谓“不得不”送走孩子的母亲，为了孩子的前途，也起码要考虑这些基本问题。）５，刘是否想过，如果抱走她孩子的人再将孩子“转手”并“收费”，这将会构成人口贩卖？如果当时刘的生父母都是有独立民事能力的个人，以上这些问题本都是他们该考虑、该担责的问题。然而很遗憾，这些该有的追问一个都没有。

也特别推荐它的主题曲和配乐，我个人极喜欢～谢谢阅读，欢迎交流。更多文章《性爱大师》观后：真正的女性觉醒才不是“你若盛开，清风自来”！香奈儿,

尤其是有一个镜头，重病的丈夫摔倒了，她去搀扶。真是没见过这样搀人的：先将男人的一只胳膊扛在肩上，再使劲往下压，就好像要利用杠杆的原理。为了节约，给出差的丈夫数草纸，这过分了，也不得法，甚至有些愚蠢。

我并不理解这样的逻辑——为什么女方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反而会对感情有害而无利？因为，在我的认知里，恰恰相反。任何一方充分表达爱意，都只会对感情更加有利。除非是，以爱之名去控制、去情感绑架。

后来，查理二世为了偿还欠他的巨额债务，干脆将北美殖民地一整个行省的产权和统治权都给了他——当然，这未尝不是一种“打发”，送得远远的，干脆眼不见为净。而这个行省，就包括了今天的宾夕法尼亚洲和特拉华洲。

当我们逐渐成熟，在婚姻或是长期关系中，彼此磨合、相互拉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进行着爱的角力，仿若一艘小船在生活湍急的河流中小心翼翼，又机敏异常地行驶。

2000年，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创立，两人出任联合主席，虽然最初几年，比尔只是兼职，梅琳达才是全职，但梅琳达一直都选择做“盖茨背后的女人”，只闷声干活，对外发声、出席公开活动的事情，都让盖茨去。

其实，盖茨夫妇的婚姻出现“状况”早已有迹可循，是我们自己，甚至包括盖茨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嗅觉不够敏锐，没有及时发现。据《纽约时报》，离婚消息爆出后，盖茨基金会的员工们也是一头懵，互发消息询问讨论。

她的穿搭，总是让我想到杨丽萍。这两位都是瘦长的身材，精巧的小脸，着艳丽的衣裙反而带来一点恰到好处的膨胀感，让人不至于过分单薄苍白，而是精神焕发，姿态昂扬的。

Phoebe赋予了Céline清晰的品牌定位和调性，带来了成功和一大批忠实粉丝，但她本身对于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排斥和抵触情绪，使得她无法配合老东家LVMH集团对Céline的新规划。

早在1983年的记者抓拍中，戴安就通过一条细腰带让自己的身形不至显得虎背熊腰；棉布裤看似宽松，其实也采用了收腿的设计，再加一双“小猫跟”，潇洒随性中融入了优雅的女人味，非常耐品。

“姐姐话题”的过于被强调、被突出，也遮蔽了这桩事件的另一个本质，或者说，更深层的本质：安然所面对的困境，在当下的文明中，其实首先是“生而为人”的伦理困境。它并不是“生而为姐姐”所带来的独特性别处境。

簇绒（tufted）表面的做旧皮方几，既可以作为茶桌/咖啡桌（当然，要配合托盘一起），又可供朋友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天、玩桌上游戏，甚至坐在沙发上时还可以用来搭脚，可谓实用和美观兼顾。

作为一名非腐女观众，我看《山河令》，其实完全未当它是BL剧来看。它是一部水准不错的武侠剧，你既能看到金庸的影响，也有一丝古龙的气质。双男主之间的情感，你完全可以理解为一对知己间的义气相交。

坊间传说贝嫂从来只给孩子穿“ABC”——Armarni，Burberry，Chanel。其实并不尽然。不过，伴侣和孩子们的穿着，的确多少反映着女主人的审美品位。这更关乎眼力和心力，而非财力购买力。

2013年秋冬的高级成衣发布秀上，他的设计以“纯粹的法国风情”大获好评，法国版《名利场》杂志给予高度评价：Lemaire掌舵的这场秀再次证明，Hermès是人们眼中光明和美好事物的典范。

新到一个岗位，在初上手工作时就连上司布置任务的留言都不仔细看，这背后暴露的其实是严重的工作态度、责任心和工作习惯的问题。我很清楚，这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改掉的毛病，于是，在这篇排版之后，我立刻决定换人。

人在一次次抄近路赚快钱的“舒爽”中，极其容易变成一个做任何事儿都试图找“捷径”的“瘾君子”。到那一天，就不是“瘾难戒”的问题，而是根本连戒都不想戒。因为，已经没有“毒品有害”和“远离毒品”的概念了。

而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清楚什么呢，自己的性格特征、所长所短、遭遇挫折时的反应与修复机制等等。面对外部环境的压力、各种世俗的评价标准，我究竟能有多“彪悍”，足以自我坚持、面对和应对这些挑战？

虽然当时我也回答了，但讲真，我并不觉得自己特别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毕竟，我因为写稿的缘故，生活作息其实很不规律，前几天还因为写稿熬了个通宵。疫情期间，也一度因为缺乏运动而长了好几斤虚肉。

它关乎事实准确，关乎受访者以外的其他重要当事人，关乎巨大的社会影响，关乎英国乃至英联邦国家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要知道，在访问播出后，一些英联邦国家甚至兴起了“是否继续承认英女王为国家元首”的讨论。

如果，这场控诉发生在刚“闹出走”那阵，倒是容易理解；可它发生在眼下的节点，就好似“平地一声惊雷”，让群众意外，也起疑——这究竟是在“控诉”，还是不甘于“平静”，为接下来的商业节目立人设、炒流量？

而吴孟达老年得来的人间清醒，许知远即便是当下问到了“答案”，大约也还是要亲自趟过时间的河，才能真正在行为上“抵达”。因为，老年和青年（中年）之间，永远隔着一个花花世界，隔着需要被“用掉”的生命能量。

而这样的母亲，不论何样年纪，不论遭遇了什么，都会积极地去建设自己的人生与快乐，而不是等待被他人赐予快乐，也不会因为比如一场出轨彻底毁掉人生。一个母亲对孩子最好的爱，我认为是自己先做一个快乐的母亲。

2，虽然片头是从贾小玲的单方视角讲述自己眼中的母亲，虽然人的记忆多少都有偏差，但母亲平时是否开朗、爱笑，是否爱攀比，是否介意女儿能给自己“长脸”，作为女儿的整体感受度，其实并不会有太大偏差。

几年前，她的丈夫在田间劳作时突然倒地而亡，走得出人意料，也十分安静。我惊讶于老太太说起这段往事时的镇定和“角度”：这是一个好结局，他自己走得没有痛苦，也没有给我留下一个从此瘫痪在床、需要照料的病人。

然而，正如同现实里大把女性依然还是渴望通过男人与婚姻改变自身命运，哪怕嘴上喊着女性独立口号也依然在心底悄悄幻想“霸道总裁式的玛丽苏爱情”，2020版的《流金岁月》，也就“必须”奉上爱情这道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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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抗疫逐渐成为一种新常态，我们的工作、生活逐渐回到一种“不正常的正常”之中，我又开始了公号的规律更新。但是，因为疫情，我的心态有了很大变化。而心态上的变化，也影响了我的诸多行为决策。

因为，过去的6个月里，英国阳光充沛，夏季分外温暖，这有助于增加叶片糖含量，令叶绿素在分解时产生橙、红、金、棕等多种颜色。

可最终呢，喜宝却是实际上的“大赢家”。她的“捞女”行为，不止让她获得了巨额遗产，虽然多了个“花不完钱”的烦恼；她也收获了勖存姿的“真爱”，这“真爱”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勖给她留了与妻儿子女同等分的遗产。

精英阶层非常精明地意识到：纯粹的实物消费，并不能带来个人的增值，也不能内化为个人远超于寻常人的实力与文化资本；而那些隐秘的无形消费，却可以让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上远远领跑于其他人。

根据“甜爹网”公布的数据，平均而言，每个英国大学生“糖宝”可以赚2900磅每个月——由于是地下灰色收入，在纳税方面也处于灰色地带，所以这个每月净收入已然超过了伦敦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

这是一个发自内心想要为自己的社区传递积极讯息的人，他的精神令人鼓舞。破碎的样子拍摄者：切莉·黑尔斯（布里真德）黑尔斯是一名前线医护，这是她的自拍照。“这是破碎的样子。

好的，试想一下，一个韩某这样18岁的女孩，县镇家庭出身、相貌普通、没考上大学、没有好工作，这样的女孩儿放到所谓婚姻市场上，有多大概率会真正嫁到能够大幅提升她的阶层、彻底改变她命运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