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事件
杨振宁跟李政道
为何互怼60年?
众所周知,杨振宁先生和李政道先生之间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科学界最出名的公案了。
1957年,两人因为宇称不守恒理论,从而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堪称是科学界的双子星。
196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决裂,科学上不再合作,友谊也一笔勾销。关于他们决裂的原因,杨&李偶尔有谈到,但也是各有其辞,真实原因外界不得而知。
1986年,李政道撰写《破缺的宇称》,对李&杨关系有生动的比喻:
杨振宁评价李政道:
李政道评价杨振宁:
小编摘录
2022.11.21
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事件
源 | 自由女神传达室
季羡林之子季承曾担任李政道助手12年,在季承执笔写成的30万字的《李政道传》中,季承全面系统地披露了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半世纪的学术恩怨内幕,即名字排序之争。
季承坦言,“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写历史,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对于这段恩怨,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深以为憾,但各执一词。杨振宁虽然认为和李政道友情的永久破裂是他一生的遗憾,但是他最先对外公开“事实真相”。
杨振宁还曾引用苏东坡与其弟诗
李政道是如何看待这段恩怨的?2003年7月李政道曾公开发表一封信,
“我和杨振宁的分裂,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但它是事实,无法回避。”
同时对真相作了公开说明,“我和杨振宁争论的主要焦点是:
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对他们说,给你们十万美元,一个大礼堂作为工作场所,请你们造原子弹。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季承写道,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着论文。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那时,他并不知道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也参与其间。据杨振宁回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杨振宁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因为李毕业后科学事业一直不顺利,要帮助他,可是杜致礼根据“女人的第六感”出面阻止,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信任。
李政道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三年后,1956年,他29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距离。一件偶然的事情,却使二人恢复了合作。
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其中提出了后来十分有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
但是,当时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持严重怀疑。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诉了杨。经过激烈的讨论,杨同意了李的意见,还共同署名,李前杨后,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这件事使他们重拾合作,这也是他们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李政道在他的文章《破缺的宇称》中有如下描述:“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范围从粒子物理到统计力学,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他们共获诺贝尔奖的合作成果,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根据《李政道传》所写,这一发现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
1956年大约是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上午,杨振宁开车从长岛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看李政道,在李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讨论。不久,杨振宁要移动他停在街上的汽车,他们就走到街上。把车停好后,由于饭馆都还没开门,他们就近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路口的白玫瑰咖啡厅边喝咖啡边讨论。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李政道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被说服。午饭后,他们回到李政道的办公室,杨已经完全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李合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李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义。
李政道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觉得如有杨振宁的参加,会使整个事情做得更好。
两人开始了友好的竞赛。他们在大约两周内完成了全部的β衰变分析。这需要进行大量计算。两人在计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做出了贡献。
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轰动一时后来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
11月,李政道要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做准备。他们都要写发言稿和讲演稿。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没有想到”,书中写道,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对此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这是一个插曲,李政道虽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诺奖的荣耀冲淡。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却让他们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记述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当时,李政道已经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李政道讨论。
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
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书中说,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说他是非常愿意继续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无可奈何。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
当年11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书。奥本海默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尖锐地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当然这只是李政道一方的表述,在《李政道传》中,作者季承也尽量引入杨振宁的表述,以求平衡。
杨振宁写于1982年,于1983年出版的《文集》里,在《初识李政道》一文里写道:“他才华出众,刻苦用功。我们相处得颇投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费米做了他的学位论文导师,但他总是转而向我寻求指导。因此,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师。”
在《和李政道的最后的合作》一文的后记里,杨振宁对两人的合作做了总结:“我对他就像一位兄长。在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领域里,我在1950年代初就已经成了名。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我是资深的一方。敏锐地警觉到不应该挡住他的道,我便有意识地往后靠,尽量在事业上扶持他,同时,在公开场合对我们合作关系的实质严格地保持缄默。”
在写于1982年的《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经过》一文后记里,杨振宁的版本与李政道截然不同:“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个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
197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回国访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季承写道,围绕着高能物理的发展,过去在中国素来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自从李杨这两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自天外归来、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成了李杨不和的易地之战。
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
图4 杨振宁、李政道在1957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 |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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