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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企文秘的职场修养

我笨拙又疲惫地被这些毫无意义的、相互监视的、形式主义的工作驱赶着，一边想，人耐受度的底线到底在哪里？2023年，我研究生毕业，进入一所国企在家乡的省公司，任职于一个不用背负经营业绩指标的管理部门。2024年，智联招聘大学生就业力报告显示，48%的应届毕业生将国企作为就业首选。这意味着，在1179万应届毕业生中，有565.92万人期待进入国企工作。单看数据，我只需要保持呼吸，就已经赢得了几百万同龄人的羡慕。2023年7月，我入职，开始享受国企无微不至的便利，每天跟着同事们挑选食堂制作的麻辣虾尾、砂锅、米线等半成品，在办公室的冰箱里存水果、熟食，在微波炉里热早餐，几乎把公司当成了家。但很快，工作从最初的简单重复，变得繁琐、荒诞，甚至让我感到耻辱。我开始思考，难道真的要在这里这样工作一辈子？两年之后，2025年，我放弃了这份在人们眼中“稳定、体面、不受累”的工作，选择裸辞。工作的两年里，我越来越意识到“国企”究竟意味着什么。显然这不是一份承诺一切的理想工作。在这里，存在着生产经营、发展壮大之外的另一种目的。这种目的是如此抽象，谁也无法给它一个精准的阐释，但同时又是如此具体，你能从长期处在这套系统的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中，看到它的痕迹。系统要求了具体的人，而具体的人又反过来形成了“国企”的动作。我尝试记录下这套系统的痕迹在我眼前浮现的过程。根据编辑部的建议，我在国企的故事会分三篇发表，这是第一部分。在进入这家国企的第一年里，我从一个旁观荒诞剧的看客，逐渐成了荒诞剧的演员本身。演员会有自己的想法吗？国企员工的一天2023年夏天，我研究生毕业，进入一所垄断性国企在家乡的省公司上班。我被分配到综合部新闻文秘室，算上我，科室共有五人，我的主要工作是在内网系统里发布内宣新闻稿。我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2025年8月25日

其他

中老年女性在短剧里相信爱

有的老人甚至分不清角色和演员。一位60岁的观众在短剧评论区留言：“男才女貌，天生一对，希望你们能够幸福美满。”许多年轻人回复她：“那是假的。”短剧已经占据了许多中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据《2024微短剧行业生态洞察报告》，近一半（49.6%）的中老年人每天观看短剧，82.3%的中老年人每周至少观看一次。年轻人回家时，常看到长辈们沉迷于手机短剧的场景。有人注意到母亲做饭时，手机总在一旁大声播放短剧，“听着听着她就会笑起来”。有人发现，叔叔即便在全家聚餐时，也要用水杯支着手机。中老年短剧逐渐成为热门赛道。爆款剧《闪婚老伴是豪门》播放量达5.8亿。2月初，74岁的著名演员刘晓庆主演的短剧《萌宝助攻五十岁婚宠》开机。中老年人究竟在看什么？什么样的内容影响着他们的精神世界？我们梳理了大量中老年短剧，跟随了一部短剧的拍摄，并访谈了二十余位从业者和中老年观众。我们发现，中老年短剧的大部分内容极度迎合那一代人的刻板印象和价值观。比如，中老年女主必须付出大量劳动、吃尽苦头并原谅一切，最终才能得到爱；而中老年男主的“困境”往往只是被误解，他们是世界首富、顶级专家或镇国战神，却没有人认出来。剧中，悲惨的母亲总是受尽不孝子女的欺凌，随后又找回早年走失的，极尽孝道的子女，得到补偿。也涌现了一些新内容，比如中老年人的浪漫爱、会真实发生的“广场舞霸凌”（争抢跳舞地盘），这些都是以往被传统影视忽视的，中老年人的真实精神需求。一些年轻从业者试图在短剧中注入新的价值观，如表达女性独立、女性互助和反对家暴，从市场结果来看，远不如传统价值观受欢迎。对于中老年观众，短剧是打发时间、获取陪伴的工具。他们大多没有明确的题材偏好，“刷到什么就看什么”。生活中，他们也没有太多其他娱乐选择。正是在这个被动接收的过程中，短剧渐渐占据了他们精神生活中的大部分空间。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被什么占据，或许就是“看见”他们的第一步。女主角：劳动最光荣女主角被爱上的时刻，往往是她付出劳动的瞬间。在中老年短剧中，女主角常被设定为保洁、保姆、家庭主妇和裁缝，通常她们都是“照护者”。《五十岁保姆嫁豪门》中，保姆王桂花因修好总裁的轮椅而受到青睐。《闪婚老伴是豪门》中，石小秀为总裁缝衣，阳光映照她的侧脸，令总裁情难自已。伴随煽情的音乐，他对她说：“我们结婚吧。”“缝衣服”是一个经典场景。在另一部短剧中，女主角同样以缝衣服打动了一位大爷，从此大爷常假装衣服扣子开了，主动找她缝扣子。因此，劳动场景的拍摄至关重要，必须展现女性劳动时的美。《爱在黄昏迟暮时》中，男女主角心动的瞬间——女主的保洁场景，拍了三个小时。导演要求女演员双腿并拢跪坐，微微皱眉，仰起脸，以俯拍的角度进行特写。导演希望她抬眼时显得“诧异”，再因“很多年没有被男人盯着看”而低头露出害羞的表情。一位灯光师将柔光灯移至女演员前方，均匀照亮她的面庞。另一位则在她身后点亮一盏镝灯，勾勒出轮廓光，使她的发丝发亮。为了让她的发丝飘起来，剧组手忙脚乱找不到吹风机，最后用一块黑色硬板朝她卖力扇动。最终呈现在镜头中，女主尽管身着保洁服，但面容姣好，发丝金黄，宛如偶像剧女主角。据DataEye短剧数据平台，中老年甜宠短剧的男性受众多于女性。这类“照护者”形象完全契合了他们对家庭分工和女性定位的刻板印象。男观众在评论区表达赞赏：“贤惠的妻子，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中老年女性观众同样认可这类形象。“照护者”能通过劳动赢得爱的设定，给她们带来莫大的精神安慰。编剧momo剖析道：中老年女性在现实中处于弱势，付出被忽视，因此渴望有人关注她们的辛苦，给予拯救。短剧《五十岁保姆嫁总裁》的情感高潮是，男女主角同房，男主睡地上，夜深气氛暧昧时，他却谈起对女主独自养育孩子的心疼，劝她不要逞强。评论区的女性观众们和女主角一齐感动落泪。女性观众还乐于在评论区指出一些拍摄错误：缝衣服时需结合衣服颜色、缝线应从里衬开始、炒菜放油后不该马上放盐，“肯定不会很好吃”。“照护者”不单付出劳动，还需承受许多苦难。苦情短剧是中老年短剧中最早受关注的题材，但这一题材特指女性受苦，受众也多为50岁以上女性。苦情短剧无限放大中老年女性生活中的痛点。“节俭就是卖血，穷就是捡破烂，受欺负就是被人打。”编剧momo总结。演员白晶晶列举了她演过的苦情剧设定：女主们常患胃癌、肺癌等，尤其是肺癌，便于表现痛苦，可以咳嗽、吐血，必要时还会为孙子挡刀。单身女主被迫嫁给老光棍，已婚的则遭遇丈夫出轨；她们在家庭中通常当“保姆”，被亲戚剥削，被儿女言语凌辱、推搡也屡见不鲜。在职场上，她们又因底层职业常遭轻视，甚至经历性骚扰。“每天被打骂推搡，然后倒地，脸化得特别黑，头发一会儿给化黑，一会儿化白”，演员白晶晶说。女性极尽夸张的受虐似乎成为一种观赏品。她曾连拍两周苦情剧，每天“从头哭到尾”。白晶晶有时使用催泪棒和眼药水。女主角往往选择“隐忍”，这也再次落入社会对这一代女性的刻板印象。在一幕中，女主谢雨芹在玉器店受到店员刁难，始终低垂眼帘。导演要求拍摄她的手部特写——她一碰到玉佩便下意识缩手，店员因此将玉佩收回，刻薄地说“别碰坏了”，才再次递给她。此时，谢雨芹感到“为难”、“黯淡”和“尴尬”。总裁男主的出现带来了转机。这原是她从苦难中解脱的机会，但面对总裁的援助，她却接连四次拒绝。男主要求店员包装玉佩并刷卡——“算了吧，这个太贵了。”男主暗示身份，要求店员道歉——“算了，没必要。”前夫与情妇试图抢夺玉佩，谢雨芹试图拉着男主避开——“我们走，不要和这种人一般见识。”店员被经理训斥后，发抖着道歉，谢雨芹又为店员解围——“算了吧，没必要，也不是多大事。”中老年女主们最终会原谅一切：宽容刁难自己的店员、向老赖亲戚屡次借钱，甚至面对打骂自己的儿女，都会冰释前嫌。即使到全剧结尾，打骂母亲的儿子受到惩罚，身为母亲的女主角也不能表现得“扬眉吐气”。女主演白晶晶解释：母亲的情感关注始终在孩子身上，而不在自己。因此母亲没有“逆袭”的说法，即便欺负自己的儿子被惩罚，也不能因此得意洋洋，反而应对儿子怀有怜悯和理解，“母亲不能演反了，始终是伟大的形象”。男性虚幻的苦：扮猪吃老虎不同于中老年女主必须无尽吃苦，中老年男主不能吃太多苦。编剧昱卓说，因为男性观众普遍不希望看到男主被虐，只想看成功。他们唯一能接受的受虐情节是：男主一心为公司却被误解和嘲笑。与中老年女主常被推搡打不同，中老年男主只会遭受面子的折辱，最多是口头谩骂和威胁下跪。当真正发生冲突，男主总会在混战中胜出，满脸血污地宣布：“我只是老了，不是死了。”真正的伤害通常落在男主身边的女性身上：男主妻子被抢，女儿被欺。编剧momo举例：男主在妻子怀孕时，车遭破坏，无法及时送她去医院。男主的苦集中在事业上，通常是“怀才不遇”，且“不遇”的过程很短暂，迅速开启“打脸”情节。“退休返聘”是常见题材。如《退休返聘之一鸣惊人》中，男主张建国被裁员退休，感到低迷，但不久后遇到某集团维修不好的机器，他成功修复，证明了自身能力，最终得到集团老总的下跪致谢，事业再度起航。这一情节契合中老年男性的内心期待：他们仍认为自己有能力，不甘心退休或下岗，美光盛世总编摇光分析道。评论区也证实了这一点——“当董事长给张师傅跪下那一刻，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不少男性观众与董事长的情感产生共鸣，认为“只有艰苦创业过的人才懂得那一跪”；另一些则代入维修师傅，感叹“真后悔我没有遇到这么好的老板”。另一常见题材是投资和创业。“现实中可能被骗钱，但在剧中，他不会被骗，不会真的失败。”编剧昱卓说。从“怀才不遇”到“打脸”的转折有时结合父子关系——任凭儿子已成百亿企业的总裁，最终仍需依靠世界首富父亲的援助，既颂扬父亲的能力，也传达出父爱的伟大。“这是种不服老的心态。虽然我老了，但我不比年轻人差。”摇光说。因此，《保安老爸竟是世界首富》的简介中写道：“儿子企业倾覆只一刻，转眼间，峰回路转，父亲出手须臾扭乾坤！”逆袭的男主有时还顺便为国争光。在《退休返聘之一鸣惊人》中，张建国修机器前遭到“倭国专家”的挑衅，专家称一个月内能修好，结果张建国当场搞定，令专家脸色大变，赔礼道歉。评论区赞誉其为“大国工匠”，机器维修的情节上升为爱国情怀的表现。事实上，男主的困境往往是虚构的。他们通常拥有“马甲”设定，这在剧名中得以体现：《保安老爸竟是世界首富》、《外卖老爹竟是满级大佬》、《烤串老爸竟是镇国战神》。即便是靠维修机器逆袭的张建国，最后也被揭露真实身份——退休前其实是年薪两三百万的技术专家。好子女找妈妈中老年短剧中通常有两类子女：“坏子女”和“好子女”。前者方便观众代入现实中对子女的不满（以一种极尽夸张的方式），后者则提供理想化的精神安慰。坏儿子的经典形象包括两种：一种是赌鬼，导致放贷人上门欺辱母亲；另一种是与富家女结婚后的“白眼狼”，视母亲为免费保姆。坏儿子们常为自己的彩礼钱，逼迫母亲嫁给某个老光棍。坏女儿通常表现为拜金和骄纵，向母亲无限索取金钱，恶言相向，或与母亲关系淡漠，自私自利。拥有“坏子女”的往往是女主角（这也是她们无尽苦难的一部分），为排解内心苦闷，她们的情感往往寄托在曾经走失的另一个孩子身上。被人推搡在地时，她会捏紧脖子上的半枚玉佩，默念：“如果女儿没有走丢就好了”。这种情感也可能寄托于突然出现的“好子女”，即男主的子女。“好子女”在她被公开造谣时挺身而出，怒斥对方，拉着她的手说：“我相信你”；在她晕倒于路边时恰好出现，将她送到医院悉心照顾。还有一个经典的巧合是：男主的“好子女”恰好是女主失散多年的亲生孩子——通常是孩子在走失后被男主收养。无论是否亲生，曾是“好子女”还是“坏子女”，只要他们愿意改过自新，便拥有重新开始的机会。中老年短剧通常以家庭大团圆收尾。如果有一个孩子，便是三人相拥；如果有两个孩子，则是四人相拥，将本就狭窄的竖屏镜头变得更加拥挤。“好子女”还有一个分支是“寒门贵子/贵女”。这类故事通常设置在中老年人关注的乡村人情社会——寒门子女通过努力光宗耀祖，让父母在全村扬眉吐气。短剧《回村后，寒门贵女惊艳全国》中，女主角纪青云是一名在化学奥赛中脱颖而出的农村少女。她原本功成名就，回家报恩，却突遭车祸成了植物人，纪家因此受村里人欺凌。在一场农村婚宴上，纪青云的妹妹作为伴娘遭到伴郎性骚扰，纪青云的轮椅也被抢夺。伴郎甚至以纪青云的性命威胁她父母，要求将小女儿嫁给他。邻居们则以“寒门无贵子”的论断讥讽他们一家。孩子是中老年人的最大痛点，编剧momo观察到，因此“孩子因自己而受羞辱”的情节能引发广泛共鸣。当困境达到高潮时，纪青云突然苏醒，自称“国师”，能证明其身份的属下也纷纷赶来。寒门贵女开始“打脸”：她示意属下当众向父母送礼，献上别墅、玉如意、玉灵芝、一万两黄金和令村民震惊的“南海天然玉观音”。属下高声宣布：“从此纪家福禄加身，百年无忧！”观众在评论区感慨：“看到纪青云报答父母的那一幕我泪目了，太孝顺了！”也有观众好奇“黄金一万两现在值多少钱”。编剧momo说，只要故事氛围烘托得好，中老年观众不会纠结剧情虚实，他们关注的只是子女“能不能让我在全村站起来”。子女报恩的主题在中老年短剧中普遍存在，比如《团宠老妈惹不起》、《三个女儿把老妈宠翻天》、《我的四个儿子是大佬》，都讲述了在家庭中遭受刁难的母亲，最终通过儿女的努力，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支持。报恩的角色也可以是儿媳。在《离婚后，被三个儿媳宠上天》中，三个儿子因工作无法归家，换作三个儿媳帮助母亲大战渣男。最终，儿子、儿媳共六个人排成一字，喊着“妈！我们回家！”向她奔来。广场舞霸凌除去高度迎合刻板印象的内容，中老年短剧中也存在对中老年生活的新挖掘，例如“广场舞霸凌”。在横店华夏文化园背后的一个广场上，“广场舞霸凌”正式开拍。女反派吕芳霞身着丝绸红裙，红嘴唇搭配金耳环，手掌向下一摆，讥讽道：“这里是我们跳交际舞的地方，你们广场舞那么低级的东西，哪里都可以跳，赶紧给我换了！”她身后是一群穿着旗袍和V领衬衫的中老年女性，个个昂着下巴，气焰嚣张。女主角李秀芹站在另一群代表广场舞的中老年女性身前，服饰以素色运动服和长裙为主。她试图好言相劝，期望双方能共享同一个广场。然而，吕芳霞却将交际舞视作富家太太的象征，冷冷质问：“你们也配和我们一起跳？”随着矛盾升级，这场小冲突逐渐演变为阶层对立。李秀芹挺直脊背，坚定回应：“我们不让！”双方的救兵接连到场，广场上掀起一场斗争。除了服饰、姿态和言语，舞队所使用的音箱也成为一种象征。在短剧《舞林对决》中，广场舞方使用的是普通音箱，后续的冲突中被人一脚踢破；而交际舞方则用带触控屏的智能音箱，能够显示歌词，甚至调节音调。广场舞霸凌有时也会设置为年轻人对中老年人的霸凌。在这样的对抗中，跳街舞的年轻女孩们嘲笑女主阵营的年龄——“一把年纪了去棺材里等着吧”；她们也调侃女主角的容貌——“还想凭着松弛皮肉吸引男人吗”。这些女孩背后是她们的富二代男友们，而在男主出手后，这些年轻人及其富一代父亲都为霸凌行为付出了代价。“广场舞霸凌”相当受市场欢迎。导演王星壹说，在《闪婚五十岁》的诸多片段中，“广场舞霸凌”段落最能吸引观众点击和付费。这或许是源于，这一场景的确贴近中老年生活，并且是第一次被认真看见。传统影视剧中，广场舞往往充当背景板，或是“扰民”的反面教材，难以得到细致的呈现。第一部以广场舞为主线的短剧《舞林对决》，就取材于编剧贺舒凝的亲身经历。她常陪母亲跳广场舞。原本在她们的广场上，大家和谐共舞，然而某天，一个阿姨开始收每人每月五元的音箱电费，并提出竞选领舞。尽管是竞选，舞团早已以她为核心，理所当然地推选了她。就在这时，另一位阿姨站出来反对，拒绝交钱，也不甘心落选领舞。她让丈夫买了另一个音箱，坚定宣布：“不争馒头争口气，我自立门户，愿意跟我走的就跟我走。”自此，一支不收钱的新广场舞队伍诞生，她们称她为“队长”。中老年浪漫爱浪漫爱是中老年短剧对中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另一个新发现，尽管早期以脱离现实的样貌呈现——“年轻总裁爱上绝经的我”一度成为噱头。实际上，这类题材只占少数，并迅速被禁拍。绝大多数中老年女主还是与中老年霸总搭配。这些男主长着国字脸，眉眼端正，白手起家，成熟稳重，恋爱中对待感情专一而克制。相比年轻甜宠剧追求新鲜刺激，美光盛世总编摇光总结，中老年的浪漫爱更注重情感的细腻，爆点在于“小动作的设计”。这些“动作”必须体现实际付出。当女主重病住院，男主通过问询病情、献血、垫付巨额医药费展现情感。“老年人不会轻易说出口，是通过点点滴滴展现出来。”演员牛志强说。同时要突显情感的细腻。男主在付出诸多后前往病房看望女主，剧本简略描述为：“一瞬之间，四目对视，温情动容时刻。”演员牛志强把这一幕细化为一系列动作和表情：他从门外微微探身，步伐急促，来到病床旁后又放缓，静静注视女主，笑容逐渐浮现。男女主推进感情的方式是不断解决生活中的麻烦，从儿媳生产到职场歧视。一位中年观众认为这很接地气，年轻人常问“爱不爱”，而中年人不可能只考虑恋爱，“柴米油盐的情节更多一点”。情感节奏也随之放慢。翻阅《爱在黄昏迟暮时》的剧本，难以看出男女主何时坠入爱河。剧中没有情话和关系确认，两人在第3集首次见面，男主为女主解决了3场风波，但直到第20集，他们再次相见，仅说了8句话便各自离开。肢体接触直到第39集才出现——男主拉起了女主的手。这在年轻甜宠剧中难以想象，通常需要壁咚、抓手腕、亲吻等动作来展现总裁的“占有欲”。但“甜宠”仍是中老年受众的需求。我们访谈的6位从业者都认为，这源于传统影视中中老年爱情的缺失。通常，中老年人作为配角，围绕柴米油盐、儿子孙女展开情节，很少聚焦于他们的恋爱。短剧则填补了这一空白，缓慢且务实的剧情中不乏“糖点”，如补拍婚纱照、微笑对视、在温馨的屋内一起吃晚饭。年轻甜宠剧的套路也逐渐被引入中老年领域。闪婚和白月光的情节频繁出现，甚至有子女逼婚父母的桥段——男女主均为总裁，子女为了利益逼迫他们联姻，但最终，男女主在假扮成保洁和农民工的过程中意外相爱。在黄昏恋的结尾，剧情总是传达“这个年纪遇到真爱不容易”。总裁跪下掏出价值一亿的库里南大粉钻戒，感慨道：“年过半百，我只想为自己活一次。”至少这刻，社会暂时松开对中老年人的束缚，让他们回归自我。当年轻人想注入新价值观中老年短剧的导演、编剧大多是90后和00后。我们曾以为他们会通过与父母交流获得素材，理解受众心理，但访谈的十多位年轻从业者都说，他们不与父母谈论自己的工作，也鲜少做市场调研。相比听取中老年人的意见，更高效的方式是拆解爆款案例，模仿创作，再投入市场检验。成熟的短剧公司不会给编剧太多“揣摩”和“调研”的时间。在编剧昱卓的前一家公司，一个月平均要产出50部短剧，一部剧从写作到完成拍摄只有18天，若无法完成就会被市场淘汰。昱卓觉得那时的创作更像是“对标”，只需在框架内更换人名和元素。“我们职业编剧在写时，更多的是受制于平台方、投资商或领导的要求，而不是专注于老年人的心理”，编剧momo说，只要找到老年人喜欢的题材，让他们点击观看，剩下的便只关乎短剧本身的叙事逻辑。不过，年轻从业者与中老年人之间的距离，也为中老年短剧提供了新的视角。一些年轻人正在试图打破剧中的传统价值观。导演杨涛睿就曾与五十多岁的男主演发生分歧。一次拍摄中，当女主角在铺床单时，男主演只是微笑观望。杨涛睿问：你不应该去帮女主吗？怎么还在笑？男主演说，他认为女主这样做很贤惠，应该表示欣赏。杨涛睿意识到，这个问题背后是两代人不同的价值观，她希望“给掰回来一点点”，于是反问：“贤惠就代表这些活都让她来干吗？”市场规律也推动着价值观的更新。由于短剧数量庞大，行业对新意非常渴求，譬如闪婚题材在短短半年内出现了几百部作品，最终会被自然淘汰，从业者必须寻找新的题材以盈利。去年底，业内涌现出一批“中年大女主逆袭”剧本，这些剧本聚焦女性反抗、中老年互助以及反对家暴的主题。与以往的甜宠剧不同，这些剧本强调女性维护自主权，而不再只是让女主受虐，等待男主救赎。导演王星壹很喜欢这类题材，去年12月他拍摄了《主妇的铁拳》，讲述一名中年女拳击手因车祸穿越，附身于一名被家暴的主妇，帮助她反抗。多位从业者提到了电影《出走的决心》对他们的影响。这部电影讲述了女主在五十岁时决定逃离家庭重压，独自学车出走的经历。摇光的团队在创作短剧时受此启发，决定在结尾让女主摆脱出轨多年的丈夫，去环球旅行。另一类大女主剧则关注中年女性的事业第二春，即便是以“天降彩票”的形式呈现，如《我本素人四十岁却勇闯娱乐圈》。剧中，女主在第四集便遇到了伯乐导演，开始逆袭。“大部分中老年人其实已经在觉醒边缘，只是没有合理的表达途径”，编剧昱卓说，因此她希望短剧能“刺破中老年人认为合理，但本质上并不合理的事情”。然而，更有经验的编剧momo对此持不同看法。她认为新价值观不适合中老年短剧，创作时反而会刻意代入传统价值观。她反问：“为什么要让中老年人觉醒？”她也质疑“出走”主题：“步子跨得大了，她们又能去哪儿？”她的朋友曾告诉她，自己劝说母亲出去做些事，结果只引来母亲的反感，认为她已经长大，不再需要自己。momo认为《出走的决心》更适合这样改编：女主被打压多年后，突然发现自己竟是女总裁，从此开始享福，惩治不孝女和前夫。“精神层面的回报看不见摸不着，只有这种强冲突，才能让她们觉得自己的付出得到了回报。”个别新价值观的作品在市场上获得了一定认可，如讲述离婚出走和女性独立的短剧《分手的决心》冲上月榜第21位，播放量达到千万。但多数新尝试还是淹没在短剧流中。榜单前十的作品仍以传统题材为主，中老年甜宠和苦情的爆款数量远高于大女主题材。新价值观也很难新得彻底。编剧赫心蕊曾将新闻人物王柳云改编成短剧，女主角同样是一名热爱画画的保洁。她坚持自己的特长，最终成功举办了个人画展。但为迎合市场，赫心蕊还是在剧中加入了一名位暗中支持女主的中年总裁。这部短剧名为《50岁老妈再遇真爱宠上天》。好在去年十二月，她的剧本被换到了另一家公司，使她有更多空间去实践新的价值观。新的剧名改为《得过不且过》，新公司要求减少情感戏，增加事业线，让女性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主线。中老年演员一天工作23小时当46岁的女演员白晶晶被问及曾在传统影视剧中饰演的角色时，她答道：“你知道有部戏叫《捉妖》吗？女主的妈妈，也就是夫人……我演的是夫人身边的嬷嬷。”这样的“配角的配角”正是传统影视剧中，中老年演员，尤其女性演员所能得到的角色机会。短剧最初也没有中老年主角，甚至中老年短剧刚问世时也不被看好。导演王星壹在接到《闪婚五十岁》的剧本时，对市场反馈充满疑虑，辗转找了多个平台投放，结果平台也不太认可。没想到，上线后迅速爆火，第二天便登上热榜第一，观众为这部剧充值了近3000万元。自此，中老年短剧纷纷涌现，中老年演员逐渐迎来主角的位置。45岁的牛志强，从前也在影视剧中演“配角的配角”，第一次出演短剧男主后，他决定从此多拍短剧。一方面，短剧主演的片酬能达到传统影视剧配角的两倍；另一方面，短剧的拍摄周期通常在七天内，每月最多可以拍三部，不必像正剧中戏份少却要待命一两个月。曝光度也至关重要。牛志强说，每年演三十部短剧，爆火的概率肯定比演四部长剧要高。一旦主演的剧成为爆款，下一部作品的片酬也会随之上涨。不过，短剧普遍每天拍摄超过14个小时，令许多年轻演员也感到吃力，更遑论中老年演员。40岁的刘美希有一天连拍了23个小时，并且，身为女主角的她需要长时间站立。46岁的白晶晶则常常“从早上睁眼就灌咖啡”，拍摄期间累得迷糊，忘记台词时也要喝。咖啡导致失眠，她不得不再吃安神的药。白晶晶还有腰疼的慢性病，拍短剧时要随身携带膏药。有一次，气温高达39度，剧组为了防止过曝，用白布将小院的顶部封上。白晶晶因此中暑，浑身发麻，躺了半小时才重新站起来。尽管身体不适，她还是继续工作了五天，回家后扁桃体发炎，头晕脑胀，打了两天吊瓶。她在朋友圈写道：“所有短剧的名字都叫夺命小短剧。”中老年女性演员还需面对大量挨打、哭喊的苦情戏份。白晶晶曾因出演一部短剧，在七天内每天都被打骂，被推倒在地。一场戏她被小流氓欺负，两个群演因缺乏经验，只能用真打来完成戏份，用棍打、用脚踢，当天高温40度，沙地上布满野草和石块，白晶晶一面挨打，一面穿着薄衬衫在地上反复滚动。面对大量的凌辱和叫骂，演员即使身处演戏情境也会感受到精神上的攻击，“是人性的摧残”。白晶晶只能在接戏间隙睡到自然醒，吃点蔬菜和水果，“忘掉这些情绪”。劳动的、沉默的中老年观众我们想了解中老年观众对短剧的看法，向70余位观众发送私信，但只有5位回复。其中，四位认为我们是骗子，拒绝沟通，一位表示：“聊那有什么意思，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也请年轻人介绍观看短剧的长辈，但访谈常遭到老人的拒绝，他们表示不擅长普通话或不愿与陌生人交谈。最终，我们只与三位老年观众（其中一位只会讲闽南话，由孙女翻译）简短通了话。年轻人也有拒绝的情况，他们注意到家中老人沉迷短剧，却很少与之交流，也不好意思追问，只能描述对老人的观察。老年人在网络世界常被视为沉默的群体，我们原本想打破隔阂“看见”他们，但最终“看见”的仍然十分有限。但一个可以确定的共性是：多数中老年观众对待短剧并非专注热爱，而是被动接收。在他们随手浏览短视频时，短剧跳出来，他们就看下去。实际上，他们不会专门看中老年短剧（通常也看年轻短剧），对题材也没有明显偏好，而是“刷到什么看什么”。多位年轻人观察到，他们的父母（特别是母亲）没有时间看长剧。短剧一集只需1分钟，非常适合作为做家务时的背景音，减轻劳动的枯燥。有人发现母亲习惯“左手边煮饭，短剧放在右手边”；有人提到母亲“听着短剧干活，做着做着就会笑”；一位母亲告诉女儿，她最初喜欢短剧是因为“声音很唬人”，总有咚咚咚的音效，台词直白，听声音就能大致了解剧情，这样不耽误她的劳动。她很少为短剧付费，通常通过观看广告免费解锁下一集，广告播放时正好继续忙家务。有的老人是被科技发展夺去了其他选择。如今的网络电视实行会员制，操作步骤复杂。一位74岁的老人说，她只有在子女回家时才能看电视，独自一人时只能“随便按，按到哪看哪”。相比之下，手机的操作更简单。不过，许多老年人并未真正弄明白短剧。一位中年人提到他70多岁的父亲，起初不知道短剧有暂停键，担心找不到，必须看完全剧才能放下手机。有的老人甚至分不清角色和演员。一位60岁的观众在短剧评论区留言：“男才女貌，天生一对，希望你们能够幸福美满。”许多年轻人回复她：“那是假的。”老人们可选择的娱乐方式不多，生活半径往往窄小。一位年轻人告诉我们，她70多岁的奶奶睡眠不好，怕家人担心，夜晚会关上卧室灯假装入睡，但实际上整夜在看短剧。因为奶奶听力不好，外放声音很大，即使关门也能被全家听到。白天，全家上班，只剩奶奶独自在家，她担心奶奶寂寞，为她下载了一个短剧app，播完一部后会自动播放下一部。从此，这个app每日和奶奶作伴。后来一天，她和奶奶聊起短剧，奶奶说：“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题材是没看过的了。”我们最终无法确认，中老年短剧是否真实反映了中老年人的精神需求、这些内容又会怎样影响他们的精神世界。对他们而言，短剧更像是一种填充，映照出精神生活的空白。今年春节，在外独居的中年护工依旧每天刷三小时短剧；迎来返乡女儿的母亲，刷短剧的时间缩短为睡前半小时；而74岁的阿嬷忙于阖家团圆，将手机里争吵不休的短剧暂时抛在脑后。作者———雷欣谣leixinyao219@foxmail.com编辑——洪蔚琳

2025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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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档的小与大

没有共识，只有狂欢。《哪吒2》投向宏大叙事的坚定反对票在今年春节档中，最亮眼的显然是《哪吒2》。它是这个春节档最为简单的一部电影，但也是将这种简单拍得最有质感的一部电影。这个系列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经受住了所有宏大叙事的诱惑。它将可能很大很空的题材尽可能地收缩，让它回归到个人身上，然后对这个古老题材进行了现代化地改写。它最终就成了一个另类小孩儿缺爱然后寻找爱的故事，一个人对抗偏见和命运的故事。即使第二集对整个世界观进行了扩展，但它仍然坚定不挪动屁股，没有走向那种虚无缥缈大而无当的宏大当中去。

2025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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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挖洞去中国

世界曾经本来就是这样。互联网大规模人类迁徙电影《降临》中的外星人突然降临地球，给人类带来一种强烈的入侵感。更糟糕的是他们使用一种非线性、抽象的语言，人类需要费尽心力才能理解。但降临在小红书的外来者与“土著”的沟通则要容易很多。1月13日左右，小红书首页出现了“外来者”的自拍，标题是英语的问好以及声称自己是来自美国的“TikTok

2025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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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就是无法醒来

商业电影提供答案和感动，让你相信人生有意义。而艺术给你的，往往是一团混沌、一个谜题，是人世间的复杂和空阔。它骨子里会有一种强大的谦逊：即使我卑微如蛆虫，你也无法论断我。化妆术与卸妆术很多人拿《小小的我》和李沧东的《绿洲》做对比，我认为这种比较其实没什么必要。虽然它们都是有关脑瘫病人的故事，但这里面的差距太过一目了然。而这种差距，我相信也不是说主创意识不到，它更多地来源于两种电影类型的内在差别。简而言之，《小小的我》实际上是一部披着艺术电影外衣的主流商业片。而《绿洲》则是一部真正试图揭示人的处境的严肃创作。这两者的差别之大，就如同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与波兰斯基的《钢琴师》。就如同同样是杨荔钠导演的《妈妈》和伯格曼同样讲述母女关系的《秋天奏鸣曲》。《绿洲》剧照必须在这里先定义一下我这时所说的商业和艺术电影。在我的心目中，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商业电影始终在制造神话，而艺术电影在说神话的不存在。商业电影的核心是在说这个世界的意义是存在的，它必须赋予人类意义，艺术电影大体上都在讲这些意义背后的苍白、蛮横和虚假。商业电影是建构某种概念，而艺术电影则是尽力地抛弃所有概念的毒害，而呈现出一个更复杂也更空阔更混沌的人世间。商业电影总有一种给这个世界提供答案的冲动或者是本能，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大众也无法从中得到一种如释重负、豁然通彻的快感。而艺术电影往往更执着于呈现一种它所认为的真实，而真实从来都是一团难以下咽的混沌，一个令人费解的谜题。《小小的我》剧照所以，商业电影即使呈现苦难，但最终它总是用一种乐观去覆盖它。从某种程度来说，苦难在商业电影当中只是一剂饵料，是用来让观众坠入一种貌似真实的幻境的手段，这种真实感让观众放松警惕，这样他就能够接受电影中实际上幼稚可笑的人生答案，这是观众和创作者心照不宣的共谋。王小波曾经有一句话，叫做“真实就是无法醒来”。商业电影就是要制造这个醒来的幻觉，无论是最终主人公获得了现实境况上的改变，还是他人格上的升华，或者什么东西都没有改变，但是他看到了真实的某个瞬间，这种近乎顿悟的时刻，也让主角有了一种醒过来的幻觉。这种醒来，让在真实中无法加速时间、删减时间的我们有了一种通透感。而艺术电影则对廉价的人物改变保持警惕，它对各种被建构起来的意义迷宫保持了一种怀疑，它对于戳破幻觉的兴趣远大于去强化它们。《钢琴家》剧照从这个意义来说，《辛德勒名单》就是一部在本质上和《指环王》无二的电影，就是一个所谓的善良战胜邪恶的简化人生的电影。而《钢琴师》是一部讲述生存的电影，一部更接近人性原貌的电影，这里面没有英雄，没有可以用道德来断言的某个人物，只有那些说不清善恶的人在自己的处境下所做出的各种选择，只有灰暗的被死亡威胁的那种氛围里，那些人性的战栗和松动。同理，杨荔钠的《妈妈》虽然讲述亲情怎样被政治毒害，人性怎样被恐惧扭曲，但爱还是这部电影的主题词，爱是它认为人性里面最本质的东西。而当伯格曼谈论这种母女亲情关系的时候，对爱这个词显然不像杨荔钠那么坚决。在他的晦暗世界里，人性的自私是一种更为本质和更为强大的存在，亲情更像一种后天道德上的架构。亲情的痛苦实际上是这种自私的本能和这种道德建构之间的撕裂，以及因这种撕裂所造成的挣扎。《妈妈》剧照也就是说，商业电影不管它多么认真的试图挖掘现实，但它最终仍然必须是化妆术。而一部好的艺术片，无论它多么接近幻想，它必然是某种程度的卸妆术。这种巨大的区别，让这两种赛道的优秀电影的在广度、深度、复杂度方面有着天壤之别。而《小小的我》和《绿洲》的巨大区别就来源于此。即使我像蛆虫一样你也无法论断我从两部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显示出这两部电影的本质区别。在《小小的我》当中，开头就是一个特写，是主角刘春和的腿，这是因脑瘫而显得步履艰难的腿。而在《绿洲》当中，开头是一幅画，画面平平无奇，画外是杂乱而又似乎有点规律的某种声响。简而言之，《小小的我》从第一个镜头开始就是奇观式、猎奇式的进入角度。苦难两个字在主角的脸还未映入观众的眼帘时，已经深深嵌入每一帧画面的一个精神水印。它已经提前在给观众提供泪腺的动能。让你感动，是导演的最大阳谋。《小小的我》剧照而《绿洲》的开头，就是一个你摸不清头脑的日常画面。只有到了影片最后，你才能明白这个画面的真意，才能明白这一日常的、在审美上显得丑陋寡淡的画面背后，是一个灵魂近乎狰狞而又无声的呼救，是一种溺水等死的绝望，而这种痛苦被封闭在这日常的画面中，它无法被放大，且这种日常根本无人注视。而墙上那幅画的内容，是主人公对于生活的想像和希望。既使在这如同动物般苟延残喘的泥潭中，希望的野草却从来没有枯萎，它以丑陋的方式暗自生长。影片从开头就并不准备给你太多东西，也不想调动你太多的情绪，它希望让你一种平静的方式去进入两个异类的生活，它希望你能够平静地看到一切，它显然认为，煞有介事的情感表演，其实是对于主角困境的不尊重。《小小的我》，其实是一个另类英雄的故事。除了他身体的残疾，他其实毫无缺点，他礼貌上进，比同龄人有着更多的知识，身体的残疾，除了让主角有点愤世嫉俗，并没有带来任何精神疾病。甚至是脑瘫所带来的身体残疾，影片也描写得相当客气，他的肢体和面部显得再病态，但他的眼神却依然正常，那是一个不屈的眼神，是一个让人能够怜悯甚至是生出某种敬佩的眼神。而在《绿洲》里面，无论是脑瘫女主角，还是稍带点弱智的男主角，他们身上都找不到让正常人喜欢的东西。他们无论生理还是心理都是某种程度的病人。男主，总是有点智商短路的感觉，他看起来懦弱而又蛮横，小偷小摸是他日常的生活，他显然缺乏对这种行为的耻感。他显然也缺乏正常人应该具备的控制力，他以往的强奸未遂的罪行以及他开头就对女主角所做的猥亵，说明他其实就经常做出这种堪称禽兽的行为。而女主角，她扭曲的面部，以及癫狂和难以聚焦的眼神，让观众丧失了和她进行情感沟通的渠道，她就像一个难以理解的怪物一样，观众的同情心找不到安放的地方。《绿洲》剧照这两种人物的塑造，决定了影片在价值观上的底线。对于《小小的我》而言，它讲述的是一个有关委屈的故事。它的潜台词是，我这么优秀，为什么这个世界不承认我。而对于《绿洲》而言，它是一个挑战观众的廉价同情心的故事，它从始至终内在都有一种反省：无论这个另类的世界在正常人看来有多么不堪，但它内在有着我们不屑了解也无法理解的隐秘，而在那个无人知晓的世界里，看起来野蛮的互动，看似不堪的激情，其实和正常人的感情毫无二致，甚至是更为纯粹，也就更为惊心动魄。前一部电影的情感底线，其实是你要有值得爱的东西，我们才能爱。而后者的底线是，即使是我像蛆虫一样，你也无法论断我。在这两种底线的对比中，你就能发现前者爱中的隐秘功利性。这种功利性的爱，并非这部《小小的我》所独有，它是所有主流商业片的基本情感法则。因为等价交换式的爱，才是我们平庸生活的常态，而等价交换又天然地带着一丝市侩的气息。所以拔高自己情感和粉饰自我成了我们的顽强潜意识需求，而这也是商业电影的最核心的精神密码——我们总是要比我们想像的更为高贵。它千方百计地对这种等价交换的情感进行变形，以掩盖里面的功利主义气息，而像《小小的我》里面主角的残疾，就是一种好的遮羞布。所有主流商业电影里主角的缺陷，都是这种装饰艺术的一部分。《小小的我》剧照这种功利性的爱，必然而然会让整部电影显得洁净，因为它的最高原则是不能冒犯观众。所以它对这个世界的批判必然是浅尝辄止的。坦率地说，《小小的我》在这种功利性的框架之下，为还原真实已经做了相当大的努力。旁观者那种对于脑瘫患者的客气拒绝，隐晦的利用，把他们作为自我道德标榜的恶劣，在这部电影中都有着精微的描述，甚至对于亲情本身内在的虚弱也有所涉及，但它显然不敢再深入一步，它不敢表现出一种真正的普遍冷漠，因为表现出这一点，将会让观众感到自己无处躲藏，成为被审判中的一份子，所以它设定了一个近乎乌托邦的老年群体，这群在现实世界中丧失了纵横捭阖能力的人，有着一种过剩的对于异类的宽容，这种善意，有效地中和了影片整体的残酷。影片对于男主的爱情也必然是浅尝辄止的。虽然它是以冰冷的结局告终，但它的童话性质仍然确定无疑，它只是一个俊男靓女爱情的变异版，充满着一种不真实而又美好的气息。它不敢去真正地描摹那个女性角色，因为一旦开始描写，它就无法避免这种关系所带来的巨大疑问，这个女孩为什么会对这个脑瘫患者这么感兴趣，所以只能把这个角色虚化。而《绿洲》则是在讲被这种功利性叙事之外的真实世界。这个世界的残酷从来不是以一种重锤撞击的方式到来的，它是空气一般的存在，它不具备任何传奇性，而男女主人公对于这种漠视的反应，亦非初来乍到式的深受刺激，而是一种波澜不惊的麻木，甚至是一种讨好式的退让和屈服。《绿洲》剧照而这位主角的爱情，则带着某种不洁的气息。它是一种动物般粗野的饥渴性欲，是一种对于触摸绝对性匮乏之后的应激反应，是两个被漠视的人相互取暖，是两个虫子之间扭曲却炙烈的灵魂对话。它显得丑陋笨拙，又无比真实。它是让人不忍看的爱情，是让你忍不住颤栗的爱情，也是让人不敢轻易用“爱情”这种小布尔乔亚词汇形容的爱情。它里面尖利污浊，却又充满着极致的痛苦和幸福，让所有的矫情都在这种关系面前悚然肃立。《小小的我》，以赋予观众希望为已任，它将每一个心理的颤动都当成史诗，所以影片中到处都充满音乐

2025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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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泰缅边境调查电诈产业 200 天

泰缅边境成为了一片“法外之地”。军阀割据创造出治理真空，泰国成为交通枢纽，当地华人铺平道路——泰国华人打通移民局、警察局和边防军，缅甸华人打通“民地武”（民族地区武装）的门路，搞到园区用地。这些统一构成了逃避统治的基础设施，让电诈产业得以发展壮大。全球资本主义中“残余”的人被吸引或诱拐至此。一个演员被骗进泰缅边境妙瓦底诈骗园区，让这个因为一部商业片《孤注一掷》而走红的湄索-妙瓦底区域再度被想起，更多的受害者家属也借此风口发声，海量“消失”在东南亚的案例在社交媒体上曝光了出来。一个后果是，国人对东南亚的妖魔化再次在舆论场上沸腾起来。这个新闻也持续在缅甸媒体和泰国媒体上发酵，成为了近期泰缅最热的话题之一。不过，不同于中国舆论场上掀起的“东南亚恐惧症”，这里普通人的情绪更多是——中国黑帮跑来泰缅边境上搞“电信诈骗”，又拐骗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最后却是泰国和缅甸承担后果，两个国家的形象在国际舆论中跟“电信诈骗”捆绑在了一起。自2023年底至今，我频繁前往湄索，在这里做泰缅边境上电信诈骗产业的研究。湄索位于泰国最西端的边境上，与缅甸的妙瓦底隔水相望，也是通往河对岸电信诈骗园区的必经之路——无论是里面的人，还是电力、网络和日常消费品等物资补给都来自湄索。在这条边境上，我见证了这个行业在这两年间一些关键的节点。2023年底，中泰政府针对泰缅边境电诈产业的联合打击行动时期，救出了大量被困在妙瓦底的人。然而2024年以来，事态并没有明显的好转，资本和人的流动在这个边境上短暂地停歇了一下，就又恢复了生机。不断有从柬埔寨、老挝的园区迁来的新公司入驻在这条边境上，也不断有公司迁去缅北或迪拜的园区。同时，从世界各地被骗来泰国的人依旧络绎不绝，最终“消失”在湄索。我在这一年多在湄索的田野调查中，对园区的电诈从业者、人口贩运受害者，以及围绕着河对岸电诈园区形成的物资供货商、司机、接待、代理、蛇头、摆渡人等做了大量访谈，并在这条国境线上的物理空间和赛博空间进行了长时段观察，始终在尝试理解“为什么是这里”，是什么构成了逃避统治的基础设施，使偷渡、人口贩运和现代奴隶制成为可能。寻找勒格伟佰泰国和缅甸在这里被一条河分开，泰国人管它叫莫艾河（Moei

2025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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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小分队勇闯电影大世界

“那时候，我觉得电影可以拯救所有人。”没有人关心电影了。今年平安夜，票房创下十年来的最低记录。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共9200块大银幕，圣诞票房1.1亿，2024年，全国有8.6万块大银幕，圣诞票房共3000多万元。就在今年12月，一个前保安和他的保安朋友们拍的电影上映了。导演张中臣曾在北京电影学院当保安，这是他的第一部电影，名叫《最后的告别》。2021年First青年电影节，这部影片拿到了最佳剧情长片和最佳导演两项大奖。三年后，这部影片又奇迹般地拿到了龙标，可以在院线上映了。最开始，张中臣的票房预期是100万，更多情况下，他对外宣称他的目标是30万。现在，电影上映一周多了，此刻它获得的票房是18.4万。时代议题日新月异地转动，被抛下的不仅是“北电保安拍电影”的表面标签，更是“文化能带来尊严”的底层叙事。十年前，我们确实相信这些。它也确实在很多人身上成立过。我们的故事主人公们就是在那种氛围下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的。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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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夺走了我的脸

当她被合成进色情片你在社交媒体上发的个人照片，可能被拿去制作色情视频，这依靠名为deepfake（深度伪造）的AI技术，5秒钟就能实现。视频会在群组中传播、上传到色情网站。你的个人信息也可能被曝光。肇事者往往是你的熟人，动机是羞辱你，有时出于报复，但更多的并没有缘由。他们以“熟人羞辱”为乐。这意味着，任何在网络上有正脸照片的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由于法律和技术的差距，Deepfake肇事者难以被查出和惩罚。你不得不面对：犯罪者可能是身边的人，但也许永远不知道是哪一位。我找到一位化名Ruma的韩国受害者。她是韩国第一例被曝光的Deepfake性剥削案件的当事人。过去三年，她经历报警失败、亲自破案、三次抗诉，最终在今年10月让肇事者被严惩。她是全球受害者中，极少数走到了终点的人。我通过视频连线访谈了Ruma、协助她破案的女媒体人元恩地，以及一家为肇事者提供咨询的韩国社工机构，以还原Ruma的故事。为补充中国的情况，我也访谈了一名中国受害者。反正你也抓不到我事情过去三年了。但直到今天，Ruma还是很难用语言表述它。在给我的文字回复中，她写道：“即使现在写这个答案，我仍然感到胸口发闷，头痛，呼吸困难，思考这件事本身就让我很痛苦……但为了解决问题，我又不得不这样做。”一周后我们视频连线，Ruma无法打开摄像头。我只能看到一块黑色屏幕，上面显示着她的化名：Ruma。三年前的事情发生后，她就不再见陌生人了。如果非见不可，她会警惕，拒绝对方给她拍照。她把社交媒体上所有个人照片设成了非公开。网络上不能出现她自己的脸。困扰Ruma的是Deepfake，指运用深度伪造（Deepfake中译词）AI技术，将女性的脸合成到色情裸体图像或AV影片中，再传播出去，是一种新型性剥削犯罪。2021年7月12日，Ruma在首尔的家中一边上网课一边吃饭。她突然收到了一条新消息，消息来自Telegram——前一晚为了接收电影空座通知，她刚刚安装了它。发消息的ID是一串没有意义的拉丁字母：@tttttttttyyyyyyu。“你好啊，XX（Ruma本名）。”对方知道她的真名。几张图片发了过来，她点开它们，发现自己的脸被合成在一个女性裸体上，上面叠加着数量不清的男性生殖器。另一张合成裸体图片，图片像色情海报一样配着文字：“荡妇XXX”、“为了卖身而退学”。“你知道我在看吗？”对方问她。“贱人，快回答！”Ruma全身发抖，一个字也打不出来。这时对方又发来一个42人群聊的截图，一个个匿名ID正在评论这些照片。读起来像是，他们全都认识她——“是XX啊，好久不见了哈哈”。这是一种被监视的感觉——那些人在她看不见的地方看着她，可她完全不知道对方是谁，更没法把他们找出来。Ruma拨打了一条性暴力求助热线，但对方让她直接报警。她打了112报警电话，那边告知她去附近的警察局。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立刻开车带她去了警局——在去的路上，手机对面变得有些焦躁，“快点回答我！”在首尔西大门警察局，一名男警察先让她手写填投诉表。这时候Telegram上信息还在不断涌进。警察问她：你和谁有仇吗？手机对面告诉她：“我要经常对姐姐说一些色情的话”。她慌忙截了屏，拿给警察看，他却只是让她填表。犯罪正在眼前发生，警察却什么也做不了。她想到了进警局前收到对方的一条信息：“反正你也抓不到我。”走出警察局，Ruma去了电信公司，换掉了使用15年的号码。过了一会儿她想到，肇事者大概率是熟人。因为合成图片使用的，是她在Kakaotalk（类似中国的微信）上用作个人资料的照片。并且其中一些是两年前用过的照片（更换资料后就设为私密了），这意味着肇事者从两年前就是她的Kakaotalk好友，且一直在精心收集照片。想到这里，她觉得自己要吐了。回到家里，她告诉了父亲这件事。父亲反问她你能做什么，韩国通讯软件都很难监管，何况是Telegram？他在一家IT公司工作，“你换了手机号，就等于在制止犯罪了”。Telegram是一款由俄罗斯人创建的软件，不配合各国警方调查。近年来全球各地Telegram上的犯罪都难以解决。那天之后，即便走在熟悉的街道，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能让Ruma心跳加速。她常常觉得有人在暗中尾随，忍不住转头看别人。世界好像在一夜间变得陌生而危险。不久之后，她开始回避出门，不敢乘公共交通，出行时只坐父母开的车。令人作呕的画面也不时从记忆中跳出，打断日常生活。吃饭时、与人交谈间，她眼前突然又闪现被剥夺了尊严的“自己”——失去衣服，被迫摆出羞耻的笑容，身体被贴上侮辱性的标签。他们用“婊子”这样的字眼侮辱她。这些画面和言语让她无法入睡，即使在梦中也不断重现。Ruma一次次在半夜惊醒，一身冷汗。她的世界好像被压缩到卧室，然后又进一步缩小到了她的脑海。脑海中，Ruma不断把熟悉的面孔与肇事者重叠，他们的面容一一闪过。她感到胃在下沉，好像过去那个熟悉的世界正离她越来越远。怀疑每一个朋友都是痛苦的，然而人人又都有可能。Ruma的父亲向她道歉并陪去了警局。但这更让她痛苦，因为她发现父亲是对的，警方告知Telegram上的调查非常困难。过了几天，Ruma告诉身边的女友，她好多了。她告诉她们很可能也不是熟人作案，说不定只是偶然遇到了窃取隐私信息的变态。Ruma告诉我，“这种想象作为一种自我安慰，一直留在了我心里的某处。”但每当她独自在家，却会突然流泪。几天之后，她飞去美国读博，删除了证据照片和用来联系警方的电子邮箱。四个月后，Ruma的父母转告她，他们接到了警方通知：“因缺乏线索，暂缓调查。”她告诉自己，这件事过去了。直到第二年6月，Ruma回到韩国，一位女友约她在咖啡馆见面。女友拿出手机，打开了Telegram：是似曾相识的图片。但这次被换脸的，是这名女友和另两名大学时的女同学。女友告诉她，她们在四个月前得知自己也遭遇了Deepfake。肇事者发来的图片和羞辱文字，和Ruma曾收到的高度相似，对方甚至讲出了她们大学时具体的过往。“我感觉心在下沉，呼吸困难，手脚颤抖”，一年前的种种反应又回到她的身体，可那是一种更毁灭性的感觉，“眼前变得一片黑暗”。Ruma没法再欺骗自己——肇事者就是她们大学时共同的熟人。谁是肇事者她们决定一起找出肇事者。她们四个人都毕业于首尔大学人文学院A系，所以肇事者可能也是A系毕业生。她们想到了可以去求助一名男同学，名叫具泰宇。四个月前，正是具泰宇联系到Ruma的三位女同学，告知她们遭遇了Deepfake。具泰宇自称收到了肇事者的私信，对方邀请他加入羞辱的阵营。Ruma向具泰宇讲述自己受伤的经历，请他帮忙卧底，以套取更多信息。但她有些忐忑，毕业后他们已经多年没有联系，上学时也不算亲近。但具泰宇没有多说什么，居然同意了。这让Ruma有些不安：“我并不完全确定他会支持我，因为我不知道他通常对女性和性别歧视问题是什么看法。”在此之前，Ruma还曾求助过三名大学时关系近的男性好友。她分别把他们约出来见面，让他们当面打开Telegram。她带着一种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她期待着他们能提供线索；但同时，“无论遇到谁，我都至少有0.1%的疑虑”，他们中也可能有人是肇事者。这种怀疑让她恐惧又愧疚。他们原本都是她信任的朋友。“我没有怀疑你，只想知道你是否也收到了我们的合成照片”，她对他们说。三个男生都愣住了。他们打开Telegram。没有相关消息。一个人说，怎么还会有这种变态？另一个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然而他们没能提供线索，也没有说安慰的话。只有一个男生在分别后给Ruma发了消息：“其实我应该多问问‘你还好吗？’，但我刚才太惊讶了，没能给出适当的反应。对不起。”这名男生后来不时询问进展。但另两个男生此后不再和Ruma联系。“他们可能以为我怀疑他们，但我是因为信任他们才去找的”，Ruma告诉我，“一个女性受害者去找一个男性求助，本身就需要很大的信任，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具泰宇开始卧底了，但他只能每天把收到的合成照片发给Ruma——陆续又出现了七八位受害者，都来自首尔大学A系——却没有关于肇事者身份的线索。在此之前，Ruma曾独自前往首尔一家医院的精神科——当确认了是熟人犯罪后，她开始频繁头痛、心悸、呼吸困难。一名女医生确诊她是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给她开了药，然后对她说：所以说，人就是不应该在网上发照片啊。回到家后，药物的副作用让她变得非常无力，整日昏沉。四位女生也不得不反复面对羞辱的话语和合成影片。一位受害女生后来在法庭陈述，每一次当她看到图像，“我就像被人打了一巴掌一样醒来”，她不得不一张一张看到自己的脸，被合成在一个大规模性侵现场，“她”的脸上、身体上被写着性侮辱的脏话。她还要看到其他受害者的照片，“更痛苦的是，那都是我熟人的照片”。突然有一天，当Ruma再一次收到具泰宇转发的消息——一张她的女同学的合成照，以及一系列隐私信息：“她去年结婚了”、“你知道吗？她和XX有过关系”……的时候，Ruma在一瞬间产生了一种诡异的感觉：这些消息，好像是肇事者在直接对她说话。具泰宇难道就是那个肇事者吗？他是不是编造了聊天记录在欺骗她们？恐惧在一瞬间抓住了她，她立刻给他发消息：“请将整个Telegram聊天记录转发给我。”这条消息一直显示未读。Ruma开始对具泰宇消息轰炸，但对方一直没有回复。Ruma把情况告知另外三个女生。四个女生一起陷入恐慌的等待。15个小时后的深夜11点，具泰宇终于发来信息：抱歉，我上班时不方便回复。她们没有打消怀疑，但又害怕这种怀疑被察觉。如果具泰宇真是肇事者，一旦发现被怀疑，他会立刻消失，她们仍没有抓人的证据；如果他不是，他可能感到被误会而不愿再配合，她们就失去了唯一的线索。但如果选择相信具泰宇，又是在冒更大的风险——她们可能正在被以一种更可怕的方式羞辱。想到这些，她们的精神接近崩溃。“对不起，我刚刚太着急了。”Ruma让自己平静地回复具泰宇。但此后，当她每天再收到转发消息，她无法自控地感到，自己正在被具泰宇一人分饰的两个角色轮流欺骗。幸运的是，转机在次日出现。又一条消息转过来，关于一名新的受害者徐妍雨，毕业于首尔大学法学院——这说明受害者不止在A系。徐妍雨是在律所办公室收到的消息。从法学院毕业后，她作为律师主要代理性暴力案件。消息发来时，她正在为帮助一名性侵案受害女性写一份文件。点开消息的瞬间，她自己也成了性暴力的受害人。她发现，肇事者，或至少有一名从犯，是她在法学院的同学。因为合成图像使用的照片，是她在法学院学习时拍摄的身份证照片，只有同院系的学生才能在系统中看到。但徐妍雨不认识具泰宇。这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具泰宇的嫌疑。她们五个人对照了彼此的Kakaotalk通讯录，发现有且仅有一名共同好友，这个人名叫崔宇成。崔宇成，这个名字出现时，所有人都想到了大学时曾和他一起的画面。这是个比她们小一届的男生，性格外向，善于交际，大学时常和Ruma她们一起吃饭、喝酒，会跟在她们身后，亲昵地称她们“姐妹”。毕业后他们不再联系，但一直能通过社交媒体看到彼此的动态。崔宇成在做加密货币相关的工作，恐怕对Telegram（也运用加密技术）非常熟悉。“他是我相当亲近的人”，Ruma告诉我。但现在，这变成了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崔宇成大概率是肇事者。卧底羞辱房追查的同时，受害人团体联系了一位女媒体人，名叫元恩地。元恩地以在Telegram上调查性犯罪著称。2018年的“N号房”事件中（有男性在Telegram上胁迫未成年少女，售卖性剥削视频），正是元恩地首先曝光并协助警方抓捕罪犯。当时，她还是一名新闻专业的大学生。元恩地那时就曾进入过Deepfake“羞辱房”，这在当时是N号房的一种亚型。此后四年，她目睹更多N号房群组转向Deepfake。肇事者们在组里说，胁迫的事不能再做了，会被抓，但换脸问题不大。元恩地告诉我，接到委托后，她再一次卧底，假扮成一个也喜欢羞辱女性的男性，通过具泰宇提供的联系方式，在Telegram上主动找肇事者对话。但她很快意识到对方非常谨慎。尽管对话断断续续地从早到晚，每周有五天在交谈，肇事者绝不提及个人信息，话题只限于羞辱女性。同时，她无法进入肇事者创建的“首尔大学羞辱室”，因为想进入房间，必须先提供一名女性熟人的身份信息和合成影像。我们只能通过两年后，终于被韩国媒体曝光的信息来还原羞辱房里的情况。在元恩地卧底进入的2022年夏天，Telegram上由韩国男性创建的Deepfake羞辱房已多到无法计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态。肇事者们首先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谁想羞辱xx大学的熟人，dm我。”“dm”是私信（direct

2024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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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权力的距离

这黑白里的一点彩色，不知道会不会太出格。2020年，大学老师杨素秋进入体制内挂职，任西安碑林区文旅局副局长（副处级）。她第一次进入官场，也第一次切身体验权力的运作机制。首先从最简单的词语开始，她需要搞清楚“阅、阅处、阅示”的区别。她像一位真正的副局长一样批文件、开会，她也学习像一个领导一样乘车、发言、合影，比如在为文化馆揭牌时要动作缓慢，方便摄影师对焦，又比如在公开讲话时不应该“大模大样拿着平展展的A4纸上台去念”，而要“双手无物，步伐庄重”。疫情期间，她也需要按官职领任务，每天动员10个人接种疫苗（正处级的任务是每天25个，

2024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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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层科员的官场修养

小高，你到我们这里来，对你是个很好的历练，你好好干，好好学。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大熊，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考试可以说是他唯一擅长的事情。2021年毕业后，他先考上了政府志愿服务计划，一年后考上事业编，两年后，今年6月，他终于考上了公务员。今年，公务员考试考生人数又达到了历史新高，303.3万人，录用比例达到77:1，超过2023年的67:1，2022年的61:1。大学毕业至今的三年里，我周围的同学几乎都选择了考公或考编，还有不少人考到酒厂当工人。一份智联招聘的报告显示，从2020年到2024年，想进去国企的毕业生越来越多，今年达到了47.7%。大熊进入体制工作这三年，我看着他发生变化，起初对官场上的迎来送往，他还常常找我商量应对，嗤之以鼻，渐渐地，我的作用对于他而言，已经成为告解室里的神父。最近一次，他考上公务员后来找我见面，已全然不见曾经的那些纠结和困惑。他接受了这套运转的机制，并默认了自己的角色。他固执地认为，自己不过是一颗螺丝，一颗子弹，机器怎么转动，子弹射向哪里，他都身不由己。大学四年一事无成考公上岸一朝翻身大熊大名高天志，因酷爱哆啦A梦，大家都叫他大熊，今年26岁。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住在我对门寝室。大学四年里，大熊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擅长考试，他最骄傲的事情是：我可是我们班男生中第一个过四级的——而且还是裸考。他和室友关系也不近，我常常看见他独自一人坐在电脑前，脑袋搭在那把电竞椅上，看老版的《三国演义》电视剧，然后看新版的《三国演义》电视剧。他喜欢哆啦A梦，经常对着那个玩偶自问自答。2020年大三时，大熊本来在准备考研，但疫情来了，他弃考了。大四时，经历了近一年的网课，同学们都变得沉默。我们学校是一所二本院校。校招时，我和室友投的简历都像石子入水一样杳无音讯。那天回寝室的路上，我看到图书馆墙上贴着莎士比亚的名句：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大熊告诉我，他准备再次考研。同时，他报名了一个大学生志愿服务计划，如果选中，可以进入政府见习一年，保留应届生的身份。那年大熊被志愿服务计划录取。过了一年，2022年7月，他考上了东南沿海地区一个小镇的事业编。又过了两年，2024年6月，他考上了老家X县的公务员。大熊打来视频向我报喜。他还和大学时一样胖，只是比大学时精神了许多，笑得也更爽朗。公务员面试成绩公布那天，大熊的一位室友给他发来消息：大学四年，你一事无成，如今你总算做了一件最对的事儿，我真替你感到高兴。大雄变身临时工小高大熊是这样考上政府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计划的：先是学校面试，面试官是学校团委的学生干部，每人轮流进行两分钟的自我介绍，并讲讲对服务计划的理解。大熊一股脑地将计划的精神要领背了一遍：到基层去，到祖国需要的角落去，用一年的青春，换取永远的珍贵经历，等等。他通过了学校的筛选。一周后是由S省团委组织的面试大会，大熊讲的也差不多，在最后他重申作为S省人想要帮助S省人民的愿望。2021年7月，大熊收到了来自X县团委试岗报到的短信通知，他被分配到了县里新成立的金融局办公室。正式报到那天，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从团委书记到下面的各部门领导挨个发言，志愿者有80多人，站在台上，等着主持人点名领走，就像《士兵突击》里的新兵入伍仪式一样。大熊被分到了金融局。领他走的是一位30岁上下的大姐，姓李，长得像大熊初中的语文老师。一年之后的大熊回想起来，才意识到这就是传说中的贵人。金融局就在县政府旁边的商务中心大厦的十六层，站在上面可以看到县政府门前巨大的广场，外面淌着的一条河，再远处是X县的一半全貌。李大姐领着大熊进了金融局的金融办公室，李大姐就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任。办公室加上李大姐一共三个人。130平米的办公室被分成了两个区域，一个是大熊所在的公共办公区，另一半则是李大姐的办公室，里面又分出来一个仓库和一个小卧室。上班第一天，他去局长办公室报到，办公室的门半开着，里面放着一张会客的皮质黑沙发，局长坐在办公桌后面，背后是一整面的柚木色书架，党史资料和文件档案一层一层叠着。局长戴一副黑框眼镜，白色衬衫扎在裤子里，精瘦身材，正低头看文件。大熊压着身子走进去介绍自己，局长对大熊说：小高，你到我们金融局来，对你是个很好的历练，你好好干，好好学。在这学明白之后，对你以后很有帮助的，整个政府，大到中央，下到乡镇基层，都是这套运行机制。你以后就算不在体制内工作，干些其他工作，文员秘书之类的也是很有帮助的。大熊边听边点头。他当时想的是，一边做着这份清闲的工作，一边准备再次考研。整个局里一共16个人，除开领导和四个科室负责人以及四个正式编制后，剩下（7人）的都是临时合同工。大熊是志愿服务，每个月只能拿2300块，比临时工的工资还要低1000块。他主要是打下手，并不承担具体的工作责任。因为老是跑上跑下，加上年纪最小，大家都叫他小高。小高很快弄清楚了自己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收发文件，上传下达，布置会议，购买办公用品，预约公务用车，买杂物，打扫局长办公室，以及完成局长下达的所有工作和生活要求，比如拿个快递，买包烟，递瓶水，食堂带饭……最麻烦的一个活儿是安排会议，要端茶倒水，还要摆桌子摆椅子。他觉得自己像个太监。他看着桌上摆放的领导座次和那些银行代表名字，心想，局长说的运行机制，敢情是这样。小高和李大姐相处最多，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李大姐叫他：高儿。李大姐有个女儿，常被带来办公室，小高有段日子最忙的事就是陪小孩玩儿，辅导功课。有次李大姐的老公来局里开会，小高下去迎接，对方是一位乡镇领导，穿着一身黑西裤、黑皮鞋、白衬衫，微微扬起的刘海刚好齐到黑色镜框，小高心里默默地想，要是有一天也能如此穿着打扮，也拥有一位李大姐这样温柔的且有正式工作的妻子，人生足矣。作为小高的直属领导，李大姐手把手地教他处理文件，还帮他解决了不少麻烦事儿。有一次，一个上访常客来局里，小高被对方骂得不知所措，慌在原地。这人因为参与民间集资，钱被卷跑后公安机关抓不到人，政府也没办法解决，总是来金融局上访。小高只好一个劲儿地安抚他的情绪，实在没办法了，就找到局长，局长没好气地说：这人都是老油条了，下次赶紧打发走。李大姐知道后，告诉小高，遇到上访问题的口诀：端茶倒水做记录，热情礼貌三不知。她让小高下次将人直接带到接待室，由李大姐出面了解情况安抚，要还是搞不定，才请局长出面订个日期许个承诺，对方又能安静不少日子。局里有老一点的人告诉小高，以前有上访的人要是说话解决不了，直接就带着进局子了，关个几天，这人自然就安静了，只是现在政策下来了，不能用以前的手段了。金融局的工作很闲，小高每天9点到局里，大多时候是看书和看手机，帮着换下水，中午有两小时的午休时间，一天也没什么事儿。下班时间是五点半，但他在的办公室算是领导的秘书处，必须等领导下班了，才能离开。李大姐看局长没什么事情安排时，经常让小高直接走，或者带着他一起溜走。慢慢地，大姐开始和小高唠起了家常，听说他还在准备考研，立马制止他，让他不要考研，直接去考编考公。李大姐讲起自己的经历。毕业后，她做了两年销售，父亲和爷爷生病了，家里没人管，日子散成一地鸡毛。她的销售工作并不如意，每天跑得大汗淋漓。她想过安稳的生活，先是考编，进入编制工作两年后，又考上了公务员。李大姐告诉小高，公务员福利待遇很好，有公积金买房，对下一代的帮助很大。她严肃地建议小高，考研出来还得考公，何必浪费时间，不如一劳永逸直接解决。这思路，小高以前没有想到，经李大姐一点拨，才恍然大悟。2021年10月份，在金融局待了三个月后，小高决定放弃考研计划，开始考公。金融局考编考公的老人很多，多是屡败屡战者，小高很容易就获得了复习资料，但不久之后，疫情在小城滋生，小高被分派到防控点去执勤，复习的时间成了问题。临近2022年春节，小高参加了第一次公务员考试，距离面试差8分。毕业后，我们大学的同学总是时不时地在群里吐槽工作：加班，被PUA，被欠薪，没有社保，没有公积金，没有双休。大家都过上了一眼看不到尽头的生活。有时独自生活在出租屋里，我常常感到被巨大的沉默所吞噬，精神也随着干瘪下去。小高很少加入我们的话题，他在金融局享受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办公室里的人带着笑脸，友善客气，每一天去上班都不必纠结，还能拥有不必将早餐囫囵吞下的松弛。他甚至和在学校一样，保持着两小时的午休习惯。每天下班，他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家里的楼下，此时的夕阳还未全部成型，他还能留出来一小时跑步。他理解我的压力，有时候也说：你看起来衰老了好多。为期一年的志愿服务只剩下半年，每次看到我们抱怨，小高仿佛感觉那台高速运转的社会机器齿轮，正一步一步向他逼近，一种如履薄冰的恐惧让他头皮发麻。他已经习惯而且喜欢上了现在的生活，第一次考公失败后，他更加迫切地渴望上岸成功。防疫一线当“大白”局长倚重照顾小高身不由己2022年春节过后，小高所在的县城冷清了下来。从2021年底开始，疫情持续加重，可感染情况并未公布，只在政府内部流传。小高听李大姐说，马上就要封城了，县里的娱乐场所都停掉了，现在只开放少数超市。春节假期后上班没几天，县里开始全面管控，金融局也开始居家办公。直到管控的第20天，下午四点，县政府的公众号发布了新增三例的公告。晚上七点，市里又发出全面清零的公告。第二天，县政府的微信公号发布了新的公告——封城。他记得上面有段话写着：此前我县进行了20天的封控演练。很快，外出学习的县委书记回归，市里派驻指导组，X县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

2024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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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中偷走一个11岁女孩

恶意就在你身边。这是一个复杂但重要的案件。司法视角中，故事是这样的：2021年2月，陈玥11岁，一个13岁女孩把她介绍给一名17岁男子，陈玥被性侵。一个月后，又有一个12岁女孩把她介绍给一名31岁男子，陈玥再次被性侵。半年后，陈玥遭遇的侵害升级为强迫卖淫。两年后，13岁时，陈玥两度进入卖淫团伙，并涉嫌多次暴力侵害他人。2024年3月，我来到河南郑州，在市区西北部靠近陈玥家的一个酒店房间，见到了14岁的陈玥。我们在一起待了三周。我也见到了陈玥的母亲张静。张静很忙。她正在为女儿奔走维权。我和她一起去了三个派出所——三个案子分属不同的派出所。在当地一周后，我见到了另一个14岁的涉案女孩小雨、她的母亲和16岁涉案女孩安安的母亲。两个同龄女孩言谈举止的相似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安安母亲口中的女儿就像陈玥的复制粘贴版本。她们都提到女孩们在“圈子”里玩。“圈子”是一个由至少十余名辍学未成年人组成的小世界，里面会约着打游戏、唱KTV、吃饭、恋爱、偷电动车，也不时发生暴力、性侵和相互出卖。陈玥11岁来到这个平行世界，目睹身边女孩们也被喜欢的男孩侵犯，也偶尔被打一顿，或被姐妹出卖给陌生人发生关系。在圈子里，这些遭遇被形容为“倒霉”。“倒霉”之后，女孩们哭泣、纹身、拿小刀划自己，然后带上满不在乎的表情继续在圈子里生活。两年里，三位母亲前赴后继想“捞出”女儿，做出了基于各自理解的努力，都收效甚微——比起她们的影响力，女孩们更感到自己是在圈子里被“朋友”陪伴成长和互相养育的。为补充信息和交叉印证，我也间歇拜访了陈玥的父亲陈豪、哥哥陈树、17岁男友阿哲、圈中好友小皓，以及一名试图向陈玥购买性服务的嫖客。五个月后，以下这篇报道成形。这个故事是关于：在当下，恶意如何通过互联网接触一个家里的孩子，施以伤害（期间家长毫无感知），从家中偷走孩子，送进成人犯罪世界（期间家长回天乏术），直至孩子也成为一个释放恶意的人。全文19087字，全文推送。恶意如何通过互联网接触一个家里的孩子2024年3月，我第一次见到陈玥。在靠近她家的那家快捷酒店，她跟着母亲走进房间，带着被大人领去见生人的拘谨，微低着头，一双眼睛不知该向哪儿看。她14岁，1米6，匀称，披着长直发，有点婴儿肥。她点头小声说，姐姐你好。抿嘴微笑。看上去就像是她这个年龄，一个还在正常上学的女孩。这使得她的一身衣服，帽子上有两个小恶魔犄角的红外套、牛仔裤，看上去也像是一身童装。打过招呼后，陈玥站着不动。我和她母亲坐到床上。母亲让她坐，她就坐在一旁的沙发上。像在学校听课时被规范坐姿一样，她两腿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陈玥2009年出生在郑州，父母在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开两间杂货店，她还有一个大她6岁的哥哥和一个小她10岁的弟弟。这一家人住在当地经济强区一个普通小区，距离市中心20分钟车程，一栋6层楼房的顶层，没有电梯。小时候的陈玥，一位和这家人有多年交情的女士向我回忆，爱说爱笑，不怕生，大人们都夸她口才好。陈玥喜欢游泳，有时去家附近的游泳馆。幼儿园毕业，她升入小学。但上到小学四年级，陈玥辍学了。我多次询问：九年义务教育为何没有完成？陈玥、陈玥的父亲、母亲、哥哥分别给出一致的回答：陈玥成绩太差，拼音、识字总记不住，被学校劝退。那是一所私立学校。陈玥母亲说，当初她看中这里有国学课，认为教国学的地方不会有校园暴力。一家四口也都说，辍学后，母亲张静曾带陈玥找过公立学校，但陈玥没通过入学考试。当然也可以再读私立。但父亲陈豪说，私立抓学习不严，女儿学不会，每年交那一两万元的学费不值当。9岁就不再上学的陈玥，被父母安排到家里的杂货店帮忙。店在一片露天市场，500多家商户排列，成片衣服、拖鞋、塑料桶、油漆桶摆在一家家门外，电动车来来往往。陈玥去过一阵就不想再去，她宁愿在家。父母都要看店，无暇顾及陈玥。不久张静又生下一个儿子。他们同意陈玥白天独自在家，给了她一部手机。家里唯一的同龄人，哥哥陈树，这时上初中，和陈玥关系不好。在这个家庭里，父母对每个孩子都忽视，但每当有了新生儿，又明显偏心更小的孩子。陈树说，他从小吃陈玥的醋。因为心里不平衡，他曾三次离家出走，也中断过学业，后来上了一所中职。陈玥说，那时她很想回去上学，因为“同龄人都在上学，我一个人在家干嘛？”她失去了学校里的朋友，只有一部手机。辍学两年后，11岁时，她在“TT语音”（一个以游戏社交为主的语音聊天app）上找到几个朋友。朋友们带她加入了“圈子”。里面的孩子11到17岁，人数在十几到30人之间，家庭背景各异，但大都辍学，居住在陈玥家附近的A路区域。A路全长近6公里，步行需1小时以上。原本散落在这条路上，从不同学校掉落的孩子，通过网络聚集到一起。“网络”具体是指“TT语音”和社交平台“快手”的“同城”功能，后者利用算法推荐附近有共同兴趣（美甲/纹身/机车/台球）的同龄人。微信“互推”则进一步帮他们找到彼此，这是一种五六年前从00后中开始流行的社交方式，指让朋友把自己的照片和微信二维码发在朋友圈，或群发通讯录，吸引感兴趣的人来加好友。新朋友们带陈玥进入了新世界，夜晚出入网吧、酒吧、迪厅、KTV。她们几个不满14岁的女孩，走侧门，或者PS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蒙混进酒吧。跟随其他女孩，陈玥渐渐学会化浓妆、穿黑丝，在震颤耳膜的音乐声里和男孩玩酒局游戏。后来她最多时能喝近一斤白酒。家里没有人注意到陈玥的变化。每次傍晚外出，她会先锁上卧室门，再翻窗出去，从连通的阳台翻进隔壁卫生间出门，玩到深夜父母睡熟后再回来。据中国网报道，在当时的TT语音上，大量语音房间的介绍类似“房主13岁...可奔现”，聊天含成人内容，有男性用户在平台上围猎未成年少女。加入TT语音后，11岁的陈玥也在上面第一次谈了一个“对象”，但还不太明白这个词的含义。对方约“奔现”，她以为只是要一起玩，见面后才发现对方19岁，且第一面就要求发生性关系，威胁如果“提分手”，就找人打她。陈玥没有性经验，连认知也没有，“吓住了”，向圈里一个只比她大两三岁的女孩求助。在十三四岁姐姐的鼓励下，陈玥把对方删除了。她当然不敢把“坏事”告诉父母，担心他们知道后会禁止她出门，她就会失去来之不易的朋友。于是这个距离侵害已经很近的信号仍没有被家人知晓。陈玥继续和圈子里的人交往，结识了更多朋友。能感到陈玥极度需要朋友。每次见面，她好像自动把我当作一个认识很久的人，主动播报最近的烦恼，抱怨和妈妈吵架，感慨和一个闺蜜疏远了。一次我忘了一处细节，她的语气立刻显出一种伤心：我跟你说过，你都不记得了。但她最爱聊的还是恋爱，自称是个“恋爱脑”。坐在床上时、走路时、靠着泳池壁休息时，她都会讲起喜欢过的男孩。她也会问我：你有男朋友吗？到你这个年龄，会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呢？进入圈子几个月后的一天，一个13岁女孩说给她“介绍对象”，叫她出来，陈玥去了。这天是2021年2月19日，据后来的法院判决书，一名17岁男子经这名13岁女孩介绍，将陈玥带去一处酒店，距她家车程不过10分钟。陈玥在房间遭遇了性侵。恶意如何从家里偷走孩子第一次侵害发生后，没有人告诉陈玥，这件事的性质是“性侵”。陈玥也没想到过报警。她的记忆点至今在别的地方——那天，她瞥见了那男孩手机壁纸是一个女孩。她问，是你的女朋友吗？男孩说是“网图”。她不信。“按谈对象的标准看，我是被骗了，我的处还给他了。”陈玥把这次侵害误解为“恋爱失败”，这种看法是圈子教给她的——三个在圈子里的孩子，都提到一个词叫“快餐式恋爱”，在他们当中很流行，指通过朋友找对象，看照片满意就恋爱，见面就发生关系。结果是很多恋爱时效只有一天，发生关系后就结束了。为什么不是先相处一阵再恋爱？听到这个问题，陈玥好友、17岁男孩小皓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向我解释：因为有的女孩“不确认恋爱就害怕（发生关系）”。其实他主要是想发生关系。但陈玥和另一个14岁女孩都说，她们刚进圈子时，以为发生关系后就会开始一段认真的恋爱。第一次性侵发生一个月后，2021年3月，又有一个12岁女孩叫陈玥出去，又说要介绍对象。陈玥不去。女孩说，只是去认识一下。陈玥就去了。据判决书，这天一名31岁男子经这名12岁女孩介绍，带陈玥到市区一处酒店，陈玥再次被性侵。女孩骗女孩出来和男性发生关系，也是这个圈子里的风气。陈玥后来发现，有人是出于和某个男孩的人情，有人为赚几百上千元的“介绍费”。还有人是因为嫉妒——陈玥说，由于圈子里“很少有处女了”，“大部分姐妹，是处她会嫉妒你”。一次她眼看着姐妹骗一个女孩出来，被骗的女孩和男孩在酒店房间发生关系，姐妹带着陈玥在卫生间听着。姐妹说，凭什么她是处，我也要给她搞没。这实质上是一种创伤转嫁。女孩们被恶意伤害后，没人帮助她们正确认知和消化，于是她们再去伤害更多女孩。同时基于“性侵”已被错误地认知为“恋爱”，这种协同犯罪也被弱化为一种道德上的欺骗。陈玥管姐妹出卖叫做“把我阴了”。被阴了她会伤心，伤心就去市区周边开两天房，“失踪两天”，天天看电视，不和任何人联系。但事后，她并不会切断和这些女孩的关系。我多次问她：你恨她们吗？为什么还和她们一起玩？陈玥有时说自己不会拒绝别人，有时说那时太小，“我现在真的想不明白我之前的想法”。不过她记得，自己当时不愿失去朋友，“我的感情总是寄托在朋友身上”。后来我意识到一个基本事实：陈玥9岁就辍学了，没有校园关系也缺乏紧密的家庭关系。她能拥有的陪伴，大都来自圈子里一样脱轨的孩子。他们会伤害她，但可能是她情感上唯一的选择。2021年4月，发生第二次性侵又一个月后，陈玥说，她被一个骗过她的女孩再次欺骗——那个介绍她第一次被性侵的13岁女孩，又叫她到一家酒店陪自己玩，之后找理由先行离开，留下陈玥在房间被两名男性轮奸（因陈玥记不得酒店的名字和地址，犯罪行为无法得到司法确认）。我没能得知陈玥那时的想法。母亲张静说，陈玥很抗拒再提及此事。唯一能确认的是，在侵害严重升级时，家中依然浑然不觉——陈玥依然没有向大人求助。她选择继续生活在“朋友”中。时间又过了一个月，2021年5月，在连续三个月三次被骗后，陈玥认为自己第一次“遇到真爱”了：她在圈子里认识的13岁男孩L，说要和她一起租房。陈玥开始憧憬着离家出走，然后和L一起住——圈子里，很多十二三岁的孩子离家出走租房，打街上的招租电话，报真实年龄也有人同意出租，“他们中间商不在意那么多”，陈玥说——抱着恋爱心态，陈玥和L发生了关系。和前三次不同，在陈玥眼里这次发生关系是爱情的结果，是她自愿的。但这时她12岁，并未到性同意年龄（14岁），L的行为在司法视角中仍属于性侵。这是陈玥四个月内第四次被性侵。两个月后，L交了新女友。陈玥说，当时她吃醋，着急。L在她心里已占了很重的分量，因为这两个月是她“谈过最久的恋爱”。又两个月后，一天她终于有机会再见到L，就想着多待一阵来挽回。那天还有三个女孩和他俩聚在一起。L抱怨没钱，其中两个女孩就偷了辆电动车，卖掉后五个人一起去吃了海底捞。吃完L又说没钱了，没地方住，L提出，先卖陈玥的手机，等之后有钱了再赎回，陈玥同意了。五个人又拿卖手机的钱去酒店开房住。第二天晚上，L说钱又花光了。他不知从哪儿找来嫖客，又骗来一个女孩让她卖淫赚钱。女孩说要报警，跑了，L让陈玥顶替。陈玥告诉我，L当时说，“（干）一次就能赎回手机”，否则她就“再也拿不到手机了”。“我真的忘了为什么同意了。手机是我爸买的，我怕他不给我买了。”陈玥说。这天是2021年9月21日，侵害从被强奸、轮奸进一步升级为强迫卖淫。当晚陈玥接连被三名嫖客性侵，直到凌晨时警察到来。失败的阻拦母亲张静第一次发现问题时，陈玥已经遭遇四次性侵。那是2021年5月，那一天，大儿子陈树叫张静“一定要挺住”，给她看手机——陈玥在快手上发了和一个男孩睡在一起的视频。那个男孩就是L。当时，强迫卖淫还没发生，陈玥和L刚“恋爱”。张静看完视频“蒙了”，“缓过来后”马上叫来陈玥，问她有没有和男孩发生过关系。陈玥起初否认。张静说要带她去医院做检查，问出了陈玥遭遇的四次性侵。陈玥还提到，第二次是被一个12岁女孩介绍。张静认识那孩子，前两个月她常来家里找陈玥玩，不时留宿，张静还给她做过饭。张静记得，两个女孩常常一起化着浓妆回来。她认为两个女孩是一起被骗了。她当即联系那女孩的母亲，两位母亲一起报了警。前两个性侵犯很快被捕，分别被判刑1年6个月、3年6个月。第三起因缺乏证据无法立案。第四起因L不满14岁，同样无法立案。但张静说民警告诉她，那个12岁女孩并不是一起被骗，而是拐骗了陈玥。她在朋友圈发陈玥的视频：“这个宝宝，谁喜欢的话可以说一声”，从中赚了1000元介绍费。这女孩同样因未满14岁，不会被惩罚。张静怒气冲冲上门讨说法。女孩妈妈说：我们错了就错了，你还想怎么样？张静也找了L的父母。L的父母回答：我家儿子不满14岁，谁也拿他没办法。令张静更爆炸的是女儿的反应：陈玥好像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警察在酒店取证时，陈玥表现得事不关己，和拐骗她的女孩在一旁打闹。她好像也还把那个女孩当朋友。在派出所，警察给陈玥买奶茶，她还要留着给那女孩喝。陈玥说，那时（强迫卖淫还未发生）她也还觉得L“是真心爱我”，可是“妈妈生气了，好像要告他”。案件审理结束，陈玥回家，张静牢牢盯住女儿，认为生活将在她的掌控下回归正轨。但陈玥不能适应被隔绝在家的生活。张静回忆，那段日子陈玥常常大声哭闹，在沙发上、床单上、桌椅上用小刀划拉，也在手腕上划出十几道血痕。张静试着和女儿沟通，问女儿的想法，可是女儿不理她。我问陈玥当时是什么感受。陈玥说，当时“特别抑郁”，但想不起缘由了，“有很多记忆，我把它们连不到一块”。她只记得“特别恍惚”，“脑袋里好像有俩小人，一个在说弄死自己，一个在说不要”。连续多日，张静在社交媒体“抖音”上搜索解决办法，直到发现一所位于本市东部的“励志少年军校”。“类似少管所”，张静说。官网显示这是一家专门针对10-18岁有“不听话、不上学、离不开手机、社交障碍、自私叛逆、早熟早恋、内向孤僻、亲情淡漠、盲目消费、打骂父母、懒散任性、离家出走”等障碍的行为矫正封闭式学校，教学目标包括“四法”（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和“三恩”（知恩、感恩、报恩）。作为一个行动派，张静当即报名。入学前，应学校要求，张静带陈玥去医院检查精神状态。据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检查报告，陈玥被诊断为重度抑郁。但收到报告后，学校答复可以接收，张静就把女儿送去了。她对那份检查报告的反应是在送去时叮嘱了军校老师，要给女儿做心理疏导。三天后，一位得知了情况的民警告诉张静，把孩子送去这样的学校是害她。张静听进去了，和民警一起去把陈玥接了出来。陈玥出来时走路不稳，疑似在军校内遭到了体罚。学校方案失败，张静听朋友推荐，又把女儿送去福建一座寺庙，寄望于寺院能帮她管教女儿。她偶然发现做饭的女人是河南老乡，让女儿认对方作干妈，然后留下几百块走了。陈玥在寺庙里待了两个月，洗碗择菜，听诵佛经。两个月很快结束。回家后，陈玥再次被关在家中，张静腾不出手，安排了当时18岁的大儿子陈树陪伴和管教陈玥。陈树对我说，陈玥骂人、抽烟，一身坏毛病。“跟她讲道理，她表面一套心里一套，有时还犟嘴，在家摔东西发疯，气得不行我就揍她，用皮带抽，拿充电绳打，让她长长记性。”在陈玥的表述中，在哥哥手下是她经历过最糟糕的生活，比在寺院，在军校，在圈子里都要糟糕。她认为自己没有选择，只能逃跑。“外面一两个月（才被伤害）一次，但在家，一不小心就会挨一顿。”2023年3月的一天，陈玥又在手机上和一个男孩恋爱，被哥哥发现后不承认，哥哥气得又揍她。父亲陈豪回忆，自己看着心疼就制止了儿子。陈豪此前很少参与女儿的教育，但这次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陈豪批评儿子打人不对，也禁止儿子再发言。父子俩因此闹僵了。陈树说，从此没有这个妹妹了。陈豪说，以后就由他来管女儿。哥哥管教失败，陈玥被击鼓传花到了陈豪手上。第二天，陈豪带陈玥搬回家里老房子单住，并没收了她的手机。几天后，陈豪发现没收的苹果手机被模型机调了包，他气得从陈玥手上抢过手机，当着她的面砸了。陈玥捡起碎了屏的手机，喊“hey

2024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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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下长衫，仍是牛马

“长衫穿不上去也脱不下来，尴尬地卡在屁股上了。”中国有4亿蓝领劳动者。最近一次看到他们的处境，是6月17日，上海的两家manner咖啡门店发生店员与顾客的冲突，一位店员将咖啡粉泼洒在顾客脸上，另一位店员与顾客争吵，以至殴打顾客。再早些时候，瑞幸咖啡师“烂手”的消息登上热搜。咖啡师这份工作的浪漫色彩正逐渐褪去。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进入蓝领行业。今年一季度，25岁以下群体投递蓝领职业的人数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165%（智联招聘《2024蓝领人才发展报告》）。咖啡师属于蓝领中的服务行业工作，或者用另一个更受到年轻人关注的概念：“轻体力劳动”。除了咖啡师，轻体力劳动还包括花店店员、书店店员、宠物美容师、游泳池收银员、电影院场务、园丁、叉车司机、景区导游等。这些工作不需要枯坐电脑前，也没有重体力消耗，而且大多数没什么门槛，当天面试，第二天就能入职。但像瑞幸和manner这类快销式咖啡店，是他们最先排除的选项，因为在这些店里“每个人将会被使用到极限”。这些年轻人在豆瓣“轻体力活探索联盟”小组分享自己的经验。小组有八万个成员。最近一个月，小组新增讨论167条，新增回应2900条，新加入成员2033人。近年来，不少年轻人脱离了“正常”的轨道，他们希望能“解放自己的大脑、使用自己身体”，逃离内卷的压力，为自己另辟一条不一样的道路。2023年上半年，“脱下孔乙己的长衫”话题风靡一时，轻体力劳动也可以被看作一种“脱下长衫”的尝试。聚焦到个人身上，这种对轻体力活的讲述更像是一种对生活的再创造。一些人可能靠一种“新的理解”重构了自己的生活，从而获得了微弱的慰藉。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最快速地开始做事、摆脱空心病的方式，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逃避。这批年轻人并不是这个行业的大多数。真正从事这个行业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批人。根据《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2022）》，2021年，中国有超过4亿蓝领劳动者，在7.47亿就业人口中占比超过53%。他们是我们的目光并不会投向的更大多数。没有这份“新的理解”的武装，生活在他们面前更赤裸地铺展开来。八万年轻人的生活探索久期是豆瓣“轻体力活探索联盟”小组的组长，她在2022年11月创建了这个小组。2022年6月，久期研究生毕业，进入一家央企工作。这里的氛围与体制内相似，走进办公楼，是一间一间的办公室，清一色棕色的木质桌子，和一排排的行政柜。这是一个平均年龄四十岁的环境，老一辈人喜欢给人做“苦难教育”，企业的公众号推文里经常写，“夫妻两人加班到深夜，无暇顾及孩子”，他们将这些当作值得歌颂的正面典型。久期并不快乐，与她同期毕业的朋友们也不快乐，大家都说自己想辞职。但辞职后可以做什么呢？一个做财务的朋友常说，自己还不如去做保安。久期则说，她想去做单位门口的园丁。她这样描述办公大楼门口的绿地：那是两个大长坡，坡下面是绿植。和她同期的年轻人上那个大坡的时候，总是垂头丧气、有气无力的，而那些中年人前辈则总是精神抖擞，步调非常快。有时她在下午时上坡，“带着一种要赴死的悲壮感”，然后就看见园丁们在剪那些看上去已经很有型的草。阳光很好，园丁举着一个水龙头，水洒在天空中，折射出晶莹的光。她心里忽然想：会不会他们的工作其实更快乐自由？小组创建后，很快发展壮大。头一周几十人，几周后就有了成百上千人。现在，八万年轻人聚集于此。这是一个这样的小组：成员以女性为主，年龄多在20岁-30岁之间，本科刚毕业几年的学生居多，其中有不少985、211的学生。小组里的高频词有“抑郁症”、“情绪价值”。不少组员都觉得自己此前的工作充满痛苦。他们中有人“秋招屡战屡败”，经历了“考研失败、失恋、大厂裁员”，常常“怀疑否定自己”，“精神压力大，内耗，身体不健康”，他们想试试，轻体力劳动能否疗愈自己。在他们的描述中，轻体力工作“快乐、自在、松弛”，“很平静，没有压力”，使得他们“精神状态、身材和气色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孤寂麻木了很久的内心又醒了”，“发现自己眼睛有神多了”。与过往的写字楼工作对比，他们能在这份工作中感受到“被信任、被需要”。好几位女性组员强调自己拥有“全女”的工作环境。“确定性”是另一个关键词。有人写到，“裸辞后的精神无比动荡，但是浇水的比例永远确定”，“一个新单子意味着一个新的确定”。有人说自己靠这份工作治好了抑郁症。一些人发现，有些主管并不愿意招收学历偏高的年轻人，担心他们只是抱着体验生活的目的，很难做得长久。为了能进入轻体力行业，甚至有人想要“向下包装自己”。久期并没有将自己的园丁梦付诸实践。她现在仍在原来的公司，没有辞职。她逐渐“调整过来了”，接受了“没有必要在工作里寻找意义和价值”。做一份工作想象一种生活小组里有很多人真的付诸实践，应聘了一份轻体力工作。我们的受访者分别做过咖啡厅、书店店员，餐厅、酒吧招待，优衣库导购员，宠物美容师。一些人对轻体力工作的了解来自影视作品。一位受访者喜欢看日剧、日影，电影《四月物语》中，男主角就在书店打工，女主角频繁光临，她向往那种“平静的、比较匠人的生活”。另一位受访者也承认这是一种“基于电视女主生活的想象”。小时候看的台湾偶像剧中，女主角总是在奶茶店打工。打工塑造了女主角坚韧不拔的品质，也为更多有趣情节的展开提供了可能性。她说自己“一直很想去给人端茶倒水”。菲比在一位青春文学女作家开的咖啡馆做假期兼职，这里的饮料用女作家小说里出现过的意象命名，留言本里写着女作家给粉丝的留言。店铺氛围的要求传导到工作氛围上，从去面试开始，菲比就感受到了用心的对待，咖啡师姐姐专门做手冲咖啡、调酒给她喝。对菲比来说，最吸引人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更友善的联结，菲比称之为“爱”。店员是全女阵容，情绪平和。每天都有粉丝来打卡。好几次，她看到妈妈带着女儿来打卡。这里有很多“爱”：店员间的爱、粉丝与偶像间的爱、妈妈与女儿的爱。菲比此前并不是这位作家的粉丝，在这里工作时，她觉得这种“爱”似乎也蔓延到了她的身上。这是她原来的工作里没有的东西。她过去在商超做采购，竞争压力更大。她说那里的人都比较“缺爱”，总是互相攻击和指责。巴结上级的人才会得到重用，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则得不到认可。另一位来自长沙的受访者也提到这种充满爱的氛围。她打工的书店总共四个店员，都是女性。一位店员姐姐总是在后厨钻研甜点，给大家做蔓越莓饼干、香蕉派。有的店员姐姐会在她被批评时悄悄帮忙，捏她的胳膊给予支持。转正考核时，店员姐姐也会不断对她交待细节。除了“爱”，关于咖啡店最常见的想象大概就是做咖啡。一位从业十余年的咖啡师说，就像做化学实验一样，控制变量，同一种豆子，水温不一样，研磨刻度不一样，第一天就喝或者放几天再喝，味道都不一样。还有一些人在这些工作找到了一种“无产阶级”的自我认同。这并非一个精英的小组，很多人出生三四线城市，父母原本也在老家做服务行业，当他们考上985、211大学后，他们感受到更大的压力。KK就很像那个在奶茶店打工的坚韧不拔的“台湾偶像剧女孩”。她说自己“绝对不是象牙塔里的人”，与那些服务员“底色是一样的”。大学时代起，她就做快餐店的前台收银、超市门口的促销等多份兼职。大部分人坚持不下来，但她能。她总是提到自己和底层人之间的联结，打工的地方的员工都很喜欢她，她曾与外卖小哥做朋友，常常一起去山里遛摩托车。她也写小说，有时将自己的经历与言情小说对照。她相信打工者也能创作，她提到两本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母亲做保洁》。在小组早期一些热帖里，从事轻体力工作更像一种“逃离”。很多人厌倦了把人当成机器的白领工作，认为轻体力工作带来轻松、确定性以及自由的生活安排，像一个世外桃源。幻想在发酵。大部分受访者做决定往往很快，常常“头天晚上看到BOSS直聘，第二天就去面试，面试成功后就上岗了”。这些受访者在轻体力工作中停留的时间也很短，分别是：9天、一个月、4天、一个半月、三个半月，坚持时间最长的是大半年。渐渐地，小组里也出现了失望的声音，有人说自己“滤镜碎了”“祛魅了”，有人出了一些“避雷帖”、“劝退帖”。当我们谈论轻体力活时我们在谈什么轻体力工作真的是一个充满爱的世外桃源吗？几天前，一家manner咖啡厅的店员将咖啡粉泼洒在顾客脸上，同一天，同一品牌另一家咖啡厅的店员与顾客争吵，以至殴打顾客。冲突发生前，这两位顾客曾催促店员快速出品咖啡，或是提到要投诉店员。同为轻体力劳动者的这两位店员，显然没有感受到爱，他们面临每天8小时必须做300杯咖啡的高强度工作，3次投诉就会导致他们被辞退。我们的几位受访者，即便只短暂体验，也很快意识到了这类工作的真相。在成为一种情绪的出口、生活的灵丹妙药之前，它首先是一份工作。你要接受的第一件事就是8小时的站立。不能坐下，有时候，有摄像头监视你有没有坐下。你每天需要走很多路，你的脚会很疼，“一双舒适的运动鞋决定了你的一天”，一位受访者说。进入这个行业的头一周，大部分人都会腰酸腿痛。“不忙的时候比忙的时候还累”，另一位受访者说。不忙的时候，你有更多的时间感受身体上的疲惫，忙起来的时候，你连疲惫都顾不上了。在有后厨的店里工作，你可能一天需要洗四小时的碗，洗着洗着，手套破了一个小洞，水全都漏进去，比不带手套还要难受。你身上会沾上油烟气。如果是夏天，味道甚至会渗入身体，“你的汗可能都会有那个味道”。你会见到老鼠和蟑螂，即使每天消毒清洁，仍然杜绝不了。如果你去酒吧打工，会面临永远高分贝的音乐，和永远弥漫着的呛人烟味。桌子可能会很黏，全是酒水的残渍，要用清洁剂才能擦得掉。你要清理地上打碎了的啤酒瓶，如果不幸被分配去打扫有人呕吐后的厕所，就更可怕。年轻一些的人对自己的工作内容常有误解。绝不仅仅是做咖啡或者果汁。你要打扫卫生、清点货物、巡场添水等。打烊之前你需要把所有的用具都消毒清洗，再用保鲜膜封起来。在宠物店，你得定期清扫动物的粪便。为了多赚钱，你需要推销；为了防止投诉，你需要“会做人”。在大部分售卖东西的地方，你的工作还包括防止有人偷东西。如果丢失的东西最终没有被追讨回来，你得赔钱。老员工会霸凌新员工，这种霸凌有时比公司里的人际关系更加直接和残酷。新人通常要做最多的活，背不熟饮料配方表会被骂。老员工会议论你和顾客有不当关系，还会禁止你穿某个品牌的运动鞋，你很难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你。依然要开会，而且每天早上都要开。在一家快销服装店，每天的早会内容是念数据，每个人诵读前一天的营业目标、实际营业额、目标完成比例、卖的最好的前五件商品名称。另一家日式快餐店要求员工使用钉钉，还规定当你经过某个货仓门的时候，必须对着门鞠躬，因为你不知道门的另一边会不会有顾客。你需要一直不停干活，很少有机会摸鱼。手机必须锁在储物柜里，偷玩手机会被处罚。在服装店，你要将衣服叠好，然后衣服会被顾客弄乱，你又将它叠好，它再被弄乱。有些衣服放在低处，你需要不停地蹲下，又站起。到处都是监控，你要一直走动，让自己看起来很忙。如果你接受了以上种种，仍然认为这份工作中有你需要的东西，那么低廉的薪酬是你需要接受的最后一件事。我们需要在这里补充一下服务行业的薪资数据。如果你做兼职，通常按时薪来算，在大一点的城市，时薪通常在20元上下。如果你只是做兼职，一个月做满100小时（平均每个工作日约5小时），你能挣到2000多元。严歌在长沙做全职店员，月薪是3000，没有五险一金。她的父母在长沙县为她买了房，她没有租房的开销，平时物欲也低。严歌承认，“如果没有这套房子，（这点钱）一定是不够的。”发达国家的情况会好一些。在荷兰，快销服装店店员的时薪是14.66欧，换算成人民币约为114元。尽管这份工作同样不怎么讨人喜欢，但如果你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3天，每个月工作96小时，一个月的月薪约为10944人民币。如果你继续在这个行业做下去，有幸做到了管理岗，你会发现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你要管理货品，保证牛奶不要过期；还要管理店员，制作排班表，尽量让每个人满意。一个店员眼中的“充满爱”的氛围，对店长来说意味着维持人际关系的艰难努力。菲比的店长王月现在就很怀念做店员时的轻松。在这个行业里，上升通道通常只有两条，一条出路是成为管理者，另一条出路就是自己开店。在十年前，开店不算太难。2014年，咖啡店老板Alan

2024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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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外卖员59次丢失了他的尊严

一个叫冯文学的外卖员起诉了物业公司，他引用《宪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冯文学不擅长忍耐和道歉，他在送外卖时经常感到愤怒。这愤怒背后，是更多外卖员被长期忽视的、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你像送外卖的”冯文学是一名众包骑手，男，44岁。他与别的外卖员不一样。他穿着衬衣和西裤送外卖，他把电动车擦得锃亮。他是北京本地人，就在自己出生长大的东坝地区送外卖，他在东坝有一套房。做外卖员4年来，他经常感到尊严受到伤害，他的做法是：反驳、争吵、向12345投诉、打110报警，乃至向法院起诉。他觉得最不公平的事情是外卖员不能骑车进小区。即便提着40多斤重的超市配送、或者80斤的水，也不行。在将府锦苑小区，有一次冯文学坚持骑着电动车进，保安勒住他的脖子，把他从车上拽下来。他的后背在地上刮擦，“汗衫都破了。”2022年5月，又一次，他被拦在小区门外后，订单配送超时，一位顾客很生气，“今天是母亲节你知道吗？”顾客质问他。母亲节，他突然有了怒气：“母亲节关我什么事？”因为这句回嘴，顾客投诉到盒马总部，他被站长严厉批评，封号8天。他从此知道了母亲节在5月。2023年，有一次冯文学送一份米线，电动车驶过一条坑坑洼洼路，汤撒了一大半，他自己赔了客户10块钱。还有一次，冯文学在小区里送餐，摸黑顺着草坪里的小路走出好远，才发现是条死路。2023年5月的一个夜晚，在将府锦苑大门口，他再一次被保安拦下来。“你像送外卖的”，保安这么说。保安搜查他的电动车，先看车头内侧挂着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充电宝，拖车绳，卫生纸，又走到车后座翻看箱子，看到了箱子里有份餐。冯文学没有辩驳，他顺从地把车停在门外，小跑着送完外卖。冯文学觉得那个“像”字很刺耳。仅仅是像外卖员就要被搜查吗？再者说，是外卖员就能被搜查吗？确定那一单没有超时罚钱后，他回到小区门外，站在自己的电动车旁，拨打了110。他认为保安搜查他的电动车是违法行为，侵犯了他的人权和隐私。警察来了，叫来了保安队长，对保安进行批评教育。那位保安最终都没有向他道歉。进不去的门2023年底，青岛市某小区门口，因骑车进小区，外卖员与保安发生口角，保安持刀刺死了外卖员。2021年1月3日，湖北仙桃一外卖小哥与小区保安发生冲突后倒地不起，送医后抢救无效身亡。小区门口是外卖员要突破的最大难关，他们在此耽搁的每一分钟，都可能变成罚款、投诉。外卖员与保安的冲突也集中发生在这里。冯文学送外卖的小区，有的门口四组铁门紧闭，保安亭前牌子写着“门前禁止停放车辆”。有的门口钉着蓝色标牌：禁止外卖车辆以及共享单车入内。不同的保安在门口站着，一次一次告诉他，“外卖车辆不得进入”。他觉得愤怒，窝火，不公平。他问自己：这是新时代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吗？他又给自己回答：“但又不一样。狗能进，我们外卖员的身份还不如狗”。冯文学经常面临的处境是：拎着超20斤的重物，在迷宫般的小区步行10分钟，却仍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以瑞晖嘉苑为例，共有1到13号楼，每号楼又有6个单元，单元的标识在楼门上方，字小，几乎被楼门伸出的屋檐挡住。小区楼号单元本就复杂，道路却并不规则，路围绕着绿植呈弧形，有时顺着走出好远才发现是死路。他不理解，其他人都能走，为什么外卖员不能走？其他车辆都能入内，为什么外卖员的车辆不能入内？在东坝区域，畅颐园小区门禁最严格，2020年到2022年，外卖员进入需要登记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外卖员只能走北门，不允许骑车。冯文学觉得物业公司“在侵犯人权，是违法行为”。他向12345投诉，又多次报警，都没有结果。2022年9月20日，冯文学去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了畅颐园的物业公司。他递交了两份诉状，一份案由是一般人格纠纷，另一份根据律师的建议，起诉理由是排除妨害纠纷——即权利人行使物权过程中受到妨害所产生的纠纷。法院受理了后者。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民事传票外卖车辆到底能不能进入小区？除了冯文学，另一个起诉物业侵犯他人格权的外卖员，30岁的梁宁宁，在2024年5月21日收到了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法院认为物业并没有侵犯梁宁宁的人格权，驳回原告梁宁宁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只要获得业主的授权，物业就可以对外卖员作出限制性规定，无论是禁止外卖员进入小区，还是禁止外卖车进入小区。判决书中写到：物业……对外来人员进行管理，属于履行物业职责。……不存在仅因为外卖身份就限制其自由之情形。梁宁宁起诉物业的理由是，物业只允许外卖员走三个门中的一个，侵犯了他的人格权。2024年3月，他在微信小程序的网络法庭上提交了他的起诉书。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彭艳军律师表示，从法律层面讲，法官最后的判决没有问题。但律师认为，不让外卖员骑车进入小区的规定，本质是一种权利的滥用，没有边界感。“任何权利行使都应有边界，都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如何平衡快递外卖员的工作效率与小区的安全秩序，需要综合考虑，不能粗暴一禁了之。”冯文学一直在等待开庭通知。递交诉状一年半之后，2024年3月20日，他的案子在望京人民法庭开庭。他没有请律师，自己站在了原告席上。59次投诉实际上，在此之前，冯文学在12345的投诉得到过小区所在社区的回复：畅颐园小区道路狭窄，人车混行，为保障小区内老人、儿童通行安全，经居民会议举手表决，居民代表联名签字等方式征得多数居民一致同意，不允许外卖、快递骑车进入。他在其他小区的投诉得到的回复也类似：保障老人、孩子的安全；小区街道未人车分流，没有行车专用道路及供外来车辆停放的地方；小区居民自治，共同决定不允许外卖员骑车进入小区配送。冯文学感到被敷衍，“总以业主委员会名义回复，说什么举手表决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业主委员会！”12345小程序上，对“外卖员不能骑车进入小区”投诉的社区回复做外卖员4年，他在12345小程序的投诉多达59次，加上拨打电话的则更多。他的微信界面，置顶的第一栏就是12345小程序。投诉集中在2022年6月6日到2024年2月3日，内容占比最多的，是小区不允许外卖员骑车进入的问题：瑞晖嘉苑小区，畅颐园，华瀚福园，将府锦苑，龙湖天璞，锦安家园……他几乎投诉了所有东坝的小区。冯文学在乎不能进入小区所耽误的时间，但更在乎尊严，他认为自己应有与其他人同等的自由。在梁宁宁案中，法院“无法认定物业公司有任何侮辱外卖快递之违法行为，亦不构成对该行业或梁宁宁个人的负面评价和贬损”。但保安与外卖员矛盾频发，或许是人们感到受辱的证据。多数时候，外卖员与保安争执两句，然后熄火。更多的时候，他们沉默。时间在流逝，更紧急的情况他们都无法停下来——比如骑手同行就在自己身旁出了车祸。连死亡都不能成为停下的理由，更何况是愤怒？手机里的女声提醒他们继续拧油门，拧到底，“派单。从XX到XX，请在滴声后回复，收到。”外卖员还面临另一个涉及尊严的问题，上厕所。外卖员路线的一端大部分是小区，另一端是美食城或商场。商场的厕所是为慢慢闲逛的客人设计的，外卖员总是赶时间，来不及。跑外卖4年，冯文学只在商场上过一次厕所，大部分时候他使用美食城的厕所。2023年2到3月份，冯文学常去的星光美食城的厕所频繁堵塞，修缮了三四次，最长的时候一周都无法使用，包括档口商家和骑手在内的100多人“都憋坏了”。他打12345电话，投诉了厕所的问题。之后，美食城所在社区对厕所进行修缮，问题解决了。他还投诉过三条道路：金泰丽富嘉园北门底商旁的一条路、金隅嘉品商场西侧的一条路、坝鑫家园3号楼北侧一条通往河边的路。这些路坑坑洼洼，电动车的轮胎会打滑，转弯时极易摔倒。有时食物的汤汁会溅洒出来，外卖盒会被颠破——餐损每单要扣外卖员一半的钱。冯文学投诉的其中一条路，路面坑坑洼洼2020年冬天，冯文学送餐时看到一位母亲带着3岁左右的小女孩走路，小女孩踩坑里摔倒了，他“心里咯噔一下”，想到自己的女儿。第二天，他向12345投诉了这条路。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加了他微信，向他更新修路进度，在一周内把路填补好了。修缮过后的路面冯文学常接到一家超市的单，超市位于恒大城市广场，在地下，有电动扶梯，却从不运行。冯文学需要提着沉重的大袋子爬四五十节台阶。他越想越愤怒：为什么有扶梯却不开，腿脚不便的老人、推婴儿车的父母、残障者怎么去超市？2022年10月份，他打电话给12345，反映扶梯不开的问题，“有超市和这么多摊位，周围几个小区少说几千人，这（电梯）几年都不运行，老头老太太小孩，全都得走四五十级的台阶。”很快，扶梯重新运行。他身强力壮，可以步行送餐，可骑手中有残障者。他认识一名骑手，腿脚有残疾，被拦在门外后只能拎着货一瘸一拐地送货。2023年6月，他投诉12345，将府锦苑小区要求肢体残障外卖员都必须停车进入，没有照顾到残障人士。7天后，反馈告诉他“残障骑手进入小区可以办理出入证明”。办理出入证明需要有残疾证，肢体残障的那位外卖员没有。今年，冯文学听说那名骑手已经离开北京，回老家去了。我们都是外卖员的顾客我们在中国，享受着全球范围内最发达和便利的外卖系统，有最廉价的配送团队：外卖业务人力成本低至约1美元（美国：5美元）；以及最短的配送时长：送餐速度平均每单仅需35分钟（美国：75分钟，俄罗斯：数小时）。这种方便体现在系统里，是被压缩到极致的时间。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超时是不被允许的，每当听到手机里的女声提醒：“您有一个订单还有5分钟超时”，冯文学的压力在那刻达到顶峰。他跑众包，超时3分钟内，扣本单收入的20%，超时3分钟以上，扣本单收入50%，超时15分钟以上，这单白干。我们下单的一些物品会给外卖员带来麻烦。冯文学最讨厌配送的物品是榴莲。榴莲有刺，有的品牌用硬纸裹着，配送方便些，有的只有简单塑料袋包装，“都是小揪揪提溜不起来，根本就没法拿。有时顾客买四五个榴莲，我简直是没法送。”外卖员除了被挡在小区门口，还会被单元楼的门禁困住。2023年8月，华瀚福园单元楼下新装了智能门禁，冯文学不会操作，耽误了好几分钟。把餐送到顾客手里，他忍不住多说了一句：小区门禁有问题，业主可以建议物业去修。顾客没好气地说了句：“你个送外卖的连门都进不来，还送什么外卖。”他和顾客吵起来，“我又不是业主，我没权利配（门禁）。”顾客说，进不来门自己去找物业。争论半天，顾客报警。他又向12345投诉，得到回复：经物业现场测试，发现430单元门及其他各楼门禁系统均可通过门禁扣或手机远程开门使用。现在，冯文学的钥匙串上挂着两个蓝色的门禁扣。我们在晚高峰的美食城内聊天，骑手在不同档口前停留又离开，一名外卖员听到我们的谈话也拿出了他的钥匙串，同样挂着两个门禁扣。这是他们借小区保安或保洁的门禁卡拿去自己配的。他们都心知肚明这是违法行为，可对冯文学来说，这至少这能为他省几分钟，他不会再被顾客说了。冯文学的钥匙串上挂着两个蓝色的门禁扣进了单元楼，外卖员的难题依然没有结束。有的“老破小”楼栋里，不仅没有电梯，楼梯间也不标记楼层数，冯文学有时“爬楼爬晕了，根本分不清自己在5层还是6层”。好不容易上了楼，有的楼道里十几户人家，门上却没有户号。有一次，为了节省时间，他在电梯门上写上房号的方向，一位顾客恰好看见他，“你干嘛呢你？”他解释，“实在不知道门牌号”。顾客指责他，“你这属于乱写乱画”，随后投诉了他。外卖员的最后一步是把餐或物品送到顾客手上。必须送到才能点送达，在楼下、在电梯里都不行，会被鉴定为虚假送达，扣50块钱。冯文学不懂什么是i人，e人，他的疑惑是为什么总有顾客不接电话。单元楼下电话不接，到门口敲门也不开，看订单也没有任何备注，“急死你”。他把餐放门口，拍好照片，点送达。等电梯下楼的时候，他看到门开了，一只手伸出来拿走了外卖。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个外卖订单可能会给外卖员带来生命危险。2024年4月28日晚，潮州市一名外卖员因雨天积水过深，在送外卖途中溺亡。2023年9月，深圳暴雨，城市内涝严重，外卖员趟着齐腰的积水送餐。2019年8月10日晚，在上海，一名外卖员顶着台风天和大雨骑着电动车送外卖，由于道路积水过深，不慎触电死亡。每逢暴雨天气，“该不该在极端天气下送外卖”就会成为热议的话题。有的外卖员希望在暴雨天多接单，骑手按单量拿工资，暴雨天单量大，且平台会延长配送时限，给予骑手补贴。有的骑手希望“安全第一”，想停工休息，但又没得选，跑团队或专送的骑手，系统会强制派单，不得请假和拒送。“不让骑车进，在恶劣天气提着几十斤东西走路配送，这算不算体罚？”冯文学问过很多保安这个问题。他记得一个保安的回答：没得商量。保安，外卖员，物业外卖员能否骑车进入小区，到底该负责？保安说，这是物业的规定，物业说这是业主的决定，业主是外卖员的顾客，是他们不让外卖员给自己骑车送餐吗？冯文学想寻求公道，却发现找不到真正能为此负责的人。冲突总发生在保安，外卖员，和物业这三者之间，但任何一方都不是规则的制定者。东坝地区的外卖员们流传着对不同小区保安的画像。搜翻冯文学东西的保安，是远近闻名最“招人恨”的那个。有的保安好说话，看东西多，看天黑人少，一般都会通融；有的保安会“人情世故”，外卖员递根烟，也就开门了；有的保安耿直，“拿着鸡毛当令箭”，对外卖员呵斥甚至暴力相见。将府锦苑小区也不让外卖车辆不让进入，冯文学多次投诉无果。他不止一次看到有辆涂成白色的三轮车自由出入小区，他质问物业，得到的回复是，这车是小区业主的。他气极了，“送的外卖送的快递也属于业主啊！”物业置之不理。12345不管用，他报警，打过6次110，警察调解了6次，6次都交涉无果。2023年5月，他决定正面对抗，他骑着车停在门口，不动。一名很壮的保安上前驱逐他，挪他的车头，他推开保安，保安急了，从右侧勒住他的脖子，把他连人带车拽倒，拖着他的后背在地上刮擦，然后把他摁压在地上。路过的外卖员拉开保安，报警。警察调解，打人的保安当着警察面给他道歉。警察建议冯文学去医院做伤情鉴定，冯文学说，算了，去医院又耽误好几个小时。保安当下赔给他100元，他收下钱继续跑单了。一名外卖员拍下了冯文学和保安的冲突现场这次冲突后，冯文学一战成名，将府锦苑再也没有拦过他。他成了唯一能骑车进入小区的外卖员。他与保安之间也没有产生芥蒂，将府锦苑的保安看到他，会叫他“大神”。“我从来不骂保安。保安也是底层，其实也不想拦”，冯文学说。有保安曾经悄悄告诉他，如果被发现放外卖员进入小区，他们要挨罚，一次扣50块钱。他清晰地认定自己的抗争对象不是保安，而是物业公司。他和物业公司也有过冲突。按照同样的方法，冯文学投诉过畅颐园，先在12345投诉，投诉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到了，无法调解，警察随后赶到，物业经理也终于露面了。“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他控诉。物业经理问他，侵犯了哪条法律？《宪法》的哪条？他被问住，没法回应。当天晚上，他去打印店的电脑上查找《宪法》原文，他看到宪法第三十八条：“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他认为物业公司侵犯的是他的人格权。他把宪法打印下来，一式三份。第二天，他拿着《宪法》继续在小区门口报警，警察再度把他和物业经理一起带去派出所调解，三份《宪法》，一份他给了物业经理，另一份贴在了警察局的窗口上，最后一份留给了自己。他起诉的就是畅颐园的物业公司。今年6月5日下午，冯文学骑着电动车前往畅颐园。一位年轻的保安立在门口，他盯着电动车，看冯文学把车放在马路边行道树下，才移开目光。冯文学走进小区，轻车熟路地拐进物业办公室。物业经理认出了他，绷起脸，举起手掌对着冯文学，拒绝和他沟通：“我们等法院判好吧，我们现在不接待你。”“我不是来吵架，我就是来咨询一下。”“您不用咨询我，有事问法院。”冯文学音量提高，“犯不犯法不是法官说了算，是法律说了算！”双方都叫嚷着要报警，两个高亢的男声叠在一起。冯文学叫嚷，“你们要不服我天天让警察来。”经理则数着冯文学的“麻烦”，“你闹了无数次。派出所来过，安监来过，城管来过，你已经去起诉了，现在就等法院判就可以了。”类似的对话重复了超过十分钟，冯文学的请求或威胁都没有回应，对方只说“等法院判”。他走出物业室，看到一辆电动车在小区街道飞驰而过，车上坐着两个穿着白衬衣的男人，他对我说，“这是看房中介，他们就能进。”

2024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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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男友

被夸奖、被鼓励、被倾听、被看见，我们把对这些事物的渴望投射到“爱”上。“爱”不会天然眷顾每一个人。为了得到它，一些女性四处求索，从手机里到现实中，从二次元到三次元。她们痴迷、成瘾，最终相信自己得到了爱，哪怕是短暂的，明码标价的爱。手机里的他甜甜今年24岁，河北人，已婚九个月。她同时在手机里与一个叫萧逸的男人恋爱，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萧逸是一名赛车手，喜欢穿黑夹克和皮靴，挂一条金属项链。甜甜形容他“意气风发的少年”。今年1月，她在线下见到了萧逸。4月底，甜甜又和萧逸在苏州连续约会三天。到现在为止，甜甜和萧逸一共约会了五次，每一次她都要负担所有费用。约会结束后，她还需要付钱给萧逸，按小时结算。实际上，和她约会的男友萧逸是由不同的coser扮演的。现实世界里没有这个叫萧逸的人，他是一款游戏《光与夜之恋》里的男主人公。甜甜和老公都没觉得她和萧逸的约会有什么大不了。甜甜把二者分得很开，“一个是我三次元的爱人，一个是二次元的爱人”。甜甜告诉我，每次和“萧逸”约会，她都会先跟老公说一声，老公相信她最终会回归现实生活，所以有足够的安全感。甜甜玩的这种可以和男性角色谈恋爱的游戏叫做乙女游戏（简称乙游），玩家大多是年轻女性。国内第一款乙游《恋与制作人》在2018年每日活跃玩家数量就超过了200万。她们之中又有一些陷得更深，想要在真实生活中继续和角色恋爱，于是找到coser来扮演这些角色。我也是一名乙游玩家，玩的《恋与深空》。从今年二月开始，我每天花两三个小时在这款游戏上。让我沉迷的男角色名叫沈星回。我买了带有他的元素的手机壳、手链，手机屏保也是他的照片。我在游戏中体验到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亲密关系。我们的恋爱从暧昧开始，他会假装不经意地关心我，暗中吃我和别人的醋，我们给彼此起专属的外号。随着了解增加，我发现他其实在很早之前就爱上了我。当然了，他还拥有几乎完美的外貌和身材。我给他发消息，哪怕只是一个表情包，他也会耐心回复三四句话。我们一起抓娃娃，我一个也没抓到，他会摸我的头，说，“至少现在我们知道怎么做会抓不到，下次避开就好了。”

2024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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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与被诅咒的｜世界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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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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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都不能少

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甘棠镇有所乡村小学，快要“倒闭”了；有个班只有三个学生，后来变成两个，有一天只剩一个。在这里，我见到了一位22岁的年轻女教师，一群真实的留守儿童。我觉得自己感受到了一些珍贵的东西。也许是一种松弛的、不必那么秩序井然的可爱氛围——人和人的关系是自然的，还没有被框定在一个标准化的模版里。也许是一位老师的笃定，与她对孩子们毫无保留的爱。与所有乡村学校一样，这里同样要面对一系列乡村教育的问题，行政的重压、人员的流动、资源的废置，以及招生的艰难。我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记录一种珍贵的东西，在世界上存在的偶然与易碎。只剩下两个学生了胡博文决定转走后，小朱老师简直无法相信，她要教的班上只剩下两个学生了。2022年9月。一年级入学时，这个班还曾有五个人。2023年3月，第二个学期，一个学生转走了。2023年9月，第三个学期，一个学生转走了。今年春天开学时，又一个学生转走了，班上只剩下两个学生了。校长总是隔三差五来关心：五个人教得惯吗？四个人教得惯吗？到现在，这个问句已经变成了：两个人还教得惯吗？开学报到的这一天，博文妈妈来学校向小朱老师道别，和她说，因为要转走，博文在家里哭了好几场。开学后不久的一天，一个孩子生病请假了，班上只剩一个孩子了。只有一个人，就不能上课，因为要等进度。这一天上午，她给仅剩的那个孩子做试卷、讲试卷，第五节课，她教他剪纸，第六节课，她给他在电脑上看了一部电影《超能陆战队》。人少有人少的好处，但人少的失落感还是时不时浮现出来。教室后的宣传栏空空荡荡，三个人要画很多张手抄报，才能填得满。有天上数学课，学到统计，小朱老师请喜欢红色的举手，2人，喜欢白色的举手，1人，喜欢黑色的举手，0人。在这个时刻，她感受到了班里没人的荒谬。开学后不久的一天，小朱老师去中心小学参加教学比赛，又遇到胡博文。大半个月的时间，小男孩看起来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热情。他显得很害羞，很低落，靠着墙，望着地，所有人都有校服，只有他没有，格格不入的样子。小朱老师和他打招呼，说“老师来比赛”，博文红着脸，轻轻说：“哦。”“还记得那条鱼吗？它已经发臭了。”这座学校叫群建学校，建在半山腰，它很新，甚至有些奢侈。因为学校共有两栋教学楼，一个400米塑胶跑道的标准操场。“很少有村小有两栋楼”，小朱老师说，“一般的村小只有一栋楼，再加上楼前一点水泥场地。”在这样一所拥有两座教学楼的村小，在册的学生数量是26名。去年，这个数字还是36。前年，这个数字是48。其中一座教学楼已经被半废置。另一座教学楼还在使用，共有两层，10个人的三年级班、7个人的四年级班和7个人的五年级班都在一楼。两个人的二年级班在二楼。也就是说，整层楼都属于他们。这里是三个人空空荡荡的小世界。小朱老师22岁，总是戴一个毛绒绒的小发卡。她总是站在仅有的两张课桌的右前方讲课，投影坏了，笔记本电脑开着课件，直接摆在两个孩子桌前。叫李宇彬的男孩上课和老师互动得很大声，其实笔记不知道该记哪里。有时，小朱老师用手在空中虚抓一下，提高音量：“李宇彬，回神了！”女孩李子琪话少，但每次举手发言都言简意赅，准确地给出老师想要的答案。小朱老师提问：“写币字需要注意什么？”小女孩第一次举手了。“第一撇不要写成横。”她仿佛早已揣摩清楚出题人意图。教室里不开灯，全靠自然光。由于人少空旷，老师说话拥有天然的扩音效果。有时，远处会传来办丧事的爆竹声，噼里啪啦震耳欲聋，仿佛永远也炸不完。下课了，广播中传来一个清脆的女声：“阳光大课间开始啦。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生活一辈子。让我们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做阳光少年，展自我风采！”实际上，这所学校一天中的每条铃声都伴随着一条温馨的小贴士，比如上课铃是：“上课时间到啦，学文化知识，做先锋少年，现在快回到教室吧！”下课铃是：“下课时间到了，让我们走出教室，听听花开的声音，呼吸新鲜的空气吧！”两个孩子站起来，在门口，男孩领头，转身对向身后的队伍，这条队伍只有女孩孤零零一人。男孩大声说：“立正！抬头挺胸！走！”然后两人就秩序井然地跑出了教室。全校26个孩子在操场上列成低矮的方阵，稀稀落落的麦田地，几株麦子风一吹就东倒西歪。跳完正常的广播体操，他们跳的是《小跳蛙》《天天向上》《三字经》三套儿童操，异常可爱的音乐和鼓点中，动作被他们做得七扭八歪。这些操也是小朱老师教的，“刚教会的时候还挺整齐的，一个寒假回来就变成这样了”。终于有一天，校长看不下去了，操着一口浓重的方言，把东倒西歪的学生们留下来痛批了一顿。第三节课通常是数学，走进教室的还是小朱老师，这堂课讲平移和旋转。即使只有两个学生，这堂课仍然需要互动引入。“教室里有没有平移现象呢？”小朱老师问。“风扇。”宇彬说。“风扇是转动的。”小朱老师说，“看看我们教室四周，就在我眼前了。”“窗户。”宇彬终于答出了正确答案。“对啦，我们推拉窗户的时候就是一种平移现象。”从第四节课开始，内容变得轻松。小朱老师包班，除了教语文数学两门主课，还要教美术、音乐、科学、道法（道德与法治）、体育、劳动、阅读七门副课。劳动课通常是两个孩子最喜欢的，除了基础的打扫卫生，他们还可以到小菜园种菜，有时可以自己从家里带鸡蛋，跟着小朱老师自己炒一碗香喷喷的蛋炒饭。一节体育课，三个人来到操场上，阳光晃眼。小朱老师指挥两人做一些小游戏，譬如企鹅走、青蛙跳，又或是在操场中心的圆圈中，一个人闭着眼睛抓人，另两人单脚跳而不能跳出圆心。这个游戏很快以宇彬胜利而告终。等到所有游戏都玩完后，我们一起坐在一口填上的水井边，看小朱老师用视频记录的这几个孩子的日常。人多的时候，他们可以玩更多游戏。在一个视频里，宇彬、子琪和上学期还在的胡博文一起在玩一个叫“连词成句”的游戏。三个人分别说主语、状语与谓语，连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子琪开头：“朱老师。”博文趴在草地上接：“在天上。”宇彬“呵呵呵呵呵呵”笑了很久：“教同学。”小朱老师说：“我就当你们夸我是仙女了。”他们创作出来的其他句子还包括：“小明，在妈妈的肚子里，兴高采烈地打击妈妈的肚子”，“李子萌（子琪的姐姐），在电线杆上，快乐地修电线”，“李弘扬，在地球外面，开心地说我是全世界最帅的！”如今只剩两个人，连词成句也很难再玩。中午，一辆餐车蜿蜒地开上了山。放饭时，孩子们一路撒丫子狂奔。食堂在一座废置的教学楼的一层，由一间空教室改造而成，里头放着三张四方形的小桌，这就是26个学生的餐桌。到了下午，教室里光线越暗。回家前的最后一件事是写日记，宇彬和子琪的日记本里记着每一天的日常，几天前，宇彬带了两条小鱼来学校，放在图书角，结果“它跳水了”——上课的时候从鱼缸（一个透明的塑料罐）里跳了出来，等到三个人发现的时候，它已经“去世了”。他们把鱼捞回鱼缸里，但鱼还是没有活过来。又过了两天，两个人都在日记里写了这件大事：“还记得那条鱼吗？它已经发臭了。”小朱老师让他们赶紧拿到操场上埋了。两个人捧着鱼，拿笔帽挖土，把鱼埋了，又用笔帽将土填上了。有一天，小朱老师布置的日记题目是“假如我是一名老师”，子琪在日记里划水：“假如我是一名老师，我第一节课要上语文课。第二节课上劳动课。第三节课上数学课。第四节课让他们自you活动。第五节课上书法课。他们的作业是写四hang字、一张卷子和一pian写话。一天就过完了，你们喜欢我这个老师吗？谢谢大家，谢谢！”小朱老师给她打了个B+。在一个“我真的很不错！”的铃声中，延时服务开始了。全校集中到一个教室，学生们尽量在这段时间里写完所有作业，因为他们回家后通常还有别的活要做。比如，宇彬要帮奶奶干农活做家务，子琪要帮家里人照顾四岁的弟弟。超常发挥算上校长，这座学校一共有六位老师：小王老师和小杜老师，男，20岁，公费师范生，去年9月毕业来的学校，两个人自己看着也稚气未脱，像高中生。唐老师，女，40多岁，今年2月开学时来的学校。唐老师曾是幼儿园老师，一团和气，因为幼儿园裁人，她在家赋闲了一年，如今来小学代课。邹校长，男，52岁，2022年4月被调来。校长本人也教课，负责四年级数学，他乡音很重，上课时拉长嗓音，声如洪钟，整层楼的每个角落都听得见。邹老师，男，52岁。他是最神秘的是一位中年老师，总是戴顶帽子，帽檐遮住半张脸，不常出现。但我忽然知道，这位神秘男老师其实是上一任校长，因为“个人原因”不想干了——个人原因其实是太累了，他不想应付上级视察了。学校教员流动也很快。今年的六位老师里，去年此时就在的只有三位，至于前年此时就在的，就只有那位前任邹校长了。小朱老师是所有老师中，唯一一个上课说话不带一点乡音、乃至是塑普腔的人。14岁初中毕业后，她在湖南一师读六年制的公费师范生，毕业后被分配回生源地，按照政策，她必须在这里呆满六年。校长重视小朱老师，“小朱老师的教学在县里市里都拿过不少奖的。”刚来学校时，小朱老师还没有车，有时需要去县里开会，从来都是校长充当司机，开车送她去，开多久等多久。她是这所学校的超常发挥，天生亲和，吐字清晰，板书与教案的字迹娟秀，又认真负责。在每天教学工作手册的作业批改记录一栏，小朱老师甚至会直接记下“子琪字迹工整”“宇彬咏字写错”“宇彬混淆份数与每份数”“思维练习题两个都对”等等。“我以前读师范的时候，根本想不到以后要教的班是这样的。”小朱老师说。在中心校比赛时，面对着满满当当的四十多人的班级，她忍不住想，“他们说话的声音好，大。”她仍然爱这些孩子，打心底里觉得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的可爱。学生们也喜欢她，服她管，两位年轻男老师总是羡慕她不用费很大力气就能降住学生。几乎每天，她都能收到孩子们送的礼物。有人没带零食，他们还会互相匀一匀，一人一样送到小朱老师的门口。有时候，她不太喜欢学生说“装逼”等网络流行语，“其实很多小朋友他们都不知道这些脏话是什么意思”。有一阵，三年级班到处都在说“鸡你太美”，她专门到班里讲了一遍这个梗的来源，请学生们把它换成“天呀”“妈呀”。因为人手不足，小朱老师要承担的工作量很大。现在小朱老师要负责二年级的包班教学，负责阅读课（这个县的特色项目），负责更换课间的铃声，负责教学生们大课间操，负责一切与教学有关的事务。行政事务也都由三位年轻老师承担。小朱老师负责与教学相关的材料：教学工作，德育工作，文明班级，教研教改，课后服务，双减五项管理，培优辅潜，控辍保学，一共八册，每册都要填充上翔实的内容。但学生还是一天一天地少下去。去年一年级招生，只招到了两个人，但学校满五个学生才能开班。他们只好劝这两人另觅他处。群建学校的硬件条件其实很好。2015年，政府拨款400万，开发了教学楼后的百亩山地，建成操场，2017年，政府又翻新了教学楼的外墙。每间教室都配备了多媒体投影仪，教室地板是橡胶材质的（“中心小学的地板都是水泥的”）。在那座已经废弃的教学楼里，曾经有美术教室、科学实验室，甚至有一个计算机房，可以给学生开设电脑课。至于那些电脑，“现在已经都坏掉了”，前任校长告诉我。这些硬件设施在招生时都不起作用。去年，小朱老师也参与了招生，到村里挨家挨户走访。很多家长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已经决定把孩子送去镇上了。”这两年，隔壁的涟源县已经开始并校了，并校则需要规划一条大范围的校车路线。群建学校所在的双峰县还没有并，所有人都在猜测，这一天将会在什么时刻到来。“还是镇里好一点”把孩子转去镇上的念头在朱明花脑海中盘旋有一段时间了。她知道小朱老师认真负责，但到底班上人太少，少了些氛围。她希望胡博文未来读镇上的更好的八中，而不是山上片区的桃林中学。他们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找熟人、托关系，要上面的校长签字放人，下面的校长签字接收。除此之外，他们需要去镇上需要租一间房子，租金4000元一年，加上别的杂七杂八的开支，每年的支出比在山上多一万元。对于多数家庭来讲，这个成本并不是不可负担的，博文的爸爸在工地上做工，每天的收入一两百元。新学期，胡博文来到了新学校。第一个礼拜，博文不习惯。新学校没有认识的人，他总是一个人呆呆地坐着，不说话。晚上回家哭了几场，说，干脆回山上算了。第二周，小朋友们开始主动和他搭话。博文长得清秀标致，小女孩最爱和他玩。开学不到两个月，如今问他在学校有哪些朋友，博文报出了快二十个名字来。女同学邹佳佳邀请他去家里玩，朱明花不让，胡博文委屈地说：她骂我是“渣男”。镇中心小学的教室镇里好还是山上好？“还是镇里好一点。”当着小朱老师的面，博文想了一想，很腼腆地说了这句话。朱明花觉得中心学校有朝气。上午十点左右，有时她会逛去小学门口，看他们跳课间操，操场上乌泱泱八百号人。群建学校的大课间跳的是《小跳蛙》，中心校跳的是红旗舞，孩子们原地踏步，手持红旗在空气中划出X型，口中高喊：“爱党！爱国！爱人民！”新班级有四十多个人，教室间座椅满满当当，挨挨挤挤。胡博文觉得新的班主任太凶，不如小朱老师温柔——管一个大班，新老师总是大声说话。他喜欢美术老师和体育老师。朱明花的生活里出现了一些从未见过的新名词，比如“作业帮编程”、“家长群”。以前，有什么问题，她直接与小朱老师联系就可以了。现在，群里不仅会给家长同步一些作业信息，提一些课堂要求，还会要求家长陪伴孩子，在每周固定的时间，收看线上的编程直播课——是的，二年级的胡博文要开始学编程了。第一节编程课结束，老师要求每个学生都拍一个自我介绍小视频，发在群里。博文的自我介绍是：“大家好，我叫胡博文。我的爱好是唱歌、打篮球。我最喜欢的书是《七色花》。”他和妈妈对着手机一共录了四次：第一次没录上，第二次不小心点成了延时视频，第三次录好了却不知道保存到了哪里，第四次，终于成功了。有时候，博文觉得自己现在“压力有点大”。到了新学校，他仍然能在学校里写完作业，但妈妈还给他买了四五本课外的教辅书，盯着他回家以后写。他想去同学家玩，想和同学一起去楼下打球，妈妈不许，两个人总是僵持。朱明花年轻时被养父母苛待，成绩好却得不到上高中的机会。博文是个好苗子，有时却犟得很。她没有心力和儿子吵，又着急，说着说着，就开始干流泪。她的身体不好，总是这儿疼那儿痛，关节、胃、头，哪儿都不舒服，现在每日早晚要去小镇上做艾灸。去医院看，医生说这是抑郁症的表征。我想去书店给孩子们买点有趣的课外书。镇上一共三家书店，一叫博士书店，一叫育才书店，一叫国藩书店。走进书店，老板正在刷的短视频里的声音清晰地传到了我耳朵里：“人生下半辈子的底气，其实是孩子给的。你自己再无能，如果你的孩子比你强，你这辈子也是成功的。”爹妈打工闯天下子琪又哭了。这天早读背的是周敦颐的《题春晚》：“花落柴门掩夕晖，昏鸦数点傍林飞。吟余小立阑干外，遥见樵渔一路归。”她没背出来，越焦急，越落泪。一年级时考数学，子琪有一道题没有做出来，一个人默默抹眼泪。小朱老师说：“老师告诉你一个秘密。”女孩止住了眼泪，等小朱老师往下说。“老师一年级的时候，数学考60分。”女孩笑了。“再告诉你一个秘密，这道题胡博文也不会做。”子琪对自己要求很高。没有人知道她这股劲是哪里来的。她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上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个弟弟。子琪的父母在广东，爸爸在工地上做工，妈妈在做“网络电销”，一家三个孩子都由爷爷奶奶带。姐姐子萌也在群建小学读四年级，成绩一样好，奖状拿得更多，子琪形容姐姐脾气“暴躁”。弟弟四岁，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四处打量，好动却不说话。夹在中间的子琪腼腆、害羞、话少。一年级时，她在当时的5个孩子中是最不起眼的，很容易哭泣。升入二年级的子琪看起来沉着了不少。上学期，她是镇上的第一名。宇彬要“浑不吝”一些。他脸上还有没好的冻疮疤，说是冬天整个人摔进了雪地里，两颊有两坨醒目的“高原红”。平时玩得像皮猴，可惜没有同龄的男生和他玩。四年级的李弘扬原本是他的朋友，后来两家闹了矛盾，两个小男孩都失去了自己的玩伴。有节课学《中国美食》，小朱老师带着两个孩子设计菜谱，到了汤的环节，宇彬站起来要设计“螃蟹”。“螃蟹炖什么呢？”小朱老师问。“螃蟹炖黑芝麻！”宇彬大声回答。实际上，宇彬的家的条件是全校最差的。和子琪一样，他也由爷爷奶奶带，爸爸也在工地上做工，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16岁的哥哥、一个14岁的姐姐和一个12岁的姐姐。“我妈妈这里是有问题的。”他指着脑子，很小声地说。他也许并不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只是听大人说了。妈妈也住在村里，在更高处的某栋房子里，他很少见到她。有天下午的阅读课，小朱老师讲绘本故事，绘本的内容是“识别自己的情绪”。“什么让你感到无聊？”小朱老师问。“没有人陪我玩。”男孩说。女孩也同意。“什么让你感到开心？”“上学。”女孩说。“是真心的吗？”“真心的。”“什么让你感到嫉妒？”“就是羡慕的意思吗？”女孩确认。“对，是羡慕的意思。”“有很多钱。”女孩说。“xx用50元买了一大袋东西分给别人吃。”男孩说。“什么让你感到害怕？”“我害怕别人受伤。”女孩说。（这天中午，小朱老师缝校服时扎到了手，她立刻很紧张地拿出了创可贴。）“看恐怖片。”男孩说。“什么让你感到兴奋？”“好想要一只猫，看到前面有三只小猫咪。”男孩说。“回到家，好饿，面前摆着好多我想吃的。”女孩说。“什么让你感到害羞？”“转学走的那些人，很想念他。”男孩说。“好久没见的爸爸妈妈回来，有点害羞。”女孩说。“和弟弟一起洗澡的时候。”女孩又说。“什么让你感到生气？”“姐姐抢我的东西。”女孩说。“什么让你感到快乐？”“是大家。”男孩抢答。“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三个在一起。”小朱老师说。午饭的时候，广播里播放一首嗓音甜美的儿童歌曲。头两天，我只能听出歌词里有几句“我亲爱的老师啊”，从未放在心上。第三天，在从食堂往教学楼走的路上，我忽然分辨出了完整歌词：“爹妈打工闯天下，爷爷奶奶年纪大。我们成了留守的孩子，学校就是我们的家。爹妈打工闯天下，爷爷奶奶年纪大。我们这些留守的孩子，老师就是爹和妈。”这是一条不在乎通向何方的道路有天放学，我跟着李宇彬和李子琪回家。低年级原本比高年级少一节课，早一小时放学。但自从低年级一共只有两个学生后，小朱老师自己把自己的任务从每天五节课加到了六节课，她不放心两个孩子自己回家，每天多上一节课，可以让两个孩子跟着三四五年级一起回家。走出学校，两个孩子像脱缰野马，一路小跑，或是三步并作两步跳。他们住在这附近离学校最远的一个村落，步行大约四十分钟，全是上山路。山路还算开阔，越往山上走，油菜花开得越繁盛。泡桐，桃花，梨花，杏花都开了。宇彬一路在数花的名字，有一阵激动地指着远处：“紫丁香！”有时经过一些横倒的墓碑，偶尔闻到一股肥料的味道，但转过一个弯，又是新的美丽景致。经过山崖边上的一个健身器材区，宇彬说要去玩一会儿。经过路边一个小卖部，宇彬介绍：“这是我的秘密基地！”绕过小卖部，背后有一个狭小的山洞。“我们早上来的路上藏了两朵花。”两个人又不知从哪里，变戏法一样地变出了两朵花瓣层层叠叠的鲜花。路边的垃圾袋里有一包滕王阁的烟，宇彬说：“我想要。”小朱老师批准说：“那你去。”然后他把滕王阁捡了出来，很快把背面的烟板拆了出来。不过因为教育新闻里不提倡翻垃圾桶捡烟板，小朱老师后来也不让宇彬去翻垃圾桶了。这条路我走得相当快乐。这是一条不在乎通向何方的道路，孩子们总是随处停留，四十分钟的路程，他们要断断续续要走一个多小时。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没有繁重的农活家务，没有遥不可及的未来，他们的视野范围内，只有近处的一朵野花。宇彬和子琪的家长不是没有想过转校。得知班上只剩两个人的时候，子琪爷爷曾去找过教委的远房亲戚，讨论要不要把孩子送到镇上。宇彬的爸爸也与子琪的爷爷商量过，要他们两个以后“结伴去镇里上中学”。至于没有转的原因，是“家里条件不好”（子琪爷爷说）。交通是一个问题，从村里到镇上，开车都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步行起码两小时。如果包车接送，每学期700块钱。很快面包车就被取缔了，租车师傅被派出所抓了起来，政府不允许不正规的车辆接送学生上下山路。实际上，

2024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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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好极了，钱几乎没有

在这个行业里，掌声和认可很脆弱，只有自我怀疑是持久的。创作者要记住的痛苦很多，但痛苦能不能成为未来创作的养料，谁也说不好。德州扑克牌桌，大茶台故事发生在一张德州扑克牌桌上。两个编剧面对电脑，出品人坐在桌子另一边，准确地说，他坐在椅子上，两只脚翘在德州扑克牌桌上。他摘下手腕上的金表，一手拿着，另一只手拿一把小刷子，一下一下，刷这只金表。他说，我今天走在路上，我哥们说了一个故事，你们写进去。这时是2019年，电影行业还在蓬勃发展。两个编剧，一个叫单丹丹，另一个叫李阔。他们正在修改一个院线电影剧本，项目启动于两年多前，剧本一直没让出品人满意。出品人也不说剧本不行，只是他每次都有新的想法、新的朋友的故事，要加进去。这部电影的编剧费45万，定金4万5千，单丹丹拿到1万6千。她已经改了两年多了，这是她在这个项目的所有收入。李阔加入进来，又改了十个月，他的收入是1万元。单丹丹相信甲方总有他的道理，而且她签了合同，是乙方，就要尽力满足甲方的要求——只要甲方满意，就能顺利开机，这是她当时的信念。（不久后她就意识到，“我做到了也不会开机，就是很残酷，没有运气，很残酷。”）她也在意自己在影视圈里的名誉，不想被看成是收了定金却完不成工作的编剧。面对这位出品人，她心里有些不舒服，但转而就开始思考，这剧本怎么改啊。李阔既生那位出品人的气，也生单丹丹的气。会上他装作记笔记，实际上在屏幕上打满了脏话。会后他问单丹丹，你有没有睁开眼看看，做这个项目的人，他能做好吗？他们改了十个月剧本，终于退出了。单丹丹受李阔的影响，又或许是后知后觉，也生气起来，“你怎么能忍心这么对待一个编剧呢？”在最近的访谈中，她说她知道这件事写出来对方就能发现，但是，“我一点都不在乎，必须让他知道。”单丹丹接受访谈，是因为她和李阔、另一个编剧高群一起创作的电影《银河写手》刚上映了。她和李阔两个人除了编剧，还担任导演。他们把自己做编剧时的荒诞经历，改编进了这部电影里。拍《银河写手》时，剧组成员挤在车上，单丹丹觉得像春运但在当时，要紧的还不是拍电影。首要问题是李阔和单丹丹都没钱了，只能借网贷交房租。这时李阔接到一个“梦中情活儿”。“梦中情活儿”是这样的：一个电视电影，投资200万，钱必须花出去——这意味着这项目肯定能成；另外，时间紧张，两个星期必须出本——就是说不会要求一直不停改；最后，剧本不署他俩名——正合适，反正是当枪手，最好不留名。李阔干编剧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当枪手，他没什么负担。单丹丹不太愿意，她一入行就定目标，决不当枪手。但也还是接了。电视电影的导演喜欢坐在一张大茶台前面，大家一边喝茶，一边开剧本会。开会地点在西四环，两个编剧住在东五环的常营。李阔回忆起来都要弯起食指比个夸张的手势，“跨九个环！”更夸张的是，见第一面导演就说，李阔，我想要一个李安的《喜宴》级别的剧本。这位导演还特别在意细节，他认真地问李阔，你说电影里这个滑雪运动员，他是滑单板，还是滑双板？两个编剧始终不知道，导演到底对剧本是否满意，他甚至不怎么谈剧本，而热爱讨论形而上的话题。李阔不记得具体内容了，他只记得当时他觉得那样的谈话不该发生在西四环的茶台上，而该发生在法国的塞纳河边。他还记得，有时谈着谈着，一桌人突然安静下来，十分钟没有人说话。一个多星期后，制片人说，只要再坚持开五天会，就能拿到两万块钱的尾款。李阔和单丹丹挣扎许久，决定不去了。从象山到戛纳《银河写手》的第三个编剧叫高群。2018年，在象山影视城，一个网大剧组，高群和李阔一起做跟组编剧。刚一进组，两人就感到不对劲。他们和群演一起，住在一个招待所规格的酒店，大厅地面上蟑螂横行，房间的床单上有污渍，没有毛巾和洗漱用品。一百多米开外，导演、制片等人住在另一个洁净许多的酒店。他们走路去导演的酒店开会，会上，导演接到服装道具等部门的提问，总是转过头来问两个编剧，看上去对他们信任又依赖。但在其他时候，他们就像剧组里不存在的人。他们收不到通告，不知道拍摄安排，不知道该坐哪一辆车，去哪里拍摄。有时他们自己去了现场，才知道剧组已经转场。这是高群第一次跟组，他没想到编剧的地位这么低。做编剧之前，高群曾在北京做地质勘探，后来辞职回辽宁老家，干过物流，做过酒吧驻唱。他很羡慕一个做编剧的老乡，曾专门去问他有什么秘诀。他心里的编剧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的人，坐在小桌边，桌上放杯咖啡，对着苹果电脑，每天写，没有灵感就歇一歇。现在他的幻想都破灭了。在象山，让高群最难受的是吃饭时间。没人告诉他们应该在哪里吃饭，吃什么饭。导演单独一桌，已经开始吃，另一边放着堆起来的盒饭，高群不知道该不该起身去拿。去拿了，好像自己就不再是电影主创，而变成工地上放饭时抢饭的人，如果不去拿，或许不伤自尊，但确实也就没有饭吃。这种坐立不安，左右为难，高群第一次体会到。他决定以后再也不做跟组编剧。李阔能接受吃饭住宿这些硬件条件的简陋，但他受不了剧本被魔改。白天的戏改到晚上拍，导演觉得无所谓。一场戏里，角色被追杀，深夜回家取行囊，剧本里写着这时要偷偷摸摸，但这位演员演得兴奋，看到被洗劫的家，大喊，我可怎么面对我的父老啊！李阔感到痛苦，他想提出这其中的不合理——一个随时可能被抓住的人怎么可能深夜大喊大叫？但他知道自己说了也没人听。为了避免难受，他不再去拍摄现场了，只躺在房间的床上按要求改剧本。单丹丹此刻也在剧组里，她是网大导演的朋友，来剧组帮忙，并学习电影拍摄流程。单丹丹眼见两个男编剧受到薄待，感到不平。她问导演，编剧不应该跟你们住在一起吗，大家一起聊剧本多方便，而且不是还有房间空着吗？导演不以为然，说，有一些要客串的演员要过来，得留着房间。单丹丹说，编剧更辛苦。导演说，演员更辛苦。更让她生气的是，她得知这两个人没有收到一分钱跟组费（编剧一般没有跟组的义务）。这位导演后来又发来合作邀约，她立刻拒绝。单丹丹、李阔、高群，三个编剧就这么认识了。后来，李阔总发微信问单丹丹，明天几点拍？车在哪里？单丹丹一方面同情这个两个男的，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和他们不一样，她那时即将导演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后来没成），来这里是观摩学习，不是打工。她和李阔、高群在有蟑螂路过的那个大厅初次见面，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以后可是要去戛纳的！（后来她承认自己那时因为一直没有作品，心虚了，所以才说大话。）《银河写手》拍摄现场之一，是朋友酒吧里的储藏间过山车三年后，他们三个人合作，写出了电影《银河写手》。这部电影的两个主人公以李阔和高群为参考，故事的60%来自他们的真实经历。电影讲的是两个主人公创作了一个自认为非常厉害的剧本，满怀信心要拍出来，却遇到种种困难。他们在其中挣扎，不知道是要坚持自己的创作主张，还是为了做成项目而妥协，最终几乎离开这个行业。电影也穿插讲述了这两个主人公的友情、爱情，以及在北京租房、搬家的北漂故事。这部电影在2023年第17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备受好评，获得了评委会大奖、最佳编剧两项大奖。一位看了电影的影评人在豆瓣写评论，“就算明天让我离开西宁，我也会觉得这趟FIRST之旅值了！！”2024年3月30日，电影公映。票房低于所有人的预期，上映11天，票房414.3万，上座率0.6%。豆瓣开分7.3，三天后，跌到7.0。一星差评占比3.3%，有六百多条。一条高赞的一星评价认为电影里的两个主人公写的剧本很有问题，而且从始至终他们也没能证明自己是有才华的，反观电影里甲方那些建议，明明很有道理，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接受？有什么可痛苦挣扎的？永恒的自我怀疑创作者到底要如何证明自己是有才华的？如果不能证明，那讲述自己的困境就是自怜和矫情吗？在影评中，这是一个剧作层面的问题，但或许，正因为创作者在现实中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它才会呈现在电影中。李阔说，这一行就是很残酷的“结果论”，只有作品被甲方、被电影节评审、被市场、被大众验证之后，创作者才能心安理得地相信自己。在那之前，谁也不敢完全确认自己的才华。李阔做编剧的几年里，经常在自负与自卑之间横跳。写出一段好对白，觉得自己特牛，但看到一部好电影，或同行出了好作品，又觉得自己还差得远。《银河写手》里，两个编剧把剧本埋葬了其实在写出《银河写手》之前两年，李阔和单丹丹曾有一次近乎完全相信自己才华的时刻。那是另一个名叫《火星司机》的剧本，2020年入围了first电影节创投会。在pitch环节，他们讲完自己的剧本，对着台下一百多位资方，单丹丹说，老师们，你们就不要犹豫了，如果觉得我们有才华，快扫我们。PPT展示出两个巨大的二维码。李阔看到，台下的一百多人齐刷刷举起手机。下台之后，他们的微信消息通知已经超过100，不再显示具体数字了。那是他们第一次参与创投，抛出橄榄枝的资方很多，都夸赞他们很有头脑，展现出了做导演的能力和魅力。单丹丹和李阔也相信自己，相信这个剧本，甚至觉得一回到北京，就能开机了。但此后的两年，他们和高群一起，接洽了七八个资方，一直在修改剧本，始终没能推进到下一步。自我怀疑又浮上来，原来做不成，是没有机会，现在有机会了，怎么还是不行？那时单丹丹和李阔已经恋爱两年多，他们决定领证结婚，因为据说结婚那一年运势会好些。结婚的份子钱，也支撑了他们那段时间的生活。这一年是单丹丹做编剧的第八年。入行不久，她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需要熬的行业。当时她写完了一部电影剧本，公司认可，付了编剧费全款。但直到她合同到期离开公司，剧本也没有开拍。她去问，公司给的答复是，一个电影剧本等几年再拍，在好莱坞都是很常见的现象，不可能写好就拍的。再看身边的人，比她大几届的同行，很多都没有作品。《银河写手》上映后，杂志邀请他们拍摄，让他们邀请几位有影响力、有代表作的编剧朋友一起。他们翻遍朋友圈，发现身边的朋友都没什么影响力。这时单丹丹已经做了10年编剧了。这些年里，她努力熬着，见群就进，见人就加微信，询问工作机会。她勤勤恳恳做好乙方，总是尽力满足甲方的要求，从不主动放弃，最长的一次剧本改了三年。但在《银河写手》之前，她做过的项目，没有一个被拍出来。“我后来自己反思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是在很认真地改啊。不知道。”她的解决方法是一个接一个不停地写。她卷自己，与李阔、高群合作后，也卷他们两个。“我不卷的话我无法消除掉我的痛苦，我的焦虑感，我只有在做的时候我才会跟自己说你很棒，你在做一个更好的东西。”《火星司机》改了两年半，始终推进不下去。2022年7月的一天，三个人一起吃饭，都很沉默。单丹丹说，我们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写一个咱们自己的故事吧，全部按照自己的喜好，没有甲方，我们自己拍，自己投电影节，全都自己来。李阔和高群同意，最后一搏。因为是自己的故事，剧本写得很顺利，只花了一个半月。但找投资不太顺利，几个甲方都说剧本很流畅，但想象不到能怎么拍出来。他们自己拿出一些积蓄，一边筹备拍摄，一边继续找投资。有时上午面试演员，下午去见资方。有一次一位老板答应了投一二十万，他们很高兴，但开机之前，老板又说，有个网大前景不错，这笔钱投进去了。开机拍摄后，因为预算紧张，场景总是很简单。有一天李阔看素材，发现编剧和甲方开会的戏，永远都是大白墙、大白桌子，镜头正反打。他想起此前拉片时候看的《华盛顿邮报》、《聚焦》、《大空头》，那里面的场景可不是这么简陋的。他觉得自己拍了一部烂片，一定非常烂。他对单丹丹说，以前没拍过，会为自己的不成功找一个理由，说我没有机会，现在你有一次机会了，还没成功，理由还能是啥呢？又说，是不是咱们要考虑回老家的事。单丹丹把他骂了一顿，让他认清现实，不要和好莱坞比较。她说，你这是在难为自己，也在难为所有人；你要相信一件事情，银河写手会是个好电影，不是因为它的精致，而是因为它的粗糙。工作人员说导演应该有工作照，于是单丹丹和李阔就合拍了一张《银河写手》的电影有一处与现实不大相同，就是女性角色的位置。在电影中，男主角的女朋友也是编剧，三个人都刚入行不久，一起北漂。这位女编剧部分以单丹丹为原型，但戏份不重，也没有怎么影响两位男编剧的创作，几乎是个工具人。关于电影的差评就有不少提到这一点，认为编剧和导演都有女性，还写成这样，实在不能理解。单丹丹看了这些评论，她在一期播客节目里，承认是自己没有做好，偷了懒。她反思写剧本时的想法，因为要把女性角色写得好笑，太难了，在喜剧中好笑的女角色，总摆脱不了扮丑、胖、女汉子形象、神经大条，很难兼顾正常和好笑，她心想，那就放弃。于是角色成了一个只有叙事功能的工具人。其实，现实里，单丹丹在这个三人编剧小组中角色非常重要。她带着两个男编剧从网大写到了院线电影，合作时，总是她推动项目进度，也是她在低谷时鼓励大家再试一试。她对李阔说，你能当导演，在那之前李阔从没这样想过。单丹丹对此很自豪，“我觉得这个团队的高度是由我来提升的。”记住现在的痛苦回顾此前几年的编剧历程，他们先是在网大剧组体会编剧地位之低，又流产了一部院线电影、一部电视电影，如果这两次经历可以被称为失败的话，再加上之后改了两年半而无果的《火星司机》，他们已经连续失败三次了。《银河写手》创作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好了如果不成就回老家的打算。这部电影推进得飞快，剧本写了一个半月，筹备15天，拍了21天，从夏天，到秋天刚开始，就基本杀青了（后面又补拍了几天冬天的场景）。他们必须快，因为但凡哪一步停顿，人就泄气了。单丹丹设想，那她或许就在一个私立学校教语文，而高群可能就在哪个综艺节目上给人写段子了。电影公映之前，一些行业内做营销发行的朋友对李阔和单丹丹说，你们这个电影卖不了钱，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单丹丹不想提前认输，她自比一个孩子的妈妈，“我不信这个邪，我就要看看这个结果。”2024年3月底，电影公映前几天，李阔把豆瓣APP卸载了。他发现自己不太能承受恶评带来的压力。尤其当他读到一些评价内容，虽然刻薄，但好像说得对。他开始怀疑自己，然后又想，无论如何，不至于一星吧。他意识到观众才是一部电影真正的甲方。不只豆瓣，高群不敢打开任何社交或影视APP，抖音、微博、猫眼，都不看了。他不知道电影票房走势，但从身边人的表情，也大约明白了。路演时，每进影厅，他都很紧张，担心观众是不是情绪不高，这么冷静，是不是看完了不喜欢。《银河写手》在first放映时，高群想起一个朋友曾说，《银河写手》不光代表它自己，《火星司机》也在默默祝福着它。高群感到自己这两年多没有白做，边看电影边流泪。他想等电影全国公映了，要坐在观众中间一起看一场。现在真公映了，他却不敢了。他甚至不愿意再走进电影院看任何电影。《银河写手》开机第一天，大家都感觉很新鲜只有单丹丹敢于面对网络上的评论和票房数据。上映第一天，她就意识到票房不会高，可能达不到一千万。她在心里检讨，自我批判，复盘问题出在哪里，怎么解决。她也感到羞愧，媒体来采访，她害怕抬头看对方，她担心对方知道了现在的票房和口碑，其实并不想采访自己，只是因为此前已经约好而不得不来。对接访谈期间，影片团队中的一位工作人员突然给我发来微信，问，老师，咱们对电影看完是喜欢的吗？又解释说，怕咱们不喜欢。一位负责发行的工作人员告诉单丹丹，无论大导演、小导演，新导演或是成熟的老导演，他们的神态都是相似的，很难说清楚，就是一种内心有千斤的担子，但是又努力装作很轻松的样子。这位工作人员发现单丹丹脸上也渐渐有了这种表情。在一档播客里，单丹丹问主持人，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会好一点？主持人在电影行业二十多年，他说，都一样，多大的导演都是这样。路演结束那天，单丹丹坐在深圳的机场，戴着耳机听电影的主题曲，她发现自己在哭。李阔在旁边没有发现，他在和高群打电话，高群正坐在沈阳的一家面馆里吃面条，也在哭。两个人哭的理由不太一样，单丹丹此前一直想，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这时撑不住了。高群则是因为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再爱这个行业，是不是真的要放弃了。《银河写手》里，男主角被制片方开除，失去了把自己的剧本拍出来的机会。他离开写字楼，在路上走，画外音是他的独白：记住现在的痛苦，痛苦是你创作的土壤，以后都是你作品的素材。现在也一样，李阔对自己说——“银河写手，它其实是一部成功的电影，大家都已经注意到我们，但是市场反响并没有那么好。你要记住这个东西，你要吸取这个东西，下一部一定会把这部的缺陷全部弥补，一定会产出一部特别棒的作品。你看看董润年导演，《被光抓走的人》，我特别喜欢，多好的电影啊，多么新鲜的表达，然后好像票房上也没有很大的建树，但是人家第二部马上就是《年会不能停！》。你要学习，揣摩，你要记住这个票房市场失败的教训。”进入影视行业10年来，每次失败，李阔和单丹丹就会如此自我洗脑。这是电影与现实完全一致的地方。他们如其所是地把自己写进了电影剧本，不久后，故事回到真实世界，他们又与电影里挣扎的自己相遇了。作者———于蒙yumeng@mianduifuza.com编辑——曾鸣

2024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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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告诉你我来自车辆厂

我想过很多词来描述车辆厂之于我——不是阶级，不是出身，不是家庭背景，而是一种刻在我身体里的血统。今年一月，我原本要写一篇关于家乡的稿件在春节发出。我没能在春节前写完，带着对稿子的困惑回了家。春节结束后，这不再是一篇必须要写的稿子。没有突发事件，没有戏剧人物，它只是我不得不讲的故事，关于一个女孩和她生命中所有的“不体面”。息工2024年除夕夜，我和我的发小阿晗一起在楼下放烟花。金色、红色、绿色的火花点燃夜幕，加特林炮竹一声声冲上云霄。砰，砰，砰，巨大的炮击声在天空下传来回音。半个月来，这是这座寂静的小区里最响亮的一天。不远处的工厂没有声音，炮仗声响起，灰烟和空气里烧焦的火药味一如往日工厂烟囱里冒出的蒸气。这是车辆厂息工的第七天。我的爷爷、爸爸、妈妈、伯伯、舅舅都是车辆厂的工人，我和阿晗都住在车辆厂的职工宿舍。我从车辆厂医院出生，在车辆厂托儿所学会走路，车辆厂幼儿园教我识字。我是车辆厂的子弟，在认识“子弟”两个字之前我就明白这一点。车辆厂是这座工业城市里十几所老牌国企工厂中不起眼的一所。和它绑定的是火车。造火车，修火车。三四十年前，灰扑扑的火车从铁轨上运进它的肚子里，蓝色棚顶的厂房在长江边次第排开，灰尘，金属，电焊和轰鸣声构成了150万平方米的厂区。三十年前的春节我妈妈是工具车间的一名钳工，她连续加了三天班，在厂里最大的一台摇臂钻床上给火车零件钻孔，年夜饭桌上手抖得拿不起筷子。三十年后的车辆厂里春节不再意味着加班，而是“息工”。逢年过节没有订单，效益不好，职工们待在家里，有活儿的时候厂里打个电话再回去。通常不会有这通电话。息工工资一个月780块。我妈在家里待了一个月，每天坐在阳台看书，浇花，窗外静得可以从20层听到小区里孩子的嬉闹声。车辆厂和职工小区一样安静。十几年前五厂合并，它从市中心搬到四环外的郊区。三层楼高的厂门被拆下，起重机和吊车轻轻一挥，红色大字的厂名和上面的霓虹灯一起从十米高摔下。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它发出声音。新厂房在一片荒芜人烟的平地，大门没有门口的树高。还是蓝色棚顶，红色大字，一整个二月大门紧闭，只有少数员工进出刷卡的脚步声。肉体的声音，不再有金属的声音。我曾经对火车有一种朦胧的亲近感。车辆厂老大门上印着火车的标志，正红的油漆画出一个半圆，圆形笼罩下面的“工”字。这个标志出现在家里的稿纸上，大人的工服上。第一次坐绿皮火车时舅舅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悄悄帮我打开锁着的厕所门。我曾经扬起下巴指着穿过天桥的绿皮火车对小学同学说，看到那个标志了吗？以后只要看到那个标志，就是我们家造的火车。车辆厂息工的第18天我坐高铁回北京。我在18岁离开车辆厂宿舍和这座城市，七年里坐了几十次和谐号往返家乡和北京。和谐号的车头没有工字标志。我再没有对任何人提起我是车辆厂人。子宫“如果在外面迷路了怎么办？”小时候大人们总这样考我。“打辆的士，就说去车辆厂。”我仰头背出爷爷奶奶教过几十次的答案。为什么别人也知道车辆厂？坐在客厅里的大人们笑起来。我撇了撇嘴，换了个问题：到车辆厂，再怎么走回家呢？刚停止的笑声又出现了，爷爷眯着眼睛摸了摸我的头：“到车辆厂就是到家了。”我的困惑有它的原因。“车辆厂”不只是一个厂而是一整片生活区，有医院，学校，俱乐部，运动场，和从一村到八村的八个宿舍区。我分不清哪里是三宿舍，只知道是“妈妈买馒头的地方”；爷爷嘴里的“老粮店”是街角的超市；“蒙古包”是可以锻炼的小公园，因为公园中心有一座半球形的小楼；眼睛不舒服了要“去找阿晗的妈妈”。阿晗是住我隔壁楼的发小，她爸爸是车辆厂的工程师，妈妈是厂医院的医生。我出生前全家人就已经都是车辆厂的职工。全国吃饭都要靠粮票的时代，车辆厂逢年过节却会发鱼发肉，夏天发西瓜、绿豆、冰糖，冬天发衣服、发呢子布料做大衣。小时候我在爷爷家看到的东西，吃完晚饭回到自己家总能又看见一次：同个牌子的桶装油，同样包装的大米。不用问大人也知道，“厂里发的”。有阵子家里多了好几箱矿泉水，蓝色瓶身的小包装，印着“5100西藏冰川矿泉水”，让人想到电视里放的8848手机。周末我去隔壁单元找阿晗看漫画，她从客厅里拿了一瓶水递到我手上。“怎么你也有这个？”我拧开瓶盖。“那还有为什么，”阿晗也开了一瓶，“还不是厂里发的。”周一上学，班里一半的同学书包侧面都塞着5100。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彼此家里看见一模一样的东西。我喜欢去小东家吃饭，去小张家写作业，去阿晗家借最新的漫画，住她对门的小月放了一把自家钥匙在阿晗这儿，要是忘带了就直接来她家拿。我们在车辆厂宿舍一起长大，都被楼下那只叫点点的小白狗吓过，都知道对方家单元门的密码。“幼儿园同学”，我们这样形容彼此，当然，是车辆厂附属幼儿园。幼儿园离厂区只有一条马路，午睡时阿晗总是裹在圆滚滚的被子里悄不出声，我却喜欢伸出头，从她背后午睡房的窗户望向马路对面的厂房。厂房门口有一排临街的店铺，十几个门脸的中间有一座三层高的钟楼。雪白的身体，黑色的指针。钟楼会根据时间报数，我躺在幼儿园的小木床上，盯着墙上绿色的油漆竖起耳朵：先是一串音乐，然后是绵长的撞击声，铛——铛——铛，下午三点，一声不差。我翻身打了个激灵，这种报数方法和《百变小樱》里小樱学校的钟楼一样。我闭上眼睛，幻想自己和小樱一样踩着轮滑上学，路上飘着樱花，在学校门口遇到最好的朋友......我踩着轮滑又翻了个身。“还不睡觉！”午睡老师在我后背重重拍了一下。好吧，小樱的生活不包括这一项。厂里有属于我们的根据地。坐落在五宿舍和七宿舍之间的车辆厂运动场，本意是用来给职工开运动会，我出生后从没看到开过。被灰土填满的四百米跑道被称作“大操场”。跑道中心是宽阔的长方形足球场，旁边有高低杠、给体操选手拉的两个圆环、跳远用的沙坑。绿色的云杉树围满半圈，你也许不知道，它们的树叶像是画里的羽毛。三层水泥台阶做的观众席围住另外半圈，掉漆的青色铁栏杆变成扶手，把鼻子贴在上面会闻到海螺里的潮声。“去大操场”像我们的暗号，发生任何事情了都操场见。我人生中第一次离家出走是因为爸妈吵架。我给阿晗和小张打电话，没说别的，声音很低地讲了一句“我在大操场”。我站在台阶的最高层，十几分钟后看见几个小黑点朝我跑来。我踮起脚挥了挥手。“吓死了，”小张一边喘气一边说，“这不没什么事儿吗，还以为你要怎么样呢。”我觉得不好意思，在台阶上抱着膝盖坐下来。大家都在我身边坐了下来。带有弧度的铁栏杆从背后抱住我，像躲在操场的怀抱里。我对操场的依恋里有一种畏惧。从观众席向上方仰起头，仰到脖子都酸了的时候会看到主席台。三层开阔的台阶，红色的瓷砖，红色的天顶。主席台那么高，高到连这么大的操场也显得渺小。我则更小，靠近主席台的边缘都害怕掉下去。什么样的人要站在这样的高处？什么样的人要居于车辆厂所有人之上？是车辆厂本身。厂总是站在马路对面，整整三站公交也走不完厂房的一边。它的肚子里有铁轨,车轮，棚顶，办公室和托儿所，吞掉坐在妈妈自行车后座的我。每一次见面，厂都不苟言笑地看着我，只向我露出灰尘，门柱和金属撞击的声音，直到我被运送到托儿所深蓝色的玻璃窗前。有一年冬天妈妈带我去厂里洗热水澡，我躲在她的腿后面不敢迈进那个空旷的澡堂。厂好像会吃人，白色的蒸汽像厂哈出的口气，浑身精光的我无处躲藏。我因为寒冷发起抖，厂便从生锈的水管里浇下热水。我从这温暖里得到安慰，却发抖得更厉害。要到很多年后我才能明白，热水是厂的体温。我像一节火车被厂制造，护理，拆开，清洗，不是被运进而是从车辆厂的肚子里长出。厂是我带有子宫的父亲。跑我的父亲在我三岁时离开车辆厂。十年前他刚毕业，在客车解体车间给送来维修的火车做拆装。刚进厂时工资一百，外面工资也是一百。十年后工资七百，外面工资变成了三四千。市场在发展，老国企在减员增效。“有的人停薪，有的上午晃个半天，下午就不用去了。还有的就自己去外面搞点什么。随便当个销售员都有一两千，更不谈广东深圳了。”他那年33岁，从厂里买断后拿了一万块跑去北京，从此和车辆厂断绝关系。爸爸走后的某一天，白色的钟楼突然坏了，一点钟敲了十二下。最开始还有几个工人爬到表盘背面去修，后来黑色的指针被正方形的广告画遮了起来。厂房外的门店一家家关了，我最爱喝的老鸭汤，玻璃门上贴着“门店转让”，“天上人间”ktv的霓虹招牌歪歪扭扭，不再亮起五颜六色的灯。泥水溅上墙根，雪白的欧式石膏柱变得灰扑扑。车辆厂其实是灰色的。站在它面前看向大门，会望见整齐的厂房和背后的长江。江对岸是家乡最繁华的商业区，高楼耸立在厂的身后，好像是它身体的一部分。换个方向，从厂的眼睛看向大门外，马路对面是宿舍区灰色的六层老楼，电线缠在一起从白色的天空垂下。一宿舍是灰的，干枯的爬山虎藤盖满了大半的墙面。三宿舍暗红的砖墙留着斑驳的黑印。七宿舍是爷爷家，每一扇窗下都攒了几十年的黄褐色油渍，滴到窗台下方的地面上。我家住在五宿舍，地标性建筑是一条臭水沟。我出生那年长江发洪水，水面盖过了沟面，冲到一楼的家门口。妈妈抱着我坐在家门口，“就盯着那个水面在门口台阶上晃啊，晃啊，得亏搬进来之前你爸把地基垫高了几厘米。”每年妈妈都会重复这个故事，“你还记不记得？”她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我不记得，但仍能看见。现在我住在五宿舍的新房里，还是在一楼，臭水沟没有了，每年梅雨季淹水还是会漫到家门前。每到下雨天我都写不完作业。对面楼栋的人用脸盆舀水，我的眼神没法从黄色的水面上移开，它离门框只有一厘米。在车辆厂，脸盆往往身兼数职，淹水了舀水，漏雨时接水。妈妈教我自己洗澡，先拿了一个大桶放在水龙头下面，“接好冷水，等水热了再开花洒。”桶里的水用来拖地，拖完地的水用来冲厕所。长大后我第一次住宾馆，淋浴间里没找到桶，那天就没有洗澡。除了洗澡要用热水，其他时候妈妈只会朝一个方向打开水龙头。零下五度的南方冬天，妈妈还是用冷水洗菜、洗碗、洗脸、洗手。每年冬天我都会长冻疮，手指先是发红，然后发紫。有年除夕年夜饭桌上我正啃着鸡腿，对面一年才见一次的远房堂哥看着我的手纳闷：“你的手怎么比鸡腿还粗？”我大三时第一次看到有人用热水洗手。我在国外交换，一起合租的北京室友做饭时把水龙头扒到左边的热水口。她离开厨房后，我把手指伸到水流里冲了一分钟，然后把水龙头扒回右边。节俭几乎成了一种癖好。我擅长计算洗澡水变热的时间，估算每盏灯的亮度范围。一年除夕夜全家正在沙发上看春晚，客厅的顶灯、走廊灯、厕所灯、房间灯全都开着。房间里没人，我走过去一盏盏关掉。我一坐回沙发，爸爸就站起来去把它们一盏盏重新打开。啪，啪，啪。他伸出手掌拍向墙上的开关。“干嘛浪费电啊！”我大声喊他。妈妈拉住我的手，把我按回沙发。我在小学三年级时才知道自己家的准确地址：车辆厂五村。冷水、关灯和冻疮好像都在“村”这个字里变得清晰。我说不出口这个地址，请同学来家里玩只报对面小区的名字（xx花园）和附近的公交站，情愿走十分钟去接。我强调“村”不是村，只是宿舍的简称。晚上送走同学们后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着屋顶睡不着觉：他们真的相信吗？我想去车辆厂以外的世界。家里有电脑后我迷上一个交换明信片的外国网站，给页面上的地址寄一张明信片，国外的一个陌生人也会寄一张给你。我留下家里地址，the

2024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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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动画战士

热血，释义是为了正义之事而献身的情感。强烈的意气和努力的精神，是动画人的另一种正义。宫崎骏的新作《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即将上映，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动画作品。宫崎骏一直不停念叨着“好麻烦”，“麻烦死了”，“再也不做这玩意儿了”，“做完这个马上辞职”。但当记者问宫崎骏，“既然这么麻烦，为什么还要坚持？”，宫崎骏回答，“因为重要的事情都很麻烦”。画动画是种苦劳。去年11月，动画《咒术回战》第二季播出时，制作公司MAPPA的几位主创在社交平台宣布罢工离职。日本动画行业的过劳早已不是秘密，一名分镜演出在个人社交平台说，“我经常咳嗽，咳嗽到肋骨都痛。”根据调查，在日本，平均每位动画从业者的每月工作时长约为231小时，这个数字比法定原则上限的205小时还要多出26小时。在2019年，动画师的年平均收入仅为8万元人民币——同年美国动画师的平均年薪超过50万元。奇怪的是，这样的罢工并未对行业产生什么影响。我询问了在日本工作的动画从业者，甚至没有人听说过这个消息。为什么日本的动画从业者愿意忍受劳动和报酬倒挂，是什么人还在“为爱发电”？很难想象今天仍然存在这样一个行业，脱离科技与自动化，用极致的人力堆砌出一种美学。动画电影《起风了》，一个主角穿梭在拥挤人群中的镜头，4秒钟，吉卜力团队用了1年零3个月的时间才完成。动画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时长119分钟，总画出14.8万张画稿。今日上映的吉卜力新作《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团队作画速度约一个月完成1分钟，总片长125分钟的动画，历时7年制作完成。宫崎骏说了多次退休，却从未停下他的笔，那块标志性的白围裙似乎从没有脱下来过。这样的制度，在面对老一辈画家的逝去和人工智能的冲击下，唯一存续的方式就是持续燃烧自己。最顶端的金字塔站着少数人，无名的画师构成了庞大的底端，就像分镜导演樋口真嗣在纪录片《再见了所有的福音战士！庵野秀明的1214日》中说的，“在反复的试错和否定里，被否定的东西横尸遍野啊。最后正确的东西是尸体堆出来的，所以必须先用碎片去填满深坑。”但仍然有人在这种自我燃烧中寻求价值，这恰恰成为他们与AI区别的最显著特征。动画人渴望着同一种极致，用毫无保留的拼搏铸造而成的极致。帧与帧之间一种跑步的抬臂姿势、打字时手在做的一种无秩序的运动，这些都需要人力的极致而非AI能取代。这是一种对人的赞美，有的人爱的就是动画本身，爱的就是这个容器。这是机器无法代替的人的尊严。极致动画是画出来的。日本二维动画通常以每秒24帧拍摄，全动画每一帧都是一张原画，常见的分割是一张图停留3帧，和一张图停留2帧。也就是说，在一秒内，手绘原画的张数需要8张，12张，24张甚至更多。譬如《进击的巨人》第11话，艾伦跳下城墙变身的短短14秒，作画约400张。动画是人画出来的。一集TV动画约20分钟，1200秒，由250个到300个镜头组成，原画数量一般在3000张到5000张。原画画稿是画师一张张手绘出来的。《奇蛋物语》片头曲有两秒钟的侧面跑步画面，作画20张。第一张，少女伸出左手手臂，迈出右腿，右脚脚后跟触地。第二张，身体向前倾，右脚全脚掌触底，重心落在右腿。到了第三张，步幅变大，右臂前向摆动，右脚脚尖即将离地，左腿膝盖弯曲，抬起腾空。女孩穿着卫衣，短裤，斜挎着背包，跑动产生了风，额前的碎发向后飘动，背着的书包悬停在背后，背带腾空。第四张，左腿脚跟落地，书包落在了后背上，背带贴合在肩膀……画面的另一侧是9只鸽子，鸽子在每一帧有不同的形态。女孩的步伐惊动了它们，第五张，一只鸽子飞离地面。第六张，鸽子翅膀下压蓄力，另一只鸽子展开翅膀……第十八张，9只鸽子四散在空中，女孩站立着仰头看向它们。时间就这样被拉长、被凝固、被雕琢。20张原画嵌入两秒，少女流畅地跑动了起来，飞翔成为一个动词。无数张静止的插画嵌入被分割成帧的时间，插画就变成了动画。说插画或许并不准确。插画单张独立，动画则需要连贯，角色有相同的五官，一致的造型，原画要在控制住造型的基础上画出动态，且动态要遵循运动规律，作画时需考虑重心和作用力。把最日常、最简单不过的镜头画得自然，要花费巨大的精力。Kidy29岁，是一名自由原画师，居住在中国，与日本动画公司长期合作。入行三年多，kidy仍觉得画走路的动态很难。她引用室井康雄在《专业动画师讲座》中的话：走路是人们都熟悉的姿态，稍有不自然的地方便会有违和感。Kidy画画时习惯先画人体结构和动作。前进时人的重心要向前倾斜，手臂摆动时，肩膀会稍微抬起，左右腿重心交替，腰部会有扭动。画完动作后，她再加上细节：给人物画上头发、穿上衣服、鞋袜、戴上配饰。随着人步伐移动，头发随之飘动，衣服产生褶皱，裙角扬起，配饰摇晃——这些都要符合运动规律，譬如衣服上的花纹，如果作画有稍微偏差，动态便会突兀地跳动一下。为了画好走路，Kidy外出时总在观察不同的人，记下他们走路的特点。学步中的孩子步伐有卡顿感，像在跳跃。他们迈出一只脚后，往往重心落在无法维持平衡的地方，经过寻找稳定点的片刻迟疑后，会立刻抬起另一只脚，让双脚着地稳住重心。成年人步伐与性格和情绪有关，自信的人步伐很大，节奏感很强，“看他们走路仿佛能听到bgm”；烦躁的人步伐混乱，步子忽大忽小。老年人走路能看出关节不好，“走得很艰辛”，他们迈出的步子很低，很小，频率也更慢。走路难画，手也难画。当手在做一件事情时，动作会变得异常复杂。比如打字，打字时的手“在做一种无秩序的运动，节奏很随机，手指的移动也很随机”，作画时，先画手在一个位置，每根手指抬起的时间节奏错开；再让手稍微挪到另一个位置，手指同样交错着抬起落下。如果是特写镜头，手指按键必须完全吻合角色的打字内容。这个时候就需要扮演，做出与角色相同的动作以逼近准确。Kidy记得自己画过一个绑头发的镜头：女孩捏紧头绳上的蝴蝶结，把头发绑紧。一个不到一秒的镜头，Kidy钻研了5天。家里没有相似的头绳，她剪了一条包装礼物盒的丝带，做成蝴蝶结头绳的样子。镜头是俯拍特写镜头，她只能架起手机支架，自己蹲在手机下面一遍一遍绑头发。来回拍摄了一天，她发现绑头发时手是有角度变化的。两手捏住蝴蝶结的两端，拉紧时手并不是向外平行拽动，而是手腕转动，以手腕为支点，手向外沿着一条曲线发力。因为这个细微的发现，她用4天画了8张原画分解绑头发的动作。除了动作准确，手的形状也要准确，角色的手比她的更纤长，要贴合角色设定作画。不到一秒的镜头，意味着几乎没有观众能够注意到这个细节。但Kidy无法对自己撒谎，“还是希望呈现出的画面经得起推敲，不想敷衍了事。”kidy的练习图，蹲起的动作需要9张原画这不是终点，一个原画师的付出无法确保这一秒的完美。作画阶段，原画是画出关键动作的职位，原画师是画出关键帧的人。再细分，绘制草稿构图的是第一原画，负责清稿、加细节的是第二原画。每个阶段作画完成后，都需要演出的修正指示，再由作画监督——一般是作画职位中作画水平最高的人——修改原画。原画之后还有动画。动画补充关键动作中间的动作，再由动画检查检查完成的动画是否流畅，并进行修改。一集TV动画中3000张到5000张原画，几乎每一幅画稿，都会被多次修改。Kidy画过一个镜头：危机即将来临，角色坐在凳子上四处张望。画稿被作画监督大修：人物的肢体语言被放大，转身时几乎踉跄着从椅子上跌落。作画监督告诉她，惊恐时人是不可能稳稳坐在椅子上的。坐立不安不能只是面部表情，肢体语言也得做足。这些只有人能做到。AI和现有的科技无法模拟出人作画的精细程度，无论是绑紧头发的手，还是更有层次的情绪表达。一位原画师说，AI画走路，就仅仅是走路，但在宫崎骏笔下，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走路姿势。“细节，细节就是全部。”是宫崎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AI也无法画出精准的运动规律。拍摄一个视频，AI会“乖巧地”把每一帧图片变成一幅画面，却无法保证动作的连贯性。日本二维动漫用关键帧作画，使得人物运动和节奏更有表现力，这同样是AI做不到的。但观众需要这种表现力。Kidy说，AI或许能做到完全写实，但创作是对现实的升华，就像喜悦有很多种，AI只是运行程序，它无法揣摩不同的喜悦，无法画出情感的浓度，“它画得没有灵魂。”Kidy提起《迪士尼动画：生命的幻象》（《Disney

2024年4月3日

其他

一个不治病的门诊，与四百万厌恶自己身体的人

可是你如何真的确定，灵魂找到自己的样貌和身体。3月31日是国际跨性别现身日（International

2024年3月31日

社会

女性没有不疼的选择

与意外妊娠和人流带来的伤害相比，带节育环、取节育环的痛苦显得微不足道。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项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显示，87%的节育措施都用在了妇女身上，放置宫内节育器（俗称“上环”）的比例达到41.4%。2021年，我的母亲取掉了在子宫内26年的节育环。我从那时开始了解这项技术，对我来说，它是一项压迫女性的技术，一项恶的技术，同时也是留在过去的技术。作为下一代年轻的女性，我认为我们理应有更好的选择：控制自己的性、生育、健康，选择更好的避孕方法，远离不必要承受的疼痛。我们拥有身体自主权，我坚信着这一点。最近几个月，我访谈了家庭中的女性：外婆，母亲，和表姐，她们分别是81岁，52岁，34岁；还有一位刚取出节育环的50岁女性、两位妇科医生。我的观点和信心逐渐坍塌。节育环并不是一个全然恶的技术，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最好的。依然有诸多年轻的女性，譬如我的姐姐，主动选择使用节育环，因为它长期，有效，不必依赖于丈夫的许可或同意。这些女性，我见过她们的身体：外婆胸部、肚子溢出的赘肉和淌下的皱纹，母亲小腹的褶皱，姐姐两道剖腹产的刀口。我自认为熟悉她们的伤痕。这种“熟悉”在她们的讲述中破裂，当我们谈论起子宫，月经，阴道，流产，性生活，当我听她们讲述赤裸又隐晦的身体的历史，我发现我从未真正了解她们。同样的伤害总是重复发生在一代代女性身上。在我不知晓的身体故事里，藏着身为女人的所有真相：避孕从来都不是一种中性的技术。女性，是人类性生活所带来生育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取环等待在妇产科候诊区的大致有三类人：年轻的夫妻，带着女儿的母亲，或像李俪芳这样独自一人的中年女性。没有中年男人。犹豫了近一年后，50岁的李俪芳决定取掉身体里的节育环。2023年12月27日上午8点50分，李俪芳带着取环手术缴费单来到市人民医院的妇科诊室4。诊室4在妇产科走廊最深处，紧挨着手术区。门旁标牌有两行字：计划生育门诊，PAC咨询室（Post-Abortion

2024年3月18日

其他

爱情粉碎

爱在这里被喷上黑漆，扔进粉碎机，最后用来发电。这台机器足有两人高，从前杵在这儿什么都不做，现在它用来为结束关系的人，销毁婚纱照。你可以把它简单看作两部分——销毁口，和一条向上倾斜的长长的传送带。销毁后的碎渣被输送到尽头，就掉进一个半人高，能装进一台洗衣机的巨大白色口袋。走上一个四级台阶的铁架子，站在铁板上，你会看到销毁口，像开口太大的烟囱，棱角方正的大坑，里面是两排转轴，每排有八个齿轮，两排间恰好彼此错开，像上下牙恰好能咬合。开机吧，老板说。转轴启动，发出铁与铁摩擦时尖利的一声，两排牙齿开始一下下交错，每一秒发出一声“咔哒”，轰响出坐过山车时会听到的那种机械噪声，像整台机器的胃在消化，带动我们脚下的铁板不停抖动。这台不断旋转咀嚼的机器能吃掉一切。木板、玻璃、塑料、毛绒。现在它也能吃掉——一段关系结束后想抹去的记忆，爱死后剩下的空壳。这间河北廊坊的销毁工厂里摊满了婚纱照。来自25户，摊成了25堆，是过去3天的积累。每堆上一张快递单印着它的来处：北京、上海、广东、辽宁、陕西。辞典那么厚的相册、大红喜字封面的订婚书、一个红色铁盒里盛着层层叠叠的照片碎片、一个巨幅易拉宝上印着新郎新娘的名字、中间一颗心、双语贺词“欢迎参加我们的婚礼”、“welcome

2024年2月26日

被微信屏蔽

科技

开火车的人

春运将至，全国15.5万公里的铁路里程上会有超过109万辆各类客货运火车行驶。这些车辆里有的坐着一位司机，有的坐着两位。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看不见他们。我们或许会把他们想象成《漫长的季节》里的王响，或者想到一个小学作文常用词：意气风发。

2024年1月22日

其他

我们活在不一样的中国

我们常设想润出去的可能，计算成本、规划未来，我们很少注意到，中国也是一些外国人的移居目的地。2020年，有80多万外国人住在这里。和我们一样，他们也要计算成本、规划未来。他们会发现自己在这里有一些特权，但总的来说生活是有限的、暂时的。沈恺伟（Christopher

2024年1月17日

其他

谁在买爱因斯坦的脑子

爱因斯坦的脑子，一个0.5元，挂在淘宝上卖，“拍下后自动长到你大脑上”，这样的一个纯虚拟商品半年卖出7万单。买脑子的人们说，他们花5毛钱换来的是信念感，以及现实中难得的安慰。店主张建茜则相信自己在提供情绪价值，“因为很多人是有很大需求的”。爱因斯坦的脑子，0.5元河北人张建茜开了两个淘宝店，一个卖儿童玩具，另一个，卖各种并不存在的东西：比如虚拟蚊子，一只0.05元，可以让它去对着朋友嗡嗡，但在下单后需自行想象有蚊子飞向了朋友；野生大象，一只才0.88元，可惜也是虚拟的，还配了一只大象蹬着滑板车的高糊图片，你需要想象大象会自己看地址，照着导航滑到你的家；家养鸡和大象一个价，配着两只鸡在草地上的照片，也是“下单后自己走回家”。张建茜店里的这些商品，花了钱全都得不到实体，只能靠意念收货，然而销量竟不错——整个店铺每月能卖出四五百单。2023年夏天，一天因为朋友调侃了一句“缺脑子”，张建茜又想到，可以卖一种虚拟脑子。他很快上架，取名“爱因斯坦的脑子，拍下后自动长到你大脑上，买过的都说好用”，标价0.5元，很快就能每天稳定在200多单。有天他一觉醒来，打开电脑就看到1000多单待发货，是半天新增的量。后来他发现，销量暴涨是因为两天后就要高考。考试党是“爱因斯坦的脑子”的主要客户，包括高中生、大学生、考研的、考公的，收货地址中不乏211、985高校，还有几单要送往北京大学。王贺在南昌读大二，2024年初，英语期末考前夜，她觉得自己没有复习好，发朋友圈倾诉焦虑，问该怎么办，有人建议她买个脑子。她想起不久前，在社交媒体刷到过有人买“爱因斯坦的脑子”，于是上淘宝搜索——已有3000多家在卖了。她选中了张建茜的店，因为好评数最高，“它的品质一定很高”。李栗暖在济南教舞蹈，也是年初的一天，她刚带完一个班的高中艺考，还要忙学校汇演，又把手机弄丢了，看着学生一遍遍排练，她倍感焦虑，哀叹脑子不够用了。学生们马上回答她：你买一个呀。原来几个学生艺考前都买了脑子，“获得了信念感”，“考试状态变好了”。李栗暖也找到了张建茜的店。脑子标注着次日才发货，王贺心里急，问卖家能不能立刻发货，自己第二天就要考试了。张建茜立马点了发货。王贺赶紧点确认收货。她把订单截图发了朋友圈，夸这家店是“良心商家”。很快她收到五个朋友的微信，说跟着下单了。有两个同样面临考试的朋友，还各自又发了朋友圈，配着订单截图：“但愿好用”、“这把肯定稳了”。爱因斯坦的脑子半年卖出了7万单，张建茜赚了3万多元。坐在河北邢台平乡县的家，张建茜日常要忙儿童玩具淘宝店主业，就在中午和晚上，两次处理虚拟商品店的订单。好在处理也相当简单：给每一单点一下发货。等客户点了确认收货，这些脑子就完成了运输和生长。偶有客户会提出刁钻的质疑：新脑子长到头里，是会吞并原来的脑子吗，还是和原来的脑子一起把头挤爆？张建茜答：会自动匹配。更多客户会寻求情绪价值，主要通过聊脑子。有客户问：长脑子会疼吗？张建茜答：不会疼，一般是头皮发痒呢。也有客户说：我的脑子有点痒了，是不是要长脑子了？张建茜马上配合：是的，要长脑子了。

2024年1月9日

社会

他拍出了我们的打工血泪史

“这样的人都能升职，这个公司、这个系统还不够荒诞吗？”元旦档结束，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豆瓣评分升到8.2，成为开年首周票房冠军。对很多观众来说，在想找到一部真正好笑的喜剧片都很困难的当下，这部由大鹏和白客搭档主演的电影真的能让人开心两个小时。影片中，大鹏饰演的工厂钳工胡建林因为误会在大裁员之际被调入集团总部担任HR（人力资源），什么工作也不懂却在阴差阳错中一路升职加薪。借助他的视角，我们看到了熟悉的打工人日常：开会要“对齐颗粒度”，起花名要从建林改成“John”，没事做也要熬到九点下班，熬夜完成的工作却被更会汇报的同事抢了功劳，每天提心吊胆怕自己被裁掉。为了还原这些细节，编剧兼导演董润年进行了三轮采访。剧本从2017年写到2022年，改了好几版不同的故事。刚开始创作时，大厂还笼罩在光环之下，裁员还不是社会的热词。五年过去，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电影仍然捕捉到打工人最真实的状态：疲惫、迷茫、恐惧。它们被包裹在笑料的外壳里，揭开来却是日复一日的现实。在董润年看来，电影是现实的重现，《年会不能停！》也是现实主义的尝试，无论结尾看起来多么圆满，背后支撑它的仍然是人物的现实考虑。他认为，电影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但喜剧却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恐惧。去嘲弄它、讽刺它、看清它的荒谬，直到我们能够重新直面它。以下是正面连接和编剧兼导演董润年、编剧兼制片人应萝佳的对话。“对齐一下颗粒度”正面连接：为什么决定选择打工人和职场这样一个创作主题？

2024年1月8日

其他

短剧时代：流量、成瘾与被瓦解的人

时代的注意力投向何处？2023年中国电影票房超500亿，“小程序短剧”票房近300亿，诞生不到一年就占领了接近中国电影一半的市场。小程序短剧，是每集1分多钟，共100多集，在微信小程序里观看的剧集，剧情从剧名就直观可见——《离婚后四个师姐找上门》、《闪婚后，豪门老公马甲藏不住》、《摊牌了世界首富是我爹》、《重生后我白捡了一百亿》。这类剧所提供的高密度爽点，映射着人的本能欲求：钱、权、性和爱。剧中一切都是为此服务的工具——主角永远胜利，反派用来被打脸，美女/霸总用来制造情欲和甜。你甚至可以把这类剧理解为一种刺激情绪的赛博装置——通过画面中频频跳出的下跪、激吻、扇巴掌，它平均每90秒一次，在两个半小时里分100次，穿透屏幕将“爽”注射进你的大脑。按票房（近100元/部）推算，全国已有上亿用户为此付费。横店也变成了“竖店”（小程序剧是竖屏），影视基地里九成以上都是短剧剧组。每天100多个剧组在此以7天一部的速度制造“爽”。拍完再提取高潮，为每部剧剪出上万条短视频在网上投放。吸引人点击—试看—付费，“爽”的消费就此完成。更短、更快、更刺激，这是短剧的目标，也是最近五年潮水的方向。流水线式的标品化生产，工具人式的表演，放弃思考的观众，“脑子不要了”。人们扔掉了自身“人”的一部分，只为了“爽”。人们投入短剧怀抱时，成瘾陷阱就此开启。这是新时代的发明。当爽点阈值不断拉升，空虚感被驱散，也被喂养。它会暂时离开，但会以更快的速度回来。最终？这一个没有终点的游戏。当应对空虚从手段变成了目的，你只能一直追求“更爽”。剧本的诞生：情绪制造机小程序剧《落难千金杀疯了》的剧本共31页，列着80集，从前翻到后，最醒目的是三处红底白字，分别是第13集，“此处为第一次付费节点”；第27集，“第二次付费节点”；第49集，“第三次付费节点”。观众看到节点处就要续费。付费节点，就是要在最扣人心弦处戛然而止，再弹出一条消息，让用户付费。第一处节点用的是剧本中最大的字号，比正文大三倍，写反派要杀死女主，在酒里下药，节点就卡在女主要喝酒。此处特别标注：“演员表演可以适当外放，剪辑节奏需要推动观众的担忧加重，当即将喝下那杯酒，音乐音效推波助澜。”收费是目标，付费的动力是情绪，因此小程序剧的核心就是刺激情绪。多位编剧说，不同于传统影视需要有升华的主题，小程序剧只提供情绪，但要求极致。刺激情绪的方式有不少套路。《落难千金杀疯了》的编剧祝安，只写过横屏网剧，接到任务时故事只有一句话——一位女性报复出轨的丈夫。不过，他看两三部短剧就可以动笔了，因为这两部剧已包含大量雷同的人设、场景和台词了。短剧的开局总是异常悲惨的。一个男人送外卖到酒店，正撞上妻子出轨有钱人；或者继母“啪”一个耳光扇女孩：必须替我女儿嫁给那个植物人！《落难千金》的开场是女主大婚，重组家庭中没有血缘的妹妹深夜走进婚房捅了她一刀，笑着说姐夫早就跟自己在一起了，还把财产转移了。反派男女抱在一起哈哈大笑，开车到野外把女主活埋了。但不到半页纸，主角就逆袭了，且不需要任何努力。男性主角通常靠天降一个尊贵身份——外卖员一个电话叫来500人，原来他是“龙殿殿主”；女性主角主要靠遇到好男人——植物人老公新婚夜醒了，还是富二代；落难千金也会被高富帅从坑里救了出来，字幕“三年后”，她从豪车上下来，两列西装男鞠躬齐喊“贾总好！”，高富帅暗中帮她创办了称霸海外的集团。这时主角吐露出一句内心独白——“老娘我回来了”/“你们等着瞧！”——这句话至关重要。等于把全剧的爽点迅速端到观众眼前。一位编剧说，传统影视是“先看后懂”，慢慢深入故事，但短剧要“先懂后看”。从业者们提到2023年爆红的电影《消失的她》，如果改编成短剧，就不能让男主杀妻的真相最后才揭晓，而要开场就交待，并且让女主亲手复仇，做成《消失的她，重生后大杀四方》。往后翻，剧本后29页大都在重复同样的桥段，80%的短剧都如此：主角一次次扮猪吃虎，先遭遇嘲讽，再数次推拉，最后打脸反派。在高档餐厅，聚餐后反派为羞辱主角，故意让他结账，想看他付不起出丑，主角掏出一张卡，果然机器刷不上。接着镜头一一扫过所有人：服务员翻白眼、反派笑话他拿的是玩具卡，在座每人讲一句风凉话，最后主角妻子羞愧到求他别再装，这时——餐厅经理亲自跑过来，说这卡既不是VIP卡也不是信用卡，而是“七星级黑卡”，全球仅此一张，所有消费免单，普通机器当然刷不上。古代朝堂上，穿越去当了假太监的男主，被逼和外邦人对诗。题目是《送别》，他抓耳挠腮想不出。连环嘲讽又来了：外邦人大笑，皇上震怒站起身，大臣让把他拖出去斩了，两个侍卫上来押住他。这时再反转——男主挣脱开，“我这首曲不但能吟还能唱！”他唱起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所有人一脸陶醉，还跟着晃了起来。这就像斗地主，一位从业者说，“出牌后我压你，然后你再压我，就是不直接露底牌，而是要情绪不停，冲上最高峰”。互压的另一精髓是把人性的恶无限放大。对人的羞辱对应社会最大公约数——贫穷地位低；反派人设则对应刻板印象——男必拜金，女必拜金+“绿茶”。在拍卖会、奢侈品店、高档餐厅、售楼处，一切能攀比金钱地位的地方，除主角之外的所有人都把势利写在脸上——店员看到主角衣着朴素必不让进店，反派把“底层人”、“贱民”挂在嘴边。主角刚走进餐厅，反派立马捏着鼻子说哪来的土味，拿出一瓶消毒水往主角身上喷。而一位男主角会这样反过来羞辱女反派：佯装要把一个商业项目给她，引得她爬上办公桌色诱，先拒绝一道让她难堪，然后推出四杯茶，让她找出屋子里的绿茶。女反派喝一遍找不出，男主就拿出一面镜子对着她，“我说的是这房间里有没有绿茶”，暗示她就是绿茶。把这种恶意推到极致的是咪蒙。这位公众号时代的“毒鸡汤教主”也进局短剧，一部《黑莲花上位手册》冲上微博热搜。剧一开场就是女主生母被继母绑在树上活活打死，生父无动于衷，此后女主一路复仇，用鞭子打死继母、毒死生父、还放火烧死了同父异母的姐姐。这部剧上线几天就因“渲染极端复仇，以暴制暴”被下架。但业内普遍不觉得这有问题，都在夸这部剧制作精良、演员表演好。访谈中每位从业者说到“精品化”举的例子都是咪蒙。近100集就在这样的互压中推进，只是换不同的场景和反派。你也许觉得剧情荒诞，或令人不适，但往往来不及反应。编剧祝安说，为了阻止你思考，短剧节奏极快。后期修剪是按秒来删——一家店的招牌露出4秒也太长，要缩到两秒。每集结尾还有个钩子，每90秒钩住你一次。祝安说，比如设定女主爷爷快去世，要吃一种人参，但全球仅剩一根。一集就卡在，男人对女主说，吻我一下就把人参给你；下集卡在要发生关系；再下集卡在要求做情侣。期间还不断有女主家人来催促，哭诉爷爷快挺不住。全剧塞满刺激点：下跪、扇巴掌、擦边。街上撞到人，上来就一拳。穿越也要安排在捐精室，护士俯身露出胸口，再用报告单抬起男主下巴，“长得还不错”，用手铐把男主牵进了一个泛着暧昧红光的房间。这类剧并不难写，很多从业者说，抄两个成片再抄两个小说可以，放着剧扒本子改改也行，还有人拿着其他组的剧本直接拍。一位制片人干脆说买剧本就是买时间，“我也可以找我爹妈来给我抄一个东西，但这不慢嘛”。在片场，一位监制电话催下一个本子：“有什么卡住的呀？你这不是艺术，不用坚持那么多东西，你先给出来一版。”《落难千金》45000字，祝安7天写完了。同样长的电影剧本业内通常写一年。唯一的困难是怕不够刺激，祝安说，写到后期反派男女的公司破产了，他尤其担心，仅是破产会不会太弱？他想可能的刺激，一个是狗血，一个是擦边，于是加了段乱伦戏，让反派男和岳母发生关系，再让他的妻子（反派女）撞破，愤而拿剪刀剪掉了男人下体。不过，这个动作过度刺激，后来被导演删了。片场：工具人与情绪放大器剧本定稿两周后，《落难千金》在杭州开机了。筹备7天，拍摄也只有7天，相当于14天拍出一部电影的时长。剧组没定酒店，演员都是本地人，大家每天从家往返。剧组不到20人，开机在出品方A司（上市公司）大楼下，5分钟仪式后，直接进大楼开拍。这是A公司全资拍摄的第一部短剧，第一炮必须要打响。所以制片人特意问公司借了总裁办公室，据说总裁当天只好另找个会议室办公。总裁办公室用作剧中女主办公室，外面过道放衣架，衣架旁的桌椅用来化妆。下午，全组转到大楼另一层拍露台。晚上又换一层拍小会议室。第二天还是这栋楼，再换不同楼层拍发布会和男二的办公室。一场罢工戏就在工位区拍，几排A司员工正埋头办公。当演员说“工资低还天天加班”，五六个群演高喊“离开！”，把一打A4纸往“老板”脸上甩，A司员工们纷纷抬起头，还有人乐呵呵站起来观看。制片人吐露，这部戏预算只有40万，筹备又只有7天。因此不可能像传统影视一样到处勘景、全国各地挑演员，只能尽量找趁手的资源。第三天，高定服装店的戏就定在A司开的商场。晚上又要到郊区拍活埋。开车1小时后，我们抵达了一个坑，旁边种着菜，还有动物粪便的味道。为何选这么远的一个坑，因为那是制片主任家的菜地。拍到一半，坑里的女主哭号起来。她胳膊上爬了一只大虫子。导演马上跳下坑捉虫，原来是一只蚂蚱。女主这一晚刚被活埋，第二天又该掉水里了。大家又一起开车到了剧中的“高端泳池”，在一个农家乐小院。到10点，使用时间到了，老板直接把室外灯关了。导演本想再多拍几次，也只好在灯光师的帮助下，补几个镜头就收工了。好在因为是竖屏，场景没那么重要。监视器都是竖放的ipad或手机。后来我又到一个在北京的剧组，他们要拍“接见外国使者的高档会客厅”，就到河北廊坊一个产业园里，一家叫“商务餐厅”的餐厅，桌上摆一盘拍黄瓜、四个大苹果、一盘瓜子、一盘火腿片、几袋三角形袋装小零食。演员也能省则省。北京剧组里，扮演外国使者的是新疆人，让他模仿外国人的口音说中文。笔者也客串了两次群演。《落难千金》剧组里，监制让我“体验体验”演罢工的员工。第二天上午我刚到剧组，制片主任塞给我四句台词，说有位演员因为迷路不来了，让我赶紧套个西装，演一位为难女二的服装店店员。如果说场景、道具乃至演员都可以将就，情绪作为短剧的核心，绝不能将就。“A机在这儿，表情给足了！”导演喊。于是女主女反擦肩而过，眼神立刻狠狠斜过去。演员说台词也会用拖长音来强调重点：“你知道，必须穿高——定女装入会场，但是这里最——普通的一些女装都要几十——万。”短剧的观看场景不在电影院，观众随时随地都可能举起手机，《落难千金》导演说，“甚至在工地都会看”，要在嘈杂中和无数信息抢观众的注意力。不扩大表演，观众很容易划走不看。“在长剧那么夸张会很假，短剧里就刚刚好”，《落难千金》的女主从前演长剧，但觉得演短剧更难，因为长剧能从头演到尾，慢慢展露情感，但短剧会专拍特写，要一秒给夸张情绪。曾有导演不满她是长剧演员，总需要铺垫，她心里难受，“我当时才明白，哦短剧是要这样，才去慢慢改”。角色是怎样的人，情绪背后的心理，短剧里极少有人提。大部分剧组开拍两天前才定演员，一天前发剧本，前一晚围读，还有的不围读。演员在片场现记词，导演告知动作，“就告诉你要哭，但不说为什么哭”，一位演员说。在北京一个剧组里，一场戏开拍前，演员围一圈现读剧本。一个演员给大家总结：“这个戏就是讲A牛逼，B以为C更牛逼，结果还是A牛逼。”所有人哈哈大笑。这一行普遍每天拍20小时以上。7天要拍完传统影视一个月的戏，只能靠人力压榨来实现。有剧组7天没拍完，又连拍48小时，最后演员晕倒在片场。有女演员连接3个月短剧，天天熬夜，为了“不耽误大家时间”少去厕所而不敢喝水，后期开始尿血，凌晨4点杀青后去医院，查出了肾结石。在片场，《落难千金》女主回忆进过的一个组，一天拍23小时，“每天一开始听着鸡叫，鸡都叫好了，我们还在拍，到后面，哦，鸡又叫了。”说着她哭了。让她痛苦的还有，每次导演会在她站好后，让她先别动，过来指导她：脸往这边，眼珠往那边，手往那，摆好了开始拍。她和人对戏却不能看对方，只能侧着站，为了展现好看的角度。遇到这样苛刻的导演会辛苦，但遇到不专业的导演也一样累。演员们说，筹备不足，现翻剧本会占去大量时间。还有的剧组只有一位摄影，一个人依次拍每场戏的每个角度，工时更翻倍。在北京那个剧组，导演几乎不说戏，只让摄影调角度，让演员走位

2024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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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

不是每一种恶都有罪名。2023年6月15日，“北大包丽案”（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牟林翰虐待案”）一审宣判：牟林翰犯虐待罪，刑期三年零两个月。由于牟林翰自2020年6月起已经被羁押，羁押时长可抵扣刑期，因此，在宣判的时刻，牟林翰还剩下两个月的刑期要服。2023年8月8日，牟林翰刑满释放。很多人还记得这个案子。四年过去，也许不少人也已经渐渐淡忘其中的细节，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2019年10月，北京大学法学院2016级的女生包丽在宾馆服药自杀。其后，她的妈妈与朋友发现，包丽在自杀前曾遭到男友牟林翰接近一年的精神虐待。牟林翰以包丽不是处女为由，对她进行高密度的辱骂行为，又向她提出：“你为我怀一个孩子，然后打掉”、“切除输卵管，带回来给我”、“在身上文我是牟林翰的狗”等要求。在ICU躺了168天后，包丽于2020年4月11日去世，这是她23岁生日后的第二天。我们出生在同一年，就读于同一所大学。这所学校里有过无数我们的轨迹曾经交叠的痕迹。2018年，包丽担任文艺部部长时操办的校园十佳歌手大赛，我去听过。也是2018年，我见过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牟林翰，至今，牟的微信号仍然存在于我的朋友圈列表中。我们的距离太近了。她的同学，也是我的好友。四年过去，在那些同学聚会里，我们仍然谈起她，使用她真正的名字。我一度觉得，我们之间并没有区别。她可以成为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个人，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个人也可以成为她。如果她还活着，是否她也会处在我所停留的各种空间里？今年6月宣判后，我联系到了她的母亲、律师、好友、同学，还原了从案发当天开始，一直到整个案子尘埃落定的完整过程。这是一个漫长的流程。首先需要立案，立案后可以展开侦查。搜集到足够多的证据后，警方可以刑拘，并在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院。若证据足够，检察院可以决定起诉，若证据不足，则可以退回公安进行补充侦查。补侦一次一个月，总共次数不得超过两次。接着是提起公诉、一审开庭、宣判。后来因为牟林翰上诉，还有二审。每一环节都不顺利。报案报了两次才立案，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两次补侦的机会都被用尽了。一审延期，宣判又延期。人们感到愤怒，希望将牟林翰绳之以法。包丽的老师、同学都来自北大法学院，这件事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切肤之痛，但是他们明白，由于没有人能确定，牟林翰是否在主观上就希望包丽死亡，也没有人能确认，包丽的自杀与牟林翰的行为之间是否具有百分百的因果关系，这件事在法理上进入了一个模糊地带。清华大学的周光权教授引入过“法外空间”的概念：人们常常以“违法-合法”的二元尺度来划定人的行为，一个行为如果不是合法的，那么就是违法的。但事实上，世界上完全存在并不合法、应当被法律规范、但法律也“没有评价”的灰色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群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是如何凭借着朴素的公义，推动案件的发展，探寻一些裂隙，使世界发生一些微小的改变，也成为了这个故事里，最吸引我的部分。下文包含精神暴力、情感操控相关内容，请谨慎阅读。可能判到的最大量级“心里很烦。判决结果和预期相差太大了。我的律师都告诉我，可以判到顶格的。”2023年6月，一审刚刚宣判，联系到包丽妈妈，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判决书里写道：被告人牟林翰对与其共同生活的同居女友实施精神虐待，情节恶劣，致使被害人自杀身亡，故本院综合考虑牟林翰犯罪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其认罪态度等因素，对其依法量刑。互联网上，多数人认为判轻了，“杀死一个人，才判三年”。对此，法学界秉持着不同的看法，多数人认为这是基本合理的裁决。受害者包丽生前就读于北大法学院，多位她的同学告诉我，这已经是现行法律体系下，有可能能判到的最大量级。“按虐待罪判，已经是一次法学创新了。”一位在读博的同学使用了“法学创新”这个词。最开始，对于牟林翰能否被定罪，法学院的同学们的态度并不乐观。小任是包丽的同院同学，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19年10月，包丽服药自杀的头一个月，牟林翰还常常在医院出现。他去医院探望，有一天晚饭前后，四下无人，牟林翰忽然问他：你也是法学院的，你觉得我有没有可能被判刑？“其实我不是那一刻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小任说。同学自杀后，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法律责任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跑进了脑海里。只是那时，他只知道包丽的自杀可能与她的男朋友牟林翰有关，而其中具体的关联还并未浮现。犹豫再三，他对牟林翰说，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好像不构成犯罪。同样的问题，牟林翰问过不止一个人。包丽一位好友亲眼所见，仍是在医院里，牟林翰当着大家的面说，这件事我在法律上不会负有任何责任。一位代理律师也提到，牟林翰第一次接受警方问话时就说过：我已经咨询过法律专家了，这件事，“民事上有争议，刑事上无责任”。2019年年底的新年晚会，整个法学院都处在压抑的气氛里。在那场晚会上，学生们总共写了200多张心形便利贴，交到包丽妈妈手上。便利贴上写着“早日康复”“、早日醒来”、“等你回来”。但是，包丽已经不可能再醒来了。据同学们说，法学院的老师们专门成立过一个微信群聊，希望能帮上忙。他们也曾计划在学院里组织讨论会，讲女生们应该如何在情感关系中保护自己。尽管如此，当一位学生找到一位很受尊敬的刑法学教授，希望他能出具一份专家意见时，这位教授并没有答应。“我们当然希望判下来，”一位法学院同学说，“你在情绪上很激动，你知道这个人该死，但是你理性上知道，根据现行法律判不了故意杀人罪。你也会听到院里的老师们讨论这个事情，知道老师们也在为这个事努力，但有时候，情况也挺复杂的。”“复杂”指的是：法律必须用证据说话，而证据不一定充足。对法律进行一点微小的突破，要冒很大的风险，有可能对未来的其他案件造成错误的影响。直到2021年2月，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时候，大家才觉得高兴，“因为在我们国家，提起公诉后的无罪率是很低的”。案件最初的难点在于罪名确定，在结果正式浮现之前，应该按什么策略起诉、什么罪名可能成立，都不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各方都有不同的看法，两位诉讼代理律师也没能完全统一意见。可能与这个案件相关的罪名包括“虐待罪”、“故意杀人致死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每项罪名的诉讼难点如下：故意杀人罪：需要证明牟林翰在包丽的死亡中，起到了“教唆自杀”的作用。也需要证明包丽自杀当晚，牟林翰存在延误救治的行为，且延误救治是基于他的主观故意。故意伤害罪：局限在被害人受到的身体伤害，精神伤害不算。过失致人死亡罪：需要证明案发当晚，牟林翰存在延误救治的行为，且延误救治导致了包丽的死亡。过失致人死亡罪与虐待罪的刑期相近。如果只是出于家属希望被告人能多被判几年的朴素心愿，二者其实效果相差不大。虐待罪：虐待罪在法律上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叫作“主体不适格”，因为虐待罪的适用主体是“家庭成员”，而牟林翰与包丽并无婚姻关系。另一方面，虐待分为身体暴力与精神暴力，本案证据充分的只有精神暴力，而身体暴力的证据不够充足。如果只存在精神暴力，虐待罪能否构成也会有一定争议。侮辱罪：通常指公开的侮辱，要求造成被害人名誉的下降。另外，侮辱罪是自诉罪名，不是公诉罪名。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个罪名能与牟林翰的所作所为清晰对应。“共同生活”包丽妈妈总共报过两次案。第一次是2019年10月18日，第二次是11月19日。第一次报案时，包丽妈妈只想搞清楚女儿自杀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当时事态完全不明朗，没有证据指向其他可能性，警方无法立案。2019年11月7日，牟林翰回到内蒙古支教，包丽妈妈从警方处取回包丽的手机，她看到了自己完全未曾想到的内容（后来她发现牟林翰删去了其中一些）。很快，她第二次报案。但是这一次，他们仍然只能写出一份缺乏具体事实陈述的报案材料，立案仍有难度。刘鸣赫是北京大学法学院12级的学长，比包丽高四级。事发时，他已经毕业，在律所工作，有同学牵线搭桥，找到他帮忙。在一家咖啡馆里，刘鸣赫与包丽妈妈见了一面，他主动向包丽妈妈提出，自己不需要任何酬劳。“源于一种义愤”，他形容自己介入这个案子的原因。刘鸣赫最早确定下了虐待罪的思路，并成功地使这件事立案了。几项罪名里，虐待罪或许是离得最近的，但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主体不适格”——虐待罪的适用范围是“家庭成员”，指夫妻或三代以内的近亲，而他们只是一对学生情侣，并无婚姻关系。为了寻求思路上的帮助，刘鸣赫回到母校，见了北大法学院的马忆南教授。马忆南教授是婚姻家庭法方向的专家，参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起草。她给刘鸣赫提供了许多启发。在马忆南教授的办公室，他们讨论的突破口叫作“共同生活”，依据是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的前言部分与《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这两部法律文件都将家庭暴力的主体范畴划定在“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以及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之间”。也就是说，“共同生活人员”，可以参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执行。但是，虐待罪是刑法中的罪名，《反家暴法》支持这种主体上的扩张，是否意味着刑法领域同样支持？刘鸣赫说，事实上，刑法学界通常认为这是一种过度干预，是家长保护主义，因此，实务界的这种做法常常无法获得学界的支持。只能说，在各条路都无法走通时，这是一线突破的光亮。基于此，马忆南教授给出的重要建议是，要尽可能去寻找能支持两人有共同生活的事实、共同生活的意愿的证据，比如，他们是否在经济上有依存关系？他们是否共享一些生活资料？牟林翰与包丽是2018年8月正式确定恋爱关系的。新学期开学后，包丽申请了一个与日本留学生合作的语伴项目，搬去了位于中关新园的留学生公寓。不同于本科生宿舍，中关新园有单人间，条件要好很多，牟林翰搬去与她同住。据包丽的大学好友回忆，两个人很用心地布置他们共同的小空间。2019年3月后，中关新园的公寓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牟林翰无法进入，包丽就搬到了牟林翰家中，直到七个月后包丽自杀。在他们恋爱的一年多时间里，两人确实一直保持着“共同生活”的关系。拜访完马忆南教授后，刘鸣赫着手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几个帮忙的同学一起去翻看了包丽所有的网约车软件、外卖软件、淘宝软件，整理这些软件中所填写打车地址、外卖地址、两人共同的金钱支出、以及包丽购买的供二人共同生活所用的物品。刘鸣赫解释，这些证据都有助于证明，他们二人并非简单的“情侣过周末”的关系，而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同居关系。虽然未必能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包丽妈妈依旧觉得感动。她记得刘鸣赫白天有自己的工作要忙，到了半夜才能处理包丽的案子，“他跟我说，这就是证据”。支援在医院，包丽妈妈处在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当时的北医三院一片混乱，律师、记者、各种江湖媒体，还有神佛、道士、中医，甚至还有山东搞邪术的，社会上各路人马来来往往。包丽妈妈做了十几年全职太太，社会经验并不多。刚到医院时，她唯一的依靠是女儿的男友牟林翰。然而三天后，当她询问牟林翰，他们是不是吵架了的时候，牟林翰用手抓住她两边的肩膀，“瞪着好大一双眼睛”，说，你的女儿不自爱，你的女儿是个骗子，我就是传统的山东男人。还有一天，她见到牟林翰站在病床前对着包丽发火和骂脏话，说，你这不是害我吗。她走进来，牟林翰立刻换了脸色。她感到害怕，意识到牟林翰不可信任，但她无法在明面上显现出来。一个月后，牟林翰再也没有来过医院。此时陪伴着包丽妈妈的，是几个刚刚20岁出头的大四女学生，有包丽的初高中同学，也有大学同学。这几个女孩曾经从包丽口中听说过彼此，没想到最终交汇的点在医院。在那时，她们共同承担起了陪伴包丽妈妈、帮助她与社会各界人士（学校、医院、律师、记者）对接的责任。包丽在宾馆自杀的那天傍晚，牟林翰联系包丽的两位大学好友，让她们帮助寻找包丽。她们没有找到。晚上七点多，牟林翰又联系了包丽的两位中学好友，并对其中一位说，包丽心情不好，和家人在一起。根据《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6月15日的报道，2019年11月初，在长期联系不上包丽后，包丽的中学好友程珊珊和明婷分别从广东和台北赶到了北京。牟林翰劝说她们不要去找包丽妈妈，称阿姨此时不想见任何人。两人没有包丽妈妈的联系方式，最终只能找到北大法学院。通过学校，她们联系上了包丽妈妈，她们立刻发现，包丽妈妈不像牟林翰所说的那样不想见任何人，她非常需要帮助。包丽妈妈第一次报案后，兰和律师主动联系了包丽妈妈。兰和律师的履历里写着：曾是一名调查记者，转行做了律师，打过一些社会影响力很大的案子，比如药家鑫之父药庆卫的名誉权案。律师有许多种，兰和律师是其中的一种，他很看重社会舆论的帮助和影响。2019年11月，兰和律师向《南方周末》的资深记者柴会群报料，他们请包丽妈妈和当时帮忙的同学一起吃饭，了解情况。2019年12月12日，这篇题为《“不寒而栗”的爱情，北大自杀女生聊天记录》的报道一经发表，立刻引发了舆论地震。报道发出的第二天，北大研究生支教团项目管理办公室立即宣布取消牟林翰的支教保研资格。包丽的好友们面对这篇报道时的心态是复杂的。这篇报道讲述了一个北大高知女性被男友操控、因为恋爱而走上不归路的故事，又花了大量篇幅描写学生会的黑箱操作，她们觉得这其中似乎隐约蕴含着对包丽的指责。作为好友，媒体的复杂性使她们感到刺痛。她们决定干脆重新写一篇更详细的，让所有人知道错不在包丽。这篇新的事实梳理由包丽的高中和大学同学合力整理、审稿，发在公众号“凯旋十二”。后来，这个号一直在关键时刻被拿出来使用，比如2021年2月，检察院正式提起公诉的前夕。在合力新写的稿件《我是包丽的朋友，真相远比你知道的更可怕》中，女孩们放出了更多触目惊心的聊天截图，希望大家能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牟林翰的精神控制上。很难说是刘鸣赫组织的报案材料、还是南方周末的报道、又或是“凯旋十二”的推文起了作用，又或者兼而有之，12月中旬，公安机关终于正式立案。好几位受访者提到过：如果不是因为有了最初的报道，如果不是因为“北大”的标签引起了公众层面广泛的关注，这个案件未必有得到相对公正的处理的机会。这件事带来的公众影响是持久的。“PUA”一词彻底进入了公共讨论的范畴。在此之前，PUA的原意是“Pick-up-Artist”（搭讪艺术家），这件事拓展了PUA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使得它增添了“Gaslighting”（煤气灯操纵，即精神控制）的含义。直到几年后，社交网络上仍有许多人在说，从这件事之后自己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曾被“PUA”过。2020年4月，兰和律师在自己的朋友圈披露了包丽离世的消息，他配了一张漂亮女孩躺在病床上的照片，但是包丽的同学们知道，这张照片并不是包丽本人。肢体暴力在立案前后，警方的关注重点也在逐渐变化。一开始，因为包丽妈妈报案时提供了牟林翰延误治疗的线索，所以警方的重点在于还原当天的时间线。那时，一些人曾觉得应该诉“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是这条路没有走通。到后期，警方询问的重点则更偏向牟林翰的肢体暴力行为，这也是诉讼方后期努力的重点之一。传统理论通常认为，刑法应重视有形暴力、有形伤害，忽视精神暴力、精神伤害。这是因为在法律上，精神暴力的界定并不清晰。但假如身体暴力的证据能被坐实，牟林翰要面对的刑期将未必只有三年零两个月。2019年底，刘鸣赫带着同学们梳理了与肢体暴力相关的线索。比如，2019年5月14日，包丽在与一位好友的聊天记录中提到：“我总不能乖乖回去被他打吧”，7月11日，牟林翰说：“上次我让你扇自己，你装了半天，说自己不会扇，那你今天这么突然会了呢？你扇的真使劲。”9月16日，牟林翰问：“我可以为了别的事打你吗？”2019年5月的聊天记录里，牟林翰唯一一次正式承认：我今天打你了，我不对。2019年11月，当把手机还给包丽妈妈时，他将这一部分内容删去了。直到2020年初，警方使用了一些技术手段，才将这段聊天记录、连同被牟林翰删去的其他内容重新恢复。对于聊天记录里提到的那次打人，牟林翰后来在庭上表述为“我挥了她的胳膊一下，很轻，她也没有伤”。对此，包丽妈妈一直愤愤不平，她认为牟林翰“是过了法考的”，他知道怎样说能使自己最大程度脱罪。除了聊天记录，肢体暴力的存在并没有留下其他更有力的证据，见过包丽身上有瘀伤的证人也没有亲眼见到牟林翰殴打包丽。法律遵循了自己的准则，最后的判决书中写道：“证人利某某、保某某关于陈某某遭受牟林翰殴打的证言系传来证据，并非其二人亲眼目睹的事实，亦缺少客观证据佐证，而且利某某的证言中也提及陈某某表示身上的淤青、伤痕系自身摔倒所致……综合在案证据，难以确定陈某某身上伤痕的形成原因，无法认定牟林翰对陈某某实施了肢体暴力行为。”虐待罪因为觉得自己做律师年资尚浅，在成功立案后，刘鸣赫并没有真正代理这个案子，始终在帮助包丽妈妈的同学们也不支持由兰和律师来代理。谁来打、怎么打这个官司，依旧是一个难题。2020年的6月9日，牟林翰被刑拘，6月24日，牟林翰被正式批准逮捕。9月，公安移交检察院。常铮律师是在这个阶段加入的，她是刘鸣赫实习时的带教律师，经手过刘汉刘维案、万里大造林案、e租宝案等一系列大案，刘鸣赫推荐了她。她是一位女律师，也是这个案子第一位正式的代理律师。沿着虐待罪的思路走，重要的是论证，而不是取证。换言之，牟林翰的所作所为，事实已经非常清楚，重要的是将法理讲通。此时牟林翰已被羁押，警方已经做了大量笔录。常铮律师需要做的事是看卷宗，并从这些在案证据中梳理出一条完整的论证思路来。根据常铮律师描述，一个关于虐待罪的完整论证是这样的：首先要解决的仍是主体问题，也就是延续“共同生活”的思路，找出更多两人日常生活中的场景细节，比如双方曾在春节期间去过对方家中、有过管对方父母叫“爸爸妈妈”的行为、两人曾多次讨论过结婚相关的话题，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细节，其实都能成为判决时的关键证据。中关新园的宿舍登记表，也成为了法庭上的呈堂证供之一。其次，要论证牟林翰的行为（精神暴力与身体暴力）属于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且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虐待罪是自诉罪名，只有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才能提起公诉。在本案中，包丽已经死亡，当然可以说造成了恶劣后果。第三，要论证包丽的自杀与牟林翰的行为之间确实存在因果关系。比如包丽在自杀前的两个月，曾经在知乎上匿名发帖“真爱男友有处女情结、家暴倾向，我应该放弃吗”，就可以作为因果关系的证明。2021年2月，检察院以虐待罪对牟林翰提起公诉。常铮律师风格温和清晰、思路很“正”。实际上，对于虐待罪是否完全成立，在有结果前，常铮律师也是拿不准的。她查阅了很多司法解释，也询问过一些专家学者，这些专家学者往往态度不一，有人支持，有人不支持。“存在一定争议”，她曾在采访里这样说过。这个相对中立、客观的表述，引起了万淼焱律师的不满。对于与万律师的分歧，常铮律师强调，“这是一个法律认知的问题”。故意杀人罪万淼焱律师就是我们在开篇时提到过的，告诉包丽妈妈“虐待罪可以判到顶格”的律师。她同样是一位女律师，在成都做过二十多年刑辩，长期代理妇女与儿童权益类的案件。包丽妈妈说，其实一开始，她是只想诉虐待罪的，但是经万律师提醒，她才发现还有故意杀人罪的可能。在万律师看来，虐待罪刑期二到七年，牟林翰应该判满七年，且完全应该多诉一条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2020年6月，包丽妈妈曾找过万律师，因为觉得自己远在成都，万律师并没有接受委托。到了年底，她看到关于案件推进的报道，觉得如果自己再不加入，“就太迟了”。可以说，虽然存在争议，但虐待罪是最接近业内人士共识的一条思路，也与法院最终给出的判决意见基本吻合。但对于这条思路，万淼焱律师的评价是“太差了”。她的语言很有特色，她管牟林翰叫“主席”，管包丽叫“部长”（他们分别在学生会担任的职务）。刚加上她的微信，她就反客为主地问我，你了解到的部长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主席呢？2020年冬天，万律师第一次为了这个案子到北京，有老乡请她吃饭。她是成都人，对北京的地形并不那么熟悉。一下车，她就看见中关村东路的路牌，她立刻心下凛然，知道包丽自杀的地方就在这附近。穿过食宝街，她又想起牟林翰拿着处女的问题与包丽掰扯不清时，包丽有时会强行转移话题说，我们在食宝街吃了什么什么。她在出租车上看卷宗，很快形成了直觉判断：牟林翰有问题。这是基于她二十年的刑辩经验。“我从头到尾看了八遍聊天记录。”万律师告诉我，“聊天记录每个人都看过，但是没有人能看这么多遍。”她找到了很多隐藏的线索。比如，牟林翰时不时发给包丽的一些带有暗示性的小故事。2019年大年初一，牟林翰发给包丽一部淫秽小说，说是他的性启蒙读物，他要包丽从中学习如何服从。万律师专门去阅读了这部小说，“我觉得恶心透了，忍住恶心把它读完了”。小说的内容其实补上了牟林翰要求包丽在自己身上文“我是牟林翰的狗”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这部小说讲的是：香港毒枭擒获了女警察，女警察们沦为性奴，她们会工具一般地听令于毒枭，在身上纹刺“我是母狗”，只要毒枭愿意，她们随时发情。毒枭把她们如狗一般的视频照片发给警队用来挑衅。男警察们奉命去解救女同事，要么在枪战中被打死，要么被擒获。被擒获后，他们按毒枭的心意随时随地与女同事交配。被擒获的男女警察们成为毒枭贿赂南美、东南亚各地政要的工具，或者到公海上卖淫。他们要么狗一样地享受这样被践踏的人生，要么沉沦于痛苦永无出期。“关键是，毒枭丝毫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万律师强调。2019年8月，包丽决心分手回到广东老家时，牟林翰伪造了洗胃单将她骗回。包丽在老家的最后一天，牟林翰给包丽发了篇微信公号文章，讲的是小学女生苗苗喜欢班长小杨，二者都很优秀长得又漂亮，但苗苗被其他男生摸过了，于是她觉得自己不纯洁配不上小杨，因此服药自杀了。在2019年9月18日，牟林翰问了包丽一个法考问题：有一个人开着车把张三给碾死了，而且他是希望张三得到如此下场的。然后他逃逸了。这人是交通肇事逃逸罪呢，还是故意杀人呢？在他们相互表白的三个月纪念日，牟林翰给包丽发了一篇文章，《女性如何识别亲密关系中的暴力》。万律师说，“她还很傻，问干嘛发给我啊。人家（牟林翰）说：收起来，以后你用得上。”聊天记录翻到第二三遍的时候，万律师发现，每一步的逼迫，都是牟林翰挑选过的日子：让部长从我愿意叫主人，到我决心为你去死，这些日子分别是：表白三个月纪念日、上床三个月纪念日，相许终生三个月纪念日、12月31日、元旦、牟林翰的生日、除夕、大年初一、她去见他父母前一天、妇女节、青年节、她中考的日子、她期末考试的日子、她参考法考的前一天、她开学考试的日子。牟林翰在法庭上称：这是他爱女友的方式。要构成教唆自杀，还需要存在明确的“要求你为我去死”的语言表达。万律师找到的几处，分别是2019年2月8日的聊天记录里，牟林翰对包丽称：“当你愿意为我去死的时候，我就给你全部的责任”；在2019年6月11日的聊天记录里，牟林翰对包丽称：“你之前不是还答应我你离开我就去死么？你去么？嗯？是你答应我的吧？”“我坚持认为这是谋杀，”万律师说，“法律对于精神控制犯罪，想象力是不够的。”在事实层面上，她也向包丽妈妈提供了一些新的疑点：第一个疑点是身份证。出事那天是2019年10月9日，晚上18:18，包丽给牟林翰发了最后一条微信，“此生最遗憾的事莫过于此了，遇到了熠熠闪光的你而我却是一块垃圾，妈妈今天向你谢罪了”。10分钟后，意识到包丽有轻生倾向的牟林翰立刻打电话报警。但在警方要求他提供包丽的身份证号时，他说，自己没有身份证。四小时后，牟林翰找到包丽，与朋友一起将她送到海淀医院。在医院，朋友去挂号，发现需要包丽的身份证号码，在微信上询问牟林翰，这时，牟林翰将他手机中保存的包丽身份证的照片发送给这位朋友。也就是说，牟林翰知道包丽的身份证号，却没有及时提供给警方。假如警察在18：28拿到了身份证号，理论上可以第一时间查到包丽所入住的酒店，为抢救争取时间。牟林翰自己对此的解释为：他不认为身份证有助于警方，网上订酒店也未必有登记信息，到了医院，他才想起自己存有照片。第二个疑点是矿泉水——牟林翰在医院找到包丽之后，立刻给她喂了一瓶矿泉水，也许他的本意是想灌水催吐，稀释药物的浓度，但实际上这加速了药物的扩散。牟林翰在一审法庭上称，灌水是8月30日包丽第一次吃了安眠药、送去中日友好医院洗胃时，中日友好医院急诊科的医生教的。万律师说：“我请教了华西医院急诊科、四川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北大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们都很愤怒，说怎么可能这样教！”牟林翰收到包丽最后一条短信的时间是18：18，打电话报警是18：28。他的手机与包丽的手机可以互相定位，牟林翰在庭上称，一开始，手机的定位一直打不开。直到七点左右，他定位到包丽的大概位置。八点左右，牟林翰赶到包丽所在的这栋楼，接着他在楼下“慢悠悠看了两个小时监控”（万律师语），其间民警表示如需协助可以帮忙，牟林翰说可以自行查看。十点左右，他定位到包丽所在的楼层，带着朋友一起上楼敲门。22：25，他找到包丽所在的房间，此时包丽还能站立开门。接着他在宾馆房间里逗留了25分钟，给包丽灌了水，又接了两个学工老师的电话、一个民警的电话，他对学工老师说“没事了，在睡觉”，又告诉民警说“确实没有自残自杀行为”，民警询问是否需要协助，牟林翰说不需要。22：53，他打了一辆出租车，加价20元，将包丽送到500米之遥的海淀医院。为了使我直观体会到这意味着什么，万律师连珠炮般地质问我：我问你，你也在这一带生活过，你知不知道中关村公馆在哪里？知道。你知不知道海淀医院在哪里？知道。你知不知道它们之间的距离不到500米？知道。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送医。说明书上，这种药物的发作时间是4-6小时，而这种药物又在一些自杀群组里有些名声。从18：18包丽发出微信，到22：25牟林翰找到包丽，恰好四小时。万律师甚至怀疑，牟林翰知道包丽吃的是什么药，因此才恰到好处地拖延到了四个小时。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万律师对北大法学院始终抱有一种微妙的责备。她认为，法学院的学生、老师，全都陷在了理论之中，“而想象不到人可以有多坏”。“他们可能比我学过更多的法学理论知识，可是他们不懂实务啊。光谈理论还有悖论，对于我来说，只是浪费时间。”万律师说。在联系到万律师以前，我已经找多位法学院同学讨论过，以为自己对此事已经有了基本的理解和判断。万律师出现后，我几乎快要被说服了。她提出的这种可能性如此危险，却不是没有可能存在，光是一想，就让人心生寒意。“一个好的律师有这样的能力。”中国政法大学的陈碧教授告诉我，“律师会选择自己的视角，这是律师工作的第一步。如果她已经选好了方向，她看到的就全都是支持她的了。同样的素材，你可以写一个言情剧，也可以写一个杀人故事，不是吗？”陈碧说，但这不意味着她提供的每一条证据都经得起推敲。证据的证明力度是其中一个问题。在法律上，只有当证据链条相互并合，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我们才能认定被告有罪。否则，以“无罪推定”的原则，牟林翰就是无罪的。但刑法通说并没有告诉你，“确实充分”的细则是什么，什么程度才算达到“确实充分”？在证据的证明力度不够清晰时，尊重的是人、也就是主审法官（或更高级别能拍板的人）“自由心证”的结果。万律师认为牟林翰有问题是基于她的直觉与经验，她确实讲圆了一个故事。但无论是否有欲盖弥彰的嫌疑，牟林翰实施了救助行为，他报了警，找了人，送了医。至于不报身份证号、误导室友、告诉自己的父母而没有告诉包丽妈妈、欺骗学工老师和民警，都可以解释为他在担心自己过往的虐待行为被发现时、或在受到巨大的冲击时，行为上的混乱与前后矛盾。他当然有可能是处心积虑、充满仪式感地逼迫了一个女孩为自己去死；但是也有可能，他是出于一种自己也未曾了解过的恶性本能、在对自己的伴侣极度缺乏共情的情况下，造成了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的严重后果。这就是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教唆自杀通常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牟林翰的行为能否被认定为“教唆自杀”、“间接正犯”（即凶手操控死者自己作为工具人杀死了自己），在刑法上存在一个复杂的因果关系判断（这里涉及到一些相对精深的法理）。陈碧说，按照目前既有的司法经验，牟林翰的情况很难满足“教唆自杀”、“间接正犯”的构成要件。换个角度看，一个激进的律师是必要的。提出一个高于预期的诉求，有助于为受害者争取更多权益。法律并非我想象中那个横平竖直的东西，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我以为它很刚硬，每项条款都能与某种具体境况一一对应。但实际上，法律更像一块松软的土壤，其间有很多罅隙。这些罅隙的存在，使得法律有时力有不逮，有时则更加灵活，让人们有争取的空间。当我询问刘鸣赫这个问题时，他回答：法律是一块松软的土壤，但它需要精细的耕作。松软的原因是它可以建构。从一个点出发，到达不同的方向，每一条阐述，每一次论证，都需要非常精美的、环环相扣的逻辑。这种路径可以保证它不会偏得太远。而在这些阐述和耕作背后，仍是你个人的道德判断、情感与价值观在起作用。2022年7月，一审开庭。尽管个性不同、意见相左、有过一些争论，万律师与常铮律师仍然作为代理律师共同上庭，分别陈述了各自的观点思路。一审总共持续了13小时，包丽妈妈、牟林翰本人、双方律师、证人分别发言。辩方的其中一个论点是，包丽的家庭并非没有其特殊性。她过去出身在广东的富商家庭，衣食无忧，母亲很少涉足社会。大学后，父亲离开她，家庭的经济基础也随之垮塌，而母亲视她为自己“唯一的希望”。包丽特殊的家庭背景，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她的自杀与牟林翰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辩方认为，吵架不足以使其自杀，包丽也有自身未解决的心理原因。判决时，法院使用了风险升高理论来解释因果关系。其一，包丽已于2019年6月13日、8月30日两次尝试自残或自杀，风险在升级；其二，牟林翰是包丽在自杀时精神极度脆弱这一风险的制造者；其三，作为男友，牟林翰没有尽到扶助责任。判决书上这样写到：“牟林翰已经能够明确认识到陈某某早已处于精神脆弱的高风险状态，其本应及时关注陈某某的精神状况，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上述风险状态，防止陈某某再次出现极端情况。但牟林翰却对由其一手制造的风险状态视而不见，仍然反复去指责、辱骂陈某某，使得陈某某精神脆弱的高风险状态不断强化、升级，与案发当天的刺激性话语相结合，最终造成陈某某服药自杀身亡的悲剧。”另外，法院支持了对虐待罪主体的扩大解释，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转型，大众思想观念的深刻变迁和日益多元化，与虐待罪入刑之初相比较，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法院也肯定了，在肢体暴力证据不足时，精神虐待同样足以构成虐待。但是，法院没有支持对肢体暴力的证明，也没有支持故意杀人罪成立。在一审的13个小时中，包丽妈妈在庭上的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因是检察院公诉，被害人亲属只能作为证人上庭发言。为了延长包丽妈妈的上庭时间，万律师提议，再追加一条民事诉讼。有了民事诉讼，包丽妈妈就能够有两次上庭的机会。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庭中，法院判处牟林翰赔偿包丽妈妈经济损失73万元。包丽妈妈不需要钱，她希望牟林翰判得越重越好。三年零两个月的刑期，对于包丽妈妈而言是无法接受的。拿到一审宣判结果后，她立刻决定申请抗诉。在我国的司法体系里，公诉已经是以一个强有力的公权力机关（检察院）去抗衡法院，以及对抗另一个私主体，所以法律会更倾向于保护被告人的权利，以此作为平衡。作为被害人家属，包丽妈妈并没有抗诉权，只能向检察院提起抗诉申请。万律师连夜替包丽妈妈起草了抗诉申请书，申请书中写道：“牟林翰有步骤地促使包丽走向以死为报这部分事实，牟林翰在法庭上未能作出合理辩解，只是辩称此系他爱女朋友的方式……申请人包丽的母亲不服被告人牟林翰所犯故意杀人罪未予追究，并虐待罪量刑畸轻，特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检察院驳回了包丽妈妈的抗诉申请。不久，牟林翰也上诉了，请求改判无罪。被告人上诉，则法院必须进行二审。常铮律师也坚持了自己在法律上的判断，但在二审时，她也成全了万律师上庭。二审时间很匆忙，因为牟林翰在8月就将刑满释放，必须7月审理完毕。在法院原定的二审时间，万律师因为腿伤，无法上庭。由于有两位代理律师，只要常铮律师能去，庭就能开。为了使万律师能上庭，常铮律师主动与包丽妈妈解除了代理协议。二审没有改变判决结果，一切维持原判。印记刘维希在6月刚刚见过包丽妈妈。阿姨来北京听宣判结果，几个熟识的同学一起去见她，在麦当劳，有一个瞬间，刘维希忽然觉得包丽妈妈看着她们的状态就像——“如果我女儿还活着，应该和你们一样吧”。刘维希是包丽的同班同学，过去就住在包丽宿舍的对门。出事后，她去帮过忙，参与过刘鸣赫牵头的证据整理工作，当时的微信群聊至今仍是她的微信置顶。她与包丽性格并不相似，她们并不熟。出事前，刘维希对包丽的印象是“漂亮”，法学院好看的女孩分“大年”和“小年”，“我们那年是小年，”她说，“所以我一直觉得，她就是我们年级最好看的女孩了。”2019年，包丽自杀那年，刘维希也正在读大四。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她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参与自杀行为（教唆自杀、帮助他人自杀）的可罚性研究。这件事甚至影响了刘维希的职业选择。在过去，尽管就读于法学院，但她并没有想过成为律师。“我觉得攻击性太强。”她说，“但后来发现，人还是要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要为自己的态度立场去辩护。”2022年，刘维希毕业后，入职了律所，做了律师。“没有想到四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被这件事影响，我们还在讨论它。”她说。二审结束的三个月后，万律师仍不满于最终的判决，她在朋友圈转发“隔空助力”他人自杀的案例：“如果包丽遇到的是这样的检察官和法官，牟林翰的故意杀人罪就能够追究了。”对于这个案子，学界仍然不断地有所争论，讨论它定性是否合理、量刑是否合理、或分析法律上的突破。多数人持支持态度，也有少数人在不断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陈碧提到：刑法上有通说，也就是最权威、最被广泛认可的观点。但通说不一定是价值理念上最先进的，自然也有各种流派挑战通说。像这种有突破性质的案子，如果多了，有可能会促使通说改变。2023年年底，这一案件入围了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新时代推进法治进程2023年度十大案件”，目前正在投票阶段。如果入选，这个案子将对恋爱同居关系、类家庭暴力、精神虐待等议题都产生更广泛的推进作用。烧仓房牟林翰是否具有让包丽自杀的主观故意，在法律上几乎无法证明，但问题并非只能从法律层面上去讨论。我读过一篇叫《烧仓房》的小说：一个富家男子，他有一个特殊爱好，就是去烧那些废置的塑料大棚，浇好汽油，扔上火柴，然后从远处拿望远镜静静观赏，大约每两个月烧一处。而那些被烧的仓房，无人在意。对于烧仓房的人而言，女性的自我毁灭过程如同一场火灾，是一种景观。2019年时，牟林翰曾说过，“我就是传统的山东男人”，一度引起轩然大波。最开始，讨论的焦点始终聚集在对处女情结的争议上。早在“凯旋十二”发第一篇稿件时，她们就已经明确地梳理出了牟林翰的隐性逻辑：“1、用各种借口贬低、侮辱包丽，并不断重复，制造双方的不平等地位……所谓的处女情结不过是欲加之罪；2、认为包丽必须用极端的方式证明对他的爱；3.

2023年12月20日

被微信屏蔽

社会

罪名

2023年12月18日

其他

爸爸再爱你一次

这是一部在艺高人胆大与任意妄为的界限之间横跳的作品。聊《涉过愤怒的海》，有这么几个层次。一个是阶层冲突，一个是代际冲突，一个是性别冲突。这三个层次，一个比一个深入，也一个比一个隐微。《涉过愤怒的海》的宏大之处，就在于它试图统一这三种冲突，找出这三种冲突之间的联系，建立一个当下世界的巨大隐喻。代际冲突，是属于现实的。它是物质水平相较于40年前极大飞跃后才会凸显出来的问题。当物质水平低下时，所有的精神痛苦将在物质匮乏的生理性痛苦的压迫下，变得无足轻重。只有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后，精神上苍白，才会如此困扰人这一物种。也是在这个时候人才有余暇识别和鉴别它，简而言之，这时，人才有了敏感和伤感的能力和空间。家庭就是这一冲突的最好试验场。它显示出的是一个被血缘牢牢捆缚的共同体，因为他们青年时所感受的时代空气的不一样，以至于会产生如此大的价值观裂缝。这是这部电影将矛盾聚焦在两个家庭内部父辈与子辈恩怨的原因。这也是影片的核心悲剧，父辈处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之中，所以谋生是他们生活的主轴，他们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去关注那些细腻的情感。而子辈处在了一个物质相对优渥的环境，当物质的匮乏不再是生活的全部时，另一种匮乏就显得异常剌眼。父母之爱的缺乏，成了他们一辈子无法摆脱的梦魇。性别冲突，是属于历史的，它是更久远也更隐蔽的阶层矛盾。由于它的历史更为悠久，悠久到所有的分裂和不平等，被认为是正常。他们之间的冲突，最终被内化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不同，以及在审美观上的差异。所以影片中无数次强调男性与女性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态度。最明显的是李苗苗与金丽娜对于被抛弃的处理。男性的暴力基因，让李苗苗学会了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的奶奶，同父异母的妹妹，伤害别人成了保持内心平衡的方式。而女性的隐忍传统，让金丽娜，将矛头对准了自己。她通过自贬的方式来将自己被父母抛弃和冷落合理化，她不值得被父母爱，也不值得被所有人爱，所以她才会对所有发生在她身上的爱受宠若惊。当最终救命稻草般的爱将消失之时，她选择的不是伤害别人，而是将刀一次次地刺向自己，她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她爱的心声。同理，当金陨石与前妻面对女儿的死亡时，前妻是期望一个体面的葬礼以送别自己的女儿，而对金陨石来说，只有手刃对方，才能化解他的愤怒，其余的东西都不如此事重要。所以面对有杀人嫌疑人的信息时，他悲痛却坚决地离开。他逼着别人看女儿被性侵的视频，女儿死后的体面，显然也不如找到凶手重要。最极端的是，李烈、景岚与儿子李苗苗的关系。景岚作为母亲，只有一个目地，救出儿子。而李烈却处在一种极度的分裂之中，于亲情来说，李苗苗是他的儿子，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李苗苗是杀害和侵害他母亲与女儿的凶手。他在杀死儿子与救儿子的潜意识泥泞里挣扎，当金陨石捅出了他这一内心最难以启齿的秘密时，他陷入了真正的疯狂。而阶层冲突，是链接前面所说的历史的性别矛盾与现实的代际冲突的中间过程。现代化的阵痛和飞跃，就是各个阶层分裂重整的过程，这种近乎地震的震荡中，人最为野性和粗蛮的东西得以激发。它让我们从一个物质贫瘠的旧世界，来到了物质相对充裕的新世界。阶层冲突最后的成果，让代际冲突有了基础，也让性别矛盾有了被看到的可能。也是这一伤害链条中最为悲怆的地方，他们用一以惯之的手段去实现自我和家庭的幸福，但当这种物质上幸福到来时，他们之前手段的巨大副作用也跟着现形。这手段是什么？是暴力。因为阶层冲突，是对物质，以及物质分配权的权力的争夺，它的表征必然是暴力，这也影片一开始就是影片主角金陨石在海上和海外某国海警搏斗的原因。这也是金陨石一听到女儿被杀时的就陷入狂怒的原因。他的一生，就是被掠夺与反掠夺的一生，他的女儿是他经历过生命中无数次惊涛骇浪后仍然幸存的证明，是他并不值得夸耀的一生中仅存的荣耀。他的女儿的死亡，既是他仅有的亲情的消失，也是一种羞辱，因为他引以为傲的强力，也无法保护他的女儿不受到这个世界的戕害。而更悲剧的地方在于，他的女儿也是他暴力的牺牲品。他疯狂寻找凶手，却发现真正的凶手其实是自己。他认为是外部世界杀害了女儿，其实是她的内部精神吞噬了她，而他是让女儿精神走向黑暗真正起点。而他对待女儿的方式，与这个世界暴力对待他和他以暴力反抗，在形式上和精神上暗通款曲。当我们说清影片这一总体架构之后，就可以从细部来聊这部影片的优劣了。如果阶层冲突这一层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其实你也就无法真正理解金陨石的简单粗暴的情感方式，因为这是与那个时代相匹配的必然的情感表现。你也就无法解释金陨石丧女之后的疯狂，和他复仇的执念，因为只有对于外部世界的强烈匮乏感，被外部世界极度的压抑历史，才能激发起他的狂暴。同样，你也就不能理解他的暴力，因为这是他那个世界的通行方式，他以前只能用所以现在就只会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只有生动而精准地描写出阶层冲突，才能深刻地表现出金陨石那一代人的行为方式，影片中那近乎癫狂的暴力才会有真正的象征意味。在这部电影的同名原著小说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金陨石作为当下社会失败者中的一份子，他的心里充满了被剥夺感。他的妻子离他而去，而他仍然对她充满了感情，他在物质上唯一拥有的是一艘破船，他仍然一如往常地挣扎在贫困的边缘地带。女儿是他生命中的唯一亮色。当女儿死去时，他生命中唯一的支柱垮塌，他的巨大悲伤，让他变成狂怒。他的精神其实已经走向死亡，所以复仇成了他唯一生存下去的方式。而在这部电影中，影片建架了阶层矛盾这一框架，却又刻意规避表现这一方面的具体内容。虽然金陨石孤矗于荒野与绝壁的老房子，与李烈处在高档住宅区的豪华别墅的对比，就是这个世界庞大的阶层差异的不经意的证明。但影片开篇就是他在海上指挥数十条船的强悍，证明了他其实是个精神上和现实中的强者。这已经让那种阶层矛盾变得极为微弱。当没有那种源于底层的愤怒后，金陨石的愤怒来源于哪儿？必然来自于他对女儿的情感，但基于设置悬念的需求，影片在前面对他与女儿的关系惜字如金，这让影片中金陨石情绪的疯狂充满着一种空洞的高亢。而更雪上加霜的是，影片为了突出那种性别的矛盾，也就是对于解构父权的特别兴趣，让它对于表现出这种父爱的虚伪有着更为强烈的热情。在金陨石与日本警察在日本的对话中，透露出的信息是，杀了我金陨石的孩子，这让我的尊严受损。为了这该死的尊严，我必须要让凶手死。在面对女儿的尸体时，同样在强调这种父爱的不真诚，他的反应是想吐，而前妻的反应是晕了过去。在影片主创的视角里，母亲看到的是女儿的死亡，所以她痛苦得晕了过去，而父亲看到的是伤口，反应是一种恶心，而他试图擦去呕吐物的行为，以及这时他的旁白及后来对日本警察的解释，都在证明这时他想到的更多的是“我”。在这种种的强调中，包括后面为了追凶把女儿的性侵照片给别人看，以及不参加葬礼，都是在说，报仇的欲望，要远超对于女儿的爱。这时报仇，就变得了某种有毒的男性气质的必然产物，只是雄性为了证明自我的一种手段。这么拍当然是可以的。但这么拍，就是对我们明显可以看出的想要表现出三种矛盾之间复杂关系的雄心的背叛。但这时影片对于解构的兴趣，确实远远超出了对于人性的复杂性的兴趣，于是父爱甚至是父权也就被简单化了。这种对父亲的简单化，也让母亲变得简单化了。

2023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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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四个兄弟都在冲突中丧生了” | 世界来信

，他们组织大家占领了学校人流量最大的科学中心广场。那天大概四五十人参与了活动。我和大部分参与者都选择戴口罩来保护自己身份不被泄露。在静坐示威的过程中，有人时不时冲我们喊“你们什么都不懂！”

2023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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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过愤怒的海》与三种人格障碍

曹保平说，原生家庭的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2023年底在大银幕上看到《涉过愤怒的海》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影片中，黄渤所饰演的父亲的女儿在日本留学时被捅了十七刀身亡，最大的嫌犯是女儿的男友，父亲因此踏上了追凶道路。在追凶的过程中，导演三番两次借旁人之口抨击了这位自我中心的父亲，指出他“根本不爱自己的女儿”。在影片的结尾处，女儿的日语课上，老师教她：单方面的情感只能用喜欢，爱要双方都认可才可以。在老师请她用爱造句时，女儿说，“爱，没有……”这是国产片影史上少见的正面承认：有些父母是不爱自己的子女的。五年前上映的《狗十三》是这个创作母题之下的另一部作品。按照曹保平过去在采访中的说法，《狗十三》是一则社会关系寓言。威权和反抗，统治与驯化，中国式的家庭关系微缩了中国式的社会结构。两个故事在主题上有某种共通之处，都关乎原生家庭，都涉及父女关系，都在讲一种父权结构之下爱的空心。《狗十三》更日常，更作者化，而《涉过愤怒的海》则是曹保平更典型的“在类型电影中注入作者表达”的尝试。我们想象中，曹保平或许能提供一些结构性的视角，会对父权有所反思。有一些问题是具有指向性的，你希望他说点什么，你希望他有所反思。但在曹保平导演的表述中，他更像是从创作的逻辑上推演出了这部电影。他更感兴趣的是人的心理层面，在各种采访中，曹保平总是谈到“人性”，喜欢使用“极致”。他形容这是“将人性放在火上炙烤”。他做了非常扎实的个体心理视角的努力。电影中的两个年轻角色，曹保平将他们分别设定为边缘型人格障碍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这是DSM-5（《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给出的人格分类。他收集了大量有关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个案资料，也因此设计出了非常准确的细节，写出了非常细致的台词。比如女儿娜娜在恋爱中需要对方扔自己的鞋来表达爱意，她发现自己只是“一簇簇的神经与纤维，没有皮肤”。我觉得有意思的是，社会结构的视角与个体心理的视角在这部影片中形成了一种合流。也许不一定是曹保平的原意，但是结构的问题自然而然投射在个体身上，而被认真塑造人物的创作者捕捉到，这是一种机缘巧合，也是一种必然。让曹保平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有些观众觉得自己不能共情其中的角色？比如，他发现有些观众认为女儿娜娜太“作”，黄渤和周迅的角色太“疯”。当我们讨论到这个问题时，导演问我：从你的视角看来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真正的、准确的答案。但是无论是从创作、还是公共价值的角度，我们都可以不断讨论，人是什么，人的复杂形态可能是什么样的。以下是正面连接与曹保平的对话：三种人格障碍正面连接：这个故事触动您的地方跟触动观众的地方、您的感受和观众的感受，会不会有区别？

2023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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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保洁员母亲

很幸运我不是像在许多文学作品里看到的那样：在遗憾和怀念中追忆母亲，而是参与她的当下，和她一起生活，记录同一个屋檐下的争吵和磨合，撕扯与理解。母亲的新工作2020年春天，我的母亲失业了。在我和弟弟读大学，母亲正值青壮年的时期，她和无数双脚沾满泥土的人一样，在官方语境中有一个身份定位“农民工”。10年里，母亲在矿山、建筑工地、农场务工，挣出来的钱，供她的孩子们念书。2017年，她的左腿因为常年过度奔波患上了滑膜炎，蹲不下，站不起。经治疗康复后，她再也不能像原来一样卖力气去工地挣钱。我想让她休息，她不肯，偷偷去找工作。在母亲的生存经验中，挣钱是生活中最最要紧的事。她希望多挣钱。她说：“钱又不咬人，你还嫌钱咬手？越多越好。”第一次，她接受了7天隔离后，在一家养猪场做厨师，她的左腿因为长久的站立再次开始疼痛，她要到了五百多块工资后回家了；第二次，她去家门口的超市做理菜员，指甲上全是泥，她想把菜名背下来，学会更轻松的打秤工作，但被人挤兑，失败了；暮春的时候，她去茶厂择茶叶，茶叶季结束，她又没事可做，工钱也没要到手。每一次工作，一开始她都信心满满，隔几天，再打电话过去，便听到她的语气变了，她责备她那不太灵活的腿：“花了几百张‘红皮’了，一点用场都没有！我真是一点用都没有！”说着说着就哭起来。到秋天，母亲已失业两个月。那时我和丈夫搬到了深圳福田一处两室一厅的小房子。我刚刚从记者转行进入大厂，工资涨了一些。每次发工资的时候，我都转一些给她，并立即打电话过去，让她把钱收下。我想，我们刚好有了空房间，刚好有一个长假，也许她可以来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我们的生活。我说服母亲来深圳的理由是：我帮你在深圳找一份工作。她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做决定，面对亲人们的忧虑和阻止，我告诉她“妈妈，你怕什么？以前外出打工的时候，你的口头禅可是‘我怕个屁！’”2020年9月26日，母亲乘坐K1310次、8车8号上铺绿皮火车从陕西商南出发。第二天下午，车到站后，经过不断的电话、微信语音联络，我在深圳火车东站接到了她。母亲穿着紫色上衣黑色长裤，见到我第一句话是，这里真热啊！她和父亲两个人都肩背手拎的。母亲包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自己种的农产品，一小包一小包的干货——干木耳、

2023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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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往朝鲜，我在「剧场」国家生活189天

从朝鲜回来后，T最常被问到的两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去朝鲜”和“朝鲜人是不是不能上网”。在回答了很多遍以后，她意识到了回答的艰难。在朝鲜生活的189天里，日常事物没有确定的答案，她看到了这个国家部分的真实，但她无法确定自我认定的真实是否是他人的表演。世界/生活对我们敞开，是否本身即是一种幻象？封闭与自由的边界何在？我们要如何寻求所谓的真实？热水壶，手机卡，西装本科时，我在一所外国语大学读朝鲜语专业。2018年，我参加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交换项目，前往朝鲜最高学府金日成综合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出发前我找上一年去过的同学请教经验，她告诉我在朝鲜生活一定要有三样东西，热水壶，手机卡，西装，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对我接下来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带着她送我的手机卡，2018年4月21号，我坐上了飞往朝鲜的飞机。朝方为交换生准备的留学生宿舍是二人标间，装修风格类似国内的老旧宾馆。一走进宿舍，卫生间里的白瓷浴缸就吸引了我全部注意力。我对朝鲜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很高的心理预期，浴缸显然是一个惊喜的开头。但很快我发现，宿舍的水龙头里放不出热水，浴缸只是一个摆设。于是我想到了学姐的第一个建议，“买个热水壶”。我的生活在这栋七层大楼里开始。楼内有商店、澡堂、免费和付费的食堂、健身房、男女生宿舍，尽量让留学生足不出户就能满足生活基本需求。大楼里最通用的货币是美元，浴室和健身房使用一次1美元，不限制时间。免费食堂里提供泡菜、炒鸡蛋、炒肉、青菜、米饭、面条等，想吃好一点也可以去付费食堂点菜或者去外面的餐厅。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和朝鲜政府分别为我们提供每个月250美元和70欧元的奖学金，我会把欧元存起来，留一半美元现金，另一半美元换成朝币，美元在街上的商店是通用的，但如果想买一些路边小摊的东西，朝币会更加方便。每个月我们还会从大楼工作人员那领到几扎矿泉水。据说在我们这届后，大楼里新建了WIFI室，但在当时，我们没有网络，我的手机卡也没有上网功能。我和另外两个女生合用这张卡，与国内的家人朋友通过2块钱1分钟的国际长途维持联系。花了80元买好热水壶后，我终于喝上了热水，生活逐渐步入正轨。2018年国内一共派出38名学生前往朝鲜交换，其中包括我在内的26名学生去了金日成综合大学，其余人去了金亨稷师范大学。金日成综合大学占地面积很大，校园风景优美，生态环境良好，我经常在学校看到松鼠，有一次还看到了野鸡。一进学校大门就是领导人雕像，学校里几乎每栋建筑的一楼都有领导人雕像，经过雕像时每个人都需要向着它鞠躬。学校里的大学生们清一色穿浅灰色制服上衣、深蓝色下装，男生穿西装裤，女生穿西装裙，所有人胸前别着徽章。因此人群中一眼能辨别出穿常服的留学生。所有留学生会被单独分进一个特别开设的班级，学习讲读、会话、阅读、写作、地理课程。课程从四月持续到十月，中间有半个月的暑假。金日成综合大学游泳馆阅读课上，我读到一些让我啼笑皆非的材料，很多材料都在讲领导人身上发生的种种异象。最经典的故事是领导人出生前，自然界狂风骤雨、雷霆大作，出生时婴儿四周被紫光笼罩，他出生后外面突然雨过天晴，祥云环绕。我去外国人书店买书时，看到过一本小册子，讲的也是领导人去世界各地视察时当地的奇异现象，比如他去某个国家视察，原先当地下着倾盆大雨，领导人一下飞机后，倾盆大雨便停了，露出和煦的太阳。文章里说，“他真是行走的太阳啊！”有的故事的情节更为曲折。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个老人”的故事，三个老人的职责是运送药酒给战场上的伤员喝，三人却私吞了一瓶酒，喝完这瓶酒后，他们都醉了。其中一个人梦到了领导人，领导人在梦里严厉斥责了他，醒来后他给另外两个同伴讲了自己的梦。另一个同伴说，我也梦到了领导人，领导人告诉我在某个地方埋着一瓶药酒，他让我们用这瓶酒去抵那瓶我们偷的酒。于是三人前往梦里所说的地方，在土里真的挖到一瓶药酒，他们用这瓶酒偿还了自己犯下的过错。会话课的教学方式是让我们看没有字幕的朝鲜电影。通常第一节课我们看电影，第二节课老师会让我们上台表演电影里的片段，背一段其中的台词。如果不是因为课程的学习，我绝对不会有机会和兴趣看这些动辄三小时的电影。我们看的朝鲜电影都是彩色片，片子里有爱情、友谊、家庭，但都脱离不了集体生活和政治。有一部电影讲了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的故事，女孩的名字发音近似中文“香美”，村庄里的村长看不惯爱唱歌的香美，觉得年轻人应该下地劳动，而不是成天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香美为了向村长证明年轻人的价值，参加社里的歌唱比赛，经历一系列波折后，获得了歌唱比赛的第一名，跟村长打破了隔阂。主角为香美的电影《云雀》还有一部电影的主角是一个日本大学里的老教师，他的祖上在战乱时期从朝鲜半岛流亡到日本，但他已经是个日本人了。影片一开始，他向学生讲朝鲜的社会主义如何不好，一个学生质疑他，您没有亲眼见过，怎么能说朝鲜社会主义不好？老教师说，那我就亲自去看看。之后，老教师前往了朝鲜。在朝鲜，他体验到免费的医疗，看到朝鲜儿童的免费兴趣爱好教育，看到领导带着捧花视察因公生病的病人。他发自内心感觉朝鲜的制度有无比的优越性。影片最后，领导人突然出现在老教师面前，老教师就在领导人面前虔诚地跪了下来。随着我越来越适应朝鲜的学习和生活，需要穿西装的场合越来越多。所有课程都安排在上午，下午学校会统一安排我们穿上西装，去他们觉得我们需要参观的地方。作为亚洲面孔，朝鲜人可能第一眼分辨不出我是外国人，但看第二眼他们就会意识到，因为我胸前没有别徽章。其实商店里可以买到徽章，但不知出于何种心理，我一直没有买，我没有掩饰自己的外国人身份。于是，像电影里一样，曾经在老教师眼里出现过的朝鲜再一次在我眼前上演了。剧场国家/观光客在朝鲜，下午坐出租车出门时，我经常经过金日成广场，它是平壤市的中央广场。每次经过，我都会看到学生们在广场上集体排练，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都有。同一个年龄段的学生手举红色小旗子或火把等道具，不断变化队列，组成“胜利”“凯旋”“明天”“光明”等朝鲜语字样。我猜测他们在为庆祝某个大型节日而排练。9月9日，这个节日终于来了。这天是朝鲜的国庆节，也叫朝鲜共和国日，2018年的这天是朝鲜庆祝建国70周年的日子，因此仪式举办得十分宏大。观众席中专门有一席留给外国留学生，我们为此特意去商店买了传统的朝鲜服饰，我的朝服花了80元，上衣是明黄色的短衫，下衣是黑蓝色的齐胸裙。我们看了一整天的表演，上午军乐表演，下午烛光表演，晚上焰火表演。国庆日的庆祝持续了好几天，期间我们还在晚上去大同江边，边喝大同江啤酒边看江上的焰火表演。少年宫伽倻琴兴趣班在学校的安排下，我们还去了锦绣山太阳宫、毛岸英纪念碑，参观了各种博物馆。在万景台学生少年宫里，我看到了比电影中更多的兴趣爱好教育活动。少年宫是专门供孩子们免费上兴趣班的场所，朝鲜小孩长到一定岁数后，可以选择自己想上的兴趣班，有书法，跳舞，唱歌，写作，刺绣，伽倻琴等。万景台学生少年宫很大，大楼上竖立着两行红字标语，一行是“不羡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另一行是“团结一致向未来前进”，中间是将军的肖像。“不羡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句口号我在平壤见过很多次，地铁上、学校建筑上、学校游泳馆里都有出现。少年宫里表演歌唱与舞蹈的小女孩们戴着一样的头花，穿着统一，脸上画着妆，表演时眉毛上挑，十分有感染力。表演结束后她们积极地挽着我们合照，留学生也派代表送上提前准备好的花束。我还看到了少年宫里的计算机兴趣班，孩子们在白色台式电脑前聚精会神地操作着电脑，当我仔细看向他们的屏幕想知道他们在用电脑做什么时，我发现他们一直在练习电脑打字。少年宫舞蹈表演留学生的自由活动被严格限制在平壤市内。平壤市外，十月初的初秋季节，学校组织我们游览了金刚山。秋天的金刚山风景很美，有山景和海景，有红叶、美丽的瀑布和吊桥。在我们游览过的景点中，金刚山是少有的政治色彩不太浓的地方。渐渐地，我能够自如地在平壤的街头行走了。我爱上了朝鲜名为“사이다”（音译：SAIDA）的葡萄味汽水，汽水瓶比可乐瓶稍软，买1升装汽水只需要2000朝币，约合人民币2块钱。我找到了好吃的烤肉店，人均40块人民币能吃到一顿丰盛的烤肉。我还喜欢光顾街头的冰沙小摊，各种味道的冰沙盛在白色塑料小碗里，直到我听自费留学生说朝鲜乙肝患者不少，这些重复利用的塑料碗很可能传播乙肝，我才打消了继续光顾它的念头。虽然我认为我对朝鲜已经有了足够了解，作为外国人还是免不了四处碰壁。每次踏入一个没有去过的商店都是一次运气的赌博。有几次，我从餐厅玻璃外看到店里摆放着烤肠、烤肉饼等食物，或有朝鲜人在店里吃东西，想进去时却被工作人员拦下，告知我这里外国人不能进入。自费生说，可能这些地方食物的物价不同，对于朝鲜人来说它们是可以买得起的食物，但对于我们来说价格过于便宜了。即使是在同时接待外国人和朝鲜人的餐厅里，我也不知道这些地方的物价是否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们没有机会看到朝鲜人手里的菜单。同样不能进入的地方还有“粮站”，我经常看到有老人在街上名为“粮站”的店前排起长队领粮食，这些店铺严格限制外国人进入，穿军绿色制服、戴袖章的人会在门口巡视。在平壤，外国人可以坐地铁，但不能坐公交，这可能是因为平壤的公交总是十分拥挤，车门有时都无法关闭，人的身体悬在车门外，交警会努力把人塞进车厢。朝鲜商店售卖的人参制品相比于明面上的禁令和限制，作为外国人，尤其身为女性，朝鲜人对我投射的眼光让我有更大的压力。夏天中的某一天我穿了短裤出门，路上所有人的目光都朝向我，长久地盯着我，像在看一个破土而出的怪物。教我们会话课的是一位美丽的女老师，她向我们介绍自己的时候说过，她出生在地方，是通过刻苦练习伽倻琴一路从地方弹到平壤，最终成为大学老师的。我很喜欢她，叫她伽倻琴老师。一位女同学剪了短发后，伽倻琴老师对她说，女性要有自己的女性魅力，女性魅力的最强体现就是在头发上，你为什么要破坏自己的美丽？相比于穿着打扮，语言方面的隔阂更为隐蔽，却并非不重要。朝鲜语中“~습니다（音：思密达）与“~요”（音：哟）都是表示尊敬语气的终结语尾，但前者更为正式，后者偏日常。一次一位老师听到我们在用“안녕하세요”（音：阿尼哈塞哟，意为“你好”）打招呼时，严厉地说，你们为什么要像韩国人一样，用艺妓的语调说话？我意识到，在朝鲜人眼里，语言被赋予了特定的道德色彩，而我们这些脱离朝鲜文化背景的后天学习者无法预测什么时候会犯错。晦暗的，光明的在朝鲜，两类人与我们这些交换生走的比较近。一类是朝鲜校方为我们指派的“学伴”，他们是在金日成综合大学读书的朝鲜学生，另一类是来朝鲜自费读书的外国留学生，我们称之为“自费生”。能担任“学伴”的朝鲜学生中文大都很好，背景也不普通。我去她们房间时看到过香奈儿香水瓶和耐克鞋。她们每天晚上都要来交换生的房间，美其名曰检查作业，询问我们每天都做了什么，这让我有种被监视的感觉。但我逐渐习惯了这样的询问，一方面我并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另一方面我意识到她们也只是完成自己不得不做的工作。她们也会对我们的生活感到好奇，会问我放在床上的蚊帐是什么，中国人是不是都会用它。有一次我犯了气管炎，有点咳血，经常来我房间的学伴带我去医院，跟医生耐心地解释我的症状。从医院回来后，她以为我咳血是因为营养不良，自己掏钱买了维生素C送给我。自费生们跟我们的关系更为亲近，应付朝鲜的生活也更加得心应手。来朝鲜留学的自费生各个国家的都有，他们大多父母是外交官或家里做与朝鲜有关的贸易工作，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聊天、聚会、唱歌。会话课考试结束后，一个交换生同学告诉我她拿到了80分的成绩，伽倻琴老师私下暗示她送自己礼物后自己会帮她改成85或90分，她并不在意成绩，于是拒绝了。自费生之间也会谈恋爱。在和自费生聊恋爱话题的过程中，我知道了许多冲击我的小事：朝鲜没有避孕套卖，整个朝鲜买不到一只避孕套。自费生们会在行李箱里放一大堆避孕套带来朝鲜，场面堪称壮观。朝鲜的女性遭遇难产时，规则是无条件保小。如果孩子失去了母亲，国家又认为父亲无法抚养好孩子，孩子会由国家机构抚养。原则上，朝鲜人不能与外国人恋爱，如果是朝鲜男性和其他国家的女性相爱，必然不会有结果，但如果是朝鲜女性与其他国家的男性相爱，男性可以花一大笔钱把她娶走。这些朝鲜的“常识”我知之甚少，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栋大楼上，但我无法触碰他们的生活。在朝鲜生活几个月后，我深刻感受到这种生活的无聊、枯燥、缺乏意义，接触另一个国家的新鲜感早已消耗殆尽。我记得自己当初来朝鲜的原因：我想过另外一个人的生活，像多活一次一样，我想过一种更“多”的人生。但当这种生活变成日常后，它变成了一成不变地上学、做作业，忍受教室坏掉的冷气，跟国内的亲人朋友失去联络，唯一的娱乐是看集体唱歌跳舞，看有关将军事迹的种种文章。那段时间，我频繁地想着这个问题，这种情绪像传染病一样，出现在我周围许多交换生的身上。我，不止我，我们都意识到他人生活的重量。为了安慰一个交换生朋友，我送给她一颗糖，糖纸里写了之前看过一首诗，“我的身体里的火车从来不会错轨。所以允许大雪，风暴，泥石流，和荒谬。”但是我身体里的火车真的不会错轨吗？这是我不敢细想的问题。我们在他人生活的丛林中迷路了。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小事我无法忘记。前往金刚山的旅途上，我们坐着一辆大巴车离开平壤，经过我不知道名字的朝鲜乡村。我看到高高的田埂，农民们背上背着成垛的麦草走路，他们看到大巴车后停下脚步，一直看着我们的车，有几个农民迈开脚步奔跑，在大巴车后面追逐。金刚山秋景晚上的平壤黑暗阴森，街道上几乎没有灯光，人们足不出户，只有军队背着枪把守。五月初的一天夜里，我和室友正做着作业，突然听到窗外一个女人在尖叫，间歇性的尖叫整整持续了两分钟，之后安静了。我和室友抱在一起发抖，不敢往窗外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猜测。天气很好的一天，我在宿舍附近的小学旁看到一个朝鲜男孩抱着一只白狗，男孩和白狗都很小。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在朝鲜见到类似“宠物”的动物。我跟他说，我想和他拍一张照片。这时，突然从旁边围过来一群朝鲜孩子，他们都想要拍照。于是我建议拍一张合照。拍照时，我伸出两根手指，比出了“耶”的手势，孩子们很惊奇，问我，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我说，这代表心情很好的意思。于是孩子们迅速学会了这个手势，他们纷纷比起了“耶”，表示自己此刻心情很好。小狗乖顺地趴在男孩怀里。这一幕最终留存进我的相机。那是一个我长久期待的时刻。朝鲜儿童和他的小狗作者———杨佳欣mustaphaya@qq.com口述——Tanya编辑——曾鸣

2023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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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隐入山林

我爱这种不太有出息的快乐，我也爱这种种瓜得豆的人生荒谬。虽然侯孝贤罹患失智症的消息早有耳闻，但当证实这一点并宣布他退出电影制作的官方声明传来，心里还是感到惋惜和震惊。作为华语影坛最具原创性和东方特性的电影创作者，他构建了一个安静而且苍茫的影像世界，也启发了一大批电影创作者，像中国的贾樟柯日本的是枝裕和，他们也都先后成为了现在东方影坛大师级的人物。但对于我来说，对他的最深的印象并不来自于这些显赫的名头，而来源于他电影中的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出自《童年往事》，片中已经混淆了现实与幻想、过去现在边界的年迈祖母带着阿孝咕在凤山的乡间小路试图走回自己远在海峡对岸的故乡，显然他们是不可能到达的，但在路上，他们发现并采撷了一大堆芭乐回来，在这一刻，他们似乎忘记了他们原初的目的。我喜欢这中间所荡漾的人生韵致：我们永远已失去了回到精神故乡的道路，但这并不防碍我们在那一刻那些琐屑世俗的快乐。我爱这种不太有出息的快乐，我也爱这种种瓜得豆的人生荒谬，我爱这大悲凉与小确幸在一个普通下午的相遇，我爱他因为这微小的快乐而觉得这个虚无底色的人性仍然有着意义。因为这点小爱，我觉得有必要写一篇文章来表达我对他的尊敬，为他让你与人生的苍凉底色不期然相遇，也为他让你知道那一丁儿具象的欢欣足已抵抗那世界即将落幕的寒意。侯孝贤是个重度的形式主义者。但由于他坚定的静水深潭式的静气，人们往往会忘了他在形式上的严苛。在这时侯，我不得不提王家卫，因为他们俩处在形式感的两个极端上。相较于王家卫那种极其外显化的风格，侯孝贤的风格看起来更加低调不显眼，以至于像生活一样自然，但这种自然从来不是挥手而就的，这里面，有着侯孝贤的极强纪律性。这是和王家卫一样极端的雕刻时光，只不过王家卫要让每一刻都跳脱出来，而侯孝贤，则是把每一刻的棱角都抹掉。王家卫热爱特写镜头，而侯孝贤，是一个钟爱广角镜头的人。王家卫喜欢将镜头贴近人的身体，近到似乎能闻到他（她）的体味，能感到他的胸腔的呼吸，他想进入被拍摄者的身体，只是基于物理法则的限制，他无法做到而已。而侯孝贤，则喜欢将镜头拉得更远，他在早期的《风柜来的人》的拍摄现场，就已经开始让摄影师远一点，更远一点。电影《风柜来的人》，1983年王家卫喜欢镜头的运动，他似乎是与片中人物的情绪共舞，人物的每一个情感的变幻转折，每一个肢体的动势，他都在用放大镜去捕捉，而侯孝贤，则喜欢镜头的静止，任这个世界上最宏大最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它仍然如这个世界一样沉默寡言。对于一个好的创作者而言，从来就不存在内容与形式的分别，这二者早已融为一体难分彼此，它们只是这个创作者看待这个世界方式的两个不同侧面，它们如波粒二象性一样泾渭分明却又本质同一。王家卫如此，侯孝贤也如此。王家卫如此运用他的镜头，是要把所有的镜头都变成主观镜头，整个的世界，都是“我”的世界，整个世界由“我”定义，意义由“我”产生，没有什么东西比“我”更重要。侯孝贤选择他的镜头语言，则是要将镜头变得尽量的客观，整个世界，从来都不只是“我”，“我”从来都只是这个世界的过客，“我”的悲喜甚至是生死，都不会对这个世界有任何扰动。侯孝贤的这一世界观，在他的自述里，既来自于他少年时就萌动着的生命感悟，当他坐在城隍庙旁边的芒果树上时，他感到了一种与这个世界无关的一种莫名伤感，也来自于他在拍摄《风柜来的人》时，在朱天文的推荐下所看到的沈从文的自传，他感到沈从文似乎是站在极远处俯瞰这个世界。他在芒果树上所感受到伤感，说到底，就是他第一次感到了“我”和这个世界的缝隙，当这个缝隙产生时，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开始内耗，因为世界是庞大的，而我却是如此微末，因为世界无休无止无头无尾在时间中向前延伸，而我却在这巨量的时间轴上随时可能停止或者坠落。电影《风柜来的人》，1983年而沈从文，给了他一个灵感或者说自信，再也没有比找到同类更幸福的事情了，更幸福的事情在于对方还能将他们共通的感受重述，甚至是命名。正是这天然感受与后天阅读的相遇，让侯孝贤真正成了一个作者，也证明了他是个天才，经沈从文冥冥之中点拨的《风柜来的人》，让他与之前拍的《就是溜溜的她》等商业电影完全分道扬镳，按吴念真的说法是直接从一楼跃升到八楼。从一楼跃升到八楼的是什么？是他的静观视角，他开始坚定的不激动，不一惊一乍。因为，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新鲜的旧事。是他的旁观视角，他与他的人物保持审慎的距离，因为他知道他无法真正理解他的人物，这是他对人性抱持的最高尊敬。静观视角，是他的理性的那面，是对坚定不移的自然律对于人的影响的清醒认知。而旁观视角，则是他感性那面，是他对人这一物种的天然喜爱甚至是崇拜，所以他拒绝解析人的内心，他情愿做一个无知者，去感受那些沉默的面孔下那些细微的脉动。静观视角，赋予他电影的是一种冷静甚至是冷酷，而旁观视角，则让他的电影有着一种柔和甚至是谦卑。静观视角下，他无所不知，但在旁观视角，他一无所知。静观视角下，这个世界是宿命的潮汐涌动，旁观视角下，人物在盲目莫名的热情的驱使下浪掷生命或者为理想而献身。因为这种静观视角，他的电影有着华语电影中最为动人的空镜，比如《恋恋风尘》中最后在山海之间的云卷云舒，比如《悲情城市》那伴随着林家的家庭变故，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家国巨变时，那绵延不断却缄口不言的大山大海，是《好男好女》中，是日军扫荡时，漫山的清幽与静矗的大树。它们既是无情的，也是有情的。无情的地方在于，它们不会对这个世界的苦难说出它们的意见，有情的地方在于，它们的恒定，在昭示着苦难和欢愉的同样短暂，它们是这个世界律动的一部分，它们宽厚在接纳这个世界的一切，对于这个世界的落败者，它们仍然给予静默和微风。而因为他坚定的旁观视角，让他对时间与空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于时间而言，就是他的长镜头。侯孝贤在单一场景内，总是慎用剪辑。不剪辑，于是时间也就没有被压缩，人就活在原生态的时间之中，而非通过删减和加速之后的时间幻觉。于空间而言，则是他的取景框里，则是前面所说的他对特写的警惕，在他的电影中，他的人物总是处在巨大的环境当中，人物永远只是占据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两个限制被强调，让侯孝贤电影与一般商业电影有了最大的区别。他把人摁在一个与现实无异的时间和空间的感受里，于是也就没有了一般商业电影的放大效应，情感的酝酿爆发和消散，以真实的速度发生，在真实的空间中传播互动。电影《南国再见，南国》，1996年这种旁观视角，也让侯孝贤的电影极少有跟拍镜头。除了在《南国再见，南国》《最好的时光》的自由梦这个篇章等少数电影之外，他的电影都是镜头静静地等待着人物进入空间。没有跟拍镜头，就是为了尽量避免剧情上的全知视角的出现，我们无法知道一个个体生命的全部，这部电影和我们观众一样，只是偶然路过的行人。静观视角，必然是宏观的，大尺度的，属于历史的。旁观视角，必然是微观的，小尺度的，属于此刻的。所以在内容上，这两种视角的对立和对话，就是历史和具体人物之间的共振和冲撞。侯孝贤，是个对于历史抒写有着执念的人，基本上侯孝贤所有的电影都是在讲历史与人的关系。《戏梦人生》，讲述的是日本占领台湾，到国民党退守台湾的这段历史，《悲情城市》，则是讲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本土民众与外来政权发生冲突的悲剧，《好男好女》讲述的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前后所发生的故事，而《南国再见，南国》则是90年代台湾的写照。当然特别的是，既使是在侯孝贤的史诗性作品《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好男好女》中，我们其实看不到真正对于历史发生的大事件的正面描写，关于这一点，这些影片都惜字如金。历史宏大叙事正面面孔缺席，但它们又无处不在。它们以间接又无孔不入的方式影响着芸芸众生。侯孝贤的大多数电影，都在讲的是人在时代的缝隙中艰难求存，当然这个求存与张艺谋和余华的《活着》似的求存是很不一样的，他讲的不是“活着，不是为别的东西活着，而是为活着而活着”的惨烈，因为侯孝贤特别关注尊严这个东西。电影《悲情城市》，1989年这个尊严，在那些小人物身上显得混沌而又生理性。他们身上都有着一种经不住推敲却又坚定的价值观。在《悲情城市》中，是文雄拿着刀去砍杀那些侮辱他家族的权贵的怒发冲冠。在《戏梦人生》当中，是李天䘵和妓女之间适可而止的爱情，是他既无奈地委身于日本政权，却又怒发冲冠痛打其中败类的骨气。在《南国再见，南国》中，是高捷和林强两人最后四处寻枪，准备以卵击石对抗暴力机关的悲壮。卑微的尊严与巨大的体制之间无望的玉石俱焚，让他的电影有着一种难言的悲怆。静观视角，必然是清澈的，旁观视角，则必然是混沌的，这种分别变成审美偏好透射到侯孝贤的电影人物上，则是侯对两类人充满了特别的兴趣。一个是文化人知识分子，一个是黑社会流氓。正如侯孝贤在阿萨亚斯给他拍的纪录片中所说，他热爱那些黑社会份子身上的生命热情，那如同狗一样争食的世界，里面有一种雄性的力量。他们身上的盲动的激情，有着一种自毁的美感。对于流氓的描写，他在最开始的《风柜来的人》到中期的《悲情城市》《好男好女》《南国再见，南国》，再到后期的《千禧曼波》，从未中断过。侯孝賢在电影《悲情城市》(1989)拍摄现场指导演员拍戏而知识分子，则显然给他一种更清朗更坚定的力量感，他们的文弱，与他们的坚定呈反比关系，他们旗帜鲜明地与时代唱着反调，在死亡时都未曾动摇。这两种视角，也决定了侯孝贤电影的结构。旁观视角下的无知，必然让侯孝贤对于那种条分缕析的逻辑敬而远之，而静观视下的抽象全知，则又让所有的事物之间似乎有着一种神秘的联系。这种松散的联接，让侯孝贤的电影，必然都是散文化的。他的电影更像是一个个生命片段的组合，它们更像一叶叶生命体验的孤舟，但当命运长河的波浪涌起，

2023年11月17日

社会

资本主义工会和我的罢工

如果你有好好认真工作，这么多年了工资没有涨，不一定只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2023年5月1日到9月27日，美国编剧工会（WGA）在好莱坞进行了为期148天的罢工。罢工结束时，11500名编剧的整体年薪将预计增加2.33亿美元（平均每人增加20261美元），此外，编剧争取到的权益还包括：影视公司必须限制对AI的使用；编剧在流媒体作品中获得的分成将提升26%；一部剧的迷你编剧室（Miniroom）必须制定人数下限等。在罢工的前三个半月，电影与电视出品人联盟（AMPTP，编剧们的雇主）始终拒绝谈判。僵持阶段，罢工现场的气氛也逐渐低落。7月，演员工会也加入罢工的行列。8月，资方重回谈判桌，但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让步很少。9月底，罢工在一个周末的谈判后闪电般结束了，工会提出的85%的诉求得以实现。王释笛（Yancey

2023年11月9日

其他

一本叫《我，厌男》的书，和厌恶它的男人

大声说出“我，厌男”，对于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憎恨《我，厌男》这本书的，是什么样的人？2023年7月12日，《我，厌男》中文版在豆瓣更新图书条目，很快被一星差评淹没。7月20日，一位男性向出版社的上级单位举报了这本书，声称其侵害了他的人格权。此时，《我，厌男》还没有上市，除了出版社内部的人，没人看过书中内容。这不是这本书第一次遭遇风波。2020年8月，《我，厌男》（Moi

2023年10月30日

其他

艺考日常里被遮蔽的性骚扰

我们与恶的距离。2022年9月19日，艺考机构“影路站台”（下称影路）创始人杜英哲被三名学生实名举报其多年来猥亵女学生，并致使一名17岁高三学生怀孕生子。时年40岁的杜英哲本科毕业于北电2001级文学系，于2008年注册“北京影路创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面向影视类艺考招生。杜英哲在朋友圈称，这些控诉存在夸大和不实，并回应：“我在艺考中的教学方法的确很有争议，但也很有效果，因为天真单纯的考生在艺考中是没办法竞争过接触过成年人世界的考生的”，“根子上就是利用人性中恶的一面让学生艺考成绩更好”。2022年9月22日，杜英哲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依法刑事拘留。今年4月底，受害者陆续收到检察院发出的司法文件，并等待其向法院提起公诉。在艺考机构中，影路名气大，成绩好，许多学生来到这里接受应试培训。他们大多有着考上影视名校的愿望，每年也总有复读的人继续留在这里。学生间关于杜英哲的传言有很多，很多老师也清楚他的性骚扰行为，但这家机构还是如此运行了十几年，甚至成为艺考行业领先品牌。在那些自述里，有人被杜英哲说是他带过最丑的一届，有人时不时被他摸头、捏肩膀、摸背；有人因告诉他人自己的性骚扰遭遇，而被杜英哲带头孤立；也有人被杜英哲要求帮忙理发时，突然被抱住、压在床上，一边扒衣服，一边问“你是处女吗”......我们想知道的是，如此恶劣的事件为什么会在这里发生，并始终被遮蔽？影路内部氛围、学生日常状态是什么样？围绕着杜英哲的“传闻”如何在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中流传？长达多年的性骚扰在什么环境中发生？大家在怎样的权力结构下处于沉默？我们访谈了7名影路的学生，4位影路的前老师（其中3人曾是学生），以及另外2名相关人士。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故事，发生在2017年至2020年的影路。那时这家机构已成立十年有余，其中运行的规则在十年间不断强化，形成人们心中的“真理”。坏事于是发生，循环。从故事开始，到杜英哲的性骚扰行径被曝光，还有五年的时间。初到影路2018年12月初，17岁的隋宁昕第一次到影路。到宿舍第一天，他撞见两个男生正在聊美国黑帮电影。“你是一个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人？”“你是喜欢《美国往事》还是喜欢《教父》？”他们又从两部电影延伸到了尼采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隋宁昕不适应这里的谈话氛围，他只能插上几嘴，不久便躺进被窝。隋宁昕后来在影路上了三个月课，他习得了这套技巧。他向我演示它如何运作，让我说出一个导演名字。我说田壮壮。他脱口而出：“之前田壮壮拍的《吴清源》，让我们抛开一切那些庸俗的对电影的讨论，他力图追寻某种内在的叙事张力来突破传统的视听结构的桎梏，于是……”无需思考，他便能快速地输出一些时髦而空洞的词。他能“随便说”，“要多少有多少”。这是影路教给他的。俄狄浦斯情结，弑父，解构，建构，祛魅......这些学术词汇被影路装进一个列表里，成为学生笔下的“高级词汇”。一名2017年来此上课的同学把影路的教学特点称为“装逼教育”。她说，那时大多人只知道在影评里堆砌大量看起来“高端”的术语，实际只是懂得皮毛。影路是一家针对影视专业（如导演、戏剧文学、摄影等）的艺考培训机构，位于北京，学生在这里学习影评、故事写作、文学常识、面试技巧等课程。隋宁昕来这里是为了准备2019年艺术院校招生考试（也称“校考”），他报了摄影课。校考从当年的1月初开始，持续到春节前后，先是中传初试，然后是北电、中戏等院校的考试。来这里上课的高中生不少是被师哥师姐推荐来的，在艺考生中，影路在成绩、师资上的口碑不错。像隋宁昕这样的高中生，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聚集在北三环外的这座大厦里，期盼在影路帮助下圆梦——他们大多有着共同的目标：考上北电中戏那样的好学校。这也意味着高昂的学费。10天的课程价格9800元，20天为19800元。男生A是文章开头提到的聊美国黑帮电影的人之一，影路很符合他高中时对艺术行业的想象，有一群包容开放、对电影和书籍有共同语言的人。讨论《都灵之马》这类电影，是A和朋友们在艺考期间的常事——比起《变形金刚》，前者听起来显然“逼格要高一些”。影片开头是一段没有画面的独白，讲述尼采在看到马夫鞭打不愿走动的马之后，抱住马的脖子啜泣，而后精神崩溃。正片黑白色调，节奏缓慢，用30个长镜头叙述马主和女儿几天中的日常。但脱离影路和艺考的环境后，A平日也不会再去看它。太闷了，他觉得。影路有一小群走文艺路线的学生，他们喜欢聚一块谈论文学和哲学，谈论欧洲艺术电影，聊《鲸鱼马戏团》《镜子》，聊塔可夫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或聊黑格尔、尼采和萨特。有时也一起抽烟、喝酒。但其实直到考试前，A也看不太懂这些艺术电影。“那个时候，哪怕不知道，得装作自己知道，装作自己有底气。”A说，“确实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装逼，但为了装逼，至少也学到了点知识。”有时A也看得出来别人在装，他会一直追问下去，直到对方说不出来。那是学新知识的机会，他也更想看看对方怎么继续往下编。A也模仿过一些老师的外在气质和说话习惯。有的老师面相严肃，像少言寡语的艺术家，A被这些所吸引，“觉得这个是酷的。”他从这些容易入手的地方开始，尝试让自己离这些人更近些。离这些人近，也就意味着离自己的目标更近了。那时影路门口竖着几个易拉宝，其中一副海报是学生状元榜，上面列了21个名字，他们是2009至2018年五大名校（北电、中戏、中传、国戏、上戏）的校考全国第一，都出自影路。他们高中时代的艺考成绩在这里被保留和仰望，吸引着一群又一群十七八岁的高中生。“加入影路站台，不仅仅是艺考，而且是最直接的进入影视行业精英圈子！”另一副宣传名师的海报这样写道，上头分别印着《我不是药神》的摄影指导、《河神》的制片人和《白鹿原》的编剧的名字。他们都曾在这里授课。影路也向学生们灌输一种对名校和影视行业的向往。有学生记得老师说过，去剧组里当摄影，日薪三四千元。一天能顶别人一个月的工资，他想要这样的未来。杜叔刚来不久时，隋宁昕还在影路感到另一种震撼。以前在山东本地的艺考机构，同学们下课的聊天话题不是“今天去哪打游戏”，就是“去哪蹦迪喝酒”。那是一种脱离传统高中秩序的自由享乐的话题。但影路不一样。这里几乎每个人都不会错过一个话题——影路创始人杜英哲的“那些事情”。隋宁昕第一次见到杜英哲是在2018年底的冬天，机构里的过道。那时他扎个小辫，鬓角剃平，一米八的身高和肥胖的身型给人一种压迫感。当时杜英哲正在北电文学系读研，身穿北电的黑色羽绒服，戴塑料黑框眼镜，脚上是潮牌运动鞋。隋宁昕感觉这人与其他的影路老师不一样。其他老师有的爱穿白衬衫黑裤子，黑框眼镜，很干练。有的男老师爱穿古着，眼神犀利。有的男老师像不修边幅的影视民工。但隋宁昕感到杜英哲气场很强，也有人看到他时会产生“这不像一个好人”的直觉。隋宁昕问同学，这是谁。同学告诉他，是杜叔。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讨论，学生都管杜英哲叫“杜叔”。2008年初在影路上课的一名学生说，当时杜英哲就让大家叫自己“大叔”了。那时杜本科毕业不到三年。一张2019年初的影路教师表上，杜英哲被这样介绍：“艺考行业传奇人物，其带出的学生在北电/中戏等校成绩无人能望其项背！”在影路，大家都知道他是2007年CCTV播出的《小鲤鱼历险记》的编剧之一，大多90后都看过这部动画片。外人看来，杜英哲大概会是一个爱护学生的好老师。他会在北京电影学院的院系群里与院领导争执，批评学校在2020年初取消部分专业校考的招生政策对学生不公平。他在影路的公众号上写：“一个个考生那都是活生生的人啊，他们的命运，我心疼啊！”但在更多学生口耳相传的消息里，他没有那么简单。学生们听说，杜英哲很厉害，在北京和泰国有房产，还把机构发展到了美国。还有传言说杜英哲在行业内的神通广大，有人脉能帮学生买到校考合格证。有学生听说，这是明码标价的事，58万能拿到某名校摄影系合格证，文学系便宜些，30万。当然这仅限于“听说”。一个微信小群里，有复读的学生向新生透露，杜英哲曾经“后台操作”，掉包了两个女生的合格证。一名男生难以置信地在群里问：这也能换？也有人疑惑：今年难道也有？他们讨论杜英哲和女学生的关系。有人亲耳听过杜英哲说一名女生“看她那欠操的样”。也有人听复读生讲述，杜英哲在房间里对孤身一人的女生摸来摸去、和某某女生交往过......这些事被一届又一届学生复述。在一个询问影路怎么样的知乎问题下，一条发布于2020年12月的回答称：“女生不建议来影路，杜胖子人品不行，性骚扰。”有学生说，2017年到2018年初是杜英哲相对收敛的时期，那时他瘸着一只腿。瘸腿的缘由，流传是他因骚扰女学生而被家长打断了腿。后来，有学生私底下会说“我腿好疼”来嘲讽杜英哲。也有男生说，他因这事疯狂健身，而后变得很壮。当他们二人在影路门口站着时，杜英哲说：你长得跟个大马猴似的。“哐”往男生肩头一拳，说：你看看我劲儿。不过，一位影路老师说，杜和家长有冲突是事实，但他腿瘸并不是因为这事，而是痛风。夹杂着混乱信息的场域里，真相扑朔迷离，黄谣开始滋生。2018年，有女生考入名校后，谣言传到了她耳朵里：她和杜英哲睡过。顺着信息链条，她找到了可能是最早传出这个消息的人。但对方坚决否认，后来事情不了了之。不止是她，还有其他几位女生也陷入这样的传闻——和杜英哲睡觉而得到入学资格。除了当事人，没有人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2017年之后，杜英哲已不常在影路，大部分日常事务由他的妻子陈昕负责。陈昕毕业于北电文学系2004级本科班，是杜英哲同院系小三届的师妹。在影路，大家都喊她“陈姐”。影路里流言的中心也离不开杜英哲和陈昕的婚姻。大家不解，陈昕为什么能无视杜英哲和女学生的那些事，甚至在一些事情上充当帮凶。自然不会有人在他们面前提起他们的婚姻，在听说过那些传闻后，还聊起这样的话题，就“太不聪明了”。资讯伴随着先前环绕影路散不开的传闻，还有一届届学生流传的悄悄话——杜英哲通过不正规渠道让谁进入大学，谁又被这些资源引诱，谁用身体去换，谁拿金钱——尽管很多传闻都没有证据，但潜意识里，他们像得到了一种心理暗示：影路有很多升学的资源，只要你愿意与之利益交换，就能得到。有学生记得，杜英哲隐晦地向他们透露，自己和某些招生老师、业内人士很熟，比如“有招生的人跟我说过”，“我很懂他们招生口味”。考官有什么喜好，偏爱什么学生，会问哪些问题，这些消息很重要，也很稀缺，只能向已经考进大学的师哥师姐打探。更加重要的消息是，某考场有哪些老师，某院校的系主任换了人。这些要在影路里竖起耳朵听。2019年1月中旬，刘涵菁报名了影路的“高手特训营”。这个课程为期15天，地点在泰国，报名后还需要筛选。刘涵菁来自广东，2017年的高一暑假就去过影路。她有几位高中师哥曾在影路学习，2016年考上了北电，当刘涵菁问该选择哪个机构时，他们推荐她去影路。但他们没有告诉她影路发生过什么，可能会发生什么。2018年冬天，刘涵菁在影路与隋宁昕认识，两人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高手特训营”的课程宣传写道：“集合一批高素质考生”，“配置艺考史上最强的师资阵容”。刘涵菁认为这是一个释放考试内情的“信号”。这是确定的吗？那里会有什么资料呢？刘涵菁也不知道。但她觉得，可能有文学常识题的押题。她注意到，一些和杜英哲、陈昕走得近的学生都参加了，带队的也确实是较核心的老师。这更佐证了她的猜想。2018学年是影路开设海外训练营的第一年，他们去过泰国、土耳其和日本。第二年，影路继续开办了海外营，并在招生文章中称：到海外学习生活一段时间，才能进一步开拓学生的视野、改善学生的气质、促进学生心智成熟，效果远好于传统的艺考课程。每场专业考试前，影路会为学生做集体备考。一名参加了2019年某高校摄影专业初试的学生发现，考试当天的时事热点选择题中，有几道是老师备考时讲过的原题，例如港珠澳大桥的全长。后来，他还听其他专业的同学说，在考前练习剪贴画时，顾问老师给那位同学的杂志和第二天考场上的一致。在影路，顾问是单独辅导、一对一（或一带多）的指导老师。一位曾在影路研究选择题的老师指出，每年的文学常识选择题有规律可循，100道考题里出现了被押中的几道时政题是很正常的，泄题有可能是学生的误解。无法否认的是，隐秘的资讯在学生之间打转，他们那时确信影路有这个本领。2019年初，刘涵菁考国戏（中国戏曲学院）的影视导演专业初试时，感到资讯的重要性。考前，她被告知，自己要去的考场由系主任坐镇，面试难度偏中等，属于最好发挥的一个考场。这些信息让她稍微安了心。那天上午考完的学生回来透露，系主任提问了有没有看过章明导演的《冥王星时刻》。刘涵菁当时正好很喜欢这位导演。下午，她面试时，要用片子举例答题，她便讲了章明的《巫山云雨》。之后，影路老师告诉她：举出这个导演的片子，基本上初试就过了。那年刘涵菁没考上满意的学校，她选择复读。她咨询过北京另外两家大机构，再三考虑，还是选择了影路。她觉得和影路的老师混熟后，他们可能会多告诉自己一些利于考试的东西。她不清楚那“东西”究竟是什么，但它能带来心理安慰。如今回想起来，“我也不知道，我当年到底以为自己能获得什么。”刘涵菁说。但她清楚，自己得弄明白这里的游戏规则——影路是否真的决定了她能不能上学。这里也是她长那么大投入最贵的教育资源，原以为质量也会很好。她把考上影视名校的赌注押在了影路，并不断观察：这里发生了什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态？2019年，隋宁昕也复读了，他回到影路。暑期班杜英哲过来上面试课。提问环节轮到隋宁昕，问了些常规问题后，杜英哲问：你觉得你凭什么能考上电影学院？隋宁昕不喜欢杜英哲，他有些挑衅地说：我有才华。杜英哲问，有才华的人多了去了，为啥非得是你？隋宁昕说，我比他们更有才华。底下的同学有些嬉笑，隋宁昕感觉教室里的氛围还算轻松。杜英哲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转而问道：谈过恋爱吗？隋宁昕承认谈过。杜又问，你们俩谁追的谁？隋宁昕感到有些被冒犯，很简短地回答：我俩互相撩的。杜英哲经常提到面试的重要性，要给老师留下深刻印象，说出自己有意思的经历，也要主动给出有延展性的话题，让考官来提问。这是每一名影路学生的必修。杜英哲会在面试课上问学生的初恋、过去的感情，也会问家庭情况、父母职业。2017年夏天，15岁的金澄（化名）到影路上暑期基础班。她想学编导，为了早点入门，高一结束她便去了影路。面试课上，金澄被老师评价为“无聊”“幼稚”。她一直是个看起来很乖的好学生，没有恋爱经历。和传统高中不同，恋爱在这里是被鼓励的。有学生记得一次课后闲聊，一位女老师说：没谈过恋爱的人在考试时会比别人有劣势，因为没有这个人生体验。她建议：还没有谈过的，可以随便找个人谈一两个周，体验一把。第二年暑假，金澄再次到影路。听说她谈了网恋，老师说这段经历“有意思”，“很刺激”，在她这样乖乖的形象上形成了“反差”，可以在面试中提起这个故事。老师又夸她过去一年看了很多书，也有了新的人生阅历，“非常有成长”。金澄能感觉到老师们很喜欢自己。她不确定自己谈网恋是不是因为高一时老师的那些话。但她的确因此思考过，学艺术是否要有“一些情感”，要更个性、更符合艺术，而不能只是学习好。杜英哲在暑期班结课考核时来了。结束后，他在走廊叫住金澄，说她长得像他的高中初恋。金澄有些尴尬，感到莫名其妙，只好说：这样啊，还挺有缘，挺巧的。之后，招生老师转告金澄，杜英哲愿意和她签约，当她的顾问。上完暑期班，即将升入高三的学生都会被建议签顾问。2018学年起，学生们也被建议加入价格99800元的元年组（VIP组），可参加任意课程，加入后再另外付钱签约顾问。招生老师对她说：杜叔一般不签学生，他去年都没有签学生，你能做他学生还是你的荣幸。签约普通顾问，一般是5万元左右，这样的价格是“一对多”。也有老师带的是“贵的那种”，每年最多只签约两个学生，像杜英哲和陈昕。金澄文化课成绩不错，杜英哲给她的顾问价格是19.8万。文化课成绩没那么好的学生，和杜英哲签约会更贵。在那个顾问协议里，他能保证金澄拿到五大名校的“有效合格证”，也就是保证她能进入这些学校的校考全国前25名。同时金澄要保证自己的文化课成绩达到一本线的90%。因价格太贵，金澄和父母商量后没有和杜英哲签约。杜英哲负责的另一类课程是故事写作。他有一套“万能模板”，学生要根据几大题材写故事，例如犯罪悬疑黑帮、家庭生活情感、情色爱情伦理，经杜英哲指导修改后，直接套进考试题目。在学生保存的几年前的故事作业里，除了“困境”“家乡往事”“犯罪事件”这样的题目，还有“情感背叛”“禁忌的情感关系”“出格之后”“不可告人的秘密”。后者写着提示：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辅以想象。有学生记得，杜英哲给他们转述过自己艺考时写的故事：停电的晚上，透着烛光，一个男生和一个阿姨在床上发生性关系。杜英哲还说过，一夜情、妓女、小偷、边缘人，这些会让招生老师觉得新鲜，在考试中出彩。有男生则在课上被杜英哲责备：你的故事里没有戏，你应该去经历经历。也有学生听一名女生朋友说，杜英哲在房间里一对一指导她的作业时，眼神特别怪，让她把门关上，还刻意往性的话题引导，说要解开天性，不要带着原有的封建思想。金澄发现老师们偏好“刺激的情节”，会强调写些和平常生活不一样的故事，要有震撼的点。她相信老师们说的就是考试的方向，只要按照他们的喜好去写，得到他们的肯定，自己考试就能通过。在爱情题材上，她编写了这样的故事：一个男性打激素变成“人妖”，之后和另一名男性产生了爱情。为了迎合和讨好老师，金澄尽可能奔着那个方向创作故事，也强迫自己写不熟悉的内容。“我就想怎么变态怎么来，”金澄开始上网搜索罕见的事例，“对着一些可能也是别人编的新闻，我也在那胡编乱造。”学习写故事的过程，金澄并不舒服，甚至有些痛苦。她内心怀疑过：自己写的是什么，这些真的会发生吗？圈子金澄在影路的生活路径常常是这样的：下课后和好朋友去便利店，再回酒店继续学习。那时影路安排学生们住在一个连锁酒店，离上课地点走路十分钟。她们是影路里的“好学生”团体，每天认真上课、写故事和影评。金澄注意到了那些和自己不一样的高中生。他们很有个性，性格奔放，有时晚上出去喝酒，第二天旷课。这群人也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和影路的老师都混得很熟，陈昕和杜英哲喜欢这样“放得开”的学生。在金澄眼里，他们是一看就能考上好学校的“艺术类人才”。金澄羡慕过他们，总是出去玩，还懂不少知识，更能得到老师的偏爱。她把影路看作一个小社会，要去讨好、迎合老师的口味，这是和普通高中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除了有不同的圈子，她觉得影路的学生也有分级。最核心是那些和老师们关系密切，被偏爱的、有特点的学生。中间是像她这样的，虽然也加了元年组、签了顾问，但和老师联系没那么紧密的学生。最外圈，是那些只来影路上散课的学生。那段时间，看着过着不同生活方式的同龄人，金澄思考着：我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要像他们那样吗？我适合艺术道路吗，艺术真的是这样的吗？但金澄做不到他们那样，也不想成为他们。她相信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也能写出发自内心的文字。她甚至害怕那些人，觉得他们“玩太花”。金澄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感受的人。另外两位受访者提到在影路发生过这样的事：有同学在酒店房间内当着室友的面发生性关系。复读那年，隋宁昕压力很大，脾气也比以前差了很多。他常常站在楼梯口吸烟，碰到谁都说：“过来一起抽烟。”他也爱喝酒，有时拿着啤酒招呼别人：“过来一起喝一杯。”一天晚上下课，他们一起玩真心话大冒险。那天大约十个人，包括隋宁昕在内有四个男生，还有两个女老师。玩游戏过程中，有女孩被要求去卫生间脱下内裤，再拿出来甩一圈。有人被问，性爱时最喜欢的姿势。隋宁昕被要求选择在场一名同性舌吻，他照做了，不想被觉得玩不起。他说，如果端着，下次轮到自己时可能就会被直接跳过。他也安慰自己，就当是丰富一下生命体验。事后，他跑去厕所漱了口。男生B说，和自己经常一块玩的同学中，就没有不抽烟的。看电影，听摇滚乐，和朋友们去烧烤摊喝酒，去北电旁听戏剧理论的公开课，这是他高三时在影路的生活。想去上课就去，不想去就逃，影路没有人管他们。2018年暑假来到影路，男生B感觉和班里同学相形见绌。他从初二之后就不念书了。初三、高一，他跟着亲戚混社会。刚来时，他只看过《黑色大丽花》、《疤面煞星》等剧情片。被问到读过什么书，男生B说基本没读过。有老师评价他是“文盲”。从那之后，他窝在朋友的北京出租屋里，规定自己每天看三部电影，三天看一本书。他试着读了赫尔曼·黑塞的《荒原狼》，但没看懂，于是返回去读一些中国文学，从韩寒、王朔、王小波，再到东北文学的双雪涛、班宇、郑执。他也发现身边的同学像在暗自较劲：你读茅盾文学奖，我必须得读诺贝尔奖；你看了多少部电影，那我要看得更多。在影路，另外一种社交货币是豆瓣的阅片量。他们交换、关注彼此的账号，互相攀比阅片量。刘涵菁记得，有人用“他上大学前阅片量就够三千了”去描述一位文学系的老师。那时她还知道有两名考入北电的学长学姐阅片量大约在800至1000部。在隐形的阅片量鄙视链影响下，有同学只在视频网站看过几分钟的电影解说版，或是快进看全片，都会在豆瓣标记“看过”。还有人连《猫和老鼠》《百家讲坛》《快乐女声》《中国达人秀》等动画片和综艺都标记“看过”。在智识上得不到认可的同学，则会被一些学生看不起。男生C就有过这样的感觉。2018年12月底，男生C来到影路。这是一个他格格不入的新世界。课上，大家使用手机和电脑，做笔记、查资料，只有他拿出纸和笔。这里也允许染头发、打耳洞，还有男生留长发，而在C的老家的艺考机构里，男生统一剃着短发。影路的课堂可以探讨不同观点，但以前，老师讲的内容是不能反驳的权威。来了影路，男生C大多时候只是安静地听，不太敢在课上交流。他很不自信，觉得别人很厉害，说的话很有深度，自己与他们不在一个水平。有次课堂辩论，C提了自己的观点，课后被几个同学当面说很幼稚。C感觉自己被否定了，先是伤心、自我怀疑，后来是生气。他想，他们不过是比自己提前学了这些东西而已。男生C在影路习惯一个人吃饭，有时和一两个关系还不错的同学。他只想和看起来老实的人交朋友。课余时间，他很少和其他同学打交道。房间刘涵菁的顾问是一位在影路多年、级别较高的老师，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但刘涵菁说，他不擅长写故事。考前阶段，他让刘涵菁把故事作业拿给杜英哲看，由杜给她讲解。这也是她和杜英哲互动最多的时候。杜英哲的公寓在金澳国际大厦的高层，这是一栋商住两用的写字楼，影路的教室也在这里。平时，杜英哲会在公寓房间帮学生指导作业。每次找他看故事，虽然刘涵菁不是单独一人，她还是感觉有些不安。那是一种她了解杜英哲很多事情后的不安。更何况，那时她觉得在场的其他女生都和杜英哲关系更紧密，比如他签约的学生。一想到她们可能“跟他是一伙”的，这让她更不舒服。一名2019年底来上故事班的学生说，他们也要拿着写好的故事，单独进入杜英哲暂时占用的某个学生的酒店房间，一对一指导。那时影路已搬离金澳国际大厦。2019年初的艺考，刘涵菁报了很多志愿，包括中戏的影视制片专业。几乎每个影路学生都听过这句话：“中戏制片喜欢看起来有钱的学生。”

2023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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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教育的距离

我们真的不知道教育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或者说，教育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无法用结果去衡量，也无法在预设中急于要答案，重点是我们真诚地给予了更多的可能性。令人头疼的作文课2022年底，我去教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写作。见第一面，孩子向我提出的唯一要求是不写“记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因为“已经写吐了”。我去翻他之前的作业，大部分是“通过这件事我学到了”，我说：“你前面写的事情和你学到的道理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他说：“结尾都要升华一下的。”我又发现，如果讲一个故事，他的开头是：“这个男的叫小帅，这个女的叫小美。”这句话与他的生活经验无关，是从短视频里看来的，他也不知道下一句可以写什么，接下来我们就干坐着。这是我最常见到的事，学生写的不是他们真实想的，写个开头就卡住，而我的工作，就是从他们的脑袋里提取出他们看到的和他们真的在思考的。我的本职是个小说作者，之前在一所中学当过几年语文老师，离开学校也断断续续教各个年龄段的小孩写作，教龄六年。我一直想弄明白，学生对写作的抗拒到底来自什么。为什么一直练习还是觉得难写？写作技巧可以解决问题吗？我更想知道，以上这些在教育理念不断迭代的2023年是否已有新的解决方式。过去在高中任教时，我常感到我的学生们并没有学会环境描写。尽管我们从小学就开始学习这种技巧，但学生们并不知道要何时使用以及如何使用。学生的第一反应是描述颜色，然后把现场所有物品的名词罗列出来，文笔好的学生会使用三个复杂的排比句。我在课上说：“很多同学第一段都有环境描写，但怎么后面就‘瞎了’，好像再也看不到世界了。”学生们哈哈大笑。我感到关于景物的描述仿佛像一个元素，写到了就行，写到就被踩点给分。我决定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学期，我告诉学生，环境描写也传递出一种主人公的视角，比如摩司·奥兹在《故事开始了》中分析过长篇小说《艾菲·布里斯特》，为什么那个场景描述像明信片一样是静态的，为什么人物的视角一动不动，因为主角所处的世界是封闭和压抑的。这种教学只对一部分学生起作用，到第二个学期，有一次我着急了，直接说：“把开头的环境写好以后，切成三句，分三次放在文章的不同位置”，全班的效果一下子好多了。但我并不希望“切成三句，分三次放”就是他们从我的课上带走的东西。我又上了一节课，对同一个地方，观察不同时间段的样子。因为我发觉学生虽然知道了可以用人物的视角或者自己当时的心情看世界，还是很难看出世界的不同，写不出变化。这一次，学生的作业很精彩：“午夜12点的711。午夜的笼子里，所有的人和物都在睡觉。推开门，怕惊撞了他们安稳的呼吸。中午十二点的711。黑压压的身影挡住了头顶的光，整个笼子在炽热的阳光下原形毕露。张扬，空气里都是咸热的暴躁。”渐渐地，我发现家长们特别喜欢我教最具体的操作，比如第二次出现的环境描写不要再写视觉，可以换成声音，建立多重的感官描述；写比喻句的时候，除了用名词来比喻，也可以用动词来比喻，“爸爸的鼾声把我的梦锯成了两半”。他们最希望我教结构，因为孩子知道总分总、起承转合，也还是无从起笔。我只好说，如果写“通过这件事我学到了”不妨写“这件事让我感受到”，这是更容易回忆起来的，也是更真实的。构思时，可以使用“倒推法”，先确定感受到什么，这是文章主题，然后设计开头，比如，对这次活动以前的日常生活进行简短描写，用“每一天”写出人物起点，再用“有一天”引入需要写的活动，突出人物在活动里的成长变化。这些都能让作文看起来变好。可是，这并不是写作课的教法啊！写作课的初衷不是生产一篇作文产品，而是赋予一个人表达力。写作是一种输出，输出的前提是足够的输入，在输入不足的情况下，无论掌握多少菜谱，仍然只是无米之炊。那种最笨的办法，带学生进入日常，是我更需要做的。“什么时候下课？”我想知道当前社会中教育与日常生活的距离有多远，我们又能怎么做，它恰好是写作课中很重要的一环。很多学校和机构都已经在做这件事——让教育与真实世界的距离缩短。我的本科同学老吴在杭州一所中学任教已经十年，他们学校有专门围绕西湖开展的研究性学习课程，由很多老师跨学科合作。学校离孤山很近，语文课堂就搬进孤山，学生们找一个自己关注的选题进行研究，西泠印社、林和靖、梅妻鹤子、“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地理课则沉进西湖，调研水质。最近举办亚运会，数学老师正好讲到建模，题目是足球比赛要开多少个通道才能满足购票人的需求，不造成交通拥堵。学生会利用控制变量法，研究出口宽度和疏散时间的关系，探究一个较为合理的函数模型。我的另一个朋友福珠在猿辅导工作，一年级的课程，她让学生在阅读绘本的过程中去了解家庭责任分工，并当“小侦探”侦查生活中每件家务都是谁来做，由此讨论自己如何去承担家庭责任。六年级的课程，她教学生谈判技巧，从“优孟哭马”的文言文故事中拆解劝谏方法，比如巧用引语和弦外有音。她让学生去生活中活学活用，北京推进垃圾分类时，有的学生就和家人、邻居进行了一番智取。我能理解这种骄傲，英国教育家怀德海说：“学生是有血有肉的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和引导他们的自我发展之路。”我曾带学生们阅读新闻特稿，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那时常常一走进教室，就听到学生争论，惊奇于世界上还有这些事。有一回读《大兴安岭杀人事件》，那篇文章关注了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了商业性采伐后的种种变化，一个学生的读后感是：“我一直不知道冬天的森林里竟还会有蜱虫，也不知道东北竟然还有一个叫鄂温克的民族。”这个班的另一个学生写：“我以前不知道松子长在山的最深处，采够一百斤，靠人从山上背下来。我以为松树不长在山上。”上个月，福珠告诉我，她参与录制了一门叫做“读课文

2023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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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竞技不相信女性

如果说“竞技体育，菜是原罪”，那么是否有一个性别生来就比另一个更不擅长游戏？10月8日，杭州亚运会闭幕，在首次作为正式竞赛项目亮相的电子竞技项目中，中国队斩获四金一铜。2019年，电竞选手在中国正式成为一项职业，DOTA2

2023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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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上野千鹤子：女性为什么注定在“公平竞争”中失败

女性带着生育、育儿、护理的负担参与所谓的“公平竞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2019年，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在东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告诫新生，这是一个“即便努力也不一定会有公平回报的社会”。努力就能成功，这正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核心。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它深信不疑，但上野千鹤子认为这里布满谎言和陷阱。她写作了一本书来解释为什么“努力不一定会成功”。这本《女性生存战争》于2013年在日本出版，今年8月引进中国。书中内容主要围绕一部看起来非常“女性主义”的法律：《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以下简称《均等法》）。1986年颁布时，这部法律意在帮助日本女性拥有和男性一样进入职场的机会。但在此后的30年间，日本女性的处境并没有变好。上野认为，其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允诺的“公平”其实并不公平。例如，《均等法》颁布后，公司的大门向女性打开，但是企业将过去的“男性职种”“女性职种”改头换面，变成了“综合职”和“一般职”。录取的机会是平等的，但女性实际上只能担任公司边缘的“一般职”岗位，无法参与业务。最终，背负生育、照护、家务劳动等重担的女性，就这样从“公平竞争”中出局，成为无法正规就业的零工。新自由主义提供给女性的不是机会，而是两难的困境：要么抛弃家庭和孩子，选择一种和男性一样的工作方式；要么抛弃稳定的雇佣关系，成为一次性的灵活劳动力。除了女性，吞下苦果的还有日本的年轻人，他们和女性一样被迫“灵活就业”，沦为失落的一代。日本社会少子化加剧，女性内部开始分裂。在上野千鹤子描述的2013年以前的日本社会里，我看到了自己生活的影子。我们也同样处在一种永远的矛盾与两难之中：为什么了解了女性主义思想，有时还是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做出违背思想的行为？为什么女性主义呼吁女性团结，但对它的不同理解却加剧了女性内部的分裂？上野千鹤子帮助我们看到这些困境，却很少在书里直接提供具体的解法。我好奇，作为一名女性，上野本人是否也经历过这种两难？女性主义是否只会带来更多的困惑，而并不指向一个确定的答案？如果无法找到答案，我们还能期待几十年后的女性处境会比现在更好吗？上野千鹤子给出了她在书中没能直面的回答。她告诉我们，如果女性带着生育、育儿、护理的负担参与竞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面对“既要又要”的悖论，扩大对男性的保护比要求女性放弃保护更为重要。也有一些问题上野无法给出回答。但她说，认为正确答案只有一个，这种不宽容与女性主义是不相容的。以下是正面连接与上野千鹤子的对话。公平竞争公平吗？正面连接：您以“生存战争”为标题，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女性即使认可女性主义思想，也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做出违背思想的行为，例如容忍酒桌上的黄色笑话。上野老师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应该如何在思想与行动的矛盾中生存？

202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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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龙：我为什么拒绝了乐夏两次

大哥你上《乐夏》，你上它有啥用啊？《乐队的夏天》爆火后，梁龙着急了。他是摇滚圈头部乐队二手玫瑰的主唱，乐迷口中的“摇滚教母”，各大音乐节稳居压轴。他没想到，一档综艺竟让自己所在的行业受到那么大冲击。2019年，第一季节目组请过梁龙，但他因“想象不出那是个什么东西”，拒绝了。结果，《乐队的夏天》成了第一个把摇滚乐推向主流的节目，“新裤子”、“九连真人”等乐队接连出圈。有天逛商场，梁龙看见一个乐队代言的广告挂在那儿，“说不嫉妒那是吹牛呢。都是同行，怎么一夜之间就上广告了”。再上音乐节，他发现里面大部分乐队都是《乐队的夏天》出来的，甚至一些之前没听过的乐队，直接挨着二手玫瑰演了，倒3位置的乐队被重新洗牌。2020年，梁龙打算带二手玫瑰参加《乐队的夏天》第二季，正要往下走流程，又因为档期没上成。而到了今年的第三季，他反而开始纠结：让一个原本健康发展的乐队短期内集中曝光，会不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具体有什么影响，他也不知道。最后决定去，又是基于梁龙的另一层顾虑——觉得乐队最近太安逸了，“创造力降到了冰点”，需要一件大事来刺激一下，“还有什么比上《乐夏》出毛病更快的吗？”25年前，20岁的梁龙在哈尔滨一家宾馆当保安。除夕坐在空荡荡的大厅值班，想到自己原本要出来搞摇滚，结果一年啥也没干，他掏出兜里的红河烟，在胳膊上烫了20个烟疤。“如果40岁还这副德行，起码要告诉自己，20岁时我为这事儿很纠结。”他跑到北京，很快迎来下一个问题——你该唱什么。他又几次回东北，住农村每天种地去寻找自己的表达。在那个摇滚乐大多严肃、愤怒的年代，梁龙在歌里融入东北二人转，登台时常常反串——化浓妆、披长发，穿过旗袍、高跟鞋，甚至渔网袜和婚纱。台下乐迷也渐渐把穿一身红配绿，拿把大扇子作为看演出的标配，彼此间还有句暗号：“没点毛病谁听二手啊”。紧接着，演唱会从北展开到了工体，观众达到上万级。中超联赛也请他们演出。但梁龙始终没有停止焦虑。每隔几年，每当他感到乐队正在变成只是完成演出的“跑场乐队”，他就要开会鞭策一下：“我们这是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这个床一点也不稳当。”他提醒自己要保持匮乏感。然而这几年，年近40岁时，音乐创作让梁龙越来越困惑——时代在变化，你到底在给谁唱？你唱的东西还有没有一个新的解读；也越来越不满足——想用音乐表达的东西，似乎都已经说完了。就像他在《伎俩》里唱的那样：“我必须学会新的卖弄呐，这样你才会继续的喜欢呐，看那艺术像个天生的哑巴，他必须想出别的办法说话。”梁龙在音乐以外花了许多力气，去寻找说话的方式。他曾经没搞清怎么做餐饮就开了个“摇滚火锅”店，还把团队拉进去，最后赔了钱；他连“vlog”都不会念时就配合团队拍了化妆视频，倒是以“美妆博主”身份出了圈；这些年，他还干过开画廊、办当代艺术展、搞交互装置、上《明日之子》《吐槽大会》《火星情报局》等综艺。“我确实40岁左右有点不知道干嘛”，梁龙说，如果不甘于复制自我，他就必须要面对，剩下漫长的人生里要怎么实现自我价值。五年前他还突然想当导演。为积攒经验，只要有人找他拍戏，不管角色合不合适，他都接。几年来，商业电影、文艺片、网大、网剧，他都曾经出演。现在，梁龙说他要“化繁为简”了——只做乐队和导演。最近他边录《乐队的夏天》边演音乐节，还一边赶自己的剧本。聊到最后他想起20岁时在胳膊上烫的20个烟疤，那时，他觉得去北京搞摇滚就是人生的大问题，谁知真到了北京，又过了20多年，焦虑始终没消失，他总要学会“新的卖弄”。“你就发现就是这样无常的，一直有你很难逾越的东西。”以下是梁龙的自述：上吧，还犹豫啥？2019年，《乐夏》第一季时就找过二手玫瑰，一开始是节目导演联系我们团队，然后又接到邀请，说马东让我去公司一趟，聊个十分八分的。那天是周末，一层的工位全空着，马东进来后说了两个观点：第一，节目肯定要有竞技环节，这样观众才有动力看下去；第二，时候到了，这事就算我不干，别人也会干。我当时听得懵懵懂懂，感觉他说得有道理，但归根结底还是没画面啊。那几年确实各种类型音乐节目很多，就差我们摇滚乐在坑里蹲着呢。可谁也想象不出那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一切都是未知。最担心的就是怕尴尬。我就说，那再看吧。结果《乐夏》第一季一播出就炸了。《乐夏》对滚圈的冲击大到什么程度？二手玫瑰在音乐节的演出位置基本是倒数1-3（越靠后越压轴），自打节目播出后，好多我不知道的乐队就挨着我们演了，有的甚至在我们后面。整个市场结构变了，倒3的乐队被重新洗牌。还有人开玩笑，说某个音乐节是“乐夏音乐节”，里面大部分乐队是从《乐夏》出来的。这个咱不撒谎，你去商场溜达，突然看见一个乐队代言的广告在那挂着，说不嫉妒那是吹牛呢。都是同行，怎么一夜之间就上广告了。着急是因为《乐夏》比我预想的要强大得多，它是第一个我认为把摇滚乐推向大众的节目，确实让很多音乐人出圈了。一支乐队火了很正常，但它是如何走到这步的，是经纪公司成熟了吗？还是娱乐节目推的？这是咱该关心的东西。其实那时候想说服二手并不难，只要多个10分20分，聊深一点。比如我喜欢研究舞台玩法，怎么把舞台做的更有意思，但那时还没聊到这么深的层面。后来我跟面孔乐队主唱陈辉喝酒，他说自己见马东那天，赶上工作日，公司30多人出来迎接，无关名气，只是没想到摇滚乐会得到这么大的尊重，非常感动。第二年，一场音乐节演出刚下来，我看见个人面慌儿的（东北话“面熟”的意思），原来是《乐夏》总导演，一个挺年轻的小姑娘。她说去年找过我，要不来，第二季还会找我，还不来，就第三季。这种职业性挺吓人的。紧接着我就把乐队带到米未开会，大差不差就要往下走流程了。最后阴差阳错，因为另一个节目没错开，又没去成。2023年，隔了两年，到了第三季我反而开始纠结了。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乐队也没走下坡路，一直维持在音乐节倒1-2的位置，就算上节目刷一圈，回来也还是这样，去的意义还有多大呢？但让一个本来健康发展的乐队，在短期内集中曝光，导致乐手心理发生变化，产生了不良状况，我要不要冒这个险？5月份，马东又来找我，说要不这样，咱俩就轻松吃个饭，不聊工作。一家日料店的包间，大家脱了鞋往那一坐，都不知道聊什么。他一指我旁边，说座位是空的？我说我一个人也没带，他只带了一个导演。你给我倒一杯，我给你倒一杯，聊得都是“你在他乡还好吗？”“疫情那几年怎么样？”就是不往核心话题里转。不到一个小时，话没说多少，我快喝多了。我觉得实在得说点啥，憋出一句笨到家的话：我有朋友也上过你们节目。马东立刻给那个朋友发了条微信：在哪？不一会他就过来了，一看喝得比我们进度还快。他一拍我肩膀：上吧，还犹豫啥啊？我说我们刚才压根没聊这事儿。后来我脸也喝红了，也不等他问，就直说了，发挥得好不好我都能接受，但参加节目的影响，我看不太清，今年演出密度都挺高的，要不要来节目刷，我肯定得考虑。第二天没到中午，马东给我发了一条中长篇微信，说《乐夏》办到第三季，理解你们的顾虑，你问我马东，我也没办法回答。这个事儿跟做公司没什么区别，我们都得往更大的方向走，未知的风险谁也控制不了。无论合不合作，都希望以后多探讨。我冷静思考了一周，也没有什么原因，有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不纠结了，来就来呗，不就这点事儿嘛。马上回了条信息：让工作人员往下走流程吧。走出舒适区这一年乐队过得特别祥和，一首歌用什么配器，大家连呛呛都没呛呛过一次。这不是风险吗？一个创造型工作，如果大家都非常安逸，证明你的创造力已经降到了冰点。尤其是不争吵，其实一直存在着很多潜在问题。我相信大多数乐队如果把实话摊开来讲都一样，每个乐队都有鸡毛蒜皮，甚至不太好彻底解决的问题。那咋整？搭伙过日子。我一看，也别搁这儿温水煮青蛙了，索性就让一个大事件出现，把这些问题快速推进，摆出来，蒸发掉。还有什么比上《乐夏》出毛病更快的事吗？我是个危机意识比较强的人，不能处在无所谓的状态，必须得紧张，时刻强调，你并不富有。这个“富有”指的不是钱。20岁那年，我在哈尔滨一家宾馆当保安，每月工资七八百，在那个年代能过得相当可以了。1998年除夕，几个人抽签决定谁留下来值班，我抽到了留下的签。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齐齐哈尔，也是第一次在外地过年。晚上坐在空荡荡的大厅，突然想，我来这的目的是什么？原本想搞摇滚乐，结果呢，什么事也没干。想上北京又不知道去干啥，怎么跟家里解释，怎么跟自己解释。所有情绪都堆在一起，我拿出兜里的红河烟，在胳膊上烫了20个烟疤。如果40岁还这副德行，起码要告诉自己，20岁的时候我为这事很纠结，很事儿。当我盼着走出去，终于来了北京，一个完全超越20个烟疤的问题早就出现了。你是想干，但你输出不了内容，还在一个复制的作品里面，这是完全不成立的状态。有天在一个录音棚，我给一个人听小样，对方直接说了句，这破玩意满街都是有什么可听的，做它干嘛？我就坐他旁边，他不知道这是我的歌，那种灰头土脸的感觉……接着，他从柜子里够出一盘卡带，野孩子的，他说你听听，这个叫音乐。2018年，二手玫瑰通过所谓的努力，有了一点小成绩。有天我突然意识到，大家很长一段时间都风平浪静，也没人讨论音乐了，只是完成一些演出任务。看着不像混日子，其实就是在混日子，包括我自己。开会时我就说：我们这是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这个床一点也不稳当。按我理解，这个市场早该出现天王级的乐队了，那个时候我们在哪？还养尊处优呢？还认为很辉煌吗？说不好听的，别说艺术不艺术，接下来马上就没饭吃了。今年比去年多挣两万，说不定哪年就少挣一万，谁能保证一直往上走？吃完好的再吃孬的就费劲了，况且你没吃过好的，也不比孬的好哪去。到一定时间段，我就会说点不中听的话，鞭策一下乐队。去录《乐夏》之前，我还在宾馆里跟乐队说，如果有天你们认为自己很行了，也就到了告别的时候。我没法跟一群觉得自己啥都行，一点毛病没有，贼完美的人合作。你要时刻知道自己是不完美的，很多问题需要去发现，去思考，这可能就是你存在的动力之一。正如老崔很多年前说的一句话，摇滚乐就是要不断给自己找矛盾。为了让乐队走出舒适区，《乐夏》改编赛上我们特意选了一首特别不二手风格的歌曲。录之前马东先放一遍原歌，很多乐队选的歌都能让观众大合唱，到了我们这首《偶遇》，全场鸦雀无声，一个跟着唱的都没有。这首歌的风格跟我们自己的作品完全不搭嘎。既然二手可能比一部分乐队更让大众熟悉，要再拿出一些熟悉的东西，我觉得有点赛脸（过分）了。我们希望借这个机会展示非二手化的一面。当时说得挺高兴，一排起来，全乱套了。姚澜说了一些可能性，孙权不理解，我提了一些想法，大家又不认同。ABCDEF方案都整出来了，连提方案的人自己都要换。排着排着就走不下去了，只好先放着。两次录制有20天间隔，在演出的路上，或者酒店里，我们就用简单的设备鼓捣改编，实在打不通整个想法，先把一段做对了也行。焦虑吗？焦虑。因为我们不是来丢人的，你可以说这首歌我不喜欢，可以说二手改得很差，这都没事。但不能让人家一看，妈呀，不就还这一套吗？要来对付一下，敷衍了事，在我看来就是油腻了。走出舒适区并不容易。孙权直言不讳：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让他打一段哒哒哒哒哒哒特别不规律的小碎打，他说龙哥，你让我打ok，但这是我的认知极限了。最后我用嘴硬哼哼一个打法，我说我怎么喊，你就怎么打。直到登台录制时，结合舞台设计效果一出来，大家才真正找到这首歌的感觉。越来越难卖弄二手在《乐夏》演的第一首歌是《伎俩》。那是2000-2005年的开场曲，“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啊”，啪幕布一拉，“我必须学会新的卖弄呐，这样你才能继续的喜欢呐……”再往后十几年，这歌基本想不起来唱了。以至于再唱的时候，呼吸感和发声位置已经变了，什么哑音、亮音，全没了，甚至是上不去。录制前十天左右，我开始做气息训练，每天晚饭前5、6点钟跟着keep跳一个小时操。面对《乐夏》舞台，甚至那些根本不了解二手玫瑰的90后、00后，我更愿意拿出这首二十多年前的代表作开场，更有态度，更有标签。后来舞美老师提出一个想法，他说龙哥，以前你问出“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是你回答也好，别人回答也好，但现在跨越了24年，再出这句话时，AI也是一种回答。我一听，哎，这个创意挺有意思。我们把问题输入进去，结果AI这大哥也懵了。这可能是个未解、无解或者不需要解释的问题。当年“卖弄”其实没那么复杂，大家都觉得摇滚乐应该严肃的时候，突然有个人乐了，唱了一个不同的声音，这可能就是一种伎俩，一种卖弄。就像左小诅咒跟我聊过，他刚出来时候大多数人都受不了，（唱歌跑调，不按拍子），不管你什么文艺，歌词多牛逼，这不神经病吗？他回答得特简单：任何一个行业不可能都是一样的声音。现在是越来越难“卖弄”了，不一样的声音还挺多的。好多新的乐队，都很眼前一亮，大家也更放松了。在这个里面去找“卖弄”，变成了一个更严谨的事儿，要设计很多巧思的东西，舞台上，服装上，整体结构上。十年前，我为了拉巡演票房，演出前去大学做交流，我说现在90后好像没那么热血了，也没那么多意见领袖了。一个大学生突然站起来反驳：你换个角度理解，那时候没几个敢愤怒的，出来一个大家都觉得是精神偶像。是不是我们90后普遍都愤怒，你就看不出来那个人是谁了？我当场回答，我不跟你掰扯这个事，我承认我没思考过这个问题。到了40岁这个年龄段，你到底在给谁唱？你唱的东西还有没有一个有趣的解读？你还是那样吗？还是要怎样呢？其实行为上会有些焦虑。2018年之后，我听到一个说法叫“后台数据”。一次巡演结束，票务平台很主动来找我们，说二手玫瑰是这一年90后乐迷增长最快的乐队，而且我们并不是一支年轻的乐队。我就纳闷，这几年我们也没干啥出名的事儿啊？过了几年，又有人说00后现在也比较关注我们。我们偶尔也讨论，你说00后关注我们是什么点？后来一看，就不要想那么多，00后关注你可能就觉得你是个好玩的大叔。有次去一个小城市巡演，我们都觉得那场不可能爆满，

2023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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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摇滚席卷石家庄

“那是外国对摇滚乐的定义，我们有中国摇滚。”酝酿摇滚之城2023年5月下旬，河北省委联合石家庄市委，宣传、文旅、统战三个部门一起开了个会。会上除了一个正厅级、三个副厅级和几个处级干部外，还有一群“滚圈的人”，如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地平线的主唱邢迪、万能青年旅店乐队贝斯手姬赓、三家本地Livehouse的负责人。参会名单打错了两个人的名字，把“邢迪”写成了“邢笛”，“姬赓”写成了“姬庚”。这场由政府组织的“石家庄摇滚乐调研座谈会”，只为讨论一个主题——如何把石家庄打造成一座摇滚之城。会议开始了。首先由从业者介绍石家庄的摇滚乐发展史。“摇滚之都”一说实际上在乐迷群体中流传已久——除了“石家庄”直译成英文恰巧是“Rock

2023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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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数学的人，每天都过星期天

动荡的世界里，还好有数学。我们经历了充满不确定性的几年，小到食品的价格、出行要不要扫码，大到国际关系、全球气候，都在发生变化。似乎很难找到一件事，我们相信它一定会发生，或者一定能分出对错。今年初秋，我认识了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拥有一种少见的平静，世界的变化好像影响不到他们。这种平静当然是有门槛的，而且还不低——他们都是学数学的人，有的已经进入数学领域超过二十年。一位数学教授同意这样一种说法：搞数学的人是幸福的，因为每天在过星期天——他们总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工作也像休息。另一位数学教授告诉我，数学工作者更容易获得幸福，因为他们能在数学中找到确定性：常数、不变量、公理，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确定的，“一个理论研究出来了，它就摆在那，它再也不变了，它今后也是对的，之前也对的，永远都是对的。”我很羡慕他们，能在动荡的时代获得安宁，能在工作中感到幸福，这多么难得。但我也忍不住怀疑，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是可持续的吗？人要怎么与世界建立联结？刚刚结束的第五届阿里数学竞赛颁奖礼上，一位获奖选手说，“数学是现在科学中一条至简的大道，也是真与美之间的最短路径，因此我们喜欢数学，热爱数学，并因有机会将它作为一生的工作而感到幸福。”他不像学数学的我承认我对学数学的人有先入为主的印象。读书的时候，我所在学校的数学学院被戏称为“四大疯人院”之首，另外三个分别是物理学院、化学学院和生物科学学院。大家觉得学数学的人总是心不在焉，缺乏社交能力，甚至有传言说他们不爱洗澡。工作之后，尤其是近些年，我发现数学工作者在大众心中的形象变成了“张益唐式”的，孤独、坐得住冷板凳，然后在某个时刻一鸣惊人。眼前这个年轻人显然两者都不是。他叫张盛桐，出生于2000年，16岁的时候获得了IMO金牌，高中毕业后到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读书，早在19岁读大一的时候他就一鸣惊人了。大一的暑假，他和老师同学联手解决了困扰数学界的70年难题“寻找高维空间中的等角线最大值”，论文发表于数学界四大顶刊之一《数学年刊》（张益唐直到58岁才第一次在《数学年刊》上发表论文）。他也没有坐冷板凳的打算，他很在意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质量。他以一本科幻小说《伤心者》作为反例，小说主人公为了数学抛弃世俗关系，生活极端困窘，他可不愿意如此。张盛桐热爱生活，他每年冬天去滑雪，平时天气好的时候和导师一起打网球，今年他还开始学习开车，打算自驾旅行。他很反对人们对数学研究者的刻板印象，网络热议的韦东奕吃馒头在他看来是一种扭曲的看法，他觉得一个人每天吃馒头就和另一个人每天吃面包一样正常。从2018年到2022年，张盛桐参加了四次阿里数学竞赛，前三次都得了银奖。第四次是2022年，他读大四。那年的颁奖典礼上，选手们首先得知了自己分数，张盛桐的分数比前一届高了十几分，他心想，这次金奖肯定稳了。到了颁奖环节，优秀奖先宣布，几十个人名，念了好几分钟，然后才是铜、银、金奖。终于，张盛桐在银奖名单中，第一个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分数排在第五位，而金奖只选四个人。今年8月，我在上海见到了张盛桐，他刚读完博士一年级，在家里过暑假。今年他第五次参加阿里数学竞赛，他想再努力一把，得一次金奖，然后就不再参赛了。接受访问时，他有点局促，手里的茶饮料瓶子转来转去，里面的液体被摇晃得起了泡沫。我没有看到连续四次获得银奖在他身上留下不甘或者急迫的印记。去年获得银奖之后，他在接受采访时仍对自己充满信心，说自己的梦想是为中国拿下数学领域国际最高奖项“菲尔茨奖”。今年第五次参赛，他唯一为了冲金做的努力是——又多检查了几遍，也许能比去年再多得几分。他有一种现在很受推崇的“松弛感”，总是很平静。我们谈话时，今年的获奖结果还未公布，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如愿拿到金奖，而且看起来也不是很在意的样子。他更在意的是决赛中的一道题，比赛之后他恰巧看到了相关的学术论文，又碰到了这道题的出题人，后者提供的解法与论文不同，这让他觉得很有趣。数学对他来说不仅是当下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未来的方向，他认为数学家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职业——相对自由，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想数学问题，想进去了，噪音便自然而然地飘远了。人生背景音乐曾采访张益唐的记者讲述过这样一件事。2018年，记者见到了暑假回国的张益唐，采访气氛有些尴尬：张益唐惜字如金，动不动说，“你问我太太吧。”

2023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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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诈骗手册：中科院博士揭露诈骗真实细节

：身边的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绝大部分被骗的人家庭经济困难，有些是父母生病，有些是在单亲家庭长大，有些是孤儿。绝大部分骗子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正面连接：你有赚到钱吗？赚到多少钱？

2023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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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工作的应届生

2024届校园招聘开始了，不知道这会不会是又一个最难的毕业季。一个多月前，我们关注了2023届毕业生找工作的困境，现在我们把视角转向校园招聘的另外一边——招聘企业。我们访谈了8位招聘者，有互联网大厂业务部门的人力资源经理（HRBP），也有中小企业的业务主管。我们设想在就业市场里，应届生人数越多，用人单位就越容易招到合适的人。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些招聘企业有一些相同的感受：公司内部业务紧缩，对未来预计也不再乐观，用人需求减少，但求职者却大大增多了。也有一些不同的：大厂招聘的标准提高，但总归有人可选，而中小企业开始招不到人了。有的用人方对应届生感到不满：很多人态度敷衍，缺乏准备，又对企业充满警惕，只关心薪资福利和奖惩制度。但应届生同样失去乐观和“卷”的动力，即便是大厂的工作也无法带来高薪和上升的许诺，他们能追求的也只有安全和稳定。招聘对于双方来说都日益困难，企业认为校招生不够努力只想躺平，而应届生们把压榨看成工作中的必然，试图规避一切可能发生的不公。我们无法提供确切的原因，可以确定的是，没有哪一方真的拥有选择的权利。买方市场，卖方市场2023届应届毕业生们在过去一年经历的，或许是互联网公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校招名额缩减——根据Tech星球的报道，字节跳动从去年的8000+，降到了今年的3000+；美团从去年10000+，降到了今年的5000+；百度从8000+降到了今年2000+；腾讯从几千人降到了三位数。某头部短视频平台的一位HRBP提到，今年她所在的业务线校招需求减少了50%。近两年，“降本增效”，“去肥增瘦”成为互联网公司常提及的管理和招聘原则。校招生需要更高的培养成本，自然成了被舍去的“肥”。“校招生培养周期，上手速度，不是那么高ROI（投资回报率），headcount（招聘名额）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更愿意用社招生。”

2023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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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本海默》的进步和败笔

时代才是这部电影的真正主角，而奥本海默的各种焦虑甚至是崩溃，则是这个时代的阴影在他身上的各种显影。要评价诺兰的《奥本海默》，必须要先讲他之前的电影。克里斯蒂夫·诺兰的电影其实一直共享着两大基础，其一就是一种古典的希腊悲剧气质，其二是一种属于理工男的炫技的能力和冲动。所谓希腊悲剧气质

2023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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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树上的王柳云

“我在梦里都在写文字”，她说。只有她自己开始讲述这些故事时，她才不再是任由媒体形塑的棋子，她才开始真正能控制她的世界，她的人生。我在去年九月知道了王柳云这个名字。她不算广为人知，或许只在我身边的圈子里出名。关于她的短视频与文章中，她总被称为“陋室画家”、“清洁工艺术家”。我很喜欢她在视频里的表达，她形容自己做保洁的工作状态，“跑过来跑过去，像漂浮的海蛇一样”；她读高尔基的书，“伏尔加河畔，俄罗斯那种低云惨淡，我最能够理解”；她描述京郊的风景，“你到郊区去走的时候，不下雨的日子，两边的楼房矮矮的，尘土飞扬，每个人都尘满面，鬓如霜”。关于她的报道并不少，她有一个经典的媒体形象：一个农妇，不甘心平庸的生活，在51岁时离开家乡去学画。后来她来到了北京，住在不到六平米的城中村小房间里，在一座大楼做着一份保洁工作。空闲的时候，她就在女厕所旁的小房间画画，扫厕所为了生活，画画滋养灵魂。人人低头看见了六便士，她却抬头看见了月亮。我们经常在人物报道中看到这类形象，比如读海德格尔的农民工、写诗的快递员。一些人批评这类报道，认为其中充斥着媒体居高临下的中产想象。我也觉得那是种简化，想要创造一种更复杂也更精美的叙事。真正吸引我的是编辑部对她的评价：一个王彩玲式的人物。王彩玲是文艺电影《立春》中的女主角，由蒋雯丽饰演。王彩玲在一个小县城教音乐，但志不在此，她有一副好嗓子，一心唱到国家歌剧院。生在底层，心比天高，脾气古怪，秉性良善，常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这是王彩玲的要义。我设想王柳云会是一个如经典电影主人公一样精彩的、具有文学性的人物。事实也如我所愿，接下来我会花费大量篇幅讲述她的人物故事。但我想在这篇报道的开头说明的，是我操作这篇报道期间最频繁感受到的一种情绪：写作者面对被书写对象的心虚与羞愧。几个月里，我与王柳云见面、谈话，要求自己与她共情，但我大脑中总有一片区域始终不停地运算着，想象着如何将眼前活生生的人，变成一篇漂亮的稿件。她的人生被我剪辑、拼贴，变成一个带有价值取向的故事。当我发现她的缺点时，我需要将它们悉数写出。她的行为被放大、被审视、被判断，而我原本不应拥有这样的权力。让我稍稍原谅自己的是一个有点令人惊讶的发现：王柳云与我其实有许多共通之处。除了画画，她也开始写作，身边人都落入她的笔下、故事里，被她加工和塑造。叙事是我的工具，也是她的。与我不同的是，她从不心虚。在王柳云的身上，我似乎找到了对叙事的另一种理解：它可以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在想要获取一些对于生活的控制感时，所能采取的唯一一种方式。王柳云“住在树上”去年十一月，联系到王柳云，我来到她工作的大楼见她。这栋大楼叫“北广·金融科技中心”，位于西城区黄寺大街。门口两个保安，已经见了太多媒体，见到我，立刻知道我要找的是“那个保洁阿姨”。“她人很好的，平时经常下来拿剩饭剩菜喂小鸟”，保安们告诉我。在那条最早使她火遍全网的短视频里，她在女厕所边上的一间小房间里作画。王柳云熟练地带着我直奔那间小房间，那是一个储物间，原本应该是存放清洁工具用的，两平米，比视频里看起来还要逼仄。视频里那条鲜亮的红裙子就在里面挂着，后面还挂了两条黑色的裙子。狭小的空间里放满了层层叠叠的画，少说有三四十幅。全放在一起时，看得出明确的主色调：紫色、蓝色、绿色。情感浓烈，色彩明快，我觉得风格上有点像后印象派，她说不知道有什么派别，“就是写实派”。她带我去15层窗户边的工位，因为疫情，这里空空荡荡，冬天下午两点的阳光照进来，桌上摆着柿子和柚子，颜色鲜亮。我意识到这是她经常接待记者的地方，桌面上还放着那本报道里频繁露面的《夜航船》——明张岱著，贾平凹题字，一本古代的百科全书，是她读书写字的证明。她一边说话，一边填清洁记录表——在表格的每一行写上时间，打勾，然后签上名，写完一张，再换下一张。她开始吃柿子，大口地啃，汁水滴下来，滴到记录表上，她埋下头去舔掉。“一会儿你还是从小门出去，去对面的超市买一两斤便宜的水果给我。”

2023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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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桥，然后成为“好人”

2023年6月13日下午1点，途径西兴大桥送货时，外卖员彭清林跨过桥墩，从距水面12米的大桥上跳入钱塘江，救起一名跳江轻生的女子。上岸后，彭清林拧干衣裤，回到桥上，骑上电瓶车继续送货。下午1点50分，货物在超时15分钟后送达。跳水救人第二天，彭清林被诊断为胸椎压缩性骨折，住院接受治疗。此后一周，病房里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10点都挤满探望的人。公司领导、县领导、市领导都来看他，奖金从三万涨到五万、十万，奖励包括一套房子和一个杭州户口。他被拉到摄像机前，被拉进主流秩序的最中心。“好人”成为新的身份，他的人生正被重塑。两个小时，四个荣誉称号跳桥救人第二天下午，彭清林住进杭州新华医院630病房。两小时内，他获得了四个荣誉称号：最美骑手、先锋骑手、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和杭州好人。公安局和见义勇为基金会的人最先到达。公安局赠予他一条绶带，上写着“弘扬正气，见义勇为”。彭清林受伤只能躺着，绶带就放在他的被单上。一名穿白色制服的公安干警给他献花，另一名穿蓝色制服的公安干警捧上一个红色小盒，里面有一枚“一等治安荣誉勋章”。穿蓝色制服的公安干警对彭清林说，“这种事99.9%的人可能都下不了决心，但你是那0.01%。你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女孩，可能是更多更多的杭州人。”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处处长接下来发言。她在病床边宣读《关于授予彭清林“杭州市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称号的决定》。这个城市30年来有850多个好人获此殊荣，彭清林是其中之一。随之而来的还有奖金3万元。“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她握着彭清林的手叮嘱。装奖金的信封，展开的荣誉证书和奖章都被放在枕头两侧，紧挨着彭清林的身体。斜放在胸前的绶带再没被拿开，伴随了接下来的颁奖仪式。紧接着，街道办事处的人来了。他们为彭清林颁发“最美骑手”荣誉证书，并送上5000元现金，装在粉色大信封里。街道颁奖时，美团外卖杭州配送负责人就等在一旁。他左手攥着厚厚的5沓现金，一张粉色的奖金证书、一个大红包，右手拿着一本荣誉证书。这位负责人随后授予彭清林“先锋骑手”称号，奖励现金5万元。公司还邀请他参与“骑手免费上大学”项目，并宣布将他纳入了杭州站点储备站长的名单。下午3点15分，杭州市文明办副主任来到病房，授予彭清林“杭州好人”荣誉称号，并送上荣誉证书和鲜花。两个小时里，病房内人头攒动。20台录影设备紧挨着病床，围着彭清林拍摄。外圈是一层又一层的人。彭清林的病号服衣领处、口袋里、两侧肩膀后、枕头两侧，都塞放着录音设备。县长的直播跳桥救人的第四天，6月16日下午，彭清林老家的县长来了。这天奖金的数字累计27万，他还被分了一套房子。这场会面被杭州多家媒体直播。县长和主持人站在病床一侧，另一侧有五名记者举着拍摄设备。县长弯着腰站在病床边，与彭清林亲切握手三分钟。他称呼彭清林“我们的小彭”，“亲人”，“我们的小孩子”。然后，县长向主治医师、院党委副书记表示感谢，细问了彭清林的病情，并送了医生两盒特产白茶。随后，县长唤来“我们桑植自家姑娘”——穿着当地白族服装的桑植县形象大使——为彭清林送上鲜花，白茶，和绶带。奖金又一次升级了。县长举起一张大纸板，向镜头展示：纸板第一行写着“见义勇为慰问金”，第二行是更大的字体：“拾万元整”。“对于他的行为，新华社在评论里说到，怎么样大张旗鼓地奖励都不过分。”县长说。县长又对着镜头介绍了三家企业名称及企业家，他们共为彭清林捐赠12万元奖金。另外，张家界市浙江商会也出了5万元奖励彭清林。最后，县长激动地说，“考虑到小彭在我们桑植县城还没有房，我们有家公司专门给小彭这家人奖励现房一套！”有三位企业家挤到镜头前，一人率先发言，代表董事长欢迎彭清林加入企业，并介绍与他同来的公司股东，他随即拿出锦旗展开：见义勇为纵一跃，红色桑植好儿男。企业名称的露出在计划之外，直播的镜头停在锦旗上，企业家在画面外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的公司。浙江杭州新华医院住院楼大厅，大屏幕24小时循环播放采访彭清林的电视节目。也是这天下午，杭州亚运会自行车比赛场馆的代表来到医院看望彭清林，赠予他杭州第19届亚运会自行车4项赛事的门票，还有一套专属徽章。一天前，彭清林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想看一下自行车比赛”。不到24小时，他就圆梦了。自行车场馆位于千岛湖景区内，彭清林同时还被赠送永久免费的千岛湖景区门票。二等功和杭州户口端午期间，领导们休假了，病房变得冷清。6月25日，上班第一天，彭清林收到了救人以来最大的奖励——见义勇为二等功、一个杭州户口。当天，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和杭州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来到病房。副局长为他戴上一枚亮闪闪的功章，“这是市政府的最高奖励，你的二等功奖励。”副局长还许诺给他奖励金50000元，邀请他落户杭州，并保证为他开启医疗费及医疗保障的绿色通道。跳桥救人当天，彭清林担心看病太贵，忍着疼痛没去医院。住院期间他曾担心过医药费，现在终于可以放心了。住院的11天里，彭清林收到的鲜花先是堆在病床和床头柜，然后只能放在地上，大多数鲜花还未熬到枯萎就要被扔掉。礼物也逐渐塞满了房内的每个柜子，果篮、书法家赠送的字、“给英雄”的信。没过几天，亚运会徽章不知去向，印着比赛门票字样的硬纸板随意靠墙放在地上，随着病房内摄像设备和人群的移动被拎来拎去。“我想嫁给你”网络上，彭清林跳桥救人的视频频繁登上各平台热搜，微博话题的阅读量超过千万。多家本地媒体把彭清林的新闻做成合集，数量常超过30集。住院第四天，一位卖钻石的博主从成都飞往杭州，打算送彭清林一枚刻着他名字和跳水救人日期的一克拉钻戒。另一天，一位自行车公司的女员工听说彭清林喜欢骑行，守在病房门口希望送他一辆山地车。还有一天，病房里突然闯进一个人，将一幅眼镜放在他床头，声称可以帮彭清林做免费的全飞秒近视眼手术。住院第五天，一位女性外卖员馨姐从广东深圳飞往杭州，希望能见彭清林一面。几天前她在彭清林账号下留言，“我是跑外卖的、我想嫁给你、不需要彩礼、我没有父母、所以无条件嫁给你”。住院一周后，杭州胜利小学的孩子们来探望彭清林。学校领导带着聘书，宣布聘请彭清林为校外辅导员。一个孩子为彭清林戴上红领巾，另一个小女孩为躺在病床上的彭清林唱了一首歌：《最美的名字》。彭清林再没能远离媒体的簇拥。跳桥救人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接到了本地记者的电话，随后又接到了更多各地记者的电话。第二天，最早联系的记者陪他到医院检查。四十多个记者挤在门诊一楼等他，医生带着他躲进了急诊。会诊时，医生拉开隔帘遮挡，有记者伸长手机支架，把正在直播的手机探进帘子继续拍摄。办理入院后，彭清林得知，医院的宣传科也邀请了纪录片团队来拍摄。随着热度越来越高，负面声音开始出现。有人为其他英雄抱不平，“为什么只有他火了”，有人质疑彭清林与跳桥女孩一起演戏。住院十三天之后，关于他的各种短视频开始流传。在浙江卫视的一则视频里，彭清林说他印象最深的主播是慧小媛，另一位浙江卫视的女主持人。彭清林大笑着模仿慧小媛的标志性动作：打响指下班。这条视频的评论区里，网友的耐心和善意似乎终于耗尽了——“都开始要见女主播了，膨胀了”，“差不多就可以了吧，怎么没完没了了。”彭清林感到被曲解，很生气，“我只是觉得她的视频好玩，就是闲聊。结果这样剪。我还觉得官方媒体不会太离谱。我疯了吗，还喜欢女主播！”彭清林是唯一一个有热度的英雄，对这点不满的网友也越来越多，“湖南郴州跳20米大桥，因救人昏迷的小哥又有谁知道。江苏宿迁跳桥救人的老师又有谁知道。”

2023年7月14日

社会新闻

抓住那个“痴汉”

我要用我们共同的母语质问他：你以侵害女性的性暴力牟利，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在地铁上，一名男子跟踪一位女性，拥挤中他接近女性，站在她身后进行猥亵，他拿出生殖器，在女性的衣服或头发上射精。这些令人不适的场景，就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它出现在地铁站、公交车、商场里，以及自动扶梯上。它们被拍摄下来，接着，被上传，被售卖，被观看。一些网站里，类似的内容数以千计，视频价格低至1元，网站甚至声称，用户可以付费让拍摄者按照自己的要求侵犯女性。这并不是AV影片，与传统的色情产业不同，被拍摄女性并非演员，而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她们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侵犯。2022年初，BBC记者锁定了其中三个偷拍性侵视频网站。网站里的视频很多拍摄于中国各大城市的地铁。这些网站超过10000名付费会员中，大部分是中国男性。通过调查他们发现，这是一起有组织的跨国犯罪，幕后黑手是一个中国人，他叫“猫咪”，真名汤卓然，27岁，居住在日本。掌握充分证据后，纪录片团队在“猫咪”住所的楼下找到他，记者冯兆音直面他并质问道：“你以侵害女性的性暴力牟利，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些影片里的女性，她们受到多大的伤害？”“对于你拍的这些片子中的女性，你有什么回应？你有没有话想对这些受害者说？”“猫咪”沉默，把脸遮住，快步走开。记者上前，继续追问，“你是为了钱做这些事？还是你享受去侵害这些女性？”最后这个问题问完，“猫咪”突然发作，他挥手试图打掉摄影机，然后向BBC团队冲来。第二天，“猫咪”离开日本。此后，此事的调查过程以纪录片形式播出，名为《追查“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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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28日

这小姐到底啥背景，大圣你何必问那么细？

台湾学生自制“解放军部署地图”，曝光2000个中国大陆军事设施

国家安全局副局长8年内杀4人，3人被碎尸，被执行死刑！

四个恶魔折磨新婚夫妇长达八小时，费县“5·15”惨案告破!

喇嘛教用宋朝理宗皇帝的头骨作法器——被诅咒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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