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演唱会盛况空前，重返颓而不废的八十年代 | 二湘空间
思想的碰撞 民声的回鸣
视频号直播截图
编者按：昨天崔健的视频号演唱会盛况空前，4千万观众，1亿点赞，”老子根本没有变”成为2022的金句。大家这么激动，一是因为疫情，都憋疯了，都想跟着老崔吼一嗓子，二来是大家怀念那个热血奔腾，朝气蓬勃的八十年代。昨天的文章《4千万人同听崔健，老子根本没有变，永远愤怒，永远仰望星空 》许多留言是关于八十年代的。
读者凡夫说：崔健的成就前无古人，而且迎合了众人当下怀念那个特殊年代的情结：从混沌迷茫中回归人性，迎来百花齐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无法比肩思想奔涌的春秋时代，虽然短暂如昙花，但留给人们美好的记忆和永远的怀念。因为短暂，所以今天人们每每念及，无不唏嘘慨叹。八十年代，那是一个烟火与诗情迸发的年代，是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情怀的年代，一个思想自由奔放，百花争艳的年代。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八十年代，这三个比较合适：年轻---真诚---单纯。
读者凌海波说：那是个《明天会更好》《让世界充满爱》《we are the world》的年代。那是个拥抱诗歌和哲学的年代。那是个真心相信“钱不是万能”的年代。那是个中日友好、中美友好的年代。那是个能呐喊能热血的年代。那是个金光闪闪的年代。
读者儒派说：八十年代，文化启蒙先驱们让我们这些一叶障目者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主义，我们可以追求一切美好，我们可以追求比我们現有更好的一切！
读者杰克刘说：八十年代到处都充满了希望， 人人可以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 ，抗争不公，鞭挞讽刺， 只是没想到那是最好的时代。
读者内心深处说：八十年代，一个觉醒的年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一个五彩斑斓的年代，一个珍贵的的年代。
读者林子说：作为六零后，非常怀念八十年代，那是激情澎湃的年代，那是精神自由的年代，那是万物恣意生长的年代，那是没有那么物质的年代！
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一个崇尚自由梦想和独立思考的年代，那是一个年轻人喝了酒会到处撒疯，到处摔酒瓶子的年代。今天刊发贵州作家戴冰写的一篇文章，聆听摇滚，怀念青春，重返颓而不废的八十年代。
那时表弟认识一个打架子鼓的朋友，小脸上一半是眼镜，某次他带来一盘杰克逊的新带子，放出其中一首，要求我们仔细听。放完之后他抬起脸来，用几近哽咽的声音说，他从杰克逊狂燥的音乐深处听出了一种隐秘而低徊的忧郁。你们听见了吗？他问。这个朋友后来因吸毒猝死在他的单人床上。
几年之后，在已经听了大量不同流派的摇滚之后，我曾煞有介事地总结道：摇滚是继酗酒、吸毒还有梦乡之外，第四种暂别人世的方式。这样说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不再听杰克逊了，嫌弃他不过是通俗摇滚。
但事后看来，这句话实则还是根植于对杰克逊的那种最初印象，根植于那些默不作声的夜晚和那个小脸的鼓手，他说话时的表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仿佛他在某个神秘的瞬间突然洞悉了天机。杰克逊于我，有点像是一记响亮的开场锣，咣的一声，我的青春期这才真的开始了。
让我不再沉迷于杰克逊的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美国人是迪克斯坦，中国人是崔健。
在《伊甸园之门》一书里，迪克斯坦冷峻而不无伤感地回顾了美国的六十年代，其中有一章专门谈到了摇滚，正是从这本书里，我第一次知道摇滚的滥觞之地是如何看待真正的摇滚的，从此坚信真正的摇滚不仅是一种音乐，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立场和一种力量；是真诚到真实的拼死一跃，是世俗的泥尘里开出的精英之花……但我的外语从来没有及格过，所以我聆听西方摇滚的过程，不过是抱着迪克斯坦的抽象理念，一厢情愿地试图在那些听不懂歌词的音乐里寻找印证的过程。
这个时候，崔健出现了，我自以为在其中落实了所有对于摇滚的理想。还记得一九八六年第一次听《一无所有》，那感觉不只是耳目一新，完全可以用涤污除垢天青气爽来形容。
但从头至尾，最喜欢的还是他的《花房姑娘》和《一块红布》，前者那粗砺的深情所达到的美学意境，我以为至今无人可以比拟，而后者的主题如此壮阔深邃，却又表现得如此具象具体，以极传统极民族的香草美人喻国家民族的方式，概括了整整几代人的命运，不仅是摇滚的，更是中国摇滚的。
崔健的音乐，是摇滚精神与中国现实的完美呈现，于中国摇滚的意义，在我看来，犹如北岛之于新诗史，罗大佑之于流行乐，或者更甚而过之。
一九九二年冬，崔健第一次来到贵阳，在省体育馆演唱三场，我观看了其中一场，那狂热的场面至今历历如新：每个人都举着一根蜡烛，随着节奏挥舞，同时跺脚狂喊呐叫，每一排人的头发都被后一排人手中滴下的烛油凝结成块；《一块红布》开唱之前，音乐与灯光陡然消失，满眼只见烛光成团，飞舞摇曳，冉冉如夜空群萤，随后前奏响起，两秒之后，欢呼声亦如海潮般随之而至……
那场面让人不由得想起迪克斯坦在描写鲍勃·迪伦某场演唱会时使用的语言：“音乐会接近尾声时，全场到处亮起了火柴和打火机——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不朽点燃了一支蜡烛——随着迪伦演唱《像一块滚石》，彬彬有礼的人群怀着同代人团结一心的激情向前拥去。……人们沉浸在一片狂热中，经历了一个罕见的、充满自发激情的时刻。或者六十年代的生气犹存，应当从这些虽然别扭但令人愉快的回忆仪式中得到挽救……”
据说三场演唱会结束之后，省体育馆六千余张椅子被踩坏了近千张……
因为摇滚、杰克逊、迪克斯坦和崔健，还因为个体对于激荡青春的记忆，我总固执地把中国的八十年代与美国的六十年代相提并论，固执地把不同国度的两个时代看成是同一个时代，把自己和自己的同代人看成是另一个国度另一个时代的灵魂映像……
但仅仅转念间，摇滚的时代就已然渐行渐远——不是作为音乐的摇滚渐行渐远，而是作为文化的摇滚渐行渐远。商业时代在中国不可逆转的来临，已经改变了整整几代人的生命理念，最终令摇滚丧失了它的现实坐标，不得不呈现为一种“历史的无物之阵”。
据说崔健还在一些酒吧里演唱，票价虽然不菲却早早销售一空，是哪些人还在听崔健的演唱？这个问题我不得而知，但我猜测会有许多如我这个年纪的人身处其中，坐在靠门的一张椅子上，聆听摇滚，怀念青春，以第四种方式重返伊甸园，重返颓而不废的八十年代。
戴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我们远离奇迹》、《心域钩沉》、《惊虹》等。1995年获贵州省首届政府文学奖、首届山花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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