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华·金克木·沈仲章 | 严晓星
一九八四年第四期《音乐研究》发表了萧伯青（从方）的《忆刘天华先生补》，文中说：
一九三五年六月，在刘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日，由刘先生的学生们在协和礼堂开了一个刘天华先生遗作演奏会。会的节目说明书还是由沈仲章同学去找金克木先生译成英文的。
这段文字，最近出版的《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作家出版社，2022年6月，第70页）、《众星何历历：沈仲章和他的朋友们》（中华书局，2022年10月，第97页）都引用了。《编年录》将“萧伯青”写成了“萧伯清”，是普通笔误；《朋友们》提到萧伯青、刘北茂都回忆沈仲章参加了这次纪念演出，刘北茂更具体，说他二胡独奏《良宵》，但作者“依稀记得父亲说过，在一场刘天华纪念音乐会上，他演奏的曲目是《病中吟》或者《悲歌》，故推测早年还有其他规模的纪念会。我欲寻找文献佐证，还望博览者留心并赐教”。
刘天华去世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所以萧伯青记得这场演奏会是在六月“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不过，借助如今较为发达的学术资源，不难检索到正确日期是这年的五月二十五日，《华北日报》当日有新闻《刘天华遗作奏演会 今晚九时在协和礼堂举行》。次日，《华北日报》又刊发详细的跟踪报道《名音乐家齐集协和 演奏刘天华遗作》，内云：
音乐家蒋风之、韩权华等十六人为追悼其先师刘天华，特邀集平津同学，于昨晚九时，在协和礼堂举“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演奏会”，到三百馀人，西人参加者甚多，八时许座位已满。
开幕时，由女子文理学院音乐主任杨仲子致词称：刘先生逝世，距今已三年，在逝世一年后，即有筹备追悼演奏会之举，终以时局关系及各人散处各地，聚会不易，均未克如愿。今年刘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且最近将移葬西山，故趁此机会举行，至此次奏演会，完全为其门弟子发起，本人与刘先生为友好，而参加演奏者以准备忙碌，故推本人报告云。杨报告毕，即由刘夫人殷尚真女士致词。夫人因感伤过甚，泣不成声，仅云承诸位光临，深致谢意云。
演奏开始，各演员均着白绸长衫，静穆凄绝，盖以示哀悼也。
其下一一介绍当晚曲目及其演奏者，到上半场最后是《良宵》，“由沈仲章二胡独奏……奏者手法娴熟，更为难得”。最后，“十一时奏演完毕，参加演员合摄一电，以资纪念”。这能佐证刘北茂的记忆。
从杨仲子的致词看，这应该是第一次举办刘天华的纪念演奏会。林友仁、刘立新《沈仲章生平纪略》说：“沈先生为这场音乐会精心编写了说明书，并演奏了他最有心得的刘天华的二胡曲。从此，他不再演奏二胡了。”倘若属实，那么早年沈仲章为纪念刘天华登台演奏二胡，大约仅此一回。民国时期，还有一场以纪念刘天华为主题的音乐会，那是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国立音乐院在重庆上清寺广播大厦举办的“纪念刘师天华逝世十周年国乐演奏会”，陈振铎、曹安和等都参加了，而这时候，沈仲章正因居延汉简图册制版一事滞留上海，也不可能去重庆。
二〇一九年五月，偕同友人樊愉游江阴，与联系多时的陈君介甫见面。刚入席，陈君忽然递来旧纸一张，是八十多年前的“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演奏会”节目单，说是送给我的，当下称谢愧领。这回因为读《编年录》与《朋友们》，特意取出，发现它果然就是萧伯青提到的那次演奏会的实物。
“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演奏会”节目单
节目单为折页，封面用粗黑框，印有刘天华的照片与墨书签名，其下为三行横字：
地点：协和大礼堂 票价：前排二元/后排一元
封底是封面的英文翻译，无疑就是金克木先生的手笔。“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演奏会”译成五行：
IN MEMORY OF PROF. LIU
即“刘天华遗作音乐会/其门弟子为纪念刘教授而筹备”。
折页展开后，“秩序单”的中英文版一右一左。演出分第一、第二部（即上下场），中场休息，依次列出序号、曲名、乐别、作曲年份和演奏者。主要曲目及演奏者是：
《混江龙》，周宜、曹安和、杨筱莲、潘君方、陶筠；《病中吟》，刘北茂；《闲居吟》，陶筠；《月夜》，高尚仁；《歌舞引》，韩权华；《苦闷之讴》，邵增昕；《悲歌》，程朱溪；《良宵》，沈仲章（以上第一部）；《改进操》，曹安和；《空山鸟语》，李光涛；《光明行》，蒋风之；《虚籁》，杨筱莲；《独弦操》，蒋风之；《烛影摇红》，陈振铎；《变体新水令丝竹合奏》，陶筠、曹安和、李光洁、韩权华、潘君方、齐缀、蒋风之、邵增昕、李光涛、高光仁（以上第二部）。
对照英文翻译，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细节：其一，《良宵》，金克木并没有像其他曲目一样，按字面译成“A Good Night”或“A Beautiful Night”，而是译成“New Year’s Eve”（除夕），他无疑知道《良宵》最早的题目是《除夜小唱》。其二，《虚籁》一曲，单看题目，未必能准确理解作者的本意，但既然“又名《今夕》或《长夜吟》；是某一个夜晚万籁俱寂有动于心中时的收获”（沈仲章《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简说》），那么译成“Nocturnal Whisperings”（夜间细语）就很合适；其三，曲目中有两个丝竹合奏，“丝竹合奏”翻得简明些不大容易，前者金克木用的是“quintette”（五重奏），后者十个人，用的是“orchestra”（管弦乐队），可算是尽量贴切了。
此外，金克木的译文还可以意外地成为校勘依据。参加《变体新水令》演奏的有一位“高光仁”，但“出席演奏会全体名单”里并无此人，那么，到底是名单有遗漏，还是高尚仁的误植？从译文来看，这两个人的英译都是“Kao Shang Jen”，“光”是错字无疑。
节目单另一面展开后，是一整开的《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简说》，作者署名“门人沈仲章谨撰”，是一份详尽而富有个性的曲目解说，约两千字。
江阴市博物馆还藏有这次演出的石印海报，上半部分的文字与节目单封面基本相同（小有详略），中英文对照；下半部分为“演奏会节目”，仅列曲目与演奏者，《混江龙》少陶筠，《新水令》少齐缀，高尚仁的名字也是对的。
“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演奏会”海报（复制件），江阴市博物馆展出
从一九三四年起，金克木进入他自称的“译匠时期”，沈仲章先生不为己谋，将心血融入他人的事业之中，都是我极尊敬的前辈学人。这份旧节目单保留了他们的早期文字，而竟意外归我，陈君厚意可感。同时我也意识到，节目单作为一个易损耗的实用品，保留文献与史料，这是一个典型之例。文艺演出的节目单，是近代以来城市公共场域形成后的产物，早期的多则几百份，少则几十份，甚至有屈指可数者，越数十年，往往十不存一。一九三五年的刘天华遗作演奏会“到三百馀人”，那么这份节目单就是三百多分之一，相信不会是孤品。但对历史有温情、对前辈存敬意的后辈，也足够珍惜它了。
有时候，节目单还会提供一些“附加”的意外史料。这里不妨生发开去，再举两个近期所得、所见的例子。
前些日子，在网上买到一张话剧《蔡文姬》初演时的节目单，是素所敬仰的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的旧物，封面有钢笔签名“黄翔朋”（“朋”是“鹏”的古字），下有小字四行，也是黄先生的笔迹：
一九五九年六月六日。是日郭老亦偕其子女莅临剧场。
此处之“郭老”，无疑是指《蔡文姬》的作者郭沫若。翻检新出的《郭沫若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是日无记。这寥寥数字，正可补《郭谱》之缺。
近日又在网上看到《北方昆曲剧院庆祝成立晚会》（1957年，北京）的节目单，不知其名的原主人在里面写了一段话：
六月念三日演出于人民剧场。是日陈毅、康生、夏衍亦同去观剧，演毕并上台与演员握手。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北方昆曲剧院成立，在当时的戏曲界是一件大事，《人民日报》给了一定的篇幅。从二十三日新闻《戏曲界的一件大事》中可知，陈毅、康生都参加了成立大会。二十五日，又以《梅兰芳、韩世昌、白云生首次合作演出〈牡丹亭〉》为题，报道了二十三日的这次晚会，“演出结束之后，前来看戏的陈毅、康生、钱俊瑞都到后台向三位艺术家和全体演员致意”。节目单上的这段话，可以为之佐证，只是夏衍在场未见于报道。
陈毅、康生、夏衍三人中，已有《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但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七至二十六日之间有八天从缺。若有人补《陈毅年谱》，或为康、夏作史料编年，此数语可供采撷，亦可作为考察线索。
这么说，并不是侈谈这两条材料有多么重要。事实上，在郭、陈、康、夏的丰富甚至复杂的一生中，这两次观剧可称微不足道。尤其是陈毅作为政治人物，官方年谱的明暗深浅，自有别于他人的标准，未能一概而论。但另一方面，重要历史人物的年谱尤其是年谱长编（这里不用它“初稿”的原始意义），总还是以搜罗齐备为目标。这些零星的记载，当然应该纳入史料搜集的范围。亲临现场的观剧者在节目单上记下的见闻，若论体裁，略似题跋，若论性质，则近乎日记了——只不过它既非写在日记本上，也不是逐日有记。近代以来史料的丰富性，不仅体现在留存数量上，也体现在它的多种载体上，于斯可见。
是日恰为刘天华冥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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