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苑百花 | 苏士澍：我不过是在书法领域里做了编辑出版工作而已

苏士澍 

“我不过是在书法领域里做了编辑出版工作而已”

——访中国书协主席苏士澍 

中国艺术报记者  张瀚允

苏士澍接受《中国艺术报》采访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大力倡导德艺双馨，着力培育正风正气，弘扬艺术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进一步营造文艺界见贤思齐、崇德尚艺、奋发有为的良好态势，不断发现、培育和推出当代优秀文艺工作者与文艺界先进典型，中国文联推出“艺苑百花”项目。该项目由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和《中国艺术报》共同策划推出，并在《中国艺术报》特别开设“艺苑百花”专栏，深入挖掘优秀文艺工作者的动人故事，充分展现他们爱党爱国的崇高理想、追求卓越的艺术创造、扎根生活的精彩实践、感人至深的善行义举。“艺苑百花”第二十九期，我们推出的是中国书协主席苏士澍，敬请关注。

视频│苏士澍：我不过是在书法领域里做了编辑出版工作而已

《汉字赞》 苏士澍

自幼受家学影响，喜爱书法篆刻，少年时拜刘博琴为师，后师从启功。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时，他听从师长的建议与自己内心的渴求，一脚迈入出版行业，这一入，就是40余年。从文物出版社的一名普通编辑到社长，从儿时的北京少年宫金石书法组的学习者之一到中国书协主席，苏士澍的人生一路走来，可谓一步一个脚印。在他的带领下，文物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历代碑帖法书选》《中国法书全集》《中国书法艺术》《历代名家法书精品大观》等书籍，又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积极同国外交流合作，与日本讲谈社、同朋社分别合作出版了《中国书迹大观》《中国真迹大观》等，走在了出版行业的前列。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苏士澍非常重视中小学书法教育发展，同时身体力行呼吁学好汉字、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他积极在全国两会上提交有关汉字文化和书法教育的提案，为推进书法教育的落实做了许多工作：2009年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加强青少年汉字书写教育刻不容缓》的大会发言；2010年在全国两会上联合多名委员提交《关于加强青少年汉字书写教育》全国提案；2014年在全国两会上发表题为《写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的大会发言。他利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跑遍全国省市及港澳台地区调查“书法进课堂”活动开展情况。为了解决书法教师师资缺乏的现状，在苏士澍的努力下，教育部与中国文联共同启动了“翰墨薪传全国中小学教师培训项目”，用5年的时间培养了7000名种子教师助力书法教育，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国文联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以艺战‘疫’”行动，苏士澍和中国书协一起号召广大书法家发挥文艺凝聚力量，踊跃参与到此次抗疫工作中，他组织举办了多次主题书法线上展览，创作出一批优秀战“疫”主题文艺作品。

当被问及多年来的工作感悟时，苏士澍以一名编辑的身份，谦逊地回答道：“我不过是在书法领域里做了编辑和出版工作而已。”

苏士澍为艺苑百花专栏题写栏目名称

1书学路上的掌灯人
启功先生对于少年宫的学生很爱护，不但启功先生，当时还有郑诵先、萧琼等先生，都对少年宫的同学有所偏爱。当时启功先生住在小乘巷，家里比较窄小，但是老先生对人满腔热忱，特别是对少年宫的孩子。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问我：“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北京二十一中刘博琴的学生。”“哦，你是刘博琴的学生，下回要刻印的时候，我就该找你了。”

苏士澍与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在一起

●中国艺术报：您13岁考入北京少年宫书法组，从小跟随刘博琴先生学习。这段经历中，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苏士澍：在上世纪60年代，我看到《中国少年报》登有一条广告：北京市少年宫金石书法组招收新组员，可以报名参加，但要求附有一件书法作品。我从小受家庭的影响，对书画比较感兴趣。在班上除了当班长之外，还兼任宣传委员，经常写板报。看到广告之后我就去报考，入选的结果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很高兴，小朋友嘛，都有兴趣和爱好。现在来看，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一个很大的转折。在孩提时代，兴趣是第一位的。无论做什么事，有兴趣了就会坚持。

少年宫金石书法组由刘博琴老师负责教学。小组的学习时间是每周六下午，学生学习了一个礼拜，就盼着周六下午赶紧去少年宫。平时少年宫人不多，每个人都有张大桌子，笔墨纸砚由老师负责发，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很知足了。在少年宫得到刘博琴老师耳提面命的谆谆教导，使我对书法产生了兴趣。老师并不是一上来就让学生写字，而是把有关字的内容通过诗词、篆刻等都讲给学生听。听了以后，我们会慢慢产生兴趣，老师批改作业的同时，又教学生关于坐姿、写字的内容等方方面面的书法知识，回到家以后还要进行练习。

在那个年代，大家对于少年宫都是很向往的。同学之间可以互相交流，更主要的是通过少年宫活动，我们和北京的一些书法家有了广泛交流。少年宫有时周日上午有活动，我就是在少年宫大殿里第一次看到齐白石老先生是怎样画虾的。还有中外小朋友的交流活动，也增强了我们对书法的喜爱。人家画画、唱歌、弹琴，我们写书法、刻印，这在少年宫形成了良好的交流氛围。

后来北京电视台举办了一个全国少年儿童书法比赛，我们在老师的领导下积极地参与。北京市的前三名都是少年宫的组员。刘博琴老师在电视里给大家讲评作品，当时听到消息之后，我家里没有电视，在家附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电视，到现在也觉得遗憾，不知道刘博琴老师是如何讲评的。

苏士澍向启功先生求教

●中国艺术报：您和启功先生的师生情谊特别深厚，能不能请您谈谈在几十年的师生情中，启功先生对您人生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苏士澍：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日关系开始好转，中日书法家开始进行交流。有一次刘博琴老师带少年宫的同学们去中山公园看中日书法家展览，我在展览会上认识了启功先生，从那以后交往便越来越多了。启先生对于少年宫的学生很爱护，不但启先生，当时还有郑诵先、萧琼等先生，都对少年宫的同学有所偏爱。当时启先生住在小乘巷，家里比较窄小，但是对人满腔热忱，特别是对少年宫的孩子，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问我：“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北京二十一中刘博琴的学生。”“哦，你是刘博琴的学生，下回要刻印的时候，我就该找你了。”因为启先生大部分的印章都是刘博琴老师刻的，特别是启先生两个有机玻璃的印章，是刘老师刻好之后由我给启先生送过去的。为什么在有机玻璃上刻？因为出门带印章，石头的太沉，有机玻璃的很轻，掉到地上也不会摔坏。一直到启先生晚年，所有名章基本都是出自刘老师之手。

启先生是大家，是贤者。我在去文物出版社工作之前，曾参加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1976年首届北京职工美术书法摄影展览，文化宫有意让我留下。后来我听说文物出版社缺一个书法编辑，当时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许多简竹帛书，需要人临摹。我问启先生：“您说我去文化宫还是去文物出版社？”他说：“当然是去文物出版社。”那时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能在文物出版社做一个见习编辑，通过编书法的书，提高对书法的认识就很不错了。经过黄文昆介绍我来到了文物出版社。

2

编辑与“鞭急”

我做了40年的编辑工作，辛苦甘苦遍知，最后总结两个字：编辑等于“鞭急”，挨鞭子的鞭，着急的急，为什么叫“鞭急”呢？稿子交给你，作者“抽”你，文化知识积淀不够深厚，得学习，也得“抽”自己，所以是挨鞭子的鞭。急呢，书出版了卖不出去，又着急，所以是着急的急。鞭和急，这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点感悟。在文物出版社这几十年，编了这么多书，对我来说是幸事、也是考验。

苏士澍与张虎、常治国先生交流

●中国艺术报：您在文物出版社的工作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从编辑到社长，文物出版社在您的主持策划下，编辑出版了许多与书法相关的书籍和字帖，比如《中国书法艺术》《中国法书全集》等，《历代碑帖法书选》更是人手数本，对书法传播的意义深远。可以请您谈谈这些书籍的出版过程和心得、感想吗？

◎苏士澍：我到文物出版社工作之后，在启先生的关照和指导下，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适合中小学生的碑帖。此前，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都是以版本考证为主的、为文物部门服务的碑帖。在启功、董寿平两位老先生的带领下，我们编写了一套《历代碑帖法书选》。在上世纪80年代，它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可以说凡是学习书法的人都买过这套字帖。古代的字帖长短不一，启先生说一定出一套16开大小的，孩子们可以放到书包里，所以我们这套字帖基本都是16开本，选最好的版本，用最经济、最实惠的价格卖出，如今已经成为文物出版社的一个品牌了，到现在也几乎没有涨价，起到了普及和推广的作用。

此外，国家文物局在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的直接领导下，把国家鉴定小组组织起来，以谢稚柳、启功、徐邦达为首的七人鉴定小组对全国博物馆系统的书画进行了八年的鉴定，鉴定之后由文物出版社组织整理、出版三套书：《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国绘画全集》和《中国法书全集》，我承担的就是《中国法书全集》的出版工作。这些工作都是文物出版社经过多年的努力，在老先生们和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一件一件去完成的。

我做了40年的编辑工作，辛苦甘苦遍知，最后总结两个字：编辑等于“鞭急”，挨鞭子的鞭，着急的急，为什么叫“鞭急”呢？稿子交给你，作者“抽”你，文化知识积淀不够深厚，得学习，也得“抽”自己，所以是挨鞭子的鞭。书出版了卖不出去，又着急，所以是着急的急。鞭和急，这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点感悟。在文物出版社这几十年，编了这么多书，对我来说是幸事、也是考验。从一个普通的编辑到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副社长、社长、名誉社长，一直到今天，我还愿意坚守在文物出版社，因为文物出版社给我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和营养。

●中国艺术报：文物出版社对于书法教育或书法传播有什么意义？文物出版社发挥了怎样的担当作用？

◎苏士澍：文物出版社不仅编辑字帖，同时为了扩大书法普及面，与中国书协、中央电视台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一同举办了全国电视书法大赛，对推动全国书法教育的普及和学习书法的热潮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开始和日本的一些出版社合作了。开始是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了一系列《中国石窟》，后来又和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了“中国博物馆全集”，同时又把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四大馆的馆（院）藏书法作品影印出版了《中国书迹大观》。我们到日本去，也请日本专家到北京来，在对外合作出版上，文物出版社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确实走在全国的前列。

随后，文物出版社和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了《中国书迹大观》7卷版，7卷版既有日文版，还有中文版，当时我们的印刷水平还不太好，在日本印刷后再运回北京、装订出版，在当时对中日书法界起到了很好的学习、示范、交流的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外界并不了解中国，怎么能让人了解？必须通过“出国文展”——就是国家新出土的文物，青铜器、简竹帛书、兵马俑等，分期分批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去办展，那时“中国热”空前高涨。所以在文物出版社，我感到很光荣，因为在当时只有通过文物出版社才能将这些书籍印出来，让国外爱好者学习，我只不过是在书法领域里做了编辑和出版工作而已。

《如是我闻》 苏士澍

●中国艺术报：您是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又是启功先生的学生，可以请您谈谈跟随启功先生学到的书法文物鉴定心得吗？

◎苏士澍：启功先生对于文物的鉴定，认为是真、认为是伪、认为是好、认为是不好，在书上都有鉴定记录，对后人是很好的参照材料。到文物出版社工作之后，我学了很多平常学不到的知识，这不是靠书本死记硬背，是通过工作实践，通过对具体问题、具体事情、具体书画的鉴定，在老先生亲自指导下，耳提面命地告诉你。我到文物出版社工作最大感受就是通过和老先生的接触、到博物馆去看真迹，拍完照再好好地把前一阶段的过程和经历总结，一点一点地吸收、归纳，留在自己心中，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些笔记，经过加工整理，最后自己消化了，再编出书、再看到这个作品时，会觉得你认识它、它也认识你了。所以我觉得在文物出版社，通过跟老先生的接触，再加上自己细心地、努力地去调查了解每件作品、每个碑帖、每个印章的全过程，才能学到真谛。

《笔之赞》  苏士澍

●中国艺术报：您经常参加公益活动和慈善活动，您认为出版工作者与书法家应该有怎样的使命和担当？

◎苏士澍：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我的体会就是要为大家服务。我们出书也是为百姓服务，把历史上沉淀的这些文物、书、画好好地传承给下一代。如何能把这件事做起来、做好，这是我们做编辑的责任。有时编辑收到的稿件太过口语化，这就需要一个好编辑帮助作者梳理，所以编辑是一个无名英雄，“为他人作嫁衣”。我们在这方面要好好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同时还要为社会服务。“非典”期间，启先生给我打电话，说我们不是大夫，也要做点事呀！所以我们请了许多书画界、医务界等各界老专家，以诗词的形式为主，自启功先生打电话那天起，用10天的时间编辑出版了一本《亲情问候》。我们把所有的书捐献给了一线的白衣天使，把所有的真迹捐给了北京市卫生局，我觉得这是做了该做的事。后来汶川大地震时，我也用书法作品编辑了一本小册子《心系灾区，情寄文物》，在全国政协礼堂办了一个捐赠展，得到企业的支持，将所得200万元捐赠给四川一座在地震中损坏的碉楼。作为文物工作者，能够通过书法作品被企业收购的形式用这笔钱去修复文物，我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艺术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实际上我不是艺术家，我只承认自己是一个编辑和书法爱好者，从这两个角度来说，我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

3

写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

我这5年中基本把全国的30多个省市区全跑遍了，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也去了，专门就为了一个问题：你们学校“书法进课堂”开展得怎么样？有没有教室？孩子用什么课本？老师怎么样？要想落实书法进课堂，要有“三教”：第一，要有教材，如今教材国家统一了。第二，要有教室，因为孩子的课桌很小，至少保证每个学校有一个大一点的书法教室，可以轮番到这儿来上课。第三，要有教师。教材、教室、教师，“三教”解决了，书法进课堂才真正落地。

1993年，苏士澍为台湾书法爱好者授课

●中国艺术报：作为全国政协常委，您非常重视中小学书法教育，为推进书法教育的落实做出了许多工作，可否请您介绍下中小学书法教育现状？经过一段时间的推进，当下还有哪些亟待完善的方面？

◎苏士澍：中国书协主席的重任虽然交给了我，我还得和以前一样，思考怎么能够通过书法去服务大众。所以我在做政协工作期间，提了二、三十个提案，最后还是归结到书法、写字上。所以我在调研中，就提一条：你们省市书法进课堂开展得怎么样？孩子们对书法有没有兴趣？以此引起当地的政府和党政机关的重视。再不重视，我就下到某个学校去看学校实施得怎么样、有没有教室、孩子有没有课本——没有我送。

政协提案提交之后，得到了全国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重视，教育部2013年发布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出版了11套书法教材。特别是2014年，我在全国两会发言《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引起很大反响，160多名各界全国政协委员在我的倡议书上签名表示支持。起初我的题目是《从小写好中国字，长大做好中国人》，其实我们大人也经常提笔忘字，所以就简化为《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我在这5年中基本把全国30多个省市区全跑遍了，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也去了，专门就为了一个问题：你们学校“书法进课堂”开展得怎么样？有没有教室？孩子用什么课本？老师怎么样？要想落实书法进课堂，要有“三教”：第一，要有教材，如今教材国家统一了。第二，要有教室，因为孩子的课桌很小，至少保证每个学校有一个大一点的书法教室，可以轮番到这儿来上课。第三，要有教师。教材、教室、教师，“三教”解决了，书法进课堂才真正落地，目前教材、教室有了，缺教师。我们努力让各省市书协与当地教育部门配合，财政部、教育部也与中国文联联合起来，用5年的时间培养7000名种子教师，项目现在已经完成。下一步还得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呼吁、继续培养，这样才能够落实落地。

全国书法教师第一期讲习班合影

“书法进课堂”现在做得很好，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大概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小学都开设了书法课，在大城市，学校都能保证每星期一堂书法课，这对汉字在孩子们的心灵中扎根是很重要的。我们国家的文字从甲骨文一直发展到今天的简化字，字体在改变，但几千年来中国人没离开这支毛笔。今天孩子们对于汉字的形、音、义了解不深刻，要让孩子们建立文化自信，学汉字是最基础的事，必须得把这件事提高到国家安全的角度去认识。从抓孩子们书写汉字到学习书法，是培根铸魂的工作，这样我们今后的民族发展才有广泛的基础。我们今天不管做任何事，要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们拿起毛笔去写字。让孩子们拿起毛笔写字不是要培养多少书法家。北京一位学校的校长曾经对我说：“苏老师，你知道全班什么时候最安静吗？讲故事、看手机？不是，就是孩子们写字那10至15分钟。”为什么呢？我拿着这个问题就去调查了解，才明白正常人有8大智力区，分别是指语言智力、数理智力、自省智力、音乐智力、视觉智力、动觉智力、交往智力、观察智力，音乐、唱歌、跳舞、数学、语文只能是一到两种智力的开发，而练书法是5种智力——语言智力、数理智力、动觉智力、音乐智力和自省智力的开发。孩子们的五种智力开发了，他才能精神集中，因为笔是软的，墨是稀的，纸是洇的，精神不集中的话，字一下又粗了、一下又细了，时刻得调整左右脑的精神才能把字写好。后来进一步调查了解发现，凡是练书法的孩子大多是三好生，书法对其行为、品德、成长都有一定的好处。凡是练书法的孩子没有得自闭症的，老年人没有得老年痴呆的，练书法、认汉字有百利而无一害。只不过现在，我们对于它的认知还没有达到一个高度，所以需要广大书法工作者、书法家积极地投身这场广泛的群众运动当中，共同来提高整体国民素质。

●中国艺术报：疫情发生以来，广大艺术家创作出了一批优秀“战疫”主题文艺作品。疫情期间中国书协做了哪些工作？在重大事件面前，书法艺术发挥了一种怎样的作用？

◎苏士澍：通过这场疫情，看到了我们的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抗疫一心、众志成城，可以说是全世界无与伦比。我们书法工作者在中国文联的领导下，拿出手中的笔去歌颂这些奋斗在抗疫一线的“逆行者”。大年初三、初四，我们举办了一个歌颂白衣天使的诗词展览。书法家自己发自内心地创作一些诗、词、联来表达对社会、对白衣天使的赞扬，对制度的赞美。在中国文联领导下，中国书协开展了各种活动，我们不会说、不会唱、不会跳，就用手中的毛笔去讴歌、书写新时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形式。中国书协前后组织了多次书法展去歌颂白衣天使，我们还组织书法家深入到医院去，把书法送到他们心坎上，有的书法家还针对每个医务工作者的工作情况作一首诗，用书法作品的形式送给对方。这次疫情既给我们带来了灾难，同时也锻炼了我们文艺工作者，真正做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

《以艺战疫》 苏士澍

《歌我中华》 苏士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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