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笔须论两百年”——王养冲先生的学术遗产

本期 · 精彩

作者简介：李宏图,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五期。

 “下笔须论两百年”

——王养冲先生的学术遗产

特约主持人   李宏图

王养冲先生(1907—2008)自留法归国后，教书授业长达六十余年。在其一生中，先生奋力开拓与着力耕耘法国大革命史、西欧近代思想史、社会学思想史这三个领域。自20世纪50年代后，这些研究领域就被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成为禁区，伴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天，才重新得以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从事这些领域，特别是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寥若晨星。回望四十年前的过去，可以想象先生孤独的身影、执着的精神。同时，就学术研究的范式转换而言，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正在进行史学研究理论的创新和范式转型，而处在刚刚重新起步阶段的中国学界急切需要追赶国际学术前沿。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先生一方面进行学术综述和评论的工作，将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引进来，另一方面又辛勤撰写文章，努力为这些研究领域建立起基本的知识体系、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

作为20世纪的同龄人，先生经历了太多的社会动荡，面对着自己的人生起伏，同时又作为历史学家，这影响甚至决定了他对研究领域的选择与历史观。在先生涉足的几个不同的领域中，法国大革命是先生用力最多、成果甚丰的领域。我常常想，先生为什么要以法国大革命作为自己的第一课题来进行研究？其实就个人的学术积累而言，思想史与哲学史才是先生在法国学习和研究的中心。也许先生一生与20世纪相伴，这促使他思考甚多。犹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一样，内心始终装着这样的疑问，什么是革命？革命的宗旨是什么？为什么中国历经了诸多的革命仍然无法走出“旧制度”？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先生率先写出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系列文章，获得学界赞誉。后又著述法国大革命史，终于在2007年出版了65万字的《法国大革命史》(上卷)一书。

尽管先生在研究法国大革命上投入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似乎给人以印象是先生只关注政治史研究，其实在我看来，先生在内心深处关切的问题还是“社会”。这并非是因为先生在法国留学时，师从拉洛教授研究涂尔干学派学说和欧洲社会学思想理论，1947年回国后又是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而实在是因为，先生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政治动荡，才要着力去思考如何在中国构建起“社会”，走进现代“社会”。因而，他在1979年开始讲授西方近代思想史时，特意加入了社会学思想的内容，后将这部分内容整理为《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于1996年出版。在书中，先生这样写道：“这些社会学家的思想是从他们各自的国家，也从其他西方国家，甚至人类(如孔德、斯宾塞)和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状况出发，研究实际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成果。他们对于他们的历史、时代、社会的其他重大事项的研究，也能够使人们深化对历史、时代、社会的认识。懂得它们，或许有助于更好地懂得西方的制度、社会，有助于开阔视野和思路，推动我们的社会学研究。”短短数语，其内涵十分丰富，也提出了值得我们今后继续开拓的很多课题。

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我们才能理解先生的学术旨趣，理解先生为什么在致力于法国大革命等领域的研究中，还是挤出时间来进行西欧近代思想史研究。在先生看来，既要重视历史实体的运动，也要关注历史运动的思想观念性动力，先生将其称之为“精神运动”。因此，先生希冀通过对思想史这一社会深层内容的研究来更好地理解社会，理解欧洲为什么会走向“现代”，从而为中国找到参照。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先生即投入这一领域研究，直到2000年，先生已是93岁高龄之时，还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法国的“精神哲学”运动》一文，这也是先生最后一篇学术论文，由此可以看出，先生对思想史研究的看重，其不断开拓创新也着实令人钦佩不已。

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庆贺先生百年华诞时，出版了一本文集，其书名《下笔须论二百年：王养冲先生百年华诞献寿文萃》出自金代诗人元好问(遗山)的诗句“撑肠正有五千卷，下笔须论二百年”。这正是对先生学术人生的总结。今天，在思考总结先生的学术品性和研究范式时，我们正面临着新的不同境遇，不仅因为国际历史学界正在进行一次新的转型，其现实的历史运动也恰逢“百年之大变局”，这些都将催生学术的蜕变和发展。正是在这一主旨下，我们组织了纪念先生的一组学术论文。这些文章既是学术的一种接续，回应着生活在整个20世纪之中的先生一生所关切的问题，又是基于当下时代语境所进行的一种新思。例如黄艳红的文章从法国大革命的“美德”入手，在“时间化”的视野下思考着大革命的革故鼎新，新旧转换，从而回答什么是革命这一主题。如果说革命是一种“短时段”的事件的话，那么重回“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将会是阐释历史事件的最好方式与研究视野，恰好国际学术界最近提出重回“长时段”的呼吁，而王加丰的文章则是对此的呼应和深入诠释。崇明的文章则沿着先生对“社会”的思考，着力探讨不同思想家对“社会学”缔造者孟德斯鸠的理解；周保巍和李宏图的文章则将先生所开创的“欧洲近代思想史”推进为“全球思想史”，希冀在全球的视野下，理解“精神运动”，思考现代性，探讨未来全球秩序的构建。

承续与创新，这是学术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动力，也是学术研究的内在特质。作为先生的学生，我想这些文章所展现的格局与新意既是学术代际转换的体现，更是今天对先生最好的纪念与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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