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从来没有一套书的出版，能像它一样艰难。国民政府的不允许，文化界论敌的阻扰，更为危险的是，它还要在日军残酷统治下的沦陷区完成。但也从来没有一套书的出版，能像它这样重要且迫在眉睫，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伟大的作家，宋庆龄与蔡元培亲自发表声明说，出版他的作品是“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最后，这套煌煌20卷600多万字的书籍，在战火纷飞的沦陷区，竟然只用四个月便完成了出版。这不得不说是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尤其是它的环境如此之恶劣，时间如此之紧迫，但在编校质量上，却超过了同时代、乃至后来时代的任何一套书。它的出版，可以说耗尽了半个文化圈，甚至倾举国之力。蔡元培、胡适、宋庆龄、陈布雷、邵力子、柳亚子、茅盾、周作人、许广平、郑振铎、唐弢等众多文坛、政界大佬，纷纷参与其中。也正因如此，这一套书、这一版本成了文化史、出版史上的一个经典，以至于当时完成出版后，延安也收到了两套纪念本，纪念本全国只有200套，而毛得到的就是其中第五十八号。这套书，就是于鲁迅去世后立即开始筹划出版的1938年第一版《鲁迅全集》。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鲁迅去世后，出版一套他的全集成了文化界同仁的共同心愿。为此，鲁迅夫人许广平亲自写信给胡适，胡适毅然答应并积极参与其中。同时，他们还专门成立了鲁迅纪念委员会来总领这项重任，委员会的主席是蔡元培，副主席是宋庆龄。蔡元培、宋庆龄在民国的地位举足轻重，但《鲁迅全集》的出版仍然不为国民政府所肯定，因为鲁迅的文笔太犀利，文章太不合时宜，影响力太大，他的许多作品，还在国民政府的禁书名单之列。同时，诸多与鲁迅为敌的文化人士还想从中阻挠，如曾请通缉鲁迅的许绍棣、叶溯中，以及给胡适写信大骂鲁迅为“刻毒残酷的刀笔吏”的著名作家苏雪林。然而，诋毁的声音终抵不过众人的支持。除蔡元培、宋庆龄等人外，被誉为“蒋介石文胆”的国民党高层政要陈布雷，时任国民政府宣传部长的邵力子都力挺鲁迅。邵力子说：“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摧残。”最后，邵力子亲自通过了《鲁迅全集》的出版审批。但面对如此重任，很多出版社都望而却步。胡适最先找到了著名出版家、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王云五先生，然而，由于全面抗战的突然爆发及上海的沦陷，商务印书馆最终没有完成这项可以载入史册的重任。但人们并没有放弃，那些遗留在上海的文化名人自己肩负起了这项任务，出版事宜仍由蔡元培等人组成的鲁迅纪念委员会总领，具体事务则由胡愈之先生参与创办的复社操作。就这样，在上海沦陷区的夹缝中，由胡愈之、许广平、张宗麟、郑振铎、唐弢等一众名家操持的出版事务展开了。没有钱，复社成员自己捐献筹集；茅盾、巴金、邵力子、沈钧儒、陶行知都积极参与筹款；就连印刷的普通技术工人都自我掏力，奉献其中。终于1938年夏，这套煌煌600余万字的20卷本《鲁迅全集》仅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便在上海面世。上海大佬杜月笙还亲掏腰包买了许多套，烫上“杜月笙赠”四个大字，分送给各大图书馆。1938年版《鲁迅全集》从筹划到完成，汇聚人力之多，筹集物力之艰，都绝对是文化史及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观。一套书的版本之所以值得永久收藏，往往取决于两点，一是其历史深度，二是书籍内容不可替代的特殊性。作为1938年版第一套《鲁迅全集》，就有着这样特殊的历史意义，以至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际，在已经有了1958年新版《鲁迅全集》及多种单行本之后，周恩来仍旧选择了一套馆藏1938年版《鲁迅全集》，作为“国礼”送给尼克松。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动荡与辗转，这套《鲁迅全集》除了几本馆藏及个人收藏之外，已经几乎绝迹。为此，在鲁迅逝世八十周年之际，上海图书馆贡献出馆藏的1938年版《鲁迅全集》，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00%影印复刻，出版为如今这套人人都可阅读、1:1还原历史的《鲁迅全集》1938年原版影印版。本套影印版不仅在内容上直接影印原版，无一字删减，在封面上也延续了1938年版的设计，保留原汁原味的文化与历史底蕴。先知书店有幸获得本书独家授权，并诚挚推荐这套《鲁迅全集》1938年原版影印版，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先知书店会员可享会员专享价：立减600元）：

如果问哪一种政治体制，在当今世界的声势最为浩大，恐怕非“民主”莫属。在19世纪初，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预言，民主政体是未来的大势所趋。在20世纪末，政治学者福山更是认为，民主制度将成为人类社会最后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形式，“历史已经终结”。越是人人都在跟风、赞美的东西，越需要深究其本质和价值。然而，现实正如哲学家罗素所说：“当说起民主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讨论什么。”如今，民主的确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因此说清楚民主的四大价值，对于处于政治转型期的我们，越发重要。-1-更安心的公共生活英国政治家阿克顿说古今中外，使人类受到最大伤害的，莫过于无限制的公权力。在非民主政体中，所有公权职位，都源自上位者的私相授受和暗箱操作。因此当公权作恶时，民众根本无力改变，甚至不知缘由，只能发出“苛政猛于虎”的哀叹。而在民主政体中，政府的权力来自全体公民的授权，执政者必须回应民众的诉求和监督。否则，民众就可以收回任命或是启动问责，使他们无法继续掌权。可以说，如果公权力是放出去的一只羊，那么民主就是牧羊人的眼睛。它监督政府权力，给公共生活带来安全感。因此，民主的第一大价值是带来更安心的公共生活。-2-更和平的政权更替在非民主政体中，缺少公认的合法性依据。因此，政权更替、王权变更，常伴随着杀戮甚至灭族。而胜利者也只能用“君权神授”“天命在我”“民心难违”“父死子继”等名号，为自己的暴力变更提供合法性依据。所以古代的政治，“成王败寇”“斩草除根”是常态；继承人问题，是国家的核心问题。而在民主政体中，权力必须由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程序获得，即民众以选票决定谁来掌权。所以学者赵鼎新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产生于竞争性的、程序性的选举，那么竞争性程序本身，就为国家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基础。”在民主竞争中落败退出的人，既不会再干涉执政者，也不必担心遭受清洗。而胜利者也只是暂时胜利。在下一场选举中，选民仍然可以合法、和平改变他的统治。因此，民主政治的第二大价值，就是用“数人头”代替“砍人头”，实现权力和平更替。-3-更自由的生活空间在非民主国家，话语权掌握在特权者手中。由于缺乏公开、充分的表达和交流，民众的声音遭受打压限制，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医患、官民、贫富之间的矛盾冲突，常因此兴起。而民主社会是一个“人人自由发声”的社会，即便是最弱势的底层，也有机会表达诉求、输出观点。这些不同的诉求相互碰撞，相互平衡，增强了社会稳定性。人们也因多样化的观点，融入自己认同的团体，最终缔结一个丰富、平衡的社会。所以说，民主的价值远不止于政治，更在于能提供更多的自由。以至于美国诗人洛威尔说：“民主使每个人成为自己的主宰。”英国首相丘吉尔，政治学者包刚升在《民主的逻辑》《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中也不约而同认为，民主虽不能包治百病，但一定是“最不坏”的政治形式。因此，民主的第三个价值，就是创造了更自由、锋广阔的生活空间。-4-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在“人人皆平等”的主流价值观下，世界上大多数现代国家，都选择了民选政府。民主政体不仅能解决统治者内部权力制衡，也更能保障繁荣、长久且安全，同样也就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带来了更多的友好合作、外部环境。所以，哲学家康德提出了“民主和平论”，他认为真正民主的国家是可以杜绝战争的。在当时，这句话或许沦为了“笑柄”；二战之后，随着更多的国家民主转型成功，既有历史已经论证了他的正确。反过来，非民主国家，不仅数量稀少，也常常成为威权甚至极权统治。如今天的朝鲜、部分拉美、非洲国家。这样的政权，反复无常，常与周边国家乃至全世界陷入猜疑与矛盾的陷阱，以至于在国际社会上，沦为了边缘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的第四个价值是更有利于提升稳固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当然，民主的价值远不止以上四点。比如熊彼特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发现，民主国家的普通人，比其他国家更加安全、繁荣和持久。诚如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所言，民主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一个社会是负隅顽抗，还是迎接、引导民主，完全取决于人们的观念和选择。今天的我们身处民主转型期，面对混乱、颠倒且强势的舆论环境，掌握一套权威可靠、深入浅出、便于实用的民主通识，就显得非常重要且紧迫。为此，店长荐书诚挚推荐“读懂民主六书”（含独家）：政治学者包刚升，写给中国人的两本民主通识《民主的逻辑》《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豆瓣评分常年8分左右；萨托利《民主新论》，学界盛赞“堪称我们时代最为强大的头脑”，“他的论证没有真正的对手”。凯瑟琳·德林克·鲍恩《民主的奇迹》（独家），美国制宪会议的127天，大国民主第一次成为现实的全记录。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经济学大师以制度创新的视角，论证民主的优越和落地。典藏版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独家典藏），理解美国和民主命运的必读经典。堪比“欧洲传世古籍”的定制标准，不但可为书房增色，更是馈赠亲友的佳品。六本书从通识到精深，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在，构成了一套理解民主的绝佳套装。感兴趣的书友，长按下方图片，即可一键收藏：

100多年前，中国人疾呼“德先生”“赛先生”——民主与科学。如今，“赛先生”已经落地生根、深入人心；但对于“德先生”，国人仍会陷入无尽的争论。在全世界，民主也是被误解最多的政治概念之一，以至于哲学家罗素说到：“当讨论民主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讨论什么。”民主是不可逆转的政治潮流，且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澄清对民主的六大误解，对每个现代人都十分紧迫。误解一民主就是一人一票民主的第一个大前提，是承认人人平等，即每个人都享有一样的权利。所以很多人认为民主就是“一人一票”，就是“数人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其实，民主首先要确保的是权利与形式的平等，而不是结果与实质的平等。社会中的人，永远是“不平等”的。拥有更多智力、口才、组织能力和财务资源的人，总会拥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从而更大程度地左右“民主选举”的结果。所以，为了防止资本力量过分干预选举，很多民主国家都会设定政治献金法，规定个人与企业政治捐款的上限。此外，选举的确是民主的核心，却不是民主的全部。最日常、最重要的民主形式还包括：民众经由政治参与，保持自治活力、政治判断力；政治精英和政治团体之间，相互制衡和竞争；媒体享受言论自由，行使舆论监督。所以说，民主的关键不在于“一人一票”的平等。误解二民主就是人民统治民主的另一个大前提，是承认“主权在民”，即国家属于全体人民，而非某个君主或国王，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国家应该由人民直接统治。但其实，正如思想家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所言，民主并不意味着人民的直接统治，而只是意味着人民有选择谁来统治的权利。与非民主政体相比，民主政体的真正优势在于，人民有权选择统治者。而其他政体下的统治者要么是自我任命，要么是一个小圈子的任命。人类历史上，“由全体人民直接统治”的民主不仅从未出现，在将来也不可能出现。即便在民主代表最广泛的古希腊，也不是由全体人民直接统治。所以说，民主所谓的“主权在民”，是原则意义上的，而非实质结果意义上的。误解三民主是精英政治民主的现代形式往往是代议制，由公民委托自己的代表，行使国家主权。这些代表通常是各界精英人士，所以很多人认为，民主制和古代的贵族制没有区别，都是精英政治。但其实，民主的关键在于，普通民众有选择政治精英的权力，即他们有权利在这个精英或那个精英、这个精英团体或那个精英团体之间做出选择。这样，不管是哪个精英或精英团体执掌权力，他们就不得不考虑普通民众的偏好与诉求。否则，他们将无法顺畅地行使权力或赢得下一场选举。而在非民主政体中，精英的产生，从来不是开放的。任人唯亲、虚假选举都是家常便饭。无才无德的人，总是把真正的精英淘汰出局。所以说，民主与非民主下的“精英统治”实质并不相同。误解四民主必然走向多数人暴政民主思想史上，“多数暴政”是最著名的概念之一。这个概念由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论述而广为流传，深得人心。最著名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政治。他们未经审判，就把不少贵族和政治活动家送上了断头台。现代社会，过高的税收与过高的福利等民粹化的公共政策，有可能构成穷人对富人的变相掠夺，也会被视为多数暴政的例证。但其实，托克维尔在其真正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以及论述美国制宪会议历程的《民主的奇迹》两书都不约而同发现，受法治原则和分权制衡约束的民主，可以有效防止“多数人暴政”。法治崇尚“法律至上”的原则，不仅确定了政府权力的边界，而且规制了民主决策可能的边界。无论是美国总统制还是英国议会制，军政大权都不会集中在一个人或组织手中，这种分权制衡，就是民主政治的“刹车”。此外在历史上，“少数人专制”远远多于“多数人暴政”。而极少出现的“多数人暴政”背后也是又少数野心家操纵的。比如雅各宾群体暴政的推动者，就是罗伯斯庇尔等少数专制者。所以说，与其过度强调民主多数暴政的危险，不如强调少数人专制的危害。误解五民主是万能的西方所有高度发展的国家都是民主社会，所以，很多人乐观地认为，民主是万能的。只要实现了民主，无论是防治腐败、经济增长，还是诺贝尔奖，所有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但其实，民主绝不能包治百病。从根本上说，民主只是一种“最不坏”的政治形式，它最大的意义、甚至是唯一使命，就是防止暴政，保障公民的自由与平等。在复杂的人类社会中，民主在很多领域都不是关键因素。包刚升在《民主的逻辑》一书中就特别指出，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保护产权下的市场经济；防治腐败更主要在于公权力的“力量有限”；而社会文明程度和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以及经济又有着莫大的干系。尽管经验表明，践行优质民主的社会，其腐败程度、经济发展速度、社会文明健康程度，确实普遍高于其他社会。但是正如马克斯·韦伯主张的，对一切社会科学的“因果结论”，都应当保持怀疑。现代人对民主的思考，也会陷入“混淆相关性和因果性”的认知困境。所以，民主的确有很多好处，但民主绝不是万能的。误解六民主是永恒的现代民主是一个很晚近的产物，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政治摸索，才找到这条道路。所以很多人认为，民主可能是人类能想到的政治模式的终极形态，是永恒的。比如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但其实，民主和一切优秀制度一样，是极其脆弱的，它依靠太多客观条件，如良好的民情、政治精英的克制、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等。稍微出点问题，民主就会崩溃。正如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一书所发现的，民主崩溃的历史，同民主的历史一样久远。法国、德国的民主都遭遇过崩溃，而在亚非拉国家，民主更是反复崩溃、水土不服。所以说，民主的产生极其偶然，其未来也不能确定。对民主的种种误解，既可能源自理论与经验的匮乏，又可能源自某种有意的“误导”。而这些误解的流行，一定会极大地败坏一国的政治民情和社会转型。然而，民主的实践细节、全球经验、转型难题，以及与民主有关的诸多严肃议题，也并未引起我们的足够关注。只有借助这些可靠的知识，才能破除对民主的误解。这样，健全理性的民主常识才能流行。为此店长荐书诚挚推荐“读懂民主六书”：《民主的逻辑》《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论美国的民主》《民主的奇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民主新论》。六本书，从通识到精深，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在，构成了一套理解民主的绝佳套装。其中典藏版《论美国的民主》，堪比“欧洲传世古籍”的定制标准，不但可为书房增色，更是馈赠亲友的佳品。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韦伯一生基本默默无闻，但其后他的名声呈几何级数增长：他开创了一些重要思想，对理解资本主义的运作和未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他认为新教使得资本主义得以发生。与卡尔·马克思截然不同的是，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科技创造了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系统。而韦伯提出了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是一组理念在事实上创造了资本主义，推动了新生的科技和经济发展。韦伯虽生性谨慎，但却出乎意料地给出了许多如何改变事物的理念。他提醒我们要改变国家，思想可能远比工具和金钱更重要。▌家庭与成长塑造了一个“默默无闻”的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可能是能向我们最好地解释被称作资本主义的经济系统的三大哲学家之一（另外两位是卡尔·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韦伯1864年4月21日出生于德国埃尔福特，在成长过程中他目睹祖国被工业革命带来的剧变所震撼。城市规模爆炸性增长，公司大量成立，新的管理精英逐渐取代旧的贵族阶层。韦伯的父亲在政商两界左右逢源，在新时代变得很富有

如果问哪个概念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又模糊，“西方”一定名列榜首。大多数人对它的认知，由于缺乏宽度，陷入了人云亦云的标签化；由于缺乏长度，陷入了静态不变的认知僵化。在野蛮还是文明，在高尚还是卑鄙等形容词间反复切换。谚语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文明更是如此。法国思想家尼摩，以动态演化的视角指出，西方文明不是什么“偶然或必然性”的产物，而是由“五次变革”逐步演化而成的。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西方都不是现在的西方。▌一、古希腊的自由、理性理念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第一个最大区别，是极端重视自由和理性。这两个宝贵的精神源头，其实来自古希腊。正如学者赵林在《古希腊文明的光芒》中一书中发现：公元前1200年前，其他社会仍在君主、祭司的组织下，像工蜂一样农业劳作。古希腊的各城邦，已经用公民社会取代了君主专制，并发展出了最早的民主政府。诸神雕塑的自由奔放；荷马史诗诸神的喜怒哀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精妙哲思；泰勒斯、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的科学至上……古希腊的哲学、文学、科学甚至宗教，都充满了对自由和理性的挚爱。希腊的自由、理性奠定了西方文明中最优良的基因，给世界留下了关于哲学、学院的无限可能，以及法学、伦理学、自然科学的奠基之作。所以雪莱说：我们西方人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艺术，皆根植于希腊。黑格尔甚至自豪地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任何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都会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种家园感。▌二、古罗马的法治、人文思想西方文明的第二个特征，是重视法治。独立人格的正义原则、私权至上的法律思想，其实来自古罗马。在罗马法产生之前，几乎所有社会，都不会把一个人当成独立人格的“人”来看，而是一件物品、一个动物，充其量只是集体的一个工具。古罗马从共和时期的《十二铜表法》，到东罗马帝国时期的《查士丁尼法典》，自始至终都特别强调：私产神圣不可侵犯，罪刑法定，疑罪从无，不溯及过往等司法原则。法学教育、法学思想，更是罗马思想家的必谈。甚至1804年拿破仑颁布的《拿破仑法典》，也只是对罗马法这一伟大传统的继承而已。现代文明的诸多法律理念，比如所有权、无权、私权等概念，也是古罗马的遗产。此外，古罗马的拉丁文学和人文艺术，也是西方人文主义的源头。比如维吉尔的诗歌，西塞罗的辩论，都是西方人传颂至今的名篇。正如学者赵林在《古罗马帝国的辉煌》一书所强调的，世人谈起古罗马，只知道他强大的武力征服世界，却忽略了法律和拉丁文对世界的“征服”。光荣属于希腊，辉煌则属于罗马！▌三、基督教的伦理观念西方文明的第三个特征，是一系列特殊的伦理道德观。比如契约自由、平等博爱、家庭至上。这样的伦理观，其实来自基督教。正如科林·布朗在《基督教与西方思想》一书中所言，在西方观念体系中，处处有着基督教的影子。比如一夫一妻、长子继承的家庭伦理，它保证了财产、政权继承的稳定性。比如“爱仇敌”、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伦理，它带来了一个和谐的、有爱的社会。还比如契约政府的政治伦理，它要求人和政府是平等而非强制的关系。这些现代人最为珍视的这些伦理观念，几乎全部来自《圣经》。此外，基督教脱离了“轮回”史观，以神谕的形式揭示了世界的结局、人类的归宿。形成了一整套独有的“末世论”。这影响了自古至今的社会运动。无论是“进步”的限正民主，还是“复古”的道德专制；无论是激进的乌托邦主义，还是审慎的保守主义，都带有圣经独有的“千禧年”和“弥赛亚再临”的色彩。▌四、教皇革命的融合整理很多古老的文明，由于沉重的文化包袱，无法保持开放、谦卑的学习姿态，都已经或正在走向衰败。而西方始终有着兼容并包的纠错的心态和机制。这构成了西方文明的第四个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就是中世纪后期教皇革命。11～13世纪，西方的君主专制越来越强势，政治腐败、割据混战；就连基督教会内部，也因为权力的腐化，盛行着奢侈、淫乐的罪恶。在西方文明面临解体危险的时刻，以格列高利教皇为代表的几代改革家，一边通过洁净教会、神学创新，重塑教会的道德和智力权威，一边依靠复活罗马法，对抗君主专制，重整了欧洲的政治秩序。教皇革命整合了希腊、罗马、耶路撒冷的精神遗产，重新拾起了法律、道德和理性的之剑，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当托马斯·阿奎那等思想巨人，以经院哲学引领科学理性的时候；当亨利四世在卡诺莎城堡，向教皇下跪的时候，西方文明再一次迭代升级，真正领先于世界。所以，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写道：“西方世界更像是一种按照规律设计出来的产物，而这样的设计，其实肇始于基督教的一场革命。”▌五、现代民主革命正如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民主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西方文明的第五个特征就是民主。如今，这些理念都被各国认同，甚至被写进宪法。而这样的伟大制度创新，也是西方历经数百年奋斗而来。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再到当代自由主义复兴；从伊拉斯谟到大卫·休谟、哈耶克；从荷兰独立革命到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无数西方仁人志士，为精神自由主义、政治民主和自发秩序，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是任何其他文明都不可想象的。从价格革命、科学革命到工业革命，再到信息革命，从瑞士银行到可口可乐、马斯克，西方文明中“自由民主”的内涵，不仅与经济自由、个人成功紧密相连，更是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也是其他任何文明都无可比拟的。正如乔万尼·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指出的，观念的革命，先于制度的革命。先有追求自由民主的观念，才能带来个人与社会的命运改变。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观混乱的时代，错误的民主观将导致民主的错误。法国思想家纪德说：重要的是目光，而不是所见。随着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急速变化，认清西方文明这五大源头，已经刻不容缓，甚至生死攸关。认清西方文明，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和历史，更可以帮助我们镜鉴自己和当下。但是很多国人，仍然被反文明的观念误导，更多人则是不得其门而入。为此，店长荐书诚挚推荐读懂西方文明五书（含签名书）：《古希腊文明的光芒》《古罗马帝国的辉煌》（含一本签名），武汉大学金牌讲师赵林教授的代表作，数十年研究希腊罗马的思想集萃，为你带来最适合国人阅读的“西方文明源流盛宴”。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迄今为止对“西方教皇革命”最全面的梳理和解读，法律史大师伯尔曼的代表作，读懂现代法治体系的过去、现在与可能的未来。科林·布朗《基督教与西方思想》：从基督教思想的源起与发展，系统梳理了2500年的西方思想史。一经出版，就被列为传世经典。萨托利《民主新论》：政治学界评价，在思考民主这一方面，他的论证没有对手；堪称我们时代最强大的头脑。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本套装：

自从有了国家，国际政治就是血雨腥风的代名词。无数的猜疑、博弈与战争，贯穿了人类整个历史。历史是个耐心的老师，它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国际秩序脆弱多变，战争的后果不可估量，权力的诱惑巨大无比，而这一切，都深深根植于制度、文化乃至人性的弱点。为此，每一个现代人都应当汲取国际政治的五个历史教训，才可能在下一场国际冲突或合作中，做出清醒的决策。-1-战争源自愚蠢绝大多数战争并不是因为侵略野心，而是源于政客们的想象匮乏、骄傲自满，以及愚蠢自私。历史上的很多政客，常常因为知识、性格的缺陷，错估时代形势和各方实力，采取损人不利己的竞争手段，导致内外各方的记恨和猜疑。于是各方不得不耗费巨大的成本，进入无休止的对抗和设防，由此陷入“箭在弦上”“自证预言”的恶性循环。一战、冷战等大型冲突皆是如此。参战各方都相信“冲突不可避免，而且很有必要”，都认为对方会先发制人，于是倾全国之力宣传、备战。从这个角度说，战争不是“政治的延续”，而是政治的失败。▲马奇诺防线可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政客应该谨慎地约束自己，清晰表达自己，尤其要竭力理解对方的立场和不安，顾及对方的底线和价值观。因此，历史留给国际政治的第一个教训是，战争源自执政者的愚蠢。-2-战争的后果不可预料每一次世界大战，都会使国际冲突全面升级。但战争的后果和代价，是任何一方都无力控制的。▲古巴导弹危机一战前夕，各国政治家经过“精确计算”，认为“和平的代价更高”。然而他们都低估了对手的决心，高估了战争的收益：俄国本来可以容忍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恢复名誉；大英帝国本来可以容忍欧洲大陆实现新的均衡；美国本来有可能施加更多有益的和平影响。然而，战争终究还是爆发了，导致几千万人伤亡，而且从魔盒中释放出三个恶魔：全民战争、乌托邦革命、现代性野蛮。可以说，此后的二战、冷战，乃至席卷全球的乌托邦内战，都是拜这三个恶魔所赐。其仇恨之深重、手段之残忍，对人类生命、公理、财富的践踏，迄今无出其右。可见，在文明的鲜花之下，有一座蓄势待发的火山；任何鼓吹战争或是厌恶战争的人，都应该对火山爆发的后果，保持悲观的警醒。所以说，历史留给国际政治的第二个教训是，战争的代价极其惨烈，且后果不可预料。-3-不受制约的权力很可怕当一个群体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强权，就会很快走向堕落残暴，哪怕它曾经是道德之邦。老牌帝国西班牙凭借军事霸权，屠杀印第安人，掠夺美洲；非洲的部落首领捕捉黑人，卖给美洲和阿拉伯的奴隶贩子；拿破仑凭借军事天才，将法国人绑上征服欧洲的战车；纳粹德国的哲学、军事、科技令人艳羡，却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这些教训都深刻表明，权力会放大人性的恶。“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不仅适用于国内政治，同样适用于国际政治。这是历史留给国际政治的第三个教训——为了人类的和平、自由和公正，必须对掌权者施以限制。-4-历史是被滥用的武器历史的旧账，无论是否已经清算，都会被统治者当成转移矛盾、凝聚人心的工具。俄乌领土的历史争端，巴以之间的历史恩怨，都曾捡起“历史”这一工具。但其实，真实的历史极其复杂，在国际上也不可能有一个绝对公正的方案，解决所有的历史问题。所以说，重要的从来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一个人从历史中得到什么，往往取决于他事先抱有什么心态。历史或许不重要，如何着眼当下与未来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历史给国际政治的第四个教训是“不要滥用历史”。-5-国际秩序很脆弱国与国之间由于种族、利益、信仰、价值观的冲突，历来就很难和谐共处。所以国际政治的历史，充满了战争、屠杀和奴役。要想抑制这些危险的倾向，光有良好的意图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超常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意志力，尤其是洞察人心的智慧。为此，精英阶层必须提升外交智慧，容忍意识形态的分歧，正确认识战争的代价。要爱护自己的国际形象，捍卫自己受益的国际秩序，尤其是要克制自以为是，对权力保持高度警惕。所以说，国际政治需要智慧维持某些微妙的平衡。这是历史，留给国际政治的第五个教训。当今的国际政治形势，充满诡谲与动荡，人类似乎再次面临两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形。每一个热爱自由、和平与正义的人，都应该重视国际政治、提升相关的知识，以此认清时代的走势、做出清醒的决策。可见，国际政治的智识，不应该成为政客、学者的专属，而是每一个现代公民的必备工具。然而，大多数人对国际政治的认知，仍然停留在“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层次。身边的政治争论也充斥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等传统权斗思维，与现代政治文明理念格格不入。因此，一部真正具备国际视野，适合国人阅读国际政治经典，就显得尤其可贵。为此，店长荐书诚挚推荐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力作《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大众熟知唐世平教授，是因那篇《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的雄文。但鲜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洞悉东西文明，具备国际影响力，并且极具“中国问题意识”的一流学者。本书对唐教授的“段位”做了最好的注脚。最早的英文版刚刚出版，就荣膺“国际研究协会年度最佳著作奖”，广受国际政治理论大师赞誉。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

如果给人类历史做一个最简单的分期，只有两段。一段是漫长的古代，一段是兴起于16世纪前后的现代。这场古今之变，彻底改变了文明的走向。自此，人类科技、经济的发展都呈爆炸式增长。然而，现代世界究竟是如何起源的，几百年来一直众说纷纭。其中少有人谈，却有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清教精神”，一直没有得到应有

如果要给现代文明找一个最核心的概念，一定非“自由”莫属。“自由主义”不仅是当今发达国家最主流的意识形态，也是现代文明诸多理念的目标。然而“自由”究竟是什么，人们总是陷入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标签化中，甚至还有人视它为洪水猛兽、灾难之源。因此，透过诸多伟大自由主义思想家，梳理出自由主义的六项原则，认清自由的核心特质，意义非凡。-1-个体优先原则在漫长的历史，人类总是依附于家族、部落和国家等组织集体中。个人永远属于集体、对集体负责，没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是自由主义认为，先有个人，才有集体。个人是真实的、自由的；集体是抽象的、附加的。所以个体天然享有独立的尊严和权利，神圣不可侵犯。集体存在的目的，就是服务于个体。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最优先是“我”，而不是“我们”；一个恰当的“我们”，必须源于自由人的联合。正如美国《独立宣言》的宣告，“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个体优先于集体，这是自由主义的第一项原则。-2-法治原则人们认为，自由主义者提倡个人优先，所以必然走向极端自私，损人利己。但其实，自由主义者主张的自由，是法治之下的自由。没有法治的自由是放纵，所以个人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应当服从国家法律、社群公约，尤其要平等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所以西方有谚语说——你拳头的活动自由，止于他人的鼻尖；我的屋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即使国王也没有绝对的自由，而只有法治下的自由。所以，尊重法治是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原则。-3-有限政府原则自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对人类危害最大的，就是不受制约的公权力。所以思想家阿克顿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自由主义者深知公权力的危险，因此对集中的权力充满戒心。他们主张，政府公权力应该受到分割和限制。只有在一个公权力受到有效约束的国家，个体公民的人权才有基本保障。比如美国宪法规定，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联邦与地方互相制约，这使得政府权力可以制止犯罪、抵抗侵略，却不能官官相护、侵犯民权。因此，有限政府是自由主义的第三个原则。-4-自由市场原则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认为，自由市场是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自由主义继承了斯密的思想：自由市场满足了个人占有财产、维持生存发展的需求，合乎自然与人性。其他的经济体制，都试图否认或改变这一基本人性，由此导致了经济凋敝、技术落后。比如计划经济体制，许诺了种种免费福利，却以强力的国家干预，破坏自由市场的分工和交换，最终把整个国家拖向了奴役之路。因此，坚持自由市场是自由主义的第四个原则。-5-和平原则人与人、国与国的交往中，冲突和博弈在所难免。因此很多人认为，应该秉承“斗争哲学”；没有敌人，也要制造敌人。但自由主义者认为，战争和军备竞赛，必然赋予统治者更大的权力，导致专制回归。▲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例如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在一次次的战争中，巩固了独裁者的政治地位。互惠合作、和平共存才是人类社会的大趋势；所以作为个体公民，应该尽最大努力避免战争和暴力。因此，坚持和平是自由主义的第五项原则。-6-自发秩序原则很多人以为，良好的社会，一定是出自伟大人物的“理性蓝图和深谋远虑”。但是哈耶克、伯林等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不是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传统习俗、道德自发演化的结果。这样的社会秩序是由个人互动逐渐长出的生机体，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更适合个人生存和发展。因此，政府应该减少干涉社会事务。正如《独立宣言》执笔人杰斐逊所说：“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若是把民间自治的权力交给政府，结果就是破坏社会的自然发育，导致自由的丧失。因此，相信自发秩序的演化，这是自由主义第六个原则。自由主义博大精深，以上六个原则只是该思想的冰山一角。自由体制在西方的演化极其漫长，众多大师为此做出了巨大的思想贡献，由此奠定了现代文明的观念基石。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三千年变局”的延长线上，但是很遗憾，面对这些安定繁荣的思想财富，大部分国人仍然漠不关心，甚至盲目敌视。每一个热爱自由的现代公民，都应该回归自由思想家的原典，厘清自由主义的本质和路径，才可能捍卫自由、享受自由。因此，店长荐书诚挚推荐“读懂自由八书”：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独家）、雷蒙·阿隆《论自由》（独家）、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伯林《自由及其背叛》、哈耶克《自由宪章》、尼丹尔·汉南《发明自由》、弗洛姆《逃避自由》八部书均是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经典作品，构成了一套从古至今、从理论到实践、从谱系到规则的自由思想绝佳套装。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大多数人都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德先生”“赛先生”对中国文化冲击甚大。然而，回看那个时代的报纸和论战，就会感受到，从心灵深处冲击中国文明的，是“三大发现”——“人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和“妇女的发现”。鲁迅和胡适都在这三个主题下，展开过多次论战。

我们读民国史，往往会从历史的灰烬中，瞥见一条因种种原因最终失败的联合政府之路，继而对那场惨烈的内战与随后几十年的风云激荡而扼腕叹息。然而，在民国史学者邓野看来，抗战胜利后，内战几乎无可避免。因为民国的政治逻辑是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用武力决定国家权力——这一历史局限是再多的努力也难以超越的。

厚古薄今是人的天性，一提起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繁荣”的时代，往往非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中西合流的民国莫属。它们曾塑造了国人的气质，并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现象。但还有一个与当下中国关系最深的文化繁荣时代——1980年代，却时常被忽略。在那个短暂、激越的年代，中国的改革地图上群星闪烁，如果说改革的政治中心是北京，经济中心是深圳，鲜为人知的是，在武汉的珞珈山畔，也同样在进行一场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刘道玉与他所在的武汉大学锐意革新、成果辉煌，被称为“刘道玉时代”。1981年至1988年间，是刘道玉先生主政武大的黄金岁月。那个年代，武大最耀眼的不是它的樱花，而是由刘道玉和他的教授、学生们共同缔造的珞珈山奇迹。而刘道玉之所以能缔造这一教育奇迹，不只是他的勇气与改革才能，正如刘道玉对自己一生三次转身的描述：从“拓荒牛”到“杜鹃鸟”到“啄木鸟”——作为一个教育改革者，首先必须是个实干家，是“拓荒牛”，有担当、有能力；其次，必须是理想主义者，为教育的至善境界鼓与呼，是“杜鹃鸟”，即使失去了舞台，也不安于现状，对现实不甘妥协；最后，还必须是半个思想家，做错误观念的“啄木鸟”，敢于逆潮流而动，致命遂志，其命维新。▌武大的蔡元培：为国家抡材，为民族养士在刘道玉主政武大的时期，学校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思想自由、民主学风。他认为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人为设置一道道的门槛和禁区，磨灭学生们求知的冲动，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减少限制，点燃学生对知识的敬畏和渴求。即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刘道玉当时的远见和改革魄力，依然令人感慨，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他率先废除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实行导师负责制；多次进京恳求、克服重重困难，率先摸索出学分制、双学位、转学制等一系列先进制度，实现了“以学生为本”。在武汉大学开学第一天，刘道玉先生就对全校学生说：“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你们可以不听。”据当年武大学生回忆：学生们在路上可以轻易地拦住他们的校长，讨论问题。他们的校长永远面目和蔼、举止优雅。学生们可以组成讨论会，探讨各个学科最前沿的问题。据说，只要学生们邀请，刘道玉校长会尽可能推掉其他事情，参与讨论，倾听学生们的声音。刘道玉还独创了插班生制：社会青年通过考试，可以直接到武大念大三，毕业后享受同等待遇。著名作家野夫就是第二届作家班的插班生，他感叹“校长给了我们走出深山、人生洗牌的机会”。当时的武大学生可以不上课，可以提前毕业，可以转系甚至转校；经济困难的可以贷款，毕业后5年内若有大的成就，或自愿奔赴边远的，由学校还贷。毕业于武汉大学的主持人窦文涛，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想我们要感谢校长刘道玉，开明、学分制，学生可以不上课，老师上课不点名，非常宽松。不爱读书你就去实习，考试时再回来。”刘道玉被称为“武大蔡元培”。在武大校长任上，他一方面营造了自由开放的校风；另一方面大刀阔斧改革高等教育，学分制、主辅修制、导师制等一系列现代高校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模式，均始于他治下的武大。刘道玉的教育改革与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同步，在短短8年时间里，塑造了举世瞩目的教育成就。他惜才如金，曾为杨小凯争取平反、保护赵林不被开除、破格录取野夫、帮邹恒甫筹集哈佛大学的学费；培养出了易中天、邓晓芒等著名学者，陈东升、雷军、毛镇华、艾路明等企业家。

▲福岛核电站8月24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启动核污染水排海。自2021年9月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设立的特别工作组一直在对排放计划开展全面的安全审查，聚焦于处理水排放计划的监管活动。特别工作组以符合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的透明方式进行客观的技术审查。也就是说，此次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是完全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管下进行的，已经达到了相关排放标准。然而，尽管如此，此事还是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汹汹，更是掀起了新一轮抢盐风潮，其中的逻辑悖论引人深思。▲©原子能机构

近代以后，西方对中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是怎么造成的呢？有些人造出一种三段论，说中国人最早佩服西方的器物，西方人把我们打败了，我们对洋枪洋炮感兴趣，于是有了洋务运动。但是，我们有了洋枪洋炮之后还是被打败，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都是在中国有了洋枪洋炮、军舰的情况下被打败的。于是，又有人说光学器物还不够，还要学制度，因此有了戊戌变法。但是，后来搞了共和制之后，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中国人这个时候才认识到西方的文化是最重要的，就有了新文化运动等。这个所谓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过程听起来有道理，但是仔细一分析，就发现远远不是那么回事。▌徐继畲——称赞美国“几于天下为公”鸦片战争以后，的确有极少数人注意过洋枪洋炮确实很厉害，但是大部分的中国人包括清政府根本不把洋枪洋炮当作一回事。实际上，中国人重视洋枪洋炮是很晚的事，早在这之前，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就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好感，甚至有一些好感是走入误区的。早在1843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晚清名臣徐继畲就写了《瀛环志略》，对西方的制度介绍了很多，而且称赞不已，说美国实行选举制度，“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志”。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中国“三代”(尧舜禹)才有的事。在中国士大夫眼里，中国“三代”那是很好的时候，从秦以后中国就礼崩乐坏了。▲徐继畲当时的中国士大夫评价西方的那些话语全都是儒家话语，他们一看西方，觉得真是仁义之邦。所谓的仁义之邦，是指这个国家的内政是仁政，他们的国家对老百姓很好。▲《瀛环志略》这本书在美国很有名，当时美国《纽约时报》盛赞徐继畬为“东方的伽利略”▌郭嵩焘——“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中国的士大夫到了西方以后，几乎所有人都有一种感觉，西方国家真是礼仪之邦。比如，中国第一个驻欧大使郭嵩焘。郭嵩焘是翰林院出身，本身是一个理学家。1876年，郭嵩焘出国的时候已经58岁了，给他写传的那个人说，对于一个58岁的老人来讲，你不可能希望他在价值观上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他的确也没有什么变化。他到了西方以后，对西方称赞备至，但从来没有说孔孟一句不好的，他还是一个孔孟的信徒，但是他从孔孟的角度认为西方是圣人之治。因此，郭嵩焘回国以后谈到西方，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郭嵩焘是不是不知道西方的坚船利炮呢？当然是知道的，他其实也很重视这个事。因为就是他出使了英国以后，建议清朝派人到英国去学海军。后来北洋舰队那些人都是因他的建议去的，像容闳，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容闳，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个中国学生这些人被派去了以后他还觉得不够，他曾经写过一个奏折说，日本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英国学习海军，人数比中国多。他说，这是中国要警惕的，搞不好日本就超过中国了。实际上，他在英国期间发表的感想和游记中，坚船利炮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量的内容是“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在洋务运动之前和洋务运动初期称赞西方的人几乎都是这样的。比如在1850年代活动的王韬曾经讲过，西洋以礼仪为要，以仁义为基，以教化和德为本。▲郭嵩焘，字筠仙，被誉为中国“清醒看世界第一人”▌为什么极端反西化的人，私下却赞成郭嵩焘的说法？而郭嵩焘“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也不是他一个人这样。郭嵩焘的晚辈薛福成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他记载了这样一个事，郭嵩焘“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遇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他说，他听了以后还不太相信，因为他没有去过西方。他就问了几个去过西方的人，“陈荔秋中丞，黎莼斋观察，皆为其说”。也就是说，不是郭嵩焘一个人有这种感觉，凡是去过西方的人，像陈荔秋、黎莼斋都说郭嵩焘讲的很对。这个陈荔秋中丞，黎莼斋观察是什么人呢？我们知道古人称人不称名，称字号、称官衔，也不是称当时的官衔，而是要称唐代的，甚至是周代的官衔，表示他的附庸风雅。如果你是巡抚不会叫你巡抚，就叫中丞，那是唐代的称呼。如果你是个道员不叫你道员，叫你观察，因为唐代每一个道员都是观察史。陈荔秋、黎莼斋这两个人都是有驻外经历的。黎莼斋是中国第一个驻欧使团的成员。陈荔秋中丞，这个人是中国第一个驻美的公使陈兰彬。这个记载引起了我很大的困惑，如果郭嵩焘讲称赞西方的话是可以理解的，陈兰彬也这样说就让人很不可理解。因为陈兰彬这个人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保守、非常顽固、极端反西化的人。他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事迹是，把中国最早向西方派留学生的举措给搞黄了。▲陈兰彬，字荔秋，中国第一个驻美公使▌开明派与两面派：见解都是一样的，立场却是相反的当时，中国最早派到欧洲和美国的外交使团，它的人员构成挺有意思。朝廷专门找了两个关系非常恶劣的人去当这些外交使团的正使和副使，因为朝廷不放心这些人，所以找了两个互为仇敌，一个去监督另一个。这也反映了中国皇帝的用人之道。在驻欧洲使团中，正使郭嵩焘是一个以称赞西方闻名的人，后来在国内被骂成汉奸。而他的副手刘锡鸿是一个极端保守派，整天向国内打小报告，揭露郭嵩焘的称赞洋人，大逆不道，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被他拿去报告。有一次郭嵩焘参观英国的一个军事基地，当天下着雨，英国人递给郭嵩焘一把伞，他就打了。刘锡鸿马上打了个小报告，说他竟敢打洋人的伞，作为中国人应该有骨气，在大雨中淋死都不能打。还有一次，郭嵩焘应邀去听音乐会，他把放在桌位前面的节目单拿来翻了几眼。刘锡鸿又打了一个小报告，说去听洋人的音乐还不够，你还要看人家的节目单，可见你崇洋媚外到了什么地步……▲刘锡鸿驻美国的使团恰好相反，驻美国使团副使是一个著名的开明人士，而且他还是中国第一个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就是写过《西学东渐记》的容闳。他在1860年代就在耶鲁大学毕业，回国以后就鼓动洋务，曾国藩、李鸿章都很欣赏这个人，就派他去美国做副使，而正使是陈兰彬。容闳建议中国应该派留学生到美国，于是就有了留美幼童的计划。第一批几十个孩子，到了那里先学了几年的英语。毕业以后考试进入美国的大学去学专业，这些人基本上都考上了，而且很多考上了很有名的大学。可是在他们刚刚进入专业学习的时候，陈兰彬就给国内打了个小报告，说容闳图谋不轨，这个事情千万做不得，说中国的正人君子一到西方就学坏了，这个事情要赶快刹车。他这么鼓动，李鸿章和曾国藩都不太同意，但因为皇帝支持，最后把这个事情搞黄了。这个事情挺可惜的，因为这些人以后除了当翻译，有成就的不多。其中有一些后来继续学习的，成了大名，比如说著名的詹天佑。还有一些搞政治的，但是搞技术的基本上都没有，因为他们被提前召回了。▲詹天佑，耶鲁大学学生容闳在他的回忆录中，把陈兰彬说成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人，说他经常在朝堂上一谈到西方就“揎拳舞袖”，就把袖子撸起来要打西方人的样子。一个非常敌视西方的人，可是他私底下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话。这些人在官场上讲的话和私下讲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陈兰彬在朝堂上一谈到西方就“揎拳舞袖”，但是在私下他是一个“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的人。看了晚清这段历史，难免心生感叹：明明当时已经有不少“看眼看世界”的人了，中国后来怎么还是走了那么多的弯路？如果当时清政府不那么胡乱折腾，而是认真搞改革，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只可惜，那个时代，保守派太多、太蠢，两面派太狠、太坏，开明派根本无立锥之地。晚清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像郭嵩焘这样清醒、勇敢的人太少了。我们现在对郭嵩焘的解读并非关乎他一人，而是，看懂郭嵩焘，也就看懂了晚清，看懂了中国，看懂了中国人。求解郭嵩焘，意味着我们需要正视传统文明在近代的困境，正视与我们自身的作为息息相关的累累伤痕。只有看到历史的偶然性，我们才会去反思历史，去发现历史的复杂与诡异，去理解历史与我们自身的关联。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孟泽《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透过一段走向世界的挫折之路，一个独醒先驱的悲剧人生，一个“失败者”的执着与挣扎，读懂内外矛盾交织的晚清政局。“郭嵩焘的挫折，远不是个人的挫折，而是这个民族有个性的出类拔萃者的挫折，同时是整个民族的挫折。”本书情感浓郁、剖析深刻，读此书犹如进行一次漫漫的跋涉旅程，有时欣喜，有时窒息。强烈推进对近代史、对中国命运有兴趣的读者收藏。先知书店深知本书价值，特邀请孟泽老师为书友亲笔签名，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来源

▲签订《南京条约》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并没有把清王朝彻底打醒。朝野上下对于是否学习西方、如何学习西方这样的大问题，既没有统一的共识，也没有坚定的决心。可能有人觉得这话不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不是搞了洋务运动吗？实际上，洋务运动至始至终都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和非议，几乎是靠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强力推行才取得一点成果。更关键的是，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的机械和技术，而不主张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此成果相当有限，一场甲午战争就被打回了原形。▲江南制造总局而在“洋务派”之外，当时的官僚和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态度，至少还可以分成三派。▌保守派——排斥西方、攻击洋务的“卫道士”一是“保守派”。此派人士不仅排斥西方制度，连机械技术都不屑一顾。他们始终把西方列强视为“夷狄”，把孔孟之道视为“万世不易”的真理。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被欺凌，不在于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恰恰是国人没有发扬儒家推崇的“忠义”等传统美德；而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低头向“夷狄”学习，更是让他们感觉颜面扫地；至于改革现行制度，在他们看来根本就是“以夷变夏”，大逆不道。▲慈禧太后虽然这一派的观点荒诞不经，但直到甲午战争前都一直很有市场。慈禧虽然支持洋务运动，却并不愿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因此她一面反感保守派官僚的迂腐，一面却又默许、甚至赞赏他们的“忠君爱国”之情。在晚清官场，排斥西方、攻击办理洋务和外交的人士，成了一种

然而，这些危机与冲突，不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征兆，而是自我修复以及对外部挑战的回应——资本主义自诞生起就很脆弱，这不仅源自内部周期性的危机，且面临诸如计划思维、法西斯主义等种种外部挑战。

▲明/周臣《流民图》一般认为，由士农工商“四民”构成的社会，最为稳定和谐。四民维系着经济的运行和社会的发展，是国家的柱石，又称之为“石民”。其实，这些“石民”也并非坚如磐石，一成不变。社会结构的分层，是个动态的结构，一直处于流动变化之中。所谓稳定和谐，只是个理想状态。一场天灾或人祸，一次命运的意外，人生的轨迹和安排，就会被恶意篡改。士农工商中任何阶层，都有可能从序列中被无情地剥离出来，抛掷出去，制造出大批量的有别于四民的“第五民”。这些既无恒产，又无居所的游食之民，进入流浪者的行列之后，即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成为边缘化的群体，甚至沦为社会“最不幸的脱序者”和“最无奈的失踪者”。严寄湘在《救荒六十策》中，曾为第五民“画像”，将这群人定义为

Russell）出身于曼摩兹郡一个贵族家庭。1890年，罗素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后曾两度在该校任教。1908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本文摘自《读库1205》，新星出版社2012年11月版，标题为《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硕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是魏晋南北朝，但也是最奇葩的时代，出现了一大波妙人。魏晋名士、魏晋风流，说的就是这波妙人。他们言行都被收入一部绝妙之书，《世说新语》。与正史板着脸书写历史不同，它只用传神段子，讲述奇人奇事。它问世一千五百年来，始终备受读书人推崇。鲁迅说它写人言行特别传神迷人，冯友兰把它当成“中国人的风流宝鉴”，

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但不属于政权；他们对文化与政治发生深远影响，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他们的主张阶段性过时了，因为后人接续了他们的文脉；他们历久常新，因为他们早经熔铸为文化之链与历史坐标。

是什么奠定了美国社会和美国精神的基调？北美大陆早期以清教徒为主体的移民是如何影响和主导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的？▌追求自由的流浪者

今年4月8日，是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撒切尔夫人逝世10周年纪念日。撒切尔对英国的贡献，有目共睹，正是她将英国从连续数十年经济停滞的“癌症”中拯救出来，让英国社会重新获得活力！撒切尔上任时，英国是一个在欧洲正滑向二流的国家，过多政府管制、庞大国营部门，强势工会让英国成了欧洲病夫。而撒切尔夫人离开时，交出的却是一个欧洲经济最健康的国家。◎她原则明确，勇气非凡。当保守党人员说不清楚要干什么，撒切尔夫人从包里拿出哈耶克的《自由宪章》，扔在会议桌上，大声说：“这我们的理念。”一句话：用自由市场和小政府医治“英国病”，而非任何犹豫不决的中间道路。于是，减税、国企私有化、限制工会运动等一系列措施付诸实行。撒切尔夫人触动了既得利益，遇到过反对她的大罢工，甚至暗杀，她不为所动，扔下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的出发点是让人喜欢你，那么你就需要随时随地在任何事情上准备做妥协，这样，你将一事无成。”◎撒切尔夫人做的另一件非常有争议的事情，就是对进一步欧洲一体化提议的回答——“NO!NO!NO!”这句话现在是政治经典，在当时却直接导致了她下台。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尤其是在2015年“难民潮”和非法移民问题的冲击，以及当今的脱欧运动后，大家才想到她当年的决策是对的。至于为什么撒切尔夫人不相信欧元，她讲，英镑已经用了几百年，还是这种经历了时间考验的货币体系可靠，而欧元纯粹是一种顶层设计的人造物，不靠谱。这是一种非常保守主义的智慧。相信几百几千年来演化出的政治经济秩序，它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人为设计所能达到的地步。这个道理是很多乌托邦体制和曾激进捣碎一切的国度，所远远没有理解的......……多年以后，撒切尔夫人曾经的反对者杰弗里·豪对她说：“你真正的成功不只在于改革了一个党派，而是两个。”撒切尔夫人的理论很多已经为她的反对党所接受，而且是不可逆转的。撒切尔夫人的最终遗产，不是自己在首相位子上能够无休无止地待下去，牢牢控制住权力，而是用观念战胜了观念，驯化了敌人，也影响了整个世界。▲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合影理解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社会和人生观念，是一个巨大的智慧宝库。而要深刻理解，推荐三套书：1.

一部80岁老人在“厨房”写出的处女作，为何能够获得豆瓣评分9分、热评超六万、热销数十万，横扫豆瓣读书年度中国文学第2名，单向街书店文学奖等十二项文学大奖？天涯网友胡破卷：这是纯粹的民间书写，文笔也透着民间的莽莽之气，有些片段打死都别想在史料或书斋里炮制出来的作品中看到。我喜欢看这样来自一线的文字：无矫饰、无保留、粗粝、直情。它们贴身而行，大量难以想象的新鲜细节，让我感应到往事的呼吸。80岁老太杨本芬，生于1940年，青年时未及毕业即下放江西农村。此后数十年为生活挣扎，做过许多活计：种田、切草药、当工人……大火之前，杨本芬从未幻想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怎么可能呢？一生为生计奔忙，却从未做过任何与写作相关的工作，也从未接受过任何写作培训。直到花甲之年，“那一年，我六十来岁，生活似乎已不再需要目标与方向，只需顺天应命。但我开始干一件从未干过的事情：写作。”杨本芬窝在四平米厨房，边趴灶台边写作。这一写，就是八公斤稿纸。“这里面，还有眼泪的重量。”这种重量，更在后来打开无数读者的眼泪阀门。然而，这些“厨房里的文字”一沉寂就是十几年。在它横空出世，横扫大大小小榜单之前，有谁敢出版一位已然年过花甲，却无人知晓，也从未正式发表作品的老太作品呢？——出版人涂涂：只读了一章，我就决定必须出版它是直面家国的历史，它是直面苦难的命运。但它首先，是写作。它是一个足够天才的作家，以生命为积累，在花甲之年，利用做饭闲暇动笔，到80岁才得以出版。而后，卖到脱销、一再加印的处女作。——俞敏洪：读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外婆和母亲的影子有人强忍眼泪读完，有人深夜一口气读完，有人站着读完，有人念给长辈读完……有人说它是《活着》，有人说它是“呐喊”，更多人想起自己祖辈父辈，姥姥、奶奶、姑姑、妈妈……——教授丁帆：家庭变迁中高度浓缩和真实的中国社会史没有美化苦难，没有诗化死亡。聚焦50-70年代艰难岁月，“时代的苦透过薄薄书页溢出来”。它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被淡忘、被深埋的普通人苦难史。杨本芬，80岁出版处女作《秋园》、81岁出版《浮木》、82岁出版《我本芬芳》，三书本本热评过万。许多读者不仅自己看，还买来送给长辈。先知书店深知其签名价值，历经周折，获得仅有的少量宝贵签名本。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企业发展受阻，业绩停滞不前，该怎么办？无论公司，还是个人，早晚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越早想明白越好。企业发展受阻，业绩停滞不前，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核心是信任出了问题。员工不相信组织，组织也不相信员工。双方的关系只剩下戒备与防卫，爱与规则荡然无存。当出现以上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这就涉及到“管理”的本质。管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管理大师德鲁克说，管理的本质是激发善意和潜能。管理的本质，是激发和释放每一个人的善意。对别人有同理心，愿意为别人服务，这是一种善意；愿意帮别人改善生存和工作环境，也是一种善意。管理者要做的，是激发和释放人（包括管理者自己）本身固有的潜能，创造价值，为他人谋福祉。这就是管理的本质。◎管理是一门真正的博雅艺术（Liberal

“王袍加身”的诱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退场文：傅国涌

被忽视的史观与智慧美国文明的五大基因编：先知书店美国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她诞生时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文明，后来更是被视为自由的“灯塔”和世界的“山巅之城”。然而某种程度上，对于国人来说，关于美国文明的细节却长期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钱满素说：“美国文明的基因可以说是欧洲文明中的英国传统挪到北美荒野后，在适应当地环境后结出的果实。它是一批已经高度成熟的人类，带着一套高度成熟的思想，有意识地去创建的一种他们意愿中的文明。”刘军宁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就会结出什么样的制度果实。如果自由的价值，在人的心中扎根，自由的制度就会在社会扎根。”每个中国人，都应花点儿时间精力了解点美国这个国家。我们有一千个理由去了解美国文明，没有一个理由弃之而不顾。美国文化早已经渗透到了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不了解美国，不足以谈世界。而下面介绍的这套译丛，正是不容错过的了解美国精神的好书。-1-《逃离英格兰》“被遗忘的美国国父”传记提起美国国父，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华盛顿、杰斐逊等开国先贤们。然而，在美国历史上还有一位无可替代的人物，他奠定了美国建国的理念，和美国人底层的精神结构，他就是被誉为最不该被遗忘，但却长期被忽略的美国国父——约翰·温斯罗普。温斯罗普是“美国梦”的起点。1630年，温斯罗普带领一千多名清教徒，从英国来到北美的马萨诸塞湾。上岸之前，温斯罗普发表了著名的“基督仁爱之典范”的演讲，阐释了他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成为一个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目光将注视着我们。”温斯罗普缔造了美国的政治基因，正是温斯罗普的努力，马萨诸塞州殖民从英格兰文化中走出来，蜕变出美国独自的精神传统。本书是国内首部出版的温斯罗普传记。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看到常常被人们忽略的美国精神的真正源头。-2-《脆弱的联合》洞悉美国兴衰的根源1787年，美国宪法确立，原本松散的邦联合众为一，美利坚合众国正式确立。国家初立，美国究竟应该选择哪条发展道路，这关系到美国的未来，然而开国国父们之间产却生了巨大的分歧。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引爆了激烈的“杰汉之争”。汉密尔顿认为，如果没有国家的富强，美国人的个人自由也将无从谈起，杰斐逊认为，国家富强固然重要，但是美国立国的价值观，个人自由更加重要。这一现实性冲突，不仅是美国的问题，更是所有现代文明国家的难题。这本书则呈现了美国国父们的初心：无论如何争论，也必须坚守原则，始终在文明、有序的框架内讨论问题。不难发现，当个人自由与国家能力达成脆弱的联合时，美国繁荣强大，当一方压倒另一方时，美国就走向了衰弱。阅读本书不仅读懂读懂美国国父们的初心，更能洞悉美国兴衰的根源，从而理解当下美国社会变化的深层逻辑。-3-《半片面包》美国权利法案的智慧“半片面包好过没有面包，既然我们无法保护所有权利，就让我们先保护能保护的权利。”如果没有“半片面包”，美国很可能再次回到“印第安时代”。看似朴素的道理，却成了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决定性时刻。作为一本讲“美国权利法案始末”的书，《半片面包》绝不只是讲历史故事，作者还将权利法案的渊源，追溯到曾作为美国殖民者的英国历史上，亨利二世改革时大小陪审团的诞生，这比1215年《大宪章》还要早；向下则讲到美国宪法第九修正案。因此，本书也是理解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必读书。历史上很多国家，鄙夷“半片面包”的智慧，热衷于通过改天换地直接追求“整片面包”的乌托邦式叙事，极端情况下，甚至承诺“免费的面包”，但结果却是“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换来了贫穷与衰败。

然而，贫穷不是因为资源匮乏，更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够聪明、勤奋和冒险，而是这些精神长期被束缚在制度和文化的藩篱中。因此，经济改革最简单的逻辑，就是如何突破计划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桎梏，尽快解决温饱问题。·

通过“大化改新”曾经建立起来的律令制官僚国家，究竟怎样才蜕变为封建制领主社会，以致“明治维新”又把版籍奉还、废藩置县作为现代化的首要目标？3.

为此，先知书店鼎力推荐“剑桥中国近现代史”三书，这套独一无二的中国史不能说更多了，收藏要趁早，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在规格中选购13卷全套《剑桥中国史》）：文、编：无涯

▲伊朗人民焚烧美国国旗近日，伊朗总统访华，引起了不少国际媒体的关注。此访两国加强合作的强信号首先体现于“一项长期计划”，早在2021年3月，中伊双方就签订了一个2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其中包含了经济政治军事等几乎所有国家层面能够触及的层面。伊朗总统访华，对于中国来说还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按照美国资深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的看法，一旦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形成“铁三角”，那么美国的全球霸权将受到极大的挑战。如今由于俄乌战争，俄罗斯方面已经多次表达过要跟中国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中俄合作无上限的想法了；伊朗也在俄乌战争中为俄方供应了大量的无人机；布热津斯基的预言似乎正在成为现实。这一系列事件所预示的，究竟是美国霸权的终结，还是新冷战的开始？时间自会给出答案。更深层的问题是：中、伊两国为什么容易走到一起？除了现实的国际政治格局外，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恐怕，这一切的根源，都要从历史中去寻找。从历史看，中伊两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两个国家都是文明古国，且都曾遭到灭国和复国，在近代也都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公元651年萨珊王朝灭亡，从此伊朗人逐步改信伊斯兰教中国的历史，国人都很熟悉，伊朗的历史，却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伊朗，一个神秘的东方古国，中东动荡地带的心脏，世界目光的聚焦之所。它是一个独特的政治、文化区域，至今仍在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最高领袖的权力与地位远胜于国家总统。伊朗的信仰也是独特的，伊斯兰国家大多都是逊尼派，伊朗却是为数不多的什叶派中最主要的国家。伊朗是欧亚大陆的交通枢纽，从中亚通往南欧和北非的陆路交通都要经过这里。伊朗是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几千年来，埃兰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突厥文明、蒙古文明、阿拉伯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一个接一个的王朝在这里建立又灭亡，其影响远播欧洲与东亚，人类主要文明的精华与碰撞的结果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痕迹。▲伊朗高原，欧亚大陆的交通枢纽因此可以说，伊朗的兴衰荣辱与欧亚大陆的整体发展都会有所牵连，这一点在大航海时代以前尤为明显，即使在当代也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也因此世界各个大国纷纷在这里布局、博弈。

历史最大的悲剧，就是错误思想的流毒。有学者研究称，近代以来，法国向世界输出的，大都是携带危险基因的思想，它们具有极其明显的特征：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情怀，唯理性主义，大政府和福利国家，等等。作为世界上诞生“主义”和思想最多的国家，法国人最终选择了“疯狂的理性”——他们希望通过理性构建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如果不行，就全部推倒重来。这让法国成为第一个在纸面上达到社会平等的国家，人类梦寐千年的美好理想似乎要实现了。然而，法国大革命在推倒旧制度后，并没有诞生一个完美的新世界，而是陷入了近一个世纪的持续动荡中。不仅如此，法国激进主义思想，从一诞生就越过法兰西的国界，疯狂拷打着整个世界，迄今余波尚未平息。仅以中国来说，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法国激进思想和革命思潮的演练史。法国知识分子以左倾和激进著称。他们传播的思想不仅给自身造成了许多悲剧，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伤害。但是，有三位法国思想家，实属法国思想界的“异类”，他们热爱自由，但反对激进；他们从不认为有一套包治百病的理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他们对“在人间建造天国”的许诺始终保持警惕。他们不被法国人所喜爱，却对世界意义重大。·

美是一种修行三场古典艺术的巡礼编：先知书店世俗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一般有3个标准：有闲，有钱，有权。然而，如今不少人认为这仅仅是“肉体的成功”——多数人有闲却不会享受，有钱却无趣，权势滔天，却无法转化为正向的力量，甚至致力于用权力作恶。

越是经济陷入危机越需要回归的四个常识文、编：先知书店新年伊始，很多人以为终于可以回归正常的经济生活了，然而却痛苦地发现：很多公司倒闭了，很多商铺关门了，很多人刚返岗就被裁员，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收入缩水不算，物价还居高不下......越是经济陷入危机，越需要回归商业文明的常识。商业是什么？·

政治文明常识书单人关心政治，犹如鱼关心水质编：先知书店政治，就是与魔鬼共舞，我们必须用魔鬼的手段，去达成正义的目标。——马克斯·韦伯普通人关心政治，是因为它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政治不光涉及国家大计、权力角逐、利益纷争，也关涉我们每个人的衣食住行、荣辱得失、喜怒哀乐。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人都与政治密切相关。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每时每刻都在无形中关心你。

越是熟悉的历史，往往越是当局者迷。1944—1950的中国，这段塑造了当下世界、改变很多人命运的历史，尤其如此。弹指间风云变幻，各种问题交织扑朔迷离：

许先生是中国史研究的大家，他的西周史、春秋战国与汉代的社会史研究独步天下，但影响更大的是他打通中西、纵观古今的通史研究。他从世界的高度看中国，既高屋建瓴，又不失对中国文化的深情。

想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性格和精神，就看她推崇什么样的思想，以及尊奉什么样的人为伟人。在被世界公认为最能体现法国精神的先贤祠里，安葬着包括伏尔泰和卢梭在内、对法国乃至世界文明产生过巨大影响的70多位伟人。然而，少有人注意的是，法国历史上还有这样一类先贤祠外的先知：作为杰出的思想家，他们不仅无缘于先贤祠，有的甚至很少被法国人提及；他们的思想底色，迥异于伏尔泰和卢梭的理性激进主义，他们的思想在法国长期被边缘化，但却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定海神针。先贤祠外的先知，最为重要且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便是托克维尔。◎托克维尔的两个世纪预言让托克维尔名声大噪，甚至被奉为“先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于19世纪30年代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发表的两个世纪预言。第一个预言：大众民主时代必将到来。托克维尔的预言虽然针对的是欧洲文明，然而，亚洲后来的发展也是如此。他准确总结出了现代文明中整个社会政治的总体特点。第二个预言：美国将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当时，英国仍是世界霸主，而美国却是刚建国50年的“发展中国家”而已。然而，一百多年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托克维尔的预言成为现实。此外，他甚至预见到了二战后的“美苏争霸”，在《论美国的民主》结尾部分写道：美国与俄国“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托克维尔的重要性是公认的，后世众多著名思想家将他们的思想溯源到托克维尔：雷蒙·阿隆把托克维尔解释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伯林视托克维尔为消极自由思想的先驱之一，哈耶克把托克维尔阐释为最早批判乌托邦主义的思想家之一。可以说，托克维尔的思想属于现代世界的“原知识”，而他两百多年前对民主的预言，早已成了“托克维尔定律”，持续预言着今日世界。◎民主论的集大成者，始终无人能够超越托克维尔预见到了“人人平等”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民主社会即将到来。然而，他也敏锐地洞察到民主社会绝非前景光明，而是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向：民主既可能与自由结合，也可能与专制结合。当民主与自由结合，就会实现“民主的自由”；而当民主与专制结合，就会出现“民主的暴政”。他书写旧时代，却预言了至少200年的人类趋势；他见证了初生的民主，也预见了大众民主、甚至“变异民主”的风险......对托克维尔的评价，没有比美国著名作家约瑟夫·艾普斯坦更中肯的了，他说：托克维尔作为民主论的集大成者，始终无人能够超越。没有人能比他更全面地论述民主的优缺点；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民主政府的能耐。现代社会平等的出现是有所得也有所失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托克维尔知道如何“权衡”；而他之后恐怕没有人能更深入地阐释了。托克维尔所思所想的，绝非仅仅法国和美国的命题，而是关乎人类自由的，永恒的、普遍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他重新定义了人类政治。他让人们意识到：拥抱现代文明必须具备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那些刻不容缓的观念革命。正因如此，其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内容虽然说的是美国，对世界其他民族而言，却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自由制度的建立，离不开拥有自由思想的人美国何以成为美国？为什么很多模仿美国制度的国家都失败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美国的民主是难以模仿的，因为当时美国拥有自由精神的人是非常普遍的，而任何世界其他地方却非常少见。自由制度的最大用途在于，当人类精神不关心自由时，继续当自由的后盾，并给予自由某种固有的植物性生命，以便人类精神到时候能回到它那里来。这些制度的形式保证人们即使一时讨厌自由，也不会丧失自由。美国先贤们所创建的政治制度，到如今依然护佑着当下的美国人，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三套书，《哈佛中国史》《剑桥中国史》《讲谈社·中国的历史》，都是当今最知名的三套外国人写得中国通史。都是很少受意识形态影响，尽可能接近真实，只是各有千秋：◎《剑桥中国史》分量最重剑桥史从秦汉写到动荡年代，写到改革开放。特别是建国后的现代史，在敢写和权威度上，恐怕无出其右。美英法日等全球100多位中国问题专家，花了50年，就为写这套书。用袁伟时老师的话说，代表了西方研究中国的最高水平。知识深度可以说是研究生水平了。◎《哈佛中国史》讲究新意哈佛史从秦汉讲到大清，适合对中国历史有一定认知的读者。因为这套书的特点，不在“细”，而在“新”。它通过21世纪新的史学研究方法来呈现历史。不厚，但很有冲击力。差不多是面向本科水平。◎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最有东方人的知识背景日本人写中国史，从神话时代开始还原，一直讲到中华民国。东方人解读东方人，会直入主题、直戳现实。而且日本馆藏有很多连中国自己都没有的史料，作者考据也很严密。所以读这套书，基本上可以跟我们主流所学的历史一一比对，差别立现。相比之下，这套书也是最通俗的。……看历史，就是看现实。如果你对主流叙事有所疑问，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先选择其中一套来读。历史对比看，更容易做个明白人。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多角度读懂中国。

听说，越是‬爱思考的人，越“烦”哲学、思想类图书。原因然当‬不是它不重要、不好读、甚至只能“读助来‬睡”，而恰因恰‬为思想类品作‬太好，太价有‬值，但可选择性也在实‬太多。任何对其感兴的趣‬人，无一不要面临3个选困择‬难症：1.

他经历过癫狂的岁月，两度入狱，他是历史的“代言人”，也是历史的见证者。熟悉沈志华老师的人都知道，前半生，档案砸掉了他的饭碗；但后半生，他依然不减对档案的热爱——苏联解体后，他自己个人出资，“趁乱”从莫斯科中央档案馆拷贝到大量档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解密了前苏联的档案。当时社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说：“中国急需苏联的档案，最理想的当然是我们社科院出面去买，但社科院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沈志华回答的干脆：“社科院拿不出钱我有钱啊！我只是来向你求个名分，一切费用由我出。”

人性上的谬误，是幻想通过宣扬仇恨，以斗争的形式促成美好结果，以天下大乱带来天下大治——却不去想，那些养成仇恨习惯的人，一旦取得胜利，就会马不停蹄寻找新的仇恨目标。●

▲李积利油画《老茶馆-成都彭镇》一百年前，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疯人之口喊出那句振聋发聩的话：满眼中国史，竟是一部“吃人史”。他痛斥的是所谓封建仁义道德对人的戕害。当我们再次审视中国历史，还会发现另一种“吃人”。翻开从前的史书、历史教材，我们读到的多是“帝王将相的励志史”，“国家更迭的战争史”，至于普普通通、活生生的人活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下，过什么样的生活，几乎一片空白。如想了解古代人真实的生活和社会风貌，宋代人的《清明上河图》提供了一些市井图景。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也深入刻画了一百年前的京城市民如何生活、社会变迁何等摧残普通人。但大多数时候，历史并不会如此书写。我们悲哀地发现，四五千年来的普通人，要么被历史“吃掉了”，要么成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万骨”，有时甚至连一个数字都算不上。总之，普通人的社会生活踪迹难寻。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状况？从前的史官，既没有责任写，也缺少那种情怀；如今的历史学家，既缺少这种意识，也大多不愿意做那样的学问。年轻的历史学者们受到的是类似这样的训诫：“只有做重大题材，才可能成为杰出（出名）的历史学家”。而直到成都人王笛一系列专注普通人和基层社会的历史作品问世，我们才摆脱了历史窠臼的层层遮蔽，洞见到某些真实却不为人知的历史：·

最近刷到条新闻：随着电影《满江红》热映，到景区打“秦桧”的人数也剧增——太昊伏羲陵景区排队人数甚至一度多达数千人......先不论电影《满江红》传达理念、以及《满江红》史实考据背后的现象级讨论，毫无疑问的是，绝大多数人对秦桧的印象依然是那个“杀害岳飞的罪人”。然而，如果说这一印象背后是被诟病多年的“善恶一元论”，近年来“岳飞是死于宋高宗之手，秦桧只是替罪羊”这一观念却得到了不少热衷思考、不愿人云亦云之人的认可。不过，如果我们沿着这一思路，彻底走入历史被遮蔽的深处，便会发现，岳飞绝非死于奸臣、昏君之手，他的死，更像一场“结构性悲剧”，是宋代丛林政治的必然结果——比如，一般观念里，岳飞的直接死因是被召回的12面金牌，而金牌主人的目的是怕“迎回二帝”后，自己当不成老大，然而，在“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人性”中，这既误会了高宗的真实意图，又忽略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剑桥中国宋代史上》中，有数据显示，当时中央政府税收只有1000余万贯，还不到神宗年代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打仗需要自筹军费，但自筹军费就意味着“权力被割据的风险”，这种风险已在前朝得到了充分验证，所以......岳飞必须回来。▲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创建宋朝再比如，在真实的历史中，宋代的科举不仅成就了全国的“做题家”，更带来了士大夫们“替圣上治理天下”这一觉悟，以及更要命的“不论是非，只论立场”的左右之争。两大典型正是神宗时期，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变法与不变之争、以及高宗时期主战与主和之争。可以合理想象，一旦顶层决策的主和大计已定，就意味着必须让主战派闭嘴，而让对方闭嘴，最有效也高效的方式就是杀鸡儆猴......其实，任何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都有错综复杂、却能得出共性的动机。岳飞的悲剧与其说是一个特殊的人撞上一个特殊时代的悲剧，不如说是任何一个有能力、有天赋、有抱负的人撞上一个僵化并拒绝改变的结构后的普遍宿命。遗憾的是，宋朝悲剧的根源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消失。因而，如果说一个人要了解《满江红》的真相，需要全面洞悉最真实的宋代史；那么，对一个转型社会而言，任何更新甚至改革的前提亦少不了对“传统权力社会”的洞察和深刻理解。为此，诚荐一本全面透视宋代历史与政治逻辑的必读书——《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907-1279年》：本书汇集了英文世界里宋史研究的顶尖学者，全书10位大家，12篇精心力作，全方位地展示了从907年唐亡到1279年宋亡之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内政外交等等宋朝的多面视角。可以说，既真实还原一个立体的宋代，又透过述论并重的原则，深入浅出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的中国规则与潜规则（结构缺陷）......本书相对很多同类历史作品还有3个不得不说的特点：1.

这个春节，张艺谋大导演的《满江红》据说大获成功，赚得盆满钵满不说，还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毫无保留的口碑。在中国当下“政治正确“与”“历史正确”语境之下，这样的题材肯定大有市场——哪怕它并不是在正面表现岳飞的大无畏爱国精神和秦桧的“卖国求荣”。据介绍，该片讲述了南宋绍兴年间，岳飞死后四年，秦桧率兵与金国会谈。会谈前夜，金国使者死在宰相驻地，所携密信也不翼而飞。一个小兵与亲兵营副统领机缘巧合被裹挟进这巨大阴谋之中，宰相秦桧命两人寻找凶手、查清真相这样一个精彩故事。这个“悬疑喜剧电影”故事，大概率是编的，但大背景却是真的，即南宋初期宋金两国之间确实发生了“和-战”“战-和”拉锯战，宋高宗赵构很大程度上也确实成了以岳飞为代表的主战派跟以秦桧为代表的主和派之间激烈斗争的“磨心”——最终似乎也成了跟秦桧一样的“卖国贼”，还把主战派领袖岳将军杀了去讨好金人……其实这段广为人知的历史，给当下的我们在如何正确处理国际关系这个方面，也是有一定借鉴意义和思考价值的——传统上我们似乎只会以“忠奸善恶”“精忠报国”“爱国求荣”“偏安投降”等等标签去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殊不知国与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今人和局外人的种种评说，太多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尤其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历史上南方与北方、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征战——比如两宋与金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从来就不是只存在一条简单的“爱国”与“卖国”这一宏大叙事“主线”。无论今天还是古代，国际关系的处理都是一桩“技术活”。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国际政治，但它作为一门真正专业的学科不过百年。百年理论建设解释起数千年人类历史来，自然有所吃力；尤其是中国人理解国际政治，假如真有理论视角，那也大多来自《孙子兵法》《战国策》《三国志》等等国学经典。其中的学问若有用，那也只是普适于帝制时期。而作为历史研究方法论，这些学问更往往是缘木求鱼、捉襟见肘。更不用说时至今日，若依然奉之为“历史正确”与“政治正确”的圭臬，抱残守缺，则很难接轨现代文明。前段时间读到一个“大义凛然”的帖子，大骂一位学者为“大汉奸”。于是将该批判帖的批判对象的批判靶子——一段视频找来看了一遍，方知原委。那位“大汉奸”叫周大伟，学法律出身，其主要“谬论”如下：和西方的古代史比较，古代中国历史的现代意义并不大，尤其是1840年以前的中国历史，尽管它频繁地改朝换代，尽管人们可以从宫廷的帷幕里编出很多精彩有趣的故事，但整体过程是非常乏味的，因为那两三千年并没有太多根本性的变革，远不如公元1500年前后的世界历史对我们更重要……这个说法对我们来说其实并不陌生。西方有黑格尔，他曾说过类似中国没有历史只有改朝换代这样的话；中国有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和复旦大学教授唐世平先生，后者就曾劝导国人“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而周大伟先生此论，更是着眼于“历史对现实的意义”这个角度而言。他认为只有“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有比较的社会科学研究，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吸取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和歧路”。——这并不是什么“汉奸言论”，而是真正的“爱国言论”。之所以回忆起这件事，是因为张艺谋的《满江红》令我想起了周大伟这句“尽管人们可以从宫廷的帷幕里编出很多精彩有趣的故事”。没错，炙手可热的张氏电影《满江红》，确实“精彩有趣”，但是它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我看来却是很“腐朽”和很低俗的。当然，一般观众看的只是个“热闹”，他们对一部电影“好坏”的判断，仅仅是“好看”还是“难看”。这当然无可厚非。我只是想“借题发挥”，蹭蹭张大导演的热度，来聊聊我对国际政治博弈方面的一点看法——如前所述，国际政治是一门“技术活”，无论主战还是主和，都不能以“爱国”还是“卖国”这样简单粗暴的二分法来建构分析框架。如果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那么，政治无疑是国人的信仰，而国际政治，则是被高谈阔论最多的分支。关于很多人对国际政治的认知，网上有个段子说得好：下限是左邻右舍的鸡零狗碎、上限是《三国演义》中的三国争霸，平均值则是“黑暗森林式国际政治想象”——要么“是我们的一盘大棋”、要么“他们迟早玩完”。中国哲学家邓晓芒也说：“我见过不少民间的谋略家或军事家，个个高卧隆中，放言高论，无非是战国七雄，天下三分，都是些厉害角色。但从他们嘴里听不到公平和正义，听不到人道和权利，也听不到价值和文明。所有的只是“赢”的技术和“霸”的良策；也听不到人间的疾苦和现实的纠结，所有的只是沉溺于章回小说中的自我陶醉。”无论江湖段子，还是哲学家的洞察，国人对国际政治的认知，都停留在“丛林法则”，而非政治科学。之所以如此，离不开两大原因：1.

本文选自郭建龙著作《汴京之围》。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说起日本，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几千年的联系让我们对日本怀有一种天然的关心。浮世绘、茶道、俳句、歌舞伎、二次元……日本文化早已悄然融入我们的生活。然而，谈到日本的历史，大多数人能想到的，可能只有历史课本上的“鉴真东渡”“幕府统治”“明治维新”，最多再加上流行文化中惨遭恶搞的历史人物。现在，终于有一套书，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地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进而理解今天的日本乃至世界。▲“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全10卷）

当阅读达到第五步，不确定的人性也只不过是天地自然的一个偶然片断。唯其在这种时候，才有可能生出悲悯之心，才能解脱自我或外部环境强加于身心所有束缚与羁拌。才能够获得心灵的、精神的、与现实物质的多重自由。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政治的残酷真相在于，任何政治事务，比如经济改革，都会有利于一部分人，损害另一部分人，这是政治的特性所决定的——政治目标的达成，在于必须通过暴力强制才能实现某些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