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 | 世界最早纸币理论“称提理论”与南宋纸币风险管理（二）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在《中国钱币》杂志“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文献导读”专栏上先后发表《从传统经典看货币》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货币与金融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本文节选自系列第七篇，原载于《中国钱币》2020年第1期，是作者对南宋“称提理论”的解读。
二、称提理论的主要思想和政策实践
关于称提理论，学者已有丰富的研究。叶世昌先生从概念和文本的角度进行了精辟和全面的阐述；叶坦研究员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了透彻的解读；萧清先生从我国古代的货币虚实论出发论述了纸币称提理论。在吸纳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对南宋称提理论的经典文献进行解读，并结合南宋政府对纸币调控的实践，申述“称提理论”的实践价值。关于“称提理论”的意义，清初思想家黄宗羲主张废除金银，用钱钞，在讨论如何稳定纸币币值的办法时，他讨论了宋元的“称提之法”。他称：
“然宋之所以得行者，每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而又佐之以盐酒等项。盖民间欲得钞，则以钱入库；欲得钱，则以钞入库；欲得盐酒，则以钞入诸务。故钞之在手，与见钱无异。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则官之本钱，当使与所造之钞相准，非界则增造无艺；一则每界造钞若干，下界收钞若干，诈伪易辨，非界则收造无数。宋之称提钞法如此。即元之所以得行者，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有明宝钞库，不过倒收旧钞，凡称提之法俱置不讲，何怪乎其终不行也！”正如前揭叶世昌先生论文所说，“称提”一词本来是宋人的一个普通词汇，既可用于铁钱，也可用于铜钱，还被用于物价的议论，并不专门限于纸币。但是在南宋，称提被用于纸币的讨论和政策决策时形成了重要意义的纸币理论。《宋史》称，“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沈该是南宋初年人士，这是“称提”用于纸币的最早记载。叶坦研究员在前揭文中引述南宋人戴埴《鼠璞·楮币源流》中所说，“柳宗元言平衡曰：增之铢两则俯，反是则仰，此称提大术也”。进而指出，“称提”一词，最初系言平衡，“指不同物品之间达到一种对等、平衡关系。引申出权衡不同物品的比例、对应关系，使之符合于某种原则和规定的做法。”1.宋孝宗的纸币管理原则南宋的第二位皇帝宋孝宗赵昚（1127-1194）在我国古代纸币价值风险管理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励精图治，在纸币的发行和流通上，亲自参与，曾称“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他积极地致力于稳定纸币，提出了管理纸币价值的基本原则，“少则重，多则轻”，纸币价值的稳定重在控制纸币的数量。乾道二年（1166），孝宗用100万两白银收兑会子，次年再以200万两收兑会子，政府以白银收兑会子的方式减少流通中的纸币数量，以提高纸币的币值。宋宁宗时，大臣卫泾称，“[宋孝宗]特降御笔，日下罢会子务，尽废官吏。”由于官方会子数量控制的困难，宋孝宗曾一度计划全数收回会子，消除会子的流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仍然保持会子的流通呢？史称，“乾道初，户部以财匮，增印会子二百万缗。……三年，遂出南库钱二百万缗，收回所增会子，而命三衙全支银钱。时会子已造者二千八百余万，已用者一千五百六十余万，而在民间者九百八十万缗。始议尽收之，已降内藏、南库银各百万两矣。曾钦道（曾怀）为户部侍郎，乞存民间见在者五百十九万。上从之。”正是因为主持财政事务的户部侍郎曾怀等人提出不同意见，“户部以财匮”，会子才得以继续使用。会子发行数额的控制，十分困难。淳熙十二年（1185）七月间，大臣进呈会子数，宋孝宗又称，“会子之数不宜多。他时若省的养兵，须尽收会子。”这充分说明南宋会子财政性发行的性质。除了数量控制之外，南宋实施“钱会中半”的政策，通过税收缴纳一半使用会子的方式，来保持会子的价值。但这是一个静态观察问题的思路，只有在会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或者说整个社会的会子总存量正好等于税收额度的情况下，另一半留存民间的才有相同的功能。然而事实上，南宋会子的发行与税收相比，是不成比例的大幅累积增加。会子价值的稳定便只能寄希望于数量的控制。2.“称提之政”与“阴助称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大多是从当时的政策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缺少西方经院式的纯粹思辨。称提理论也主要体现在当时官员和人士的政策主张之中。13世纪起，也就是孝宗之后的第2位皇帝宁宗嘉泰、开禧年间（1201-1207），由于财政支拙和开禧北伐，造成会子三界并行。由于会子大量增发而不断贬值，成为朝野关心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会子的膨胀和贬值，给社会各阶层带来巨大的损害，甚至危及南宋政权的存亡。南宋大臣吴潜称，“今日国用殚屈，和籴以楮，饷师以楮，一切用度皆以楮。万一有水旱盗贼师旅征行之费，又未免以楮，则楮者诚国家之命脉也。”会子的信用关系重大。时人陈耆卿说，“楮益多则壅滞益甚，甚则称提之说兴焉。”于是，从此时起以讫南宋末年，人们用“称提”概念来讨论纸币价值的稳定问题。称提理论成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纸币理论。为什么会子不能像交子在四川那样长期稳定地流通？正如前引南宋中期的杨冠卿文献中所说，关键在于“称提”，“使之势常平，而无此重彼轻之弊。”当时的人还分析称，“今民间往往重钱而轻楮券者，何耶？盖由失敛散之术也。在昔楮券之行于蜀，贱则官出钱以敛之，贵则官出钱以散之，使居者以藏镪为得，行者以挟券为便。……今则不然，官之予民者则以楮，而其取于民者则必曰见钱焉。……”南宋两次大规模的会子“称提之政”，一次实施于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另一次实施于宋理宗端平、嘉熙年间（1234-1240）。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南宋政府利用“称提之术”稳定会子价值相关措施的主要内容。从政策工具的使用看，可以说今天货币银行理论教科书货币政策中的一般性政策工具、选择性政策工具、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等，在南宋都有原初的影子和母本。（1）一般性全局提高纸币价值的会子紧缩措施。这既包括以货币与财政政策回收纸币减少流通中会子数量的紧缩性措施，也包括增加铜钱数量及保证会子使用比例的政策措施。从控制纸币发行数量出发，主要采取的措施有：——从钱楮关系着眼，以与铜钱的可兑换及与铜钱的合理比例，减少会子的投放来提高会子的价值。以现钱兑现纸币减少流通中的纸币量。这是从会子的公信力来源于其可兑换性的视角推出的措施。从“子母相权”“虚实相称”纸币必须与现钱保持合适比例出发，杜绝“离母之子”，限制发行数量。宋人议论称提的人，经常将会子和铜钱视为子母关系，以“子母相权”来说明二者的价值关系。如宁宗时代的陈耆卿就在奏折中说，“钱犹母也，楮犹子也，母子所以相权也。”杨万里也是从“子母相权”的观点出发，坚决发对扩大淮会的发行量。称提铜钱亦即增加流通中的铜钱数量来提高纸币的价值。这是从流通中钱楮使用的合理比例和足够的铜钱流通，来保证会子公信力的措施。陈耆卿称：“钱既日耗，则其命遂归于楮，其弊遂积于楮，而上下之间遂一切并力于楮，不知楮之所以难行者，不独以楮之多，而亦正以钱之少也。存者既少，藏者愈牢。……今日之务，不专在于称提楮币，又在于称提铜钱也。”在钱楮并行的情况下，从货币组合的另一面——铜钱着眼，他看到了影响纸币贬值的货币系统中不同币种相互作用的因素。在宋代称提之术中，他的视角和处理办法独具特色，难能可贵。——利用换界发行，以新兑旧，倍数收缩会子的发行数量。两次称提都与会子的换界同时进行。嘉定初年，三界会子总数达1.4亿贯，旧会已经贬值到500文省以下（375文足）。南宋政府试图通过换界发行新会子紧缩会子数量，规定嘉定四年（1211）新发行的第十四界会子，按照1:2的比率，每贯兑收第十一至十三界旧会子2贯。端平、嘉熙年间（1234-1240）的称提，初始新旧比率为1:1，后来第十八界会子以1:5的比率兑收第十六界会子。兑收在短期内起到了减少会子数量的作用。然而，正如许衡所说，“但见称提之令每下，百姓每受其害，贯陌益落。嘉定以一易二，是负民一半之货也；端平以一易五，是负民四倍之货也。无义为甚。”新旧兑换纯粹成了剥夺持币者财富的手段，让百姓承担贬值的损失。这是政府对民众的真实负债。——保证税收征收中会子的使用比例。南宋实施“钱会中半”的赋税征收方式，财政收入中铜钱和会子对半支付，来保证纸币的支付能力和价值稳定。会子不具备完全法偿能力，百姓纳税时会子的比重受到限制。在两次称提中，南宋政府为了减少流通中的会子数量回收旧楮，扩大了会子缴纳税收的比例。如嘉定六年（1213）五月之前，政府下令让福建八州军府上供纲运全部缴纳会子一年。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以楮清，诏户部下诸州军，应税赋征榷其一半见钱，听民间以全会折纳。”（2）选择性局部提高会子价值的措施。这是将政策适用的对象指向特定的阶层和特定的经济领域，突出的事例是计亩征收会子和盐钞品搭会子。宁宗嘉定八九年间（1215-1216），福州知州兼福建路安抚使卫泾指出，福建潘仓命令州县以户籍等第藏会，导致“至有鬻妻子、售器皿、卖田宅，愿就低价以应令者。”给百姓带来极大的伤害。蔡幼学在嘉定年间知福州兼福州路安抚使时，得知“提举使民以田高下藏新会子，按不如令者，没入其资。”他对此进行了制止。在福建漳州，还有按照资产多少令民藏会的情况。时人陈淳称，“遣兵马司根括在城户眼，富室质库上户俾藏二百，中户一百，下户五百……所谓品官及吏户、军户，亦非用会子之家乎？而皆不予其数，又何以通之天下？”这是让“城下贫户”来承担会子通胀的责任，给底层百姓带来极大痛苦。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由于会子回收效果不好，当时的右丞相郑清之“以国用不足，履亩使输券”，履亩征收会子，凡有田一亩者纳会子一贯，试图以此强行回收会子，减少流通中会子的数量以提升会子的价值。“端平二年九月己巳，都省言：‘两界会子数多，监司郡守奉行秤提不虔，欲下诸路州县，令有官之家、簪缨之后及寺观僧道，并按版籍每亩输十六界会子一贯，愿纳十七界者并从……。’从之。”履亩征会拓展了嘉定年间的征会范围，从贫民百姓扩大到官户、寺观这些以前免征的对象。但是，遭到了许多官员的反对。袁甫面奏宋理宗，“惟履亩事，人心最不悦。”主张按照资产顺序，先“大家”、再中户，“末后视所收多寡如何，斟酌事体，催贫小之户。”大臣吴潜（1196-1262）坚决反对只向官户和寺观“计亩纳会”，指出它有九大危害。他力主用“品搭盐钞”来减少流通中的会子，也就是要求商人用盐钞兑买食盐时必须品搭会子。这是由商人来分担回笼会子的成本，将会子通胀的责任放在商人身上。吴潜称：“朝廷以楮价减落，收换十四、十五界，诚为知务。但金银之出不能多，多则伤国；度牒、官诰之出不能多，多则伤大家；新会之出不容多，多则人仍贱之。故所赖以收旧楮者，惟商贾品搭盐钞而已。”他还提出必须严格限期执行。“目前之策，惟有变通盐钞指挥之术，驱之于数月之内，使商贾急于品搭”。这样，不出数月，“旧楮尽而新楮见行”。从南宋会子调控的结果来看，这种做法显然不理想。这种设定条件强制回收会子的行为，是让特定阶层和特定领域的人来承担通货膨胀的责任。而就其政策的性质而言，“按亩征会”就是新立税种来强制回收会子，进而减少流通中的会子以提高价值。现代经济以“通货膨胀税”的概念来形象地比喻货币过多投放导致既有持有者的货币缩水，财富转移到货币当局和政府手中，实现强制储蓄。而宋代利用新增税种来解决会子通胀的问题，是人类早期纸币历史上真正的“通货膨胀税”实验，在形式上直接地表现为财政的税收手段。而盐钞品搭，这是让商人阶层付出代价。这两种办法的适用范围，都是选择性地限定在特定的部分人群。（3）以行政强制措施规定会子与铜钱的比价。嘉定年间（1208-1224），强制人们按照会子的面额进行会子与铜钱之间的兑换和计价，并辅之以严刑峻法。朝廷下令，“新会并要作七百七十文足行使。”面对失去信用的会子，人们用行动来抗议。“朝论颇严称提，民愈不售……皆闭门牢避。行旅持券，终日有不获一钱一物者。”端平年间也沿袭嘉定时的办法，大致在端平元年（1234），南宋政府计划两界会子永远行用，“自来年二月始，断欲作七百七十文行使，违者官吏百姓镌罢黜籍。”大臣杜范在端平三年（1236）上奏提出反对意见称：“若必欲强以七百七十之价，断不可行。臣居台州，昨岁曾天麟为本路提举，行称提之法甚严，本州邢近奉承甚谨，而州县暴吏乘势作威。一郡骚然，市肆皆闭。初无益于秤提，而徒以饱官吏之贪。天麟、近相继罢去。”违反纸币流通规律的强制性行政命令，形同具文，必将趋于无效。（4）“阴助称提”及其效果。除了以上财政和货币上的政策措施来保证会子的价值外，南宋政府又通过抛售专卖物资或者证券资产来收回会子。这被一些学者看成类似于今天中央银行制度下货币当局的公开市场操作。南宋政府通过出售实物、黄金、官诰、度牒以及专卖凭证来回收纸币。早在绍兴末年，四川总领王之望就曾经称，“今节次添印钱引，凡四千一百四十七万道，只有铁钱七十万贯。其所以流通者，盖缘盐酒等物阴为称提。”也就是说，钱引本来是以铁钱来作为价值的保障，但是官方掌握的盐酒等物资也可以作为钱引价值稳定的二级储备。关于会子的发行保证问题，本节叙述会子初创时所引马端临的论述称：“正以客旅算请茶盐香矾等岁以一千万贯，可以阴助称提，不独恃以见钱以为本，又非全仰会子以佐国用也。”这是政府以价值1千万贯的专卖物资，作为会子发行的二级准备，对铜钱现钱的准备不足，起到辅助准备的作用。这些物资既隐含着换取现钱来满足会子兑现的可能（实际上南宋没有会子兑现的制度安排），也可以直接通过销售这些物资来稳定会子的价值。但更加重要的是不必真正动用这些物资，只是利用这种专卖物资储备的掌握，来展示政府作为会子发行者的财力，以提高会子“以无用为用”的信用。这便是“阴助称提”的真意所在。南宋政府通过禁榷货务即以盐茶香矾为主的专卖物资的垄断，形成四分之一左右的财政收入。专卖物资的垄断，旨在获取利益的同时，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在北宋旨在解决西北边储军需，在南宋则在于组织军事物资的调拨。在会子发行新的制度安排下，南宋政府通过专卖物资和证券资产的抛售，回收流通中会子的数量，是当时条件下利用组合财经工具稳定会子价值的特别政策措施。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富有重要的启示。这样，就不能将“阴助称提”的专卖物资销售以回收会子的多少看成会子法偿能力的体现，这是一种会子价值的调控工具。那么“阴助称提”的效果如何呢？这就要从其发挥作用的机制保障来加以说明了。马端临在谈到客旅算请盐茶等专卖物资可以“阴助称提”，一是表明会子的发行“不独恃以见钱以为本”，会子的流通还有专卖物资提供的保证；二是表明“又非全仰会子以佐国用也”，也就是说国家财政也要仰赖会子，只是国家财政不是全部仰赖会子，还有专卖物资经营的获利途径。这样一种机巧的设计，却将南宋会子的财政发行推向极端。南宋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大臣李鸣复沉痛地指出，在财政匮乏的情况之下，南宋权力中枢没有正当的理财之术，只有靠“一撩纸局以为生财之地”，将会子发行作为财政来源。上疏称：“今日之财用匮矣，问之户部，户部莫之知。问之宰相，宰相亦莫之知也。户部不以白宰相，宰相不以告陛下。府库已竭而调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耗蠹不止。庙堂之上不闻他策，惟添一撩纸局以为生财之地。穷日之力增印楮币以为理财之术。楮日益多，价日益减。号令不足以起其信，继之以称提。称提不足以强其从，重以估籍。估籍之令行而民不聊生矣。”在不断扩大会子的财政发行以助国用的形势下，南宋会子的币值变化是一个直线下降的趋势。也正是在这种趋势下，南宋政府不断推出称提之术，正如袁燮所说：“我孝宗颁楮币于天下，常通而不壅，常复而不轻。无他道焉，有以收之而已。自开禧用兵，造币甚广，知散而不知收，故其价甚贱。……财既裕也，视时楮价其贱耶，亟从而收之，何忧其不贵？既贵矣，日月浸久，价将复贱，则又收之。非常收也，贱而后收也，此孝宗之规模也。”然而，迫于国用的压力和造币以立国，南宋政府对会子的称提之术终于归于失效。在当时官员和人士称提理论和政策主张的作用下，南宋政府就纸币价值风险管理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实验。由于专制集权政府的性质决定的政治格局，会子最终随着王朝更替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在政策工具的设计和使用上，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即使在今天也给人启发的思想资源。本身没有价值的纸币，其“无用之用”功能发挥的关键，在于制度建构。今日热捧数字货币者不可不察。在称提操作工具的全面性令人惊异之外，称提目标限定在纸币价值的稳定和会子的购买力保证，让我们在比较今天货币政策四大目标的同时，更加明了纸币作为货币的初始制度要求。“铸币还原论”主张货币首先定位于商品交易媒介功能，在纸币称提理论的服务目标上也找到了自身的合理性。
作者简介
何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金融学博士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3-201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等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优秀教学名师。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理论与货币金融-财政史。
出版专著：《清代赋税政策研究》、译著《别无他法：作为终极风险管理者的政府》、《货币制度的世界史》等，刊发多篇经济、金融及经济史领域的文章。
《从传统文献看货币与金融》题解
要深入对特定制度与文化特质的认识，必须建立一个坐标参照系。现代货币与金融理论的西方渊源，直接影响着中国现实的金融活动和政策决策，似乎中国只能取法于西方。然而，取法的结果却凸显出鲜明的中国印记，无论在吸纳的程度上或是效果上。中国的现实把握和前景预见，不仅要参照外国经验和总结，中国固有的传统积累和惯行也不得不予以必要的关照。本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编辑 李锦璇
来源 《中国钱币》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安然、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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