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差的那些事儿 | 小黑
线上会议是新冠病毒全球流行时代的遗产之一，接到这样的会议时间通知已经一点不罕见了：May 25, 2023 from 13:30 to 15:30 (CEST) (2023年5月25日，中欧夏令时下午1:30到3:30)。简单换算一下，对应的北京时间(东8区)应该是晚上7:30到9:30，时差6小时。其实，在很多时候，时差问题一点不简单，很让人晕头转向呢。
刚进大学念书的时候，班里有个同学来自新疆(位于东6区，对标北京时间)，由于能歌善舞，责无旁贷担任文艺委员，负责安排大家的业余文体活动。刚开始那段时间，她制定的时间表总是怪怪的，譬如晚上10点开始、12点结束什么的——在她脑海里，晚上10点(大体是北京8点的样子)还早呢，晚上12点一点都不晚。我们花了不少工夫纠正她的时间意识。这大概也是我们这些初出茅庐、半大不小的学生们第一次在日常生活中真正体会到“时差”是什么。
其实这还真算不上“时差”，至少旅行到新疆的时候，我们不用调表。一旦进行国际旅行，对我这样习惯从手表上获取时间信息的人来说，到达当地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调表。在飞机上，空乘人员会在广播中再三强调当地时间是几时，听不真切的话可根据入境大厅的表进行调整——一般来说，那个钟表是异常显眼的。校准完毕，之后的时间安排就进入常态化了，譬如早上9点开会，中午12-1点午餐什么的，不会出大问题。这时候的问题多出在“生物钟”上。到欧洲旅行，头几天一到下午4点眼睛就睁不开了，顺带大脑也转得不爽利了。撑到工作结束，回到酒店倒头就睡，晚饭都省了。也就睡到凌晨1-2点，自然醒，再怎么躺着也睡不着了。到北美旅行最痛苦，整整差12个小时，表是不用调了，但黑白彻底颠倒，午饭都是在眼皮沉重、睡意萦绕中完成的。
很多地区还实行夏令时制度，例如欧洲，从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到10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为夏令时时间段。因此一年中有两个时刻，欧洲人民统一调表。如果赶在这两个时间点上旅行到欧洲，那可要万分小心。那一年在芬兰，会议结束时恰逢冬令时转夏令时，组委会各种提醒，生怕我们这些国际友人耽误了飞机时刻。就连在路上找人打听方向，对方都会热心地提供额外信息：我们今天调时间，你要注意呀。(实践证明夏令时确实能有效节能。我们也曾在1986年开始尝试过一段时间，没几年就取消了。记得那些年每到春天调表的时候，新闻联播会反复提醒：请大家统一将时间向前调整一小时，比如2点变3点；所有的时刻表保持不变，3点出发的火车还是3点出发，相当于之前的2点……确实能把人绕晕。)
2018年3月25日摄于芬兰，远处是西贝柳斯音乐雕像
欧洲还有三个时区呢，这一点常常被忽略。那一年往返北京伦敦，考虑到票价因素，选择在法兰克福中转。从伦敦(西欧时区)飞到法兰克福(中欧时区，比西欧时区早一个小时)后，把调表的事儿忘在脑后。看看飞机起飞时间，再看看手表 (依然是伦敦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呢，我悠哉悠哉地在机场免税区游逛，直到大喇叭里传出我的名字：the last passenger(最后一位乘客)……我恍然大悟，仓皇拎包狂奔到登机口，差点断了气。这大约是多年旅行中最狼狈的一次了。
疫情期间的线上工作会议需要精心设计。位于欧洲中部时区的会议组织者只能选择在他们的中午时分召开集体会议，一开场就要求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专家首先发言，因为那边已经是深夜，专家们被黑暗包围，坐在小小台灯下轻声说话避免打扰家人；而南美那边早晨刚刚开始，早起的专家们尚睡眼惺忪，靠端在手里的咖啡提神；东亚和东南亚专家比大洋洲专家情况略好一点，但大部分时间里依然需要坚持到深夜。一个工作周期下来人仰马翻。秘书处叫苦连连——这样下去不仅新手专家得不到充分学习，资深专家们恐怕也要流失殆尽了。双边会议也是状况百出。那个写论文妙笔生花、做演讲行云流水的Richard博士，怎么确定会议时间总出问题？邮件说7pm，发来的自动链接显示为6pm，大家白等1小时。有次还准备把会议安排在北京时间上午10点(英国夏令时早上3点)，一看就是又糊涂了。
新西兰……东12区，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天涯海角”了，比地球村的大部分人都更早看到新一天的朝阳，更早享受落日余晖。在网络会议时代，那里的专家只能牺牲自己，在深夜与凌晨跟其他人交流，会议组织者为此充满内疚。新冠全球大流行紧急状态甫一终结，例行年度会议立刻安排在新西兰，算是补偿。
初冬的新西兰
我们几个人一路向东南方向进发。在澳大利亚转机，将时针向前拨动两小时(例如下午三点变成下午五点)；到达新西兰，再顺时针调整两小时。这并不多见哦，来自东方的我们更习惯的操作是逆时针调整。小组里的印度专家当然也是顺时针调整，但他们还需要调分针，谁让印度另辟蹊径选择了东5.5时区为本国的标准时间呢？就这半个小时的特殊性，让大家头疼不已。
这一趟旅行下来，四个小时在手指拨动中“蒸发”了。这还算好，损失最大的还是南北美洲专家，15小时左右，他们不仅需要调时针，还需要调日期，前进一天。当然，返程的时候，这些损失都会被自动弥补回来。加拿大专家笑说，她在新西兰时间周日早上离开，到达多伦多后，当地的周六还没过完呢，感觉自己穿越时空了。真是太奇妙了，我们都乐不可支。
会议安排了一个非洲专家(东2区)的发言，由于转机签证问题他没能抵达会议现场，只能以视频方式跟大家会面。看日程，会议安排在新西兰下午3:30。到点了，网络那头一直没动静，秘书处小姑娘急忙打越洋电话联系。随后满怀愧疚地说，不好意思时间算错了，那头还不到早上6点，专家一时没能起来……重新安排时间，新西兰时间第二天早上8点，非洲专家的(当天)晚上10点——有点勉强，但真的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时间了。
在这里——新西兰基督城(Christchurch)——还意外地碰上了那一个让人感叹伤怀的“时差”。1910年6月英国人斯科特背负着“率先登陆南极点，以确保大英帝国荣誉”的使命，带领队伍前往南极探险，历经千难万险到达目的地后，才知道挪威的阿蒙森小队已经拔得头筹，挪威国旗已经飘扬在南极点了。“时差”大约是5周。更加悲剧性的是，因补给不足，斯科特和另外四名队员冻死在回程路上(参见《文汇笔会》2023年3月30日公众号南极的獠牙 | 王瑞芸)。在从英国到南极点的漫长旅程中，斯科特队伍在基督城做最后的停留休整，之后就正式踏上了南极征程。没能再回来。1913年斯科特妻子Kathleen重返基督城，与当地人民一起为英雄建起了一座雕像（上图）。斯科特先生站在高高的石基上，身着雪地服，头戴雪帽，手拄雪杖，目光坚毅地凝望远方。时光在这里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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