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路，中国的路

北京冬奥会花滑表演赛彩排时，各国运动员和冰墩墩一起“训练”  图片来自光明日报

本届北京冬奥会即将闭幕，在短暂而美好的赛事期间，熊猫形象的吉祥物“冰墩墩”不啻为新晋“顶流”，贡献了诸多有趣的瞬间。

细心的观众发现，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再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都有一个熊猫形象的吉祥物。

熊猫早已在全球文化中形成了一个文化现象。今天我们重温一篇关于“大熊猫”的文章。

在尼科尔斯看来，熊猫形象的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时期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而最值得注意的一只熊猫就是“姬姬”。有趣的问题是，如果让我们中国作者来写一本类似主题的《熊猫的路》，又是哪只熊猫会成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角色呢？

呼唤“大熊猫的人文社会科学”

文 | 董其文

大熊猫（出于行文之便，以下一般简称为“熊猫”）在全世界家喻户晓，在中国更是享有“国宝”的名义。关于这种明星动物的书籍，当然也是极多的。根据笔者个人的不完全统计，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熊猫为主题的中文图书已有100余种（数量众多的童书不计在内）。但是其中的绝大部分，不是一般性的科普作品与画册，就是生物学、生态学方面的科研著作。尽管熊猫在社会意义上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自然保护、科普教育、旅游、传播、国际交流等方面）早已得到了广泛的公认，但是要想深入浅出地讲好熊猫与人类的故事，将这种特殊动物的命运与社会的变迁密切地结合起来，仍然不是那么容易的。有鉴于此，英国记者、作家亨利·尼科尔斯（Henry Nicholls）的著作《熊猫的路》，就很值得我们注意。

一旦成了所谓的“国宝”，熊猫就再也不可能继续保持低调，安安静静地躲在竹林里吃笋了。在熊猫与人类之间，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必须相互“负责”的关系。熊猫是如何被言说的，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尼科尔斯的这本书要来到中文世界，也需要经历一番“因地制宜”的改造。

- 曾遭西方探险家猎杀的熊猫 -

中译本将书名调整为《来自中国的礼物：大熊猫与人类相遇的一百年》（黄建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这尽管不完全符合原著的本意，但确实也是老少咸宜的最佳选择。原著分为三大部分：其一 名 为“Extraction”，原意兼有出身、抽出的双重含义，讲的是西方人如何在川西的崇山峻岭中发现熊猫的故事；其二名为“Abstraction”，讲的主要是熊猫如何由于机缘巧合，在冷战的氛围里成了世界性的动物明星；其三名为“Protection”，其实就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中美两方如何开展合作，保护与研究熊猫的历程。中译本将前两个部分的标题分别译为“与人类的第一次接触”、“环游世界之旅”，可以说都是相当巧妙的处理。

尼科尔斯的大作夹叙夹议，其中颇有一些说法是会让中国读者感到新鲜、甚至是惊讶的。中文出版物关于熊猫与熊猫保护事业的叙述，在总体上具有强烈的共识性。这里我们以两种典型的著作为代表。第一种是赵学敏（时任国家林业局副局长）主编的《大熊猫：人类共有的自然遗产》（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年，以下简称《自然遗产》）。这本书基调正统，写作班底汇集了国内各大熊猫繁育机构、多所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熊猫专家。该书还有繁体中文版与英文版。第二种是谭楷著《熊猫的故事》（五洲传播出版社2015年，以下简称《故事》）。谭楷是有名的“熊猫作家”、“大熊猫文化专家”，还是《大熊猫》杂志的主编。该书图文并茂、极为精美，还被译为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

从科学的角度来，大熊猫这个物种是法国传教士谭卫道（Armand David,在中文书籍中经常被称为“戴维”，他还是麋鹿等千余种新物种的发现者）于1869年发现的，地点是四川穆坪（今宝兴县）的邓池沟。对此通常并无异议：“因为戴维的发现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发现，其学名是按动物分类学的要求命名的，所遵循的是国际公认的标准。”（《故事》，第13页）

不过，在比较主流的中文熊猫书籍中，中国人对于熊猫的认知古已有之，并非现代的新鲜事物。《故事》一书开宗明义地指出，“翻开中国历史长卷，大熊猫很早就被我国人民所认识”，在古代典籍中有多种称谓（胡锦矗《序》）。《自然遗产》以一章的篇幅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认为古籍中所谓的“貔貅”、“貘”等等动物就是现代的大熊猫（吴先智，《充满神奇的古籍记载》，第46-51页）。与此相联系的自然史认识是，中国很可能就是“大熊猫祖先的祖籍地”，而发现于欧洲的葛氏郊熊猫只是一个“绝灭的旁支，没有留下直系的现代后代。”（胡锦矗，《大熊猫的起源与演化》，同书第26页）

而尼科尔斯认为，中国古籍中所谓的驺虞、貘、貔貅都不一定真的是指熊猫；直到1869年，熊猫的存在“实质上无人知晓”（virtually unknown）、“尚未广为人知”（not common knowledge），所以在谭卫道的发现之前，只不是“传闻中的话题”（the stuff of rumour）而已。

在熊猫被“发现”之后，“西方探险家纷纷涌入中国四川西部，一场追杀熊猫的竞赛就此开始。”（《故事》，第139页）这个时期的捕猎活动无疑对一些地方的熊猫种群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如胡锦矗所言，“如30-40年代西方国家到汶川草坡一个乡，猎杀、捕捉大熊猫达30多只，而今经过了60余年，那里的种群仍未能完全恢复”（《大熊猫研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2页）。

但国内的主流熊猫书籍经常将“中外友谊”作为重要的基调之一。《故事》大力渲染“人人（外国人）都爱大熊猫”（即全书后三分之一的大标题），却在无意中淡化了当年熊猫惨遭屠戮的实情。书中反而叙述了当年的猎人们的忏悔。例如，在目睹第一只被带到美国的熊猫“苏琳”时，小西奥多·罗斯福上校（罗斯福总统的儿子、最早猎杀熊猫的美国人）如此说道：“如果要把这个小家伙当作我枪下的纪念品，那我宁可用我的小儿子来代替。”（第139-141页）

《自然遗产》一书将这段史实主要放在《近代西方世界对大熊猫的认识与猎奇》一章内叙述（第52-53页）。该章罗列了重要的捕猎者，还总结了这种活动的规模（“1869-1946年间，国外有200多人次前来中国大熊猫分布区调查、收集、捕捉大熊猫”；“仅在1936-1946年的10年间，从中国运出的活体大熊猫计有16只，另外至少有70具大熊猫标本进入外国的博物馆”），但总体上看，该书对于这段历史的评价是较为克制的。最为尖锐的批评，不过是说当时熊猫“惨遭猎杀和盗捕”，“给大熊猫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第78页，此处并未展开这个话题）。

我们再来看看尼科尔斯的写法。他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罗斯福兄弟、塞奇远征队、“熊猫王”史密斯等重要盗猎者的行径，揭发了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史密森国家自然史博物馆等机构的不光彩角色，就连塞奇（Dean Sage）一伙“大啖熊猫肉”（feasted on its flesh）的丧心病狂也并不避讳。他还指出，那么多西方人可以为所欲为地干这些“殖民主义”的勾当，是由于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国民政府尚未树立权威。不仅如此，他还在美国当时的文化语境中解释了猎杀熊猫的现象：当代意义上的环保观念尚未形成，各大自然史博物馆之间的竞争反而推动了猎杀动物、制作标本的风潮；当时还有许多人以为狩猎能够彰显男子的气概。正因为如此，在那个“从拿起枪支捕猎动物到拿着镜头捕捉它们的过程尚未完成”的时代，那些鼓吹猎杀动物的人，往往也就是环保主义的先驱（第3、4章）。

- “相亲”失败的海外“独苗” -

第一只进入西方国家的活体熊猫，是露丝·哈克尼斯（Ruth Harkness）于1936年带到美国的熊猫幼仔“苏琳”（Su-Lin）。它在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展出，立即轰动了美国。哈克尼斯女士的冒险传奇，尼科尔斯绘声绘色地做了讲述（第4章）。但新中国建立之后，西方人直接从中国获取熊猫的渠道即被切断。1953年，“美兰”（Mei-Lan）在芝加哥死去，从此整个西方世界都没有活的熊猫了。“熊猫热”在西方的再次兴起，归功于在1958年到达欧洲的“姬姬”（Chi-Chi）。

1936年11月，在邀请媒体进入上海汇中饭店的客房采访前，露丝·哈克尼斯让当地医生给苏琳做检查。

《自然遗产》一书并未直接提到“姬姬”。这可能是因为它的出国并非官方行为，很难纳入“熊猫外交”的叙述框架（聂晓阳，《特殊的友好使者》，第213-217页）。《故事》倒是比较完整地讲述了“姬姬”的经历：一位奥地利商人用一群非洲动物与北京动物园换取了一只熊猫，将它运到了欧洲；它在伦敦动物园定居，成了英国的明星动物；它两次与莫斯科动物园的“安安”（An-An）“相亲”，均告失败，最终孤独一生；新生的WWF还采用它的形象，设计了自己的标志（第148-153页，详见下文）。

谭楷的叙述虽然生动有趣，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却不够深入。相比之下，在《熊猫的路》中，“姬姬”是全书中间三分之一的主角，几乎独占了四章的篇幅。尼科尔斯并不满足于仅讲述熊猫的“环游世界之旅”，还相当到位地将“姬姬”的一生嵌入了冷战时代的社会背景。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禁运”政策，就连一只熊猫都无法入境美国（尽管它本来就是芝加哥动物园预订的）；它一路向西飞行，先经由莫斯科到达东柏林，再设法穿越无形之“墙”的阻隔，取道西柏林进入了西欧；它在各地的动物园巡展，先从法兰克福到哥本哈根，然后又到了伦敦，利用各种机会努力“吸粉”；这时候它刚好赶上了电视这种新媒体的兴起，结果幸运地在伦敦动物园安家落户，还取代了刚刚仙逝的北极熊“布鲁玛斯”（Brumas）留出的空位，成了那里的大明星——是电视台帮助动物园承担了大部分的价钱，还以《动物时间》（Zoo Time）这档节目捧红了它（第5章，另见第130页）。

“姬姬”与“安安”的“政治婚姻”最终还是失败了，这是书中最有分量的段子。其实这件事的出现同样具有很大的偶然性。首先，由于北京动物园的失误，中国送给莫斯科动物园的两只熊猫都是雄性的。在当时的整个欧洲，让“姬姬”与“安安”在一起就成了配种的唯一可能性。其次，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动物园通过国际合作人工繁育动物的设想刚刚出现，而北京动物园也在1963年完成了全球首例圈养熊猫的人工繁殖。接下来媒体推波助澜，起了很大的作用。1966年，就在“姬姬”即将前往莫斯科“相亲”前夕，碰巧传出了时任英国首相威尔逊将要出访苏联的讯息，导致这件事直接被漫画化了，成了报纸讽刺挖苦两国领导人的材料；更麻烦的是，伦敦动物园派往莫斯科的一个动物专家，刚好与军情五处的某个特务头子有联系；努力了半年之后，两只熊猫的“相亲”最终无果，而这件事又被媒体借题发挥，用来讽刺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对苏联人的巴结。1968年，就在“布拉格之春”发生之后不久，熊猫的“相亲”活动再次启动。这次是苏联的“安安”登门造访，来到伦敦“追求”“姬姬”。然而大半年之后，“安安”还是一事无成地回到了莫斯科。尼科尔斯指出，就当时不成熟的人工繁育技术而言，要想让“姬姬”生儿育女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小的；但那时候正是“性解放”开始的时代，前后五年之久，两只熊猫之间源源不断的故事被媒体大肆炒作，通过数十种语言的报道，传播到了全世界（第7章）。

身为一只年轻的熊猫，姬姬逗趣的模样深深吸引了英国民众。图为姬姬与身着工作服的专属管理员艾伦·肯特踢着足球，1959年5月摄于伦敦动物园   

均资料图片

- 成为会徽的明星动物 -

一般认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即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在1986年之前称World Wildlife Fund，本文一律简称为WWF）的标志就是根据“姬姬”的形象设计的。这件事为所有熊猫书籍津津乐道。《故事》两次谈到了WWF的标志。在赞美熊猫的宝贵时，该书精彩地述说道：“1961年，还是东西方尖锐对立，中国国门未启的年代。全世界的动物学家汇聚一堂，一致同意由英国勋爵斯科特设计的熊猫图案作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会旗和会徽。WWF在一篇宣言中写道：‘大熊猫’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所关心的自然历史的宝贵遗产。”（第23页）在讲述“姬姬”的故事时，该书又说道：“英国的斯科特勋爵曾在伦敦一睹姬姬芳容，留下了难忘的美好形象……那是冷战中东西方剑拔弩张的岁月，出身于中国的熊猫光荣地成为会徽，熊猫让人们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成为全世界认可的美的形象。”（第152-153页）

《自然遗产》专门叙述了WWF与中国的关系（李宁，《大熊猫与世界自然基金会》，第207-209页）。关于其熊猫标志，该章是如此介绍的：由于“姬姬”的影响，WWF的创始人们意识到了熊猫的号召力，认为它的外形和颜色很适合作为醒目的标志，于是其首任主席彼得·斯科特就在此基础上设计了该组织的最初标志；这个标志成为WWF与众不同的形象代言，被国际上视为自然保护运动的象征。按照该章的说法，“‘到大熊猫的家乡——中国去开展项目’，是WWF成立之后的一个梦想”；“20世纪80年代，一个以大熊猫为标志的国际机构来到中国，使生活在西部连绵群山之中的大熊猫成为当今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的象征。”

与其相比，在尼科尔斯笔下，熊猫与WWF的故事就要生动得多了。首先，在讨论机构标志的时候，WWF的创始人们只花了大约20分钟就选定了熊猫，当时他们不太可能考虑到了熊猫对于中国人的意义，并不知道在六十年代熊猫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象征（national icon）了。其实，他们看中熊猫的原因是：能够传达濒危的概念，好看，缩印之后仍然易于辨认（仅有黑白二色）。就这样，这群人在遥远的伦敦选择了熊猫。不仅如此，虽然熊猫已经成了WWF用于宣传和筹款的标志，但在成立初期，该机构的工作重点其实是保护非洲的野生动物。按照尼科尔斯的说法，“直到1979年，WWF才转向中国和熊猫”，而这一变化主要是美国女记者南希·纳什（Nancy Nash）个人偶然地推动的——是她利用自己曾在香港工作过的经历，找到了中国的有关部门，最后克服重重困难，促成了WWF与中方合作的熊猫研究（她也因此被称为“熊猫小姐”）。尼科尔斯甚至还补充说，在1986年WWF改名之后，熊猫的标志惨遭改头换面，失去了斯科特原版设计的神采，变成了一个有点像狗的东西，令斯科特和纳什颇为失望（第6章）。

- 人工繁育之路 -

尼科尔斯不仅深入地讲解了熊猫走出中国、变成世界明星的道路，还在“国际化”的视野中回顾了熊猫研究与保护的发展历程。

 “熊猫”究竟是不是“熊”？它和“猫”有关系吗？熊猫的分类地位一直是个有趣的问题。常见的观点主要包括三派，分别主张熊猫属于熊科、浣熊科与大熊猫科。在《自然遗产》一书中，胡锦矗虽然承认“迄今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大熊猫起源于熊类，将其归入熊科”，但与此同时比较充分地介绍了主张单独设立大熊猫科的各种观点（多数为中国学者提出），强调“争论长达130余年，迄今仍未取得一致”（《大熊猫的起源与演化》，第27-29页）。

尼科尔斯以一章的篇幅介绍了这个问题。从谭卫道的时代开始，熊猫的分类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主要原因就在于西方学术界的学术政治：巴黎自然博物馆的学术领导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否定了谭卫道认为熊猫就是一种熊的看法；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英美学者一般都相信熊猫属于浣熊科，而欧洲大陆学者一般都认为熊猫属于熊科。但是，在运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研究了熊猫的DNA之后，这个谜团已经解决了——大熊猫属于熊科，分子生物学的数据要比行为学和形态学的证据更加可靠（第2章）。

中国的熊猫研究与保护事业曾极大地受益于外方在财力和学术上的支持。从1980年开始，WWF与中方合作在卧龙开展了研究，还资助建立了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现为全世界最大的熊猫圈养研究基地）。就在那时候，著名动物学家乔治·夏勒（George B.Schaller）来到卧龙，与胡锦矗等中国专家共同开展野外研究，“这支科研队伍为大熊猫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带来了突破性的进展。”此后，WWF又多次与中方合作，开展了熊猫及其栖息地的调查与保护（李宁，同上；参 见 第79、82-83、118-119、142页）。该书还节选了胡锦矗的回忆，生动地叙述了夏勒在卧龙野外的工作情况（《“五一棚”的故事——追踪大熊猫的岁月》，第122-123页）。《故事》也讲述了夏勒来华合作研究的经历，还指出这次中外合作研究的成果《卧龙的大熊猫》（1985年分别以中英文出版）是“大熊猫科学研究的奠基之作”（第83-87页，参看第39-42页）。夏勒本人回忆这段研究经历的著作《最后的熊猫》（张定绮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译文出版社2015年），也早已译为中文，在国内广为流传。

尼科尔斯则认为，从1980年代初中国与WWF的合作开始，“才有科学家开始实质性地（in any meaningful way）研究野生熊猫”（第165页）。夏勒与胡锦矗的团队研究了熊猫对于竹子的适应性、熊猫的声音与气味的通讯，还用麻醉枪捕捉熊猫，为它们戴上了无线电项圈。随后，他们还研究了“竹子开花”的影响（第165-176页）。在夏勒于1985年离开卧龙之后，他的研究伙伴、北京大学教授潘文石又前往秦岭开展研究。他的团队在那里做出了极高水平的研究，而这些研究“明显地建立在中国与WWF项目的基础上”（第181-186页）。

2011年英国发行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50周年纪念币，图中心大熊猫为WWF徽标

然而，我们在此必须强调的是，对熊猫的保护也好，对熊猫的研究也好，中国国内的力量一直都在发挥主体性的作用。早在1963年，第一批以熊猫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就建立了。到了六十年代末，对野生熊猫的调查也已经开始了。1974年到1977年，我国就组织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大熊猫调查。因此，保护熊猫的工作早已开始，远远早于WWF专家来华合作研究的时间。

熊猫的迁地（易地）保护与人工繁育，更是以国内的熊猫保护机构为主体的。根据《自然遗产》一书的系统介绍，是北京动物园完成了熊猫的第一例人工繁殖（1963年）、第一例人工授精繁殖（1978年）；从2000年以来，圈养熊猫的“发情难”、“配种受孕难”、“育幼成活难”这“三大难关”都被陆续攻克，一个能够“自我维持”的圈养种群已经建立起来了（张和民等，《大熊猫人工繁育的发展与成就》，第164-169页；张金国等，《大熊猫人工繁育史上的第一次》，第172-173页）。对于人工繁育等方面的国际合作，《自然遗产》一书只是一笔带过（第197页）。《故事》虽然正面提到了美国专家的帮助（1996年华盛顿动物园的育种专家久格尔博士来华，帮助中方解决了冷冻精液稀释液的配方问题，见第50页），但同样将“三大难”的解决主要归功于国内的熊猫机构，尤其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第46-61页）。

1972年，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为纪念这次历史性的访问，中国向美国人民赠送了一对熊猫，即“兴兴”（Hsing-Hsing）与“玲玲”（Ling-Ling）。按照尼科尔斯的说法，在它们到达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之前，“还很少有对于圈养熊猫的系统研究（coherent research）”。在美国，动物专家建立了监测与记录熊猫基本行为的系统，研究了熊猫在发情期的激素分泌与声音变化，还探索了人工授精的技术。尽管“玲玲”前后四次产仔却无一存活，但这些研究乃是“开拓性的基础研究”（pioneering basic research）（第9章）。

在尼科尔斯看来，直到1996年，“熊猫繁育的潜力仍然远未实现”，大部分圈养熊猫无法进行繁殖。1995年，中国动物园协会向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保护繁育专家组”（Conservation Breeding Specialist Group,简称CBSG；该机构已于2017年更名为Conservation Planning Specialist Group,简称CPSG）求助；次年年底，CBSG的工作组就到了成都。1998年，对各大动物园的圈养熊猫的生物医学调查（Biomedical Survey）启动了，其成果是改进了冷冻精液的方法。美国的动物遗传学权威史蒂芬·奥布莱恩（Stephen O’Brien）也参与了圈养种群的亲子鉴定，运用最新的基因技术，为改善繁育管理创造了条件。尼科尔斯还相信，CBSG作为独立的中间人，促使中国的两大熊猫机构（即成都基地与卧龙的大熊猫研究中心）缓和竞争，逐步走向合作（第187-195页）。

根据《熊猫的路》，美国鱼类及野生动植物管理局（FWS）于1998年确立了熊猫国际合作研究的政策，以“长期租借”的模式取代了庸俗的“短期租借”，从此中国熊猫机构与许多国家的动物园建立了长期的研究合作关系。卧龙方面与圣迭戈动物园的合作就是一个富有成效的范例。后者的专家改变了饮食管理的思路，减少了熊猫的肠胃疾病（原来这是圈养熊猫最主要的死因）。他们还改变了熊猫幼仔的喂奶方法，使幼仔容易夭折的现象成为历史。圣迭戈的专家还促进了对熊猫行为的研究，带动卧龙的工作人员加强  “环境丰容”（environmental enrichment），减少了熊猫的  “刻板行为”（stereotypy）。研究人员还研究了熊猫的化学通讯（即气味），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圈养熊猫能够自然交配的比例，卧龙的熊猫数量随之爆发式增长。成都基地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合作是另一个重要的例子。他们的研究发现，母仔关系在熊猫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提前断奶对于熊猫的性行为能力可能也有危害。在熊猫的声音通讯、视觉等方面，他们也做了有意义的研究（第195-208页）。

- 作为一个物种的前途 -

在全书正文的最后一章，尼科尔斯总结了野化放归与野生熊猫保护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尽管如此，对于熊猫这个物种的前途命运，他仍然赞成“谨慎乐观”的态度：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熊猫的命运将会同样如此（第12章）。当然，这也是国内主流的熊猫著作的共同认识。熊猫在中国起源和演化，在中国的土地上生存繁衍，它具有特殊的分类地位，是宝贵的自然遗产、中国的“国宝”；作为中国人民的友谊使者，熊猫当然人见人爱、风靡全球；主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熊猫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与深入的研究，其繁衍生息已经得到了有效的保障——这种叙事可以称为“中国国宝”的“中国故事”。但不一样的说法确实比比皆是。虽然尼科尔斯非常诚恳地忏悔了西方人当年捕捉、残害熊猫的罪行，但他主要是在西方的历史语境中描绘了“熊猫的路”，还渲染（甚至有可能夸大）了西方人对于熊猫研究的贡献——熊猫的发现仰赖西方探险家，此后，熊猫在西方的特殊历史语境中偶然地成为了世界瞩目的明星；在研究与保护野生熊猫，及对熊猫的人工繁育上，西方人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他确实肯定了中国保护熊猫的巨大决心，却未必能够同情地理解许多中国人在那个落后、困难的年代为保护“国宝”而付出的努力。这后一种叙事的基本倾向就是“在西方发现熊猫的历史”。

熊猫早已在全球文化中形成了一个文化现象。在尼科尔斯看来，熊猫形象的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时期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而最值得注意的一只熊猫就是“姬姬”（第233-234页）。有趣的问题是，如果让我们中国作者来写一本类似主题的《熊猫的路》，又是哪只熊猫会成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角色呢？它会是在当今的整个圈养种群中留下最多后代的“盼盼”吗？它会是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盼盼”的原型“巴斯”吗？又有没有可能是现在最大的“网红”熊猫“萌兰”、“奇一”或者“青青”呢？如果由中国作者来写一本国际化视角的《熊猫的路》，其中的主角又会是谁呢？现成的例子告诉我们（Fang Min,Discovering China:The 

Giant Panda,trans.Ben Daggers,New York:Better Link Press,2011），它最有可能是前一位“盼盼”的女儿，从卧龙来到圣迭戈动物园定居的“白云”。

在写作的过程中，尼科尔斯参考了许多科研文献，因此这本书基本做到了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谈熊猫。他也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包括报刊与档案），还采访了中外20多位“在熊猫的故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当事人（夏勒、奥布莱恩、吕植、张志和、周小平、魏辅文等著名的熊猫专家都在其中）。从社会的视角来看，这本书也基本达到了历史研究的一般学术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知识界一直都在积极思考熊猫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而不仅仅满足于与中国的机构进行合作，从纯科学的角度研究这种神奇的动物。早期来华探索熊猫的西方人就留下了一批关于熊猫的珍贵史料，如谭卫道的《戴维日记》、罗斯福兄弟的《追踪大熊猫》、哈克尼斯的《淑女与熊猫》。六十年代以来，从社会的角度讲述熊猫故事的著作更是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知识传统，莫里斯的《人与熊 猫》（Desmond Morris and

Ramona Morris,Men and Pandas,New York:McGraw-Hill,1966）、夏勒的《最后的熊猫》（George B.Schaller,Last Pand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克鲁克的《淑女与熊猫》（Vicki Croke,The Lady and the Panda,New York:Random House,2005）、尼科尔斯的《熊猫的路》以及桑斯特的《熊猫民族》（E.Elena Songster,Panda Nation:The 

Construc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China's Modern Ic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都是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代表作。

由此可见，围绕着我们这种“黑白分明”的“国宝”，其实也存在着不同话语之间的比较与竞争。在尼科尔斯看来，一百多年来，熊猫的路其实也就是中国的路。在这种意义上看，我们是不是也有必要更加重视社会视角的熊猫问题，认真思考一下如何开拓“大熊猫的人文社会科学”呢。

  （本文对尼科尔斯著作的引用均以英文原著为准）

原载“文汇报·文汇学人·书评”（2018.11.2）| 呼唤“大熊猫的人文社会科学”

董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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