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历史的经验：中国人口发展报告（1949~2018）》整理形成
我国人口生育率受到很强的政策干预和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在70-80年代，表现为以政策因素为主；1990年代表现为一半是政策因素影响、一半是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生育率下降主要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当前突出面临的人口问题，到21世纪中叶之前，中国将一直延续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增长、老龄人口比例逐渐提高的总体趋势。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头30年里，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主要是由东南半壁迁往西北半壁、由沿海迁往内地和边疆，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逆转性变化。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人口完成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而且正在经历快速的老龄化和不断扩展的移民过程。据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25-2030年达到峰值并持续下降，人口结构的转变、城镇化和人口空间布局将进一步调整。
中国大陆的人口总量从1949年的5.4亿增长到2018年的13.95亿，其转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基本上是由死亡率下降驱动的人口转变；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到2000年，基本上是由生育率下降驱动的人口转变；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后，我国人口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时期，这标志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业已完成。
70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发生了巨大转变。新中国成立后，生育率水平在较长时间内较高；到1970年代，生育率快速下跌；1990年代，我国进入低生育率水平阶段，且数据继续下降，2000年以后，我国生育率维持在稳定的低水平状态。1949年到2018年，生育率从36‰下降到的10.94‰，总和生育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也从50-60年代的6-7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实际上超前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具有超前人口转变和快速人口转变的特点。
▌政策红利下，现代化进程与经济社会变化仍在推动生育率下降我国人口生育率受到很强的政策干预和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在70-80年代，表现为以政策因素为主；1990年代表现为一半是政策因素影响、一半是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生育率下降主要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一、1970年代是我国实行“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的时期，也是我国生育率下降最快的时期。在1970-1979年，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5.8下降到2.8。二、1980年代实施严格的生育政策控制，但并未推动我国生育率快速下降。一个可行的解释是，如果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没有得到经济社会变化的支持，就难以推动生育率快速下降。这一阶段城乡生育率的差异显著拉大。三、1990-2013年，在生育控制政策保持稳定和略有放松的背景下，经济社会变化推动了我国生育率下降到低生育率水平。四、2013年以来，中国实行宽松的生育政策，但是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有限。我国先后在2013年（单独二孩）和2015年（全面二孩）两次放宽生育控制政策。但政策实施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远低于预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经济社会变化推动了生育率的降低，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变化（如人口的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城市住房价格的快速膨胀、妇女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与这些变化相对应的传统家庭、婚姻与生育文化的变迁等）与一些微观层面（如养育孩子的成本上升、养育孩子的经济回报下降，以及结婚率的下降和离婚率的提高等）都有力推动了我国生育率下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经济整体平稳发展，人口死亡率基本呈不断下降的趋势。1949-1957年，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和公共卫生工作质量的提高，死亡率下降了9.2‰；但1958年后，死亡率重新上升，并在三年困难时期飙升至25.43‰；在一系列政策引导下，死亡率到1962年回落至10.02‰，此后两年延续之前的快速下降趋势；1964年后下降速度放缓，并保持在较低水平波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城乡二元格局下，我国城乡之间的死亡率差距却逐渐弥合，反映出我国农村地区公共卫生的进步。但城市与农村所面临的问题稍有不同：在过去的十年间，农村地区心脏病、脑血管病死亡率上升较快，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率有所下降；而城市地区的死亡率则更加受到工业化社会环境、生活方式因素的影响。
▌人口总量呈增长态势，2000年后基本维持在5‰-7‰总体而言，中国的人口总量始终呈增长态势。1949-195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5‰-25‰的范围内波动，在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显著下降。196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甚至跌至-4.57‰，呈现负增长，但1962年后迅速超过25‰，并维持到1970年。1970-198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5‰降至11‰。1980-1990年出现小幅上升，并呈现波动变化。1990年后，人口增长逐步放缓，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2000-201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维持在5‰-7‰的水平。人口规模变化与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化契合。
▌2000后中国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逐渐减弱人口规模变化势必会影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并对未来几十年的人口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大致呈现下列阶段性特征：1949年到1970年代，人口年龄结构呈现老年人口比重小，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大的特征；197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青少年人口比重由此逐渐下降，而老年人口比重相对持续上升，少子化趋势与老龄化趋势不断深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推进，1980-2000年，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劳动适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总体态势。2000年以后，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出现了“快速老龄化”的趋势，人口红利也开始逐渐减弱。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当前突出面临的人口问题，到21世纪中叶之前，中国将一直延续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增长、老龄人口比例逐渐提高的总体趋势。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占比达到7%，标志着进入老龄化社会，年龄结构转变为老年型。此后，老年人口仍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转变快、历时短，尤其表现在出生率与生育水平的降低导致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
▌第六次普查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21.21，城乡差异明显根据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金字塔”反映的性别结构，我国男性人口始终比女性人口多。若将人口性别结构分解到不同年龄组，可以发现我国人口性别失衡状况主要集中在婴幼儿人口和老年人口。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以第三次人口普查为分割线。在此之前，第一、二次普查反映的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04.88和103.83，但第三次普查就已达到108.47，第六次普查则高达121.21。
1980年代后，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过程呈现了四点特征：一、1980年代后，历年的出生人口除了有高位运行和持续升高的特征，性别波动比也变大。二、出生人口性别比省区间差异明显：1982年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平均值为108.47,标准差为2.04，最大值（安徽112.45）与最小值（西藏101.32）相差11.13。到201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的安徽达到131.07，最低的西藏为100.08。三、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分布有一定地域规律，与中国地势的三级阶梯相吻合。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等地势低平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高，而这些地区基本位于我国地势第三级阶梯；位于地势第二级阶梯的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地，出生人口性别比皆居于中等偏高水平；而位于青藏高原的西藏和新疆，处于地势第一级阶梯，出生人口性别比最低。四、在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条件下，中国的城镇和乡村的经济社会环境不同，生育观念也存在明显差异。1982-201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总体上在城市最低，镇和乡村在历次普查中均高于城市。
▌受经济、体制等因素影响，改革开放后人口迁移方向发生逆转人口分布变化主要发生在东南半壁的沿海与内地之间，人口区域分布的变化直接取决于人口自然增长与迁移变动的区域差异，而后者又受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体制机制因素的深刻影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头30年里，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主要是由东南半壁迁往西北半壁、由沿海迁往内地和边疆，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逆转性变化。
▌人口流动形成巨大规模，2014年达到2.53亿人的峰值70年以来，我国的人口迁移流动已经具有了巨大的规模，成为低生育率背景下影响区域人口分布的最重要因素。总体来看，自1980年代，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飞速增长。1982年有660万流动人口，到1990年，数字翻了约三倍，达到2140万人，而仅仅过了五年，这一数字又翻了约三倍达到7070万人，到2014年达到峰值为2.53亿人。2015年是流动人口数量的转折点，这一年流动人口的规模开始以缓慢的速度逐年下降。与此同时，城镇化率快速增长，从1982年的21.1%上升到2017年的58.5%，2010年达到50%以上后仍保持增势。
▌近30年来中国海外移民存量不断上升，2017年居全球第四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国际移民人数总体呈增长趋势，从37万人增长到接近100万人。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在我国境内并接受普查登记的外籍人员有593832人（男性336245人，女性257587人），计入港澳台地区居民则共1020145人。近30年来，中国海外移民存量的规模不断扩大，到2017年为止已接近1000万人。2017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为9962058人，居全球第四，此规模也是当年国内海外移民存量的近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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