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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涛：用高质量重新定义垃圾处理
来源：中国固废网 整理：徐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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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战略论坛如今已经走过15年，一直是固废领域思想交流的高地，伴随着产业的成长。以前一直在北京举办，今年由于各种机缘来到了创新高地深圳。深圳是一个创新的城市，过去有很多新的尝试都来自于这个特区。而本届固废战略论坛首次走出北京，即选择在深圳举办，也是与论坛的“新尝试”相契合。
12月16日，E20环境平台首席合伙人、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产学研中心主任傅涛在“2021（第十五届）固废战略论坛”上以“用高质量重新定义垃圾处理”为题作了演讲。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重新思考垃圾处理行业的发展。
傅涛
深圳是中国垃圾焚烧的热土，也是垃圾焚烧的高地。傅涛介绍，“1994年-2000年，我在住建部科技司工作的时候正好主管综合垃圾焚烧厂的攻关项目，经常来参观深圳的综合处理厂。如今这个厂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却凤凰涅槃出一批优秀的深圳垃圾焚烧企业，也带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深圳不仅是综合垃圾焚烧的热土，卫生填埋等很多领域都在领跑之列。
二十多年的发展，垃圾焚烧发电已经全国开花，硕果累累。据E20数据中心统计，目前全国有688座大规模的垃圾焚烧厂，处理规模达到78万吨/日，数量多、规模大、标准高、颜值也高。最近“双百跨越”垃圾焚烧标杆行动评选出20座标杆垃圾焚烧发电厂，座座惊艳，反映了如今垃圾焚烧行业发展新阶段的新面貌。
傅涛回忆垃圾焚烧行业走过的历程，至今仍旧历历在目。垃圾焚烧行业经历了从烧得着，烧得净，到烧得好三个阶段。
“我们最早在深圳研究垃圾综合焚烧，获得了科学进步奖二等奖。它回答了混合垃圾是可以直接烧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国家其实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和贡献。”
垃圾不仅是环境处理设施，也是一个排放转移设施，所以如何烧得尽成为垃圾焚烧行业第二个发展阶段的核心。现在，如何将垃圾烧得好，烧得有效率，如何使发电量更大，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经济的效益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可以肯定地讲，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混合垃圾焚烧发电的领跑者，无论是技术、规模、人才都到了新的高度。
“十九大”以后，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尤其是2020、2021年疫情的叠加，以及中美贸易战，世界老大老二的明争暗斗改变了很多规则。这对中国来说，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追求规模到追求高质量。垃圾焚烧行业不再是以前“跑马圈地”的时代，不可能按照以前的增长方式获得进一步的增长，需要思考高质量发展路径。发展背景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环保行业，各个行业都在发生这样的变化。高质量是经济增长的主调，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高质量”是最重要的词之一。
第二，从基本功能到美好追求。如今，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前人们原来追求基本功能，追求物质的从无到有。现在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隐含了两个含义，不一定是有和无的关系，还要保证质量。还有就是用户感知，你认为好，用户不认为好，没有传递感知的功能不会得到认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
第三，从局部突破到以人民为中心。现在提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讲的是所有工作要考虑多数人的利益，但未必是全部，多数人的利益永远高于少数人的利益。在环保行业，“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其实不光是中国，各个国家都要强调选民利益、民粹主义，也在讲多数人的利益，只不过在选举的重心上、选举的点上讲究。中国是时时刻刻都要全过程民主，人民当家作主。
在上述背景之下，环保行业面临诸多挑战，不可能再按照过去的路径走下去，领跑企业都在思考自己未来的发展战略。傅涛具体分析了这五大挑战。
首先，粗放性增长会接近顶部。虽然现在还有新的垃圾焚烧项目产生，但是速度、付费条件和竞争程度无法和原来相比，不能再靠原来的粗放模式实现“十四五”时期新的增长。
第二，环保低碳带来外部约束。环保行业本来是以环境治理设施光荣诞生的行业，但现在已经被“装、树、联”了，老百姓一旦不满意给环境造成的影响，就会产生“邻避效应”，会直接影响项目立项、运营甚至未来的发展，所以环保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制约。
扑面而来的低碳是另一个制约条件。低碳不仅仅讲究周围环境要保持干净，而且要求对地球的扰动也要降到最低。二氧化碳排放本来已经是最干净的排放，但是最干净的排放也不能随便排放，因为现在涉及到气侯变化的排放总量。二氧化碳不能排放，二氧化碳的衍生温室气体等其他污染物更不能排放。因此环境产业多了很多外部制约，被捆住了手脚，但还得往前发展。
第三，垃圾分类带来垃圾组分的变化。垃圾分类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在党的号召之下推广到了非常深入的程度。深圳是垃圾分类的示范城市，也是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改变了垃圾组份之后，原来摸索出来的混合垃圾处理方式在局部没有了用武之地。
第四，支付压力和补贴困境。环保行业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支付压力，中国经过这几年的高速发展，地方政府比以前有钱了，但零花钱却越来越少了，很多地方政府都变成了吃饭财政，能够拿出来采购公共服务的资金越来越少。这造成账期延长，政府付费不再那么痛快了，垃圾焚烧行业还好一些。尤其是没有制约的领域，比如环卫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拖欠账款，严重影响企业收益。此外，补贴也在发生变化，垃圾上网发电的补贴价格要进行调整，这个调整也逼迫固废企业从简单粗放地把热能直接发成电，这种简单的大宗交易的方式，转变成挖掘能源更好的新出路，而这些都需要个性化和具体化地落地。
第五，海外新市场的不确定性两难。现在因为疫情和中美贸易的原因，海外市场有很大的政策性风险，受到巨大的挑战。
因此，垃圾处理正在进入高质量时代，沿着原来的路子往前走难以找到方向。我们不妨改变一下视角，站在未来看现在，重新定义垃圾处理。
关于垃圾处理的定义，傅涛谈到，工业文明下，垃圾处理只是城市和工业的末端，垃圾处理企业守候在城市最脏最难的地方。从点上治理，发展到面上系统施治，都是城市与工业发展的保驾者。
生态文明之下，绿色产业深入的是环境治理的过程，两山产业链接的是低碳和循环，环保行业已经从末端的环保上升为绿色、低碳和循环。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该政策让环境产业在生态文明之下深入到绿色产业中，深入到二、三产业未来的资源综合利用中，也深入到低碳减排中去。
傅涛引用热力学定律中熵增熵减的说法，他认为，大自然中的很多过程都是熵增熵减的过程。使用时的分散是熵增，生物吸收能源实现熵减，人类的生产制造也在实现熵减。
物质的价值取决于组织化的程度，同样的组成元素，价值会千万倍差异。木炭、石墨、活性炭、金刚石都是碳元素的组合，但因为排列组合不同，精度就不一样，产生的价值也不一样。垃圾处理就是在改变组织化的程度。
举个例子，一桌没有吃过的饭混合倒在一起，会变成垃圾，虽然刚刚做好却难以下咽，而垃圾分得细就会变成财富。垃圾本身就是无序混合的各种废弃物的总称，有害废物就是物质在熵增熵减过程的无序释放，从而影响周边环境本底。
人类是自然之子，所产生的有机垃圾传统是依靠自然完成闭合循环。之所以要垃圾处理是因为自然循环的速度和强度跟不上人类的占有与使用。
另外，城市与工业更加突出，大城市是因为循环强度大，人口密度大。工业是因为高温高压，使自然循环的难度加大，周期变长。因此需要人为的主动协助，这种协助就是垃圾处理的起因。
协助分为两条路径：一种是加速接通自然循环，进一步熵增到极致，像填埋场一样，回归自然本底；一种是不回归大自然，在社会循环中垃圾再次熵减实现内循环，不直接回自然交换，类似工业的自用水回用。这是物质在不参与自然循环的情况下进行的人工循环。
这两条路径需要在生态文明的背景之下落地。生态文明时代，我们要把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空间格局要更大，不能只看一个小区，一个城市，要看到整个地球。时间尺度更长，不仅要考虑当下，还要考虑一代人，考虑下一代人。另外还要兼顾弱者公平，考虑整个社会的公平体系。
生态文明背景之下，需要重新思考垃圾处理的几个要点。
第一，垃圾处理以前是城市和工业的终点站，未来会成为中转站，以后会成为枢纽站。类似于车站枢纽一样，垃圾进入垃圾处理厂不是直接被填埋变成土壤，而是会转变为多种形态的能源，垃圾处理厂会变成垃圾中转站，中转的业态越多就会成为枢纽站，会发生定位的变化。
第二，以前被动、单元的处理处置会转向全面、主动、精细的固废管理，其实就是“无废城市”的逻辑。
第三，以前对局部周边环境的关注转向全方位全过程的生态保护。环境保护是以人为单位，生态保护是以地球为单位，你感知到的是环境，包括小环境、大环境和室内环境，扩而广之，到全方位全过程的生态保护，这是人意识形态的变化。
具体到处理形式，垃圾处理也会发生一些趋势性的变化：
第一，从初级工厂到内部极致工业化与整体去工业化、生态化的统一。
第二，从粗放管理到高级专业化与联通智能化（傻瓜化）的统一。垃圾处理工作将变得更加专业，把专业的东西形成智能模型、形成控制程序，形成智能化的体系，形成智能化的统一。
第三，由工程主导到产品主导，再到有护城河和定价权的品牌作品。服务有产品化的趋势，未来垃圾处理更多像是一件艺术作品，现在一些厂商就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第四，从低水平的充分现场定制到功能模块的系统组合，就像汽车产业一样高度产业化。
以上趋势是固废行业在新生态文明时代的发展方向，在高质量发展的趋势下环境产业如何把握未来？
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未来的垃圾焚烧，主动对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未来。这需要企业的责任与担当。过去我们对标国际，不用看方向，行业发展勤于动手、懒于动脑，大部分体系都是照搬国外。目前中国是世界垃圾混合焚烧发电领跑者，也是生态文明的践行者和示范者。因此，我们已经没有对标，必须自己看方向，我们必须自我创新驱动。
沿着高质量方向创新发展的产业动力在哪里？傅涛指出，我们需要在人类的认知体系中寻找动力。
第一，科技逻辑的升级。科技不仅解决当下的具体困惑，而且需要探求问题的本质。科技不仅服务实践而且要拔高实践。跟跑科技的逻辑是解决产业的具体问题，驱动型科技则用来思考未来方向。科技回归本质，服务于社会，而不是追赶国际潮流。
第二，学科的升级。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生态环境是一个有关综合、系统、循环、优化的问题，贯穿于工科理科，包括文科，这就需要新工科，面向传统工科，融合文科、理科的助力。新工科不是分科而治，而是系统思辨，文理工的融通。
第三，产品化。为什么产品才是架起产学研合作的桥梁？因为产品才能实现市场导向。没有产品的项目公司，不是产学研的龙头。围绕产品的产学研合作才有可能实现产学研长期结盟。产学研是伙伴关系，需要深度融合，长期共生合作。
第四，企业战略的升级。跟跑时代，在同一条赛道上比规模比成本比勤奋。领跑时代，在不同的赛道上比客户价值比品牌。不同企业基因不同，实施面向高质量的双百跨越的路径也不同。
今年7月份，E20环境平台携手垃圾焚烧行业头部企业共同发起了“双百跨越”垃圾焚烧发电标杆行动，提出“精细化、智能化、低碳化、社会化、系统化、枢纽化”的高质量“六化”方向，树立行业服务的标杆和典范，用榜样力量引领行业发展。12月16日晚，在固废战略论坛‘双百跨越’”的专场环节，全国首届“双百跨越”垃圾焚烧发电标杆比选活动(以下简称“比选活动”)结果揭晓，来自13家垃圾焚烧企业的20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榜上有名。（相关新闻：全国首届“双百跨越”垃圾焚烧发电标杆厂榜单发布，20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榜上有名）
标杆行动旨在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不仅明确了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未来发展的六化方向，从而实现垃圾焚烧发电由“建起来，烧得着”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向“引领未来，引领世界”的高质量价值服务阶段攀升和跨越；也是环保人践行国家生态文明战略、主动担当行业责任，用高质量树立行业服务标杆和典范，用榜样的力量引领行业方向，让同行能够深谙升级方向和路径，从而提高整个行业的服务水平，塑造优质品牌，输出“中国名片”的一次创新探索和实践。
傅涛期待中国制造出中国服务的新名片，诞生垃圾焚烧的“华龙一号”、“深海一号”、“蓝鲸一号”。他相信中国垃圾焚烧发电的时代产品会在这里被重新定义，中国固废处理行业定将攀登世界顶峰，引领世界发展！
感恩时代，拥抱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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