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诗海 | 明清别集的特殊命名及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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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时期大量别集命名，或未提供作者信息，或未揭示文集属性，甚至两者皆付阙如，以致无法从命名上判断其是否为文集。这些特殊命名，多为作者精心淬炼而成的"文眼"，近乎文章标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意义远不止提供目录学信息，而是承担着记载个人经历、展现时代背景、抒发作者情志、揭橥文学观念等功能，具有丰富的文学史意蕴。

关键词：别集；命名；文学史

作者简介：何诗海,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类书叙录、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ZDA245）；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明清别集编纂体例与文学观念研究”（项目编号：17BZW010）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四期

目录

一 记载个人经历

二 展现时代风云

三 抒发作者情志

四 揭橥文学观念

书名是了解书籍性质、内容或特征的第一道窗口，也是图书编纂体例的重要组成部分。清钮琇《觚剩续编》曰：“著书必先命名。所命之名与所著之书，明简确切，然后可传。若意尚新奇，字谋替代，一有谬误，遂生訾议，不可不慎也。”可以说，著书重命名，命名以简明确切为尚，是古人的一般风气。别集编纂自然莫能例外。

就别集命名言，大约自六朝开始，已逐渐形成一定的规范，通常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用以宣示著作权的姓名、字号、斋堂号、籍贯、地望、官名等，二是用以揭橥别集属性的集、诗集、文集、稿、钞、录等语词，如李白《李太白集》、韩愈《韩昌黎集》、卢仝《玉川子诗集》、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郑樵《夹漈遗稿》、汪逸《北笥存稿》、沈德潜《归愚文钞》、蔡复午《西碛山房诗文录》等等。当然，也有不守常规、“意尚新奇”的命名。如南朝张融《玉海集》，未在命名中提示作者信息，但集名取“玉以比德，海崇上善”之意。宋晁补之、明王佐、清释蕴上都有《鸡肋集》，其名用《后汉书·杨修传》鸡肋食之无肉、弃之可惜之典，有自谦意味。这种别有意味的特殊命名，一般都是文集作者自己拟定，后人为前人编集，则多用常规、平实的命名方式。另外，就时段看，明代以前的文集，虽已出现特殊命名，但数量较少，形态也较单纯；明清时期，则俯拾皆是，千姿百态。有些集子，如明任环《山海漫谈》、庄起元《漆园卮言》、凃伯昌《凃子一杯水》，清平步青《樵隐昔寱》、曹尔堪《客装》、俞楷《俞子第一书》、唐英《陶人心语》等，从命名根本看不出是诗文集，而更像专门著述。这些特殊命名，为考察明清作家的人生经历、思想性格、文学观念、时代背景等，提供了别致的视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一、记载个人经历

以文集命名记载人生的某段经历或境遇，在古人文集编纂中是常见现象。早在南朝，王筠自编文集，即以一官为一集，计有《洗马》《中书》《中庶》《吏部》等集，每集十卷。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宋徐铉《骑省集》、陆游《渭南文集》等，都与作者仕途相关。明清时期，这种以仕宦履历编集、命名的现象更为普遍。如明杨德周《铜马编》二卷，是作者任福建古田知县时，入觐京师，往返记程之作。古田至京，山遥水远，一路上“舍舟遵陆，度天堑，涉濠梁，逾淮泗，涉齐鲁，以望燕蓟”，风尘仆仆，鞍马劳顿，“比至京师，入春明，瞻铜马，仰宫阙之㟴峨，睹衣冠之辐辏，虎拜稽首天子万年而后喜可知也”。可见，“铜马”是帝京景物的象征，杨德周拈出此物以名其集，以纪恩荣。又，清马慧裕曾奉命督工治河，“感寒服药，汗后畏风，旬余不能出门户；偶思治河诸务，或即室中小物，信口成韵，竟得百首，兴遂不可遏”。病愈之后，于督工之暇，“亦复日成数首，至二月中旬，竟得三百余首”，遂编次成集，名为《河干诗钞》。集名记载了一次特别的职事经历。又，清费锡章《一品集》所录，为奉旨出使琉球时所咏之诗，“盖以途路所经，三月杪行抵吴门，得诗六十余首。汪中丞梅岩前辈题曰‘一品集’，纪恩荣，且志期望也”。据《清史稿·仁宗本纪》载，嘉庆十二年(1807)秋七月，天子命编修齐鲲、给事中费锡章册封琉球国王。查清代官制，各科道给事中满、汉各一员，品阶时有变化，顺治时阶次最高，满员正四品，汉员正七品。即以最高的正四品论，因出使而骤至一品，纵为临时晋阶的权宜之策，也可谓天恩浩荡，无上荣宠了。如此恩渥，官场罕见，似乎也预示着辉煌的未来，故吟咏出使之诗，尽管只有六十多首，也不嫌单薄，编纂成集，名以“一品”以“纪恩荣，且志期望”。其感恩戴德是真诚的，且不排除有炫耀心理。

炫耀仕途腾达或荣膺圣眷，这种心理，在明清士人中并不罕见。如，明嘉靖年间，昆山周广以其仕宦经历编集，“自释褐以前曰《初稿》，官县令时曰《鸣琴稿》，御史时曰《排云稿》”，“官江西时，曰《揽辔稿》，曰《阅江稿》，视学福建时曰《外台稿》，官巡抚时曰《内台稿》，官刑部时曰《邦禁稿》”。如此一官一集，未见文采出众，只见官资深厚，文集命名中尽显顾盼自得之态。又，康熙年间，甘肃布政使朝琦以其吏才，得天子赐书“松岑”，意谓“天寿平格，贞松似之”。琦即自名其集为《松岑集》，以志殊荣。乾隆年间，吴锡龄有《容与集》一卷。“容与”，语出《九歌·湘夫人》：“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后世多释为雍容自得状。吴锡龄是乾隆四十年(1775)状元，据翁同龢《容与集跋》，此集乃吴氏“癸巳南归客游之作，其时以中书舍人直枢廷，年才二十一耳”，“先生清才早达，既入翰林、直史馆，骎通显矣”。可见，以“容与”名集，足见吴氏少年巍科、平步青云的志满意得。类似的炫耀自得，虽是人之常情，但衡以儒家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的君子人格，究嫌鄙俗尘下。

与此种鄙俗形成对比的是，有些士人虽官运亨通，位极人臣，却无夸耀之意，反而在文集命名中突出其受挫经历。如明初黄淮有《省愆集》二卷。淮字宗豫，号介庵，洪武三十年(1397)进士，授中书舍人。燕王朱棣称帝后，与解缙、杨士奇等人共值文渊阁，专掌制敕，后转任翰林院侍读，永乐五年(1407)进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读。登第十载而位至台阁，可谓春风得意。永乐十二年(1414)，黄淮遭汉王朱高煦诬陷，羁诏狱十年，直至仁宗即位，始得出狱，旋官复原职，又进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淮遂整理狱中所作诗文，釐为上、下两卷，名《省愆集》，以志遭遇，且反省己过。四库馆臣评曰：“此集乃其系狱时所作，故以‘省愆’为名。当患难幽忧之日，而和平温厚，无所怨尤，可谓不失风人之旨。”充分肯定了黄淮的胸襟和器识。此种器度，与自矜阀阅者不啻霄壤之别。又，明谢迁有《归田稿》八卷。《四库全书总目》介绍此书曰：

迁字于乔，余姚人，成化乙未进士第一，授修撰，官至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谥文正，事迹具《明史》本传。迁之在内阁也，与刘健同心辅政。史称其秉节直谅，见事明敏，天下称为贤相。其文集全稿，嘉靖中倭乱被毁。此集乃其致仕以后及再召时所作。自题曰‘归田稿’，以授其子侄者也。

谢迁与李东阳、刘健并居内阁，同心辅政，促成弘治中兴，天下誉为贤相，谢尤以刚正不阿著称。武宗即位，宦官刘瑾擅权，谢迁多次“触危机而罔恤，当逆锋而直犯”，上书弹劾刘瑾，请诛阉党，未果，遂与刘健一起辞官归田。及瑾败，朝廷屡召迁入阁复职，不得已而奉命北上。《归田稿》即辞官后和再召时所作，而以“归田”命名，且授集子侄，显然不为夸耀富贵，而是以风骨气节勉励后人。

仕宦沉浮固然在文集编纂中打下深刻烙印，然而，古代多数士人无缘功名，即使曾经出仕者，家居生涯也往往久于仕宦经历。故更多文集命名，记载的是官场之外的寻常经历。如宋吕南公《灌园集》、戴昺《东野农歌集》即以家居生活或耕种经历名集。明清时期，这种现象更为常见。明张涵《奚囊蠹余》二十卷，录诗赋十卷，文十卷。其自序曰：“奔走四方三十余年，每以一囊自随。凡得简札诗帖，俱纳其中。积久蠹蚀，因取其字画稍全，章句可读者，录出成帙，故名曰《奚囊蠹余》。”集名透露出作者生平创作状态。又，明李光元《市南子》二十二卷，录诗四卷，文十八卷。吴士元《市南子叙》解释集名曰：“曷名乎‘市南子’也？大宗伯愧菴先生少居市之南隅，所有论著，自托于宜僚弄丸之指，而遂以是名其篇，故称‘市南子’也。”集名记载了作者少年居处之地。又，清方潜曾主讲胶西书院三年，遂将三年内所拟程文二十篇并讲义十二篇，汇为一集，名《胶西课存》。云泉居士《置书怀袖》收录与曾经共数晨夕的挚友的书信，“每当同心离居，搔首延伫之际，惟取往来书札披阅数过，或论诗文，或议时事，或谈山水，或道家常，因其书想其人，觉其人之须眉罄咳，一一如在目前”。这些生活经历，就宏大历史叙事来说，都无关紧要，却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故借文集命名以留存之，为后人考察作者的生平、经历、交游等，留下了珍贵线索。

二、展现时代风云

不管宦海沉浮还是日常生活，都受制于时代环境。常态社会下的个体经历，与改朝换代、战乱饥荒等特殊时局下的经历、体验，往往天差地别。明清时期，许多文集命名，如《石头恨血》《化碧录》《悯忠草》《劫余励存》《灾余杂咏》《删后诗存》等，个人命运中翻卷着历史风云，回荡着时代浪潮，对于认识某些特殊的历史时代，理解这些时代士人的特殊遭遇和心态，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如明末耿章有《石头恨血》二卷，卷一为疏书，卷二为诗歌，皆作于明亡之后。耿章，一名耿章光，明末山西巡抚耿如杞之子，崇祯间任曲沃知县。甲申之难，社稷丘墟，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建立南明政权，补章职方司员外郎，督理四镇军务，不久晋尚宝寺卿，掌符玺印章等。翌年，清军攻克南京，章遂剃发为头陀，隐居避世，而心念故国，“一二故老遗民，时时来过从，泣鹃悲黍，呜咽陈叙，其或闻风慕悦，往往用大言相感发”。如此数年，终为告密者牵引，被捕遇难。章被逮日，其妻、妾以及旧属赵之胜夫妇、仓头陆向夫妇等并投井而死，状极惨烈，不忍缕叙。家难之后，其侄耿道见搜求遗墨，手勒成编，题为《石头恨血》，以表彰忠烈，告慰英灵。“石头”，即石头城，弘光朝都城南京，喻故国江山；“恨血”者，谓国破家亡，饮恨喋血。集名鲜明体现了明清易代之际，耻事新朝的故国遗民回天乏力、沉痛悲怆的内心世界。又，曹大镐《化碧录》一卷，录文11篇，皆书信，如《初请死书》《再请死书》《三请死书》《与长兄彰书》《与家人书》等。另有诗8首，补遗2篇。蒋淦生《曹京山先生化碧录序》曰：

庚寅夏，四营兵溃于邵武之禾坪，大镐以生辰设宴，召诸将会饮，为大兵所袭，被执泸西山中。解至章江门，不屈死。兄大铨与中表檀达祖相继殉国难。大镐在狱时，裂衣襟幅，刺血修家书，处分后事。既见戮，兄大鉴赉书函首以归葬曹村东阬岭下。厥后桂孝廉超万尝上笺仪部，为大镐暨马副将应魁、汪副将思诚、程参将宗熹请崇祀忠义祠。道光己酉，漆明府日榛议修邑乘。曹氏裔以大镐血书并遗诗送志局。血色绀碧，惜为蠹鱼所蚀，文多残缺，读之凛凛有生气，以视杨椒山预书遗嘱，无不及焉。暑夜挑灯，录成副本，颜曰《化碧录》，取苌弘血化为碧之义，亦先生感愤诗语也。

曹大镐为易代之际抗清名将，曾受桂王朱由榔命，收复被清军占领的江西诸郡县，攻城夺寨，每战必胜，被授予总兵官，旋升为直、浙、江、闽四省总督，节制三十六营文武百官。顺治八年(1651)，领兵出闽，于邵武遭清兵伏击，兵败被俘，解往章京。清军劝降，不屈而死。狱中曾三上《请死书》及与家人书，表达百折不挠、以死抗清的决心。蒋氏序文，记叙了大镐艰苦卓绝的抗清活动及慷慨赴义的历程，也介绍了曹氏后裔搜集遗作编纂文集的经过和文集命名的含义。“化碧”，用《庄子·外物》苌弘死后血化为碧之典，后世多指忠臣烈士所流之血。曹大镐本人有《感愤》诗，也用了这一典故。诗曰：

文星黯澹照焚阑，万里霜飞玉叶残。

沧海未蒙新日月，洪都谁念旧衣冠。

怒看宝剑肠犹热，事到伤心胆亦寒。

有血不教终化碧，留随风雨洗长安。

诗歌主旨，与《请死书》等一致，而“有血不教终化碧”，则活用典故，翻进一层，倾诉坚如磐石、矢志不渝的复国之梦，情感更为深沉、缱绻。集名“化碧录”，显然契合曹大镐的抗清经历和铁血丹心，也是对众多抗清烈士的歌颂和悼念。

除了易代之际，咸丰初爆发，持续了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起义，也对社会秩序和士人内心世界造成巨大冲击，并形之于文学创作和文集编纂。如严正基有诗集《悯忠草》(不分卷)，吟咏咸丰年间与太平军作战死亡者。其自序曰：

《悯忠草》若干首，录咸丰元年以来遇粤寇之变而死者。死非一时一地，又不一状：或临阵丧元，或守城殉难，或挺身骂贼被戕，或抗节不降婴害，或闻变合家就义，或受伤越日陨生，或在事积劳物故。总之，捐躯报国者为死事疆场之臣，尽瘁从公者为没于王事之臣。死不同，而所以致死之心则一也。然其中亦正不能无别：有心迹蔑以自明，而为谤议所诋诬者；有形势断难有济，而为同侪所挤陷者；有遗行为世诟厉，而以得死为晚荩者；有生前因人牵率，而以过举自悔伤者；且有地关东南险要，必须标出以显盖猷者；人系时局安危，必得表章以存。公道者为之准情酌理，原始要终，不狃成败之迹，不狥爱憎之私，著其大节，略其小疵，庶几直道犹存，公论不泯，亦《春秋》善善从长之遗意焉。

从序文可以看出，作者关心时局，伤悯战乱，收集了众多战乱中恪守其职、舍生取义者的事迹，尽管其地位身份、遭遇处境、个人心态和临死细节各各不同，而同归于尽忠国事，大节昭昭。《悯忠草》的创作和编纂宗旨，正如集名所揭橥，在于伤悼亡者，表彰忠义，以见“圣朝养士二百余年，敦崇忠节，正气郁蟠，荩臣义士林立，足以光昭日月，辉映寰区”。其编纂体例，每诗皆以人名为题，如《广州副都统乌兰泰》《直隶天津镇总兵长瑞》《江苏镇江营参将袁贵》《广西全州知州曹燮培》等，诗后附有人物小传，介绍其生平及遇难经过，可见作者意在以诗传人，诗集兼有史传功能。在此书后序中，作者进一步提到，“其中名公钜卿，事传国史，原不藉区区一诗，而产自边徼僻乡，人为厮养贩竖，或死不在通邑大都，虽碧血湛郊，丹心贯日，弗为士大夫所称，不过与草木同澌灭耳”。可见，《悯忠草》不仅关注士大夫，更关注那些出生乡野，地位低下，虽忠义死节而默默无闻小人物的事迹，庶几补国史之不逮，以“发潜德之幽光，励忠贞于奕，或于世道人心，不无少补焉”。又，伍承钦《灾余杂咏》二卷，主旨也是表现战乱。其自序曰：

《灾余杂咏》者，记事而已，非敢言诗也。癸丑以前所作，悉付劫灰。嗣于流离转徙间，凡有感触，拉杂识之，藉以道性情耳。

“灾余”之“灾”，指癸丑之难(1853)，太平军攻克武昌，继而破九江、安庆、芜湖，直至占领南京，定为都城。诗中多记载时事之作，如《避贼山居四首》《城陷书愤六首》《别金陵十六韵》等，呈现了战乱中的重要历史场景及诗人的内心感受，可谓诗史，故自序称“记事而已，非敢言诗也”。

除了易代和战乱，清代严酷的文字狱也给文人创作和文集编纂带来深刻影响。陈梓有《删后诗存》十卷，其自序曰：

诗以怡性情，而性情每丧于诗。自八世以后，汩于声色名势之途，而谬托于风露月云，以自文其陋。于是诗愈工而性情愈不可问矣。余之诗只以自娱，而世不以为工。惟吾畊余子每读辄击节，或相对涕下不自知其何所触也……畊余死，世无好予诗者，余诗何足存？己酉秋，因悉取箧中惬意者付之火，其他应酬诸作不足焚者，稍稍编次，题之曰《删后诗》，以示门下群从辈。夫精华去而渣滓仅存，余之诗良可哀已。呜呼，畊余而可作也，安知不哑然大笑。夫焚者之不焚，而不删者之真删也，又安知后之人不以存者之可删而转忆夫焚者之必不可焚也。夫自性情言之，虽自目为精华，犹之渣滓而已。存耶焚耶，又何足论哉。

陈梓主张诗歌要发抒真性情，不能因声色名势而汩没自我。他自己就创作了不少让挚友击节赞叹、相对涕零但不为世俗欣赏的作品。挚友死后，再无知音，遂把自己最惬意的性情之作付之一炬，而编次没有传世价值的应酬之作留存于世。这种“精华去而渣滓仅存”的反常现象，前世罕见，实在启人疑窦。而作者又明确把这种反常点出来，并感叹“良可哀也”，可见有不得已的苦衷。究竟是什么苦衷呢？这要联系时代背景和陈梓的思想性格来考察。陈梓性刚正，敢直言，虽生活于康乾盛世，却激烈抨击满人之得天下。随着文字狱波及面越来越广，越来越血腥恐怖，陈梓显然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不得已删除了那些纵情歌哭但很可能触犯时忌的作品，只留下一些无关痛痒的应酬之作，故自叹“可哀”。但作者对此又心有不甘，故以集名和自序隐晦、曲折地表达出其内心挣扎，为后人认识自己和时代留下线索。在作者心中，所删者才是精华，是真正有传世价值的，却不得不删；所存者是渣滓，无关痛痒，本当删削，却得以留存。这种显而易见的荒唐与悖论，无疑是作者刻意留下的线索，引导后人去猜想所删内容，并探究其原因，从而更真切地认识、感受那个时代的沉重压抑和士人的独特心态。“删后诗存”这一富有张力的命名以及诗集序文，为此种认知提供了意味深长的时代信息和语境暗示。

三、抒发作者情志

借文集命名发抒情志，也是文集编纂中的常见现象。除前文提到南朝张融《玉海集》外，唐王棨《麟角集》、宋施枢《芸隐横舟稿》、高斯得《耻堂存稿》等都属同类性质。明清时期，此类别集更是层出不穷。尽管触发情志离不开个人经历、境遇等外在因素，但这些文集命名的关注点，显然不是某具体事件、经历，而是发抒久蕴心中的情感，表现作者的志趣、人格等。明周履靖有诗集《野人清啸》二卷，又名《闲云稿》。两个名称，都体现了作者幽居山野、遗落世事的隐士心态。周秉《闲云稿后序》称履靖为“梅墟周山人”，“其中惟有烟云竹石，鱼鸟麋猿，往来于胸次而已，故其诗翛然而出，翛然而入，情境俱忘，工拙无倪，不道墨人一字”，赞美其清静自守、不染尘俗的高洁人格及诗品。又，清方潜《顾庸集》十二卷，如只看集名，很可能误“顾庸”为作者，其实是用了《中庸》之典。自序曰：

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又曰：“言顾行，行顾言。”言恶可易哉！修辞立诚，君子所以居业也。淫于释者，其辞肆。淫于老者，其辞旷。总之，不安庸，不顾行耳。集曰“顾庸”，以策其后。而丁巳以前，汇存一册，聊识向误多歧，不免于肆与旷云。

作者坦陈曾受佛教、道家思想误导，流于淫和旷，所幸迷途知返，重申儒家修辞立诚、中正平和的为人、为文标准，故以《中庸》之典名集以自警诫。

儒家思想是古代士人安身立命的根底，即使受佛、道影响者，也往往是兼容并收，其人生理想、立身行事、道德伦理等，也很少彻底摒弃儒学教义的。清俞益谟有《青铜自考》十二卷，为诗文集。“青铜”指青铜峡，位于黄河上游，作者家居所在，因以自号。那么，“自考”有何寓意？自序曰：“其自考云何？余少寡学，无所见闻，偶尔蜗涎留壁，鸿爪印沙，仅以验一己之居恒臧否，职修勤怠，非敢持此以问世，窃附著作之林，而妄与夫立德立功立言之选也。”可见，“自考”即反躬自省，考镜善恶得失，是儒家进德修业的传统路径。尽管作者表示不敢附著作之林，妄与三不朽之选，其实，这种谦逊，恰恰说明他所在意、追求的，正是儒家传统价值观，并为此勤勉自持，毫不懈怠：

吾人日读古人书者，考厥古人立心行事也。苟一己之居恒臧否，职修勤怠，茫无稽验，何异舍己田而芸人田，无乃蔽甚。余之所为自考者，自筮仕至于今日，积经三十余年。蜀巅之蚕丛鸟道，粤峤之瘴雨蛮烟，六朝金粉之墟，燕赵悲歌之域，迄于云梦洞庭之广野，沅芷湘兰之奥区，岖嵚坦彝不一途，荼苦蔗甜不一境。居偏裨而为禀奉，叨节钺而为设施。敬慎之奏飏者几何章，咨檄之详核者几何事。或写遐心于尺牍，或拈俚咏于芳时。好丑异态，喜愠殊情，昔之所是，未必不为今之所非。今之所予，又未必不为后之所夺。举生平之立心行事，瑕瑜厮溷，指摘无凭，非藉自有灵明，质证畴昔，指爪岁月，悠悠浮生，忽忽不几等之蜉蝣，旦暮蠢然食息也乎哉！余云自考，实非矫诬。

可见，作者读书作文，家居出仕，乃至一言一行，喜怒哀乐，无不反省是非，稽验得失，庶几去恶从善，日新其德。难能可贵的是，如此严格自律的修身养性，坚持了三十多年而不懈怠，可见作者是虔诚、笃实的儒学践行者，《青铜自考》是作者一生勤勉践行其儒家理想人格的实录，绝非空谈仁义道德或心性修养的矫诬自饰之辞。

传统士人多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修齐治平，是儒士的人生目标，也是其诗文反复咏叹的主题。明朱纨《甓余杂集》十二卷，集名典出《晋书》卷六六《陶侃列传》：“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其励志勤力，皆此类也。”黄绾《甓余杂集叙》曰：“嗟乎，公真志士哉，公真忠孝人哉！夫谓之甓余者，托运甓以励志，又以其余集此也。盖小可占大，远由迩求，此编先之。”可谓深契朱氏之心。又，清孔传铎有诗集《申椒集》二卷。集名语出《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茞。”顾彩序引王逸注曰：“申，重也；椒，香木。其芳小，重之乃香。言三后之纯粹，其德犹必举贤自辅，如申椒之重沓而争芳也。”可见，孔传铎以“申椒”名集，继承了《离骚》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作为袭封“衍圣公”的孔子后裔，其心志也与屈原相通，不仅自己在德业上奋发自励、勇猛精进，还要广结同志，遍求友声，长养善类，庶几风从响应，化育天下，所谓集众芳以成其香、“求其类以相资者”。这既是孔传铎的个人志向，也是衍圣公的职责所在。《申椒集》之命名，即蕴含了这一主旨。

用世之志，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往往饱受挫折和打击。壮志难酬、怀才不遇遂成为古代文学反复吟咏的主题。明刘荣嗣有《剑吷》五卷，集名典出《庄子》“剑首一吷”，比喻微不足道的言论。荣嗣为晚明大臣，与左光斗、杨涟、鹿善继等不顾安危，力排魏珰，声著朝野，后因督理河道被诬入狱，事功受挫，故借《剑吷》以纾“精灵之郁气”“患难之哀音”。“剑吷”一语，以自谦自贬的方式，表达“老臣忧国苦心不能见谅于明主”的抑郁和无奈，无愤懑激越之气，可谓“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沉郁悲壮而不邻于激”，深得大臣之体。又，明许以忠《希骥鸣》一卷，录五言律诗三十首。卷首曾绍芳《希骥鸣引》云：“余尝悲骥足之不展，不得已而有鸣，属意于同志许君信之和之也。乃君信援笔而成三十韵，命曰《希骥鸣》，且识数言于章末，更觉可人心意。”解释了触发此集产生的机缘，即襟抱未开的感慨。所谓“识数言于章末”，指许以忠在卷尾题有识语，其文曰：

先是，京兆曾公时迁别驾之阶，犹非展足之地，意似不平，托骥而先鸣者，谬以许生为同调，因命依韵而和之，是谓《希骥鸣》也。大约前数章鸣幼而权奇，颇有名驹之誉。次数章鸣长而超轶，猥蒙神骏之称。顾历试风檐，未叨一第。幸策名天府，得绾半纶。虽用以识途，实惭乎负乘。奔碮多刺，叱去应宜。讵加光禄之衔，实假幽并之策。事出望外，喜动私衷。以故末后数章，不觉尽露舞蹈不羁之态，自顾非长驱远到之才。嗟嗟，许生技止此耳。

曾绍芳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初仕乌程县令，累任通判、户部主事等，长期屈居下僚。文中所谓“别驾”，本指汉代始设的州刺史佐官，又称别驾从事，唐后废置。自宋代开始，各州设通判，职任似别驾，后世遂以别驾为通判之习称。曾绍芳虽由县令迁通判，然州郡佐官，非其所愿，故借咏骥足之不骋以“述升沉显晦之遇，叹古今名实之殊”，又命其友许以忠依韵和之。以忠虽自幼颖异，而科场更为坎坷，屡试文闱，未叨一第，后虽以贡士出仕，也是久伏下僚，故绍芳引为同调，时有唱和。《希骥鸣》和诗三十首，虽有因加光禄之衔而喜出望外的内容，但更多作品，是吟咏怀才不遇、科场蹭蹬的坎坷经历，所谓“自顾非长驱远到之才”“许生技止此耳”等，表面自谦自抑，实际更多的是牢骚不满。而集名“希骥”，即仰慕驰骋千里的骐骥，也曲折体现了这种心态。又，明清之际，李生光有诗集《西山阁笔》一卷，情感更为沉痛。生光自幼颖异，不仅其父“固以光大属望”，本人“亦私怀妄志，不欲自负”，“无奈命与心雠，颠踬者屡屡，困顿者如故”，沉潜八股数十年，而无缘科名。尽管如此，“犹思鲁阳之戈可挥，不甘空老牖下”。无奈甲申之变，天崩地裂，彻底断绝了仕进之途，“向来热肠，顿成灰冷；于是蛰卧西岩，自类于山僧野道，不复问人世事矣；偶有所感，发而为句，非裁诗也，聊以舒泄腔子中悲愤愁郁之气而已”。又有邻老以诫以作诗无益，遂决意“谢管城子于高阁，不复敢从事于斯矣”，并“将往时所吟，名其帙曰‘西山阁笔’云”。可见，“西山”即西岩，作者晚年隐居之地。“阁笔”即“搁笔”，表示废辍诗文，不再吟咏的决心。这种决心，体现出读书人对传统士大夫理想的彻底绝望和哀悼。导致绝望的，既有科场坎坷的个人因素，也有山河易色的时代悲剧。

四、揭橥文学观念

明清时期，还有许多别集的命名，体现或暗示了作者的文学观念、立场及特定时期的文学思潮。明顾梦圭有《疣赘录》九卷、《续录》二卷，集名语出《庄子·大宗师》“附赘县疣”，喻累赘无用之物。顾氏致仕家居后，潜心“考求六经孔孟之旨”，深悔自“弱冠入仕，不能讲明实学，区区徒取魏晋诗人之余，摹拟锻炼以为工，少年精力耗于无关之地”，实乃道之累赘，故以“疣赘”名其集，以示追悔和警诫。其中虽不乏自谦、自抑成分，但足以显示其重道轻文、重学轻文的价值观。又，明周汝登《东越证学录》十六卷，前五卷“会语”，记录周氏师从王畿时的师门讲学之语，后十一卷收录各体诗文。从篇幅看，诗文显然为主体。然而，周氏编集时，不但以讲学内容冠首，更以“证学录”名集，使文集貌似著述，诗文沦为学术的附庸。可见，周汝登更看重其文集的思想、学术价值，更愿以心学传人而非文人面貌呈现于世。这种观念，自理学兴盛后，一直有着广泛影响，对诗文和文人地位造成了极大冲击。

明清时期的诗学思潮，有一条主线，即盘旋、激荡在复古与反复古之间，而复古思潮内部，又有宗唐宗宋等分歧。这些分歧、争议，在别集编纂和命名中都有所体现。如明丁养浩有诗集《西轩效唐集录》十二卷，集名“效唐”，即取法唐人之意。自高棅《唐诗品汇》问世后，明诗发展，逐渐走向了宗唐之路。丁氏的文学活动，集中在成化、弘治年间，其诗学思想，显然受了宗唐风气影响，故以“效唐”揭橥其学诗祈向。清宋大樽有《学古集》四卷，“凡拟古歌谣为杂体一卷，拟汉魏六朝为五言古诗一卷，拟太白为七言古诗一卷，拟王孟诸家为五言今体诗一卷，式之以古”。可以看出，集名“学古”，主要体现了明代七子派古诗宗汉魏、近体宗盛唐的诗学主张。这种偏执主张，在明代就遭致抵抗。如公安派反对机械拟古，高倡“性灵说”。其中袁宗道爱白居易、苏轼诗文，名其书室为“白苏斋”，又名其集为《白苏斋集》，显然有意挑战七子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泥古立场。清钱兆鹏有《述古堂文集》十二卷，以堂名集，也标榜学古，但其内涵，与宋大樽《学古集》迥异。在钱氏看来，“古”是一个相对的，变动不居的概念，“老彭时虞夏以上为古，夫子时西周以上为古，今则元明以上为古也”。对清人而言，元明以上也可以谓“古”。“古”之内涵与外延既不断变化，则不同时代学古的对象也随之变化，所谓“古不同，述亦不同”，如“诗之至者，前有曹阮，后有李杜；古文之至者，前有马班，后有韩欧也”。钱氏的学古立场，显然也与七子派针锋相对，故引力排七子的归有光为同调。明清之际，随着反思和讨伐七子派弊端的深入，归有光文誉日隆，逐渐被古文家奉为问途唐宋以求自立的典范。钱谦益、黄宗羲、汪琬、邵长蘅等都高度评价了归文的艺术成就。张符骧《依归草》、薛熙《依归集》等，则在文集命名中明确揭橥宗法震川的文章学取向，从中不难窥见明清之际古文思潮嬗变的消息。

明清文学批评界诟病七子派，除了理论上偏执、狭隘外，还有创作上刻意古范，字模句拟，泯灭自我，生气索然，因此特别强调诗文要独抒性灵，表达作者心声。这种主张，也体现在文集编纂和命名中。如清彭鹏《古愚心言》八卷，分体编次，计有誓、疏、牒、状、跋、述、语、题辞、传、志铭、祭文、序、记、说、约、吟、书、启、札、条议、告示等文体。其自序曰：

古愚甚恶夫文出而似之者，谓秦谓汉，谓晋魏六朝，谓唐谓宋，谓元明；诗出而似之者，谓汉魏，谓六朝，谓盛唐中唐晚唐，谓宋谓元谓明。无论未似，即似之，亦他人之形，他人之心，而非吾形与吾心也。

彭鹏字奋斯，号古愚，以字号名集，在文集编纂中很常见。故其特殊之处，不在于此，而在“心言”二字。从自序可以看出，彭鹏对明代以来派别林立、争论不休的复古风气深感不满。复古者不管学秦汉、学魏晋六朝还是学唐宋，就算学得再像，也仅是古人之形制，古人之音声，而没有今人的性情、心声，没有作者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样的作品，譬如泥塑之像，木雕之花，即使妙入纤毫，也没有生命和情感，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价值。彭鹏自己的文章，大多直抒胸臆，信笔挥洒，“辞气侃侃”，不事模拟和雕琢，“足以见其为人”，故用“心言”自命文集，强调言为心声，要有发自内心的情感，不可邯郸学步，丧失自我。又，清唐英有《陶人心语》六卷，前五卷为各体诗歌，第六卷为杂文。集名“陶人”，与作者任职经历有关。雍正六年(1728)，唐英奉命监景德镇窑务；乾隆初，调九江关，复督窑务，先后任其事十多年，尽职尽心，精研陶法，凡择土、釉料、坯胎、火候等，无不躬身力行，深造自得，故自称“陶人”。所谓“心语”，与“心言”相类，即发抒情志、表达心声的文字。《陶人心语自序》曰：

陶人有陶人之天地，有陶人之岁序，有陶人之悲欢离合，眼界心情，即一饮一食，衣冠寝兴，与夫俛仰登眺交游之际，无一不以陶人之心应之，即无一不以陶人之心发之于语以写之也。故有时守其心而无语，固澹澹漠漠，浑然一陶人也；有时藉其语以达其心，亦似耕而食，凿而饮，熙熙怡怡一陶人也。或陶人而语陶，故陶人之本色；即陶人而不语陶，亦未始不本陶人之心，化陶人之语而出也。其故奈何？生逢盛世，陶铸成全，熏陶渐摩于其中者，盖十年于陶矣。此《陶人心语》义也。客之览《心语》者脱以诗目之，是不知陶人之心，无惑乎不知陶人之语，而反为予陶人诽笑耳。

可见，《陶人心语》绝无文人常见的矫揉造作、无病呻吟，而是对陶人世界的真实写照，真切、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特殊群体的饮食起居、工作职事、交游娱乐乃至胸襟眼界、悲欢离合等；文字与其所表现的对象，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是作者生活、情感、心灵的自然流露，是无意为文者之文。唐英担心读者忽略这一点，仅仅“以诗目之”，故特以“心语”命集，并在自序中强调所作“皆本陶人之心，化陶人之语而出也”，又在向朋友索序时明确提出“予之语，予之心也，行将去矣，请序其心”。之所以如此再三致意，是因为唐英认识到，世俗之人，“因境而移其心，违心而异其语者，比比皆是，至有摭拾浮言，铺张声势，语是而心非者，则又出于欺世盗名之流，皆有所为而为之，非所论于胼手胝足不识不知之陶人也”。倡扬“心语”，正是对真诚自然、淳朴笃实等美德的推崇和坚守，这种美德，既体现在日常生活、居官任事上，也体现在读书作文上，是人品和文品的统一。正因如此，高斌从《陶人心语》中触摸到了唐英的内心，“其心忠厚恻怛之心也，故其诗与文则皆忠厚恻怛之语也”。李绂“读《起蛟行》及甲寅五月诗，见公忧国爱民之心”，“读《悼亡诗》及忆两兄诗，见公笃于人伦之心；读《崔节孝诗》《施贞孝赞》，见公重节孝、端风化之心；读《龙缸记》，见公好古之心”，故感慨曰：“盖公之诗文，皆公之心所发见者也。命曰‘心语’，岂不宜哉！”这些赞赏，自然包含着对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等传统文学观的认可和推崇。

诗文要吟咏性情，表达心声，而创作主体个人经历、情感、性格、学养等的差异，决定了即使在相同的道德伦理规范下，作者的个性特征及其表达方式、艺术风格等，也是千姿百态、不拘一格的。徐倬《沈香山不羁集序》曰：

夫物之可得而羁者，必非其至者也。九方皋之相马也，取其若灭若没，若恤若失，超轶绝尘，不知其所。若夫受人羁绊而安心于早栈，虽使驰之骤之，整之齐之，中和銮而适控纵，朝荆吴而夕燕冀，而识者已叹之曰，此国马也，而非天下马也。司马迁《与任少卿书》曰：“仆少负不羁之才。”夫唯有此不羁也，故能浮沅湘，上会稽，探禹穴，下至江淮邹鲁，以观夫子之风，而后石室金匮之藏，以成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言，以藏名山，传之其人。向使子长而自束缚之，拘系之，彼亦乌能旷绝百代，以称良史也哉。浣花本出于子山，而不受羁于子山者也。昌黎心折李杜，而不受羁于李杜者也。下而昌谷、玉溪、眉山、剑南，莫不皆然。今之言诗者，画疆分野，曰吾学唐，吾学宋，是皆局促辕下驹耳，不则恋栈之驽骀耳。吾故曰，香山之以不羁名其集，香山之深得夫诗之旨者也。

天马之神骏，人才之卓绝，必有逸出常轨、跅弛不羁之处，否则无以成就其神骏卓绝。徐倬以司马迁、杜甫、韩愈、李贺、李商隐等文学史上最富创造力的一流作家为例，指出他们虽然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也有师法典范，也要遵守一定的轨则，但最后一定会突破规矩，超越典范，才能别开生面，自铸伟词，成为文学史上各领风骚的大家。如果泥于前贤，规行矩步，那只是平庸、驽劣之才而已。明代以来复古派理论争鸣热闹非凡，但就创作实践看，所谓学唐学宋，师古师心，大多只是倚门傍户、无以自立者的标榜而已，并未产生多少令人耳目一新，足以流传千古的杰作。沈香山以“不羁”自命其集，正体现了对尺寸古法、亦步亦趋者的不满，以及追求超迈不羁、锐意创新的诗学精神，故徐卓誉其为“深得夫诗之旨者也”。这种诗学精神，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诗教，闪耀着文学自觉、艺术至上的光芒。

明清时期，有些别集的命名，蕴含着作者的审美理想。如明凃伯昌《凃子一杯水》五卷，分体编次，录文四卷，诗一卷。自序曰：“取予诗若文而名之曰‘水’，其澹然无味者似之也，其澹然无味而无所不生者，难乎其似之也。”作者心目中的诗文极致，譬之于水，表面看洗净铅华，自然质朴，平淡无奇，实则滋生万物，无所不有，庶几老子“上善若水”的境界。又，清丘学山论诗文尚“清”，认为物之孤洁者清，丛杂者浊，诗家之清绝，莫过于王孟，尤其欣赏孟浩然“秋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等诗作。学山之诗，与其文一样，才清气洁，“浸淫高尚，不为物役，自《三百篇》以下，咸探究焉，而卒归之清响”，故自命其诗集曰《清响集》。这些别集名，都以高度凝练的语言，寄寓着作者的艺术旨趣，是一种别有意味的文学表达方式。

综上所述，明清别集有许多特殊命名，或未提供作者信息，如《清响集》《申椒集》《归田稿》；或有作者信息而未揭示别集性质，如《凃子一杯水》《青铜自考》《俞子第一书》；或两者皆付阙如，以致根本无法从书名判断其文集性质，如《东越证学录》《希骥鸣》《剑吷》《石头恨血》《陶人心语》《奚囊蠹余》等。这些特殊命名，多为作者精心淬炼而成的“文眼”，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意义远不止提供目录学信息，而是蕴含着作者经历、性情、人格、文学观念以及诗文创作并编纂成集的时代背景、心理动因等丰富的文学史内容，为读者迅速而准确地把握别集的内容、主旨和特征等，提供了一道别致的窗口，因而具有重要的文艺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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