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怀梅塔教授——从慕尼黑到上海、西安 | 范慕尤
梅塔（Adelheid Mette）
1934-2023，印度学教授
2007年初，我刚完成博士论文初稿的三分之一，导师段晴教授有一天兴奋地跟我说她已经联系了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哈特曼（Jens. Hartmann）教授，我可以去慕尼黑接受他的指导完成论文。之后在段老师的建议下我申请到了DAAD（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博士生交流项目的奖学金。手续办得很快，8月就可以去德国了。出国之前，段老师多次提到德国教授极致严谨的学术做派，说他们在细节上如何精益求精，对学生的标准如何之高，批评学生是如何不留情面。她一再强调你出去代表北大东语系，一定要表现出应有的学术实力，不能给北大、给中国留学生丢脸。我一想到要去印度学的殿堂，聆听国际一流大家的指点，接触国际学术的前沿，心中又是期待，又有几分忐忑。
到慕尼黑住进学生宿舍以后，哈特曼教授的学生刘震就带我去印度学与伊朗学研究所见教授，他简单地询问了我的论文情况之后，帮我制定了研究计划，主要是查阅相关资料和参加写本研讨会。之后，刘震又帮我介绍了几位老师和在读博士生。去所里的图书馆查完资料，我正准备离开，就碰到了哈特曼教授的另一个中国学生——张丽香，她当时和一位银发碧眼的老太太在一起。老太太的头发一丝不乱，一身浅色的西服套裙，配着精致的小皮鞋，浑身上下透出一种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优雅。我心中暗自猜测她应该是所里资深的教授。果然张丽香介绍说这是梅塔（Mette）教授，退休之后又被返聘。
年轻时的梅塔教授
每年夏天研究所都会办一次聚会。那年盛夏的聚会就在梅塔教授位于市郊的施当贝尔格湖（Stanbergsee）畔的别墅里。教授的别墅是一幢精致的木屋，屋外是一个小花园，园中有一棵近百年的大树，置身其间就像在格林童话里的场景一般。按照德国的惯例，与会的宾客都带了小礼物，大多是红酒、巧克力和自制的小点心，教艺术史的Monika Zin教授就带了自己烤的蛋糕，我带了在中国超市里买的粽子。在厨房里，我一边煮粽子，一边看梅塔教授用盐水煮肘子。她煮好后，把肘子放在大盘子里，旁边放了刀叉，宾客可以随喜好切肉享用。在户外还有人支起了架子做烧烤。几天前我重读刘震写梅塔教授的文章，文中写到别墅的聚会：“有人在巨大的草坪上嬉闹，有人在弹奏客厅里的钢琴，有人在翻阅书架上的藏书，有人前往湖里游泳，有人在采摘她手植的黑茶藨子。”读到此处，忍不住眼泪就流了下来。斯人已逝，盛筵难再。当时只道是寻常呵！
9月开学之后，很快就迎来了写本讨论会，也是我的第一次报告会。这个讨论会是研究所的传统，定期由一个主讲人汇报他对写本的释读和转写，然后大家提出不同意见进行讨论。研究所的大部分师生都会参加，在我看来就像一次大考一样。我的写本是原藏于西藏夏鲁寺的一部梵文密教经典，约在11世纪以尼泊尔钩体写成。借助汉译和藏译，我已释读出了大部分内容，并按照国际文献学界通行的规则，将缺失的、辨认不清的、增补的字符一一标记，编辑成摹写本。虽然在讲之前我已反复检查了要报告的那部分摹写本，但还是很紧张，怕有疏漏之处。当读到一行结尾磨损比较严重的地方，我给出了自己的释读，梅塔教授称赞道：“读得好（gut lesen）。”她的肯定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也消去了大部分的紧张情绪。之后的报告做得也很顺利，几位老师和同学提出了不少改进的建议，一个字符的写法，一个标记符号的使用，一个注释的补充。正所谓于细节处见功夫，初次的研讨会就让我深刻领受了德国学者的严谨。
除了写本讨论会，我还想选修一些专业课程。哈特曼教授那个学期没有开课，我对其他老师也不熟悉，就咨询了刘震。他说梅塔教授的课最值得听，她非常博学，除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俗语（Prakrit）和耆那教文献之外，她对佛教文献、印度古典文学、吠陀文献等均有涉猎。上她的课虽然会辛苦一些，但绝对受益匪浅。说来真是幸运，那个学期梅塔教授刚好开设了她最擅长的俗语课，我就毫不犹豫地选了课。后来我才知道梅塔教授最开始学的是古典学，博士论文研究欧里庇得斯戏剧。再从古典学转向印度学，拜在俗语大家Walther Schubring门下，以研究耆那教文献的专著通过了教授资格考试。她的眼界和学养纵贯古今，横跨东西。几乎所有和她接触过的人都觉得听她说话，看她写的文字就是一种享受。
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里将德国教授的语言教学比作教人学游泳，把你扔进游泳池，自己扑腾几下慢慢就学会了。我在梅塔教授的俗语课上就深刻体验了这种“自己扑腾”。第一节课她介绍了俗语的几个重要规则，推荐了几本参考书，课程结束时她拿出一本耆那教的经典，说下节课我们就开始读它。虽然俗语和梵文同为印度古代语言，且语法规则比梵文更简单，但它毕竟是另一种语言，词汇和语法都与梵文有不小的差异。我一开始看那本耆那教经典，一个词都认不出来。只能一边查俗语词典，一边生啃俗语语法书。短短的一个星期，五百多页的语法书只囫囵吞枣地读了三分之一，文献也只译出了几句。梅塔教授的课只有我和一个日本同学上，课上我们俩轮流翻译。所幸教授读得很慢，每一句都会分析词汇的语法形式，比如名词是什么格，动词是什么时态，第几人称等。除了语法，因为这部经典也涉及不少耆那教的教义，教授也会给我们讲解相关的背景知识。每当我们讲错时，教授都会善意地纠正，从不批评。第一次的阅读课虽然只读了十几句，但读到后面我就没有准备了，只能拜托日本同学替我讲，这让我倍感羞愧。于是之后除了准备写本讨论会之外，我把时间都用在读俗语文献上，连周末都泡在所里的图书馆。从第二次阅读课开始，我每次都准备充足，有几次因为分析对了颇有难度的语法形式，还得到了梅塔教授的赞赏。
本文作者与梅塔教授
几乎每次下课后教授都会请我们吃饭或者喝咖啡。学校附近的一条街上有十几家各国风味的餐馆，其中意大利菜、日本料理、韩餐、中餐和印度餐馆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梅塔教授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她喜欢美食，也爱探索，对世界各地的美食都乐意尝试。我们去吃中餐时我注意到她的筷子用得很熟练，她说像她这个年纪的德国人，年轻时没几个人见过大米，她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在日餐馆见到寿司，后来在中餐馆吃到米饭。也是因为吃中餐和日餐，她学会了用筷子。有一次我们在印度餐馆吃饭时，我看到菜单上有一个芒果做的甜品，就跟梅塔教授说起我在印度吃过，很美味。她就叫来侍应生，要点这个甜品。侍应生说这个季节的芒果不新鲜，可能会影响味道。她还是点了。甜品上来以后，她尝了一口，小声说：“有点酸，下次等到了芒果的季节我们再来吃。”
梅塔教授在所里没有办公室，她只在图书馆的最后一排——放置耆那教和俗语文献的区域——给自己保留了一个座位和一部电脑。我有好几次去查书时都碰到她，每次都会聊上一会儿。有一次我提到某篇论文里说印度人的神牛崇拜是印度教时期形成的，在早期吠陀教时期是吃牛肉的。梅塔教授就说她的导师Ludwig Alsdorf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有很精深的研究，并把他的专著推荐给我。我当时只是提了一下德文的可能买不到，如果有英文的就更好了。没过几天梅塔教授就把Alsdorf教授专著的英文版送给我了。还有一次我跟她说起在北大听哈佛大学Witzel教授的吠陀讲座，对吠陀文献很感兴趣。她也很有兴致地提起了自己曾开过的吠陀文献课，又鼓励我去读吠陀文献。我请她推荐比较好的版本，她说刚好Witzel教授出了新的《梨俱吠陀》（Rig-Veda），她可以送我一本。几天后她不止送了我《梨俱吠陀》，还送了我一本耆那教的书。最近因为搬办公室，我整理书籍，又找出当年梅塔教授送我的书，因为数次搬迁，岁月流逝，有些书的封皮已经破损。摩挲着书页，教授和我聊天时的神情一一闪现，那温和的声音仿佛又在耳边响起。我实在无法相信她已经离开了。
那年年底为了感谢系里师生对我的照顾，我借着生日请大家到我的宿舍来聚会。梅塔教授提前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她戴着小礼帽，穿一件深色长大衣，里面依旧是西装套裙。虽然外面是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冷风天，她还是一如既往地搭配了丝袜和皮鞋。她送了我一盆小玫瑰花和一个她在希腊旅游时买的手绘花瓶，让我简陋的宿舍一下变得温馨了许多。虽然我的厨艺一般，但梅塔教授吃得很开心，对每道菜都大加赞赏，夸我做得像饭店大厨一样。饭后我们说起了我很喜欢的电影《茜茜公主》，我说对慕尼黑的感情缘起于此。教授说她也很喜欢茜茜公主，而且她觉得演员罗密·施耐德比真实的茜茜公主还漂亮。我们又说起电影里茜茜的衣服，我说特别喜欢她穿的Dirndl（巴伐利亚少女装）。没想到后来因为梅塔教授我真的有了属于自己的Dirndl。
冬去春来，我在对勘写本的过程中有了一个发现，就是这部经的藏文译本是以此写本为底本翻译的。这在佛教文献研究中是比较少见的，我们所看到的梵文写本与译本往往是不同时代或不同地域的，很少有写本是译本底本的情况。我把这个发现写成了一篇小论文，这是我第一次写英文学术论文，不是很有把握，就先请哈特曼教授和梅塔教授审阅。梅塔教授说她很喜欢，觉得证据充分，论证也令人信服，提了两个细节上有问题的地方。哈特曼教授也认为这个发现很有价值，帮我做了初步的修改。这篇论文后来在日本创价大学佛教研究所的年报上刊出，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英文论文。
在德国每年春天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复活节，一般在4月初。那年的复活节梅塔教授请我们去她在市区的公寓一起庆祝。一进教授家我就被书房里丰富的藏书吸引了，不仅有印度学方面的诸多经典著作，还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著作，乃至《莎士比亚全集》《歌德全集》等。书房里还有一架老式钢琴，梅塔教授说是她年轻时弹的，现在已经很少弹了。她热爱古典音乐，经常买巴伐利亚歌剧院的季票去听歌剧。有时还会把票送给学生，也送过我一次。因为是复活节，她在家里也应景地装饰了各种兔子摆件，还带我们去看她收集的各种手绘的蛋，她说都是小时候和兄弟姐妹一起玩时大家画的。那些五彩斑斓的蛋壳看着真是童趣盎然。后来在和梅塔教授的聊天中，我才得知上世纪五十年代十八岁的她孤身一人从东德前往汉堡大学读书，那个特殊的年代使她和家人分离数十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团聚。想来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可爱的小物件承载了她绵长的思念与牵挂。
2011年秋，已工作两年的我想做一个和佛经早期语言相关的研究项目，就申请了DAAD的短期博士后项目，再次来到阔别数年的慕尼黑。梅塔教授还是那么的亲切，精神矍铄。那个学期她开的俗语文献课是读一部耆那教的戏剧，刚好我做的项目涉及俗语，于是我又选了她的课。课上还是像往常那样大家轮流翻译，也常常会为一个词语的解释争论半天。梅塔教授从来不轻易否定学生的意见，她总是让我们从工具书或是文献资料中找到可靠的证据，或是给我们提供参考资料。下课后她还是习惯请学生们去吃饭。有一次还请我们去她的公寓喝茶，还特意泡了我从中国带给她的桂花乌龙茶。
慕尼黑的租房价格很高，因为不能申请学生宿舍，我租了德国房东公寓里的一间卧室，客厅、厨房和卫生间公用。但是住了一个多月，房东的严苛要求让我苦不堪言。于是我在留学生网上找到了几人合租的公寓，准备在第二个月底搬出去。但是新找的公寓还要等一个星期才能入住。我有一次跟梅塔教授提到了这件事，她就说学校附近那个公寓她平常不住，我可以去那里住一个星期，过渡一下。这一下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我搬过去以后，梅塔教授还特意来公寓请我去附近的中餐馆吃饭。当时她看到我打扫了房间还说：“谢谢你，把房间打扫得这么干净。”
2012年6月我离开德国前夕，梅塔教授说要送我一套Dirndl留作纪念。她带我去了一家历史悠久的传统服装店，老板娘和店员很热心地为我推荐了几套。梅塔教授帮我参谋，选中了一件深蓝色裙子，内里配泡泡袖白衬衫，外面再系一条紫色围裙。就这样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套Dirndl，我想我当时的心情就和梅塔教授几年后穿上自己第一条旗袍是一样的。
梅塔教授在鹿鸣书店的新书发布会
2011年秋，已在复旦任教的刘震老师邀请梅塔教授来复旦讲授一个月的短期课程。这是她第一次来中国，我们商量让她尽可能多去一些地方旅行，除了上海周边的苏州和杭州之外，再到北京和西安去一趟。于是9月底我这个陕西人就陪着梅塔教授踏上了西行之路。
2018年夏，梅塔教授再次来中国，我们陪她去了歙县（上图）。那次她依旧神采奕奕，送她走时我想很快还会再见面的。没想到那就是最后一面了。
梅塔教授在2023年春去世。这是葬礼上的照片。
梅塔教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上海时，我陪她去徐家汇的天主教堂参观，教堂里的雕塑和彩绘玻璃的图案都是她给我讲解的。我并不信仰宗教，但梅塔教授却让我觉得也许世间真有天使。在她离去的这些天里，我常想起燕京大学那句来自《圣经》的校训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或许可以作为她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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