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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读史 | 《叶李十四条划》与元代纸币的性质(一)

何平 IMI财经观察 2022-04-30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在《中国钱币》杂志“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文献导读”专栏上先后发表《从传统经典看货币》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货币与金融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本文为系列第八篇,原载于《中国钱币》2020年第2期,是作者对元代《叶李十四条划》的解读。

以下为文章全文:
自从北宋四川交子诞生以后,传统中国纸币使用的历史实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深化。及至元代,迈入全国单一纸币的时代,货币的价值基准实现了从铜钱向白银的转换。那么,元代是怎样迈入单一纸币时代?单一纸币的真实流通情景究竟如何?纸币摆脱了宋金纸币巨幅贬值、失去信用的命运吗?这里以世界最早的纸币条例《叶李十四条划》为中心,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一、元代单一纸币的思想基础及流通现实

元朝统治中国的13世纪,是古代中国价值尺度从铜钱向白银转换的分水岭。元朝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以白银为价值基础的单一纸币流通时代。要理解白银价值尺度和单一纸币流通的形成,就必须首先了解元朝货币制度建立时所面对的三个局面:元代跨越欧亚大陆的活动方式;最早的临近地区金朝货币制度的继承;中国货币使用的传统。

元朝纸币的发展经历了中统钞(1260-1286)、至元钞(1287-1350)和至正钞(1350)三大时期。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在中原建立起元政权后,随即着手建立完备的中统钞制度。关于中统钞制度建立的过程和内容,我们来看两条关键的材料。《元史》称: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值,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又以文绫织为中统银货,其等有五:曰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每一两同白银一两,而银货盖未及行云。中统元年(1260)十月,入职中书省的王恽,在《中堂事纪》中更加详细地记载了中统钞的实施细则。其内容如下:“[中统二年(1261)]正月癸酉,省府为发下中统元宝交钞榜省谕随路,其文曰:省府钦依印造到中统元宝交钞,拟于随路宣抚司所辖诸路,不限年月,通行流转。应据酒税、醋盐铁等课程,并不以是何诸科名差发内,并行收受。如有诸人赍元宝交钞,从便却行赴库倒换白银物货,即便依数支发,并不得停滞。毎两止纳工墨钞三分外,别无克减添搭钱数。照依下项拟定“元宝交钞体例”行用。如有阻坏钞法之人,依条究治施行。”从这两条文献可以看出,中统钞纸币制度的建立,中统元年七月发行以丝为本的交钞,十月造中统元宝交钞、拟织造中统银货,次年正月才正式颁布“元宝交钞体例”等内容。元代的纸币是如何从丝钞和元宝交钞两种纸钞演变为单一纸币?元代单一纸币为何最后以白银作为价值基准?元宝交钞纸币票面既以铜钱的贯文表示,为何没有发行铜钱并继承宋代的钱钞并用?关于七月发行的“丝钞”,其制度内容和退出的细节如何,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在以绢丝或者白银作为元代单一纸币价值基准的最终选择中,我们既要考虑元代直接继承的当地传统,更要考虑元朝立国的国际化环境。我们知道,元朝建立全国统一纸币制度之前,1206年成吉思汗立国后,纸币经历了一个地方割据发行的时期。主要是原来金朝所辖范围的汉族世侯,在自身的统治区发行封闭使用的割据性质的纸币。其价值依托,一是沿袭金朝的习惯,以白银为基准,“银钞相权”;一是以统辖区域当地的物产绢丝为基准发行纸币。丝钞和银钞正是因袭蒙古兴起时期“贸易不过丝银”的地区传统习惯在货币形式选择上的反映。而就“银”和“丝”在蒙古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而言,白银处于一个更加特殊的位置。与历史上的中原王朝不同,蒙古帝国兴起过程中,它面对的是一个国际化的环境,其势力不仅限于元朝中国本部,而且包括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儿汗国和窝阔台汗国。蒙古人从游牧生活,进入使用货币的时代,是受到了临近民族的影响。成吉思汗时代,在其他民族的影响下,逐渐摆脱物物交换,很快学会了使用白银。中亚强国花剌子模的银币,早在八世纪就通行于土耳其一带。蒙古民族与花剌子模有密切的贸易关系,在其统治中国之前,就使用白银。不仅贸易借贷用银,物价也用银来表示或者交给回回来经营高利贷和商业。同时,中国北部金朝末年政府滥发纸币,纸币狂跌后,人民便改用白银来交易。这样,当蒙古政权最初出现于中国的时候,银两是在市场上最通用的货币。但是,更需要关注的背景是,蒙古元朝兴起之际,当时西亚中东地区普遍用银,用白银来获取阿拉伯世界奢侈品是蒙古贵族普遍的美好生活向往。作为元朝统治阶层来说,蒙古帝国跨越欧亚的政治经济活动是促成其选择具有世界货币意义的白银作为自身纸币价值尺度的国家化背景。初始发行的“丝钞”,以丝作为纸币的价值基准,当然是继承1227年何实发行会子的传统。何实在博州“以丝数印置会子,权行一方,民获贸迁之利。”在全汉昇看来,博州所在的东平府产丝、棉、绫、锦、绢,何实在博州印行会子,“是利用当地比较丰富而又有价值的物资来支持它的价值”。当然这只是一种地方性的惯例。这是丝作为中国特产在地域上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彭信威先生推测交钞和宝钞是用来分工收兑旧钞的,“即用交钞去收回旧日的丝钞,而以宝钞来收回银钞。也许当初发行交钞时,目的就是为用来收回丝钞的。”但是,它们的发行即使有收回旧钞的意图,但更主要的还是服务于现实的流通。鉴于蒙元面临的国际化活动对生活方式的影响,毋宁说具有世界货币性质的白银在蒙古贵族和统治阶级社会跨欧亚的国际经济活动中起到了决定作用。当然,丝作货币或者为纸币准备,其自身的自然特质也较白银逊色。这样,丝钞无声无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忽必烈初始发行以丝为本的交钞,实际是与阿里不哥争夺帝位尚未取得领导权时因袭地方传统的临时性选择。一旦取得稳固地位,他在10月便将纸币转化为更为经久的白银计价基准“元宝”交钞。中统二年(1261)正月,元朝政府便建立起完全以白银为价值基准的纸币制度。政府财政收支和官私交易,都将纸币看成白银的价值符号,强调“元宝交钞”以白银为价值基础的完全法偿性质。然而,“中统元宝交钞”的面额标记是铜钱的贯文单位,从10文到2贯共计10等。这表明,定型完备的新钞,在以白银为唯一价值基准的同时,却建立了与铜钱的联系。从纸币面额来看,最小10文,民间市场10文以下交易便无法完成。原来,如王恽所说,“其钱贯显印钞面,将来以钱钞互为表里。”当时有发行铜钱来完成10文以下交易的意图。为什么元朝后来终止了铜钱和交钞并用的计划呢?至元九年(1272)胡祗遹在上奏元朝中央政府的《宝钞法》中称:“请以今日之事言之,元宝贯钞行之十有余年,钞法愈实,通利如流水者,以其母行,在贯钞独行,无他货以相杂也。一有他货以相杂,便有优劣轻重。铜钱与钞并行,是以他货相杂也。……至于怀挟赍擎,远近交易,不若贯钞之便利,兼钞法通利,钱法必不能相胜,少铸则不能遍及天下,多铸则虚费工本,堆积而无用,徒杂乱钞法,货立二价,渐不为便。亡金风俗,积钱而不积钞,是以钞法屡变而屡坏,盖以钱钞相杂,钱重钞轻,又不能守之以信故也。……今既铸新钱,布散民间,丝线、包银、宣课,必当依贯钞例收钱,不收则法不行。假若收钱一万锭,减贯钞一万锭,收钱二万锭,减贯钞二万锭。则钞法不减而自减,不涩而自涩。”在技术支持的“本位方案”(standard formula)及辅币安排的思想与政策时代到来之前,他深刻地揭示了建立货币公信力在货币形态上的必要条件。明确指出,“一有他货以相杂,便有优劣轻重。铜钱与钞并行,是以他货相杂也。”铜钱、交钞并用由于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的作用,可能导致交钞消失。同时,铜钱的使用,“徒杂乱钞法,货立二价,渐不为便”,引发双重价格的问题。他这种对价值尺度唯一性要求的正确认识,是元朝选择单一纸币制度的思想基础。而且从特定的视角回应了马克思揭示的“价值尺度的二重化是和价值尺度的职能相矛盾的”、双重价值尺度最后终归取其一的精辟论断,闪烁着思想光辉。中统钞发行之初,出现了纸币价值昂贵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第一,存贮充足的金银及其他有价值的物品作为钞本,以支持它的价值;第二,政府特地规定人们可以用钞缴纳租税,以身作则,收受新钞;第三,各路设立平准库和常平仓,借此管制物价;第四,中统钞发行数量不大。纸币价值的这种保证机制,当时的王恽进行了全面的概括,由此凸显出纸币的优势来。他称,“又当时钞法有甚便数事:艰得,一也;经费省,二也;银本常足不动,三也;伪造者少,四也;视钞重于金银,五也;日实不虚,六也;百货价平,七也。”但是,这种中统钞价值稳定的局面,没有维持下去。研究表明,在地域上和时间上,元朝建立的单一纸币政策,仅限于纸币运作管理有效、威令遍布各地的占领华北时代。我们知道,不是由于市场的自发整合,而是“配合着当日政治上的统一,中统钞的发行便统一了各地行用的货币。”近年来王文成研究员用力甚勤,就中统钞货币制度建立过程及其对南宋地区的货币替代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我在《传统中国的货币与财政》第3章“中统钞及其性质”一节,充分吸纳了他及合作者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在替代原有货币形式,同时在向南方推进征服全国的军事战争中,货币一体化进程面临着复杂局势。在排除白银和铜钱的流通方面,首先,中统四年(1263)五月始通过平准库的设立,在流通中排除白银,同时,禁止百姓“私相买卖”金银;其次,新发行的厘钞作为银两的价值符号,排除铜钱的使用。至元十二年(1275)到至元十五年(1278)间,在中统钞最小面额10文之下,增印分别为2文、3文、5文的小面额纸币“厘钞”,以替代铜钱服务零星交易的功能。交钞上缺乏一文面额,说明尽管名义上使用了铜钱的计量单位,但是,其作为价值尺度的功能是以白银的基准单位来计量的。实际上,现在它完全脱离了铜钱的价值体系。这样,白银作为价值基准而不是流通货币,在制度设定上,元朝一元化的单一纸币体系在全国范围建立起来了。但是,随着元朝军队占领南宋军事步伐的推进,元代纸币发行从节制到放任,也逃脱不了快速增发和贬值的命运。同时,纸币的单一流通格局也遭到破坏。纸币贬值的关键,在于至元十三年(1276)起,抛弃无白银准备“不动用料钞”的初始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前述中统钞价值稳定的四个基本条件。同样是王恽,又从四个方面总结了中统钞“致虚”的原因:“元发下钞本,节次尽行起讫,自废银钞相权大法”;“印发无数,民间既多而易得,物因涌贵而难买”;“又总库行钱人等,物未收成,预先定买,惟恐或者先取,故视钞轻易添买”;“百姓昏钞到库,不得昼时回换。民间必须行用,故昏者转昏,烂者愈烂。流传既难,遂分作等级,其买使物货等除去昏烂成数搭价,然后肯接。”一句话,就是脱离白银准备的肆意大量发行,造成社会对钞的轻视和贬值。当然,除了支持军需之外,南宋地区货币的替代,由于南北比价的差异可能导致中统钞的使用受到阻碍。元朝建立之前,在北方市场上,白银1两兑铜钱2000文,而在江南则可兑铜钱3300文。程钜夫回顾元朝统一之初的货币政策时曾说,南宋旧地“初归附时,许用铜钱,当时每钞一贯,准铜钱四贯”。方回《绍兴路嵊县尹佘公道爱碑》中还提到,世祖时曾明确规定,民间缴纳赋税3贯铜钱可计算为1贯中统钞。如果我们将中统钞的票面贯文及其以白银计算的价值,用南宋货币流通惯例的银钱比价和纸币面额进行转换,确实没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但是,本来与铜钱没有关系的中统钞一贯来替代铜钱4贯,民间缴纳赋税3贯铜钱计算1贯中统钞,本身就是贬损和消除铜钱使用的措置,这是新政权利用国家机器强制处理既有货币的通常做法。中统钞的蜕变,要从其自身方面来找。在对南宋货币的替代方面,我们有必要关注,对南宋纸币的兑换也可能成为中统钞供给增加的原因。因为元朝以中统钞1贯:会子50贯的比价收兑南宋纸币,如果以宋末淳祐六年(1246)纸币流通量高达6.5亿贯来计算,即使有大幅的废弃那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数额。所以,白银和铜钱的民间贮藏,恐怕也不能忽视民众对元朝中统钞稳定公信力的疑虑。

元朝统治者一旦跨越原来的华北区域,纸币的通胀就成必然之势。同时,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不时看到白银和铜钱的身影,影响了单一纸币制度的完整性。为整顿中统钞的积弊,《叶李十四条划》应运而生。

作者简介

何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金融学博士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3-201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等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优秀教学名师。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理论与货币金融-财政史。


出版专著:《清代赋税政策研究》、译著《别无他法:作为终极风险管理者的政府》、《货币制度的世界史》等,刊发多篇经济、金融及经济史领域的文章。


《从传统文献看货币与金融》题解

要深入对特定制度与文化特质的认识,必须建立一个坐标参照系。现代货币与金融理论的西方渊源,直接影响着中国现实的金融活动和政策决策,似乎中国只能取法于西方。然而,取法的结果却凸显出鲜明的中国印记,无论在吸纳的程度上或是效果上。中国的现实把握和前景预见,不仅要参照外国经验和总结,中国固有的传统积累和惯行也不得不予以必要的关照。


本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编辑  李锦璇

来源  《中国钱币》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安然、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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