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平地比高山更伟大，它托着我，使我不致失空高阁
平地比高山更伟大
文/张曼菱
雨雪交加之日，乍暖还寒时节。
这是昆明今年冬季最冷的日子，我在内心中企盼它已久。一直是暖烘烘的天气，于生态不对，于我的心境亦不相宜。
我需要一个冰水似的严冬，来沉寂百思百感。我当在这寒冽中有一个大的清醒和接受。
这一年里，上苍夺走我精神与血缘的父亲，强迫赐予我突兀丰盈的内容。
这内容，与世人们纷纷纭纭的“跨世纪”的时尚心情无涉。我有的仍是那种永远伴随着文化人的“逝水东去”的平平而又无奈，所谓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万古常新的祖传心情。
或许，我在这一年末产生了某种堪称深邃的变化。那么这潜移默化之功，也与“跨”不跨世纪无干，而是我还是细胞的时候，就注定了的。是命。
当年，一个穷才子与一个想摆脱出大家庭的女学生，定情于青年人的野外沙龙。四围香稻的菱角塘，就决定了我那充满自由气息的精、气、神，和一生坎坷不屈的路，也决定了我的名字：“曼菱”。从此给了我一身傲骨和用不尽的力量、想不尽的思考。
“我写字就是为了自由”
我出身寒士之门，连“学院派”亦不是。我的父亲与我，俱属于中国历代野史中的人物，饮尽了“被放逐”的酒杯，因此也具有一种自由的灵魂。数千年的大地山河和民间文本滋养着我们。
只是父亲清奇，我则有闹俗的尘心。闹来闹去，仍不为世所融化，我反而自始至终是一个畸人。
古代“畸”与“奇”同。所以“畸人”可以是奇才，也可能是多余的和不正常的人。父亲比我丰盈，是畸人+常人。他尽了毕生之力做一个刚毅的家长，为人夫为人父为人祖父，慈爱负责并高瞻远瞩地创造了一大家子人，将一条大船引上千帆竞发的海洋。他的儿孙今日已显佼佼，令他回味。
先时是，父亲一人独抚三儿女，有奶奶帮手，而支持母亲出去念完了大学。然后是，父亲被迫离城，独赴滇东南，母亲又接下这个挑子。
锦绣年华的父母，遂分居二十年，矢志不渝，相约相守，让我们这群无邪无辜的孩子在昆明城最好的学校里接受了教育。
多年以后，春考发动，我们三个孩子全上了大学。父亲常说：“我没有攒下什么钱，就攒下了三个儿女。这才是真财富。”
他从不与同辈人比房子比钱票，他自矜的一句话是：“我家的人，每一个都拿得出手，一代比一代强。”
我则没有这样的人生，也不会再有机会，去创造这宏大负重的人生了。
我只是继承了父亲“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一面。父亲二十年来曾远在蛮荒之地，在山中步行、下棋、写字、读书、听戏，漂泊生涯，已把这种性格与文化发挥尽致。
而他一朝归来，谆谆叮咛儿女，勿忘清浊之分；含饴弄孙，俯首甘为孺子之牛；喜乐亲友，一派至诚。
我却已经被定型为“将人生视为旅途”、来去无踪、缺少人间亲和的畸零者。
我不如我父的另一重要之处，是我性格好大喜功，血有热毒。父亲则一生独立峭拔，在内心中始终拒绝与任何庞然大物联系和挂靠。
父亲很喜欢的词是“峭拔”与“飘逸”。这与他狭长俊逸的体形与字形，风格一致。他一生所爱，总是恰如其分。
父亲还喜欢的一句话是：“得其所哉！”他总用此来赞美令他欣慰的事情，例如子侄们的婚姻等。我其实是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所哉”的。很多时候，我会去追随一些并不“所哉”的东西。
我一贯请父亲代我写字赠人。父亲乐意为我增色，比如早年写给恩师韦君宜的一幅：“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即父亲所拟。他说，如果韦不发现我的文章，我就像周郎得不到东风一样，“赤壁美谈”徒成虚话了。
前年，我再度请父亲为我写一幅，为季羡林老祝寿。父亲写好后却沉吟道：“季先生是名家，必有名家字画。我的送去不合适。”故虽然写好，却不装裱。他说，自然，你有师生关系。你自去斟酌。
他的内心总是像清水与竹子一样的清爽、有节。
早年，父亲曾与我商议，想自己出一本书法作品。但听说是要“按照出版规格去写字”，便决定放弃了。他说：“我写字就是为了自由，不自由怎么能写出自己喜欢的字来呢？假如为了出书去写字，那不是把我写字的乐趣都剥夺了吗？那太累了！”从此，父亲再没有动过出书之念。
曾记幼时，父亲为我讲《古文观止》，第一篇文章就选《报任安书》。
李广英烈之名，李陵委屈之情；苏武回朝却闲置，司马迁直言遭酷刑；一个个的故事，串在了这篇震撼千古的含悲忍愤的文字里。一下子让我走进了中国历史那一笔笔“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理、志、节、法当中；一下子就使我明白了，不能“以成败论英雄”的深奥。
司马迁为我树了一个“独立文人写青史”的楷模。有了这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做“底子”，我这个热血沸腾的少女，在那疯狂岁月里没有变成一个“左”派，反而能够在20岁做成了为一个同学从监狱里“平反”的事。
还在乡下插队的时候，我就在傣寨茅屋里写出了《驳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与《驳李希凡的红学观》，当年传诵于知青中。
在那种荒芜的岁月和地区，我却依然关心文章下笔无忌。这些，莫非父亲之功耶？
我父亲的内心世界比我完整和实在。我容易接受种种的文化暗示，政治暗示与社会暗示。父亲却立足于他的“来处”，他的民间社会与他的文化思路。虽然，他得到的信息要比我少得多，但是他所拥有的精神文化，像一团永远发酵的物质，是无穷尽的。他的解释与疑问，是永远要令我愣神和静思的。
我性骄狂。父亲则有《诗经》似的“温柔敦厚”，善解人意，善接受与宽容；常嘱我们拜访亲友时，勿触及人家的疼处。
《红楼梦》，是父亲对我启蒙的重要书籍。我在外可充半个“红学”者，回家仍要父亲讲解。最近的一次，是父亲讲“芙蓉女儿诔”。他说：曹雪芹的原句是“巾帼惨于羽野”。羽野，是禹的父亲鲧受刑之地。鲧治水不力，被帝处以极刑，实是冤狱。并非他不尽职，而是方法不对。
曹雪芹在此处特地将晴雯一丫鬟之命运，比之于历史上庞大人物，庞大事件。父亲说，同是清白被诬陷，同是不服气的刚直品格，比之当然，对于人格来说，其分量应该是一样的。由此，可见曹雪芹的平民思想。
后来的庸俗文人却以为鲧是一怪物，与红颜不谐；或以为以一丫鬟，不足以比大禹之父。故改为“巾帼惨于雁塞”，用昭君典。其实大悖！有违雪芹初衷，为父亲谴责之。
父亲处世，则惜乎人情；处文化，则看重人与人平等的精英思维。
近见名家说，“《红楼梦》是贵族文学”，这真是看花了眼了。
曹雪芹用不攀金玉的“草木”做了林黛玉的灵魂，代表了他纯真自然灵秀的人格理想，超凡脱俗。
我父亲正有这草木气，是个“草木人儿”。红楼因此亦属于民间文本。
决定性的应该是看其文化立场与态度，而不只是看书中角色故事。红楼作者早放弃所谓“朝代年纪”，自定为“适趣闲文”、“消愁破闷”、“喷饭供酒”的范畴。这真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可见名家不一定如布衣之见。
父亲至赏“直烈遭危”一句。他常在生活感触中用此语，言古今、朝野、家庭中，皆如此。父亲还喜欢的一句话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两句话，从此进入我的人生，从小学到大学到很久，伴我度过了多少突然的风暴，给予我多少自慰与自信。
床前有一桌一灯，足矣
父性俭约念旧。从边城归来时，携带着当地木匠应他需求做的小木椅、木凳，一直用到现在，总说大小高低十分适意。旧眼镜盒用橡皮筋套上照用。
我们买来送他的文房四宝，他嫌不适用又占地方，自己用大口瓶的盖子，配上废弃的铁盒，好使便满意，依然好字连连。
他不允许我们冲进他的世界，胡乱取缔。你无法逼他“焕然一新”。
有一次我走进季羡林的书屋，知道了他有“不要人打扫积尘”的习惯。季先生对我说：“你不要去动，灰尘就不会起来。我进去就不灰。”我沉默了。
这习惯之癖也像我的父亲。
“习惯”，并不是一个坏词。正如“机遇”不见得都是好词一样。文化愈深，习惯愈深。暴发户，才是没有“习惯”的。
父亲是喜欢做点杂事的。常常回家看见他独坐阳台拣菜，刮姜，且不要我取代。他说，这很舒服，心静。
同样，八十岁的一家之长，自洗内衣。他说：“再不干这，就没活干了。”我们儿孙常吃他做的饭。直到父亲病已重，雇了保姆，父亲还说：“她剥夺了我劳动的权利。”
他是用饭桌挥毫作书法的。喜用随手之物，不讲排场。一生喜卧硬板床，床前有一桌一灯，足矣。惟喜居室外空气新鲜，有草坪与鸟鸣，早晚清静为要。
我父亲用物不看时尚，也不管它原来是一个什么物品，而是说：“这还能用，这可以挂东西，这可以舀水。”物尽其用，不求虚表。
他凭心意与兴趣来用物，尤恋那些带来美好时光的东西。
比如，那台早就过时了的录音机，父亲珍爱地给它蒙上毛巾，对我说，这是我们最初早上锻炼、学剑打拳时放音乐用的。
他小的那个孙子四岁的时候，做了大手术，死里逃生，回家静养，孩子小坐不住怎么办？父亲就用它放音乐，一听几个小时不会动。“彩云追月”、“梁祝”都能唱了，身体也强健起来了。父亲将功记在这旧物上，不忍抛弃。
我父亲喜欢看日月之行来安排一天的事情。家里向南的小阳台，就仿佛他的日晷一样。阳光到何处应做何事。
人家去买菜，便宜就高兴，父亲却感叹价太低，摇头说：“物贱伤农啊！”
无名有品，无位有尊
每当我从滚滚红尘中归来，看到父亲依然父亲，给我心中无比的温馨和可靠感，仿佛我的在外奔波争搏都有了支撑底蕴，和不断的源泉。
父亲永远兴致盎然地听我的事情，他老人家永远是最先进入我的意境的人。我们似在相反的两面上，可父女俩都感到“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我是父亲的延伸，父亲是我的印证。
后与季先生为忘年交。所感流泉在高山畔的那种欢快，有些类似。故与先生犹亲。
父亲反复写不腻的一幅字是孔明的“温不增华，寒不改叶”。作为市井交往，经历社会风云，我是能做到的。但作为“文化”，我却常常会发热与发凉。在文化的深处，也有一种志节。
就在这个冬季里，父亲舍我而去了。但他这一走，使我猛地看见了一种文化，“温不增华，寒不改叶”的布衣文化，在中国已数千年的布衣文化，我曾经以为它已经消亡。
布衣的父亲苦心养育我，牵手引我，做始于足下的千里之行。可我，由于对庞然大物的关注，渐渐离开了我来时的道路。多年来，只知道有文坛，有院校，有刊物，有出版，有书市，有炒作。峰回路转，层峦叠嶂。
蓦然回首，才见一片平地，那是养育我，养育了中华民族的大地。中国文化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文坛”之类只是“叶”，那地上的，才是林。
布衣文化并没有被扑灭净尽。在这尘嚣日上的世间，父亲的人生与价值，却不是我辈可以替代和延续的。这是被疏离、间隔了半个世纪的另一种人生与文化。
仍然存在着一种与世无争的独立的文化。在古代，它独立于宫廷和儒林之外。它包容了中华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大量的野史，及被放逐者们的文化。哪一位大文学家不是在被放逐的时候才大放光芒呢？
在当世，它依然被那些天赋高超，气质清明的人们传承下来了，它是剿不灭的。正如父亲最后一天对我念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它无名有品，无位有尊。
近又有人说“支持中国文化的只是陈寅恪与俞平伯”，那是“只知有冰山不知有大海”的见识。陈、俞们闻之定亦不敢附同的。名人们只是海上冰峰，大的还在水下。
而脱离这份民间生机的人，是最易被折断的。
我幸而生于布衣之家，幸而以布衣之父为启蒙之师。
顺便说一句，现在到处“寻找民间”，也成一种时尚和广告。印度诗哲泰戈尔有个寓言。上帝说：愚人，我就在你身边。可那人却仍抛弃了妻儿去寻找上帝。“民间”，就在你生活的地上静谧地展现着。
只有那些不怕“世纪时尚”的人们，那些仍在过着自己习惯的日子，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的人，是在生活着，是在民间。而那些跑得太快的人，可能会犯“抛弃自己”的错误。
平地，才是生命与创造活力，风采风格的本源。平地端着高山。平地是高山的凸起之座盘。那里有更多真的人生，因此含着永恒之美，美的理想，美景美情，美人美文，美好前程，美好的祖国与事业，有千死而不悔的中国之人生。
在怀父的悲痛中，我又饱尝着中国文化的两难处境。
我父亲是从童蒙到离世，没有一天不读书写字的。他将此作为生活有无“质量”的标准。离世前一天，他还写了一幅韩愈的《马说》。当他对我念：“不得以‘千里’称之”一句时，泪已盈眶。在最后的时刻，父亲仍是一位志士。
我知道，父亲是只愿意我远走高飞的。他看够底层愚昧对人才的绞杀，寄希望于文化的高层。何况，我也正是进入了北大，才改变了命运的。
但遨游京华十载，我亦看透了金字塔上那截所谓上层文化的种种丑陋。其实，父亲是比他所敬重着的许多人，比高峰上的人们更为高洁和儒雅，更为博学与精深的，也更为独立与真纯。这正是我内心中深所痛惜父亲的地方。我都不忍心将真相告诉他：许多人并不配父亲这样的牵挂与热爱。
每每看到，我父母具有的那种不愿意麻烦别人与耽误别人时间的平民品性。它内含的谦逊与尊严，其实几近于圣人。不由想到“文坛上”很多人缺乏常人的品行。
永远看见父亲在前引领着我，那布衣的平地上有广袤自由的生与生之文化。我的生命在斯。所谓名山大川，只是我的“游历”。我流着平民的血。
永远梦见，在故乡的小楼上，我父亲的父亲张柱，亲手书写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以为对子。
从“花落知多少”的春夜，到“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我没有走出，也不想走出父亲给予我的这个世界。“布衣之女”的称号，对于我来说才是“得其所哉”的。
而京城北大，对于我是一个穷孩子的童话。我是千古往来中幸运的穷孩子。我竟能“举手够着天”，并与若干大师们相通若素，令我的乡邻们叹然。
其实真正的高山正是站立在平地上的，父亲与这些大师们是同根的。父亲这样的人，是一座没有隆起的山脉，有群山之势，而无秀峰之巅。
在我入学的那两届，北大真的是布衣满眼。它由于我们这辈人沾满风尘的来历，而充满平民意识，几似蔡元培初创时期再现。此前，它一度被变为一所政治贵胄学校，现在，也许又有某种“知识贵族”的味道了。
有一块平地若隐若现，在时空里，在文化里，在人世间。我的脚步落在这里，它托着我，使我不致失空高阁。那是我该回去的地方。
我又看见父亲，那不急不躁的面色，他徜徉于华山昆水之间，向那卖海鸥食的老人缓缓摇手，走过的样子。他在做一次散步，即回。
父亲那样子是在对我说：离那些该远的东西更远一些，向那些本来是你的东西，走近去些。
~the end~
作者简介：
大家：黄永玉 刘瑜 苏童 野夫 严峰 杨振宁 樊锦诗 艾芬 林青霞 巴金 王小波 齐邦媛 王安忆 白先勇 钱锺书 史铁生 余华
赠书活动：闫红 刀尔登 诺澄 毛姆 石黑一雄 南渡北归 白鲸 狂流 陈行甲专辑：方方记录 方方读者日记 武汉故事 菊子 侠非侠 小草 愚石 陈行甲 硅谷医生 二湘专辑
大家·时评·大学·疫后·人间事·万花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