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键 | 政治的话语分析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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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研究

再写中国伦理学

摘要

政治研究的传统范式，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到启蒙主义思想家和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大多聚焦于政治结构、价值、权力运行及其分配上。沃达克将政治学与语言学、传播学结合起来，开创了政治的话语分析范式。这种范式的主要分析方法是20世纪90年代创建的批评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被中国学术界几乎同步引进，但国内学术界最初主要是用于语言学上，很少的研究转到了政治现象和政治实践的分析上。沃达克通过对"寻常政治"的研究，借助于对欧盟议员日常话语的田野调查，构建了一个政治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揭示了政治家和政治行事者"做政治"的真相，并进一步揭示了政治虚构化和"制造同意"的政治实践，在相当大程度上还原了"后台"政治实践和话语背后的真相。当今时代，处于各种新媒体环境下的政治家"做政治"，面临着技术的双刃剑而使得"做政治"充满了话语风险。也正因为如此，政治的话语分析方式和政治学与语言学结合来进行政治研究，就显得更加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政治研究；话语分析范式；批评话语分析；政治语言学

作者简介：胡键, 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项目编号：19AKS019）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三期

目录

一、从技术(结构)范式到价值范式的转变

二、从阶级范式到话语范式的转变

三、政治的话语分析范式的基本框架

四、政治话语分析的路径：话语—历史分析

五、结论及话语分析范式的学科意义

露丝·沃达克(Ruth Wodak)是欧洲批评话语分析的奠基者之一。近期, 沃达克教授出版了《话语、政治、日常生活》一书。她试图结合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的理论工具, 来分析政治是怎样“做”出来的；她通过对欧盟和欧洲议员的话语“田野”调查, 揭示了政治的“前台”与“后台”在“实践社区”的作用下是怎样进行话语转换的；通过电视作品剖析了“虚构化”的、理想主义的政治又是如何被现实“真实化”的情形。通过跨学科的方法, 作者指出：后台的明显混乱本质上是由实践社区的知识管理构成的；政治家已养成了一种职业惯习；他们的成功取决于他们在政治场域中的地位；互动中预设了许多知识；人们被排除在“后台”的话语实践之外, 是人们对政治产生幻灭感的原因之一, 也是人们对虚构化的政治越来越感兴趣的原因之一。该书是对政治现象跨学科研究非常有建树的理论著作, 尤其重要的是该书超越了对政治的一般分析, 走向了“寻常政治”的话语—历史分析, 使政治丧失了高悬在庙堂之上的神秘感。沃达克关于政治的话语研究, 虽然不能说是一次范式革命, 但的确是把政治研究引向了一个全新的分析范式。不过, 在具体分析的时候, 沃达克由于没有对“政治中的语言”进行分类, 而仅仅是对政治家在“政治中的语言”的分析, 缺乏对公众的“政治中的语言”的分析, 因而使得“做政治”中的“做”之分析缺乏完整性。

一、从技术(结构)范式到价值范式的转变

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出版以后, 政治就成为政治学讨论的专门问题。或者反过来说, 《政治学》开创了一门新兴学科即政治学, 用来专门讨论政治问题及其原理, 从此政治与伦理至少在学科上开始分离。不过,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政治是一种操作性技术。尽管他也讨论社会团体的“善”和政治团体的“最高尚的善”, 但他所讨论的更多的是关于家庭、城邦的构成等技术问题, 却很少讨论政治中的伦理问题。换言之,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主要是研究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即组织的构成问题, 至于组织的价值取向问题、政治家的行为问题的研究则归属在伦理学研究之中。因此,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分析范式可以视为技术分析范式或者又称为结构分析范式。

结构分析范式着重研究政治结构, 包括国家体制、政治体制、权力机制的构成, 以及结构的正当性问题。体制构成的研究、结构性范式的研究是政治学的基础性研究, 而关于合法性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从来不认为有一种最好的政体, 而是说可以寻找到一种最合适的政体。他指出：政治(政体)研究“第一要考虑, 何者为最良好的政体, 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 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那些素质。第二, 政治学术应考虑适合于任何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所可以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 他还必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应的最良好政体。第三, 政治学术还该考虑, 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 应以哪些政体为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 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从这段话可以看出, 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存在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最良好政体”, 只有从实际出发去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良好政体。也就是说, 亚里士多德所研究的整体构成是“去价值化”的研究。当然, 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的合法性研究后来被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承继。不过, 他们在研究合法性问题的时候, 则强调权力的来源和政治活动的形式(如选举、信任、认同等), 这些更带有价值的内容, 这也意味着结构范式的研究转向了价值范式的研究。

对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作出价值判断的研究范式即价值范式研究, 是伴随着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才开始的。尽管柏拉图(Plato)是最早讨论政治价值问题的哲学家, 他在《理想国》中指出, 国家的建立在于谋求实现正义, “在任何政府里, 一个统治者, 当他是统治者的时候, 他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属下老百姓的利益, 他的一言一行都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不过, 柏拉图的“理想国”因过于完美, 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的色彩, 因而在柏拉图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也仅仅是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而悬挂在政治的头上, 很难有实际的政治运作。当然, 作为政治价值的正义, 柏拉图的思想在行为主义政治哲学那里继承得更加多一些。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诞生于19世纪30—40年代的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主义哲学。在他的哲学思想当中, “实证”(positive)是核心。在他看来, 科学知识就是实证的知识, 实证哲学就是要找到达到实证知识的原则。他的《实证政治体系》一书虽然是关于他自己私人生活的, 但该书特别强调人类情感的作用。这对后来的政治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行为主义政治学早期代表人物是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他们都强调运用实证方法研究个体或团体政治行为, 而且主张吸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心理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穆勒本人则是兼具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于一身的思想家, 正是他把实证主义思想最早从欧洲大陆传播到英国。他关于政治伦理的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就是《论自由》。这本书第一次从个人的价值的角度来研究政治问题, 正如书中所说：“即使整个人类, 除一人之外, 都持有一种意见, 而只有那一人持有相反的意见, 人类也没有更好的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 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 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这是因为, 穆勒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而得出上述观点的, 即“从长远来看, 国家的价值, 归根到底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为了在各项具体事务中使管理更加得心应手, 或为了从这种具体实践中获取更多类似技能, 而把国民智力拓展和精神提升的利益放在一旁；一个国家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为驯服的工具, 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 而使人民渺小, 终将发现, 弱小的国民毕竟不能成就任何伟业；它为了达到机器的完善而不惜牺牲一切, 到头来却将一无所获, 因为它缺少活力, 那活力已然为了机器更加顺利地运转而宁可扼杀掉了”。

行为主义政治学实际上是十分混杂的, 关于价值问题, 并非所有的行为主义流派都关注。相反, 有的行为主义流派恰恰就是要去政治价值化, 而强调方法上对政治的解释功能, 尤其是强调动态化、定量化、科学化方法与技术的使用, 主张抛弃传统政治学浓厚的道德与哲学色彩和纯学术性的研究。然而, 行为主义政治学“并没有拿出足够有力的替代概念和思想, 所谓‘科学’观念只是方法论的补充或更新, 而不是本体论的哲学, 不是认识论的原理……‘只有方法, 缺少理论’”；从方法论上考察, 行为主义政治学由于“特别强调程序、数据、系统、变项等‘铁的事实’和‘实验效应’……而可能使研究人员变得比较‘机械’, 缺乏灵活性和‘多义性’……”然而, 20世纪70—80年代骤然兴起的政治哲学, 一改行为主义的实证性而强调集中关注政治价值和政治的本质问题。政治研究回归到了启蒙时期的价值关怀, 从而实现了从技术(结构)方式向价值范式的转变。

价值范式的研究究竟是指什么呢？这就涉及价值是什么, 以及政治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指出, 价值就是指权力、财富、技能、知识、安全、声誉等有形或无形的事物, 而政治就是“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这句话揭示了政治研究的价值范式的本质就在于如何认识价值和理解价值的分配。关于如何理解价值的问题, 在政治研究中一般会存在着这样一种争论, 即是否存在着普适性的价值。如果不存在任何普适性的价值, 那么政治就是千差万别的, 是无法进行对话的。这恰恰就是二战结束以来不同政体之间难以弥合的矛盾的原因, 冷战则是政体和政治价值之间的热战。当今各种冲突、争端, 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 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政治价值矛盾的延伸, 而实质则是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总体性爆发。如果人类的不同政制之间存在着某种人类所普遍认同的价值, 那么, 这种价值是什么呢？现代政治生活是西方首先开启的, 现代政制的价值也是西方占据着优先的话语权。因为, 现代政制的价值萌发于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政制, 西方现代政制中的价值如民主、自由等与古希腊时期的政治价值是一脉相承的。所以, 每当论及此类政治价值的时候, 西方就会将自己的价值作为普遍性意义的政治价值, 从而上升为普世性的政治价值。对东方国家来说, 由于现代政制创建较晚, 很难按照西方的政治价值来进行政治运行。于是, 东方落后国家就产生了自己的独特的政治价值, 即便价值的外壳即概念是一样的, 但东方各国的价值内涵是从自己的政治实践中产生的, 也就产生了各自特色的“民主”、“自由”等。在这种情形下, 东西方的价值论战就难以避免, 西方认为东方是以所谓的“特色”来拒绝人类普遍意义的政治价值, 实际上就是拒绝“普世价值”。而东方则用自己的“特色”价值及其卓著的实践成果来驳斥“普世价值”的普世意义。

启蒙主义对政治的价值聚焦于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因为政治合法性直接指向权力, 尤其是权力的来源问题。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最早提出合法性概念, 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就指出：“人是生而自由的, 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 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我不清楚。是什么才使这种变化成为合法的?我自信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卢梭认为, 只有“公意”才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只有人民才有权决定谁来统治他们。后来,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则从经验性角度分析合法性的基础, 即对传统的遵从、对卡里斯马(Charisma, 超凡魅力)的信服和对理性的追随。但是, 韦伯的经验主义认为, 凡是被大众所相信的、赞同的, 能保持大众对它的忠诚和支持的就是合法性的统治。这一点被后来的哈贝马斯(Jǜrgen Habermas)批判为“历史解释的无标准性”, 因而被随后的法西斯主义所利用。为此, 哈贝马斯指出：“合法性意味着, 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 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 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的被承认。”哈贝马斯在这里特别强调了政治秩序的价值也就是政治的价值。20世纪60年代, 随着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的出版, 以主要关注政治价值为内容的政治哲学才重新“回望”启蒙主义时期, 而着力于探讨政治的价值及其规律。

二、从阶级范式到话语范式的转变

政治研究除了西方主流的价值范式之外, 几乎与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同时期, 还有另一种研究范式, 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阶级范式。所谓阶级范式, 就是强调阶级的政治功能, 并通过阶级分析来理解政治权力关系。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虽然阶级分析不是马克思的原创, 马克思自己都承认,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层存在或发现各阶层间的矛盾, 都不是我的功劳, 在我以前很久, 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层的历史发展, 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社会阶层作过经济上的分析”。但是, 阶级分析的范式则是马克思所开创的。马克思关于政治分析的阶级范式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其一, 从经济来考察, “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 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 也就是以经济为标准可以划分出不同的阶级。“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 一句话,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 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 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其二, 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 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 与私有制密切相关。所以, 马克思指出：“阶级对立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 是建立在迄今存在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由这种方式所决定的交换关系上的。”不过, 阶级斗争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 “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 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 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 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阶级虽然是一个经济范畴, 但马克思是把经济与政治统一起来进行政治分析的。马克思尤其强调“政治解放的民族并不意味着获得人类意义上的解放”, 当然, “人类解放的前提是政治解放, 而对于落后民族来说, 实现政治解放的路径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 马克思强调, 落后民族的解放运动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其三, 阶级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具有四个要素：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地位的不平等；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不同；产品分配不公平等。这样的经济关系就必然造成阶级对立, 而“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的, 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不过, 这句话后来被人误解为“共产党人的理论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这实际上是断章取义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说消灭私有制是有前提的, 其前提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个意义”即指“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如果没有“这个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并不主张消灭一切私有制。因为, 在这段文字的后面, 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还指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 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从这里可以看出, 马克思关于政治的阶级分析范式在学术界是存在颇多理解上的争议的。

其四, 阶级不是永存的现象, 而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消亡的。马克思也承认资产阶级编纂学家早就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发展历史,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 而马克思认为他的贡献就在于他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矛盾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社会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在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分析中, 不仅阶级会消亡, 而且作为政治权力运行环境乃至载体的国家也会消亡。

马克思关于政治的阶级分析范式对后来政治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范式强调的是政治冲突的一面, 其结论是只要资产阶级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然而, 马克思以后的西方学者如马克斯·韦伯虽然承继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 但他对马克思根据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而将社会分为两大对立阶级的简单划分范式持反对的立场, 因而韦伯也就不认为政治必须在两大阶级之间来作出解释。所以, 韦伯在阶级分析范式之下强调的是社会整合。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这一方面可以说与韦伯的立场是一样的, 他认为：“多样性的发展是文化进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个人对于别人的价值, 大多是由于他和别人有所不同。秩序的重要性和价值会随着构成因素多样性的发展而增加, 而更大的秩序又会提高多样性的价值, 由此使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变得无限广阔。”而“占数量多数的穷人从增长中获得的益处大于占数量少数的富人。资本主义创造了就业的可能性”。由此可见, 同样是对政治的阶级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最终走向的是革命, 而按照韦伯和哈耶克等人的阶级分析走向的是“阶级否定论”。

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范式并非是要使政治“去价值化”, 恰恰相反, 阶级分析范式是以价值为前提的。所不同的是, 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范式是在价值批判的前提下建构一种新的政治价值, 即对资产阶级政治价值自由、民主、人权批判的基础上, 建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关于价值批判, 马克思指出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中所界定的那种自由“是孤立的、封闭在自身单子里的那种人的自由”；“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 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 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类似的批判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非常多, 但从中我们不难发现, 马克思所批判的价值并非是价值的内涵, 而是价值的外壳即价值的符号。换言之, 马克思并不是批判作为价值的自由、民主、人权, 而是批判承载资产阶级价值的那种自由、民主、人权的政治话语符号。而马克思所要建构的无产阶级政治价值, 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 也不是建构政治价值的内涵, 在尚无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情形下, 只能是通过建构政治价值符号来赋予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这虽然不能说是政治研究的话语分析范式的开端, 但笔者认为这是政治与话语相结合而成为“政治语言学”(political linguistics)的肇始。这是因为,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 政治语言从来没有如此地突显出来, 而马克思、恩格斯出于社会主义革命动员的需要, 创造了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 而在理论之前则构筑了一套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话语, 从而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话语史无前例地凸显出来并传播到东方各国。

那么, 这与政治的话语分析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从马克思的文本来看的话, 马克思绝对是政治话语分析的大师。虽然按照沃达克所说的, 政治话语分析始于20世纪50现代, 但对“政治家的语言”和“政治中的语言”的研究, 马克思是开历史先河的思想家或者直接就是“政治语言学”家。换言之, 马克思不仅是政治研究的阶级范式的开创者, 也是政治研究的话语分析范式的开先河者。

三、政治的话语分析范式的基本框架

政治的话语分析实际上就是指话语是如何剖析政治的。在这方面, 沃达克从“做政治”入手构建了一个话语分析的范式即话语分析的基本框架。在政治研究的话语分析之中, 沃达克预设的一个前提是：政治是宰制性的, 也就是政治在权力非对称状态下充满了符号暴力。在这样一个前提下, 沃达克构建一个话语分析范式来揭示“寻常政治”的本质。这个话语分析范式的内容如下：

其一, 政治的“前台”。沃达克关于政治的“前台”或者“前台”的政治, 是基于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的“善”“恶”观来认识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的善与恶的价值判断不是恒定的, 而是根据语境和环境来确定的。因此, 对于一个极权政治而言是“善”的东西, 而对于一个民主政体而言就可能是“恶”的东西。但是, 一切的政治和政治家对外所展现的总是他的“善”的一面, 其所展现的方式最初一定是其政治的话语和政治家所运用的话语。因此, 沃达克指出, 那些政治家们所愿意展现给外界的所有的演讲稿、电子邮件、视频、文章、政治辩论、新闻发布会、标语、政治广告等构成了政治“前台”的最重要的语体。展现出来的目的就是用来对受众“进行舆论引导”或者对受众进行“符号(话语)干预”, 最终是要说服受众, 使受众相信政治和政治家的“善”。然而, 沃达克说, 所有的政治都是追逐权力的, 所以政治的本质往往是隐藏在“前台”之后并用另一种话语掩饰起来的。这就构成了政治的“后台”。

其二, 所谓政治的“后台”, 狭义而言, 是专指“走廊政治, 即政治家在走廊上非正式相遇的许多对话和闲聊”。但是, 广义而言, 从沃达克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发现, 政治的“后台”内容非常丰富, 还包括政治家不愿意公开的一切资料, 以及公开资料所隐藏的一切真实。换言之, 政治“前台”是一种“表演”, 是表演的政治, 而这种政治是用符号尤其是话语表现出来的。政治的“后台”才是真实的政治。那么, 是什么样的桥梁把“前台”与“后台”联系起来的呢？沃达克借用“实践社区”的概念来表达联系政治“前台”与“后台”的桥梁。

其三, “实践社区”就是指“有着相同的关注点或对事物有着某种同样热情的人的集群, 通过经常性的互动, 他们学习着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在“实践社区”中, 连接“后台”与“前台”最关键的是知识和知识管理。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不仅要有知识, 而且还要善于进行知识管理, 从而能够说服民众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关于知识的问题, 沃达克区别为三种知识, 即组织知识、专家知识、政治知识。所谓“组织知识”, 就是指共享的知识, 包括有关事件与辩论的共享知识、有关规则的共享知识, 以及与互文性相关的有关政治家的特定立场和观点的共享知识。通俗地说, 就是一个政治家、政治事件有多少关注度, 关注度的高低与组织知识的多少存在正相关性。也正因为如此, 政治事件和政治家及其议题的曝光度越高, 政治家“做政治”的成功率一般就会更高。所以, 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情形：政治家往往会制造某种政治效应, 从而引起民众的关注。这种情形也是制造政治符号, 以达到对民众产生符号暴力的效果。大多数情形下, 政治家会借助于“象征政治”(symbolic politics)来拓展自己的组织知识。除了“组织知识”外, 一名政治家必须要有娴熟的政治议题的设计能力、相关议题的实践知识, 以及运用这些知识的演讲、游说的能力。这方面的知识就是政治家所必须掌握的“专家知识”。这种知识往往能够显示一名政治家的未来的政治能力和政治水平。从某种角度来看, 这是一名政治家所拥有的“硬实力”。在拥有前二者的知识以后, 如何说服受众接受自己的观点, 取决于政治家的游说、辩论、宣传, 这方面的知识就是“政治知识”。这也可以称为政治技巧, 虽然在相当多情况下与“宣传”有关, 但其内涵要远远大于宣传。由于所有参与者在“实践社区”中分享着各自的经历、故事、工具等资源, 但总会有“引导者”对参与者进行引导。能够通过话语发挥这种引导作用的就是政治家, 政治家的功能就是通过政治话语在“实践社区”中不断强化某种政治议题, 对公众进行舆论引导。一旦说服了受众, 受众也就对政治家的议题或者主张产生了认同。

沃达克关于政治的话语分析范式所揭示的是什么呢？就是政治的虚构化。从沃达克的分析来看, 政治“前台”与“后台”的内容是大相径庭的。人们对政治家是有期待的, 而政治家的“前台”表演往往被人们赋予了一种自己所期待的客观事实。如果是这样, 那就意味着政治家在“做政治”的时候成功地进行了知识管理, 即把组织知识、专家知识、政治知识成功地调动起来并产生了积极的成效。但是, 人们并不知知道政治家在“后台”的真实情况。“‘后台’是表演者在而公众不在的地方。表演者在这里的活动可能通常只遵循相关机构所独有的那些心照不宣的规则共享知识, 这些知识不向公众展示, 因而对‘圈外人’来说仍深奥难懂且神秘”。传统条件下, 政治家“做政治”的表演只是通过自己的演讲、辩论等传统方式, 在“实践社区”进行展示。“后台”往往更加神秘, 因而也就更容易把政治“做”得更真实, 也更容易使“前台”的表演对公众更加具有迷惑性。然而, 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做政治”的政治家也拥有了全新的手段。一方面, 传统的政治话语继续作为一种“政治知识”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 传统话语也被纳入新兴媒体之中, 同时新技术空间(网络、自媒体等)也在创新政治话语。它们都成为“做政治”的重要话语手段。当年肯尼迪第一次使用电视广告进行竞选(“做政治”), 这是话语技术的一次创新。随后, 世界各国的政治家都在借助于新的技术手段进行话语创新和“做政治”的手段创新。例如, 1999年底普京就在互联网上发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 第一次阐述了自己的治国理念。普京成功地运用新媒体进行“前台”表演, 也满足了俄罗斯的期待。从那以后, 普京一直能够保持超高的民众支持率。可以说, 普京是“做政治”最成功的政治家。在普京之后, 奥巴马也同样利用新技术在“做政治”上获得重大成功。特朗普更是运用新技术、新媒体的“老手”, 他利用“推特”充分地进行了政治“前台”表演。

当然, 互联网、自媒体对政治家而言是把“双刃剑”。一方面, 它确实更容易制造新的政治话语, 也更容易让政治家运用“政治知识”来引导公众。另一方面, 新技术强大的“人肉”功能, 也压缩了政治家的政治“后台”空间, 甚至更容易让公众打开政治家的政治“后台”空间。在这种情形下, “前台”的虚构化与“后台”的政治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政治家的隐私也会被“拔粪”式地抖落出来, 并被公众用来消解政治家的政治权威。从特朗普的情形就可以看出, 尽管在“美国优先”的目标下, 特朗普使美国经济取得了长久以来所没有的骄人成绩, 但其政治声望却出乎意料的低。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他的“后台”政治生活随着其“前台”的表演而被“曝光”了。换言之, 政治的虚构化是建立在政治“前台”与“后台”分离的基础上的；政治的虚构化是政治家构建某种秩序的必要手段, 同时虚构化的政治也恰恰迎合了民众对魅力型政治领袖的心理需求。

四、政治话语分析的路径：话语—历史分析

沃达克不仅构建了一个关于政治的话语分析范式, 而且还借助于这种范式, 来分析政治家“做政治”的话语路径。沃达克本就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奠基者之一, 她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技巧是十分娴熟的。这种分析方法, 被中国语言学界几乎同步引进到国内, 并在国内语言学界的研究中得到比较多的运用。但是, 把这种方法用来研究政治现象的似乎还不多见。在有限的几篇研究成果中, 一是运用批判语篇分析的方法探索英汉政治语篇所反映的中西方政治家的不同个人风格的研究；二是对政治语言学进行评述, 认为政治语言研究学研究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如何运用语言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施加影响), 以及公众如何通过他们使用的语言认识这些政治活动的参与者的情形。另外, 也有文章用批判话语分析, 对1999—2008年十年间两届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分析, 讨论工作报告话语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表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政府关注点形成新的话语并影响话语接受者的行为, 进而通过他们引起和促进社会变革。除此之外, 用批评话语分析来进行政治研究的寥寥无几。这与国内学科的分类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语言学与政治学被视为完全分离的不同学科, 单从学者的知识结构来看, 就很难放在一起来研究。

由此可见, 沃达克这本书翻译到国内来具有重要的价值, 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 在当今中国更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 政治现象的分析在中国一般主要是政治学(包括政治社会学、政治哲学)研究的对象, 目的是剖析权力的运作和权利的分配问题。但是, 很显然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远远不能阐释现实的政治现象, 尤其是生活中的政治。另一方面, 中国关于政治话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政治领袖或最高领导人的文本、话语、语篇等的研究, 缺乏对日常、民众话语的政治研究。同时, 政治家和各级领导干部及各级政府发言人的话语, 往往充满了政治背书的色彩, 缺少鲜活的生活味道, 以至于政治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之间存在着严重分裂的情形。因此, 在中国有必要借助于沃达克的批评话语分析法来拓展对中国的政治现象和“寻常政治”的研究, 以便弥合政治话语与生活话语之间的分离。

沃达克的批评话语分析的前提是, “话语本身是没有权力, 它通过权力人物对它的运用来获得权力”。但是, 这种权力又可以分为“话语中的权力”(power in discourse)、“凌驾于话语之上的权力”(power over discourse)和“话语的权力”(power of discourse)。“话语中的权力”被定义为行事者对意义诠释的争夺。平时学界所讨论的“争夺话语权”实际上就是指争夺“话语中的权力”, 这种权力来源于行事者运用“组织知识”的能力, 如使用合作语言、互动的规则、参与者的人选规则、演讲发言及干预等。此外, 东道主一般会因主场因素而获得“话语中的权力”。也正因为如此, 在国际政治中, 大多数国家都希望作为重要国际会议的东道国来获得这种权力。“凌驾于话语之上的权力”是指行事者“进入舞台的权力”, 这涉及行事者的政治身份、经济地位等。一个拥有较高政治身份或经济地位的人, 他进入相应的“舞台”就会天然地拥有“凌驾于话语之上的权力”。这种情况往往是由于知识与权力(包括政治权力和其他方面的权力)的联姻, 这时候知识就拥有了将自身变为真理的权力。例如, 经济学家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讲坛上等, 都会拥有相应的这种权力。换言之, “凌驾于话语之上的权力”是由其身份与“舞台”的性质决定的。前面所引述的沃达克“话语本身是没有权力, 它通过权力人物对它的运用来获得权力”这句话, 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指这种权力。不过, 所谓“话语本身没有权力”并非是绝对的。沃达克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话语的权力”, 这种权力是指“意义在历史中发展起来的宏观结构的影响, 以及行事者发现其所处的语言游戏之规约的影响”。这句话很抽象, 简单地说就是“话语惯性”所获得的权力, 一种话语在历史变迁中一直保持着一定的“惯性”, 它自然就拥有了权力。因此, 一种政治话语自然获得权力的重要手段就是确保这种政治话语的发展“惯性”, 反过来说, 就是使社会进程对这种政治话语产生“路径依赖”。

既然政治预设某种价值, 那么政治家“做政治”的关键就是引导公众接受这种价值, 也就是通过“知识管理”来有效“制造同意”。我们来看沃达克究竟是如何用话语—历史路径, 来分析政治家用话语来“制造同意”的情形的。

首先是预设话题。政治家总是在政治“后台”预设一个话题并赋予自己的价值取向, 这是政治家“做政治”的目标抱负。当然, 预设话题并非是随意性的, 必须要行事者在“实践社区”与广大的参与者能够产生互动和知识分享。如果预设的话题缺乏“实践社区”的共鸣, 那么所预设的话题就是失败的。假若预设的话题在“实践社区”中具有广泛的“公共性”, 那么就容易在“实践社区”中产生积极互动。这样的话题预设就是成功的。这也表明政治家“做政治”不是随心所欲的, 而是受制于既有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关切。话题预设一旦成功, 话语策略和语言手段就都必须围绕预设的话题及其价值而展开。“后台”预设话题后, 需要行事者在“前台”进行表演, “前台”的表演就需要话语策略和语言手段。

其次是运用话语策略。话语策略就是话语实践计划, “实施这类计划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社会、政治、心理或语言目标”, 也就是如何实现预设话题的目标。在如何运用话语策略的问题上, 沃达克发现行事者有这样几种策略：一是互文性, 即所有文本与预设话题的联系, 包括历史的和现在的。通过这种互文性的联系, 话题与行事者得到连续性的指涉；或者是预设话题在“实践社区”中的连续、反复互动而得到强化。这样“前台”的政治表演就获得成功。二是去语境化, 也就是将一个观点从一个语境中移出, 并在一个新的语境中重现。前者就是去语境化, 去语境化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观点及其相关元素消失, 而是因为话语观点及其元素在预设的话题中特别重要, 从一个一般性的语境中移出, 目的是使之进入一个更重要的语境中被重述, 于是, 观点及其元素就被再语境化。再语境化的过程就是预设话题或者是它的某个观点在其他文本中或者在“实践社区”中的连续再现, 从而使预设的话题得到加强。再语境化以后, 观点不是简单地重复, 而是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正如沃达克所说：“议会辩论、政治演讲或大众媒体中产生的论点, 一种适应语体的方式被再语境化, 与具体的话语主题、语体或文本联系起来。”三是互语性, 也就是围绕不同话题的话语以各种方式彼此相关联。政治家“做政治”如果纯粹是围绕自己预设的话题展开, 那很有可能在反复的说教中导致公众的“话语审美疲劳”。这样“做政治”的方式就会冒失败的风险。而实际上, 政治家也即行事者都会进行“话语风险控制”, 也就是把自己预设的话题以各种方式指涉公众乃至政治对手所关注和关心的话题。这样, 自己的话语将在开放中不断创造和开发新的次话题。

再次是实现话题和策略的语言手段。话语手段所指的是会议、演讲中的言语形式, 会议记录形式, 会议决议等的书面语的形式, 等等。任何语言手段都是为了强化所预设的话题, 要么通过最能被公众所接受的演讲语言来打动公众(沃达克所说的“外群体”即out-group)；要么是通过书面语的形式来强调话题的意义, 以告诫集团和党内成员(沃达克所说的“内群体”即in-group)。话语手段就是通过“政治知识”即政治的“诀窍”来运用“组织知识”、“专家知识”对公众进行舆论引导, 从而为自己预设的话题及其政治价值“制造同意”。

值得注意的是, 沃达克在政治话语分析的过程中把“政治家的语言”与“政治中的语言”严格区别开来, “政治家的语言”尤其是政治家的“前台”语言, 纯粹是为“做政治”服务的, 政治家的“后台”语言是很难在“实践社区”中曝光的, 而正是政治家的“后台”语言是预设话题和价值的关键。至于“政治中的语言”, 既包括“政治家的语言”, 也包括“实践社区”中公众关于相关政治话题的语言乃至更广泛的民众关于相关政治话题的语言。遗憾的是, 沃达克的政治话语分析尽管是关于“寻常政治”的研究, 但主要还是集中于“政治家的语言”的分析, 而没有关于社会公众的语言的分析。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于她主要揭示政治家是如何“做政治”的, 公众只是被动地接受政治而不能“做政治”的群体, 所以沃达克没有将公众的语言纳入话语批评分析的框架。然而, 政治家及政治行事者如果不考虑公众的语言, 那么“做政治”就是空洞的, 也是不可能成功的。事实上, 预设话语之前, 政治家和政治行事者都已经把公众的语言、话语考虑在内, 否则就难以进行预设, 甚至只是政治家的观念建构。因此, 研究者同样需要把公众语言纳入分析的框架, 将“政治家的语言”与公众的语言的互动性进行分析, 才有可能彻底揭示“寻常政治”的真相。当然, 沃达克在此书中最大的贡献在于, 通过政治“前台”的表演揭示了政治的虚构化现象。

五、结论及话语分析范式的学科意义

第一, 政治是否是为了完成某种所谓的“善业”？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开篇就指出：“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 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 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 在他们自己看来, 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然而, 当代政治常常是另外一种情形, 为了权力而不断地“做政治”, 从而违背了政治的“善业”初衷。而政治为了隐藏自己的权力欲望, 必须把对公众的“前台”与真实的“后台”隔离开来, 从而使真实的政治被“前台”的表演完全虚构化。换言之, 公众所看到、听到的政治实际上不是真实的政治, 而是被“前台”所隐藏着的“后台”的真实虚构化了的政治。

第二, 在虚构化的政治之下, 传统的政治研究如结构范式、价值范式、阶级范式等, 都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政治的部分内容, 并不是政治的全部。具体来说, 结构范式只是反映了某种政治的构成要素, 并没有涵盖人类政治的全部结构状况。价值范式似乎是抽象了人类政治的价值而具有普遍意义, 但不同的政治的价值诉求是不一样的, 即便价值的外壳一样, 但价值的内涵可能是被政治所诠释而大相径庭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范式恰恰就是揭示了在阶级社会中价值内涵与价值外壳的区别, 并坚决反对违背价值本意的资产阶级政治所倡导的那种价值外壳, 追求内涵与外壳统一的那种人类政治的价值本真。然而, 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只是社会主义革命和运动的时代, 社会主义的价值只是一种用符号所表达的东西, 其价值的本意尚没有在实践中展现出来。因此,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价值话语, 另一方面则建构一套无产阶级政治价值的话语。用一种政治话语来批判另一种政治话语, 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政治话语分析的先河。然而,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学术界似乎没有注意这一点, 沃达克作为当代政治话语分析的重要学者, 同样也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

第三, 政治既然是“做”出来的, 所以民众往往是在政治信息不对称之中的“单纯者”：把一种美好的政治愿望(即“善业”)寄托在政治家的“前台”表演上, 信以为真地以为自己所面对的就是真实的政治。政治家和政治行事者把“做政治”的事件“做”成功了, 也恰恰是因为很好地利用了民众的“美好期待”。当然, 直接的原因就是政治家和行事者合理地利用“实践社区”, 成功地进行了“知识管理”。

第四, 政治的话语分析尤其是批评话语分析, 不只是为政治研究开拓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更重要的是批评话语分析通过对政治话语的研究, 揭示了话语背后的政治真相, 让公众对政治家的“后台”政治获得了一定的知晓。当真实的政治被揭开帷幕之后, 政治的权威性、权力的威严等都骤然落下帷幕。换言之, 话语及其所揭示的政治真相, 对政治和权力具有无形且强大的解构功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 话语借助于各种新媒体的技术, 正变得日益强大。从这一点来看, 政治语言学的魅力无穷。或许到现在为止它还是一个“没名的学科”, 但它以一种特殊的符号揭示了政治形成的话语空间。

政治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关于这个问题, 柏拉图(Plato)建构了一种完美政治的理想, 亚里士多德则试图构建一种良好的政体结构, 至于后来的思想家集中在政治合法性的研究等, 大致可以分为从结构、价值、利益、权力、秩序等来分析政治。当然, 后来学者关于政治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指向权力的运行及其分配, 这应该是政治的经典问题的研究。除此之外, 心理学与政治学的结合算是比较早的。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一些学者的著作先后问世, 如勒庞(Gustave Le Bon)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1895)、华莱士(Graham Wallace)所著的《政治中的任性》(1908)等；最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应该算是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 他出版了一系列的相关著作如《精神病理学与政治》(1930)、《权力与人格》(1948)、《政治行为分析》(1949)等都是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从而形成了20世纪30—40年代政治心理学的“拉斯韦尔时期”。但是, 政治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则是源于20世纪90年代政治学与传播学的结合而产生的一个学科分支, 甚至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 还谈不上是学科。即使是在20世纪40—50年代形成的应用语言学, 也主要是运用于语言教学、标准语言的规范化、辞书编纂、翻译等。进入计算机时代后, 利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工具来处理自然语言才产生了机器应用语言学, 以及机器翻译、情报检索、文字信息处理等全新的应用语言学的领域和现象。无论是从政治学诞生两千多年来和应用语言学诞生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情况来看, 政治学与语言学从来就没有实现有效嫁接。

然而, 当今的政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语言学尤其是与话语直接相关, 大量的例证表明, 政治尤其是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往往取决于政治过程中的话语。在重大公共事件之中, 话语能力就是施政能力, 就是政治生命。换言之, 一个在应对重大公共事件舆情中游刃有余的政治家, 才是成功的政治家。重大公共事件的舆情是检验一个政治家“做政治”的效果的关键标尺。因此, 政治学尤其是政治研究与语言学研究的结合是现实政治的必然需求。在当今新媒体时代, 话语对政治特别是对政治家的建构和解构作用都越来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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