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远 , 金雁 , 陈虹霖 | 多类型和具体文化制度环境下的老年人口迁移流动：一个解释性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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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研究

世界史研究

摘要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流动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明显提高。迁移流动的老年人口本身是具有多样性和差别性的。根据我国流动老年人口不同的流动目的，可以将流动老年人口分为务工经商型、照料子女型和养老型三种类型。基于生命历程、家庭安排和制度因素的分析框架，可以揭示我国老年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因素，以及迁移流动过程是如何受到具体的文化和制度环境影响的。由此发现，我国流动老年人口中有相当数量仍然是富有生产性的人力资源，家庭因素对于我国的老年人口迁移流动具有重要影响，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因素影响老年人口迁移和养老安排；流动老年人口的教育水平、健康状况、迁移距离和流入地区也对不同类型的老年人口流动产生影响。

       关键词：流动老年人口；生命历程；家庭安排；制度因素

作者简介：金雁,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硕士研究生; 陈虹霖,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通信作者：任远, 通讯作者,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家庭为中心的迁移和福利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7ARK002）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四期

目录

一、引言

二、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四、研究结果

五、结论和讨论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迁移流动人口数量快速增长，而迁移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劳动力的就业迁移。进入本世纪后，流动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数量有所增长。我国流动老年人口的数量增长与1980年代以来的迁移流动人口开始进入老年有关。随着流动人口年龄增长，虽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返回流出地，但也有部分人口在流入地城市逐步沉淀和长期居留，成为流动的老年人口(任远、姚慧，2007)。近年来，不少研究已经注意到了迁移流动人口日益具有家庭化的趋势，流动人口已经从以劳动就业为主要目的的个人单独流动模式，转为部分或完整的家庭化流动模式(盛亦男，2014；吴帆，2016)。同时，无论其子女是否已经获得流入地的户籍，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迁入到子女家庭户中实现家庭共同居住(王世斌等，2013；孟向京等，2004；周皓，2002)。

在此背景下，迁移流动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明显提高。段成荣等(2019)利用普查数据推算，我国流动老年人口规模从2000年的503万增长到2015年的1304万。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组织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统计，2015年我国流动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800万，占全国老年人口总量的8.4%(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6)。

我国的流动老年人口的年龄相对较低(杨菊华，2018；孟向京等，2004；苗瑞凤，2012；王世斌等，2013)、受教育程度较低(周皓，2002；杨菊华，2018)、子女经济状况较好(孟向京等，2004；苗瑞凤，2012)。其人口特征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孟向京等(2004)指出，北京的流动老年人口具有高学历、非农业户口为主的特点。王世斌等(2013)则发现，广州的流动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多为城镇户口，倾向于省内跨区流动。苗瑞凤(2012)对上海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家庭中共同居住的农村老年父母呈现出女性为主的特征。我国的流动老年人口特征和针对国外的一些研究结果有一定差别，例如，美国的流动老年人口多为男性、租房居住，并且与原居住地的社会联系较少(Speare, et al., 1991；Kallan，1993)。Shin(1990)发现，向城市迁移的老人通常具有高收入、已婚、拥有高成本住房的特征；相反地，从城市迁出的老年人口则多为低收入、丧偶且与成年子女居住。从这些方面进行比较，我国的迁移流动老年人口的特征和西方的老年迁移人口的特征具有很大的不同。

在老年人口迁移流动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国外研究发现老年人口的个人收入和健康状况是其中的重要方面。Clark和White(1990)指出，与中等收入水平的老年人相比，拥有高收入或者低收入的老年人的迁移概率更高。Longino等(1991)发现，中等残疾的老年人更可能发生迁移，老年人口健康状况下降和发生残疾以后可能会出现向子女生活地点附近的迁移，或者进入养老机构。Speare等(1991)则提出，残疾状况的加重会促进迁移，而已存的长期健康问题(如IADLs, ADLs基线情况)对于迁移并没有表现出影响(De Jong, et al., 1995；Sommers & Katherine, 1992)。Colsher和Wallace(1990)发现，抑郁、焦虑和低生活满意度增加了迁移行为的发生概率。一些学者则发现，老年人口的家庭状况也会影响他们的迁移。Chevan(1995)发现，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影响其迁移，丧偶事件会增加老年人口的迁移概率，老年人口丧偶后一年的迁移概率接近其丧偶前一年的两倍。部分学者还关注到了迁入地特征的影响，如Newbold(1996)发现，迁入地的种族相似性、娱乐设施状况和地理距离会影响老年人口的迁移。另有研究提出，地区税收和政府支出等财政变量对老年人口迁移具有影响，认为美国老年人口偏爱向低财产税、低遗产税、高所得税(Clark & Hunter，1992)和销售税下调(Gale & Heath，2000)的地区迁移。

对我国老年人口迁移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还不多。在已有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发现，家庭因素对我国老年人口的迁移流动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家庭户中是否有老人迁移受到家庭户的面积、家庭户的户主是否已获得本地户籍，以及家庭户中是否有0—10岁的未成年子女的影响(周皓，2002)。老年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照料子女或者提供隔代抚育(靳小怡、刘妍珺，2017)。孟向京等(2004)提出，中国更注重家庭因素，老年人口流动更多地是为了和子女团聚。

随着迁移的老年人口数量增长，老年人口的迁移流动已经吸引了学界更多的关注，这也丰富了人口迁移流动研究的内容。但是，以往有关人口流动的研究主要是讨论劳动力流动，忽视了老年人口迁移的现象(宋健，2005；杨菊华，2018)。目前，通常将流动老年人口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只有少数研究注意到流动老年人口群体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并尝试进行了类型分析(梁宏等，2018)，但其划分并不系统，忽略了流动老年人口的巨大内部差异。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了迁移和流动老年人口本身具有差别性，指出不能将老年移民视为同质性群体，不同类型的流动老年人口具有不同的移动原因、不同的空间移动模式(Wiseman & Roseman，1979)。Walters(2000)根据美国迁移老年人口的生命历程、移民模式和家庭特征，将迁移老年人口分为三个类别，即享乐型移民，向具有更低生活成本地区的迁移，以及在伤残和生活能力下降以后向靠近子女所在地区的迁移。然而，这样的分类显然并不能很好地描述我国老年人口的迁移流动。

已有的研究告诉我们，迁移流动的老年人口本身是具有多样性和差别性的。同时，老年人口的迁移流动受到所在社会具体的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影响。因此，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对流动老年人口进行类型划分，并对其不同群体的人口特征和迁移行为进行分析，是一个需要积极推进的研究领域。

本文试图基于流动老年人口群体的多样性，研究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我国的流动老年人口分为哪些主要的不同类型，不同类型的流动老年人口分别具有什么基本特征？第二，在我国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下，影响不同类型的老年人口迁移流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二、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

传统的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主要重视劳动力迁移，并主要采取一种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即认为劳动者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成本和收益的差别决定了人口迁移流动。因此，城乡二部类中劳动力的生产率差别和工资差别影响迁移，并且迁移流动还会受到收入预期、就业概率和信息获取的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对于老年人口的迁移流动，却很难采取一种经济理性下成本收益比较的分析思路。

流动的老年人口群体类型具有相当明显的多样性，其中仍然有部分人口是属于继续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作用的就业迁移，而多数老年人口的迁移流动是满足家庭生活、获取赡养、健康和休闲等需求。根据有关前期研究，在本文中，我们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将流动的老年人口分为三类：务工经商型、照料子女型、养老型，这些人口占流动老年人口的80%左右。

由于流动老年人口类型的多样性，因而其迁移流动的影响因素也是各有区别的。一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某一类型的老年人口迁移流动，却并不一定对其他类型的老年人口迁移流动具有影响。在具体社会中的文化和制度环境(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的习俗)对老年人口迁移流动具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不同国家社会的老年人口迁移流动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是存在显著不同的。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同类型老年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因素，我们从生命历程、家庭安排和制度因素等三个方面，构建一个理解老年人口迁移流动的分析框架。

(一) 生命历程

老年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本身是在具体社会文化环境下其生命历程的组成部分，生命历程分析已经成为分析人口迁移行为的重要分析框架。个人的生命历程和生命事件会影响其老年时的迁移行为和迁移安排，例如，老年人口的回流迁移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青年时期迁移流动的基础上的，青年时期的迁移流动可能会对老年的迁移流动产生持续性的影响。生命历程视角同时也强调，在个人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人口的迁移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Rogers(1978)、Rogers和Castro(1984)指出，人口的迁移行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呈现出稳定的模式。

在进入老年以后，人口的迁移流动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亦表现出不同特点。美国老人退休后一般会选择向南部的阳光地带迁移。随着年龄的增加，出现身体不能自理或丧偶，则会迫使其回迁，从而获得家人的照料。在年龄进一步提高与健康状况下降的情况下，退休老人则有很大可能会再次向养老院迁移。该移民模式被视为美国退休老人迁移行为的一个完整周期(Litwak & Longino，1987；Longino & Bradley，2003)。

在我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下，老年人口在生命周期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模式与美国存在很大不同。在中国，男性年满60岁、女性年满55岁被视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然而，由于退休年龄较早，大多数老年人的生理仍然比较健康，能承担各种工作并继续其劳动力市场参与。我国老年人口在生命周期中的另一重要特征是提供家庭照料，帮助子女照看孩子和照料家务被认为是低龄及中龄老人“理所当然”该做的事，也成为了老人流动的主要原因(孟向京等，2004；苗瑞凤，2012)。中国老年人进入实际养老阶段的年龄会比退休年龄晚。当老年人不再继续工作并完成了子女家庭的照料任务后，才会进入养老的老年生活。因此，基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老年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会影响老年人口的迁移流动，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在个体进入老年生命阶段的初期，中龄与低龄的流动老年人口发生务工经商型和照料子女型流动的可能性更大。

假设1b：在个体进入老年生命阶段的后期，高龄的流动老年人口发生养老型流动的可能性更大。

(二) 家庭安排

作为新迁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家庭资源禀赋和家庭安排被证明能影响劳动力的迁移(Stark, et al., 1982)。劳动力迁移的目的是实现家庭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和避免家庭生活的市场风险。换言之，劳动力迁移将通过合理的家庭安排实现家庭的最大利益。Mincer(1978)在对家庭迁移的研究中提出，迁移过程的结果往往实现了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并在此原则下决定了家庭团聚的迁移和家庭整体的迁移。老年人口的迁移流动，更可能因家庭关系而非经济利益而选择迁移，老年人口迁移往往将整个家庭的生活安排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Choi，1996；Mutchler, 1990；Silverstein，1995)。

在我国相对重视家庭本位、追求家庭团聚的传统文化影响下，人口迁移流动倾向于举家迁移(翟振武等，2007；侯佳伟，2009；余宪忠，2004)。中国家庭化迁移大多数采取分批流动，即年幼子女优先、老年父母随后的模式(盛亦男，2014)。因此，老年人口迁移受家庭因素的影响，目的是为了通过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性别分工和劳务分工，提高家庭的整体利益。家庭会衡量不同成员的劳动能力和照顾成本，来进行其内部劳动力的配置。家庭安排和老年人口迁移的关系包括以下假设：

第一，由于老年人口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当存在第三代未成年子女时，老年人口更可能因提供隔代抚育，流动到子女家庭居住以帮助照顾子女或孙辈，从而增强子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能力，促进家庭资本积累，实现家庭劳动力的最优配置。相反，如果家庭照顾的负担较小，老年人口则不被家庭“需要”，老年人口更可能发生务工经商的迁移流动。我们在研究中选择“家庭规模”作为家庭是否有未成年子女的代理变量，来衡量家庭劳务需求对于老年人口迁移选择的影响。

假设2a:家庭规模越大，老年人口发生照料子女型流动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2b:家庭规模越小，老年人口发生务工经商型流动的可能性越大。

第二，家庭的经济供养模式会影响老年人的迁移类型。如果老年人口缺乏退休金和个人储蓄资产，以及缺少其他家庭成员(主要是子女)的经济供养，老年人口将更多地依赖于劳动收入来获得养老的经济支持，形成务工经商型的老年迁移。而老年人口若是更多地依靠家庭供养，其更可能发生养老型的迁移。此外，根据社会交换论的观点，老年人口对子女家庭提供隔代抚育和家务照料，往往被认为是老年人口在老年时获得子女经济供养的一种社会交换，因此，我们也将验证，若老年人口收入来源更加依赖家庭成员供养，是否会增加其发生照料子女型流动的概率。

假设2c:老年人口收入来源依赖劳动收入越多，其发生务工经商型流动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2d:老年人口收入来源依赖家庭其他成员的供养越多，其发生养老型流动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2e:老年人口收入来源依赖家庭其他成员的供养越多，其发生照料子女型流动的可能性越大。

第三，家庭的经济收入可能会影响老年人口的迁移。Silverstein和Angelelli(1998)曾指出，子女与父母的经济收入差距会影响老年人口的迁移及养老安排。当子女的经济状况比父母富裕很多时，老年移民向靠近子女的地区迁移并进行养老的可能性会提高。实际上，如果家庭的经济收入较高，也会具有更大的能力支持流动老年人口的养老生活安排。

假设2f:家庭经济收入越高，老年人口进行养老型流动的可能性越大。

(三) 制度因素

人口迁移流动受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制度背景的影响，制度因素是研究我国人口迁移流动不能忽略的因素。户籍制度及基于户籍制度的福利制度影响人口迁移，也影响迁移者的社会融合(任远，2017)。对老年人口的迁移流动来说，户籍制度的影响同样存在。

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城镇老人往往具有较好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支持，因此他们具有更强的养老型流动的能力；而农村老人由于不能获得充分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户籍制度又限制了他们在流入地区获得福利和保障的可能，因此户籍身份往往会阻碍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型流动。同时，由于农村老年人口缺乏社会保障和福利，其养老的经济需求更高，务工经商流动的发生概率会增加。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与城镇户籍老年人口相比，农村老年人口发生养老型流动的可能性更低。

假设3b：与城镇户籍老年人口相比，农村老年人口发生务工经商型流动的可能性更高。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研究。该调查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14年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基本抽样框，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进行抽样。该调查抽取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作为调查对象，最终共获得流动人口样本量206000个。

由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具有一项流动老人的专题调查，所以其样本量和调研的问题更加详细，相对于其他各年份的数据，更加适合用来开展流动老年人口特征和影响因素的分析。流动的老年人口样本构成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抽中的流动人口家庭中所有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二是2015年度的流动人口专题调查，包括在北京、上海、大连、无锡、杭州、合肥、广州、贵阳等8个城市抽中的户籍人口家庭中全部60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由此，本文共获得流动老年人口样本量13043个。

(二) 变量说明

根据调查表中流动老年人口对流动原因的自选选项，我们将流动老年人口分为三类：务工经商型、照料子女型(选择迁移原因是照顾子女、照顾孙辈)、养老型(选择迁移原因是看病和养老)。其中，务工经商型流动3053人，照料子女型流动4439人，养老型流动4283人，共11775人，占流动老年人口总数的90.3%。在本文中，我们将主要分析这三类流动的老年人口。本文选择的主要变量及其处理方式如表 1所示。

四、研究结果

(一) 不同类型流动老年人口的基本特征

总体上看，我国流动老年人口群体中以低龄老人居多，60—69岁的人口占74%；男性人口比例较高，占比为52%；多数的流动老年人口群体有伴侣(占81%)；流动老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67年，即刚刚小学毕业；多数的流动老年人口是农村户口(占66%)；流动老年人口的最主要收入来源是退休金/养老金(占37%)，其次是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占35%)，再次是个人劳动收入(占24%)。可以认为，与城镇老年人口相比，我国的农村老年人口仍然主要依靠家庭成员和自己劳动养老。由于流动的老年人口总体比较年轻，大约89%的流动老人认为自己仍比较健康，但也发现超过20%的受访者患有慢性病。流动老年人口的家庭平均规模是3.35人，这个数据比流动人口家庭的平均规模要大。流动老人的平均流动时间接近7年，43%的老人是跨省流动，流入地主要是在西部地区(占42%)和东部地区(占34%)。

不同类型的流动老年人口之间具有很大差异。表 2比较了不同类型的流动老年人口群体的基本特征，并与流动老年人口总体的情况进行了比较。

1.务工经商型流动老年人口

务工经商型流动老年人口相对较年轻，70岁以下低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为94%。其中男性的比例更高，占73%。因年龄结构较为年轻，其处于结婚状态和有伴侣的比例更高(占92%)。

务工经商型的流动老年人口相对较为健康，自评“健康”和“较为健康”的比例为95%。其有慢性病的比例较低，只占13%。

务工经商型流动老年人口主要是农村老年人口，占82%；其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劳动收入。这说明，农村老年人口由于缺乏养老金，更需要通过务工经商的经济收入维持老年生活。

务工经商型流动老年人口的家庭规模相对较小，平均家庭规模为2.68人，和流动的劳动力情况类似，小于照料子女型和养老型流动老人的家庭规模。务工经商型流动老年人口的家庭经济收入较低，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老年劳动者随着年龄增长其经济收入下降。

务工经商型流动老年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更长，为8.78年，高于照料子女型和养老型的老年流动人口。不少务工经商型的老年人口是在年轻时流动到该地，随着逐步进入老年，他们继续在当地居留和就业，因此他们的平均流动时间更长。因为其流动时间较长，务工经商型流动老年人口的本地朋友数量更多，平均有9.06人。

务工经商型流动老年人口主要是跨省流动(占44%)；相对来说，其主要流入地在西部地区(占39%)和东部地区(占31%)，这和流动老年人口的总体状况基本类似。

2.照料子女型流动老年人口

照料子女型流动老年人口也具有相对年轻的年龄，70岁以下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为82%，这一比例虽然低于务工经商型的流动老人，但是远高于养老型的流动老人。照料子女的流动老人主要是女性，占56%，这是和女性客观上更多地承担了家庭照料职责相一致的。由于他们相对较年轻，其处于结婚和有伴侣状态的比例也比较高，为83%。

照料子女型流动老年人口相对也比较健康，表示“健康”和“基本健康”的比例为94%，其有慢性病的比例比务工经商型的老人要高，但是低于养老型的老年人口。

照料子女型流动老年人口的城乡分布和流动老年人口的总体情况类似。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家庭其他成员(主要是子女)供养，以及退休金或养老金。相对来说，照料子女型流动老年人口的家庭经济收入较高。同时，由于其流动目的是照料子女和孙子女，其家庭规模相对较大，为4.09人。

照料子女型流动老年人口的平均居留时间最短，只有5.31年。其平均的本地朋友数量最低，为7.46人，这也折射出照料子女的流动老人具有比较突出的社会融合问题。

照料子女型流动老年人口的跨省迁移比例更高(占50%)；其流入东部地区的比例更高(占46%)，高于务工经商型和养老型的老年人口。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国的劳动力迁移流动更多地流向东部地区，而且东部地区具有更高的就业压力，因此老年人口帮助子女的家庭照料在东部地区也相应更为需要。

3.养老型流动老年人口

养老型流动老年人口的年龄相对务工经商型和照料子女型的老人更大，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所占比例达到13%；70岁以下的低龄老人比例更低，为52%。养老型流动老人的女性比例更高，这说明随着年龄增大，由于男性的死亡率更高，使得高龄养老的老人中更多为女性。同时，因为年龄结构更高，养老型的老年人口由于丧偶等原因无伴侣的比例更高，为27%。这一情况与Walter(2000)分类中的不和配偶居住的严重伤残型移民有相似之处，老年人可能会在伴侣死亡、健康状况下降的情况下发生靠近子女居所的迁移。

养老型流动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显著更差，自评“不健康”的比例为20%，且有慢性病的比例更高(占28%)。

养老型流动老年人口中具有城市户籍的比例为44%，高于照料子女型和务工经商型的老年人口。其经济收入的来源主要是退休金或养老金(占51%)，高于务工经商型和照料子女型的老人。他们的经济收入中也有相当比例是来自于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占42%)，来源于自身劳动和储蓄的比例更低。

养老型流动老年人口的平均家庭规模为3.22人，小于照料子女型、高于务工经商型老年流动人口的家庭规模。考虑到其没有伴侣的比例将近30%，该类型的老年人很大可能是与2名成年子女共同居住。养老型流动老年人口的家庭经济收入也相对较低。

养老型流动老年人口的本地平均朋友数量为7.99人，高于照料子女型的流动老年人口，低于务工经商型的流动老年人口。其平均流动时长为6.31年，也是高于照料子女型的流动老年人口，低于务工经商型的流动老年人口。

与务工经商型和照料子女型的流动老人相比，养老型流动老年人口跨省迁移的比例更低；从其流入地分布来看，在西部地区养老的比例较高，而在东部地区养老的比例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部地区养老的成本相对较高，可能降低了养老型流动老年人口的比例。

(二) 不同类型老年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因素

基于上文的生命历程、家庭安排和制度因素的三维分析框架，我们对不同类型老年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类的logit回归(详见表 3)。我们在模型中保留了回归系数和优势比，以便说明不同因素对不同类型迁移选择的影响概率的相对比较。模型分析结果验证了我们主要的研究假设。

回归结果表明，与高龄老人相比，低龄和中龄老人发生务工经商型和照料子女型流动的可能性更高，但发生养老型流动的可能性则较低。中龄和低龄老人发生务工经商型流动的可能性分别约为高龄老人的4.9倍和14.4倍；发生照料子女型流动的可能性分别约为高龄老人的4.2倍和9.0倍。可见，本文提出的假设1a得到了验证。

年龄更大的老年人口发生养老型流动的概率更高。相对来说，80岁以上老年人口发生养老型流动的概率约为70岁以下低龄老人的11.8倍。可见，本文提出的假设1b得到了验证。

家庭同住人数越多，老年人口发生照料子女型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家庭同住人数越多，老年人口发生务工经商型流动和养老型流动的可能性越小。可见，本文提出的假设2a和2b得到了验证。

务工经商型流动老年人口的经济收入来源更多为劳动收入，更少地来源于家庭其他成员供养。与此相应，照料子女型流动老年人口的经济收入更少地来源于退休金/养老金和劳动收入，而更多地来源于家庭其他成员供养(主要是子女)。同样，以养老为目的而流动的老年人口，其经济收入也主要是来源于家庭其他成员供养。这说明，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老年人口的主要养老模式；由此也可以看出，老年人口由于缺少退休金/养老金和自身储蓄，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照料子女作为社会交换，来获得对老年生活的养老保障。可见，本文提出的假设2c、2d和2e得到了验证。

实证结果显示，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家庭收入越高，其养老能力更强，会增加老年人口养老型的流动。实际上，发生养老型流动的老年人口家庭具有相对较低的家庭人均经济收入。由于家庭养老增加了家庭人口数，增加了养老成本，因此，家庭人均经济收入与养老型流动之间存在的负向关系具有一定的内生性。可见，本文提出的假设2f没有得到验证。

考虑到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村老年人口具有较低的保障和福利，因而具有相对较强的务工经商流动。户籍制度约束下，农村老年人口也具有相对更弱的养老型流动。可见，本文提出的假设3a和3b得到了验证。

一些控制性变量的分析结果也为我们理解不同类型的老年人口迁移流动提供了统计上的证明。例如，男性更多地发生务工经商的老年人口流动，女性更显著地发生照料子女的流动。当老年人口由于丧偶等因素处于无伴侣的状态，将增加其发生以养老为目的的迁移流动。随着老年人口健康状况下降，其养老型流动将会增加；而更健康的老年人口发生照料子女的流动的概率更高。相对来说，流入时长较长的老年人口主要是务工经商型老年人口，而照料子女型和养老型老年人口的流入时间相对较短。养老型的老年人口主要在西部地区，而照料子女型的老年流动主要在东部地区。这些结果和前文中对不同类型的流动老年人口的特征分析结论是相似的。

五、结论和讨论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流动的老年人口本身是多样和复杂的，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我们将流动老年人口分为务工经商型、照料子女型、养老型三类，分析了这三类人口的不同特征。相对来说：(1)务工经商型流动老年人口主要是低龄老人；主要是农村男性，有配偶的比例高，他们身体健康；其收入来源中依赖自身劳动收入的比例更高；其家庭规模较小；已流动时间较长，具有相对更丰富的社会交往；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照料子女型流动老年人口主要是低龄老人中的女性，有配偶的比例较高，他们身体健康；其收入来源更多地依靠家庭成员的经济支持；其家庭规模较大，家庭经济收入更高；其流动的时间短，本地朋友少；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3)养老型的流动老年人口群体年龄以中高龄为主，有更高比例是由于丧偶处于无伴侣或者独居状态；其经济收入主要依靠退休金或养老金；其家庭规模中等；其已流动时间中等，本地朋友也较少；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

在对不同类型老年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模型分析后，我们发现，不同类型的老年人口的流动受到其个人的生命历程、家庭安排以及制度因素的影响，同时流动老年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迁移距离和流入地区也对不同类型的老年人口流动产生影响。我们的研究有助于增强对我国老年人口迁移流动影响因素的理解：

第一，在老年人口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其迁移流动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低龄的老年人口会发生更强的务工经商型的流动、照料子女型的流动，而高龄的老年人口则具有更强的以养老为目的的迁移流动。低龄的老年人口有很强的务工经商和照料子女的参与，说明老年人口本身仍然是具有生产性的，我国流动老年人口中有相当多数仍然是具有经济社会贡献的人力资源。一方面，老年人参与市场劳动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贡献意义；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照料子女所提供的家庭支持和隔代抚育，实际上也会促进家庭中年轻成员的劳动参与，有利于家庭发展。

第二，家庭安排是影响我国老年人口迁移流动的突出因素。中国是一个比较强调家庭传统的国家，老年人口具有很强的家庭团聚的愿望，老年人口也确实发生了迁移到子女家庭中的较强流动。这种家庭团聚，首先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养老安排，因为老年人口经济来源更多依靠子女，则会更多地发生养老型流动和家庭团聚，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我国不少老年人口缺乏养老金或退休金收入及各地区缺乏养老社会设施的现状。我们也发现, 家庭团聚同时也具有很强的社会交换的内容，即表现为经济收入主要依靠子女的老年人口，会在相对较为年轻时帮助照料子女和隔代抚育，而在较高年龄时靠近子女居住并实现家庭养老。可以看到，我国具有重视家庭的文化传统，同时相对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也要求家庭承担较多的养老责任，这些使得家庭因素对我国的老年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表现得更加显著、内容也更加丰富。

第三，制度因素不仅影响劳动力的迁移流动，也显著地影响老年人口的迁移流动。户籍制度作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在老年人口迁移中也显著地产生影响。户籍制度以及与户籍制度关联的社会保障制度，对老年人口迁移流动仍然构成阻碍性的因素，这也进一步突显出农村老年人口生活处境的相对困难。

老年人口迁移是我国人口动态变化和正在增长的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的一个侧面。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具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表现出不同的人口和家庭特征，具有不同的迁移模式。不同类型老年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因素也有所不同，折射出他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的人口群体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特征。这说明，为了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口的需求和福利，应该实施差别性的、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支持。

我们的实证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局限。由于本文的分析是基于一个横截面调查的数据库，我们的研究还并不是一个因果分析，只是对不同类型老年人口迁移流动影响因素开展关系建构的解释性分析。研究中的部分因素和老年人口迁移流动存在着一定的内生性。例如在分析家庭经济状况对老年人口养老迁移的影响时，由于受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控制老年人口的个人收入。因此，老年人口的迁移本身既可能给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也可能给家庭增加供养负担，并降低家庭的人均月收入。在研究制度因素对老年人口迁移的影响中，我们分析了老年人口的户籍对城乡老年人口迁移的差别作用，但是由于受数据的限制，还没有办法分析子女的户籍获得与否对老年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而这个问题显然是颇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制度变量来说明制度的支持程度对不同类型老年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以上这些方面都构成了新的议题，有待我们未来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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